一、美国特使再赴中东斡旋（论文文献综述）
王欢[1]（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熊辛格[2]（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陈振胤[3]（2019）在《中国特使外交研究（1979-20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特使外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国内外学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1979年-2016年的中国特使外交实践为研究对象,考查了中国特使外交的实践特征及其内涵,分析了这一特使外交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进而弥补学界关于这一外交惯例研究的不足,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实践形式的发展。本文认为中国特使外交制度经历了从传统期内特使职能发挥较少,临时性、象征性较为突出,到探索期内由外交部一位同志多次担任某一问题的特使的外交实践逐渐出现,再到发展期内先在相关领域派遣一位同志长期负责,再视局势发展适时设立常设问题特使,常设问题特使逐渐增多,部分主管部门直接主导特使外交的实践开始出现的发展历程。实践上,中国的特使外交与西方国家的特使外交在发挥作用上并无二致,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特使的来源与其代表含义。西方特使的人员来源比较驳杂,代表的更多是国家元首个人,而中国特使都由中国政府官员出任,在对外活动中均代表中国政府。其中礼仪性特使要求代表层级,政治性特使要求代表专业。这是由中西方不同的国家制度所决定的。理论上,代表来源和代表性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的特使外交在理论层次上并非西方语境下首脑外交的延伸,其仍是中国政府外交手段中的一项工具。中国政府凭借其代表性释放政治信号;凭借其高层次性提升沟通渠道;凭借其较强专业性保障交流成果;凭借其公开性彰显国际责任,传递国家理念,塑造国家形象;凭借其工具性服务于外交大局。
吕锡月[4]（2019）在《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矛盾,这一事件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辞职有直接关系。赫尔利在华后期,既无法遏制国共日益激烈的军事冲突,也失去了充当第三方调处者的中立属性,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赫尔利不顾中国国情,机械地执行美国对华政策。基于杜鲁门的对华声明,马歇尔的新使命似乎是试图改变美国在国共之间业已出现的失衡及维护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道义上的形象,以使中国政局朝着可控的有利于美国的一面发展。然而,从马歇尔在华期间的实际作为来看:其调处第一阶段调处尚属中立,第二阶段则有助蒋内战之嫌。第一阶段中,马歇尔促使国共签订停战令,组织整军谈判,协调各方达成政协决议,此间国民党妥协较大,中共得利不少。第二阶段的调处,专注于东北地区,中共在东北捷足先登,马歇尔多有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之举动,以使东北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简言之,全国范围内中共处于弱势,马歇尔支持中共的政治诉求;国民党接收东北处于弱势,马歇尔则帮助国民党武力接收东北。尽管他一直试图扮演不偏不倚的角色,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国共都认为马歇尔支持对方。他一方面以军事禁运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接受调处,一方面又同意美国出让战时剩余物资给国民党,其目的是支持国民党通过自我改革,容纳共产党,建立稳定、民主的统治,而又不失去共产党,引起苏联的干涉。毋庸置疑,无论是在价值取向,还是在实际援助上,在国共两党之间,美国更倾向于国民党。而国民党也从美国获益甚大,甚至把美国当做支撑国内统治的靠山。由此造成的“援蒋”、“扶蒋”的意味甚浓,在中共一方看来,尤其如此。然而,“扶蒋”未必反共。一方面,与一个反对派在和平相处中来竞争,按照美国的政治思维,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中共也是美国在中国要打的牌之一,以要挟国民党政府,使美国在华利益最大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与中共保持接触,并建立一定的友好关系对美国在华利益都是积极的,更何况如此一来也能起到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的怀抱。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明显的战略意图,就是努力打造一个亲美的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特别是能容纳共产党的国民党政府。然而,在实际问题上,特别是具体介入国共之争的时候,美国的意图往往失衡失措。马歇尔调处试图维护国共在实际强弱上的平衡;强的让它继续强,弱的让它继续弱。问题是国民党要更强,共产党则不愿意过弱。国民党有一种实力上的优越感,共产党则有一种政治上和民意上的优越感,彼此的优越感使双方都不愿过多让步。他们之所以都同意马歇尔居中调停,乃是希望依靠美国的压力来获得自己更大的权益。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背景下,无论蒋介石和国民党怎样对美国不满,在心理上与美国仍然会有“一体”的感觉;而中共与美国无论走的多近,都会有难以化解的隔膜。而美国对国共两党也自然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少数美国外交官没有能够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张弘杨[5]（2018）在《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际法的研究已经延伸到各个领域,从外太空到深海洋底,从版权问题到人道主义救援。各国之间已习惯于通过国际法解决争端。虽然国际大环境总体稳定,但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进入21世纪,宗教作为当今精神文明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大多数区域冲突或多或少有宗教因素的存在。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抬头,使得国际法近些年的发展也拓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如今在推进全球治理的国际社会,如何治理宗教冲突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中之重。本文旨在从宗教冲突解决的预防、介入与善后过程和解决宗教冲突的主体,对宗教冲突的国际解决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首先概括出宗教冲突的概念及表现形式,然后对宗教冲突治理机制的演变进行阶段性描述和特点总结,并分析当今国际宗教冲突的主要原因,进而考察宗教冲突国际法治理机制的概念以及相关国际法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和第三方国家,并从预防、介入和善后三个治理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在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机制部分,主要论述了在国际法的框架下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宗教冲突的治理,包括以联合国为主导、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宗教冲突治理机制模型。通过介入、和平解决争端和善后重建等不同阶段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处理宗教冲突机制的梳理,包括对宗教冲突的司法解决与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罪行的追诉等。在非政府国际组织治理机制部分,主要研究了宗教非政府组织对宗教冲突的治理,包括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型及其具有宗教性和非政府性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宗教非政府组织通过国际法的手段对宗教冲突进行干预与预防;另一方面又通过经济、文化等手段化解宗教冲突,推动不同宗教保持日常接触与交往,避免爆发宗教间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在第三方国家的治理机制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家对宗教冲突的治理。国家介入宗教冲突对解决冲突、维护和平具有“短平快”的特点。这部分探讨了国家主权原则、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及战后难民与重建等问题。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角色,在治理国际宗教冲突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与作为第三方国家,积极参与了宗教冲突的治理过程。参与宗教冲突治理的经验也有利于我国治理国内宗教冲突,为我国的持续发展和稳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
杨成杰[6]（2018）在《我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研究 ——以“苏丹1.28人质事件”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远赴海外高危地区工作、生活,面临的海外安全风险逐年增加。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不断增加,不仅给受害者家庭带来巨大悲痛,也对我海外工程项目的推进带来不小影响,更对我国政府的应对此类危机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极大的考验。维护好广大海外公民人身安全利益不仅成为我国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内容,更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同时,也是政府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建设。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从危机管理视角出发,以4R模型为理论基础,首先分析了该模型在海外公民遭绑架危机事件上的适用性,进而以“苏丹1.28人质绑架事件”为例,利用4R模型对该危机事件的危机缩减、预备、反应和恢复阶段进行分析,并剖析我政府在此类危机应对中的问题。随后,本文又以美国为例,分析该国政府在此类危机事件的四个阶段是如何开展危机管理的,再将中美两国在同类事件中的危机管理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进一步指出我国政府在相关危机管理中有待改进之处。最后,本文尝试对我国政府应对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予以完善。一方面,通过对前文实证分析部分的剖析,引出此类危机管理体系完善的重点和路径,并提出对原有4R危机管理模型进行修正,强调并突出“协同与协调”环节,形成全新的4R危机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和建议。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分析和建议,能够对海外公民的安全保护工作有所推进,进一步完善对于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展现我政府“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宗旨,从根本上改善我海外公民的安全状况。
李景然[7]（2017）在《巴以和谈与国际社会促谈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巴以和谈在传统的“零和思维”及其路径依赖下已陷入“以暴制暴”的安全困境,并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之一,但也是考验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全球影响力的“试金石”。本论文以巴以和谈为研究对象,在全球治理的理论视阈下从国际组织、主权国家两个层面来考察联合国、美欧、俄罗斯及中国等国际社会多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尤其致力于巴以冲突难题治理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联合国的受制型促谈模式、美欧的主导型促谈模式、俄罗斯的务实型促谈模式等在政策立场、机制建设和项目运作方面之异同、评估了这三类促谈模式对巴以和谈进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旨在彰显中国促谈模式之于国际社会合力促谈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并分析其在政策、制度与路径等方面的独特贡献,进而对进一步建设性地推动巴以和谈进程提出了对策建言,由此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逻辑关系。联合国受制型促谈模式是因为尽管关于巴以和谈进程出台了一系列决议、方案、政策,但因联合国促谈执行机制与决策力受制于美国的掣肘而实效低下、倍受牵制。美欧主导型促谈模式发挥的影响力不尽相同,欧盟倡导经济合作及提供援助,美国在立场、执行上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援助明显具有倾向性。俄罗斯务实型促谈模式具有务实与灵活的“平衡器”特色,三类各自都对巴以和谈进程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却难以根治巴以冲突顽疾。因此,一个在政策理念、机制建设、行动方式上均有所创新与突破的全新促和模式的运用迫在眉睫。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梳理,本文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安全经济人文并举的中东和解新模式,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中国贡献”尤为独特且意义深远。中国建设型促谈模式的内涵包括政治上坚持“劝和促谈”、经济上坚持“援助合作”、人文上坚持“民心相通”,以及坚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促谈新路径。这不仅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也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抓手,更为中国参与治理全球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田宗会[8]（2016）在《美国对埃及政策研究（1953-1973）》文中研究指明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中东地区成为他们争夺的重要战略区域。随着英法殖民统治势力渐次退出中东,苏联逐步开始向该地区进行渗透与扩张,从而对美国的中东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埃及作为中东地区具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当代重要地缘政治地位的大国,起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领袖的作用,引起了美苏的高度重视。美国为了维护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将埃及视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重要战略支点,把引导阿拉伯世界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重要堡垒看作是美国冷战时期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尝试以宏观世界史的视角为论述的出发点和现实基础,系统地考察了美国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埃及的“拉拢”、“平衡”、“援助”、“强硬”与“缓和”的政策历史进程,揭示了美国对埃及政策特点、实质及其对中东格局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借鉴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以便做到更加客观全面地阐述有关问题。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四章。前言和结语分别探讨了研究缘起及主要观点。第一章考察了美国埃及政策的形成背景。二战期间,中东地缘战略地位凸显,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美国石油政策和中东战略的重要目标。二战结束后,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冲击着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地位,苏联趁机向中东地区渗透。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寻求地区大国的支持,杜鲁门政府对埃及实施了积极的“拉拢”政策。第二章阐释了美国埃及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演变因素。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既是美苏冷战激烈的对抗期,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泛起的高潮期。为了反击苏联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和渗透,团结盟友、缓和阿以关系,引导纳赛尔民族主义为旗帜的阿拉伯世界成为美国反苏联盟的重要支点,促成了《英埃协定》签订,巴格达条约组织建立;实施了平衡阿以关系的“阿尔法计划”、边缘化埃及的“欧米茄计划”和孤立埃及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第三章揭示了肯尼迪政府时期实施“和平战略”的实质。为防止埃及进一步导向苏联,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粮食换和平计划”,对冲了苏联在埃及的援助,缓解了美埃关系。约翰逊政府时期,在和解埃以关系失败的情况下,对埃及采取了逐渐“强硬”的政策,并默许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打击了纳赛尔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势头。美国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政策,导致美埃关系的破裂。第四章探究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埃及的“缓和”政策。20世纪70年代,美苏由对抗走向缓和。萨达特为打破埃以之间“不战不和”的对抗局面,发动了“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后,美国通过基辛格“穿梭外交”的“缓和”政策,主导并推动了埃以一系列重要协议的签署,美国与埃及恢复了外交关系,排挤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结论部分在总结美苏冷战背景下美国埃及政策的演变过程、政策特点及其对中东格局深远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影响美国埃及政策的深层原因:美苏冷战,阿以和平,阿拉伯民族主义,犹太利益集团及美国总统选举等国内政治因素,多维度深层次地揭示了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实质。
熊小飞[9]（2016）在《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研究 ——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是二战以来人类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两伊战争引起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严重忧虑和关注。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在战争中采取“中立”政策,以期造成两伊双方两败俱伤。在战争期间,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欧洲共同体等五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积极斡旋于两伊双方,开展了大量调解工作。本文主要探讨两伊战争期间国际组织与两伊双方的协调关系。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阐述与两伊战争密切相关的国际组织简介;第二章论述联合国与两伊战争。联合国在两伊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也最富有成效,但在战争早期联合国调节缺乏积极性,力度明显经历了由弱到强的转变,到最后伊朗接受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才宣告两伊战争结束;第三章论述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与两伊战争。鉴于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大家庭和伊斯兰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而伊朗则属于伊斯兰世界大国,围绕两伊战争,阿拉伯世界面临利益分化和改组。伊斯兰会议组织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在成员国构成问题上是“同心圆”关系,即伊斯兰会议组织（57个成员国）涵盖了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而海湾合作委员会所属的海湾六国既是阿盟成员国,又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由于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基本上在处理两伊战争问题上趋向于一致,所以笔者试图将这两个组织与两伊战争关系做统一梳理;第四章论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两伊战争。第五章论述欧洲共同体与两伊战争,欧共体在两伊战争中虽宣告中立,但其主要成员国在战争中倾向于支持伊拉克。在八年的两伊战争期间,这五个国际组织对两伊战争进程有着实质性影响。但它们对两伊进行的调斡、调停工作在战争前期均无任何实际效果。毫无疑问,两伊战争之所以结束是因为伊朗的综合国力消失殆尽才被迫接受联合国598号决议,可以说两伊战争的结束也是各国际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
陈海懿[10]（2015）在《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在二战胜利前后确立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这种政策主导之下的对华援助一直是中美外交上的一个争议性问题。战后,针对美国应该如何援助国民党政权,援助的程度应如何设定等诸多问题,美国内部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有不同的主张。当马歇尔、魏德迈等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代表们主张以国民党的改革情况来衡量美国应给予的援助数额,并在援华问题上出现迟疑时,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毫无兴趣的非官方人士却突然强烈呼吁美国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国民党政权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他还利用外交家的经历与身份在华盛顿积极活动,游说国会,联合右翼媒体与共和党议员们为援华制造舆论氛围,迫使民主党政府妥协并实际上采纳了他们的援华意见。这个人就是威廉·克里斯蒂安·蒲立德（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蒲立德是美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是美国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原本主张包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蒲立德走向了对立面,变成了一个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极端“反共主义者”。受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蒲立德强烈主张美国应该主动遏制苏联的扩张和共产主义的蔓延,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格局,确立地缘政治的优势。二战后,蒲立德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远东,关注到了中国。马歇尔使华的失败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使蒲立德担忧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947年7月,蒲立德作为《时代—生活》杂志的代表,来华调查访问两个月,回国后撰写发表了《访华观感》。《访华观感》的发表虽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却使得蒲立德在华盛顿声名鹊起,成为了远东地区的专家,也得到了正在准备以攻击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来赢得194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的青睐。蒲立德不久就成为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之一,在华盛顿各处为援助蒋介石而游说奔走。在1948年援华法案的制定过程中,蒲立德卷入了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斗争之中,并充当了国民党与国会之间的“桥梁”,为援华法案的通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年5月,蒲立德再度来华,受到国民政府的隆重接待。但在1948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再次获胜,蒲立德的政治投机失败,失去政治资源与政治价值的蒲立德与国民党中国也走到了落幕的边缘。虽然蒲立德与中国的真正交往仅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是中国整个政治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战后中美关系激烈博弈反复时期。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国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的援华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蒲立德不仅在美国援华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却鲜为人知的角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蒲立德在美国援华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蒲立德这种对华行为与理念归因于当时特殊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另一方面则试图以蒲立德为个案来探究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从蒲立德的个人视角来分析战后中美关系共识性基础上的鲜为人知的侧面。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内容设置如下:第一章主要追溯蒲立德来中国前的经历,阐述了蒲立德1919年密访莫斯科、担任驻苏大使（1933-1936）和驻法大使期间（1936-1939）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认知的转变,并通过分析《大地球自身》这本书为解构蒲立德战后主张积极援华的言行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叙述了蒲立德1947年访华的背景与经过,并重点介绍了使蒲立德成为远东地区专家的调查报告——《访华观感》及蒲氏美援计划。第三章通过大量的评论与报道来叙述中美各界对《访华观感》的争论,并探究了《访华观感》产生这种巨大影响的原因。第四章研究了作为院外援华集团早期成员之一的蒲立德,通过阐述蒲立德的主张及其参与的美国援华政治活动来分析美国“援蒋派”的运作,从而审视“援华”问题在战后中美关系发展上的影响。第五章主要叙述了蒲立德1948年两次来华的背景与过程,从中可以看到积极为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而奔走的蒲立德,从一个隆重的贵宾变成一个落寞的归客,这映现着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结局。第六章主要是借助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蒲立德1947年与1948年的对华行为与理念进行解读。“美国伟大”的国家利益、“反苏反共”的宗旨和“中国情结”都深刻地反映了“意识形态人”蒲立德的对华行为理念的根源。
二、美国特使再赴中东斡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特使再赴中东斡旋（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 (一)公路类约章 |
| (二)航运类约章 |
| (三)铁路类约章 |
| (四)航空类约章 |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国特使外交研究（197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创新与不足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第一章 中国特使外交的基本属性 |
| 第一节 中国特使的代表含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使的人员来源 |
| 第二章 中国特使外交的实践运用 |
| 第一节 中国特使外交的实践惯例 |
| 第二节 1979-2016年中国特使外交的实践概况 |
| 第三节 中国特使外交的实践作用 |
| 第三章 中国特使外交的制度发展 |
| 第一节 划分方式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制度发展阶段的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979-2016年人民日报刊发特使出访信息整理 |
| 致谢 |
（4）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选题的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选题的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马歇尔调处的背景和缘起 |
|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以来的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策略 |
| 第三节 赫尔利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
| 第四节 马歇尔受命使华 |
| 小结 |
| 第二章 马歇尔调处的序幕(1946.1-2) |
| 第一节 国内各方对马歇尔使华的态度 |
| 第二节 一月停战谈判 |
| 第三节 马歇尔调处与政协会议 |
| 第四节 整军谈判 |
| 小结 |
| 第三章 马歇尔调处的考验——国民党颠覆调处原则(1946.3) |
| 第一节 “顽固势力”对马歇尔调处的干扰 |
| 第二节 六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共与反政协决议 |
| 第三节 国民党对整军方案的否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歇尔调处的转折——东北停战谈判(1946.3-5) |
| 第一节 马歇尔返美前的东北调处 |
| 第二节 吉伦主持下的东北调处 |
| 第三节 东北局势恶化与马歇尔返华调处 |
| 第四节 中共批评马歇尔推行“双重政策” |
| 小结 |
| 第五章 马歇尔调处的关键——东北休战期谈判(1946.6-7) |
| 第一节 休战期谈判发端——再谈军调小组入东北 |
| 第二节 休战期谈判延伸——整军方案修订 |
| 第三节 休战期和谈终结 |
| 小结 |
| 第六章 全面内战中的马歇尔调处(1946.7-8) |
| 第一节 全面内战爆发与马歇尔调处边缘化趋势 |
| 第二节 马歇尔调处方式的调整 |
| 第三节 全面内战下美国援华的立场与中共的态度 |
| 小结 |
| 第七章 马歇尔调处的终章(1946.9-1947.1) |
| 第一节 非正式五人会议 |
| 第二节 张家口停战的僵局 |
| 第三节 马歇尔邀请民主党派调处 |
| 第四节 马歇尔结束调处与美国对华态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
| 二、本文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研究思路、主要创新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概述 |
| 第一节 国际宗教冲突概述 |
| 一、国际宗教冲突的内涵与基本要素 |
| 二、国际宗教冲突的表现形式与民族特性 |
| 三、国际宗教冲突的影响 |
| 四、国际宗教冲突治理的国际法依据 |
| 第二节 国际宗教冲突的原因 |
| 一、全球化与宗教问题国际化 |
| 二、国内制度机制和政策的缺陷 |
| 三、狭隘的宗教意识与宗教排他性的膨胀 |
| 四、冷战的结束与恐怖主义的出现 |
| 第三节 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与国际法难题 |
| 一、宗教冲突的发展与国际治理机制的概念 |
| 二、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的主体 |
| 三、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的治理过程 |
| 四、宗教冲突国际治理带来的国际法难题 |
| 小结 |
| 第二章 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二战前的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 |
| 一、从十字军东征到基督教教派的宗教战争 |
| 二、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 三、二战前宗教冲突治理机制的特点 |
| 第二节 二战后的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 |
| 一、阿以冲突与宗教治理机制 |
| 二、印巴冲突与宗教治理机制 |
| 三、波黑冲突与宗教治理机制 |
| 四、二战结束后宗教冲突治理机制的特点 |
| 第三节 “9·11”事件后国际宗教冲突治理机制 |
| 一、“9·11”事件的发生与国际宗教冲突治理机制 |
| 二、印巴冲突与国际宗教冲突治理机制 |
| 三、“9·11”事件后宗教冲突治理机制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机制 |
| 第一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预防机制 |
| 一、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威性 |
| 二、人权保护与宗教冲突预防 |
| 三、联合国主导的宗教冲突预防 |
| 四、区域组织的冲突预防 |
| 五、专门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协调机制 |
| 第二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介入机制 |
| 一、外交介入 |
| 二、法律解决 |
| 三、维和与人道主义干涉 |
| 第三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善后机制 |
| 一、人道主义救援 |
| 二、司法善后与惩治罪犯 |
| 三、派驻维和部队 |
| 四、战后重建 |
| 第四节 对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机制的评价 |
| 一、关于政府间国际组织预防机制 |
| 二、关于政府间国际组织介入机制 |
| 三、关于政府间国际组织善后机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治理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预防机制 |
| 一、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预防的重要性 |
| 二、文化沟通与理解 |
| 三、人权及宗教自由维护 |
| 四、教育培训 |
| 五、国际经济贸易监督 |
| 第二节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介入机制 |
| 一、祷告 |
| 二、会议处理 |
| 三、法律参与 |
| 第三节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善后援助机制 |
| 一、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人道主义救援 |
| 二、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战后重建 |
| 三、援助机制的效果与合法性 |
| 第四节 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治理机制的评价 |
| 一、整体机制正在形成 |
| 二、机制功能逐渐完善 |
| 三、宗教非政府组织治理机制的前景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机制 |
| 第一节 国家预防机制 |
| 一、宗教冲突国的预防 |
| 二、第三方国家的预防 |
| 第二节 国家介入机制 |
| 一、国际调停 |
| 二、干涉与请求(同意)原则 |
| 第三节 国家善后机制 |
| 一、宗教冲突国参与善后 |
| 二、第三方国家参与善后 |
| 第四节 对国家治理机制的评价 |
| 一、对国家预防机制的评价 |
| 二、对国家介入机制的评价 |
| 三、对国家善后机制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参与的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进程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 |
| 二、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 |
| 三、冷战结束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机制 |
| 一、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预防宗教冲突 |
| 二、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介入宗教冲突 |
| 三、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解决宗教冲突善后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的宗教冲突国际治理的合作组织 |
| 一、上合组织 |
| 二、阿中巴塔成立四国反恐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作为第三方参与宗教冲突解决 |
| 一、中国作为第三方参与国际宗教冲突的预防 |
| 二、中国作为第三方介入国际宗教冲突 |
| 三、中国作为第三方介入宗教冲突的特点 |
| 第五节 中国作为第三方处理善后事务 |
| 一、签署交流合作协议 |
| 二、经济建设援助 |
| 三、文化培训与援助 |
| 小结 |
| 结语：中国参与国际宗教冲突治理 |
| 一、国际宗教冲突治理的经验总结 |
| 二、中国参与治理宗教国际冲突的大趋势 |
| 三、中国参与全球宗教治理的新时代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我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研究 ——以“苏丹1.28人质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政府海外危机管理 |
| 二、海外公民安全保护 |
| 第二节 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 |
| 一、绑架类突发安全事件 |
| 二、绑架类事件中的相关利益方分析 |
| 第三节 危机管理4R模型及理论框架 |
| 一、绑架事件危机管理相关理论 |
| 二、危机管理的4R模型 |
| 三、4R模型在绑架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及适用性 |
| 第三章 我国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危机管理手段 |
| 一、我国对海外公民的领事保护及外交保护 |
| 二、我国对海外公民保护的发展历程 |
| 三、我国当前对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的应对体系 |
| 第二节 我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的实例分析 |
| 一、苏丹“1.28”中国人质遭绑架事件回顾 |
| 二、基于4R模型的绑架类事件危机管理实例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实例的我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问题分析 |
| 一、风险的管理及其影响力的缩减不力 |
| 二、危机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完善 |
| 三、危机管理相关利益方的考量不全 |
| 四、善后与追责工作亟待加强 |
| 第四章 美国政府针对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的危机管理 |
| 第一节 美国政府在此类事件危机管理上的经验和做法 |
| 一、有力的风险管理与控制 |
| 二、多层次的危机管理体制设置 |
| 三、完善的预警与预案机制 |
| 四、丰富的危机应对策略 |
| 五、以事件为中心的协调与共享 |
| 六、卓有成效的危机善后管理工作 |
| 七、美国政府在此类危机管理上的不足 |
| 第二节 中美两国在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上的对比分析 |
| 一、危机管理缩减阶段 |
| 二、危机管理预备阶段 |
| 三、危机管理反应阶段 |
| 四、危机管理恢复阶段 |
| 五、中国政府在此类危机管理上的优势 |
| 第五章 完善我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 |
| 一、现有危机管理体系完善的理论原则 |
| 二、现有危机管理体系完善的重点与路径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体系完善的政策建议 |
| 一、强化政府对风险和人员的管理 |
| 二、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建设 |
| 三、丰富策略与协调参与 |
| 四、加强对危机的善后管理 |
| 五、将协同与协调环节贯穿于新4R危机管理体系 |
| 第三节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巴以和谈与国际社会促谈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解读 |
| 第三节 基本理论解析 |
| 第四节 本论文基本题解 |
| 第一章 国际社会与巴以和谈进程概述 |
| 第一节 巴以和谈进程的主要历史阶段 |
| 一、巴以和谈的第一个十年（1990-1999） |
| 二、巴以和谈的第二个十年（2000-2009） |
| 三、巴以和谈的第三个十年（2010-今） |
| 第二节 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 |
| 一、巴以冲突陷入“零和博弈”困境 |
| 二、有关“最终地位问题”的和谈障碍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与巴以和谈进程 |
| 一、联合国与巴以和谈进程 |
| 二、美欧与巴以和谈进程 |
| 三、中俄与巴以和谈进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社会主要促谈模式比较 |
| 第一节 联合国的受制型促谈模式 |
| 一、联合国促谈的基本政策立场 |
| 二、联合国促谈的主要机制建设 |
| 三、联合国促谈的重要项目运作 |
| 第二节 美欧的主导型促谈模式 |
| 一、美欧促谈的基本政策立场 |
| 二、美欧促谈的主要机制建设 |
| 三、美欧促谈的重要项目运作 |
| 第三节 俄罗斯的务实型促谈模式 |
| 一、俄罗斯促谈的基本政策立场 |
| 二、俄罗斯促谈的主要机制建设 |
| 三、俄罗斯促谈的重要项目运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社会主要促谈模式影响评估 |
| 第一节 联合国“受制型促谈”对巴以和谈进程的影响 |
| 一、联合国的促谈决议与声明不少但话语影响力遭阻受限 |
| 二、联合国在促谈执行机制与决策力上受美国掣肘而实效低下 |
| 三、联合国在巴被占领土上发挥了务实但有限的作用 |
| 第二节 美欧“主导型促谈”对巴以和谈进程的影响 |
| 一、美国的路径依赖致使巴以双方陷入安全困境 |
| 二、欧盟主导的经济合作与援助为巴以和谈提供制度借鉴 |
| 第三节 俄罗斯“务实型促谈”对巴以和谈进程的影响 |
| 一、俄罗斯促谈的实质性影响较为有限 |
| 二、俄罗斯促谈中的务实与灵活的特色明显 |
| 三、俄罗斯在推动巴以和谈进程中的“平衡器”作用不容忽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建设型促谈”模式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对巴以和谈进程的政策贡献 |
| 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 二、坚持和平谈判的“两国方案” |
| 第二节 中国对巴以和谈进程的制度贡献 |
| 一、中东特使机制 |
| 二、中阿合作论坛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对巴以和谈进程的路径贡献 |
| 一、劝和促谈 |
| 二、道义援助 |
| 小结 |
| 第五章 关于进一步推动巴以和谈进程的对策建言 |
| 第一节 应在联合国主导下国际社会合力推动巴以和谈进程 |
| 一、应坚持联合国是中国多边外交的核心地位 |
| 二、以“四方机制”为基础不断创新促谈机制 |
| 三、在“劝和促谈”中推进“民心相通” |
| 第二节 应在全球治理视阈下国际社会共治巴以和解难题 |
| 一、全球共治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
| 二、全球共治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
| 三、全球共治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三节 应在“以合作促和解”的中国倡议下推动和谈进程 |
| 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两国并存”目标 |
| 二、深化对巴勒斯坦经济与道义援助 |
| 三、拓展对以色列经贸与科技合作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美国对埃及政策研究（1953-197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本论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本论题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论题的研究资料构成 |
| 第一章 美国对埃及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美国与埃及的早期关系 |
| 一、“孤立主义”时期美国与埃及的交往 |
| 二、二战期间美国与埃及的关系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苏在埃及的冷战角逐 |
| 一、埃及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
| 二、英国在埃及势力的削弱 |
| 三、苏联对埃及的介入和渗透 |
| 四、美国遏制苏联在埃及的影响 |
| 第三节 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埃及政策 |
| 一、冷战和非殖民化背景下美国的中东战略 |
| 二、美以特殊关系形成及其对埃以关系的影响 |
| 三、美国积极介入埃及废除《英埃同盟条约》 |
| 四、倡议筹建“中东司令部” |
| 小结 |
| 第二章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埃及的政策 |
|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政策的定位 |
| 一、美国视埃及为中东地区遏制战略的重要支点 |
| 二、杜勒斯中东“事实调查之旅” |
| 三、推动《英埃协定》的签订 |
|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以关系的平衡 |
| 一、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立 |
| 二、平衡埃以关系的“阿尔法计划”实施 |
| 三、安德森推动埃以和谈的失败 |
| 第三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政策的调整 |
| 一、实施“欧米茄计划” |
| 二、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 |
| 三、“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美埃关系的新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埃及的政策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埃及政策 |
| 一、肯尼迪政府对埃及的“援助”政策 |
| 二、肯尼迪政府对埃以关系的平衡 |
| 三、北也门内战与美埃关系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的埃及政策 |
| 一、约翰逊政府对埃及政策的调整 |
| 二、对埃及援助政策的新变化 |
| 三、“六五”战争与美国对埃及的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埃及的政策 |
| 第一节 第一届尼克松政府对埃及的政策 |
| 一、尼克松政府对埃及政策的初步制定 |
| 二、“消耗战”时期尼克松政府对埃及的政策 |
| 三、“临时运河协议”中的美埃交涉 |
| 第二节 第二届尼克松政府对埃及的政策 |
| 一、十月战争前夕的美埃关系 |
| 二、十月战争中美国对埃及的政策 |
| 三、美国与埃以“脱离接触” |
| 小结 |
| 结语 |
| 一、美国埃及政策的演变历程 |
| 二、美国埃及政策特点及其影响 |
| 三、影响美国埃及政策的主要因素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研究 ——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与两伊战争密切相关的国际组织简介 |
| 一、两伊战争与国际组织相关性 |
| 二、各主要国际组织简介 |
| （一）联合国 |
| （二）阿拉伯国家联盟 |
| （三）伊斯兰会议组织 |
| （四）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
| （五）欧洲共同体 |
| 第二章 联合国与两伊战争协调关系研究 |
| 一、联合国在两伊战争中采取的措施 |
| （一）联合国秘书长与两伊战争协调关系 |
| （二）联合国安理会与两伊战争协调关系 |
| （三）联合国大会与两伊战争协调关系 |
| 二、联合国对两伊战争的影响 |
| （一）对联合国自身的影响 |
| （二）对两伊战争进程的影响 |
| 第三章 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与两伊战争协调关系研究 |
| 一、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在两伊战争中采取的措施 |
| （一）阿盟秘书长、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调解两伊战争 |
| （二）阿盟召开会议调解两伊战争 |
| （三）伊斯兰会议组织调解两伊战争 |
| 二、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两伊战争的影响 |
| （一）对阿拉伯世界影响 |
| （三）对美苏影响 |
| 第四章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两伊战争协调关系研究 |
| 一、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的措施 |
| （一）海湾六国建立区域性组织 |
| （二）海合会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调解两伊战争 |
| （三）加强其军事防御力量和地区军事合作 |
| （四）保护国际石油运输要道的安全与畅通 |
| （五）召开首脑会议 |
| 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对两伊战争的影响 |
| （一）对海合会自身影响 |
| （二）对两伊影响 |
| 第五章 欧洲共同体与两伊战争协调关系研究 |
| 一、欧洲共同体对两伊战争采取的措施 |
| （一）欧洲共同体召开会议调解两伊战争 |
| （二）围绕两伊战争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开展的活动 |
| 二、欧洲共同体对两伊战争的影响 |
| （一）对欧共体自身影响 |
| （二）对两伊影响 |
| （三）对中东和世界石油市场影响 |
| 第六章 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的历史评价和现实启示 |
| 一、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的历史评价 |
| （一）国际组织调解两伊战争缺乏强制力和影响力 |
| （二）主权国家优先选择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机制 |
| （三）国际组织对两伊战争调解立场和力度各有偏重 |
| （四）国际组织内部包含着集体组织层面和各成员国在内的双重呼声 |
| 二、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的现实启示 |
| （一）良性互动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应有之义 |
| （二）维护地区利益是区域组织遵循的一大准则 |
| （三）共商共享达成共识是国际组织的生命力所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就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概念界定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史料介绍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史料介绍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重点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从国际自由主义者向“反共主义者”转变 |
| 一、巴黎和会期间密访莫斯科 |
| (一) 国际自由主义者出访苏俄 |
| (二) 秘密使团被“否认” |
| 二、美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 |
| (一) 旅居欧洲与第一任驻苏大使 |
| (二) 转变的关键一年: 1935年 |
| 三、驻法大使与二战期间的“辗转” |
| (一) 见证二战爆发的驻法大使 |
| (二) 构建遏制苏联的战后格局 |
| 四、《大地球的自身》出版 |
| (一) 共产主义信条与苏联的成长以及美苏外交政策 |
| (二) 美国的三大利益与自身实力以及遏制苏联战略 |
| 第二章 由“欧洲中心主义者”到远东地区“专家” |
| 一、鲜为人知的中美外交: 1947年蒲立德访华 |
| (一) 中美官方外交与美国对华援助政策 |
| (二) 美国“第四种权力”与鲁斯的媒体帝国 |
| (三) 蒲立德的中国之行 |
| 二、备受瞩目的访华报告:蒲立德在华调查之结果 |
| (一) 《访华观感》出炉 |
| (二) 蒲氏美援方案 |
| 第三章 多方博论: 中美对《访华观感》的反应及其原因分析 |
| 一、中国内部不同政治立场间的论争 |
| (一) 来自国民党政权的欢呼 |
| (二) 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谴责 |
| (三) 来自中间派的称赞与批评 |
| 二、美国军政学各界的分歧与援华进程的推进 |
| (一) 《访华观感》在美国引起的反响 |
| (二) 《访华观感》加重美国内部的政治博弈 |
| 三、《访华观感》产生巨大影响之原因分析 |
| (一) 魏德迈的离华声明及报告公布延迟 |
| (二) 美国舆论引导下的意识形态斗争 |
| (三) 蒲立德报告自身存在的缺陷 |
| 第四章 坚定的“援蒋派”: 从蒲立德看美国内部援华政治运作 |
| 一、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成员 |
| (一) 美国国会游说机制和中国的声音 |
| (二) 院外援华集团和中国帮 |
| (三) “乐辩士”: 蒲立德及其主张 |
| 二、1948年援华法案的“推手” |
| (一) 美国内部对援华的争议 |
| (二) 两党制度下的援华博弈 |
| (三) 国会内外的“联络人” |
| 第五章 蒋氏政权的“中国之诤友”: 1948年蒲立德两度来华分析 |
| 一、寄予厚望的贵宾:1948年5月蒲立德来华 |
| (一) 蒲立德再来中国的背景 |
| (二) 国民政府的全方位接待 |
| (三) 私人性质的“秘密使命” |
| 二、尴尬之行:蒲立德四度来华与落寞归去 |
| (一) 1948年11月来华的“尴尬” |
| (二) 蒲立德“硬着头皮”来华 |
| (三) 预示战后中美关系结局的东亚之行 |
| 第六章 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国家与个人——蒲立德对华行为与理念的解读 |
| 一、“美国伟大”: 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自由主义理念 |
| 二、“反共反苏”: 美苏冷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
| 三、“中国情结”: 红色“傀儡”中国及其远东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蒲立德相关的一些影像记录 |
| 附录二: 院外援华集团和中国帮名单 |
| 附录三: 外国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
| 后记 |
四、美国特使再赴中东斡旋（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中国特使外交研究（1979-2016）[D]. 陈振胤. 厦门大学, 2019(09)
- [4]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研究[D]. 吕锡月.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宗教冲突国际治理机制研究[D]. 张弘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6]我海外公民遭绑架事件危机管理研究 ——以“苏丹1.28人质事件”为例[D]. 杨成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8)
- [7]巴以和谈与国际社会促谈模式比较研究[D]. 李景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
- [8]美国对埃及政策研究（1953-1973）[D]. 田宗会.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2)
- [9]两伊战争中国际组织协调关系研究 ——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例[D]. 熊小飞. 西南大学, 2016(12)
- [10]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关系研究[D]. 陈海懿. 南京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