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耿君[2]（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指出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孙茗杨[3]（2021）在《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中“礼”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礼”在意义上是中华文化中所独有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礼”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革命性的改变。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诸侯竞权争霸,权贵们对“礼”的认识和重视得到了空前提高。战国中山国处于这一思想文化大解放时期,作为游牧民族白狄鲜虞一支所建立的国家,在中原各诸侯国夹缝生存并被承认。在中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山文化。在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造型华丽,端庄大气。中山国处于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在其青铜艺术中既有周礼的影子,也有中原文化的体现。本文立足于战国中山时期的青铜器,从造型、纹饰、铭文三者出发,通过艺术学的视角,分析“礼”在中山青铜器中的艺术演进。本文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是为了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研究时间范围以及器物的范围、本论文研究目标与意义、研究发展现状等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为战国中山国“礼”的形成背景。主要从战国中山国的社会形态与文化背景两方面分析。阐明战国中山“礼”的产生由内外环境因素与区域文化共同作用下生成。第三章主要通过青铜艺术视角下,“礼”通过青铜器的外在显示得以表达,其作为“礼”这一社会形态的器物化表现,主要通过造型、纹饰与铭文这三个方面分析。第四章为战国中山国青铜器中所展现出的“礼”的人文内涵。游牧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文化融合下,中山国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内涵,主要从思想体现、功能体现与“礼”的嬗变三个方面。第五章为战国中山国在青铜器艺术视角下所形成的“礼”的价值观念。中山青铜器所呈现的“礼”对中山国的精神与燕赵文化的形成于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辛颖[4]（2021）在《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探讨中国古代戏剧从上古祭祀歌舞逐渐演进到“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的根源,前辈先贤从“戏”的文字训诂考证寻求答案,然而“戏”只是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之一。“戏”的演化路径只能代表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演进方向。上古祭祀乐舞涵养了中国古代戏剧的萌芽,而汉代乐舞则是中国古代戏剧从乐舞向“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演进的过渡环节。本文拟用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讨论秦汉时期“戏”的具体含义及其表演形态。通过对“戏”字的训诂考源,发现“戏”从“戈”有演武传统;从“虍”有军事活动的性质;从“豆”袭得祭祀功能。通过近古期两周系和六国系“戏”字用例证明,“戏”是具有演武传统和祭祀功能的角抵表演。在秦汉时期,“戏”在角抵的表演形态之外,又受到上古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影响,形成诸如《蚩尤戏》《东海黄公》等角抵演故事的戏剧形态。“戏”并不是中国古代戏剧的统称,而是指具体的表演形态。在汉代,不仅角抵呈现出戏剧形态特征,汉代歌舞百戏中的一些节目也呈现出“演故事”的戏剧形态特征,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是多种“戏”的集合。第二章讨论汉代的司乐机构。“戏”只是中国古代戏剧由乐舞向戏剧演进的个案,汉代乐舞管理机构及职能调整深刻影响了汉代乐舞向戏剧形态演进的进程。汉代的司乐机构由执掌郊庙雅乐的太乐、参与制作郊祀乐舞的乐府以及执掌皇家卤簿的黄门鼓吹三部分组成。相较周秦时期的司乐机构,汉王朝一方面承袭了周秦太乐,继续由太乐执掌郊庙雅乐;另一方面扩大乐府职权,增设黄门鼓吹。具体说来,通过为乐府设置协律都尉,扩大乐府司乐的职权。乐府有采诗入乐的职能,拓展了汉代乐舞的来源和渠道。同时,汉代将边地鼓吹纳入到皇家法驾卤簿,作为仪式乐,也用于赏赐军功。汉代司乐机构及职能调整,不仅拓展了乐舞的来源渠道,汲取民间和西域歌舞;也使得汉代乐舞从礼乐阐释向娱乐观赏转变,形成乐舞的演述形态。第三章讨论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在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是天子“听政”的渠道之一。沿续先秦采诗入乐的传统,在叙事参与下,汉代乐舞实现了由先秦“听政”向汉代“观政”的演述形态转变。歌、舞甚至伎艺表演构成了汉代乐舞“演”的形态,而歌辞、舞辞中的叙事内核则构成了乐舞“述”的内容。在“观政”的诉求下,“观”与“演述”形成了二维互动。汉代乐舞演述形态在留存时“演”与“述”的分离,乐舞形态留存于汉代乐舞画像石（砖）、乐舞人俑等乐舞文物中;而乐舞的歌辞、舞辞则留存于传世文献,形成后世所见的乐府诗。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极具开放性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通过改题创作和模仿乐府古题两种方式生成新的乐舞。第四章讨论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形态。东汉时期对歌舞、角抵、总会仙倡、幻术、戏车等表演概称之为“百戏”。通过传世文献与乐舞文物的双重印证,汉代乐舞中的“百戏”在节目组织形态上呈现出节目团块结构,“百戏”实则是各类节目的集合。乐舞节目的团块结构按照同类归属的原则形成次级“类目”,最终呈现出“百戏——类目——节目”团块结构。乐舞节目的团块结构极具灵活性,可以根据表演时长和表演场地等具体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既可以在大规模广场使用几个类目联演,也可以择取几个类目中的经典节目用于达官贵人府邸的厅堂娱乐。在乐舞、百戏中个别节目高度发达,形成经典剧目。第五章汉代经典剧目属性考辨。由于百戏节目之间以及类目团块之间的松散性,使得这个以节目为基础的团块结构不仅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增减节目,还可以依据广场、园林、厅堂表演过程中随主客喜好任意配搭,经典节目反复搬演,推动汉代乐舞生成诸如《蚩尤戏》《东海黄公》《公莫舞》《优孟衣冠》等经典剧目。经典剧目的出现使得节目在命名上,摆脱以歌、舞或伎艺等以属性命名,而是以叙事内容命名。这就使后世学者误认为中国古代戏剧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用于搬演的成熟戏剧。客观地说,汉代经典剧目只是乐舞反复搬演的结果,剧目是汉代乐舞向戏剧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特征。
王越[5]（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付月[6]（2021）在《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商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商业的飞速发展成为其显着特点。韩赵魏处于天下之中,西有秦,南有楚,东有齐,东北有中山、燕,西北有林胡、楼烦,这里是商品流动的中心,商业发展十分繁荣,分析此地的商业发展状况对于认识战国时期商业的整体情况有一定参考意义。从地理环境看,韩国平原少而山地多,更适合发展工商业。魏国平原多,更适宜发展农业,赵国由山地、高原、平原组成,农业、畜牧业、工商业并存。从交通条件看,三晋处于天下之中,交通发达,陆路形成了以邯郸——大梁——新郑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水路形成了以自然河流和鸿沟组成的交通网。发达的交通使这里成为各诸侯国的物流转运中心。从经济基础上看,春秋时期的晋国也为三晋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晋地区商业繁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工商食官”制度的解体,私商增多,三晋地区出现了主要以冶铁、煮盐为主的大商人。第二,商业的发展,使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出现了“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这样“富冠海内”的大城市,这些城市通常是政治中心和交通便利之处。“市”也比春秋时期规模更大,管理更加完善。同时,由于赵国边疆地区处于与戎狄交接带,出现了富有特色的“军市”。第三,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流通各地,考古资料表明,商业发达的城市,货币流通量也大。赵国货币的出土地区主要在中牟、代、晋阳、九原、邯郸等地。魏国的货币主要出土于大梁与河东一带,韩国货币的出土地主要以新郑、平阳、上党为主。这些城市通常处于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之地,还有一些城市是韩赵魏现在或者曾经的都城。从三晋地区的商业发展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变迁,第一,土地被卷入交换领域,由此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产生。第二,商业发展促进拜金求利的社会风气出现,影响了当时的人际关系,从内部看,使传统家庭组织形式遭到破坏。从外部看,对于传统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冲击。第三,商业发展使各地联系起来,打破原有封闭的地域关系,为专制王权提供了社会基础,商税成为支撑政府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商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出现。此外,三晋地区的商业发展也有其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地方。第一,三晋地区以独具特色的“郑卫之音”与“邯郸娼”闻名于诸侯国,将音乐与舞蹈作为商品进行出售。第二,三晋地区与戎狄为邻,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三晋地区常与少数民族进行商品贸易。第三,三晋地区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战争频繁,民风尚武,兵器铸造技术十分发达,使得这里的兵器制造业十分发达。第四,河东地区池盐资源丰富,池盐贸易发达,是三晋地区商业发展的特点之一。第五,三晋地区是重农抑商思想的发源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薄人众的国情,导致重农抑商思想对三晋地区的影响不大。这里的商业思想主要以白圭“乐观时变”的经商理念、商鞅重农抑商的思想、荀子肯定与限制并存的商业思想为代表。三晋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既有其独有的区域性特色,又有战国时期的整体性特征。从三晋地区商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管窥战国时期商业繁荣的景象。
郭雨曦[7]（2021）在《春秋战国时期礼俗与基层社会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也不例外。用来管理基层社会的手段多种多样,除了刑法等强制性规范,礼俗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礼俗的涵盖范围很广,包括基层社会遵循的礼、乡俗、民间鬼神观念、乡野舆论等方面。基层社会人们日常遵循的礼没有贵族复杂,但对丧葬礼、婚礼、挚见礼、乡饮酒礼等礼仪也是十分重视,礼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士庶阶层转化和学术的下移后,更广泛地传入民间,人们开始接受并主动遵守礼仪,统治者也会加以引导,来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乡俗在民间认可度更高,各地迥异的民俗、以孝悌为代表的纯良民风、乡里间的重学之风等多是百姓们自发形成的乡俗。经历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移风易俗后,乡俗不仅是基层社会人们自我约束的方式,也开始被统治者所左右。信仰是基层社会人们精神层面不可或缺的部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鬼神观念主要有对鬼怪的驱逐、对神灵的信仰、对父母及祖先的祭祀等。即使不同时间段和不同诸侯国的鬼神观念都有所区别,但基层社会人们借此进行自我慰藉加之统治者的引导从而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方式是一致的。民间舆论也是礼俗中很有影响力的部分,不论是“询国人”制度的余留,还是民间流传的诗歌、谣谚等,都能广泛快速地引起基层社会人们的共鸣。统治者为了缓解舆论的压力、安抚基层社会人们情绪,会适当听取舆论意见或有意对舆论进行引导。总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较为明显,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各诸侯国陆续实施变法,加之百家争鸣思想的推动,礼俗对基层社会的影响经历了从基层社会人们自发性管理为主到统治者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干预的过程,这是大势所趋,也是礼俗影响基层社会更系统化的表现。虽然统治者对礼俗的更改可能造成基层社会人们的抵触,礼俗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但由于礼俗具有整合功能,且这种管理模式行之有效,所以被后世所继承并发扬,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闫文娟[8]（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提出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黄宁宁[9]（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林雅琴[10]（2020）在《春秋战国百家游学考略》文中研究表明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解读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目标、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奠基 |
| 一、辽阔的疆域 |
| 二、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 |
| 三、活跃的社会氛围 |
| 第二节 经济基础的支持 |
| 一、日益繁荣的西汉经济 |
| 二、稳定发展的东汉经济 |
| 第三节 儒道思想的影响 |
| 一、儒家思想独尊 |
| 二、道教思想盛行 |
| 第四节 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乐府机构的推动 |
| 一、乐府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二、汉代乐府的职能 |
| 三、太乐及其职能 |
| 四、汉代乐府机构的作用与特点 |
| 第二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民间祭祀乐舞 |
| 一、民间祭祀乐舞产生的思想背景 |
| 二、民间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第二节 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 |
| 一、婚配繁衍的高禖 |
| 二、驱魔除瘟的大傩 |
| 第三节 酒酣乐作的宴饮舞蹈 |
| 一、以舞相属 |
| 二、即兴舞蹈 |
| 三、自娱舞蹈 |
| 第三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 |
| 第一节 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 |
| 一、宫廷乐舞 |
| 二、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文武兼备的宫廷祭祀乐舞 |
| 一、宫廷祭祀乐舞发展脉络 |
| 二、宫廷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三、雅舞理念的延续 |
| 第三节 艺人表演的专业舞蹈 |
| 一、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其对官僚贵族子弟的培养 |
| 二、出身民间的歌舞艺人 |
| 第四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以傅毅《舞赋》为例 |
| 第一节 从《舞赋》看雅舞、俗乐舞的界定 |
| 一、雅舞和俗乐舞功能之别 |
| 二、《舞赋》与俗乐舞的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从《舞赋》看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 |
| 一、美的造型 |
| 二、圆形轨迹 |
| 三、以腰为轴 |
| 四、形神统一 |
| 五、对高难度技巧的追求 |
| 六、服饰、道具与动作的配合 |
| 第三节 《舞赋》对舞蹈意境的描摹 |
| 第五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个案阐释 |
|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长袖舞 |
| 一、袖的分类 |
| 二、长袖舞的特殊结合形式 |
| 三、长袖舞的艺术表现手法 |
| 四、长袖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二节 雄健奔放的盘鼓舞 |
| 一、盘鼓舞其名目 |
| 二、盘鼓舞体现的审美文化信息 |
| 三、盘鼓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玄幻瑰丽的灵星舞 |
| 一、郊祀乐舞 |
| 二、祭地之舞——灵星舞 |
| 三、灵星舞与其他郊祀乐舞的关系 |
| 四、灵星舞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
| 五、灵星舞的审美特征 |
|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百戏舞 |
| 一、百戏中的“舞像”舞 |
| 二、百戏中的道具舞 |
| 三、百戏中的情节舞 |
| 第六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 |
| 第一节 继承中的融合与创造:西汉初中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二节 否定和分化中的新变:西汉末和东汉初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三节 走向成熟和自觉:东汉中晚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七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雄健瑰丽: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 |
| 一、雄健瑰丽之雄健 |
| 二、雄健瑰丽之瑰丽 |
| 三、雄健瑰丽之交融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美丑兼备 |
| 二、本俗求雅 |
| 三、阴柔飞动 |
| 四、以悲为美 |
| 第八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 |
| 一、继往开来 |
| 二、审美走向自觉 |
| 三、空前的交流融汇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 |
| 一、儒家乐舞思想及其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二、多元统一的审美范式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表现与创新的贡献 |
| 二、推动与当代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中“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时间范围与器物范围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4 研究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战国中山国“礼”的生成背景 |
| 2.1 战国中山国的社会形态 |
| 2.1.1 春秋争霸的时代转折 |
| 2.1.2 纵横通达的地域特征 |
| 2.1.3 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 |
| 2.2 战国中山国的文化背景 |
| 2.2.1 厚葬之风盛行 |
| 2.2.2 天命观的承载 |
| 2.2.3 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意识 |
| 第三章 战国中山青铜艺术中“礼”的外显 |
| 3.1 庄重与灵动 |
| 3.1.1 礼器组合中造型的多样与统一 |
| 3.1.2 造型的象征性表达 |
| 3.1.3 对称与均衡的造型美感 |
| 3.2 自由与规制 |
| 3.2.1 明快生动的装饰艺术 |
| 3.2.2 疏朗通达的节奏秩序 |
| 3.2.3 开放包容的美感创造 |
| 3.3 融合与创新 |
| 3.3.1 青铜器铭文的“文饰”特征 |
| 3.3.2 青铜器铭文形式中的“礼” |
| 3.3.3 青铜器铭文内容中的“礼” |
| 第四章 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中“礼”的人文内涵 |
| 4.1 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中“礼”的思想体现 |
| 4.1.1 儒家哲学观 |
| 4.1.2 先秦造物观 |
| 4.2 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中“礼”的功能体现 |
| 4.2.1 身份认同功能 |
| 4.2.2 人、鬼、神的意念体现 |
| 4.2.3 王权的政治理想 |
| 4.3 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看“礼”的嬗变 |
| 4.3.1 礼俗化的宗教信仰 |
| 4.3.2 伦理化的道德表现 |
| 4.3.3 个性化的价值取向 |
| 第五章 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视角下“礼”的价值表达 |
| 5.1 战国中山国“礼”与中山精神 |
| 5.1.1 慷慨悲歌的达观情怀 |
| 5.1.2 超越内心的抗争意识 |
| 5.1.3 勇于担当的责任使命 |
| 5.2 战国中山国“礼”与燕赵文化 |
| 5.2.1 燕赵文化的基因与底色 |
| 5.2.2 燕赵文化的生成与沉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汉代人对“乐”和“百戏”的认知与反思 |
| 1.2.2 汉代乐舞研究史钩沉 |
| 1.2.3 汉代乐府的相关研究述评 |
| 1.2.4 从乐舞文物出发的汉代乐舞研究 |
| 1.2.5 汉代乐舞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考辨“戏”的具体含义及其表演形态 |
| 1.3.2 考察汉代乐舞的管理机构 |
| 1.3.3 论证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1.3.4 分析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戏”字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
| 1.1 “戏”字训诂释义 |
| 1.1.1 例证释“戏”字 |
| 1.1.2 部首拆分释“戏”字 |
| 1.2 “戏”字源流释义 |
| 1.2.1 近古期两周系“戏”字 |
| 1.2.2 近古期六国系“戏”字 |
| 1.3 “戏”的演武传统和祭祀功能 |
| 1.3.1 “戏”从“戈”形成的演武传统 |
| 1.3.2 “戏”从“虍”附加的军事含义 |
| 1.3.3 “戏”从“豆”袭得的祭祀功能 |
| 1.4 角抵戏与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 |
| 1.4.1 商周时期的角抵演武和角抵祭祀 |
| 1.4.2 秦汉时期的角抵娱乐 |
| 1.4.3 从礼乐到娱乐的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嬗递 |
| 第二章 汉代乐舞的司乐机构 |
| 2.1 汉代太乐及职能 |
| 2.1.1 汉代太常职官溯源 |
| 2.1.2 汉代太乐及职能 |
| 2.2 汉代乐府及职能 |
| 2.2.1 乐府建置考源 |
| 2.2.2 乐府司乐职能的衍生 |
| 2.2.3 汉代乐府司乐职能改革 |
| 2.3 汉代黄门署及职能 |
| 2.3.1 黄门职官溯源 |
| 2.3.2 汉代黄门鼓吹及职能 |
| 第三章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3.1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3.1.1 “演述”形态的历史钩沉 |
| 3.1.2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
| 3.1.3 汉代乐舞演述形态的形成机制 |
| 3.2 汉代乐舞“观”与“演”的二维互动 |
| 3.2.1 从“听政”到“观政”的功能嬗递 |
| 3.2.2 “观”对“演”的“述”求 |
| 3.2.3 “观”与“演述”的制约与影响 |
| 3.3 汉代乐舞“演述”形态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
| 3.3.1 演述形态下新乐舞的生成方式 |
| 3.3.2 “演”、“述”分离的留存方式 |
| 3.3.3 汉代乐舞演述形态与中国古代戏剧 |
| 第四章 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形态 |
| 4.1 汉代百戏的认知钩沉 |
| 4.1.1 学界对“百戏”的界定 |
| 4.1.2 学界对汉代百戏的误读 |
| 4.2 汉代百戏源流考辨 |
| 4.2.1 汉代百戏的源流考辨 |
| 4.2.2 汉代百戏的属性辨析 |
| 4.3 汉代百戏的节目团块组织 |
| 4.3.1 汉代百戏与中国古代戏剧 |
| 4.3.2 汉代百戏的节目组织形态 |
| 第五章 汉代典型剧目属性考辨 |
| 5.1 汉代角抵《蚩尤戏》溯源及功能考辨 |
| 5.1.1 关于“蚩尤”的研究现状 |
| 5.1.2 以“蚩尤”为主神的各类祭祀传统 |
| 5.1.3 《蚩尤戏》角抵娱乐功能演进轨迹 |
| 5.2 《公莫舞》属性考释 |
| 5.2.1 前辈先贤对《公莫舞》属性的认识 |
| 5.2.2 《公莫舞》的戏剧属性辨析 |
| 5.2.3 《公莫舞》歌舞属性考释 |
| 5.3 再论《优孟衣冠》的戏剧属性 |
| 5.3.1 关于《优孟衣冠》性质问题的讨论 |
| 5.3.2 《优孟衣冠》戏剧性的来源 |
| 5.3.3 《优孟衣冠》的戏剧属性斟疑 |
| 5.4 《东海黄公》从表演到剧目的逻辑进程及理论意义 |
| 5.4.1 《东海黄公》剧目的属性讨论 |
| 5.4.2 《东海黄公》从表演到剧目的逻辑进程 |
| 5.4.3 《东海黄公》剧目形态的价值和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商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1.传世文献 |
| 2.今人着作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一、三晋地区商业发展条件及基础 |
| (一)三晋地区商业发展的地理和交通条件 |
| 1.“表里山河”与“天下之中”的地理环境与位置 |
| 2.“四海之内若一家”——发达的水陆交通 |
| (二)三晋地区商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
| 1.农业、畜牧业对商业发展的推动 |
| 2.手工业对商业发展的促进 |
| 3.晋国商业为韩赵魏商业发展奠定基础 |
| 二、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商业发展的表现 |
| (一)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商人 |
| 1.“工商食官”解体与私商的来源 |
| 2.“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和大商人致富的主要方式 |
| (二)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 |
| 1.“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
| 2.日益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与军市的出现 |
| (三)战国时期三晋地区铸币的广泛流通 |
| 1.战国时期三晋地区铸币的概况 |
| 2.从货币的出土情况看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商业流通状况 |
| 三、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
| (一)土地买卖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
| 1.土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买卖现象的出现 |
| 2.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
| (二)社会风气变迁 |
| 1.从重义到重利的变迁 |
| 2.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的变迁 |
| 3.从“君臣之义,伦也”到“天下以市道交” |
| 4.从尚简到崇奢的转变 |
| (三)专制主义统治的发展 |
| 1. 商业发展与专制主义统治的对立关系 |
| 2.三晋地区的商业政策与专制主义统治 |
| 四、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商业特点 |
| (一)资源商品化 |
| 1.文化资源商品化——“乐舞的商品化” |
| 2.物质资源商品化 |
| (二)几大商业思想荟萃之地 |
| 1.“乐观时变”的经商理念 |
| 2.“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抑商思想 |
| 3.肯定与限制并存的商业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春秋战国时期礼俗与基层社会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礼俗溯源 |
| (一)礼俗的起源 |
| (二)史前时期的礼俗 |
| (三)夏商西周时期的礼俗 |
| 二、礼与基层社会管理 |
| (一)基层社会遵循的礼 |
| 1.丧礼 |
| 2.婚礼 |
| 3.挚见礼 |
| 4.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礼 |
|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下庶人” |
| 1.士庶阶层转化是“礼下庶人”的重要途径 |
| 2.学术下移加快了“礼下庶人”的进程 |
| (三)礼通过道德约束管理基层社会 |
| 三、乡俗与基层社会管理 |
|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乡俗 |
| 1.各地迥异的民俗 |
| 2.以孝悌为代表的纯良民风 |
| 3.乡里间的重学之风 |
| (二)春秋战国之际的移风易俗 |
| (三)乡俗通过群体认同管理基层社会 |
| 四、民间鬼神观念与基层社会管理 |
| (一)春秋战国时期民间鬼神观念的形式 |
| 1.驱逐鬼怪 |
| 2.信仰神灵 |
| 3.祭祀父母、祖先 |
| (二)春秋战国时期民间鬼神观念的转变与区域差别 |
| 1.民间鬼神观念随时代而变化 |
| 2.各诸侯国民间鬼神观念不同 |
| (三)民间鬼神观念通过精神慰藉管理基层社会 |
| 五、乡野舆论与基层社会管理 |
| (一)春秋战国时期乡野舆论的表现形式 |
| 1.“询国人”制度 |
| 2.诗歌的传诵 |
| 3.谣谚的传播 |
| (二)乡野舆论通过下情上达管理基层社会 |
| 六、礼俗对基层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一)礼俗与基层社会变迁 |
| (二)礼俗对基层社会变迁的积极影响 |
| (三)礼俗对基层社会变迁的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8）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1.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 |
| 2.民生问题的突出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民本资源 |
| 3.发扬并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特殊意义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唯物史观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学界主要观点分歧和评析 |
| (四)进一步研究空间及待深化的问题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唯物史观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 |
| 四、研究的核心问题和思路方法 |
| (一)研究的核心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 |
| 一、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与发展 |
| (二)社会政治方面阶级结构的变迁 |
| (三)意识形态方面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 |
| 二、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民为邦本”的记载 |
| (二)周代的民本思想——敬天保民 |
|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开端——孔子的仁者爱人 |
| (四)墨家的爱民、利民思想 |
| (五)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以老子为代表 |
| 三、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孟子的性善论是其民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其性善论在社会中的实践 |
| 本章小结: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
| 一、民贵君轻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民贵”的出发点——“重民本” |
| (二)民贵君轻思想对君民关系的新认识 |
| 二、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新对君权起源的解释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现代民主的转化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民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实现 |
| 三、对民贵君轻思想的分析 |
| (一)民贵君轻与民意的表达 |
| (二)民贵君轻与原初民权观念的体现 |
| (三)民贵君轻与民主萌芽的出现 |
| (四)民贵君轻与君本位封建阶级基础的关联 |
| 本章小结: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
| 第三章 孟子的仁政思想 |
| 一、仁政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仁政的政治基础——以民为重 |
| (二)仁政的经济基础——井田制 |
| (三)仁政的人性论基础——推恩 |
| (四)仁政的最高原则——仁义 |
| (五)实施仁政的方法——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重教化 |
| 二、对仁政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仁义到修身治国的思想转化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仁政与社会制度的革新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仁政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 |
| 三、对仁政思想的分析 |
| (一)仁政在改善民生中对朴素民生观念的表达 |
| (二)仁政与人民在国家中享有真正权利的区别 |
| (三)仁政的实现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联 |
| 本章小结: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分析孟子的仁政思想 |
| 第四章 孟子的王道思想 |
| 一、王道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王道和霸道区别的源起 |
| (二)王道的前提——民贵君轻 |
| (三)王道的具体措施——施仁政以保民 |
| (四)王道与民本的关系 |
| 二、对王道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王道到王道文化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道与人民的自由结合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保民而王到以人民为中心 |
| 三、对王道思想的分析 |
| (一)王道对中国儒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 |
| (二)王道理想与空想重民的现实困境 |
| (三)王道的实践与相应制度和法律保障的缺乏 |
| 本章小结: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孟子的王道思想 |
| 第五章 孟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 |
| (一)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必要性 |
| (二)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可能性 |
| (三)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边界条件 |
| 二、民贵君轻思想与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对民贵君轻中的“民”和“人民”的区分 |
| (二)汲取民贵君轻中的重民思想,坚持以人为本 |
| (三)民贵君轻思想对新时代执政为民的借鉴意义 |
| 三、仁政思想与新时代民生改善的实践 |
| (一)制民之产与精准扶贫 |
| (二)谨庠序之教与科教兴国 |
| (三)推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
| (四)仁民爱物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
| 四、王道思想与国家治理方略 |
| (一)尊贤使能与廉政爱民 |
| (二)教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
| (三)王霸之辩对国际关系处理的启发 |
| 本章小结:从意识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9）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战国中山国青铜艺术中“礼”的研究[D]. 孙茗杨. 河北大学, 2021(02)
- [4]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D]. 辛颖. 西北大学, 2021(11)
- [5]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6]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商业研究[D]. 付月. 渤海大学, 2021(02)
- [7]春秋战国时期礼俗与基层社会管理研究[D]. 郭雨曦. 渤海大学, 2021(02)
- [8]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9]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10]春秋战国百家游学考略[D]. 林雅琴. 福建师范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