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习与思考(四)（论文文献综述）
艾野[1]（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依法治国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方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光辉成果,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对法治的意识和认知,推动了世界领域的法治文化交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整体把握、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我国未来的法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对我国法治发展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强调要继续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申和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治国理政的深刻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和人民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制度体系,并将《决定》定为我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永恒追求,也是总结前人经验后作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将其动态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将其时代内涵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我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中。依法治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的地位和治国理政的作用。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为目标,深入地研究了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习近平提出的“十一个坚持”对我国法治发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规律。这是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方向。本文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法,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视角高度概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进行系统整理,并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成就、特征、经验、优势、挑战和完善路径进行了全面研究,努力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提供理论素材。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组成,具体来讲: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节首先从法治相关的概念进行概述,分别对法治、法制、人治、德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依法治国的内涵入手,对依法治国进行了整体概述,对其理论、核心和本质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从整体的机构上为后续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这一部分首先,深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利于我们准确的认识法治思想来源。其次,研究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的形成与失败的教训,这部分能有效地为我国法治实践提供依据。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治从无到有进行整体分析。最后从我国的传统法治入手,分别对古代法制思想、近代社会法制思想展开论述。阐述了我国古代、近代法治的弊端与发展,从而对新时代依法治国产生启示作用。第四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本章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首先深入地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地进行了概述,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次,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进行论述,这部分以法治过程中的实质转变为主要成就的依据,通过向更好的方式转变、更具体的实践操作、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更高的目标作为成就的主要表现。最后,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征展开论述,明确依法治国在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深化时代赋予的内涵。第五部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本章首先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历史地位,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补充和丰富。其次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分别从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的法治文化的角度对新时代依法治国进行了有效的定位和评价,从而体现出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全过程中的价值。第六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在基本经验上,以法为主要研究目标,分别对其与党、权、民主、依规治党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党的领导、权力、民主自由、法规制度都与法无法分割,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监督、促进和相统一的。国外法治实践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是宝贵的,但对经验的学习依然要建立在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国情为基础的借鉴学习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与所想背道而驰。在优势上,依法治国发挥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人民主体、以德治国、人人平等和中国实际出发都是依法治国的在新时代的优势,依法治国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平正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最优结合,保持中国实际为基本准则才能把握依住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未来法治发展的前景。第七部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理性的分析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视存在的问题,是促进依法治国再进步的最佳途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对依法治国潜力深层挖掘的契机。通过理性思考,从八个方面完善新时代依法治国的路径,集中地将“十一个坚持”主要内涵融入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从而将问题和挑战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总之,通过系统地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论文主要提出以下创新观点:一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时代内涵,从社会发展中蕴含的古今的哲学智慧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二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从社会主要矛盾、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新时代依法治国完善路径,深入研究我国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三是从新时代依法治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阐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提出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孙贵林[2]（2020）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思想,既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南,也是因应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最终产物。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3年6月旅法勤工俭学到积极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是酝酿萌发阶段;二是1952年7月调往中央以后从支持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到关注分配问题、主张根据劳动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贯彻平等和自由原则,是积极探索阶段;三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支持农村开展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到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及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初步形成阶段;四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到1992年春南巡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确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目标,是成熟完善阶段。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的制度保障是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最重要标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促进的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是经济民主的价值体现和基本目标。其二,经济民主的基本任务是经济管理民主化。经济民主要求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享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和经济利益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民主集中制”、“责、权、利相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既注重推进宏观经济的民主管理,处理好党政关系、上下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又注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三,经济民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要从民主制定、民主执行、民主检验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决策民主化。即在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必要条件,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民主集中制是重要保证;在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是动力之源,“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必然选择,“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重要原则;在经济决策检验过程中,“实践”是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具体标准。其四,经济民主的实践成效是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即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转变、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转变、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转变。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表现为: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物质前提是发展生产力,价值诉求是人民自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与民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努力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推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积极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
孙晓楠[3]（2019）在《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主席强调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党的精神、意志和主张灌注于官兵的头脑和灵魂之中,从而牢牢掌握官兵思想,确保我军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它们一方面因为能够为广大官兵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极大便利而日益成为广大官兵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其传播的信息内容和其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的信息传播特性而对广大官兵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因而会给我们党牢牢掌握官兵思想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显然,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趋势面前,我军绝不能再视社交媒体如洪水猛兽而简单粗暴地对其一禁了之,相反,必须因势而为、随势而制,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并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还能在彰显时代性和感召力上有着更为卓越的表现。第一章,绪论。主要对本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进行了阐释,并对已有的且对与本论文紧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思路和框架,最后再总结归纳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对社交媒体、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这一组概念进行充分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分析讨论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此外,还明确了本论文开展研究的直接指导理论和相关理论借鉴。第三章,探讨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双重影响。在强调了将社交媒体引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既着重从丰富教育素材、改善教育方法、强化官兵的接受意愿以及提升了教育主体的主导能力这四个方面对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给予充分认可,又从增加了教育阻力、导致官兵价值判断异化、降低官兵的学习能力以及造成官兵的身心状态失调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客观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现状进行分析。首先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到重视、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矩阵规模初步显现、教育主体借助社交媒体施教更为主动、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更加生动活动以及官兵参与的热情高涨这五个方面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所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其次指出了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四大问题,即:教育主体对社交媒体的理解和运用仍浮于表面、官兵面对社交媒体中大量冗余信息时常陷入茫然、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及不同单位各自为战缺乏整体层面的有效统筹规划。最后,分析了导致上述四大问题的原因所在,即: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未能跟上媒体环境的变迁、具体教育内容的设置与社交媒体环境相适度低、教育方法的选用上囿于思维固化而创新力不足、相关平台建设运营上的思路理念不够清晰明确和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科学规范的教育运行机制。第五章,提出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相关建议举措。在明确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教育主体应具备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的能力素质、理解媒体技术变革教育理念的能力素质、掌握操作技能推动教育实施的能力素质以及“表里如一”彰显人格魅力的能力素质这四大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提出了院校培养培训奠定基础、社会力量参与辅助支援以及岗位实践锻炼彰显成效三条优化途径,并进一步论述了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配套保障措施,即:以岗位任职资格的形式明确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要求、将审视教育主体能力素质作为党组织议教的规定内容以及建立针对教育主体能力素质进行考核评价的实施细则。第六章,提出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提出了对教育内容进行优化设置的三项基本原则,即:方向性原则、传承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接着,明确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具体指向,即:着重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着重强调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补充媒体素养教育内容以及优化教育内容呈现形式。最后,论述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实施途径,即:军队专家团队主导、军地媒体机构合作和鼓励普通用户参与。第七章,提出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从宏观层面明确了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三项要求,即:科学精准滴灌、多方力量参与和官兵喜闻乐见。接着,提出了优化教育方式的三条建议,即:共享式教育、互动式教育和内隐式教育。最后,针对优化教育方法提出四条建议,即:翻转传统课堂教育、改造升级在线教育、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和深化教育双方的交流互动。第八章,基于强军网和互联网两个空间提出优化教育载体平台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打造依托强军网固定设备的军用社交媒体,二是要强化互联网主流涉军社交媒体传播影响力,三是要净化基于互联网的各类社交媒体空间环境。第九章,提出优化教育运行机制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完善教育筹划,二是要开展教育协作,三是要健全教育评估总结。最后,全文总结和展望。第十章对全文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既提出了我军应当深入了解社交媒体、牢牢掌握社交媒体并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融合,真正使社交媒体为我军所用、为我军服务这一结论,又明确指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需要把握的趋势和方向。
冯正强[4]（2018）在《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文中认为围绕“何谓友善”这一根本问题,本项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展开深入细致探讨,以逐步廓清“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思想内涵和丰富践行路径,进一步拓宽人们理解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视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入脑入心,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涵反思,主要从概念反思、理论溯源、传统底蕴及其当代彰显等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本项研究不仅从日常层面、美德层面、至善层面、制度层面等维度对友善概念进行了反思,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体系维度出发,深入探讨了友善价值观与其他核心价值观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本项研究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进行了理论溯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中有着丰富的友善价值观蕴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友善价值观的“核心”之路做好了铺垫。再次,本项研究还从中西方传统哲学、伦理学的学科视野出发,对友善价值观的中西传统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本项研究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重点论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当代彰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从根本上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个维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探讨,力图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构建起一条立体路径,密织起一道友善之网。特别是在经济层面、生态层面,本文主要从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维度出发,探讨了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在人们的经济生活、生态保护方面的多元抓手,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也应成为一种伦理自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唯有依靠良知与理性,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友善价值观才能真正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的精神灯塔,引领我们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李亚娟[5]（2018）在《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1986年开始自上而下的普法教育,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七五”普法,但普法三十余年效果却远未至预期。法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必然的选择,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的法治中国也是执政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在“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更突出”的情况下,法律乃至社会的法治就更为重要,因此“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也是法治教育持续深入的动力。但是法治教育要进一步展开必须进行反思,同时要借鉴有益而成功的经验。中共的法治教育历史可以回溯至井冈山时期,涵盖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共和国初期与普法时期四个阶段。论文选取延安时期与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进行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区域执政的实践,颁布大批条例与法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法律并开展社会教育,是革命时代的社会秩序重建,服务于战争时局下的政治需求。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法制建设,并于1986年开始五年一次的普法教育,同样是执政党在社会动荡后的秩序重整,服务于改革开放、建立法治社会的政治需求。二者都是在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的民众心理上,用受西方法律规则影响的法律制度来重建新秩序。从法治教育视角出发,延安时期的政治活动、司法实践与社会教育中蕴涵着朴素的法治教育理念与方式,是法治教育的隐性存在;其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都值得当代法治教育借鉴。普法教育既有延安时期中共执政思维与经验的延续,又面对法制建设大发展,而民众法治意识未能相应跟进的局面,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已经持续三十余年,民众知晓了权利,也开始追求法治秩序,但自上而下灌输教育与条文教育的模式,忽视了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法治文化的土壤,同时知识教育的理念也导致普法教育未能实现知法守法的目标。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而维权行动也伴之而起,法律也因为权利话语彰显而相应变化,但公权力主体的法律意识却未能跟进,依然固守治民心态,仅仅把法治教育作为教化公民守法的工具,未能理解现代法治首先是对公权力进行限制,以保护私权利,因此产生大量冲突并导致政府权威与司法权威不足,进而导致公民对法律丧失信心。此外对象化、知识化与形式化的法治教育导致法律本身工具化,虽然权利意识觉醒,法律的工具性价值被张扬而蕴涵在法律背后的法治价值却被忽视,导致法治认同不足,因而知法却未必守法,守法却未必信法。在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反思,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借鉴,并参考美国法治教育实践后,明确当代法治教育的内涵为:其是以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理性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教育活动,遵循现代法治理念,着力于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素养,以及对法律的认同与信任。现代法治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主体意识培育、法治价值认同、法治精神培育实现人的法治化,进而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包含宪法教育、人权教育、权利为本、程序正义四个方面,从知识教育转向价值教育,侧重法治精神与价值的培养。而要实现法治教育的目标,则必须改变主客体的法治教育关系,以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进行的法治教育过程,有助于主体自主性的养成、民主平等精神的塑造,通过主体间的理性交往,实现主体的法治化。法治教育作为价值教育,必须回归生活世界,遵从价值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出发,主体的法治化是主体全方位地参与法律生活,在参与中主体性、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得到成长,也有助于建立法律认同、重塑司法权威。法治教育过程通过三个途径实现,首先是系统的校园法治教育,除了师资专业化,还应将法治教育内容融入多学科,以侧重内隐认知的方式螺旋式展开,并注重校园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其次法治教育应从限制政府公权力入手,在内外力作用下重塑政府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通过实践理性为民众塑造守法典范,在民众内心建立起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最后法治教育要在全社会展开,而其实现途径必然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法治化,在生活中认识法律,在生活中实践法律,对法治的认识需要实践理性的过程,对法治的信任是实践理性的结果,生活世界法治化正是法治教育实践理性的过程。
胡志民[6]（2017）在《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是在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影响持续了几十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逐步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法制建设的加强,以苏联法学理论为蓝本构建起来的我国法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需要,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学界开始反思苏联法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许多学者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影响,将清除、清算苏联法学理论及其影响视为构建新法学的前置性任务。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并逐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并日益宽阔,因此我们急需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我们在构建这一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时,固然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实践,也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法学知识资源,合理吸收、借鉴苏联法学理论、西方法律学说中有益的理论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也很有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弄清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进程,而且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构建。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首先必须对苏联法学理论的内容和特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苏联法学理论是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法律观点和法律思想的系统阐述,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对社会主义法律、法制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表达。它主要包括法的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两大部分。法的一般原理着重阐述了法的本质和目的,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法的历史类型等问题;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规律和必要性,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目的,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以及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等问题。从苏联法学理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属性,因为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立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将法与国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二是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的法;三是作为建立部门法学的基础。但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表现为在法的本质和功能上,过分强调法的阶级性,忽视法的社会性;在法与国家的关系上,过分强调国家对法的主导性,忽视法对国家的制约性;在法与政治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政策对法的决定作用,忽视法对政策的制约作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法学理论引入中国后,对我国的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我国的理论法学来说,它就是以苏联法学理论为蓝本,在全面继受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一般原理为我国学者所接受,并被植入我国的法理学之中。我国学者按照苏联法学理论的观点,阐述法的本质和目的,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法的历史类型等问题。其次,苏联法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也被引入我国,构成我国法理学的重要内容。我国学者按照苏联学者的基本观点,论述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规律和必要性,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目的,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以及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等问题。同时,苏联法学理论对于法学学科、法理学学科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辨证的研究方法的论述,也被引入我国法学理论之中,形成了我国学界对法学、法理学学科的基本认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从质疑、批判法的阶级性这一基本观点入手,否定苏联法学理论的科学性,许多观点被抛弃或者被修改,他们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家法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从此苏联法学理论在我国理论法学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部门法学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宪法学、刑法学和民法学的分析中加以认识。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首先对我国宪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宪法观、宪法制度理论和宪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宪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功能和历史类型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宪法学确立了宪法的本质观、工具观和历史类型观。从宪法制度理论来看,我国宪法学以所形成的宪法观为指导,按照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构建起以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内容的国家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所有制、计划经济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为内容的经济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为内容的国家机构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性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致性为内容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制度理论。从宪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宪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学苏联法学理论受到质疑和批判后,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宪法观,并创新宪法制度理论,从此苏联法学理论在我国宪法学中的影响开始衰落。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对我国刑法学影响很大,它主要表现在刑法观、刑法制度理论和刑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刑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和功能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刑法学确立了刑法的本质观、工具观和机能观。从刑法制度理论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阶级本质的观点,一方面使我国刑法学确立了刑法阶级性的观点,由此形成了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犯罪的实质概念,并构建起犯罪构成、类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等犯罪制度理论;另一方面使我国刑法学形成了刑罚阶级性的观点和刑罚目的的学说,并以此构建起刑罚体系、量刑、刑罚执行、时效等刑罚制度理论。从刑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刑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苏联法学理论被否定,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刑法学的影响逐渐减弱,刑法学的新观点、新理论不断推出。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民法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民法观、民法制度理论和民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民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功能和法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民法学确立了民法的本质观、公法观和工具观。从民法制度理论来看,我国民法学以苏联法学理论形成的民法观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计划原则,构建起以公民、法人为内容的民事主体制度理论,以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和保护为内容的所有权制度理论,以债的原因、履行、担保和计划合同为内容的债的制度理论。从民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民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逐步摆脱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提出新的民法观、民法制度理论和民法研究方法,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揭示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及其变化过程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影响进行深入思考,以此获得一些启示,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构建。首先,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产生影响主要有两大原因,即直接原因和推动因素。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六法全书被废除,我们急需构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但不具备完成此项任务的条件,而苏联经过3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这使得这种理论的引入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成为苏联法学理论引入的重要推动力。其次,苏联法学理论影响我国法学有着两个重要途径:一是通过开展法学教育,学习和传播苏联法学,培养掌握苏联法学的人才,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奠定基础;二是通过批判和运动,清除旧法观点,清理、改造旧法人员,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扫清障碍。再次,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产生了两大影响。从积极方面说,它帮助我国建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培养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法学队伍;从消极方面说,知识资源和研究方法单一给我国法学的发展带来了困难。最后,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提供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即坚持我国法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秉持我国法学发展的实践路径,拓展我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资源,建立我国法学发展的良好学术环境。
袁珠萍[7]（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文中研究说明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全局。法制宣传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提升人们法律素质、法律意识的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五”到“六五”普法,我国基本实现全民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已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法制宣传教育也成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基础,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提出,这也对新时期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如何使社会成员普遍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任和遵守,进而外化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行为,这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需求,开展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制宣传教育,在全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法治实践,宣传法律常识中突出宪法核心地位,宣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地位和权威举足轻重,任何的细微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风向标”,其内容贯穿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人民日报》作为文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总体框架包括历史考察、主题宣传和实践探索三个部分,即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基本经验总结。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历史进行回顾,一方面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成就及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梳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成就及其启示。第二章,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对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恢复、进入全民普法教育阶段、法制宣传教育阶段的历史概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宣传教育理念的转变进行分析,分析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从“普及法律常识”到“弘扬法治精神”、从“法制宣传教育”到“法治宣传教育”,不同时期观念转变的原因,再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相关的报道进行研究,从版次、数量、题材三个方面分析,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宣传趋势,并结合其特点,进行总体评价。第三章,即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宣传教育,主要以《人民日报》的视角,对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四次修改、普法教育中宪法宣传进行考察;通过对《人民日报》宪法宣传报道的内容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教育的特点及教训。第四章,主要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教育。考察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梳理《人民日报》对经济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群众生活密切的法律法规以及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法规的宣传。第五章,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的宣传教育。第一部分考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提出及其意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对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途径。第二部分主要考察社会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意义,并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基本内容进行考察;第三部分主要考察《人民日报》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第六章,即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考,主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以《人民日报》为载体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特点、成就及其经验,分析其问题和缘由,总结其启示,并对今后《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作前瞻性的思考。
山成忠[8]（2016）在《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困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十六大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精辟概括和形象表述。在如何发展党内民主方面,我们党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最初,我们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为了让党代表经常性活动,为了更好的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以便提高党内的民主生活水平。但是,受当时国内形势影响,第一次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在短短两年后就中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在局部范围内又重启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十六大后,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成果。然而遗憾的是,自首次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以来已有60年光景,自局部试点以来也已近30年,但是至今仍然停留在小范围试点阶段,甚至有些步履维艰;而且各试点地区在深化党代会常任制实践时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问题和困难。这就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作为发展党内民主重要途径的党代会常任制,在历时近30年的试点后依然还停留在试点阶段,甚至还处境尴尬、举步维艰?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从分析党代会常任制之于党内民主的价值、党代会常任制实践探索历程、党代会常任制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四个方面探讨当前党代会常任制面临的实践困境问题。本文由引言、正文四章以及结语共六部分组成,具体如下:引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性与研究难点共五部分。第一章主要解释了党代会常任制之于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价值,即党代会常任制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只有把实践党代会常任制放置于发展党内民主的视角下,才能更准确、有力的把握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坚定推动党代会常任制的信心。第二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阐述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价值。革命时期,我们党长期没有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党代表活动也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执政后,为了使党代表经常性活动,使党的代表大会在提高党内民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党在八大上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只是党代会常任制的第一次实践只经历了短短两年,就被迫终止。改革开放后,随着恢复党代会常任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988年开始,党中央决定进行小范围试点实践,但是这一次的效果并不理想。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科学论断后,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实践也顺势而为,出现了第三波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高潮,不仅范围比之前有所扩大,而且一些地区还取得了比较好的实践成果。从党代会常任制的提出,到后来中断,再到改革改革开放后的试点,这一过程说明党代会常任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很高的实践价值。第三章主要分析当前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本文认为,党代会常任制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党代会常任制缺乏实践共识。当前党代会常任制面临的许多问题就与缺乏实践共识有直接的关系。二是党代表任期制方面。问题主要体现在党代表选举、党代表活动、党代表管理等环节。三是党代会年会制方面。比如党的代表大会的定位问题、党代会年会制的法理依据问题、党代会职权的落实问题、党代会年会制的系统性问题、党代会与人代会、政协会的关系问题、党代会年会会期以及党代会运行成本的问题等。四是党代会常设机构方面。一方面,一些地方对设立党代会常设机构持否定态度,觉得没有必要;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设立了党代表联络机构,但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种机构并不同于党代会常设机构,这就出现了党代会常设机构的“异化”问题。由于党代会任期制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可以说是,“问题连着问题,问题包含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和困难的综合、复杂影响下,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效果并没能达到人们最初预期的目标,而且使党代会常任制陷入了实践困境。第四章主要阐释走出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困境的思考。由于党代会常任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解决党代会常任制面临的问题时,需要坚持“重点突出和全面优化”的原则。所谓重点突出就是应该抓住最关键的问题,当前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通过多条途径凝聚实践共识,比如加强舆论宣传、中央出台权威文件、完善干部选拔制度。所谓全面优化是指全方位优化党代会常任制的各个环节和各项制度。宏观来看,是从党代表任期制、党代会年会制和完善党代会常任制的运行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协同推进。微观来说,每个环节的优化也应该注重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系统性,比如党代会常任制的运行保障方面,包括组织、时间和经费保障,其中组织保障又包括党代会常任制的组织领导机构和党代会常设机构。所以,只有立足于系统性,党代会常任制的各项制度才能形成制度合力,产生效力,否则会导致改革“碎片化”的问题,最终影响党代会常任制这项改革的进度、深度以及效果。结语部分再次强调了党代会常任制对于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价值。党代会常任制不仅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实现党内民主长期、有效发展的重要保障。并强调了党中央在推动党代会常任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吴林芳[9]（2016）在《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制度结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直接取决于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好坏。当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贯彻执行时,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当民主集中制遭到削弱和破坏时,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形成与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亦是如此,也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与发展轨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根据;苏联及东欧的民主集中制实践,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政治鉴戒;邓小平的传奇人生与丰富经历,是其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经验来源。这些因素合力作用,促成了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邓小平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系。依据其内在的规律性,可将这一历史过程分为萌芽、孕育、形成与发展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革命年代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时期,邓小平积极拥护毛泽东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正确主张,积极践行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开始萌芽。第二阶段从中共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孕育阶段。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偏离了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和个人专断,最终将党与国家带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境地,邓小平在这一时期也被下放劳动改造。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在沉默中深刻反思过去实践中的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危害。这一对党的建设历史的反思,为后来邓小平将集体领导、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等内容纳入民主集中制思想体系打下了铺垫。第三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逐渐形成。针对"文化大革命"之后思想混乱的境况,邓小平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必须恢复与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必须整党,必须客观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具体主张。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在拨乱反正中逐渐得以形成。第四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着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得到丰富与发展。这一时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加强仍然是非常必要且紧迫的。邓小平虽然没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专着,但具有丰富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这些思想散见于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中,体现在他做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中。本文从思想内涵、理论基点、制度范导、价值目标等四个方面,对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较为深入的理论阐释。在科学阐释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基本内涵、比较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概括了邓小平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观;揭示了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确立的理论根基一一群众史观;论证了邓小平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最根本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制度范导;强调了邓小平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最终价值目标。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践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强调既要加强对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系统教育,又要深入群众、了解国情,不断强化人民主体意识与忧患意识。他主张改变传统重灌输、重管控的教育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说服教育、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帮助、引导人民群众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认识,达到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集中、既充分享有民主自由又遵守党纪法规的民主氛围。其次,民主集中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必须遵循"四个服从"原则、选举原则等六项基本原则。再次,邓小平针对过去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制度化、法律化的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强调从制度建设推进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化,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内外、同体异体的监督。最后,邓小平针对一度存在的中央领导乏力、组织涣散的问题,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必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具有问题意识、时代意识、开放意识的理论特质,既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又在改革实践中促进了我国民主集中制的恢复、扩大与完善。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历史贡献,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黄家周[10]（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二、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习与思考(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习与思考(四)（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难点 |
| 第2章 依法治国的相关概念 |
| 2.1 系列概念 |
| 2.1.1 法治 |
| 2.1.2 法治与人治 |
| 2.1.3 法治与德治 |
| 2.1.4 法治与法制 |
| 2.2 依法治国的内涵 |
| 2.2.1 依法治国的概述 |
| 2.2.2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
| 2.2.3 依法治国理论的本质特征 |
| 2.3 依法治国的核心 |
| 2.3.1 依宪治国 |
| 2.3.2 依法执政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3.1.2 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 |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法治国理论 |
| 3.2.1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端 |
| 3.2.2 从法制到法治建设 |
| 3.2.3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
| 3.2.4 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建立 |
| 3.3 中国传统法制思想 |
| 3.3.1 中国古代法制思想 |
| 3.3.2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 |
| 第4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 |
| 4.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概述 |
| 4.1.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 |
| 4.1.2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 |
| 4.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 |
| 4.2.1 从治国基本方略转变为全面推进 |
| 4.2.2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 |
| 4.2.3 从依法管理向治理现代化 |
| 4.2.4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建设 |
| 4.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点 |
| 4.3.1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 |
| 4.3.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创新性 |
| 4.3.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性 |
| 4.3.4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性 |
| 第5章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 |
| 5.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5.1.2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5.1.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理论地位 |
| 5.1.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 |
| 5.2.1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
| 5.2.2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集中体现 |
| 5.2.3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
| 5.2.4 新时代依法治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 5.2.5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人类法治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 |
| 6.1.1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
| 6.1.2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法与权的关系 |
| 6.1.3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6.1.4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6.1.5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中外法治经验的关系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优势 |
| 6.2.1 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 |
| 6.2.2 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力量源泉和重要保障 |
| 6.2.3 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客观要求 |
| 6.2.4 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 |
| 6.2.5 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重要原则 |
| 第7章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 |
| 7.1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7.1.1 法治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 |
| 7.1.2 法治发展不充分难以发挥法治的功能 |
| 7.1.3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依法治国的影响 |
| 7.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完善路径 |
| 7.2.1 科学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
| 7.2.2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
| 7.2.3 公正司法是现代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防线 |
| 7.2.4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
| 7.2.5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
| 7.2.6 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军全盘考虑 |
| 7.2.7 全面贯彻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 |
| 7.2.8 国家、地方、个人协调一致共同发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2 相关概念解析 |
| 0.3 研究现状分析 |
| 0.3.1 经济民主思想研究现状 |
| 0.3.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现状 |
| 0.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0.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1章 体系生成: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形成背景和过程 |
| 1.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世情、国情与党情出现新变化 |
| 1.1.2 历史镜鉴: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的深刻反思 |
| 1.1.3 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
| 1.1.4 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经济民主思想 |
| 1.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 |
| 1.2.1 酝酿萌发阶段 |
| 1.2.2 积极探索阶段 |
| 1.2.3 初步形成阶段 |
| 1.2.4 成熟完善阶段 |
| 第2章 制度保障: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民主 |
| 2.1 所有制与经济民主 |
| 2.1.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 |
| 2.1.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民主内涵 |
| 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民主 |
| 2.2.1 经济主体的基本含义 |
| 2.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 |
| 2.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内涵 |
| 2.3 分配制度与经济民主 |
| 2.3.1 重新确立物质利益原则 |
| 2.3.2 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拨乱反正 |
| 2.3.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经济民主内涵 |
| 第3章 基本任务:经济管理民主化 |
| 3.1 经济管理民主化的提出 |
| 3.2 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 |
| 3.2.1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原则 |
| 3.2.2 “民主集中制”原则 |
| 3.2.3 “权、责、利相统一”原则 |
| 3.2.4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
| 3.2.5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原则 |
| 3.3 宏观经济民主管理的全面推进 |
| 3.3.1 给政府分权:处理好党政关系 |
| 3.3.2 给地方分权:处理好上下关系 |
| 3.3.3 给企业分权:处理好政企关系 |
| 3.3.4 给集体经济组织分权:处理好政社关系 |
| 3.4 企业民主管理的全面推进 |
| 3.4.1 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
| 3.4.2 让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 |
| 第4章 关键环节:经济决策民主化 |
| 4.1 经济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
| 4.1.1 经济决策在党和政府决策中的地位 |
| 4.1.2 经济决策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 4.1.3 经济决策的重要作用 |
| 4.2 经济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4.3 经济决策民主制定 |
| 4.3.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济决策制定的必要条件 |
| 4.3.2 群众路线:经济决策制定的基本方法 |
| 4.3.3 民主集中制:经济决策制定的重要保证 |
| 4.4 经济决策民主执行 |
| 4.4.1 “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经济决策执行的动力之源 |
| 4.4.2 “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经济决策执行的必然选择 |
| 4.4.3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经济决策执行的重要原则 |
| 4.5 经济决策民主检验 |
| 4.5.1 “实践”:经济决策检验的唯一标准 |
| 4.5.2 “三个有利于”:经济决策检验的具体标准 |
| 第5章 实践成效: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 |
| 5.1 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的变迁 |
| 5.1.1 计划体制时期行政调控下的生产 |
| 5.1.2 改革开放后生产向自主经营的转变 |
| 5.2 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的变迁 |
| 5.2.1 计划体制时期计划调拨下的交换 |
| 5.2.2 改革开放后交换向市场配置的转变 |
| 5.3 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变迁 |
| 5.3.1 计划体制时期平均主义下的分配 |
| 5.3.2 改革开放后分配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转变 |
| 5.4 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的变迁 |
| 5.4.1 计划体制时期计划调节下的消费 |
| 5.4.2 改革开放后消费向适度可持续的转变 |
| 第6章 理论解析: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和特点 |
| 6.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 |
| 6.1.1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 |
| 6.1.2 中国共产党:经济民主的领导核心 |
| 6.1.3 发展生产力:经济民主的物质前提 |
| 6.1.4 人民自主:经济民主的价值诉求 |
| 6.1.5 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民主的终极目标 |
| 6.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 |
| 6.2.1 坚持经济与民主的统一 |
| 6.2.2 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
| 6.2.3 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 |
| 6.2.4 坚持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 |
| 6.2.5 坚持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
| 6.2.6 坚持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 |
| 第7章 现实观照: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 |
| 7.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7.1.1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7.1.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 |
| 7.2 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实践价值 |
| 7.2.1 进一步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 |
| 7.2.2 全面深入推动经济管理民主化进程 |
| 7.2.3 全面深入推动经济决策民主化进程 |
| 7.2.4 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必然要求 |
| 1.1.2 新时代加强政治建军的务实举措 |
| 1.1.3 增强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的现实需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利于新时代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1.2.2 有利于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
| 1.2.3 有利于新时代我军政治工作过好网络关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交媒体 |
| 2.1.2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
| 2.1.3 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 |
| 2.2 直接指导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 |
| 2.2.2 马克思主义传媒思想 |
| 2.2.3 习主席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 |
| 2.2.4 习主席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 |
| 2.2.5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
| 2.3 相关理论借鉴 |
| 2.3.1 传播学相关理论 |
| 2.3.2 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 |
| 2.3.3 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社交媒体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
| 3.1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引入社交媒体的必然性 |
| 3.1.1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 |
| 3.1.2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官兵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 |
| 3.1.3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官兵难以摆脱的拟态环境 |
| 3.2 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 3.2.1 丰富了教育素材 |
| 3.2.2 改善了教育方法 |
| 3.2.3 强化了接受意愿 |
| 3.2.4 提升了主导能力 |
| 3.3 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 |
| 3.3.1 教育阻力增加 |
| 3.3.2 价值观异化 |
| 3.3.3 学习能力弱化 |
| 3.3.4 身心状态失调 |
| 第四章 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
| 4.1 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效 |
| 4.1.1 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到重视 |
| 4.1.2 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矩阵规模初步显现 |
| 4.1.3 教育主体借助社交媒体施教更为主动 |
| 4.1.4 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更加生动活泼 |
| 4.1.5 官兵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高涨 |
| 4.2 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1 教育主体对社交媒体的理解和运用仍然浮于表面 |
| 4.2.2 官兵面对社交媒体中大量冗余信息时常陷入茫然 |
| 4.2.3 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
| 4.2.4 不同单位各自为战缺乏整体层面的有效统筹规划 |
| 4.3 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未能跟上媒体环境的变迁 |
| 4.3.2 具体教育内容的设置与社交媒体环境相适度低 |
| 4.3.3 教育方法的选用囿于思维固化而创新力不足 |
| 4.3.4 相关平台建设运营思路理念不够清晰明确 |
| 4.3.5 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科学规范的教育运行机制 |
| 第五章 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 |
| 5.1 社交媒体环境下教育主体应具备的能力素质 |
| 5.1.1 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的能力素质 |
| 5.1.2 理解媒体技术变革教育理念的能力素质 |
| 5.1.3 掌握操作技能推动教育实施的能力素质 |
| 5.1.4 “表里如一”彰显人格魅力的能力素质 |
| 5.2 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优化途径 |
| 5.2.1 院校培养培训奠定基础 |
| 5.2.2 社会力量参与辅助支援 |
| 5.2.3 岗位实践锻炼彰显成效 |
| 5.3 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配套保障 |
| 5.3.1 以岗位任职资格的形式明确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要求 |
| 5.3.2 将审视教育主体能力素质作为党组织议教的规定内容 |
| 5.3.3 建立针对教育主体能力素质进行考核评价的实施细则 |
| 第六章 优化教育内容设置 |
| 6.1 优化内容设置的基本原则 |
| 6.1.1 方向性原则 |
| 6.1.2 传承性原则 |
| 6.1.3 适应性原则 |
| 6.2 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具体指向 |
| 6.2.1 着重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
| 6.2.2 着重强调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 |
| 6.2.3 补充媒体素养教育内容 |
| 6.2.4 优化教育内容呈现形式 |
| 6.3 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实施途径 |
| 6.3.1 军队专家团队主导 |
| 6.3.2 军地媒体机构合作 |
| 6.3.3 鼓励普通用户参与 |
| 第七章 优化教育方式方法 |
| 7.1 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宏观要求 |
| 7.1.1 科学精准滴灌 |
| 7.1.2 多方力量参与 |
| 7.1.3 官兵喜闻乐见 |
| 7.2 优化教育方式 |
| 7.2.1 共享式教育 |
| 7.2.2 互动式教育 |
| 7.2.3 内隐式教育 |
| 7.3 优化教育方法 |
| 7.3.1 翻转传统课堂教育 |
| 7.3.2 改造升级在线教育 |
| 7.3.3 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
| 7.3.4 深化教育双方的交流互动 |
| 第八章 优化教育载体平台 |
| 8.1 打造依托强军网固定设备的军用社交媒体 |
| 8.1.1 广泛借助地方经验和资源 |
| 8.1.2 满足官兵多样化使用需求 |
| 8.1.3 注重平台常态化升级维护 |
| 8.2 强化互联网主流涉军社交媒体传播影响力 |
| 8.2.1 有效设置议程 |
| 8.2.2 提升传播技巧 |
| 8.2.3 增强用户粘性 |
| 8.3 净化基于互联网的各类社交媒体空间环境 |
| 8.3.1 落实后台实名制 |
| 8.3.2 完善监管方法手段 |
| 8.3.3 强化媒体社会责任 |
| 第九章 优化教育运行机制 |
| 9.1 完善教育筹划 |
| 9.1.1 收集数据信息 |
| 9.1.2 制定实施方案 |
| 9.2 开展教育协作 |
| 9.2.1 军内扁平化协作 |
| 9.2.2 军地无界化合作 |
| 9.3 健全教育评估总结 |
| 9.3.1 定期评估总结 |
| 9.3.2 定向评估总结 |
| 9.3.3 比较评估总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A 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访谈提纲 |
| 附录 B 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调查问卷 |
（4）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概念审视 |
| 2.1 “友善”概念分析 |
| 2.1.1 友善的日常层面语义 |
| 2.1.2 作为美德范畴的友善概念反思 |
| 2.1.3 作为客观存在之善的友善概念反思 |
| 2.1.4 作为制度层面的友善概念简析 |
| 2.1.5 友善的近义词 |
|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中的友善价值观 |
| 2.2.1 富强与文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厚实地基 |
| 2.2.2 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
| 2.2.3 平等与公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基本准则 |
| 2.2.4 自由与和谐: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终极向往 |
| 2.2.5 爱国、敬业与诚信: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重要表现 |
| 第3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理论溯源 |
| 3.1 马克思恩格斯论友善价值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的批判 |
| 3.1.2 马克思恩格斯对友善价值观的直接阐述 |
| 3.1.3 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
| 3.1.4 团结合作:通向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3.1.5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终极归宿 |
| 3.2 列宁论友善价值观 |
| 3.2.1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中的友善蕴涵 |
| 3.2.2 列宁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中的友善蕴涵 |
| 3.2.3 列宁友善思想的其他表达 |
| 3.3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的友善价值观 |
| 3.3.1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
| 3.3.2 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
| 3.3.3 江泽民、胡锦涛论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
| 第4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继承借鉴 |
| 4.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善价值观继承 |
| 4.1.1 中国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仁爱本质 |
| 4.1.2 中国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良心本体 |
| 4.1.3 中国传统友善价值观的涵养途径 |
| 4.2 西方思想视野中的友善价值观批判借鉴 |
| 4.2.1 善的追求:西方传统友善观的德性本质 |
| 4.2.2 爱与友爱:西方传统友善观的直接表达 |
| 4.2.3 “无家可归”:现代性视域下的非友善症候 |
| 4.2.4 路在何方:通达友善之途的哲学解释学维度 |
| 第5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当代彰显 |
| 5.1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时代困境 |
| 5.1.1 看待友善价值观的辩证视野 |
| 5.1.2 友善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之一: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
| 5.1.3 友善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之二: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
| 5.2.1 友善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底蕴 |
| 5.2.2 党性修养论述中的友善蕴涵 |
| 5.2.3 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的友善情怀 |
| 5.2.4 生态建设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彰显 |
| 5.2.5 合作共赢外交战略中的友善价值观彰显 |
| 5.3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
| 5.3.1 筑牢友善价值观的制度“堤坝” |
| 5.3.2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增强敬畏感 |
| 5.3.3 全面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第6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路径 |
| 6.1 政治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2 经济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3 社会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4 文化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5 生态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结语:让友善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法治教育研究 |
| 1.2.2 国外法治教育研究 |
| 1.2.3 延安时期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的研究 |
| 1.2.4 当代普法教育的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2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法治教育概念的历史回顾 |
| 2.1.2 法治教育与法制教育辨析 |
| 2.1.3 法治教育与普法教育、法律教育的辨析 |
| 2.1.4 法治教育与公民教育辨析 |
| 2.2 法治教育与相关概念的联系 |
| 2.2.1 法治与法治社会 |
| 2.2.2 法律意识与法治文化 |
| 2.2.3 法律信仰与法治认同 |
| 2.3 法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 |
| 2.3.3 生活世界理论 |
| 3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与延安经验 |
| 3.1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 |
| 3.1.1 井冈山时期法治教育的萌芽 |
| 3.1.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深入发展 |
| 3.1.3 共和国初期法治教育的全面展开与停滞 |
| 3.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与法制状况 |
| 3.2.1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3.2.2 延安时期的法制状况 |
| 3.3 延安时期的法治教育实践 |
| 3.3.1 边区政府是法律政策积极的宣讲与执行者 |
| 3.3.2 报纸刊物及群众团体是宣传普及法律的阵地 |
| 3.3.3 乡村文化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助推器 |
| 3.3.4 司法实践是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堂 |
| 3.4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经验 |
| 3.4.1 立法充分考虑边区民众的需求 |
| 3.4.2 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 |
| 3.4.3 边区民众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养成 |
| 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演进、实效与困境 |
| 4.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背景与历史回顾 |
| 4.1.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4.1.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回顾 |
| 4.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演进 |
| 4.2.1 法治教育对象不断变化 |
| 4.2.2 法治教育目标不断调整 |
| 4.2.3 法治教育内容不断充实 |
| 4.2.4 法治教育方法不断丰富 |
| 4.3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效果 |
| 4.3.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活动效果 |
| 4.3.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效果 |
| 4.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困境 |
| 4.4.1 法治教育的工具化思维 |
| 4.4.2 法治教育内容与目标脱节 |
| 4.4.3 法治教育的形式化与运动化 |
| 4.4.4 法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与分化 |
| 5 法治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1 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反思 |
| 5.1.1 法治教育主体不明确——法盲是谁? |
| 5.1.2 法治教育理念不清晰——普现代法律,唱传统歌谣 |
| 5.1.3 法治教育目标不准确——法有何用 |
| 5.2 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借鉴 |
| 5.2.1 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 |
| 5.2.2 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 |
| 5.2.3 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 |
| 5.3 对当代法治教育的启示 |
| 5.3.1 公共性塑造 |
| 5.3.2 政府权威塑造 |
| 5.3.3 言教身教境教 |
| 6 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提升与优化 |
| 6.1 重新认识法治教育 |
| 6.1.1 法治教育内涵新解 |
| 6.1.2 现代法治教育与法治社会的交互关系 |
| 6.2 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提升 |
| 6.2.1 以人的法治化为法治教育的目标 |
| 6.2.2 以法治价值为法治教育的内容 |
| 6.3 法治教育主体与模式优化 |
| 6.3.1 主体间性的法治教育 |
| 6.3.2 法治教育的模式优化——从生活世界出发,回归生活世界 |
| 6.4 法治教育的途径优化 |
| 6.4.1 法治社会的公民养成——校园法治教育 |
| 6.4.2 重塑政府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公权力法治教育 |
| 6.4.3 生活世界法治化——社会法治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6）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苏联法学理论的界定 |
| (二)苏联法学理论引入与新中国法学的构建和发展 |
| (三)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苏联法学理论及其评价的研究 |
| (二)关于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苏联法学理论的基本阐释 |
| 一、苏联法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法的一般原理 |
| (二)社会主义的法与法制原理 |
| 二、苏联法学理论的基本评价 |
| (一)苏联法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
| (二)苏联法学理论的主要特点 |
| (三)苏联法学理论的根本缺陷 |
| 第二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理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法理学内容的构建 |
| (一)法的一般原理的构建 |
| (二)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的构建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法理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法学、法理学的性质 |
| (二)关于法学、法理学的任务 |
| (三)关于法学、法理学的方法 |
| 第三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宪法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宪法观的确立 |
| (一)宪法本质观的确立 |
| (二)宪法类型观的确立 |
| (三)宪法工具观的确立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宪法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一)国家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二)经济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国家机构制度理论的构建 |
| (四)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宪法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宪法学的性质 |
| (二)关于宪法学的任务 |
| (三)关于宪法学的方法 |
| 第四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刑法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刑法观的确立 |
| (一)刑法本质观的确立 |
| (二)刑法工具观的确立 |
| (三)刑法机能观的确立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刑法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一)犯罪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二)刑罚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刑法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刑法学的性质 |
| (二)关于刑法学的任务 |
| (三)关于刑法学的方法 |
| 第五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民法学的影响 |
| 一、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民法观的确立 |
| (一)民法本质观的确立 |
| (二)民法公法观的确立 |
| (三)民法工具观的确立 |
| 二、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民法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一)民事主体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二)所有权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债的制度理论的构建 |
| 三、苏联法学理论与我国民法学学科认识的形成 |
| (一)关于民法学的性质 |
| (二)关于民法学的任务 |
| (三)关于民法学的方法 |
| 第六章 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影响的反思 |
| 一、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缘由 |
| (一)引入苏联法学理论的直接原因 |
| (二)引入苏联法学理论的推动因素 |
| 二、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途径 |
| (一)通过学习和传播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奠定基础 |
| (二)通过批判和运动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扫除障碍 |
| 三、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评价 |
| (一)评价的态度、标准和方法 |
| (二)评价的基本结论 |
| 四、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启示 |
| (一)应当坚持我国法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
| (二)应当秉持我国法学发展的实践路径 |
| (三)应当拓展我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资源 |
| (四)应当建立我国法学发展的良好学术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与趋势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 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回顾 |
| 一、《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 |
| (一)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历史回溯 |
| (二) 《人民日报》创办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载体 |
| (三)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
| (四)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成就和启示 |
| 二、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宣传教育 |
| (一) 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概述 |
| (二)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相关报道分析 |
| (三)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特点 |
| (四)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的启示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总体分析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分期 |
| (一) 法制宣传教育的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阶段(1978-1984) |
| (二) 进入全民普法教育阶段(1985-1996) |
| (三) “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阶段(1997-2016)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理念的转变 |
| (一)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 |
| (二) 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 |
| (三) 从“普及法律常识”到“弘扬法治精神” |
| (四) 从“法制宣传教育”到“法治宣传教育”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分析 |
| (一)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版次分析 |
| (二)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数量分析 |
| (三)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题材分析 |
| (四) 对《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的改进建议 |
| 第三章 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宣传教育 |
| 一、关于现行宪法的宣传教育 |
| (一) 关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宣传教育 |
| (二)关于现行宪法草案及其现行宪法的宣传教育 |
| 二、关于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宣传教育 |
| (一)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主要内容 |
| (二) 关于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宣传教育 |
| 三、普法规划中宪法宣传教育 |
| (一) 普法规划中宪法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普法规划中的宪法宣传教育 |
| 四、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研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版面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特点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改进建议 |
| 第四章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的宣传教育 |
| 一、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一)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历程 |
| (二)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教育 |
| 二、宣传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法规 |
| (一) 宣传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 |
| (二) 宣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的法律法规 |
| (三) 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的法律法规 |
| 三、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反思 |
| (一)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 |
| (二)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反思 |
| 第五章 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的宣传教育 |
| 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 (一)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概念及其意义 |
| (二)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路径 |
|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
| (二)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传教育 |
| 三、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 |
| (一) 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 |
| (二) 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启示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考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特点 |
| (一) 具有高度政治性、指导性和权威性 |
| (二)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资源 |
| (三)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主要成就和经验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成就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经验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问题和缘由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问题缘由 |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启示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与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党代会常任制内涵 |
| （二）党代会常任制的意义 |
| （三）党代会常任制面临实践困境 |
| （四）走出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困境的建议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法 |
| （二）系统分析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创新性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性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党代会常任制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 |
| 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
| （一）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及价值 |
| （二）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 |
| 二、党代会常任制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 |
| （一）党代会常任制的基本要素 |
| （二）党代会常任制推动党内民主发展 |
| 第二章 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历程 |
| 一、第一波党代会常任制的初步提出及实践（1956-1958） |
| （一）党代会常任制提出的背景 |
| （二）党代会常任制的提出及内涵 |
| （三）第一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及启示 |
| 二、第二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1988-2002） |
| （一）第二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的酝酿 |
| （二）第二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的主要做法 |
| （三）第二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面临的问题 |
| 三、第三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2002-至今） |
| （一）第三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的推进类型 |
| （二）第三波党代会常任制实践的典型模式 |
| 第三章 党代会常任制面临的具体问题 |
| 一、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共识方面 |
| （一）缺乏共识的具体表现 |
| （二）缺乏共识的主要原因 |
| 二、党代表任期制方面 |
| （一）党代表选举环节 |
| （二）党代表履行职责环节 |
| （三）党代表管理环节 |
| 三、党代会年会制方面 |
| （一）党的代表大会的理论地位和实际地位不一致 |
| （二）党代会年会制缺乏法理依据 |
| （三）党代会职权落实不到位 |
| （四）年会制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 |
| （五）党代会与人代会、政协会部分职能重叠 |
| （六）党代会年会会期较短 |
| （七）党代会年会制运行成本造成一定财政负担 |
| 四、党代会常设机构方面 |
| （一）缺少负责党代会工作的机构 |
| （二）以党代表联络机构代替党代会常设机构 |
| 第四章 走出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困境的思考 |
| 一、凝聚实践共识，增强实践动力 |
| （一）加强党代会常任制舆论宣传 |
| （二）出台权威性指导文件 |
| （三）完善干部选拔制度 |
| 二、完善党代表任期制 |
| （一）完善党代表选举制度 |
| （二）完善党代表履职及保障制度 |
| （三）健全对党代表的管理制度 |
| 三、健全党代会年会制 |
| （一）加强党代会年会制系统化建设 |
| （二）正确处理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关系 |
| （三）正确处理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 |
| 四、完善党代会常任制的运行保障机制 |
| （一）组织保障 |
| （二）时间保障 |
| （三）经费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分析 |
| 第一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历史渊源 |
| 一、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 |
| 一、文化传统: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潮 |
| 三、实践积累: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探索的总结 |
| 四、政治鉴戒:前苏联、东欧及西方的民主实践 |
| 五、人生经验:个人经历与政治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萌芽(1924-1956) |
| 二、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孕育(1956-1978) |
| 三、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1978-1982) |
| 四、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丰富(1982-1992) |
| 第二章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理论诠释 |
| 第一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科学内涵 |
| 一、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二、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比较 |
| 三、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理论基石 |
|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 |
| 二、群众史观作为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基石 |
| 第三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制度范导 |
| 一、民主集中制在党与国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
| 二、民主集中制是党与国家的最根本制度 |
| 第四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价值目标 |
| 一、基本价值目标:人民当家作主 |
| 一、民主政治目标: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
| 三、根本制度诉求: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
| 第三章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实践方略 |
| 第一节 民主集中制思想教育 |
| 一、民主集中制思想教育的内容 |
| 一、民主集中制思想教育的方式 |
| 第二节 民主集中制的践行原则 |
| 一、"四个服从"原则 |
| 二、选举原则 |
| 三、扩大民主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四、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
| 五、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
| 第三节 民主制度化与法律化建设 |
| 一、"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析解 |
| 二、如何实现民主制度化与法律化 |
| 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应加强监督 |
| 第四节 中央要有权威 |
| 一、"中央要有权威"思想的提出 |
| 二、"中央要有权威"的基本内容 |
| 三、"中央要有权威"思想的践行路径 |
| 第四章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特质 |
| 一、问题意识 |
| 二、时代意识 |
| 三、开放意识 |
| 第二节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贡献与启示 |
| 一、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二、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当代启示 |
| 结语:民主集中制,任重而道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四、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学习与思考(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 艾野. 吉林大学, 2021(01)
- [2]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D]. 孙贵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3]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D]. 孙晓楠.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4]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D]. 冯正强.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3)
- [5]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D]. 李亚娟.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6]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D]. 胡志民.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D]. 袁珠萍. 武汉大学, 2017(06)
- [8]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困境研究[D]. 山成忠.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研究[D]. 吴林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