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产业及其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迟也迪[1]（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王梦[2]（2020）在《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治道变革的浪潮在全球蔓延,学界围绕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获得迅猛发展。在当今时代,诸多国家均积极参与治理的实践探索,以期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实现本国经济快速提升的同时,也推进国内民主政治的优化,最终达成治理理论指导下国家的长效稳定发展的目标。尽管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治理”的概念尚存诸多分歧,但对于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解则较为一致,包含多元治理主体依靠自主自治网络体系,实现互信合作的管理过程以及政府与市场间边界与责任的模糊性。其中,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美国印第安纳学派所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思想从众多治理理论中脱颖而出,它对多中心秩序下的公共行政体制的分权、公共经济的多主体参与竞争以及立宪秩序下的多决策中心等组织结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了治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形式赋予这一理论以可操作性的实践内涵与价值。比较而言,“单一中心”公共行政体制视政府为唯一的决策中心,而多中心治理思想更加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皆可成为决策中心,政府不应该成为孑然独立的唯一决策主体。因此,多中心治理思想试图冲破政府唯一决策体系的桎梏,采用多中心的决策体系实现自主治理下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基于此,通过对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工作,挖掘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价值,继而对该思想的运用与拓展进行价值审视,探讨其局限性,以期为未来的国家治理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公共行政理论思想的基础之上,融合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有异于传统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和理论渊源,是在汲取了多学科研究传统的养分基础上,以不同的公共行政思想理论为导向而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治理理论。详细述之,二战以后,伴随经济逐步恢复,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复兴,同时由于美国的公共行政思想危机的出现,并且伴随着大城市治理的失败,使得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在上述时代环境中生成。与此同时,以公共选择理论、合作博弈理论、官僚制理论以及主权理论为学术渊源的思想理论皆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结果做出了理论铺垫,为冲破单中心行政体制的束缚,多中心秩序的生成提供了系统的分析背景。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起于其对美国大都市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系列研究,致力于围绕多中心主义概念建立的社会理论以及经验主义展开,并侧重于关注各类案例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具体而言,文森特是在美国西部水资源的治理研究、大城市地区治理研究以及美国宪法实践经验的案例分析基础上,勾勒出多中心政府行政理论、多中心公共经济理论和多中心立宪秩序理论的系统框架。此后,文森特对多中心思想予以概念界定,并形成一个理论观念上的认知,总结出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核心要义。在具体实践层面,多中心治理思想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制结构的困局,创造性地引入了公民群体这一“第三方”参与,实现治理的多元化和结果公平性,增强了公民参与的热情,同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除此之外,文森特还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对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实践可操作性方法研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为核心理念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对世界诸多国家的治道变革产生了重要实践性的影响。文森特不仅依据制度分析与反思,构建了多中心治理体系下的自主治理,扩宽经济学的影响范围和应用场域,使得公共经济学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支撑,而且基于多中心理念基础上予以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期确认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适应性与局限性,并且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自主治理的路径开辟,也是文森特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重要创新点。进一步分析,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具体效果、以及这一思想对后世研究治理问题的延伸作用给予探究十分必要。继承和发展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学者们通过警察服务案例分析,非洲水资源案例分析以及金融经济分析,实现了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其制度分析框架下所实现的立宪层次、集体选择层次和可操作层次的实践影响。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强调权力分散和管辖重叠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多中心治理实例具有重要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不同的治理主体还是治理的应用场域,亦或治理的方式,都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思想对世界诸国的公共资源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公民参与国家与市场的二元结构重构过程中,多中心治理思想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展示了多中心行政权力分散的优势,也使得政府更加关注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个人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存在的局限性,包括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学术界不仅对多中心治理思想加以深入研究与发展,也要重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将其思想真正运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总而言之,多中心治理思想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强调了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倡导除政府主体外,市场、社群组织、公民等主体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使得不同主体共治以及社群组织和公民自治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多中心治理思想运用市场、层级和网络的结构使用规则、合约、信任等多种工具促进国家能力在各个层次的参与整合,不仅改变政府的单一决策中心现状,也实现市场参与最大化和公民自主治理的有效化,体现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治理困境新的解决路径,通过制度分析框架实现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组织模式,进而使得组织结构内各独立要素协调适应,确保重叠决策中心在多中心秩序下和多层组织结构内有效运行。因此,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有其特定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借鉴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知识,利于加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和探讨深度。随着时代更新和社会变迁,多中心治理思想会不断被赋予新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方法,为后世的治理实践提供更加积极的指导作用。
房红,张旭辉[3]（2020）在《康养产业：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文中研究表明"健康中国"战略下我国康养产业实践日渐兴盛,而其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目前国内外尚未对"康养产业"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导致对其内涵与外延缺乏统一的、清晰的认识,更是缺少对于其研究范畴和研究框架的系统研究。"康养产业"的研究范畴包括"大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分别指"以医疗卫生和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为基础,以维护、改善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与健康直接或密切相关的产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集合"、"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或劳务,满足其生活需求的经营活动的总称",包括《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和《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中的13个大类、12个大类产品和服务,涉及范畴非常广泛,涵盖第一、二、三产业相关内容。对康养产业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应把握以下要点:其内涵与外延涉及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应予以说明;其内涵与外延是动态变化的,对其进行界定应在特定的背景下做出;关注康养产业统计分类的最新变化,有利于加强对康养产业内涵与外延的理解;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康养产业的内涵将不断丰富、外延将不断拓展。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理论构成了康养产业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公共管理理论构成其管理学理论基础。构建了产业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研究框架,产业经济学研究框架基于康养产业的产业生命周期特征,对"钻石模型"进行修正,构建了一个产业发展多因素分析框架;公共经济学研究框架构建了"产品内涵与范围—产业供给与需求机制—产业运行的效率与公平机制—产业政策的评价与激励机制"的分析框架。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将康养产品分为保障性康养产品和改善性康养产品,保障性康养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应坚持公益性原则,由政府、或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改善性康养产品属于私人产品,应在政府扶持基础上,使市场成为提供主体。
严海[4]（2020）在《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生态补偿是起源于国外的一项经济政策,在当下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生态补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生态公平、传承特定文化等多重作用,因此,生态补偿又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晚,并且依赖国外经验,从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运行主要还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生态补偿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整体上却有所欠缺。生态补偿的法治化是一个必然趋势,生态补偿立法如何更好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补偿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态补偿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生态系统从最初的客观存在逐渐转变为一种可以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由此便应运而生,并进一步孕育出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这是与国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的根本性区别。生态补偿的运行需要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学领域内的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是当下生态补偿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也相应地提出了本学科内的生态补偿理论基础。国外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早,在森林、流域、草原等多个领域的生态补偿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也存在一些失败的案例,其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国的借鉴。生态补偿需要以规范的状态运行,法治化是必由之路。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考察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在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内都对草原生态补偿做出了立法规定,但从规范性角度来看,其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从理论角度来看,当下的生态补偿立法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是,生态补偿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并不完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是一个环境哲学问题,但其内容在许多学科领域内都有所涉及,包括法政治学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此问题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生态价值观念方面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二者的对立。事实上,两种生态价值观都各有利弊,应当进行一定的协调,寻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在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存在一个“调整论”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认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突破了传统法理学中有关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在得到部分学者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大量的质疑与非议,但调整论的思维仍旧对生态补偿的立法有所启示,即生态补偿立法应当针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生态补偿立法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又分为结构调整和运行调整,结构调整主要通过立法手段完成,运行调整则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在结构调整中,首先需要针对生态补偿的核心要素进行立法,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科学测定生态补偿标准,拓展、拓宽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资金来源;其次需要围绕生态补偿的关联性内容进行立法,在宪法中体现生态补偿的基本精神,合理设置生态补偿所牵涉的法律责任规定,推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最后需要注重生态补偿体系性内容的立法,在行为模式上以禁止性规范的立法为主,在权利义务模式上以权利本位的立法为根本,在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以环境资源法作为衔接性质的立法。运行调整主要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而立法之外的手段又可分为法律之内的手段和法律之外的手段。在法律手段内,除立法外,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都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每个环节当然都有各自的要求,但从整体上看,法的良好运行着重需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法的良好运行以实现法治化为本质,二是法的良好运行以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为标准。在法律手段之外,还可分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着眼于市场平台的灵活调节,政治手段着眼于环境治理模式的合理选择。从两种手段的作用出发,经济手段解决的是生态保护的去功利性和市场运行的逐利益性之间的矛盾缓解问题,政治手段解决的是国家环境治理过程中民主与集权之间的平衡取舍问题,这些都是为生态补偿立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所提供的有效的运行机制。
潘兰婷[5]（2020）在《需求导向视角下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困境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提出了严峻挑战。苏州是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养老模式有多种模式,居家养老模式无论是从满意度还是获得感方面都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养老模式。政府作为社会养老服务的重要利益相关方,通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来建立社会养老体系有诸多的优势。苏州市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本文以苏州市多个老龄化程度很深的社区为参考,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目前苏州地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现状和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发现存在需求和供给错配的困境,并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和访谈内容找到了供需错配的成因。再结合我国各地的操作实践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通过借鉴和归纳总结,探究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困境排解的对策,找到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运转且满足老年人不同养老需求的重要路径。苏州地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错配困境排解的主要对策: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完善地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法规;拓宽资金渠道,壮大供给能力;瞄准服务需求,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医养结合,扩大医疗资源供给和医疗信息系统的完善;加强人才储备,大力发展和培养社会专业化组织;强化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反馈监管和动态管理。本文对于苏州地区提升居家养老的服务水平,乃至于提升整个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水平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康正宁[6]（2020）在《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处在高速建设中。信息化成为这场建设的主角之一,而智慧城市是其高级的表现形式,它是信息化的城市形态,更是新型城市建设的理念,是城市发展的新方式。基础设施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从多种途径拉动经济增长。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升我国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效率,还为美化城市生态、减少交通拥堵、解决“马路拉链”等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相关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对智慧城市尤其是其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测度和评价能为政府部门和城市规划者的决策提供依据,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目前,智慧城市的评价方法多针对信息系统项目,并主要集中在局部地区、特定产业部门以及特定项目的效益评估上,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研究和测度的文章较少。本文从研究经济学领域中智慧城市相关文献开始,参考了大量信息系统评价的文献,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导出进一步研究方法。接着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和信息化的互动对智慧城市带来的影响,引出了智慧城市的理念,并研究了智慧城市的内涵,而后界定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范围,从信息化和城市化的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建设框架进行研究,然后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成功智慧城市试点案例;深入研究了智慧城市基础设建设对经济拉动的机理,理清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的投资顺序,并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进行了研究,分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影响经济产出的背后机制;然后使用了投入产出法对我国智慧城市相关产业部门的投资拉动效应进行了评估,评估了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部门间拉动的增加值和对就业的拉动效力,阐述了对智慧城市分析的启示;最后,综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评估我国70个试点智慧城市的经济效率。现有研究在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拉动效应时,多局限于对总产出的拉动效应,而对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的估算是创新的方式。本文基于WIOD非竞争投入产出表,运用里昂惕夫需求拉动模型,从总产出、产出增加值、就业三个维度实证测算了各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试点智慧城市从国家选定并公布、城市开始建设至今共3年有余,从城市视角对智慧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本文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我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进行静态和动的评价。首先根据2014年数据,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模型和超效率分析模型估计了我国试点城市中70个地级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率,然后使用Malmquist指数法比较试点城市在加入试点前的2011年和加入试点后2014年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最后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估算城市基础设施对产出的系数,并分析各城市经济效率。我国地区投资效率差异明显,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分析发现试点城市中武汉的效率最高,石家庄、太原、无锡等九个城市经济发展受到源自教育、人口等方面的约束。根据Malmquist模型的分析发现,在2011到2014年间,试点城市Malmquist指数几何平均值为1.021,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且上升幅度高于全国效率提升幅度。我国试点城市效率改善主要源于综合效率改善,综合效率提升又主要源于资源利用效率上升。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基础设施效率进行了再评估,发现管道等市政设施一方面对产出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或资本影响投入产出效率。SFA分析也表明无效率,并非环境噪声等难以控制的因素是我国各试点城市产出低于生产前沿的主要原因。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应当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应该从城市视角出发先行规划,按不同城市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个性化建设方案。优先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并灵活的采取不同的投资形式。在设计时多考虑产业协同的作用,促进产城融合的新型智慧城市形态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将对未来城市居民生活造成全面影响,智慧城市的规划也牵涉到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本文侧重于分析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率研究,是我国现阶段的智慧城市的重点问题。未来分析可向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长期经济效应,智慧城市上层应用系统的深入研究,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对政治、文化方向扩展。在数据允许前提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使用本文的方法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更加准确的测度。
方磊[7]（2020）在《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扶贫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减少和消除贫困是全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党在十九大上也做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庄严承诺。扶贫发展工作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共同发力和协调运作,保险行业的保障属性与精准扶贫天然契合,不仅为贫困人民的生活提供基础保障,而且也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引入了大量资金。自从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支持保险参与扶贫开发的政策性文件以来,各地政府都积极将保险作为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力量。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和信贷保证保险的增信融资功能是我国保险扶贫机制的功能的主要体现,考察这两种保险的扶贫效应,从而为我国脱贫工作的持续发展和转型提供参考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由于地区初始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保险在地区扶贫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变化,会导致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扶贫效果出现较大的结构差异性,这会阻碍后脱贫时代脱贫工作的平稳推进和结构转型。因此考察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的效应及其差异性,从而使地区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克服扶贫阻力,优化扶贫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保险扶贫的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我国保险扶贫机制的扶贫功能,即农业保扶贫的保障功能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的增信融资功能对农村贫困水平影响效应的研究框架。文章接着对保险扶贫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概述,并结合我国保险扶贫的实践过程,介绍了我国保险扶贫的政策发展,理清了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和信贷保证保险的增信融资功能在我国保险扶贫实践中的主要体现,并且考察了我国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的比较优势和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上述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本文使用面板VAR模型分别考察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和信贷保证保险的增信融资功能对我国三大平原地区农业大省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动态影响效应,以此研究我国保险扶贫机制中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扶贫效果。之后本文使用上述研究方法根据地区经济和保险扶贫发展状况对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扶贫效应分别展开研究,从而分析保险扶贫效应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保险扶贫机制中农业保险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长期（接近5年）且稳定的保障功能,而短期内（即期和滞后一期）信贷保证保险的增信融资功能对农民生活水平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保险扶贫机制中农业保险的保障效应和信贷保证保险的增信融资效应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农村贫困状况的改善主要靠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而在经济发展较好以及积极引入新兴产业进行扶贫开发的区域信贷保证保险的增信融资功能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很大作用。这些结论都为新时期下我国保险扶贫工作的持续发展和结构优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于悦[8]（2020）在《图们市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常态,面临着经济增长提质、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等发展机遇和挑战,工业依然是中国产业的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今天,中央政府相继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和化解落后产能等督促传统工业绿色转型的改革措施。但任何上级政策的执行,最终都要由地方政府落实贯彻,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具体利益取向。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地方政府被冠以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对于上级政府认可的诉求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标,常常使地方政府陷入多方博弈的境地。本文通过对图们市“十三五”期间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案例及问题进行梳理,从传统工业产业结构转变、重点企业发展的兴衰史方面入手,针对2015年以来在国家严格的传统产业限制政策下边境工业落后地区面临的环保政策执行困难、劳动力大量流失、落后产能引进恶性循环和难以形成集群效应等发展问题,运用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理论,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落后地区传统工业转型发展的阵痛原理:一是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的市场经济不可悖逆性;二是公共选择理论赋予地方政府的利益追逐性;三是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多方动态博弈的策略调整。通过理论和模型验证,针对落后地区传统工业发展问题产生的理论及实践根源,认为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在经济转型期间要不断做出调整,不仅要考虑本地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还要考虑地方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关系以及企业对产业公共产品的满意度,这些问题将长期困扰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提出了改进绩效考核机制、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做好产业承接服务和打破行政壁垒的四点建议,力求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政策,顺应经济规律发展要求,克服政府部门的行政低效率,促使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实现协调共赢。本文认为,对传统工业转型存在的公共管理问题,归结到底,地方政府最需要克服的症结在于行政的低效率。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区域城市,所处的产业梯度较低,特色旅游和第三产业较工业经济发达,因此其工业产业发展受国家限制类产业政策和国际形势影响较大,故针对本文研究区域的发展建议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应该因地制宜考虑。但国家的产业政策趋势及其所产生的应对博弈策略是广泛适用的,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绩效考核体系的健全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普遍面临的机构改革重点和难点。
李南羲[9]（2020）在《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经济带动力强、就业容纳能力强、污染小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旅游业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产业支撑力量。发展旅游业可以使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资源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促进产业聚集,带动劳动力就业,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反之,城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不断完善和提高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服务水平。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由此可见,促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必将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城镇化蓬勃发展地区,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先发地区,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对探索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但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区域一体化发展尚未实现,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面临经济增长变缓、产业结构效益不高等问题。旅游业作为最具前景的服务业,被称为“无烟工业”,而长江经济带又是我国重要的旅游资源富集带,因此,促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既是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现实选择。基于此,本文在系统论、协同论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多个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遵循“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基本思路,构建论文研究框架。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旅游业、新型城镇化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相关文献;其次,以系统论和协同论为基础,解析旅游业、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剖析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理,奠定全文的理论研究基础;第三,构建旅游业、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从长江经济带全域、上中下游区段、9省2市等不同视角出发,揭示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第四,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不同空间尺度视角下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别从各指标层面和子系统层面识别二者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并提出相应的调控措施。论文主要结论包括:（1）依据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内涵与特征,将新型城镇化界定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生态城镇化、城乡统筹5个部分,形成新型城镇化的5个子系统;将旅游业具体化为旅游市场规模、旅游经济效益、旅游就业吸纳和旅游资源集聚4个方面,形成旅游业的4个子系统。（2）旅游业发展水平主要受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而新型城镇化水平则更多取决于经济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在旅游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旅游经济效益子系统的综合权重为0.4105,成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在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经济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子系统综合权重分别为0.2717、0.2285,是新型城镇化评价中权重最大的两个方面。（3）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逐渐提高。200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的平均值为0.0368,到2017年上升0.1474,平均增速为9.69%。从空间上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梯级分布特征,下游地区是旅游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上游地区紧随其后,中游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最低,但同时也存在上游“高地”—四川与中游“洼地”—江西的空间异质性。随着时间推移,上中下游间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各省际行政区之间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逐步拉大,其中下游地区省际旅游业发展水平差异最大。（4）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逐渐提升。200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值的平均值为0.2747,到2017年上升为0.5400,平均增速为4.61%。从空间上看,15年来,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逐渐由低水平分散分布格局演变成了逆长江流向梯级分布格局。从流域区段看,中下游间差距逐渐缩小,中上游间的差距逐渐增大,而下游与上游间的差距变化较小。此外,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内部的差异逐渐减小,上游地区内部差异逐渐扩大,中游地区是新型城镇化水平较均衡的区域。（5）从耦合协调状态上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耦合协调结构类型逐渐优化,但总体而言,二者之间耦合协调水平仍然较低。200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类型均为失调型,除重庆、贵州为严重失调型,上海、江苏、浙江为濒临失调型外,其它省（市）均为轻度失调型,2017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为0.5780,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11省（市）中仅江苏、浙江和上海进入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其余省（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从空间演化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从下-中-上游梯级分布格局逐步演化成下游领先、中上游成呈相同等级“连绵区”的空间格局。（6）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中,新型城镇化是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主导因素,其中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3个子系统对二者耦合协调起主导作用,而旅游业4个子系统对二者耦合协调状态的影响程度并无差异。
陈欢[10]（2019）在《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文中指出早期保教是保障儿童身心安全与健康、奠定儿童终身学习基础的社会公益事业,让所有儿童接受高质量早期保教是促进社会公平、培养未来人才的重大民生工程。但是,囿于公共财政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现实约束,如何实现早期保教优质普惠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推进了学前教育市场化,依靠社会力量实现了供给规模的快速扩大和普及水平的稳步提升。但同时也要承认,我国学前教育底子薄、欠账多,在市场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入园难”、“入园贵”和部分私立幼儿园价格虚高、过度营利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党和国家深化学前教育改革、全力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背景下,探索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耦合路径,是实现公办民办并举、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的必然诉求。英格兰0-5岁早期保教虽然也主要由社会力量供给,但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已经基本普及了优质的服务。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学前教育市场失灵的困境,基于市场参与者有机联动的微观经济学视角,采用文献研究、实地研究的史料收集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的史料分析方法,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进程进行了历史研究。研究发现,英格兰政府从参与市场和塑造市场两个维度,构建了以直接供给、委托代理、规制管理、市场支持和市场信息五大干预杠杆为主轴的市场失灵干预框架。本研究根据该框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与保教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对三大历史阶段的比较分析和对干预成效的评鉴,为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治理提出了启示与借鉴。全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对英格兰政府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进行了学理分析。本章阐述了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表现以及政府干预的一般策略,并基于对早期保教服务私人与社会价值的分析,说明了早期保教市场失灵的特殊性、必然性和可采取的应对举措。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的目的是通过建设“有为政府”实现“有效市场”,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规避市场失灵。第二章描绘了1948年至1997年,英格兰政府有限干预致使早期保教市场粗犷扩张的历史阶段。本章分别追溯了英格兰公立、私立早期保教服务的产生缘起,说明了公立供给兜底功能的由来,以及私立供给多样性的原因。英格兰政府为了保护儿童的安全,对私立早期保教强制注册和督导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由于规制管理十分有限而且不成系统,原生早期保教市场呈现学位供给地域均衡性差、保教质量稳定性低的特征。第三章呈现了1997年至2007年,英格兰政府全面干预促进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儿童中心和早期卓越中心赋予了公立保教全新的时代意义,免费学位政策则通过购买私立部门的服务刺激了私立供给的增长。在市场塑造方面,初步建成了以法定质量标准、师资从业标准和注册督导制度为内容的规制体系,并确立了市场支持结构的基本形态。地方治理是这一阶段在中央统筹下产生的新事物,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历经了从伙伴关系成员到民主战略领导的转变。全面干预取得了卓越成效,推动了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实现了质量的基本稳定和供需的基本平衡。第四章追溯了2008年至2018年,英格兰政府深化改革但引发早期保教市场发展困境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强化了公立部门的兜底功能,扩大了学位购买的范围并提高了拨款透明性,但整体参与程度因财政紧缩而降低。在市场塑造方面,不断修订以儿童为中心的法定质量标准及其配套的监管制度和师资要求,不断扩大家庭保教支出补偿范围。在地方治理方面,进一步规范了协同委托市场管理流程,加强了保教信息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但解除了地方政府质量支持的法律责任。继承既有干预框架、深化市场作用的改革思路引发了早期保教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困境。第五章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进行了评鉴,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本章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对1948年以来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政策工具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虽然英格兰政府基本有效应对了市场失灵,但只有超越市场话语体系、深化政府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基于英格兰经验,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在宏观治理层面应协调三大政策目标间的冲突、把握五大干预杠杆间的平衡;在中观治理层面,应注意坚守公办学前教育的价值归属、研发儿童中心的过程质量实践标准、健全注册督导制度、建设质量信息公共平台;在微观治理层面,地方政府应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切实推动供需平衡和有效支持质量提升。
二、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产业及其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产业及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综述 |
| (二)国内综述 |
| (三)简要述评 |
| 三、研究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印记:文森特所处社会环境 |
| (一)社会变迁:治道变革的时代进程 |
| (二)文化迷思: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危机 |
| (三)经济复兴:新古典自由主义复兴 |
| (四)政治困境:大城市地区政府制度失败 |
| 二、理论思考:多中心体制的研究传统 |
| (一)立足行政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
| (二)立足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市场与公共权力的相互关系 |
| (三)立足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分析:信任与社群的相互关系 |
| (四)立足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民主与法制的相互关系 |
| 三、学术积淀: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合作博弈理论 |
| (三)官僚制理论 |
| (四)主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传统秩序理论:市场秩序和主权秩序 |
| (二)创新多中心理论: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 |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逻辑演绎 |
| (一)多中心立宪秩序:立足美国宪法的实践经验 |
| (二)多中心公共经济:立足大都市地区治理的特征 |
| (三)多中心政府体制:立足美国西部资源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明晰制度框架: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 |
| 二、实现自主治理: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 |
| (一)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理论背景 |
| (二)自主治理的多中心框架分析 |
| 三、保障互惠信任: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
| (二)多中心下的信任超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实践运用 |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警察服务研究 |
| (一)警察服务研究的前提:突出权力分散 |
| (二)警察服务研究的过程:注重交叠管辖 |
| 二、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 |
| (一)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的现实前提:强调多元主体 |
| (二)肯尼亚水资源多中心治理的过程:关注跨级统辖 |
| 三、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金融经济分析 |
| (一)金融经济与多中心体制的结合:认同多边参与 |
| (二)金融运行的实践方向:走向重叠监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延伸 |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二)民主行政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 |
| 三、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理论层面 |
| (二)实践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康养产业：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1. 康养产业的界定 |
| (1）健康产业的概念 |
| (2）养老产业和老龄产业的概念 |
| (3）养生产业的概念 |
| (4）康养产业的概念 |
| 2. 康养产业的属性 |
| 3. 康养产业投融资机制 |
| 4. 康养产业发展实践 |
| （三）研究述评 |
| 三、康养产业的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
| （一）对康养产业概念与研究范畴的界定 |
| （二）对康养产业内涵与外延的理解 |
| 1. 产业的内涵 |
| 2. 康养产业内涵与外延的理解要点 |
| 四、康养产业的研究框架 |
| （一）康养产业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框架 |
| （二）康养产业的公共经济学研究框架 |
| 五、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康养产品属性分析 |
| （一）保障性康养产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 |
| （二）改善性康养产品具有受益的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 |
|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1. 对康养产业的研究范畴、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 |
| 2. 构建了康养产业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框架和公共经济学研究框架 |
| 3. 分析了康养产品的两种分类及其属性特征 |
| （二）研究展望 |
（4）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四、拟解决的问题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七、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补偿概述 |
| 一、生态补偿的概念解析 |
| (一)生态补偿的制度缘起 |
| (二)生态补偿的本土改造 |
| (三)生态补偿的属性定位 |
| 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四)自然契约关系理论 |
| 三、重点领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二)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三)草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四)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五)国际性碳汇交易补偿的实践状况 |
| 第二章 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分析: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
| 一、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 |
| (一)宪法的规定 |
| (二)法律的规定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规定 |
| (四)地方性政府规章的规定 |
| (五)政策性文件的规定 |
| 二、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规范性问题 |
| (一)国家层面的专项法律缺位 |
| (二)单项法律的内容缺失缺陷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粗疏 |
| (四)地方性立法整体参差不齐 |
| 三、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理论性问题 |
| (一)现行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有所欠缺 |
| (二)现行立法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存在矛盾冲突 |
| (三)现行立法在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取舍较困难 |
| 第三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事理逻辑 |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理论 |
| (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质疑 |
|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辩白 |
| (三)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论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内容与启示 |
| (一)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基本内容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所受的质疑 |
| (三)环境法律调整论的主要启示 |
| 三、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调整问题的双层视角 |
| (一)立法之内的结构调整 |
| (二)立法之外的运行调整 |
| 第四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调整 |
| 一、生态补偿核心要素的立法 |
| (一)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 |
| (二)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测定 |
| (三)生态补偿的方式与来源 |
| 二、生态补偿关联内容的立法 |
| (一)宪法精神的体现 |
| (二)法律责任的设置 |
| (三)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
| 三、生态补偿体系内容的立法 |
| (一)行为模式的立法 |
| (二)权利义务模式的立法 |
| (三)法律部门间的衔接立法 |
| 第五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运行调整 |
| 一、法的良好运行 |
| (一)法的良好运行的本质 |
| (二)法的良好运行的标准 |
| 二、市场的调节作用 |
| (一)市场运作的现实困境 |
| (二)市场调节的模式选择 |
| (三)市场调节的运行重点 |
|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策略 |
| (一)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越性 |
| (二)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向 |
| (三)注重政府主导地位中的合理作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需求导向视角下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困境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解决就业 |
| (二) 弘扬传统美德,契合传统养老观念 |
| (三) 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能,提升服务的效率 |
| (四) 精细化供给,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居家养老的概念、含义和方式 |
| (二) 政府购买服务的内涵、模式和影响因素 |
| (三)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方式和特点 |
| 三、研究思路、内容和意义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问卷调查法 |
| (三) 统计分析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可能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概念 |
| (一) 政府购买服务 |
| (二) 居家养老服务 |
| (三)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
| 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理论基础 |
| (一) 福利主体的多元化理论 |
| (二) 居家养老的社会嵌入理论 |
| (三) 顾客导向理论 |
| (四) 需求层次理论 |
| 第二章 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动因与探索 |
| 一、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动因 |
| (一) 苏州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养老供需矛盾突出 |
| (二) 地方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基础、市场基础和技术基础优势明显 |
| (三) 社会养老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对养老需求更加多元 |
| (四) 提高政府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然需求 |
| 二、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探索 |
| 第三章 需求导向视角下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实地调查 |
| 一、苏州市老年群体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调研的样本情况 |
| (一) 样本概况 |
| (二) 基本信息 |
| 二、苏州市老年群体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调研样本的相关分析 |
| (一) 对苏州市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了解情况 |
| (二) 对苏州市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需求及分析 |
| (三) 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期望 |
| 三、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调查及困境 |
| (一) 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现状调查 |
| (二) 苏州市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的困境及成因分析 |
| 第四章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他域经验和启示 |
| 一、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他域经验 |
| (一) 我国其他城市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和实践 |
| (二) 国外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实践 |
| 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他域启示 |
| (一)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过程中需求主导的理念 |
| (二) 依靠社区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实现需求和服务的标准化 |
| (三) 对不同的养老对象实现分层、分类的养老服务供给 |
| (四)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全流程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
| (五) 养老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经济上的保障 |
| 第五章 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推进策略 |
| 一、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推进策略的基本原则 |
| (一) 需求导向原则 |
| (二) 适度普惠原则 |
| (三) 充分竞争原则 |
| 二、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困境排解的对策 |
| (一) 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完善地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法规 |
| (二) 拓宽资金渠道,壮大供给能力 |
| (三) 瞄准服务需求,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提供个性化服务 |
| (四) 实现医养结合,扩大医疗资源供给和医疗信息系统的完善 |
| (五) 加强人才储备,大力发展和培养社会专业化组织 |
| (六) 强化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反馈监管和动态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苏州地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调查问卷 |
| 致谢 |
（6）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从智慧城市的研究对象方面 |
| 二、从智慧城市的评价形式方面 |
| 三、从智慧城市实践的指导方面 |
| 第六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评价相关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理论 |
| 一、宏观经济理论 |
| 二、福利经济学理论 |
| 三、公共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投入产出理论模型 |
|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 |
| 第三章 智慧城市内涵及其建设模式的研究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的内涵及建设意义 |
| 一、智慧城市的内涵 |
| 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界定 |
| 三、智慧城市建设的意义 |
| 第二节 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分析 |
| 一、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管理领域影响 |
| 二、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社会领域影响 |
| 三、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经济领域影响 |
| 四、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小结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化模式 |
| 一、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 二、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 第四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化模式 |
| 一、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 二、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 第五节 智慧城市建设案例分析 |
| 一、国外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 二、国内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 第四章 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率的机理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投资顺序的研究 |
| 第二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研究 |
| 一、公共设施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研究 |
| 二、智慧城市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效应的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智慧城市相关行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及对智慧城市的启示 |
| 第一节 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分析 |
| 一、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
| 二、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 三、封闭经济下的拉动效应 |
| 四、非竞争投入产出框架 |
| 第二节 我国各智慧城市相关行业投入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 |
| 一、各部门直接消耗系数测算 |
| 二、各部门总产品的完全拉动系数测算 |
| 三、各部门增加值拉动系数测算 |
| 四、各部门就业拉动系数测算 |
| 五、智慧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投资拉动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试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DEA和 SFA模型的应用分析 |
| 一、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
| 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DEA模型 |
| 一、静态效率比较——三阶段DEA 模型和超效率DEA 模型 |
| 二、动态效率比较——Malmquist指数模型 |
| 第四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SFA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与启示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 |
| 第三节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扶贫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三、对相关研究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保险扶贫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贫困与扶贫 |
| 二、保险扶贫 |
| 第二节 保险扶贫的相关理论 |
| 一、福利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理论 |
| 二、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理论 |
| 三、区域发展与资源配置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发展的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保险扶贫的相关政策历程 |
| 第二节 我国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扶贫功能 |
| 一、农业保险扶贫的保障功能 |
| 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的增信融资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的优势和问题 |
| 一、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的比较优势 |
| 二、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的基础 |
| 一、研究变量的选取 |
| 二、研究视角的界定 |
| 三、面板数据的检验 |
| 四、实证方法的说明 |
| 第二节 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对农业生产水平的效应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效应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扶贫效应的差异性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及分析 |
| 一、农业保险的长期且稳定的扶贫作用 |
| 二、信贷保证保险的即期且较大的扶贫作用 |
| 三、保险扶贫效应的差异性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一、因地制宜寻找地区保险扶贫转型和发展的方向 |
| 二、各地区通力合作形成区域保险扶贫的协调发展 |
| 三、积极引入扶贫资金发展农村产业以稳定脱贫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图们市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概述 |
| 2.1 有关工业绿色转型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 |
| 2.2.1 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 |
| 2.2.2 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理论 |
| 2.2.3 极化效应 |
| 2.3 公共选择理论 |
| 2.3.1 “经济人”假设 |
| 2.3.2 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到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3.3 政府失灵的低效率 |
| 2.3.4 公共产品供给差异与企业“用脚投票” |
| 2.4 博弈论 |
| 2.4.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假定 |
| 2.4.2 “囚徒困境”模型 |
| 第三章 图们市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 |
| 3.1 图们市规上工业发展历程及现有工业体系 |
| 3.1.1 图们市“十二五”末期工业产业结构情况 |
| 3.1.2 图们市“十三五”以来规上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
| 3.2 图们市“十三五”以来传统工业面临的发展瓶颈 |
| 3.2.1 环保政策执行困难 |
| 3.2.2 劳动力大量流失 |
| 3.2.3 落后产能引进的恶性循环 |
| 3.2.4 难以形成集群效应 |
| 3.3 图们市传统工业企业发展困境原因分析 |
| 3.3.1 从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角度 |
| 3.3.2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 |
| 3.4 图们市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实证对比分析 |
| 3.4.1 公共选择理论下多方因素的建立 |
| 3.4.2 “博弈”模型的代入及案例演绎 |
| 3.4.3 实证对比分析结论 |
| 第四章 推进图们市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1 引入多种因素参与地方绩效考核机制 |
| 4.2 尊重经济规律是产业转型的基本原则 |
| 4.2.1 明确产业梯度引导产业结构 |
| 4.2.2 特色带动相辅相成促进工业转型 |
| 4.2.3 盘活传统企业创造发展机遇 |
| 4.3 加强产业承接环境建设筑巢引凤 |
| 4.3.1 持续完善产业承接配套服务体系 |
| 4.3.2 以创新招商引入资本救场 |
| 4.3.3 科学规划产业园区承载体 |
| 4.4 打破行政壁垒实现统筹规划发展 |
| 4.4.1 加强沟通和宏观协调,打破部门间“低效率” |
| 4.4.2 产业应克服行政区划,打破县市间“低效率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旅游业研究进展 |
| 2.1.1 国外研究进展 |
| 2.1.2 国内研究进展 |
| 2.2 新型城镇化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3 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研究 |
| 2.3.1 国外研究进展 |
| 2.3.2 国内研究进展 |
| 2.3.3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研究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相关概念解析 |
| 3.1.2 相关理论概述 |
| 3.2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理论解析 |
| 3.2.1 旅游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
| 3.2.2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旅游业发展概况 |
| 4.2 构建指标体系 |
| 4.2.1 遵循基本原则 |
| 4.2.2 指标体系结构 |
| 4.2.3 指标含义解释 |
| 4.3 旅游业发展水平测度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指标标准化处理 |
| 4.3.3 综合指数计算 |
| 4.4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4.4.1 省域视角下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 |
| 4.4.2 流域视角下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 |
| 4.4.3 全域视角下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化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
| 5.1 新型城镇化概况 |
| 5.2 构建指标体系 |
| 5.2.1 遵循基本原则 |
| 5.2.2 指标体系结构 |
| 5.2.3 指标含义解释 |
| 5.3 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指标标准化处理 |
| 5.3.3 综合指数计算 |
| 5.4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 |
| 5.4.1 省域视角下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 |
| 5.4.2 流域视角下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 |
| 5.4.3 全域视角下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序演化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
| 6.1 模型构建 |
| 6.1.1 耦合度模型 |
| 6.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6.2 类型划分 |
| 6.2.1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的等级划分征 |
| 6.2.2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划分 |
| 6.3 省域视角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特征 |
| 6.3.1 11省(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研究 |
| 6.3.2 11省(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 |
| 6.3.3 11省(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类型变化特征 |
| 6.3.4 11省(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化特征 |
| 6.4 流域视角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特征 |
| 6.4.1 上中下流域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的演变特征 |
| 6.4.2 上中下流域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 |
| 6.4.3 上中下流域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类型演变 |
| 6.5 全域视角下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特征 |
| 6.5.1 全域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演变特征 |
| 6.5.2 全域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 |
| 6.5.3 全域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演变特征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主导因子识别 |
| 7.1 研究方法 |
| 7.1.1 主导因子识别方法 |
| 7.1.2 主导因子识别结果 |
| 7.2 主导因子调控 |
| 7.2.1 指标层面主导因子调控 |
| 7.2.2 子系统层面主导因子调控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政府有效干预早期保育教育市场是多国难题 |
| (二)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具有典型意义 |
| (三)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健康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早期保教 |
| (二)早期保教市场 |
| (三)政府干预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早期保教市场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研究 |
| (三)关于英格兰早期保育教育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意义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意义 |
| 五、研究过程与方法 |
| (一)研究过程 |
| (二)研究方法 |
| 六、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政府干预框架的学理分析 |
| 一、市场失灵的一般表现与早期保教市场失灵 |
| (一)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与常见表现 |
| (二)早期保教市场失灵的原因与表现 |
| 二、政府干预的一般策略与早期保教市场政府干预 |
| (一)政府干预市场的一般性策略与工具 |
| (二)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策略解析 |
| 三、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路径选择与框架建构 |
| (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耦合视角下的路径选择 |
| (二)提供购买与监管引导:互动关系中的框架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有限干预致使早期保教市场粗犷扩张(1948-1996) |
| 一、战后英格兰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女性的觉醒 |
| (一)福利国家的全面建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
| (二)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与保教需求的增长 |
| 二、界定福利的边界:原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直接提供 |
| (一)公立小学幼儿班教育取向及其历史溯源 |
| (二)公立幼儿学校的保育取向及其历史溯源 |
| 三、守护安全的底线:原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规制监管 |
| (一)原生早期保教市场萌芽发展的历史溯源 |
| (二)私立保教供给强制注册制度的艰难探索 |
| (三)保教督导制度从无到有从分权走向集权 |
| 四、有限干预的结果:保教市场供给不均衡质量不稳定 |
| (一)多元供给应需而生,地域分布均衡性差 |
| (二)保教实践多样,质量缺乏标准稳定性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全面干预促进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1997-2007) |
| 一、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布莱尔的“新英国” |
| (一)第三条道路推行的政治经济背景 |
| (二)第三条道路指引新工党治国方略 |
| (三)第三条道路关照下的保教新战略 |
| 二、革新公平的定义:保教市场成熟过程中的政府提供与购买 |
| (一)成立早期卓越中心,树立保教质量典范 |
| (二)推广综合儿童中心,打破贫困代际循环 |
| (三)购买私立部门服务,强制增加保教供给 |
| 三、塑造有效的市场:保教市场成熟过程中的政府监管与引导 |
| (一)明确注册督导责任主体与最低质量标准 |
| (二)出台法定质量框架,监管保教过程质量 |
| (三)改革专业发展路径,引导师资水平提升 |
| (四)实行供需双侧投入,支持市场参与主体 |
| 四、创新地方的治理:保教市场成熟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
| (一)作为伙伴关系关键成员,探索地方自治 |
| (二)成为民主战略领导,管理当地保教市场 |
| 五、全面干预的成效:保教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且质量趋于稳定 |
| (一)供需基本实现平衡,资本盈利能力触顶 |
| (二)保教实践开始融合,保教质量趋于稳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深化改革引发早期保教市场发展困境(2008-2018) |
| 一、政党更迭与财政紧缩的危机时代 |
| (一)金融危机以后英国“消失的十年” |
| (二)保育教育成为社会流动重要工具 |
| 二、强化市场的作用:后成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提供与购买 |
| (一)重申儿童中心干预功能,转向结果公平 |
| (二)规范公立学位分配,精准扶持弱势儿童 |
| (三)扩大服务购买范围,刺激供需二次增长 |
| (四)免费学位拨款改革,不同部门公平竞争 |
| 三、维护市场的运转:后成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监管与引导 |
| (一)忠实儿童中心取向,持续修订质量框架 |
| (二)健全注册督导制度,有效落实质量框架 |
| (三)应对师资数量挑战,博弈质量提升路径 |
| (四)补偿保教支出,鼓励家长延长就业时间 |
| 四、规范地方的治理:后成熟保教市场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
| (一)升级协同委托系统,完善市场管理流程 |
| (二)构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服务型政府 |
| (三)支持质量提升的经验与解除责任的争议 |
| 五、深化改革的影响:保教市场供需平衡质量稳定但成本高昂 |
| (一)供给波动平稳,灵活满足市场多元需求 |
| (二)供给成本高昂,威胁质量提升可持续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评析与启示 |
| 一、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工具的演变分析 |
| (二)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工具的成因分析 |
| 二、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成就、困境与展望 |
| (一)成就:有为政府有效应对保教市场失灵 |
| (二)困境:质量提升以及供给可持续性受阻 |
| (三)展望:深化政府主导超越市场话语体系 |
| 三、英格兰政府干预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深化改革的启示 |
| (一)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宏观治理的启示 |
| (二)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中观治理的启示 |
| (三)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微观治理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产业及其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2]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D]. 王梦. 吉林大学, 2020(01)
- [3]康养产业：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J]. 房红,张旭辉.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
- [4]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D]. 严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需求导向视角下苏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困境与对策[D]. 潘兰婷. 苏州大学, 2020(03)
- [6]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D]. 康正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农业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扶贫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D]. 方磊. 安徽财经大学, 2020(10)
- [8]图们市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问题研究[D]. 于悦. 延边大学, 2020(05)
- [9]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D]. 李南羲. 西南大学, 2020(01)
- [10]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D]. 陈欢.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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