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郑志全[1]（2021）在《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
徐乐怡[2]（2021）在《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新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以及全球竞争力重塑的平台和载体,其重要性日显突出。近年来,关于科技新城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关于科技新城的定量测度、空间分布、形成机理、与企业共生绩效和区域空间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新城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确定“科技新城”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梳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了科技新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个案例阐述科技新城国内外模式,并总结了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新城定量测度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科技新城空间演化格局,探讨了科技新城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再次,基于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个地理维度,运用Logi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随后,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科技新城与企业的共生绩效;最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方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类型主要分为:地理交通型、自然资源型、产业集群型。关于科技新城选择机理,在宏观层面,科技新城应注重政府主导功能,在微观层面,科技新城开发可采用企业主导型模式。第二,科技新城在集聚上呈现以苏南、浙北和上海相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特征,同时呈现由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演化特征。科技新城的国家级空间联系网络表现出由单中心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的特征,且科技新城数量和空间联系总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从人民生活、科技企业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了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直接排序法计算指标结果,并进行排序。第三,针对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市级尺度下,工业基础、人口城镇化、交通设施和创新要素都对科技新城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另外,创新服务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在省级尺度下,互联网+、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基础、区域科技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因素对科技新城的设立和空间联系总量均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科技新城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绩效,科技新城的设立对经济集聚、人才吸引和产出提升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其一,针对经济集聚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其二,针对人才吸引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形成人才吸引效应,促进要素的聚集发展,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其三,针对产出提升效应,科技新城能够助推企业产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科技新城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人才吸引效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变小再逐渐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产出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第五,科技新城能提升当地创新能力,却对临近地区具有负向效应;科技新城无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却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与设置的地理距离阈值有关,数据表明科技新城的建立对周围地区的创新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但科技新城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构建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科技新城资源配置模式,资源分配需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手段助力科技新城的建设,保护市场制度,促进科技新城的发展,并打造以科技新城为核心的创新源和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第二,构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科技新城发展模式,加强科技新城与当地的产业联系,科技新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土壤和物质基础,同时保证高品质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促进产城融合;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的重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新城的良性共生发展;第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刘洋[3]（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周建庆[4]（2020）在《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研发投资》文中提出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廉成本的“双重挤压”下,增加企业研发投资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对企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或是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考虑到企业CEO在战略制定与创新决策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关于其个人特征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以往研究主要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性别、年龄、学历以及职业经历等方面探讨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然而关于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却十分有限。基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与影响力的结论。然而,这些研究结论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歧,本文认为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以往研究在探讨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时,往往片面强调CEO权力的风险规避或者风险追求效应,而没有综合考虑这两种不同的风险偏好效应以及权力所产生的资源保障效应。（2）以往研究忽略了CEO权力的异质性。权力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概念,对于不同类型的权力而言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质与内涵,并且可能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应。（3）以往研究忽略了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而言,由于经营环境及创新战略的差异,往往面临着不同的潜在风险及差异化的资源需求,从而可能影响CEO权力风险偏好效应与资源保障效应的充分发挥,并最终导致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伴随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而动态演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首先从总体上检验了CEO综合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然后,分别探讨了CEO的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及声望权力等四类异质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差异化影响;接着,本文深入探讨了企业处于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时,CEO综合权力、异质权力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所呈现的动态特征;最后,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还对CEO权力的研发投资效应开展了进一步研究,一方面从权力内部结构的角度检验了CEO异质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联合影响,另一方面从企业治理环境的角度检验了董事会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对CEO权力研发投资效应的调节作用。在完成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推演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2007-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总体上看,CEO综合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从异质性的角度看,CEO异质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CEO结构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而CEO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与声望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3）当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时,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首先,CEO综合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仅在成长期与衰退期显着存在,而在成熟期则并不显着。其次,从异质权力的角度看,CEO结构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仅在成熟期显着存在;CEO所有权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仅在成长期显着存在;CEO专家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在成熟期与衰退期显着存在;而CEO声望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在成长期与成熟期显着存在。（4）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CEO结构权力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或董事会规模）将增强（或减弱）CEO所有权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减弱CEO声望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CEO所有权权力与声望权力之间能够产生相互促进研发投资的协同效应;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减弱CEO结构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对于衰退期企业而言,CEO所有权权力会减弱其专家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而董事会规模则有助于增强专家权力的这一正向影响。本文在同时考虑了权力异质性与企业动态发展的基础上,全面且深入探讨了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在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的宏观制度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从微观视角为企业提升研发投资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CEO权力结构优化及动态调整路径的政策思路。
牛卫东[5]（2020）在《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我国民营企业不论是企业数量还是企业规模都获得了快速发展,GDP占比以及对国家税收的贡献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底召开的民用企业座谈会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机遇。管理层权力是指公司管理者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并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管理层权力配置成为强化管理者工作热情和提升组织运行效率的基本保障与有效途径。但是,权力也使得管理者有动机和能力做出不利于组织发展的自利行为,复杂经营环境中管理层权力过度配置带来管理层寻租的负向效应也开始显现。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整体偏高、公司治理中委托人参与程度高”等相对独特的治理特征,使得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的逻辑更加复杂。同时,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双面性和不确定性,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相关研究内容及结论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两方面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规律性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与传统行业相比,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更高;（2）民营上市公司规模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3）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的资产负债率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4）民营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上市时间越长,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5）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权力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具体表现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6）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7）民营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权力之间未发现显着的相关关系。第二,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及其权变性。本文将企业成长性分为反映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和反映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两个维度,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扩张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以上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权变性,结果显示:（1）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负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反映民营上市公司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表现越好;（2）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正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高,反映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表现越好;（3）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异质性会强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也会弱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4）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5）外部关注度越高,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6）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与扩张性的关联性未发生明显变化。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从内部治理视角梳理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并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逻辑;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通过对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不同维度差异化关联机理的分析,验证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双重效应;通过对诸多要素在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关系中调节作用的分析,明晰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同时,相关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情境的特殊性,关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权变思考的相关研究结论能为实践中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的科学配置提供借鉴,推动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具体体现在:一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从内部治理视角分析了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所包含要素的作用机理,尚未考虑外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的影响;二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管理团队特征、公司特征、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几方面考察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但是实践中,管理层权力作为代理人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会受到多层次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考虑,其他权变情境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影响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王旭东[6]（2020）在《中德文化视域下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研究 ——以中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在“一带一路”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把技术引进来,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乘势而为、顺势而动,大踏步迈向国际。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升温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国内情况看,相对宽松的海外并购政策、充裕的外汇储备等为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升值为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了动力。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使不少发达国家的企业认识到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政府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对外并购由早期的国企主导模式逐渐演变为国企和民企并驾齐驱,更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参与海外并购。但是,许多民营企业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文化缺乏了解,也欠缺海外经营管理经验,在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纵观近二十年我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实践,由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对德国文化、德国公司治理、德国法律法规缺乏深入了解,并购后的德国子公司的跨国管理问题成为摆在民营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民营企业究竟该怎样管理德国子公司,应该如何构建高管团队且合理任用CEO,CEO权力如何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管理效能,一直都是理论研究和经营实践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的相关理论,从中德文化制度的情境差异出发,围绕“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的关系问题提出理论假设,运用结构方程建模工具AMOS22.0和统计软件SPSS22.0,构建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的假设检验模型。在模型中,除了解释变量CEO权力配置,被解释变量并购绩效、中介变量组织变革和公司内部治理之外,还引入了文化整合和信任度作为调节变量,变量的复杂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模型的调研数据来源于德国16个联邦州分布的德国子公司管理人员参与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97份,样本数量达到结构方程模型变量设计的标准。文中内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什么是CEO权力配置?第二,为什么要进行CEO权力配置?第三,怎样进行CEO权力配置?第四,CEO权力配置合理有效用什么来验证?文章围绕上述问题:首先,厘清了出现的概念,阐述文中使用的基本理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CEO权力配置进行理论拓展。其次,介绍民营企业在德国并购概况,进而说明CEO权力配置在民营企业和德国企业中各具独特性,并对双方企业CEO权力配置形态进行比较。再次,指出隶属于民营企业的德国子公司CEO权力包括所有权权力、组织权力、声誉权力和专家权力四个维度,CEO权力配置也有四个维度,CEO所有权权力配置通过股权激励和“股票”激励实现;CEO组织权力配置通过股东授权或获得民营企业内部董事身份实现;CEO非正式权力即声誉权和专家权,能够增强CEO影响力的行为都是对CEO非正式权力的配置,比如物质和精神等激励措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具有趋同性。最后,指出CEO权力配置既要受效率机制支配,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优权力效用;又要合乎法律、社会认知和行为规范的标准,才具有“合法性”;还要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接下来,文章阐述了 CEO权力配置的合理和有效会提高公司管理水平,管理水平高低又会引起并购绩效波动。然后,文章构建了 CEO权力配置对并购绩效影响生成模型,发现CEO权力配置对并购绩效的具体影响路径有两条,一条路径是CEO权力配置直接影响并购绩效,另一条路径是CEO权力配置借助组织变革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并购绩效。同时,通过建模分析也发现前设的公司内部治理和信任度等因素在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之间的作用是不显着的,文化融合的影响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至此,研究并没有终结,笔者又结合工作实务中接触到的CEO权力配置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验证理论模型的科学性。根据上述研究,文章结尾从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人跨国治理的角度针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提出建议:CEO权力配置要契约化,方有效;CEO权力配置要有底线边界,不能越界配权;CEO权力配置的管理效果要有监督;在必要的情况下,CEO权力配置要有动态调整和必要的转移。本研究的价值和创新如下:第一,从中德两国文化制度情境出发,专门针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问题进行探讨,弥补了现有公司治理理论在解释个别国家跨国治理问题时存在的不足。第二,文中不但提出了 CEO权力配置的理论假设,还提出了应用策略,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德并购实践提供决策依据。第三,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关注德国子公司业务增长和内生价值提升方面研究较少,笔者的研究可以为同仁后学的相关工作提供参考。第四,专门结合民营企业产权性质,针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实践,提出相应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细分领域的研究缺口。本研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比如,商业机密属性导致信息披露有限,样本和资料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的局限。在未来的研究和工作中将进一步地探索和完善。
林之豪[7]（2020）在《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文中认为开展军民融合式发展是统筹国防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的现实要求。随着科技在武器中的含量越来越高,军工技术的先进程度已经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武器装备作为重要的军品消费,通过开展军民融合,发挥军工技术的溢出效益,同时积极汲取社会优质资源进入国防领域,减少重复技术研制。因此,本文以武器装备全寿命作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如何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理解军民融合的物质载体与融合方式,提升融合效率。据统计,85%以上的军工技术能够转化为民用技术,具备重要的军民转化融合基础。目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与预期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譬如,哪些因素制约了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又有哪些原因驱动“军转民”与“民参军”融合主体的积极性等等,这些都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来做出分析。本文共有八个章节,从现有文献来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剖析军民融合的内容较少,本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章,绪论。主要就军民融合背景与研究思路进行介绍。第二章,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本章将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确定本文的分析对象与问题,并对目前发表的军民融合文献进行梳理,介绍文献所运用的经济学理论,再对相关军民融合文献与理论进行评述,以明确本文所主要运用的方法。第三章,分析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模式。本章是对美国与日本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进行概述。总结美国的军民融合模式,国会与行政机构相互配合,国会出台法律法规赋予联邦政府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权力,联邦政府通过执行多项计划政策帮助企业;日本的军工研制能力基本“沉淀”至民营企业中,军方大规模采购民营企业研制品,将军事支出传导到社会经济中。本章利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两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美国与日本的国防军事部门支出对人均GDP的影响,结果证明美日两国所构建的军事体制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通过不同方式的军民融合将军事支出的经济效应传导至社会领域,发挥国防经济效益。第四章,中国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本章主要概述中国军民融合的实践情况与武器装备全寿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从而为接下来重点分析全寿命中开展军民融合做好铺垫。第五章,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武器装备可继续参与到生产过程的主要原因在于物质载体丰富性与可交易性,使得实现剩余价值成为了可能。军民融合难点在于军标与民标的标准异化导致融合不畅,本章利用Lotka-Volterra模型建立了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军标与民标差异模型,为前期阶段军工项目的立项与设计提供借鉴。第六章,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企业主体的能动性得到释放,本章构建了VECM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社会领域中技术成交额对于经济具有正向持续性的影响作用,这是军民跨域融合的前提基础。开展武器装备全寿命下“民参军”就要调整生产关系,国防军工将作为社会分工中的重要部分;同样,社会分工中通过竞争产生的优质企业,以技术创新作为比较优势争取国防部门的采购合同,作为国防分工的一部分。本章也利用委托—代理合同模型,分析了军方与社会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所需要注重的地方。国防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轨融合互动,能在动态的竞争中,填补军费投向不足下的结构性稀缺技术。第七章,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开展“军转民”的军民融合,核心在于将军工技术从国防领域向社会生产部门转移,延续军工技术的使用价值。中国目前“军转民”主要由以军工集团为主的国有企业推动,本章运用演化博弈论分析了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达到军工研制单位与社会企业的博弈平衡,并与第五章中三种不同条件下的军标与民标划分相结合,为“军转民”提供路径选择。最后,中国军民融合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主要在于中国军民融合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由军工集团负责,而军工集团作为重要的国有企业,实行全民共享,增加社会共同利益,这也是中国开展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目的。第八章,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各章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研究结论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武器装备的特殊性决定生产过程可延续。现代国防更要求资源的汲取与协调能力,以往军方从军品制造企业中采购,作为生产过程中最后一环,完成了生产消费。开展军民融合,是要增加装备的价值实现渠道。将技术重新参与到生产过程是重要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载体,推动军工技术作为生产资料参与国民经济系统的生产循环,通过技术“民参军”与“军转民”模式,将生产过程延续。第二,分工下生产关系调整提升跨域融合。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就是让资源不局限于行政命令的科层制上下流动,也能够增强军工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中资源的横向流动。两种制度下具备了技术融合的基础,在跨域融合下发生内部催化反应。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与竞争,跨域融合会起到催化反应,刺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优化资源配置。第三,军工技术溢出转化为全民共享机制。本文通过演化博弈论分类了不同类型的技术如何有效实施民用化生产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增强生产力向民用领域转移,填补社会领域难以达到的技术需求;在跨域制度的融合中,催化激发出更加优质的创新技术,为军方降低搜索成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工集团私人占有为特点,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是以军工集团为主的国有企业为主导,“军转民”所体现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是基于全民利益下的生产关系调整,将剩余价值最终实现全民共享。
桂恋[8]（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中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及其应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美国通过修改其外资安全审查立法,将原本对国有企业并购交易的严格审查态度贯彻到底,并且使其更具针对性——针对中国。而这也对应了近些年来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流量剧烈下降并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发展速度之快以及国有企业对美投资规模之大、占比之多均引起了美国国内极大的关切。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带有政府战略目的的非商业性投资,并且是基于政府大量不规范的补贴才形成的强大市场竞争力,因此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极力打压,如今已有大型并购交易受到影响,并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在2017年后出现大幅下降。纵观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否决或限制的来自我国的并购交易案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或者是被认为有政府或军方背景的大型民营企业作为交易主体的一方。理论上讲,基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修改法律无可厚非,但是美国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交易的国家安全审查不应带有歧视意味。实践中CFIUS就经常发生违反正当程序不告知具体审查信息、扩大我国国有企业的认定范围、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来阻碍我国国有企业投资等滥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权的现象。CFIUS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审查异常严格是有原因的。首当其冲就是中美两国的大国竞争,具体表现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投资保护泛政治化;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敏感以及我国政府给予国有企业过多的补贴等。在内因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多并购能源、资源和高新技术等敏感领域,为其赴美投资遭遇阻碍埋下了隐患;当然国有企业自身不透明的治理结构以及投资冲动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使我国国有企业更好地应对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并为当前美方欲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动向做好准备,需要从法律视角积极应对。在国家层面,首先要做好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预案,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为规范国家安全审查行为努力提出中方诉求,如有涉及补贴新规则的商议,还需争取过渡期及补贴例外条款的适用;其次,我国要继续规范政府的补贴行为,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海外投资的指导与保障机制。在企业层面,我国国有企业要在赴美并购前寻求专业机构的指导并主动向美方提交审查,对高科技领域的并购注意方式方法。此外除了寻求美国国会支持和积极维权外,还要注重完善自身的企业治理结构以提高透明度。
吴凡[9]（2020）在《内部资本市场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研究 ——以集团下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文中研究指明Belenzon等（2010）研究指出,依托集团“现金池”优势,集团下成员企业比非集团企业在实施创新投资过程中更具保障。集团组织具有信息对称、资源共享等优势,随着我国企业规模化、多元化的发展,集团组织形式日趋增多。集团组织内形成的ICM可视为外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替代和补充,缓解融资约束及进行资金配置。债务融资具有税盾效应、监督优势以及破产效应,在ICM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强度、持续性及效率等影响会产生变化,同时其内在机制也会发生变化,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论文研究了ICM环境引入后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关系的变化及其中成因问题。通过对债务结构理论的追朔与债务融资功能效应的分析,以深入理解了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多向性;通过对创新投资特征的剖析,以提出对创新投资绩效的测度应采取多维形式;通过对ICM形成与内涵剖析及对ICM不同理论流派的回顾,以理解ICM运作机理存在的不同视角。在此基础上,基于“两维度一约束条件”的研究框架,重点研究了ICM环境引入后对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关系影响的相关问题:（1）借助实物期权模型推演与数值模拟结果,比较了ICM有效或无效情况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变化。认为ICM是否有效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与前提;（2）在ICM有效性条件下,从ICM效应特征的动态视角进一步探析,ICM引入后对科技企业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关系的影响变化。提出ICM的“剩余控制权”效应与“声誉红利”效应是促使ICM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强度正向影响更显着的成因;（3）在ICM有效性条件下,从ICM组织结构的静态视角深入剖析,ICM引入后对企业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关系影响的变化。提出ICM环境下科技企业利用债务融资维持创新投资持续性的意愿降低。意愿降低程度的大小与ICM所处的组织结构特征及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呈正向关系;（4）在ICM有效性条件下,聚焦ICM环境下银行债务与创新投资的关系。通过比较银行债务与非银行债务在内涵、特征与治理方式上的差异,发现银行债务从激励与约束两个方面使其“监督效应”得到高效发挥,有效抑制创新非效率投资。本论文的创新主要有:（1）将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的关系嵌入集团背景下,剖析其中变化及机理过程,阐释在内、外部资本市场共同影响下,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并系统的考察特殊性的背后的规律,拓展了外部资本市场独立性假说;（2）根据创新投资理论的发展与科技企业的经营状况,对创新投资采用强度、持续性与效率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刻画,并运用创新技术采纳、债务结构、实物期权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对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的影响机制,丰满了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的规律;（3）基于ICM不同理论流派及ICM形成发展的固有规律,建立“两维度一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完善了ICM环境引入后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变化研究的内在逻辑。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科技企业运用债务融资进行创新投资的内在原因;有助于探析ICM环境引入后,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
孙璇[10]（2020）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科技革命是在新的科学理论的突破和科学范式的转变下,新技术的发明、应用与扩散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历史进程。21世纪初以来,新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发展加速,新技术快速交织、融合并应用于社会生产,带来劳动关系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为劳动关系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科技革命发展及和谐劳动关系等重要论述为指导,探索和深化我国劳动关系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观照,从历史维度纵向梳理历次工业革命中劳动关系的演化规律,从现实的维度阐发新科技革命中生产方式变革的新特征,通过剖析新科技革命视域下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特征,探析我国劳动关系在技术变革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并提出推动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促使劳动形态数字化、劳动对象和产品非物质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价值创造隐性化,推动高科技资本形成了新的积累和扩张的运动逻辑。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的治理既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战略机遇、实现科技进步下的生产力跃升,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推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劳动正义引领新时代劳动关系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创新,从用工管理、收入分配、工会改革、三方协调机制等方面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健全党领导下的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和劳动保障监察机制;促进劳动法制现代化,完善劳动立法、司法和执法,把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二、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章布局与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测度 |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 2.1.3 企业金融化的效应研究 |
| 2.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
| 2.2.1 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 |
| 2.2.2 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主要概念界定 |
| 2.3.1 文献评述 |
| 2.3.2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3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 |
| 3.1 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 |
| 3.2 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 |
| 3.2.1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2.2 金融制度变迁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描述性分析 |
| 3.2.3 企业金融化分组特征 |
| 3.3 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3.1 企业金融化内在动因及行为的制度逻辑 |
| 3.3.2 企业金融化效应分析 |
| 第4章 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 |
| 4.1 本章前言 |
| 4.2 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 |
| 4.2.1 流动性压力转嫁假说 |
| 4.2.2 资金富余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
| 4.3.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基准回归检验 |
| 4.4.2 流动性压力转嫁的渠道检验 |
| 4.4.3 资金富余假说验证 |
| 4.4.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与行业高技术属性 |
| 4.4.5 进一步讨论:基于民营企业样本 |
| 4.4.6 稳健性检验:基于指标重构、期限结构和分位数回归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 |
| 5.1 本章前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溢出效应 |
| 5.2.2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键变量测度 |
| 5.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5.4 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溢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基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差异的分析 |
| 5.4.3 机制检验 |
| 5.4.4 异质性分析 |
| 5.4.5 进一步讨论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的计量检验 |
| 5.5.1 基准回归 |
| 5.5.2 机制检验 |
| 5.5.3 异质性分析 |
| 5.5.4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
| 6.1 本章前言 |
| 6.2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关键变量测度 |
| 6.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6.4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计量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
| 6.5 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进一步讨论:作用机理 |
| 6.5.2 进一步讨论:区分货币资金与非货币金融资产 |
| 6.5.3 异质性检验:基于所有制、法律制度和外来文化冲击 |
| 6.5.4 稳健性检验:替换金融化测度方法 |
| 6.5.5 稳健性检验:替换儒家文化变量 |
| 6.5.6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部门角度 |
| 7.2.2 从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篇章安排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研究的发展回顾 |
| 2.1.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的提出和早期研究 |
| 2.1.2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发展和后期实证研究 |
| 2.2 区域政策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回顾 |
| 2.2.1 创新集群研究进展 |
| 2.2.2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进展 |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
| 2.3 开发区和科技新城研究的发展回顾 |
| 2.3.1 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
| 2.3.2 开发区与高新区研究进展 |
| 2.3.3 科技新城研究进展 |
| 2.4 研究评述 |
| 3 科技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3.1 科技新城开发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
| 3.1.1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的定义与内涵 |
| 3.1.2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
| 3.1.3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
| 3.2 科技新城的开发类型和核心主体 |
| 3.2.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 |
| 3.2.2 科技新城核心主体 |
| 3.3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类型的选择机理 |
| 3.3.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依据 |
| 3.3.2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方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国内外科技新城案例研究 |
| 4.1 国外模式借鉴:美国硅谷科技新城 |
| 4.1.1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优势条件 |
| 4.1.2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经验分析 |
| 4.2 国外模式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 |
| 4.2.1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条件 |
| 4.2.2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硅谷比较 |
| 4.2.3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分析 |
| 4.3 国内模式借鉴:杭州未来科技城 |
| 4.3.1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布局 |
| 4.3.2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运行机制 |
| 4.3.3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优劣势分析 |
| 4.3.4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总结分析 |
| 4.4 国内外模式对比启示 |
| 4.4.1 国内外模式对比分析 |
| 4.4.2 国内外模式对比的相关启示 |
| 5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
| 5.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分析 |
| 5.1.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构建 |
| 5.1.2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结果分析 |
| 5.2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 5.2.1 核密度分析 |
| 5.2.2 科技新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及和核密度特征 |
| 5.3.1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 |
| 5.3.2 科技新城集聚的核密度分析 |
| 5.4 科技新城的空间联系特征 |
| 5.5 科技新城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研究 |
| 6.1 地市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 6.1.1 理论假说 |
| 6.1.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6.1.3 结果分析 |
| 6.2 省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 6.2.1 理论假说 |
| 6.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2.3 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科技新城与企业共生绩效研究 |
| 7.1 研究设计 |
| 7.2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 7.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7.4 共生绩效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4.1 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4.2 人才吸引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4.3 产出提升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 7.5.2 反事实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 |
| 8.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 8.2 模型、方法与数据 |
| 8.2.1 空间杜宾模型 |
| 8.2.2 变量说明 |
| 8.3 实证检验 |
| 8.3.1 整体回归结果 |
| 8.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 8.3.3 分城市群回归结果 |
| 8.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研发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与章节安排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代理理论 |
| 2.1.2 企业资源理论 |
| 2.1.3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CEO权力及其异质性 |
| 2.2.2 CEO权力与企业绩效 |
| 2.2.3 CEO权力与风险承担 |
| 2.2.4 CEO权力与研发投资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框架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CEO综合权力假设 |
| 3.2.2 CEO异质权力假设 |
| 3.2.3 嵌入企业生命周期的CEO权力假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筛选与数据收集 |
| 4.1.1 样本筛选 |
| 4.1.2 数据收集 |
| 4.2 变量定义及测量 |
| 4.2.1 企业研发投资 |
| 4.2.2 CEO权力 |
| 4.2.3 企业生命周期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回归模型设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分析 |
| 5.2 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2.1 CEO综合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 |
| 5.2.2 CEO异质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 |
| 5.2.3 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 |
| 5.3 CEO权力效应的进一步研究 |
| 5.3.1 CEO异质权力的联合影响效应 |
| 5.3.2 董事会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果讨论 |
| 6.1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6.2 研究结果的理论启示 |
| 6.3 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框架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与理论推演 |
| 1.3.2 实证分析方法 |
| 1.3.3 比较分析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最优薪酬契约理论 |
| 2.1.3 管家理论 |
| 2.1.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5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2.1.6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管理层权力的内涵 |
| 2.2.2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 |
| 2.2.3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效应 |
| 2.3 简要评述 |
| 第3章 理论模型 |
| 3.1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特征 |
| 3.1.1 股东治理特征 |
| 3.1.2 董事会治理特征 |
| 3.1.3 经理层治理特征 |
| 3.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的关联模型 |
| 3.2.1 基于公司治理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内涵及评价指标 |
| 3.2.2 基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的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因素的梳理 |
| 3.2.3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 |
| 3.2.4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 |
| 4.1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研究 |
| 4.1.1 民营上市公司基本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1.2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2 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研究 |
| 4.2.1 企业成长性内涵解析及维度划分 |
| 4.2.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对成长性的影响机理 |
| 4.2.3 管理团队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式 |
| 5.2.1 公司基本特征变量 |
| 5.2.2 股权结构特征变量 |
| 5.2.3 管理层权力 |
| 5.2.4 企业成长性 |
| 5.2.5 管理团队异质性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模型设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检验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滞后结果变量 |
| 6.4.2 替换变量测量方式 |
| 6.5 进一步分析: 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思考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德文化视域下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研究 ——以中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理论解析和拓展 |
| 第一节 概念解释 |
| 一、总经理(Geschaftsfuhrer) |
| 二、“本地化”战略 |
| 三、并购与跨国并购 |
| 四、并购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权力距离 |
| 三、Finkelstein权力模型 |
| 四、公司内部治理理论 |
| 五、社会网络理论 |
| 第三节 CEO权力配置理论拓展 |
| 一、CEO权力解析 |
| 二、CEO权力配置逻辑和原则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CEO权力配置的相关研究 |
| 一、CEO权力的构成 |
| 二、CEO权力配置方式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 |
| 一、绩效和并购绩效的内涵 |
| 二、绩效和并购绩效的测算 |
| 三、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评析 |
| 第三章 中德企业内部治理下CEO权力配置概览 |
| 第一节 中德并购企业特征 |
| 一、德国企业的优势 |
| 二、民营企业的产权特征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并购状况分析 |
| 一、并购数量及规模 |
| 二、并购范围及行业分布 |
| 三、并购股权比例 |
| 第三节 中德企业内部治理与CEO权力配置 |
| 一、民营企业内部治理与CEO权力配置 |
| 二、德国企业内部治理与CEO权力配置 |
| 第四节 中德企业CEO权力配置差异性分析 |
| 一、比较中德企业CEO权力配置 |
| 二、德国企业CEO权力配置弊端凸显 |
| 第四章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策略和机制 |
| 第一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正式权力配置 |
| 一、创始人身份和股权激励 |
| 二、股东授权、兼任内部董事和弱化监督 |
| 第二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非正式权力配置 |
| 一、CEO心里特质因素 |
| 二、多元激励措施 |
| 第三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遵循效率机制 |
| 一、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的协调成本 |
| 二、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的监督成本 |
| 三、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的激励成本 |
| 第四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遵循合法性机制 |
| 一、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符合法律制度要求 |
| 二、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符合行为规范 |
| 三、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符合社会认知 |
| 第五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遵循社会网络机制 |
| 一、民营企业和德国子公司网络关系影响CEO正式权力配置 |
| 二、德国子公司内部网络关系影响CEO非正式权力配置 |
| 第六节 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协同影响CEO权力配置 |
| 第五章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关系分析 |
| 一、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评估 |
| 二、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的作用关系 |
| 第二节 影响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的因素 |
| 一、内部直接影响因素 |
| 二、外部间接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CEO权力配置影响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的内在机理 |
| 第四节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研究假设 |
| 一、CEO权力配置对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的直接作用假设 |
| 二、组织变革的中介作用假设 |
| 三、公司内部治理的中介作用假设 |
| 四、文化整合的调节作用假设 |
| 五、信任度的调节作用假设 |
| 六、假设关系汇总 |
| 第六章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模型实证检验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设计和样本选择 |
| 一、变量设定和测量 |
|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信度分析 |
|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
| 四、效度分析 |
| 五、假设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 |
| 一、假设结果汇总 |
| 二、实证结论分析 |
| 第七章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案例检验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依据与研究设计 |
| 一、选择依据与案例确定 |
| 二、案例数据来源与研究逻辑 |
| 第二节 案例概要: 盛德基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购apt海勒集团 |
| 一、盛德基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购apt海勒集团简介 |
| 二、apt海勒集团和apt公司CEO权力配置情况 |
| 三、apt海勒集团并购绩效与apt公司并购绩效对比 |
| 四、apt公司影响因素分析:组织变革与企业文化 |
| 五、盛德基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apt公司CEO权力的监督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总结 |
| 一、岗位协议授权和个人影响力增值 |
| 二、结果监督大于形式监督 |
| 三、组织变革的不确定性 |
| 四、保留apt企业文化 |
| 第八章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研究结论与应用建议 |
| 第一节 CEO权力配置研究结论和研究启示 |
| 一、CEO权力配置研究结论 |
| 二、CEO权力配置研究启示 |
| 第二节 CEO权力配置应用建议 |
| 一、CEO权力配置的契约支撑 |
| 二、CEO权力配置的底线边界 |
| 三、CEO权力配置的效果监督 |
| 四、CEO权力配置的动态转移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三、未来期许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调查问卷(预测Forecast)(预测Forecast) |
| 调查问卷(正式Official)(正式Offiziell) |
| 附录 二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研究思路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军民融合概念界定 |
| 2.1.2 武器装备、技术与社会企业概念界定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军民融合耦合机理 |
| 2.2.2 军民融合程度 |
| 2.2.3 军民融合评价体系 |
| 2.2.4 军民融合产业竞争 |
| 2.2.5 军民融合制度构建 |
| 2.2.6 军民融合技术与产权 |
| 2.3 相关经济学理论概述 |
| 2.3.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2.3.4 新制度经济学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国外军民融合模式 |
| 3.1 美国军民融合模式 |
| 3.1.1 美国军民融合历史演进 |
| 3.1.2 美国军民融合支撑框架体系 |
| 3.2 日本军民融合模式 |
| 3.2.1 日本军民融合历史演进 |
| 3.2.2 日本军民融合驱动因素与互动模式 |
| 3.3 美日军民融合成效与实证研究 |
| 3.3.1 理论基础与提出假说 |
| 3.3.2 数据来源 |
| 3.3.3 美国军费支出实证检验 |
| 3.3.4 日本军费支出实证检验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军民融合历史与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概述 |
| 4.1 中国军民融合实践情况 |
| 4.1.1 中国军民融合各历史阶段特点 |
| 4.1.2 军民融合是生产组织集合 |
| 4.2 武器装备的特殊性:军民融合的聚焦点 |
| 4.2.1 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概述 |
| 4.2.2 武器装备的特殊性 |
| 4.2.3 发展军民融合式武器装备的目的 |
| 第五章 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 |
| 5.1 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主体要素 |
| 5.2 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职能特征 |
| 5.3 军民技术标准构建:重构价值实现渠道 |
| 5.3.1 军标与民标的差异化分析 |
| 5.3.2 Lotka-Volterra模型在军标与民标差异的运用 |
| 5.3.3 Lotka-Volterra模型对军标与民标的分析结论 |
| 5.3.4 技术标准融合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 |
| 6.1 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主体要素 |
| 6.2 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职能特征 |
| 6.2.1 技术研制过程研究 |
| 6.2.2 生产部署过程研究 |
| 6.3 军民融合基础: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
| 6.3.1 理论分析与提出假说 |
| 6.3.2 实证检验与稳健性分析 |
| 6.3.3 计量结果分析 |
| 6.3.4 分工理论下跨域融合 |
| 6.4 “民参军”汲取模式选择:委托——代理分析 |
| 6.4.1 装备采购制度建设 |
| 6.4.2 “军”—“民”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
| 6.4.3 构建“民参军”委托代理合同意义 |
| 6.4.4 科层治理转向多元治理模式 |
| 6.4.5 “民参军”驱动因素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 |
| 7.1 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主体要素 |
| 7.2 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职能特征 |
| 7.3 生产过程再流通:军民融合的催化点 |
| 7.4 技术溢出与“军转民”治理模式选择:演化博弈分析 |
| 7.4.1 “军转民”技术转化治理方式 |
| 7.4.2 演化博弈模型 |
| 7.4.3 基本假设 |
| 7.4.4 模型构建 |
| 7.4.5 稳定性分析 |
| 7.4.6 演化博弈分析 |
| 7.4.7 “军转民”驱动因素 |
| 7.4.8 生产关系调整下的全民共享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军民技术标准融合决定生产过程可延续的深度 |
| 8.1.2 分工下生产关系调整提升跨域融合能力 |
| 8.1.3 军工技术溢出转化为全民共享机制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营造宽松的社会创新环境,提高技术交易平台作用 |
| 8.2.2 在前期研制阶段设置技术转换端口,开展研发方案竞争 |
| 8.2.3 优化国防军工领域准入机制,扩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园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中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及其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概述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与国家安全概述 |
| 一、国有企业的定义 |
| 二、国家安全的基本含义及其演化 |
| 三、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对东道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第二节 外资安全审查的必要性 |
| 一、外资安全审查的含义 |
| 二、外资安全审查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功能定位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由来 |
| 第三节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以及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现状 |
| 一、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及发展规律 |
| 二、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概况 |
| 第二章 美国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滥用国家安全审查权 |
| 第一节 CFIUS不及时告知具体审查信息剥夺企业抗辩权 |
| 一、CFIUS对审查信息过于保密导致缺乏必要的透明度 |
| 二、相关案例:罗尔斯案 |
| 第二节 CFIUS扩大我国国有企业的认定范围 |
| 一、CFIUS将我国国有企业的认定范围囊括至大型民营企业 |
| 二、CFIUS将我国大型民企当国企看待的案例 |
| 第三节 美国借国家安全为由行阻碍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之实 |
| 一、美国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别关切 |
| 二、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国企投资施以阻碍的案例 |
| 第三章 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遭严格国家安全审查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原因 |
| 一、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投资保护泛政治化 |
| 二、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敏感 |
| 三、我国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不够规范 |
| 四、我国对海外投资的指导与保障不够有力 |
| 第二节 企业层面的原因 |
| 一、我国国有企业多并购敏感领域 |
|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运营缺乏透明度 |
| 三、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缺乏统筹安排 |
| 第四章 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建议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建议 |
| 一、为重启中美BIT谈判以规范国家安全审查等行为做好预备方案 |
| 二、我国应规范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行为 |
| 三、我国应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
| 四、我国应完善海外投资指导与保障制度 |
| 第二节 企业层面的建议 |
| 一、并购前应寻求专业机构指导并主动提交审查通知 |
| 二、对高新技术领域的并购要注意方式方法 |
| 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提高透明度 |
| 四、重视与国会议员的沟通以争取政治支持 |
| 五、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内部资本市场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研究 ——以集团下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企业集团(business groups) |
| 1.4.2 内部资本市场(internal capital market) |
| 1.4.3 创新投资(R&D investment) |
| 1.4.4 债务融资(debt financing) |
| 1.5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内容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评述 |
| 2.1 关于债务结构理论与企业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
| 2.1.1 债务结构理论的文献 |
| 2.1.2 债务结构理论与企业投资关系的文献 |
| 2.2 关于企业创新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
| 2.2.1 企业投资理论与创新投资文献 |
| 2.2.2 融资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文献 |
| 2.3 关于ICM理论的文献评述 |
| 2.3.1 ICM与外部资本市场关系的相关文献 |
| 2.3.2 ICM对企业投资融资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与ICM |
| 3.1 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的研究 |
| 3.1.1 债务结构理论与债务融资特点 |
| 3.1.2 创新投资与创新投资测度的研究 |
| 3.1.3 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 |
| 3.2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 |
| 3.2.1 ICM形成与内涵 |
| 3.2.2 ICM理论流派 |
| 3.2.3 ICM资金配置机制与特点 |
| 3.3 ICM环境引入与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 |
| 3.3.1 ICM环境引入研究框架的提出 |
| 3.3.2 基于实物期权模型的ICM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与后续章节安排 |
| 第四章 ICM效应特征、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强度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4.2.1 集团下高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效果(存在性检验) |
| 4.2.2 集团下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的机理(成因性检验)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模型 |
| 4.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ICM组织结构、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持续性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5.2.1 集团下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持续性影响(一般研究) |
| 5.2.2 集团下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持续性影响的机制研究(机制性分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ICM环境下银行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效率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银行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效率关系研究(一般分析) |
| 6.2.2 银行债务治理效应影响下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效率关系研究(机制分析) |
| 6.2.3 区域金融发展程度影响下银行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
| 6.3.2 研究模型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回归结果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项目 |
（10）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劳动与资本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一、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二、恩格斯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三、列宁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第二章 劳动关系在历次工业革命中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关系 |
|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 |
|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关系 |
| 第二节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 |
|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 |
|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 |
| 第三节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关系 |
|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 |
|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 |
| 第三章 新科技革命推动劳动关系的新变革 |
| 第一节 新科技革命的技术特征及其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 |
| 一、新科技革命的技术特征 |
| 二、新科技革命中的生产方式变革 |
| 第二节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的劳动新形态和新特征 |
| 一、劳动形态数字化 |
| 二、劳动对象和产品非物质化 |
| 三、劳动资料智能化 |
| 四、劳动价值创造隐性化 |
| 第三节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的资本新形态和新逻辑 |
| 一、资本形态的历史流变与新发展 |
| 二、新科技革命视域下资本运动的新逻辑 |
| 第四节 新科技革命中的劳动关系新变化 |
| 一、契约关系多元化 |
| 二、支配关系隐蔽化 |
| 三、博弈关系复杂化 |
| 第四章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变革中的矛盾问题 |
| 第一节 劳动过程的劳资矛盾问题 |
| 一、用工矛盾 |
| 二、“机器换人”矛盾 |
| 三、收入分配矛盾 |
| 第二节 劳动关系调节机制不完善 |
| 一、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
| 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有待强化 |
| 三、劳动保障监察机制有待健全 |
| 第三节 劳动法制不健全 |
| 一、劳动立法有待完善 |
| 二、劳动司法有待规范 |
| 三、劳动执法有待健全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美国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一、美国劳资关系现况 |
| 二、美国劳资关系调节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德国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一、德国的劳资关系现况 |
| 二、德国劳资关系调节的主要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一、日本的劳资关系现况 |
| 二、日本劳资关系调节的主要困境 |
| 第六章 推动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一节 坚持以劳动正义引领新时代劳动关系健康有序发展 |
| 一、保障平等的劳动发展权 |
| 二、坚持劳动分配正义 |
| 三、约束资本盲目扩张和无序发展 |
| 第二节 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创新 |
| 一、强化用工矛盾调处 |
|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
| 三、深化工会改革创新 |
| 四、健全三方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
| 一、健全党领导下的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 |
| 二、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 |
| 三、构建规范化的劳动保障监察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劳动法制现代化 |
| 一、健全完善劳动立法 |
| 二、推动劳动司法规范化建设 |
| 三、提高劳动执法效能 |
| 结语 |
| 图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郑志全. 山东大学, 2021(11)
- [2]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D]. 徐乐怡. 浙江大学, 2021(01)
- [3]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4]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研发投资[D]. 周建庆.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5]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D]. 牛卫东. 山东大学, 2020(10)
- [6]中德文化视域下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研究 ——以中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为例[D]. 王旭东.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D]. 林之豪.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8]我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中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及其应对研究[D]. 桂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内部资本市场环境下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影响研究 ——以集团下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D]. 吴凡. 东南大学, 2020(01)
- [10]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D]. 孙璇.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