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刘远晴[1](2020)在《公元前2千纪中国北方地区铜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北方地区地处中原和欧亚草原两大冶金系统的接触地带,由于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北方地区铜器的种类、样式和组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两个地区的强烈影响。不过,北方地区并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传播的接收站和中转站,当地族群对铜器主动加以选择和改造,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北方系青铜器”,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前2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铜器仅在西部地区开始出现,中部和东部地区还未萌芽。位于黄河上游的北方西部地区铜器数量少,器类、形制、成型工艺及合金配比等方面的特征均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相同,显示出冶金技术发展初期的相似与联系。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北方地区冶金业发展开始与中原地区分野,在自身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原地区与欧亚草原铜器的文化因素和工艺技术,经历了形成、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创新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铜器文化。(1)形成期公元前2000年—前1700年,这一时期为北方地区冶金生产初步实践并缓慢发展的阶段。北方地区铜器分布范围扩展至中部地区,除刀和锥等小型工具外,开始出现耳环、手镯和臂钏等装饰品,佩戴装饰品的风俗习惯其后逐渐成为整个区域的显着特征之一。铜工具器类、成型工艺及合金配比等特征与中原地区仍然十分相近。装饰品开始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这是与中原地区冶金系统开始分野的标志。这一时期铜器是一种实用技术产品,多被用于日常生产和生活,随葬于墓葬中的铜器几乎全部是装饰品,不同社会层级的墓主均有随葬,并不具有区分身份与地位意义,墓主间社会地位的差异更多表现在精美的玉器和陶器上。(2)发展期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前后,北方地区铜器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北方地区得益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东渐和中原地区铜器系统的成熟,大量吸收中原和欧亚草原两大冶金中心的技术因素,迅速发展起来。其中,北方西部地区接受中国西北地区和境外草原的因素较多,而中部和东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了中原地区铜器系统的影响。这一时期北方地区自身的风格特征并不突出,对中原和欧亚草原两大冶金区的反向影响微乎其微。在铜器的社会使用方面,北方中部和东部地区,受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较大,铜武器(戈)开始成为商和本地权贵的专属用品,体现个人的军事身份和贵族权力,成为社会层级分化的物质载体。铜装饰品仍然作为个人生活的实用物品存在,且数量逐渐减少。北方西部地区铜器仍然保持着上一阶段的实用物品特征。(3)繁荣期自公元前1400年后,北方地区铜器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铜器种类与形制更加多样化,包括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兽首和铃首刀、剑、管銎斧及啄戈等工具武器,弓形饰、卷云状耳环和臂钏式耳环等装饰品,冶金业的规模和产品数量远超之前。与上一阶段北方地区主要作为技术的被动吸收方不同,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系铜器已经自成体系,无论与中原地区,还是境外草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均保持着互有影响的双向传播关系。铜容器和武器已成为贵族阶层显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金属饰品也成为北方地区强调体现个人身份最独特的物质标识,且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开始创新出独一无二的特殊装饰品。这些装饰品都有固定的分布区域,不见于其他地区,金属装饰品已成为区域社会(或人群)的身份标志。公元前2千纪北方地区日常生产和生活使用的铜装饰品和工具,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多为北方系青铜器,但在墓葬随葬铜器的选择上各区域间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应是各亚区在生业方式、社会组织、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影响下,基于自身的需求而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公元前2千纪开始的气候干冷化,对北方地区生业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地农业经济逐渐演变成半农业半畜牧业的经济生活方式。北方地区各地农业和畜牧业的比重具有较大差异,并因此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不同,进而使得当地社会群体对铜器的认识和选择产生了较大差异。自夏代晚期开始,中原地区铜器系统已臻成熟,铜器制作技术(特别是铸造技术)远超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加之中原地区早期国家政权极强的文化影响力,使得北方地区受到了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由于不同地区与中原政权的政治关系不同,对中原青铜文化的选择和接受程度也就各有不同。铜矿的冶炼、铜器的制作都需要诸多环节,过程复杂,技术难度大。冶铜术出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获得了发现和提炼金属铜的技术突破,往往还意味着经济单一性的丧失,必然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层。铜器由于其具有特殊的光泽、音质和极强的可塑性,其原料稀缺,制作技术难度又高,容易形成垄断,适合成为社会上层用于维护其合法地位的显赫技术的载体。而社会等级的分化也会进一步促进冶铜技术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北方地区不同时期和地域的人群,其社会发展程度并不完全一致,赋予铜器的社会内涵也不尽相同。铜器与社会层级分化间相互强化的关系在部分地区表现明显,而有些地区表现并不明显,从而导致了不同区域铜器的特征差异。
马立志[2](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侯骁秦[3](2021)在《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综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兴商亡的朝代更迭不仅塑造着王朝统治核心区的政治生态,更是随着周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政策的实施,波及到辽西地区。在此背景下,辽西地区文化冲突与交流不断,族群分布错综复杂,青铜器的流布情况忠实地反映出了这一时代与区域特征。本文研究对象为辽西地区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器,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及有关概念,通过回顾出土于辽西地区的商末周初铜器研究史,明确研究思路。第一章,共分十小节,以商末周初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为单位,整理介绍了各器物群的具体信息,给出各器物的图片;指出并分析简报、图录中存在的讹误,为以后学者研究辽西地区青铜器提供便利;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方法对各器物群进行断代,释读铭文并作文化因素分析。第二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器物特征与分布状况将辽西地区出土的商末周初铜器分为两群:A群包括喀左县大凌河流域发现的六处铜器窖藏以及和尚沟A点M1墓葬,共65件铜器和一件金器,其下细分为甲、乙两组;B群是辽西走廊地区的兴城杨河、绥中冯家及绥中东王岗台窖藏,共收集56件。基于器物分群结果,结合考古学文化分布情况与历史文献资料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铜器来源和埋藏该器物群的人群的族属。埋藏A群甲组器物的人群属于魏营子文化,埋藏A群乙组器物的人群可能与魏营子文化存在一定关联;埋藏B群青铜器的人群或属于曾短暂居留于此的北方草原文化。A群中的中原式器物主要来源于燕山南麓的围坊-张家园上层文化及燕文化,经由大凌河古道传入;也有部分器物由本地铸造。
陆刚[4](2021)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存,其以精美独特的“野兽纹”着称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类青铜器大量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整理,导致大量珍品流失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得到了有效的整理和保护,我国学术界对其所做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系统。然而截至目前,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考古学领域,很少有从艺术学与民族学视角所做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便是笔者特别关注并确立本选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缘起,意在探索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与民族文化内涵。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成果、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夏商至两汉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气候演变、生态环境、经济模式乃至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还原”。结合上述“背景”,分别研究(饰有动物纹造型或具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典型特征的)兵器与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乃起源于农耕社会而成熟于游牧社会,它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其中气候“干冷化”使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加剧,间接导致铜刀造型的成熟先于动物纹饰件,而北方地区铜锡矿资源的分布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早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规格与形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可分为浮雕与圆雕两类。笔者研究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浮雕主要有五种构成样式:1.表现动物头部或全身侧面特征的、属“原初形态”的单体动物纹样式;2.由单体动物纹沿着虚拟中轴“镜像”生成的轴对称构成样式;3.单体动物纹围绕底端中心点旋转而生成的中心旋转构成样式;4.单体动物纹通过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生成的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5.借助视知觉的“完形”倾向表现视知觉动力的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由1-4可视为单体向复合纹样的演进过程,体现对装饰意味的追求。第5种是从现实动物咬斗情景中抽取出来的、以“合”的图像表现“分”的力量的构成样式,体现对武力与坚韧意志的崇尚。鄂尔多斯式动物主题圆雕分为双兽组合与群兽组合。双兽组合多对称设置、重心后移、重力前倾营造恭谨肃穆的氛围,用作辕饰或竿头饰妆点仪仗;群兽组合以不同姿态动物造型营造自然生活气息,用作明器服务灵魂。不同的使用功能决定着不同的组合形态与情感表达。对应北方族群的信仰,可以发现动物纹饰件主要作为“神灵”的象征符号而存在,其主题的意义比造型和形式更重要。早期的造型简练而粗犷,代表先民们虔诚信奉的神灵、寄托着生之祈盼,在审美形态上体现出一种“纯朴之美”;战国晚期匈奴强盛,族群精神影响造型艺术风格。虎、野猪、“怪兽”等主题通过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展现力量、制衡、坚韧、悲壮,在美学形态上体现为一种“崇高之美”;游牧经济形成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简便易行的法律制度、节约务实的规约习俗无不与游牧生业模式紧密契合。动物纹饰件单纯的主题、简洁的形式、精巧的形制、便携的特点均适宜以节约、务实为“生存原则”的游牧生活,在审美形态上体现为轻松、便捷、适宜的“简约之美”。匈奴衰落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北方草原为鲜卑人所继承,但主题、风格、材质、工艺均有所改变;向南,其已传至江苏及两广地区;向西,流传至天山、阿尔泰山脉以及乌拉尔地区。但是,随着北匈奴在“西迁”路上与异族文化不断融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也逐渐容纳新“成份”、汇入新文化之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仅具有装饰意味的“造型元素”。
李楠[5](2018)在《辽河流域商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辽河流域商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指发现于大小凌河、辽东北部及下辽河、辽东南部及碧流河地区的文化遗存,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商晚期至西周初年,距今约3000年左右。本论文主要包括对辽河流域地区商周之际的土着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梳理、外来文化出现的背景和外来文化与土着文化的融合等内容的研究。本论文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的时空、对象,并根据辽河流域的地理形势特征对辽河流域做了分区说明,以及阐述了相关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辽河流域商周之际的土着文化进行分析。土着文化主要包括魏营子文化、新乐上层文化、望花类型、马城子文化、顺山屯类型、湾柳遗存、双砣子三期文化。第三部分:将辽河流域的外来文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群分别进行讨论,并分析其分布的特点。第四部分:对两种外来文化在辽河流域出现的背景、来源、与土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第五部分:对整个论文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赵凌烟[6](2016)在《箕子朝鲜的考古学探索》文中指出箕子朝鲜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政权之一,在中国东北历史和朝鲜半岛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多年以来,中外学界对于箕子朝鲜的来源、地望变迁和文化面貌等方面存在众多争议,一些相关的考古发现尚未得到重视,且缺乏将相关文献记载同相关考古学遗存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根据文献记载和相关古文字资料,箕子家族和箕子朝鲜与河南安阳殷墟、北京琉璃河燕都、冀东、辽西、辽东和朝鲜半岛等地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上述地区的相关考古学遗存是解决箕子朝鲜历史问题的首要依据。本文通过对上述各地出土的相关铜器铭文、甲骨卜辞和商晚期至西汉初考古学遗存的初步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认为箕子家族确曾在晚商王畿存在,与王室、燕地和东北方孤竹国的关系非常密切。西周时期箕子朝鲜地望在辽西可通过历史文献、金文材料和当地殷遗民文化遗存的互证。结合历史文献和东北亚系青铜文化中短内式铜戈、铜铎等具殷遗风器物的分布变化可知箕子朝鲜春秋至战国早中期仍位于辽西,战国晚期因燕国扩张才迁往朝鲜半岛西北部并延续至西汉初。箕子朝鲜在辽西期间与具北方系青铜文化背景的貊人共处,西周以后在文化面貌上与貊人逐渐相融,只能从具殷遗风青铜器看到其存在的迹象。
丁新[7](2015)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文中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的终极命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最初动力。文明的主体是民族,而民族的形成的标志是超越血缘认同,产生文化认同和治理认同。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不仅要对考古学发掘成果做文化表层特征上的概括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上升到由共同文化特征反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社会思想,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层面。这正是本文选题和研究所尝试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明起源于东西二元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初次在晋南豫西一带即中原地区形成于统一的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东方文化系统再次复兴,使商取代了夏,而周人再次回到中原则又取代了商文化。中国文明大体上是东西二源文化碰撞的结果,有着较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夏商周及周边所谓“戎狄蛮夷”的交替是不同族群在三代历史演变过程中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到中心交替反复的过程。公元前4000年左右,因为地形和洪水的隔绝造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彼此相对独立发展,进而形成了仰韶与大汶口这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点从仰韶文化基本不出三足器可以看出。同时,绿松石、花边罐、箍状附加堆纹、玉器等文化特征也可以作为仰韶、大汶口之后继续追踪两大文化传统发展线索的重要指标。仰韶文化中期以后,东方大汶口文化因素因为黄河下游遭遇洪水袭击,而不断向西迁徙,他们穿越太行山南下进入晋南豫北一带,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穿越太行山以后经由陶寺向南发展,在陶寺地区留下了早于黄河南岸的陶寺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形态。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重新回到了陶寺,形成了陶寺文化早期,并以陶寺为中心,产生了一个能够平衡太行山东西两侧两大文化大系的古国联盟,这就是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和遗存所包涵的文化因素几乎涵盖了整个黄河流域文化类型的原因。陶寺文化早期带有的龙山文化邦国林立的情况,加剧了洪水对城邑的影响。夯土筑城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洪水袭击,这就是传说中鲧治水失败。而西方携带着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夏人受邀东进黄河中游、下游展开治水工作,并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中原统治的主导权,继承了尧舜统治权力。其携带来了马家窑文化因素使陶寺文化和中原河南龙山文化混入了部分遗留的仰韶文化因素,并且因为夏建立了集权统治而使得陶寺文化由多元混杂向一元化发展,这就是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中期无论从大型城址、宫殿的规模来看,还是从陪葬品的风格来看,都具有专制和集权性特征。很可能是初级的国家形态,与历史记载中的夏代从绝对纪年和历史地理学上均有较大的吻合。夏代的统治在立国以后很快遭遇了太康失国,陶寺文化中期截止,而夏文化集体南迁,辗转进入二里头地区。二里头文化进入第二期以后,原址上的河南龙山文化被迫北上,从三里桥进入陶寺地区,从此,河南龙山文化终止而陶寺文化晚期开始。仲康中兴以后,夏文化的同盟原山东龙山文化族群携带着夏文化元素进入了海岱地区,开启了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形成东西制衡北方河北龙山文化的同盟关系。这种三角制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先商文化不断与岳石文化相互影响,最终岳石文化被融入先商文化,汤在从河北龙山文化区域进入先王居住的商丘,进而南下,联合皋陶氏后裔,颖水、汝水流域的英、六等国对夏文化形成的包围之势,并最终取代了夏文化。商代夏之后,夏的遗民部分西逃,试图回到夏文化的起源地,这就是商代的羌人,而臣服于商人的夏遗民被派往北部和西部,形成了武装游牧部落,这就是戍的产生。本文着重从魏营子文化来谈戎的产生。商文化的主脉来源于东方的龙山文化,商取代夏可以看作是龙山文化取代西方仰韶文化传统的一次伟大的复兴。商的国名来自于地理位置,商洛即上洛,意指洛水上游,而后在帝尧之时被迁往太行山东麓,商的名号一直背负随行,商文化兴起发展于河北龙山区域。契因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商,封国以其名号,位置大概就在今天商丘。商代夏以后,在继承夏九州统治格局基础上,建立了方国结构,形成了方国居外,天邑居中的治理模式。周的先人在失官以后,被迫北迁,先在夏人驱赶下北渡黄河进入晋南,后又迫于商人的压力从晋中进入陕北、内蒙河套地区,即所谓自窜戎狄之间。周人从晋南经晋中、陕北、河套辗转进入甘肃庆阳一带在豳地落脚,进而迫于戎狄威胁而迁入岐山。周人的这一迁徙过程已经为从三里桥类型到陶寺文化晚期、晋中白燕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陕西碾子坡文化和岐山先周文化在考古学上的联系所证明。周以西北小邦征服了天邑商以后,周的社会主题转变为如何构建周天下的治理体系,而构建周的治理体系的核心又是如何接纳商的政治、文化体系、如何解决商的遗民,从而实现整个华夏地区文明主体认同从商向周的转变。周人通过营建洛邑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封建体系;通过各种诰命向天下宣誓周的主权,阐述周的天命,文化上既向殷人学习,又注重保持周人文化人格的独立性和自豪感,制度上承夏制,袭殷制,问政箕子,自成《周礼》。为了实现政治承袭商命的合法性、文化上整合商周并保持独立性,周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调夏商周三代的继承关系,尤其强调周人作为夏的后人的地位。总的来说,周人以“夏”变“(殷)遗”为周,而没有遵从的那部分人则继续以“夷”的名义称呼之。这是夷的真正的本质含义。
马保春[8](2015)在《燕国疆域的地理构成及其对幽燕地区政治地理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自西周至战国800余年的燕国,其疆域所达,如果暂不考虑是否为同时期拥有,则具有极其广阔的地域范围。燕国地理范围内或周边地区(指历史时期燕国曾经到达过、拥有过的所有区域,下同)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地理分布特征极其规律,对研究和分析燕国疆域范围内的地理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将现依据自然地理状况,并结合各相关考古学文化分布,对燕国疆域的地理构成试作分析。从而总结燕国疆域地理构成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后世的影响。
牛长立[9](2011)在《比较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斧》文中提出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由来已久,恒久弥新。它作为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自上世纪80年代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并作对鄂尔多斯式青铜斧进行了类型划分以来,多种研究着作、论文中加以引用,作为典型器物之一,来说明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民族文化。学术界的研究多局限于此。以更广的区域范围视角,通过专题研究,站在宏观的角度,不但分析先秦时期我国北方草原、蒙古国、西伯利亚等欧亚大草原这一地区,而且研究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铜斧形制,从而获得全面的认识,成为鄂尔多斯式青铜斧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有基于此,本文将“比较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斧”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收集整理先秦时期中国境内、以及少量境外铜斧资料,对铜斧进行了类型式划分,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等不同时期各地标本的功用及型式,揭示区域特征及互动关系,最终洞察出鄂尔多斯式青铜斧在我国铜斧“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先秦时期铜斧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创新思路与方法第二章《对先秦时期不同地区工具铜斧的研究》。详细地将124件学术界较为普遍认为是工具的铜斧,分成商代、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铜斧四个时期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先秦时期铜斧的分区研究,从中揭示部分鄂尔多斯式铜斧的特征。第三章《对先秦时期不同地区工具铜斧的研究》。较为详尽地探讨53件学术界较为普遍认为可能是兵器的铜斧的种类与型式,分成商至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进行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先秦时期兵器类铜斧的分区探讨。第四章《铜斧功用的进一步研究——工具类铜斧》。对学术界未曾分析功用的铜斧,依据上述研究、结合时代、区域特点,作者认为有146件铜斧为工具,并按照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四个时期,探讨铜斧的种类与型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铜斧的分区,以及鄂尔多斯式铜斧的特征。第五章《铜斧功用的进一步研究——兵器类铜斧》。对学术界未曾分析功用的铜斧,依据上述研究、结合时代、区域特点,作者确定32件铜斧为兵器,并按照商至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分析其种类与型式,先秦时期兵器类铜斧的分区。第六章《先秦时期铜斧的分区分型研究》。包括先秦时期直銎斧分区研究、先秦时期直銎斧的分型研究、先秦时期横銎斧的比较研究三小节,综述二、三、四章节,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归类、合并,综合分析先秦时期铜斧分区、分型,形成“比较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斧”这一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第七章《结语》。概括论文的创新点、解决的问题,从关于功用的研究、关于分类的研究、关于分区的研究、关于鄂尔多斯式青铜斧的研究及其他5个方面加以说明。
蒋刚[10](2010)在《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夏商西周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文中研究说明
二、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元前2千纪中国北方地区铜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概况 |
一、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 |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
三、21世纪初至今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二章 北方西部地区铜器研究 |
第一节 北方西部地区出土铜器 |
一、齐家文化 |
二、寺洼文化 |
三、辛店文化 |
四、卡约文化 |
第二节 铜器的分期与年代 |
一、铜器发展阶段划分 |
二、各阶段年代 |
第三节 北方西部地区冶金业发展 |
一、第一阶段 |
二、第二阶段 |
三、第三阶段 |
第三章 北方地区中部铜器研究 |
第一节 中部地区出土铜器 |
一、朱开沟甲类遗存出土铜器 |
二、石峁文化出土铜器 |
三、朱开沟文化出土铜器 |
四、西岔文化出土铜器 |
五、李家崖文化出土铜器 |
第二节 铜器分期与年代 |
一、铜器发展阶段划分 |
二、各阶段的年代 |
第三节 北方中部地区冶金业发展 |
一、第一阶段 |
二、第二阶段 |
三、第三阶段 |
第四章 北方东部地区铜器研究 |
第一节 北方东部地区出土铜器 |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铜器 |
二、大坨头文化出土铜器 |
三、魏营子文化出土铜器 |
四、围坊三期文化出土铜器 |
五、辽北与辽东地区诸青铜文化 |
第二节 铜器的分期与年代 |
一、铜器发展阶段划分 |
二、各阶段的年代 |
第三节 北方东部地区冶金业发展 |
一、第一阶段 |
二、第二阶段 |
第五章 铜器的交流与互动 |
第一节 典型器物分析 |
一、装饰品 |
二、工具 |
三、武器 |
第二节 北方地区铜器的交流与互动 |
一、形成期铜器的交流与互动 |
二、发展期铜器的交流与互动 |
三、繁荣期铜器的交流与互动 |
小结 |
第六章 铜器的社会使用——以墓葬为中心 |
第一节 北方西部地区 |
一、埋葬习俗与铜器使用 |
二、铜器及墓葬所见社会等级差异 |
三、铜器及墓葬所见性别差异 |
小结 |
第二节 北方中部地区 |
一、埋葬习俗与铜器使用 |
二、铜器视角下的社会等级与财富 |
三、铜器视角下的性别差异 |
小结 |
第三节 北方东部地区 |
一、埋葬习俗与铜器的使用 |
二、铜器视角下的社会等级与财富 |
三、铜器视角下的性别差异 |
小结 |
第四节 北方地区铜器的社会使用 |
一、北方地区青铜器形成期 |
二、北方地区青铜器发展期 |
三、北方地区青铜器繁荣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一)邦 |
(二)侯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四、选题的意义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第一节 密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二、密国的位置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二、“ (?) ”和“ (?) ”的性质 |
第三节 |
一、“ (?) ”字的释读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第四节 吕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第五节 西申 |
一、“申”字的释读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三、西申地望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第六节 (?) |
一、金文中的(?)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第七节 (?)(豳) |
一、 (?)字释读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四、夨的族姓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六、夨、虞之关系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第一节 西虢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第二节 (?) |
一、 (?)氏墓葬分析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第一节 无终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第二节 梁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第三节 芮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第四节 韩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二、西周之韩国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第一节 杨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第二节 (?) (疏) |
一、 (?)字释读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第三节 昜(唐)-晋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第四节 霸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第五节 朋(倗)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第六节 荀(郇、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二、西周郇国 |
三、荀的地望 |
第七节 虞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二、虞国铜器 |
三、虞国地理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第一节 孤竹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第二节 匽(燕)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四、西周匽都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第三节 北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第一节 軝(泜)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第二节 邢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第三节 楷(黎) |
一、 (?)字释读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四、楷国地理 |
第四节 康-卫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二、从康徙卫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附:“康侯鬲”跋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一、凡 |
二、柞(胙)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二、陕北高原区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一、山西地区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五、穆王时期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一)恭王 |
(二)懿王 |
(三)孝王 |
(四)夷王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结语 |
附录 |
地图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回顾 |
(1)发现情况 |
(2)研究现状 |
(三)本文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
(1)选题意义 |
(2)研究方法 |
一、各出土单位整理研究 |
(一)喀左县马厂沟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二)喀左县北洞一号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三)喀左县北洞二号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四)喀左县山湾子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五)喀左县小波汰沟窖藏 |
(1)发现 |
(2)器物研究 |
(六)喀左县和尚沟墓地A点M1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七)义县花尔楼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八)兴城市杨河村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九)绥中县冯家村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十)绥中县东王岗台村窖藏 |
(1)发现与埋藏 |
(2)器物研究 |
二、综合研究 |
(一)商末周初时期辽西地区及周边的考古学文化 |
(1)魏营子文化 |
(2)围坊-张家园上层文化 |
(3)西周燕文化 |
(二)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的分群研究 |
(1)A群铜器 |
(2)B群铜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辽西出土部分商末周初青铜器着录情况 |
附录 B 征引书目简称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4)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研究对象及选题缘起 |
1.1 研究对象 |
1.1.1 关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概念 |
1.1.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1.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2 选题缘起 |
2.研究现状 |
2.1 国外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 |
2.2 国内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 |
3.研究思路及问题聚焦 |
3.1 研究思路 |
3.2 问题聚焦 |
4.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4.1 研究内容 |
4.2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生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 |
1.1 生态环境与经济形态 |
1.1.1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早期的气候状况 |
1.1.2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早期的经济形态 |
1.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出现的物质与技术前提 |
1.2.1 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 |
1.2.2 成型工艺与技术水平 |
1.3 “创作”族群与形成过程 |
1.3.1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创作”族群 |
1.3.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形成过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的发展与演变 |
2.1 兵器与工具造型的演变 |
2.1.1 早商时期铜刀与短剑的造型 |
2.1.2 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铜刀与短剑 |
2.1.3 春秋时期的铜刀与短剑 |
2.2 动物纹饰件造型的演变 |
2.2.1 西周时期的“双珠兽头饰” |
2.2.2 春秋晚期:动物纹饰件的滥觞 |
2.2.3 战国时期:动物纹饰件的繁盛 |
2.2.4 两汉时期:动物纹饰件的衰落 |
2.3 生活用具与车马具造型的演变 |
2.3.1 从晚商到春秋的实用器具 |
2.3.2 车马具造型的“鼎盛时期” |
2.3.3 “轮状节约”体现的衰败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饰件的构成样式 |
3.1 浮雕(透雕)饰件的构成样式 |
3.1.1 单体动物纹饰件 |
3.1.2 轴对称构成样式 |
3.1.3 中心旋转的构成样式 |
3.1.4 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 |
3.1.5 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 |
3.2 圆雕的组合形式 |
3.2.1 双兽组合形式 |
3.2.2 群兽组合形式 |
3.3 装饰纹样的类别与“衍生”规律 |
3.3.1 装饰纹样的类别 |
3.3.2 装饰纹样的“衍生”规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的美学特征与文化内涵 |
4.1 “神性”主题与北方民族的宗教观 |
4.1.1 古代北方民族的宗教信仰 |
4.1.2 动物主题所蕴藏的“神性” |
4.1.3 游牧民族的“护身符” |
4.1.4 “宗教信仰”与动物纹饰件的“纯朴之美” |
4.2 造型风格与族群文化精神 |
4.2.1 生存条件与族群文化 |
4.2.2 游牧文明与族群审美 |
4.2.3 民族精神与动物纹饰件的“崇高之美” |
4.3 青铜器形制与游牧生业模式 |
4.3.1 生活方式与行为规约的内在“原则” |
4.3.2 实用功能与规格形制 |
4.3.3 游牧生业模式与动物纹饰件的“简约之美”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流传 |
5.1 动物纹造型在北方地区的流传 |
5.1.1 动物纹主题的延续 |
5.1.2 动物纹风格的演变 |
5.1.3 贵重的材质与“西来”的工艺 |
5.2 “西迁”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
5.2.1 与斯基泰、卡拉苏克青铜器的关系 |
5.2.2 “西迁”之路上的造型演变 |
5.3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中原地区的流传 |
5.3.1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直接”流传 |
5.3.2 纹饰主题与造型风格的流传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辽河流域商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对象及空间 |
1.1.1 研究对象 |
1.1.2 空间及分区 |
1.2 研究综述 |
第2章 辽河流域商周之际的土着文化 |
2.1 大小凌河流域 |
2.2 辽东北部(浑河、太子河)及下辽河流域 |
2.2.1 浑河流域 |
2.2.2 太子河流域 |
2.2.3 下辽河流域 |
2.3 辽东南部及碧流河流域 |
第3章 辽河流域商周之际的外来文化 |
3.1 中原式青铜器群 |
3.2 北方式青铜器群 |
3.3 外来文化共存铜器群 |
3.4 外来文化的分布特点 |
第4章 相关问题分析 |
4.1 中原文化出现的背景分析 |
4.2 北方文化出现的背景分析 |
4.3 外来文化与土着文化的融合 |
第5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致谢 |
(6)箕子朝鲜的考古学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文献中箕子朝鲜及相关问题概述 |
1.1.2 本论文涉及的时空范围 |
1.1.3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简史 |
1.2.1 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 |
1.2.2 对相关古文字资料的研究 |
1.2.3 结合考古发现的研究 |
1.2.4 简要总结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二章 历史文献中的箕子与朝鲜 |
2.1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箕子朝鲜 |
2.1.1 古史文献中的箕子家族与西周至战国早中期的箕子朝鲜 |
2.1.2 古史文献中对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箕子朝鲜的记载 |
2.2 朝鲜古代文献中的箕子朝鲜 |
第三章 商晚期的(?)与箕族 |
3.1 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与箕族 |
3.1.1 与(?)和箕族相关的晚商青铜器 |
3.1.2 甲骨卜辞中的(?)与箕族 |
3.1.3 由铜器、卜辞看商晚期箕族与王室的关系 |
3.2 箕族与燕地、冀东和辽西的关系探讨 |
3.2.1 “(?)亚疑”铜器与箕族、燕地的关系 |
3.2.2 迁安小山子商墓出土“箕”器与箕族 |
3.2.3 辽西及邻近地区出土商文化遗物及其影响 |
3.2.4 商文化进入燕地、冀东和辽西的动因及影响 |
第四章 西周时期的箕侯国与朝鲜 |
4.1 西周时期的箕侯国与燕地 |
4.1.1 相关考古发现简析 |
4.1.2 西周箕侯国与燕地的关系 |
4.2 辽西地区的青铜器埋藏坑和相关青铜文化遗存 |
4.2.1 辽西青铜器埋藏坑 |
4.2.2 西周时期辽西地区相关青铜文化遗存 |
4.3 关于北方系青铜文化与辽西青铜文化关系的探讨 |
4.3.1 辽西及周边地区的单纯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 |
4.3.2 北方系青铜文化与殷遗民文化系统的关系 |
4.3.3 北方系青铜文化与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系统的关系 |
4.4 箕子朝鲜立国辽西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 |
第五章 春秋至战国早中期的箕子朝鲜 |
5.1 春秋至战国早中期辽西及辽河平原考古学文化遗存 |
5.1.1 相关考古学遗存概况 |
5.1.2 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及对其文化内涵的讨论 |
5.1.3 对该时期辽西与辽河平原文化面貌分区的检视 |
5.2 该时期辽西与辽河平原文化遗存的族属及其与箕子朝鲜的关系 |
5.3 朝鲜侯国得名时间及其与燕、齐的关系 |
第六章 西周至春秋战国箕子朝鲜文化面貌及变迁试探讨 |
6.1 殷周中原式青铜礼器式微原因试析 |
6.2 反映箕子朝鲜存在的具殷遗风青铜器初探 |
6.2.1 短内式铜戈 |
6.2.2 铜铎 |
6.3 由殷遗风器物分布探讨西周至战国早期箕子朝鲜的几个历史问题 |
6.3.1 关于箕子朝鲜与濊人的关系问题 |
6.3.2 关于箕子朝鲜与辽东地区的关系 |
第七章 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箕子朝鲜 |
7.1 秦开东征与东北亚文化格局的变迁 |
7.1.1 秦开东征前后燕文化的东渐 |
7.1.2 辽东、朝鲜半岛文化格局的变迁 |
7.1.3 箕子朝鲜的迁移在具殷遗风青铜器上的反映 |
7.2 箕子朝鲜的衰弱和覆亡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7)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s |
绪论:文明的起源与认同的产生 |
第一节、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概况 |
第二节、文明的概念 |
第三节、文明的内涵和动力 |
第四节、文明起源问题的诸多探索路径 |
第五节、本文主要内容和章节构成 |
第一章 中国文明东西二元说新论 |
第一节、考古学视野下的东西二元对立:以三足器为例 |
第二节、绿松石、花边罐和其他一些标志性分野特征 |
第三节、东方文化的西进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产生 |
第四节、仰韶文化部分西迁与马家窑文化的产生 |
第五节、庙底沟二期文化族属的探寻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夏文化的起源:陶寺文化的性质与族属补证 |
第一节、陶寺遗址与夏文化起源的关系 |
第二节、陶寺“庙底沟二期文化层”性质判断 |
第三节、陶寺文化早期的都邑文化特征与尧舜时期联盟古国 |
第四节、陶寺文化中期的集权性文化特征与夏文化的产生 |
第五节、陶寺文化晚期龙山特征的回归与夏商周三代文化分野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商文化的起源与龙山文化的复兴 |
第一节、先商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渊源关系 |
第二节、商文化的地望 |
第三节、商代的都邑统治结构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戎的产生:以魏营子文化为例 |
第一节、魏营子文化的独特性 |
第二节、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年代上的衔接关系 |
第三节、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的考古学联系 |
第四节、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的历史文献联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周文化的起源:从三里桥到碾子坡 |
第一节、从三里桥到碾子坡:周人的起源与周夏关系 |
第二节、商周关系的历史地理考证与周人的流转的过程 |
第三节、稷的出身与文王受命的文本隐喻 |
第四节、周人克商的历史进程解读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夷的出现:周人克商之后的社会治理 |
第一节、周人克商之初的基本态势 |
第二节、缘起:武王之忧、周公之祝、嘉禾之命 |
第三节、治理:天室、天邑、成周 |
第四节、天命:大诰、召诰、多士 |
第五节、有礼:皇矣、酒诰、梓材 |
本章小结 |
结语:孔子的夷夏观与诸夏认同的起源 |
参考文献目录 |
后记 |
(9)比较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斧(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目的、可行性及其相关问题 |
第二节 先秦铜斧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目的、创新思路与方法 |
附表 |
第二章 先秦时期工具铜斧的研究 |
第一节 商代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二节 西周早中期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三节 西周晚期至春秋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四节 战国时期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五节 商周时期铜斧的分区研究 |
第六节 鄂尔多斯式铜斧的特征 |
附表 |
附图 |
第三章 对先秦时期不同地区工具铜斧的研究 |
第一节 商至西周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二节 东周时期青铜兵器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三节 先秦时期兵器类铜斧的分区研究 |
附表 |
附图 |
第四章 铜斧功用的进一步研究——工具类铜斧 |
第一节 夏商时期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二节 西周时期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三节 春秋时期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四节 战国时期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五节 夏至商周时期铜斧的分区研究 |
第六节 鄂尔多斯式铜斧的特征 |
附表 |
附图 |
第五章 铜斧功用的进一步研究——兵器类铜斧 |
第一节 商至西周铜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二节 春秋时期青铜兵器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三节 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斧的种类与型式 |
第四节 先秦时期兵器类铜斧的分区研究 |
附表 |
附图 |
第六章 先秦时期铜斧的分区分型研究 |
第一节 先秦时期直銎斧分区研究 |
第二节 先秦时期直銎斧的分型研究 |
第三节 先秦时期横銎斧的比较研究 |
第四节 比较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斧 |
第七章 结语 |
附图: |
1 先秦时期工具类铜斧分区表 |
2 先秦时期工具类铜斧区域类型表 |
3 先秦时期兵器类铜斧分区表 |
4 先秦时期兵器类铜斧分类表 |
5 先秦时期铜斧的区系类型分类表 |
6 铜斧基本信息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已发表、待刊论文) |
A 试析鸽子洞元朝"失喇斡耳朵九春"文书 |
B 鄂尔多斯式青铜刀的功用及特征 |
C 比较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斧 |
(10)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夏商西周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一 区域内北方青铜文化的确立 |
二 区域内夏商西周时期文化格局的变迁 |
三 区域内北方青铜文化演进进程与模式 |
四、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元前2千纪中国北方地区铜器研究[D]. 刘远晴.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辽西地区商末周初青铜器综合研究[D]. 侯骁秦.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D]. 陆刚. 内蒙古大学, 2021(10)
- [5]辽河流域商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研究[D]. 李楠. 吉林大学, 2018(01)
- [6]箕子朝鲜的考古学探索[D]. 赵凌烟. 西北大学, 2016(05)
- [7]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D]. 丁新. 南京大学, 2015(08)
- [8]燕国疆域的地理构成及其对幽燕地区政治地理的影响[A]. 马保春. 北京古都历史文化讲座第2辑, 2015
- [9]比较视野中的鄂尔多斯式青铜斧[D]. 牛长立. 南京大学, 2011(12)
- [10]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夏商西周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J]. 蒋刚. 考古学报, 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