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论文文献综述）
安娜（Tarasenko Anna）[1]（2021）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针对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外销画这一独特的艺术现象,从清代外销画的出现的背景、中国南方口岸外销画的艺术特征、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出现的历史脉络、俄罗斯收藏的北京外销画的艺术特征、外销画在俄中艺术交流中的特别贡献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中国外销画作品首次在广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十九世纪外销画也在北京出现了。外销画包括油画、水粉画,水彩画,玻璃画等等。这些美术作品结合了欧洲和中国绘画的技法。其内容讲述中国风景与风情,以及中国异地的动植物。外销画的诞生不仅归功于中西贸易的迅速发展,这种艺术作品还起源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耶稣会代表是最初到达中国的。十八世纪,俄罗斯在北京也成立了东正教使团。传教士把欧洲书籍和各种西方艺术作品带到中国,其中包括绘画和铜版画。在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中出现了艺术家,其中有格拉蒂尼,郎世宁,马国贤,等。至于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活动,除了在中国传教之外,他们的任务还包括中国的全面研究。在本研究中,使团最重要的代表是N.Ya.比丘林和Z.F.列昂季耶夫斯基。除了写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面作品,他们把大量图片的资料带到俄罗斯,主要是由中国的画家们制造的。这些图纸不仅作为书面研究的补充,但同时也成为了关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重要信息来源。过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定期的贸易增加了俄罗斯贵族对东部邻国的兴趣。这些接触不能不给俄罗斯艺术留下明确的印记,因此中国的主题逐渐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艺术品中。由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代表从北京带来的画品包括中国风景,其人民和他们习俗的图像。这些收藏品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知识。这些幅画出现在俄罗斯的收藏中对随后的改变是一种巨大的冲动。此后不久,由俄罗斯皇帝的法令决定在东正教使团的成员中应该有一位专业艺术家。于是,从第十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中有专业画家:A.M.列加舍夫、K.I.科尔萨林、I.I.奇穆托夫、L.S.伊戈列夫。他们的职责包括绘制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画品。这项任务要求是最准确中国形象的传送。多亏了东正教使团的艺术家的作品,近世有机会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了解那个时期的在中国生活。在世纪之交,外销画中呈现的中国生活的现实形象间接影响了在俄罗斯新艺术派和先锋派中的新潮流的形成。N.S.冈察洛娃、I.I.马什科夫和其他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艺术表现。此时,从中国风的异国情调和外销画的民族志性的展示过渡到艺术形象的象征深度,通过民间艺术的简化形式来传达。因此,在二十世纪初,艺术家们感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艺术在艺术、文化和形而上层面上的深度互动。本探讨突出两点认识:一是通过史料文献挖掘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二是注重俄中通过外销画实现的艺术交流路径与形成的影响力。这样的两点,共同着力于中外艺术比较研究,即比较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从而揭示中俄艺术交流史的脉络演变。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2]（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指出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孟二壮[3]（2021）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文中提出传统商业会议所由地区内工商业者自发组成,是以表达工商业者要求、维护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民间经济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之后,1928年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率先设立日本商业会所,之后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月报》《事务报告》等资料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相关档案,着重分析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管理与经营,商业会议所的主要活动及情报调查等内容,尤其在近代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时期,对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九一八事变等事件中的态度、战争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尝试厘清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性质。日俄战争后,在东北地区开埠通商、日本势力在东北扩张渗透以及东北地区形成日本人社会等背景下,日本开始在东北设立商业会议所。从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时间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日俄战争后,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率先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日本在东北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日本商业会议所;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深入扩张,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日本商工会议所相继设立。历次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都是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深入到东北各个地区,总数量达到15个。从设立区域来看,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步调一致,并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与中国关内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情况相比,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间早,且较为集中。各商业会议所间也建立起紧密的网络关系,并组成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商业会议所也成为日本管理和经营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通过对商业会议所的管理及经营进行考察能够看出,第一,从依据法令上看,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政机关分立,导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并不统一,商业会议所最初在运行上时常面临会员人数不足、经费短缺的困境。一战后,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进行改革,并为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解决了商业会议所经费不足的问题,并扩大了会员的规模,强化了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领导。第二,从事务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来看,商业会议所有着完备的管理机制,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机构,商业会议所有实力配合日本在东北推行各项政策。在人事构成上商业会议所的领导阶层被大企业商人、政商议员把持,作为商业会议所顾问人员的特别议员皆为日本政府人员,大量中小工商业者会员并不占领导地位。第三,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商业会议所受日本政府的资助,其决策和行动受日本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领导机关,商业会议所真正代表地区工商业者利益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商业会议所的“民间性”并不纯粹。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日本工商业者的名义回应日本政府有关工商业问题的咨询,并向日本政府开展陈情请愿活动,努力维护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及保持商业活动的安定化,不断扩大日本经济在东北的强势地位。二是,作为日本工商业者的代表机构,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以维护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在协调和仲裁商工纠纷,救济日本工商业者等方面展开的活动。三是,当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步伐遭遇阻碍以及日本工商业者经营面临困境时,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通过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领事、关东军长官等政要积极开展请愿运动,敦促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东北地区日本商人的经济问题。四是,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军事参与,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参与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立即着手日“满”经济振兴,维护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竭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服务。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同时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调查机关,其调查活动构成了日本情报网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从日俄战争后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十余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制定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商业会议所对华积极展开情报调查,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经济情报资料。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不但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日本工商业者使用,能够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贸易信息,对贸易和生产进行调整,使日本工商业者和企业在贸易扩张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作为经济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日本国内,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扩张、侵华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持。总的来说,商业会议所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业者的经济组织,在维护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共同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是在日本政府的指导和资助下设立,带有强烈依存日本政府的特征,同时有着较强的排外性和侵略性。其实际活动始终在日本对华政策下进行,呈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政策当中,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国主义合流,成为参与和配合关东军行动的重要民间势力。最终,在日本所谓“日满经济紧密化”的号召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被改组为伪满洲国管理下统制工商业的行政机构。
王鑫[4]（2021）在《明清时期张库大道商贸发展及其影响探究》文中提出张库大道是中国古代北方一条连接中原与草原的重要经济贸易路线,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明清时期较为完备。文章从中外文献入手,主要在空间上,对张库大道上的贸易商人进行地域性划分,对张库大道上的商人进行全面的梳理并与进出口交易物品相结合进行详细的说明,较为深入地探讨张库大道对于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为现今延续张库大道的发展做好理论铺垫。第一章主要探讨张库大道的基本情况。张库大道是一条由塞外边城张家口出发、途径库伦直抵俄罗斯恰克图的贯穿中原与草原的古老商道。张库大道的发展“最晚始于明末,盛于清中,衰于民初。”张库大道并不是一条因设市需要而建成的商路,而是一条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发展成的驿道、兵道、商路。了解张库大道的发展历程,能更好的对张库大道商人与贸易物品进行梳理,从而发现张库大道的来往商人、贸易物的兴盛至衰落与张库大道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第二章主要对张库大道贸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商人,按照籍贯进行地域划分。商人群体是商业活动的主体,商贸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商人。商人的发展与商业、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人进行货物输送与买卖,促进了货物的流通与交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本文将张库大道的商人分为本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在本国商人中,晋商在张库大道的商人群体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其次是北京商人与直隶商人,本地商人主要分析地方志中的商业,通过各个地方志所记载的商业发展窥探各县商人的活动,最后为蒙古地区商人。外国商人则主要为俄国商人。第三章主要研究张库大道的贸易物。张库大道存在的意义在于商品的流动,张库大道上商品的流动更是各地、各国商人之间流动最直观的体现。中国的茶叶、丝织品、棉织品及其他杂物随着驼铃的声响踏进蒙古、俄国及欧洲地区,而蒙、俄的皮毛大批量的进入中国内地,成为了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的推崇品。第四章主要对张库大道的影响进行归纳。通过对商人群体及贸易品的研究,可以得出张库大道对辐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李佳欣[5]（2020）在《晚清上海中英贸易冲突研究（1860-1890）》文中提出在晚清中英关系中,商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由于英国对华贸易的侵略性质,以及中英两国经济形态以及对外政策的根本差别,中英之间围绕商业活动的展开及其他问题产生了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其中,贸易冲突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贸易冲突涵盖的内容繁杂,频发数量也较多,散布范围的广泛程度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冲突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外之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而且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法治理念和商业模式,促进了中国法治制度的革新。晚清时期中英两国尤以在上海地区的贸易冲突最为显着。中英两国在上海地区的贸易冲突最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茶叶贸易冲突、丝绸贸易冲突、鸦片贸易冲突。中英在上海地区的贸易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五口通商之后,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上海地区贸易活动的频繁,也成为了一些不法商人从事走私贸易的主要据点。再加上在贸易往来中严苛的厘金税,最终使中英两国商人逐渐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为了便于组织和管理对外贸易活动,上海地区成立了一些商业组织和商业会馆,如上海丝绸会馆、上海茶叶会馆、汉口茶叶会馆、鸦片会馆等。这些会馆的出现对当时抵御英国的商业入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解决中英贸易冲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中英两国的商业贸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下去,清政府和英方都采取了相对的措施来解决这些贸易冲突。在茶叶冲突方面,主要表现为茶叶掺假、茶叶质量不达标以及茶叶称重系统不规范。在茶叶贸易中出现茶叶以次充好、给茶叶染色以及通过人为增加茶叶重量的现象很多,导致中英双方爆发了茶叶贸易冲突。究其原因在于英国的自由贸易理念和晚清政府的限制贸易理念的差异。在丝绸贸易冲突方面,蚕茧质量问题以及富阳事件是其典型案例。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早发明蚕丝技术和生产丝绸的国家,再加上中国的蚕丝和丝绸具有优良的质地,使中国的蚕丝和丝绸远销欧洲市场,并得到西方人的喜爱。五口通商之后,中英两国贸易的地点逐渐转移到了上海地区。随着两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方面对中国的蚕丝和丝绸需求量日益增大。此时国内江南地区及上海一带由于缺乏杀茧技术和把蚕丝绕得好的熟练劳动力的不足,使中国的蚕丝质量严重下降,英国方面对此十分的不满。因此中英双方因为蚕丝和丝绸的质量问题爆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富阳事件的爆发。在鸦片冲突方面,中英两国主要围绕鸦片税厘争端和鸦片走私的第一次外交谈判、第二次外交谈判问题而展开。近代鸦片贸易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残害、侵蚀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人民的恶毒的殖民贸易。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国政府开始采取禁烟措施。但是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面前中国的禁烟措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中英两国因为鸦片问题也逐渐产生矛盾。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们以中国政府禁烟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虽然实现了要求鸦片合法化的目标。但是,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消除。此后,中英两国因为鸦片走私冲突和鸦片税厘冲突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和交涉,最终由于双方的妥协让步,中国确立了新的鸦片税制。随着中英两国间在贸易往来中众多矛盾冲突的出现,中英双方开始着手对中英贸易冲突问题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其中,主要以晚清政府采取的措施为主。比如,晚期政府制定严格律令来打击假茶现象、指导茶商改良茶叶生产以提高茶叶质量、通过提高煮茧技术来改善生丝质量等等。英国方面出于对食品掺假及食品安全问题的考虑也积极地完善英国的茶叶贸易监管制度,并颁布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条例等等。这些措施都对解决中英贸易冲突问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深入分析19世纪60至90年代在上海地区发生的中国晚清政府、商人组织与英国商业公司之间的三次商业冲突问题,为我们再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上海地区贸易往来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对中英贸易冲突的探讨和剖析,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晚清中英贸易冲突的理解和认识,透视晚清中英贸易冲突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进而揭示近代中英贸易发展、演变的规律与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为国家的经济及外交决策提供历史参考和借鉴。
吕振纲[6]（2019）在《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15世纪末至1567年）》文中研究说明15世纪末到1567年的"隆庆开海"是中国商人建构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重要尝试。明朝采取海禁措施,促使私商群体试图越过朝贡体系,建构符合自身利益的走私贸易网络。在走私时期,中国商人先是推动形成多方参与的跨国走私网络,并在竞争中发展成为大的海商集团。随着走私贸易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内部市场网络率先成熟,并通过华南港口与东南亚其他港口形成的港口网络联系在一起。整个区域的市场空间通过"中国东南沿海腹地—其他环南中国海港口网络"的模式将中国与东南亚联系起来。
贾瑞[7]（2019）在《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有清一代,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南北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前者负责对俄贸易,后者负责对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尽管两者均为对外贸易口岸,但在信用机制、管理方式、商人主体、贸易结构、税收结构上既有相同,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来看,在信用机制上,两者的信用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结合商业发展特点形成了一套包含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恰克图贸易中商业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信用为商业信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保障,俟至晚清,政府失信,致使商业信用无法发挥作用,进而加速了晋商的衰落;对于广州贸易而言,前期发展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但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十三行商人退出历史舞台,外商自由雇佣买办的兴起,商业信用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恰克图的商业活动前期主要由土谢图汗进行属地兼管,后期主要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税收则由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处税关负责征税;而广州的商业活动和税收活动由粤海关管理,并以政府委任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为中介具体负责实施。这种设置方式都源于清政府御控外藩的天朝上国思想和稳定边境的基本国策。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的税收与市场管理相分离,而广州的税收与市场管理在同一地区;管理机构设置的目的上,恰克图重在稳定边境,敦促两国关系的友好;广州则在于御控外商,预防滋扰,避免纠纷。在管理政策上,清政府要求进入恰克图市场的中俄商人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相应执照。在乾隆朝,恰克图虽因俄商及劫匪滋事进行过三次闭关,但时间甚短,从长时段来看,基本处于自由贸易状态;在广州,无论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由十三行行商具体负责管理,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废除,实行领事担保制度。恰克图与广州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的管理较为宽松,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后者的管理则较为严格,类似于“垄断市场”;恰克图贸易商的居住与交易方式的管理相对于广州行商都较为自由宽松。在商人发展变迁上,恰克图的商人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宁夏商人等,但主要是晋商,而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人有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等。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很大,风俗习惯各异,决定了恰克图以北方商人为主,广州以南方商人为主。近代以来,两地商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从共同点来看,首先,商人利益集团的弱小使其无力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逐渐衰弱的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又加速了晋商和行商的衰落;其次,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对于商人的予取予求直接导致了两地商人的衰落。从不同点来看,首先,交易费用上升引起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和恰克图晋商的衰败,但恰克图贸易中管理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还可以正常经营,而广州十三行贸易管理中管理和买卖的交易费用较高,导致其较早衰败;其次,外来掠夺型制度是恰克图市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部分十三行商人却向近代化买办转型。在商品结构上,无论是恰克图还是广州,出口的都是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棉花等商品。在贸易初期,恰克图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广州的贸易额。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与广州贸易额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并且两处的出口商品都以茶叶为主。19世纪50年代以后,恰克图贸易量产生剧烈波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后迅速衰落下去;广州则面临着南方众多外贸口岸的竞争,贸易商品种类持续增多,贸易量增幅较小,仍保持原有规模。在税收结构上,两地的税收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都没有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贸易商品是在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征收常关税,而广州贸易的商品是在粤海关征收海关税;恰克图贸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免税规定,而广州贸易中不仅不存在这些免税规定,而且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征收一些杂税;从税收总额上看,粤海关的税收总额比北路三关大,其对于清政府的财政贡献率也较大。最后,从两地贸易的意义上看,两地贸易都推动了内地社会分工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恰克图贸易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广州贸易促进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圈的形成;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为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广州贸易推动了中国南方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清一代,南方和北方开展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也印证了清朝前中期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并没有使整个国家走上近代化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南北两地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变化:恰克图贸易在起伏跌宕中逐渐衰亡,而广州贸易量虽有减少,但仍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
吕振纲[8]（2018）在《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民间商人这类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建构起明代中国与同时期东南亚古代邦国之间的区域贸易体系,并尝试运用这一案例与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观念进行对话。本文的基本假设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贸易—社会体系建构中可以扮演积极地基础作用,特别是当国家由于其战略观念或者由于其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变迁而选择减少跨国互动或区域体系的建构行为时,以逐利为目标、表现为市场行为体的民间力量却可以始终关注编织一个可以满足他们获利目标的区域贸易—社会体系,甚至也可以间接推动区域间官方关系的发展。中国商人的跨国逐利行为推动和编织了这一区域贸易体系,该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影响这一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观察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是否成形有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跨国行为体;（2）区域市场。这一跨国贸易体系的建构与运作均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并先后经历了朝贡贸易体系、走私贸易体系与互市贸易体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商人采取不同的跨国组织形式发展壮大,并与该地区中的国家以及其他重要的商人群体在持续互动中推动跨国区域市场的成熟和贸易体系的变迁和发展。本文认为,中国商人对中国—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形成具有以下重要作用:第一,不断根据区域社会环境的变迁,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跨国组织和贸易网络,并通过跨国实践完善区域贸易体系。第二,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推动一国内部市场与跨国市场相联结,并以港口、腹地和贸易离散社群为基础,推动区域贸易—社会空间的整合。第三,在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中,采取融入、斗争或妥协的适应性策略,推动区域贸易体系更符合商人自身利益。
贾超芝杉[9]（2018）在《南亚东南亚在昆商人的商业实践与文化互鉴》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世界步入了一个需要以文化价值互信互鉴作为合作基础,而不仅仅是依靠功能性需求来进行合作的阶段。求同存异是人们谋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策略,同质性被视为合作的重要基础,而文化的异质性往往被悬置一边。事实上,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所累积的不同经验形成了不同文化群体各自进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这种异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从而促成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合作。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昆明吸引了众多南亚东南亚的跨国商人前来此地进行跨文化贸易。人们为了追求更为合理的资源配置而选择流动,来昆经商的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亦不例外。自古以来,多条国际商路将昆明与世界各地相连,异域商品源源不断地由跨国商人携带至此地。跨国商人采取各种交通方式来到昆明,而作为当下较为常见的跨界流动方式,航空路线的采用给该群体的异域商业实践带来多样的影响。当他们流动至昆明后,其居住空间的选择从实质上讲是跨国商人对自身与异质性社会的关系进行有效处理的空间表征。同时,跨国商人根据不同的商品特质在多元的商业节点也展开了多样的贸易实践。南亚东南亚区域内各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各国商人携带至昆明出售的商品也具有较强的文化异质性。为了克服昆明市消费者对这些异域事物及其文化背景的陌生感,伴随文化展示的国际博览交易会便成为了初来昆明的跨国商人进行商品贸易的空间首选。在场与缺场的异文化因素同时作用于该交易空间,加之跨国商人的跨文化售卖策略,使得博览交易会成为了跨国商人与消费者可以相互体验彼此文化经验世界的综合化现象场。类似的现象场还有专业化的实体店铺空间以及开放化的虚拟网络空间。在跨文化贸易所依赖的多种现象场中,来自不同社会与文化的人群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随着跨国商人与异质性社会的接触逐步加深,他们遇到了因多种原因而导致的风险与冲突。针对来自异域陌生的跨国商人群体进行适当的管理是必要的,然而由于中方管理者对跨国商人的文化背景认知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使得后者在面对异域社会的管理制度时也遇到了一些不利于商业实践的风险。除此之外,跨国商人在昆明经商时需要与中间人、商业同行和消费者进行必要的交往,由于信息差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往往会导致货物丢失、钱财损失等情况。有基于此,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会通过对时间、货币以及技术的充分运用,调整商品的售卖结构,寻求多元且适合自身的社会网络支持,以此来应对风险,并在风险中寻求新的商业机遇。在与异域他者不断交往的过程中,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也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交换作为根本特征的共同体。虽然该群体由于进入异域社会而与自身所属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断裂,在语言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表达特征,然而,原有的文化传统依旧固着在他们身上,并在特定的时间得以呈现和表达。与此同时,南亚东南亚诸国驻昆明总领事馆成为跨国商人在异域重新整合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身份的平台。同时,跨国商人通过与异域他者缔结跨国婚姻、组建跨国家庭等方式与异域文化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异质性融合。这群异乡人通过商品贸易与世界各地的陌生人进行链接,也正是依靠着跨文化商业实践,他们在群体内部与群体外部共同形成了一个以相互交换并共享异质性作为重要特征的共同体。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的拓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离不开跨国商人的商业实践与文化互鉴。跨国商人在世界经济的微观之处创造了新的链接,同时影响了异文化群体间的认知与互动。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作为联结异质性事物的中介者,跨国商人对自我有了一定程度的新认知,并且也在其他社会群体中留下了多元印象。基于此,异质性交换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异质性共享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而异质性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断推进着人类的自由发展。从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在昆明的商业实践及文化互鉴可以看出,以异质性作为人类群体相互合作的基础需要一定的条件。人们通过流动来不断推动异质性接触,在多元的现象场中进入彼此的经验世界,在多种风险冲突中逐步交融成具有复杂异质性的共同体,进而达到对于彼此文化价值的尊重与确信,以此来推动不同群体间的进一步合作。人类最终能达到何种文明水平,这依赖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包容并理解彼此的差异,通过运用异质性来进行合作。若能在共享部分价值观的同时依旧不断发掘异质性所包含的潜在价值,那么不同的个体、社会、国家和文化将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促进彼此的共同发展。
王隽毅[10]（2016）在《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 ——基于近代中国港口贸易的理论及其应用》文中研究表明1868年,日本神户开港,原本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移居神户,随着中国商人不断把欧洲商品运往神户,在70年代出现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中国内地口岸和日本口岸的贸易圈,称为“上海网络”。19世纪末上海网络在中国商人手中的延续与同时期中国口岸面对外国势力的不断失守形成了对比。如何解释这两个国际贸易现象中中国的不同地位,为什么在经济主权丧失、商品优势丧失、外国公司占据更大国内市场份额以及对欧美的交易网络完全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的情况下,东亚的地区交易网络仍旧是属于中国商人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应的研究问题是:如果构成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要件不满足条件,单纯的主权原则是否能够保证实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唯一结构。本文给出了产生跨国交易网络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基于规模效应和区位优势的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上根据运输成本和规模效应发展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第二种是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分和私有产权仅限定为使用权的假定上的,此种家族交易网络（内部运行要素市场）节省了替代价格机制的合约费用,因此更为有效,所以在与其他跨国公司竞争中能够获胜。但这种双层产权结构有一个缺点,即商品制造上难以发生工业化跃迁,这同时解释了中国在工业品制造方面的落后。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区分在于两点,一是中国国内的基层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市场;二是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是否整个国家市场层级中都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或者因为缺乏分工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存在。通过检验中国基层市场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我们发现中国国内市场最基础的层次是在组织内运行的,然后有一个随着商品化和货币化一同出现的类似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全国市场的层次则既有规模效应和运输成本的影响,也有组织内双层产权结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发展了一个以第二种解释为主的国内结构影响地区贸易结构的机制。在排除竞争性假设和建立解释机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本文所要解释的现象是由中国国内结构在以下两点上的特殊性造成的:分化不分离的政经关系和双层产权结构。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中国的国内市场结构和层级已经反映出这种权利结构下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民族国家体系乃至新经济地理学的地区分化形式。所以,本文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内结构的领域关系和地区制度影响国际体系的领域分化和地区分化的理论。为了准确衡量国内结构这一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本文进一步推导了国内结构变化的原因,获得了一个新的受外部影响的国内结构概念以及基于完全外生的思维成本的双层分成契约理论。而这一理论和拓展了的国内结构概念,还有更多其他的应用空间。
二、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1）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本文相关的概念 |
| 三、既往研究成果综述 |
| 四、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 |
| 第一章 清代外销画出现的背景 |
| 第一节 清代外销画出现的政治经济前提 |
| 一、清朝的对外政策与贸易状况 |
| 二、清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组织与外销画的出现 |
| 第二节 清代外销画出现的文化艺术前提 |
| 一、西画东渐的影响与清宫廷绘画 |
| 二、专业艺术领域的西洋风绘画 |
| (一)江南西洋风画 |
| (二)南方口岸外销画 |
| 第二章 中国南方口岸外销画的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南方口岸外销画的画室与主要创作的形式 |
| 一、外销画生产的过程 |
| 二、南方口岸外销画创作的形式 |
| 第二节 南方口岸外销画的体裁 |
| 一、风俗画 |
| 二、风景画 |
| 三、外销动植物画 |
| 四、肖像画 |
| 第三章 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出现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十八——十九世纪的俄中贸易状况对外销画传播的影响 |
| 一、俄中陆地的贸易与对俄中艺术交流的影响 |
| (一)俄中贸易商队 |
| (二)恰克图与买卖城:十八——十九世纪俄中艺术互动空间 |
| 二、俄中在广州的海洋贸易的情况 |
| (一)在俄罗斯收藏的最初清代外销画册 |
| 第二节 俄中在艺术领域互动的发端 |
| 一、清代中国艺术品在俄罗斯收藏的出现 |
| 二、十八世纪俄罗斯艺术中的中国风对外销画在俄罗斯的收藏出现的影响 |
| 三、清代外销画在俄罗斯收藏的出现 |
| 第四章 俄罗斯收藏的北京外销画的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北京外销画的起源 |
| 一、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对北京外销画发展的影响 |
| 二、北京外销画的画家与创作条件 |
| 第二节 俄罗斯收藏的外销画的种类 |
| 一、风俗画 |
| 二、风景画 |
| 三、动植物画 |
| 四、肖像与人物画 |
| 第五章 外销画在俄中艺术交流中的特别贡献 |
| 第一节 俄罗斯美术中中国现实形象的出现 |
| 第二节 外销画对十九世纪俄罗斯艺术的影响 |
| 一、外销画对在俄罗斯艺术中的中国形象的影响 |
| 二、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中的画家 |
| (一)A.M.列加舍夫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第一位职业艺术家 |
| (二)第十二届——第十四届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艺术家 |
| 第三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外销绘画对俄罗斯艺术的间接影响 |
| 一、中国外销画对俄罗斯收藏年画出现的影响 |
| 二、俄罗斯艺术中的中国形象的转变:从外销画中的现实形象到先锋派中的象征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3）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及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背景 |
| 一、近代东北开埠通商与外国资本的进入 |
| 二、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渗透 |
| 三、东北地区日本人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1907 年-1914 年) |
| 二、一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发展(1915 年-1931 年) |
| 三、伪满政权下东北地区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扩张(1931 年-1937 年) |
| 四、商业会议所的解散与商工公会的出现(1938 年-1945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的法令依据问题 |
| 一、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 |
| 二、商业会议所社团法人化改革 |
| 三、统一商业会议所法的制定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的管理机制 |
| 一、商业会议所的事务及组织 |
| 二、商业会议所的人员构成 |
| 三、商业会议所的经费来源及用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 |
| 第一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 |
| 一、保障日本商品在东北市场的贸易优势 |
| 二、与东北市场上的外国资本进行竞争 |
| 三、配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金融扩张 |
| 四、商业会议所陈情请愿活动的分析——以1907-1937 年的奉天日本商所为例 |
| 第二节 商业会议所内部的工商业救济活动 |
| 一、低利息贷款融资请愿运动 |
| 二、撤销满铁消费组合运动 |
| 第三节 经济冲突的政治化活动 |
| 一、商业会议所与“奉天票”问题 |
| 二、“非法征税”和抵制日货运动 |
| 第四节 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事行动 |
| 一、商业会议所对日本侵华的协助与配合 |
| 二、商业会议所对九一八事变的助力 |
| 三、协助日本政府建立伪满洲国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官民一体”的情报网络系统 |
| 一、日本经济情报网络系统 |
| 二、日本国内外商业会议所间的情报流通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展开 |
| 一、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经费 |
| 二、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收集方式 |
| 三、商业会议所的委托调查 |
| 四、商业会议所调查内容及刊行物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情报调查的价值及影响 |
| 一、对日本情报网络的系统的补充 |
| 二、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提供情报支持 |
| 三、商业会议所的情报调查与日本对华侵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东北日本商业会议所的特性 |
| 第一节 工商业企业与市场之间:商业会议所的经济特性 |
| 一、商业会议所与政府经济政策的推行 |
| 二、商业会议所与维护日本商利 |
| 三、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的管理 |
| 第二节 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半官半民”的商业会议所 |
| 一、强烈依存政府的特征 |
| 二、日本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指导和监督 |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与侵略性 |
| 一、商业会议所的排外性 |
| 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商业会议所 |
| 三、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商业会议所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明清时期张库大道商贸发展及其影响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之缘起 |
| (二)明清之定位 |
| (三)研究之现实意义 |
| 二、相关史料与研究现状 |
| (一)张库大道基本史料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文章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张库大道兴衰 |
| 第一节 张库大道的路线 |
| 第二节 张库大道的兴衰 |
| 第二章 张库大道中贸易商人的地域分布 |
| 第一节 本国商人的涌入 |
| 第二节 外国商人的涌入 |
| 第三章 张库大道中的贸易货物 |
| 第一节 本国商人主要交易品 |
| 第二节 外国商人主要交易品 |
| 第四章 张库大道的商贸影响 |
| 一、张库大道吸引了各地商人的涌入 |
| 二、张库大道带动了相关城市的发展 |
| 三、张库大道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 |
| 四、张库大道促进了民族、文化交融 |
| 五、张库大道促进了中国交通业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俄恰克图条约 |
| 后记 |
（5）晚清上海中英贸易冲突研究（1860-189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上海中英贸易冲突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厘金税务外交谈判 |
| 一、厘金制度的起源及内在理论 |
| 二、亚罗号战争 |
| 三、中英税务争端及外交谈判 |
| 第二节 厘金税作为一种“制度特权” |
| 一、商人被赋予“制度特权” |
| 二、上海丝绸会馆、茶叶会馆及鸦片会馆的诞生 |
| 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上海中英茶叶贸易冲突 |
| 第一节 中英两国茶叶贸易的兴起及发展 |
| 一、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起历史 |
| 二、中英两国茶叶贸易的兴起 |
| 三、中英两国茶叶贸易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英两国茶叶贸易冲突的表现 |
| 一、茶叶掺假问题 |
| 二、茶叶质量问题 |
| 三、茶叶称重系统冲突 |
| 第三节 中英茶叶贸易冲突的原因 |
| 第四节 针对茶叶贸易冲突的应对措施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上海中英丝绸贸易冲突 |
| 第一节 中国丝绸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 |
| 一、中国早期丝绸的生产 |
| 二、中国早期丝绸的外销 |
| 三、上海开埠前后的丝绸贸易状况 |
| 第二节 中英上海丝绸贸易冲突的表现 |
| 一、蚕茧质量问题及其中英两国的回应 |
| 二、富阳事件 |
| 第三节 中英上海丝绸贸易冲突的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针对丝绸贸易冲突的应对措施 |
| 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上海中英鸦片贸易冲突 |
| 第一节 中英两国鸦片贸易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 中英上海鸦片贸易冲突的表现 |
| 一、中英鸦片走私冲突 |
| 二、中英鸦片税厘冲突 |
| 第三节 中英鸦片贸易冲突的原因 |
| 第四节 针对鸦片贸易冲突的应对措施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15世纪末至1567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与东南亚跨国走私网络的出现 |
| 二、屯门贸易体系与海商(盗商)集团的形成 |
| 三、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亚区域市场变迁 |
| (一)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沿海内部市场体系的成熟 |
| (二)“引进来”:双屿、月港到澳门的跨国走私市场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三)“走出去”: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港口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结语 |
（7）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恰克图贸易 |
| 1.3.2 广州贸易 |
| 1.3.3 恰克图、广州外贸的比较及税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文章结构与安排 |
| 第二章 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变迁 |
| 2.1 恰克图贸易概述 |
| 2.2 广州贸易概述 |
| 第三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信用机制的比较 |
| 3.1 恰克图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2 广州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四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管理方式的比较 |
| 4.1 管理机构的比较 |
| 4.1.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2 广州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4.2 管理政策的比较 |
| 4.2.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2 广州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五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人盛衰变迁及原因的比较 |
| 5.1 两地商人发展及原因的比较 |
| 5.1.1 恰克图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2 广州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5.2 两地商人衰落及原因的比较 |
| 5.2.1 衰落的原因 |
| 5.2.2 衰落的理论分析 |
| 第六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品结构与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1 两地商品结构的比较 |
| 6.1.1 恰克图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2 广州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6.2 两地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2.1 恰克图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2 广州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七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意义的比较 |
| 7.1 相同之处 |
| 7.2 差异之处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核心问题及其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的文献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与研究限制 |
| 第一章 中国—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本文使用自变量、因变量以及干预变量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基本要素 |
| 一、跨国行为体 |
| 二、区域市场 |
| 三、融合两个要素的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分类与阶段性特征 |
| 一、区域贸易体系的分类 |
| 二、区域贸易体系的阶段性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朝贡贸易体系的形成(1368-15世纪末) |
| 第一节 明朝推动下的中国—东南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奠基 |
| 一、明代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 |
| 二、贡赐市场的形成 |
| 第二节 公私兼具的商人实践——郑和船队与朝贡贸易体系的巩固 |
| 一、具备官商身份的郑和船队 |
| 二、具备私商身份的郑和船队 |
| 第三节 私商与朝贡贸易体系的巩固 |
| 一、中国朝贡政策的变化以及私商对朝贡贸易体系的“灵活渗透与借用” |
| 二、中国商人与以琉球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网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发展(15世纪末-1567年) |
| 第一节 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及体系规范变动 |
| 一、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一：多方参与的走私网络 |
| 二、体系规范的变动与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二：海商(盗商)集团 |
| 第二节 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亚区域市场变迁 |
| 一、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沿海内部市场体系的成熟 |
| 二、引进来：双屿、月港到澳门的跨国走私市场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三、走出去：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港口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互市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567-1683年)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互市贸易体系的建立及其运作 |
| 一、区域贸易环境的新变化和互市贸易体系的建立 |
| 二、互市贸易体系的运作：从“行商—散商协同体”到“军商—散商协同体” |
| 第二节 互市贸易体系中的区域市场 |
| 一、中国商人、贸易圈的成熟与区域市场网络的完善 |
| 二、贸易离散社群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商品的社会生命：中国与东南亚互市贸易体系中的商品流动 |
| 一、丝绸、瓷器及其他商品的跨国流动 |
| 二、白银与铅钱：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中的金融流动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第一节 本文的初步结论 |
| 第二节 进一步的相关思考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科研与学术成果 |
| 后记 |
（9）南亚东南亚在昆商人的商业实践与文化互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田野点简介 |
| 五、研究方法 |
| 六、中心论点 |
| 第一章 流动：异质性接触 |
| 第一节 跨文化贸易城市的选择 |
| 一、世界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城市——昆明 |
| 二、流动性与来昆贸易 |
| 第二节 流动的路线与方式 |
| 一、古代经昆明的国际商路 |
| 二、21世纪以来经昆明的国际商路 |
| 三、跨越边界的多元流动方式 |
| 第三节 异域社会的多点接触 |
| 一、多样性的居住空间 |
| 二、多层次的商业节点 |
| 第二章 中介：现象场的形成 |
| 第一节 作为中介的现象场 |
| 第二节 综合化：博览交易会 |
| 一、昆明的国际博览交易会 |
| 二、异文化的在场与缺场 |
| 三、商品的跨文化售卖策略 |
| 第三节 专业化：实体的店铺 |
| 第四节 开放化：虚拟的网络 |
| 第三章 风险：异质性冲突 |
| 第一节 制度化风险的感知 |
| 一、跨境的管制 |
| 二、交易的约束 |
| 第二节 异域陌生人的摩擦 |
| 一、信息差与中间人 |
| 二、不确定的同行信任 |
| 三、未知的消费他者 |
| 第三节 风险中机遇的寻求 |
| 一、时间、货币与技术 |
| 二、商品的结构性调整 |
| 三、社会网络的自反性支持 |
| 第四章 交换共同体：异质性交融 |
| 第一节 碎片化的商人个体 |
| 一、多种语言的使用 |
| 二、多元自我的表达 |
| 三、传统文化的固着 |
| 第二节 再整合的文化身份 |
| 一、驻昆明总领事馆 |
| 二、跨国婚姻与家庭 |
| 第三节 异乡人的共同体 |
| 一、异域同乡的内聚 |
| 二、交换他者的耦合 |
| 第五章 互联互通：人类之网的新拓展 |
| 第一节 跨国商人的商业实践与文化互鉴 |
| 一、世界经济的创新链接 |
| 二、异文化间的认知互动 |
| 第二节 跨国交往与身份认知 |
| 一、跨国商人的自我认知 |
| 二、跨国商人的他者定位 |
| 三、跨国商人的中介性 |
| 第三节 人类之网的异质性交换与共享 |
| 一、异质性交换与全球化 |
| 二、异质性共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三、异质性的价值与人类自由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 ——基于近代中国港口贸易的理论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核心问题与两个国际贸易现象 |
| 二、国际体系视角下的研究意义 |
| 三、案例选择、理论检验与理论建构 |
| 四、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第一章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国内结构 |
| 二、地区贸易网络或者地区贸易结构 |
| 第二节 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结构既有模式的不足 |
| 一、不同的国际贸易模型：市场结构概念进一步分化的可能 |
| 二、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具体领域 |
|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地理经济学对跨国商业网络的解释 |
| 一、A路径的解释 |
| 二、B路径的解释 |
| 第四节 新兴古典经济学结合佃农理论的解释 第二章 19世纪后期中国港口贸易的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条约港体系的建立与影响 |
| 一、海关制度与口岸权利 |
| 二、商业制度变迁与现代企业间的竞争 |
| 三、贸易结构的说明 |
| 四、关于近代以前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的说明 |
| 第二节“上海网络”的形成与延续 |
| 一、“上海网络”的内部结构 |
| 二、冲击“上海网络”的努力与结果 |
| 第三节 东亚贸易结构与贸易网络的关系 |
| 一、第一种解释（A路径）与第二种解释的关键差异 |
| 二、第一种解释（B路径）与第二种解释的相似性 第三章 19世纪中国的国内结构 |
| 第一节 具有远途贸易特征的全国性市场 |
| 一、关于全国市场（national market）是否存在的争论 |
| 二、全国要素市场与家族、地域商业网络 |
| 第二节 基层市场中的纵向一体化 |
| 一、市场的组织形式：纵向一体化的小农经济 |
| 二、基层市场中的合约结构 |
| 第三节 市场结构的政治制度根源 |
| 一、市场结构与市场组织形式的关系 |
| 二、全国市场与基层市场的关系 |
| 三、市场层级关系的国际政治意义 |
| 第四节 国内结构（国际体系）的分类 |
| 一、两种制度冲突 |
| 二、三种权利结构 |
| 三、“市场脱嵌”表征国内结构分类的局限 第四章 中国国内结构对东亚港口贸易网络的影响 |
| 第一节 纵向一体化组织与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 |
| 一、业已成型的内部商人交易网 |
| 二、小农生产与跨国公司的组合 |
| 第二节 交易效率与地位保持 |
| 一、政治秩序与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同构性 |
| 二、资本组织内流动与交易效率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分配的地区贸易结构 |
| 一、区分不同解释路径和不同国际体系结构的方法 |
| 二、A、B、C路径综合视角下政经嵌合的不同意义 第五章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
| 第一节 契约理论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别发展与合流可能 |
| 第二节 国内结构的维度：人群、地区、领域（部门）结构 |
| 第三节 自然状态下双层分成契约理论 |
| 一、三个假定及其之间关系 |
| 二、三组假设 |
| 第三节 结构化视角的可选择性 |
| 第四节 对地区一体化问题的启示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四、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论文参考文献）
- [1]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D]. 安娜（Tarasenko Anna）.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D]. 孟二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明清时期张库大道商贸发展及其影响探究[D]. 王鑫.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5]晚清上海中英贸易冲突研究（1860-1890）[D]. 李佳欣.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7)
- [6]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15世纪末至1567年）[J]. 吕振纲. 中国-东盟研究, 2019(01)
- [7]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D]. 贾瑞. 山西大学, 2019(01)
- [8]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D]. 吕振纲. 暨南大学, 2018(01)
- [9]南亚东南亚在昆商人的商业实践与文化互鉴[D]. 贾超芝杉. 云南大学, 2018(01)
- [10]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 ——基于近代中国港口贸易的理论及其应用[D]. 王隽毅. 外交学院,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