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孙敬华[1]（2021）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以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传统的老年长期照护模式面临困境。老年人口的失能风险已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严峻挑战。为积极应对老年人口的失能风险,中国政府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探索具有本土化意义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虽然政府及学界都强调要总结试点经验,但现阶段对于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总体现状、已形成的共同特征以及存在的共性问题仍疏于研究,特别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政策产出模型,分析了30个试点城市颁布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总体现状、共同特征以及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就如何推进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也进行了探索。具体来说,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以及政策产出模型,构建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分析框架,由参与、健康和保障三个维度构成。（1）参与维度是指维护失能老人获得福利并根据个人需要参与到为其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中的机会与权利,即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社会分配基础,具体包括参保范围、保障对象、失能认定的标准与主体三个部分。（2）健康维度是指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和社会服务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该体系由社会供给类型和输送系统构成。其中社会供给类型进一步细分为服务项目、服务形式、待遇给付标准三个部分;输送系统可以分为政府部门、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定点护理机构以及非正式照护主体。（3）保障维度是指为失能老人解决长期照护服务费用问题的筹资模式,主要包括筹资渠道、筹资形式与标准以及启动资金三个部分。其次,运用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分析框架对30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及其共同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1）30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其一,在参与维度,一是参保范围主要依据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确定;二是保障对象取决于处于失能状态的时间长度、失能失智程度、接受长期照护服务的场所以及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的时间长度四个方面的限制因素;三是失能评估工具主要有三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I《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行业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以及当地自主建立的综合性失能评定标准;四是评定主体主要包括保险经办机构、劳动鉴定委员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定点护理机构、商业保险机构以及鉴定专家。其二,在健康维度,一是服务项目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预防性照护、康复照护以及心理疏导;二是服务形式可以分为定点机构照护（医疗机构照护、养老机构照护）、居家照护（居家上门照护、居家自主照护）以及失智专区;三是待遇给付标准可以分为按比例给付、定额给付或者差别化补偿方式。其三,在保障维度,一是最为普遍的筹资渠道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账户的划转、政府补助以及个人缴费;二是筹资形式主要有比例筹资、定额筹资和混合筹资三种;三是大多数城市都具有长期护理保险的启动资金。（2）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共同特征是,其一,在参与维度,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是一种以诊断差异为社会分配基础的补缺型社会政策;其二,在健康维度中,试点城市采取了以服务福利为主、现金福利为补充的事后补救型风险应对策略;福利输送系统属于决策、执行与输送职能相互独立的国家主导型;其三,在保障维度,筹资模式是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险型,主要依托于医疗保险。再次,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审视现阶段30个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1）参与维度的社会分配基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未将城乡居民纳入覆盖范围、将重度失智老人排斥在福利申请者之外、失能认定评估工具结构简单、失能评估等级的设定粗略且不统一、缺少独立且专业的失能等级评定机构。（2）健康维度的社会供给类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预防性策略缺失、服务供给内容的精准度较低;福利输送系统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社区的重要作用,以机构照护为核心的服务输送布局难以解决长期照护供需失衡的难题。（3）保障维度的筹资模式面临的主要困境:筹资主体缴费能力有限、待遇给付与个人缴费存在不一致性、以长期护理保险为核心的筹资模式面临较大争议。接下来,本文梳理了荷兰、德国和日本三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较为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并从中得到了以下启示:（1）在参与维度,三个国家的覆盖范围根据运行状况进行调整,总体上荷兰和德国覆盖了全体公民,日本主要针对老年人;三个国家都建立了统一的评估体系;失能老人都具有福利给付形式的自主选择权。（2）在健康维度,重视非正式照护的发展;社区在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中作为服务系统中枢,将居家照护、机构照护与非正式照护连接与整合,解决了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问题;在服务供给中加强服务质量监督;注重预防性策略;三个国家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立法之前都允许一个“准备”阶段,为制度正式运行储备服务供给者。（3）在保障维度,一是专项筹资专项使用,增加了引入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将资金从更大的政府预算分离促使长期护理保险的融资不会与军事、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等优先项目产生直接的冲突。三是三个国家都是以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作为基础筹资模式,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方式作为补充。最后,提出了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1）遵循分配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奉行机会平等、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分配标准和程序合理以及纠正不公四项原则。（2）在参与维度,需要完善失能评估体系、扩大失能老人自主选择福利内容的权利以及政策性支持老年人参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3）在健康维度,通过共同推进社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基于生命历程的跨部门服务供给机制的构建以及促进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在地化的整合照护服务体系。（4）在保障维度,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体系,其中长期照护补贴制度是基础,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是核心,长期护理商业保险是重要补充。
张昊[2]（2020）在《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人口老龄化与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日益增加的养老服务需求对当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提出挑战。将以信息化、智能化等为支撑的智慧养老嵌入养老服务体系,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为迎合信息社会发展潮流和抓住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时代机遇。为此,本文聚焦如何在智慧养老视域下,运用智慧养老的理念、技术和智慧,提升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的能力和水平问题,旨在从智慧养老角度为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系统性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在问题定位上,智慧养老对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具有创新模式意义,但是智慧养老并非脱离传统养老模式而单独存在。本文并未简单地将智慧养老视作一种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加以界定,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观念能量、技术能量和智慧能量,将之注入传统养老模式之中,藉此借助信息化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在智慧养老视域下探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不应仅局限于强调养老服务技术手段的变革,还应强调以人为本、需求导向、合作共赢理念以及敬老尊老的伦理哲学和文化意涵,更应在理念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等相融合的基础上系统施策。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养老构成了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必要的条件和要素。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在理论上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其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也即构建出一种科学、理性和有效的养老服务体系,从而指导中观层面形成稳定和可靠的养老服务模式,促进相关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化运转。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倾向于这一路径,因为其养老人口规模相对有限、地域空间相对较小,而且人口老龄化进程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稳定的社会保障和殷实的国民收入等基础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于人口结构上的自然结果,呈现出“有备而老”或“边富边老”的老龄化特征。对此,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更有利于发挥其优势和效能。其二,自下而上的模式转型路径,也即从中观实践角度,对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自发性转型历程进行经验提炼和推广,从而助推养老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完成养老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行的过程。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养老服务供需现状而言,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不同地域、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人口特质、养老传统都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我国养老服务面临着诸如“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差异等衍生的政策性不利后果、资源配置不均衡、养老成本攀升等挑战,以及“未备而老”和“未富先老”的等结构性困局,缺乏西方国家应对和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具备的物质、体制、人才和技术等基础条件。因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更加适合通过中观层面的养老服务模式的整合升级,以自下而上的渐进性方式为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的优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我国既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单要素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研究深入度也较高。但是,从整体思路出发,聚焦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及其优化路径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同时,从研究角度看,对于养老服务过程中智慧养老问题的探讨,多是从技术角度对其实践应用情况的碎片化梳理,较少从内在逻辑、观念、技术、管理等综合角度进行系统性解读,对其理论基础、优化路径反思的研究少之又少。由此,本研究在梳理相关成果、总结已有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按照以下步骤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首先,在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部分,出于对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在供给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升级中的风险把控以及养老服务体系的理想愿景等问题的思考,综合利用供给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论、渐进理论和合作治理理论的知识和方法,得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充分回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统合性的研究架构。其次,基于本文研究框架,对利用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方面,从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实践变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的运行现状及其不足出发,系统地认识和提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亟需升级的现实需求,从而厘清了通过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亦即本文研究的现实关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从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角度看,智慧养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价值嵌入、技术赋能、交互增慧三个层面,在具体作用的发挥上包含“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三重逻辑。再次,在理论逻辑上辨明理想图景的基础上,本文从实践探索角度对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已有进展进行了总结,亦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检验、呈现和细化。基于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本文选取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对应我国处在实践前沿的三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智慧化”模式。通过展示不同的“智慧化”模式的运作过程与特色,对如何通过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理想愿景落地等,进行了实践梳理和系统呈现。此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厘清我国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需求、逻辑理路以及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国外智慧养老及其嵌入养老服务体系的实践做法,对国外智慧养老的“线上社区”“智能居家”以及“合作型科技助老”等三个主要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从其制度基础、运作机制等方面出发,提炼了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启示。总体而言,通过对需求与愿景、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探讨,可以发现智慧养老已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一个系统性创新路径。通过价值嵌入、技术赋能和人人交互,智慧养老可以在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方面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提质增效。不过,智慧养老在优化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功能设计时,需要注意克服客观的温度落差、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等潜在的障碍,走出常见的误区,并在其配套性制度和保障性机制的建立完善方面进行新的反思和探索。从长期发展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席卷的浪潮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已来。在此形势下,正确的改革姿态应当是迎难而上,破解智慧养老的现实梗阻,推进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断迭代升级。
曹海苓[3]（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汤晓红[4]（2020）在《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保险基金属于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严防社会保险基金流失,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与完整性,直接关系到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我国政府部门出台系列政策,对社会保险基金各个环节进行监管和约束。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管理服务方式发生变化,给基金监督工作带来新挑战,监督工作面临的任务日益艰巨。一方面要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与社会保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是监督的作用未真正地体现,基金面临流失的风险。论文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引入个案考察,以地级市A市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为例,从社会保险基金制度化监督视角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现象。论文主要采取访谈法加以研究,通过观察各类群体对监督实施的态度,从中解读如何实现整体监督产生的良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多元构不成合力、政策执行涉及群体因素难以落实、政策监控过程疏于全程化管理等原因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现象。研究发现,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的发展完善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大力度对“监督部门的内在因素”、“公众参与的社会因素”、“政府信息共享的互动因素”等方面进行改善和提升,以实现防控社会保险基金风险的目标。
宋东明[5]（2020）在《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与快速发展阶段,就这一新趋势特征而言,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已经是世界最多,且未来发展中“人口众多、结构老化”以及“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将是我国人口现象长期持续存在的情况,因而必须面对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老龄化日趋严重同时增加了社会以及家庭的养老负担,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压力,但是也为养老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随着我国老龄化日益加重,政府、社会对于养老产业也越来越重视,加快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已置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推进老龄服务产业发展”,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均对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站在战略高度提出发展养老产业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之有效的战略。发展养老产业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和重要选择之一。在我国,发展养老产业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于老年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日益增多的多层次与多类型的老年人口群体的需求快速增加,为养老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与空巢化等都要求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共同承担起为老人提供服务的职责,而我国传统的养老事业的运作机制难以满足我国庞大的老龄人口的商品性、市场性需求,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来填补这一不断扩大的需求空间。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生活需求多样化、老年人购买能力逐渐提升,使得养老产业发展具有客观经济条件。我国当前的养老产业发展现状是从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提供进行社会福利养老,向因时因地制宜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发展养老与养老产业发展提供社会产品相结合的养老产业之路转向,由此可以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发展问题,同时促进老年人以及社会福利的全面发展。国家已明确提出加快养老产业发展,但当下推动养老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尚未明确,因此“发展什么”与“怎么发展”,尤其是发展依据,是现阶段我国养老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养老产业可从技术、市场、企业与政府多维度进行,但是在这些维度内容中,法律制度都是核心与基础保障。而从促进养老产业发展视域,不仅可以依法组织和汇集养老产业发展动能,而且是养老产业增长与创新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保障。由于养老产业在我国出现新的增长机遇,它极为需要法律的促进保障,这也是我国经济法律发展的新课题。文中以探索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的发展为目标,构建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分析当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充分比较分析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基础,以我国老龄化国情提炼我国的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功能要素、制度路径等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制度内容,论证了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而且创新提出了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整体立法设计、并论证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框架的新领域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注意研究带有问题意识积极尝试理论结合实践,对积极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论文的主要设计、内容与结论分别呈现出:第一,构建了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路径。在厘清养老产业界定的基础上,以国民收入和分配理论、产业成长理论、社会福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经济法理论等理论为依据,在分析养老产业发展制度需求与供给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养老产业在我国的兴起,是对政府、社会、个人公平效率意识的考验,而在养老产业市场对法律制度的促进调控需求以及政府提供养老产业法律制度的意愿与能力是形成养老产业市场秩序的供需互动。因此,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安排在养老产业发展中体现政府公共职能的作用、引导作用、规范和约束作用。而且由于养老产业的经济性与福利性兼具的特点,依据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情况,亟需具有保障功能的法律制度促进其发展,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通过法定政策指引,法律手段促进,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来引导社会理性参与养老产业,从而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第二,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产业发展法律供给不足。在梳理了产业发展、产业促进、特别是我国养老产业发展法律政策现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和刚刚提出养老产业这一概念时期相比,养老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表现,其发展生存环境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如,老年人购买养老的专门用品和养老服务的理念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也已经开始普遍关注养老用品和养老服务的供给与生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入到养老用品的生产与养老服务的提供中,党和政府明确作出了加快养老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民政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的发展养老产业,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发展养老产业的政策体系基本框架,但是养老产业政策提供的公平性和效益性不足,我们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基本法缺失,因而无法利用法律制度的优势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第三,构建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的必然性。首先养老产业法律制度具有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益价值的主要功能,这体现在养老产业法律的促进功能和权利保障层面;其次,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是以满足社会,尤其是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根本目标,以完善养老产业发展促进保证制度,促进养老产业健康、快速、有序发展为直接目标;最后,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是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针对养老产业的重要法律保障,是法学领域以及经济法律领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创新。第四,以“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为基本法,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制度建构。首先提出促进养老产业法发展法律制度是通过法律制度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法律规范总称,在法律规范层级结构上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四个层级。其次,由于促进养老产业法的法之整体性,其立法成长过程需要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在分析了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在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上的不同立法优势与特色特征,认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具有各自的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不同制度模式,通过法律制度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可以保障老年人的经济能力,提升全社会养老市场购买力,保障老年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重点提出了在分析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目标要素、原则要素、功能要素、协调要素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保障+财政支持+投融资完善的法律制度路径选择。第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必然促进养老产业的稳步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发展我国养老产业的战略选择,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战略。发展养老产业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于老年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尤其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旨在促进和鼓励养老产业发展的带有“促进内容”的法律法规,如《中小企业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等具有促进意义的基本法,这既是将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与法律制度保障相结合的结果,也为法律作为制度架构来规范和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法律范例。现在养老产业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多元主体进入养老市场,成为新型的产业发展动能,养老产业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法律、政策的鼓励和推动,需要从法律制度上予以促进、扶持和规范,促进养老产业法律制度可以为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发展方向与制度保障。围绕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整体目标,强调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框架体系,既有宏观制度要素分析,又有微观实施安排路径选择,建议形成以专门的、统一的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基本法为统领、为基础,以配套制度为补充的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体系。
金怡琼[6]（2020）在《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Y县为例》文中提出社会保险,是指国家立法强制征集社会保险税（费）,并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当被保人发生相关风险时,给以损失补偿或提供收入的风险分散制度。它主要针对因年老、疾病、工伤、残疾、生育、死亡、失业等风险引起的经济损失、收入中断或减少等情况。社会保险所保障的对象是全体劳动者,因此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它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广大和深度也超过其他制度。一直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由税务部门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采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方式筹集的,包括社保经办机构独立征收、税务部门非全责征收、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三种模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征收机构。直到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国税地税体制改革方案》,方案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明确了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全责征收是今后社保费征收的唯一模式。本文便是在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的大趋势下,以Y县社会保险费数据作为样本,综合分析Y县税务部门率先开展社会保险费全责征收工作以来的成效和现状,聚焦Y县税务部门在处理社保实际业务中存在的缴费标准高、区域制度不统一、少缴漏缴严重、信息联网程度不高、专业人才薄弱等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小见大,对存在的问题从征收机制、统筹层次、相关立法、人员配置、缴费意识进行原因分析。最后,从加快政策出台、加强宣传培训、建立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建立健全日常征管机制等方面探索完善社会保险费全责征收的对策建议,为2019年全面施行的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费提供参考,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和数据支持。
常成[7]（2020）在《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J省多地的调研》文中认为长期照护是人类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的伴生制度,更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背景下失能失智老年人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政策。我国于2011年首次在政策文件中识别到长期照护政策的服务对象——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并明确提出解决这一群体的照护依赖问题是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自此之后,党和国家加强了对养老服务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各国家部委围绕长期照护开展了不同养老服务递送模式建设、专项养老服务补贴、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等一系列的相关社会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些社会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的生活状态,也未能有效瞄准和满足长期照护对象的实际需求,并出现了严重的执行偏差和走样现象。具体来说,这种偏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第一,旨在解决照护依赖问题而投资修建的各类养老机构更多收住健康的老年人群体,而非失能失智老人。第二,旨在从供需两端补给长期照护事业的各级各类财政补贴失去了长期照护的属性和意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群体错配。第三,旨在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经济补偿的长期照护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明显不足且覆盖人数相当有限。由此,一项旨在“雪中送炭”解决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问题的政策演变成了为健康老年人“锦上添花”提供多种服务的福利。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解释路径多从技术视角、利益视角、体制视角和环境视角出发,聚焦于政策执行的现象描述,其解释机制尚较为零散且抽象性过高,不仅对偏差的阐释还不充分,也未能揭示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出现如此偏差的根本原因和发生机制。鉴于此,本研究以社会政策过程的视角统御现有研究,根据结构-机制分析的基本原理,建立了一个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逻辑起点—内在冲突—发生过程的分析框架,借助政策文本分析法挖掘政策执行失真的深层动因,并结合对J省多地的深入调研展现科层组织的运作逻辑,以期提供更具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政策创新,为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研究添砖加瓦。从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逻辑起点来看,国家层面存在理念偏差与界定失准的问题。一方面,长期照护政策的施行理念仍未跳出养老的中国式传统概念,呈现制度依附性困境。另一方面,针对外来术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带有简单化的笼统认知倾向,两者共同造成长期照护政策难以形成独立于健康老年人的综合性服务制度。从长期照护政策执行依据的内在冲突来看,各相关国家部委出台和印发了多项与长期照护相关的实施通知、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但若以社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标准考察,现有政策文本存在多重规范性欠缺的问题。第一,明晰性标准模糊。不仅缺乏项目完整的需求评估体系和失能失智分级分类标准,也未能建立识别和评估长期照护质量的科学评价系统。第二,一致性标准缺失。当前各国家部委的相关政策重点、原则和理念并不统一,照护资源和服务还较为零散,没有形成多部门的政策合力。第三,合法性标准不足。现有政策仍是较低层次的行政性法规,尚未形成专门法律,系统的法规体系更是无从谈起。考虑到我国政治的体制性因素和府际关系的复杂特征,再结合上述阶段已存在的问题与困境,长期照护政策在执行阶段的运作模式更值得注意和研究。依托J省多地调研的大量经验事实,从纵向层级结构和横向部门关系角度可以发现变通执行与碎片化管理两种实践逻辑。在纵向结构上,面对中央政府作为政治任务的老龄工作,地方政府设置了“硬指标”、“强激励”、“一票否决”等压力型考核机制。当这一机制逐级传导下来,基层政府往往会在完美行政与地方利益代表者之间相机变通行事,以致于表现出选择性变通、歪曲性变通和敷衍性变通的应对策略。在横向结构上,各行政部门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仍沿袭对原有职责的执行理念与原则,在长期照护领域各行其是且沟通不畅,无法统筹照护资源与整合相关服务,形成了这一政策在标准、服务和经办上的管理“碎片化”困局。要突破当下的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困境,纠正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照护不足的政策偏差,观念性变革是基础,科学性强化是关键,整体性治理是手段。分别来看,在宏观选择层面,一是要针对我国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照护需求的实际情况,在长期照护政策安排上从供给侧发力走向需求侧推动,形成政策观念和具体方法的统一体。二是应更加谨慎地选择长期照护筹资模式,在试点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在中观制定层面,在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失能失智分类标准和评估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定国家、市场、家庭、个人等主体在长期照护政策中的基本责任和首要任务,从而实现照护服务的多元化供给。在微观执行层面,从纵向层级性治理和横向多属性治理两方面矫正和消解压力型体制与路径依赖的影响,减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合碎片化资源,避免前文所述的“政绩工程”、“庇护关系”、“三把标尺”等现象的再次发生,以达至长期照护政策的绩效与目标。
朱丽芝[8]（2019）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的政策与实践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据官方统计,截至2017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24090万人,占到总人口数的17.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5831万人,占到总人口数的11.4%。1此外,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庞大老年群体的照料需求。面对如此严峻之形式,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有效政策应时而生。近年来,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众多学者对于如何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选择何种模式,借鉴国外经验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讨论。尤其随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展试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譬如覆盖人群有限、服务供需不匹配、资金来源不合理等,也得到学者们较多关注,他们纷纷提出应对措施解决试点中的问题,大多从技术层面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然而,本文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中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制度在建立和实践过程中存在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沿着旧制度的路径,发展成为一种锁定效应,而这种锁定效应,决定了当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必然发生的。基于此,本文首先从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文本层面探讨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在制度形成上的路径衍生关系;然后分析多年来养老服务政策的实践发展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创设的路径,以及此路径对长护险制度的“锁定”效应;最后探讨我国补缺型社会福利模式下,基于户籍和身份的中国传统福利受益资格识别机制对长期护理保险受益资格识别机制的形塑作用。在此基础上,考察路径依赖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产生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政策建议。
林长云[9]（2019）在《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及公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场平衡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之间的博弈,怎么样发挥政府卫生资金的社会再分配功能,有效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民生,是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命题。我国现行医疗卫生体制下,政府卫生资金投入规模大小和结构直接影响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间、地区间、不同类别机构、不同层级机构间的配置,影响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提供、经济运行与事业发展,进而影响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最终影响居民健康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当前,维护和促进国民健康、稳步推进医改和健康中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因素,都对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一方面,自医改新政实施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卫生投入政策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地区间、城乡间发展差异和资金投入差异仍然显着,“看病难、看病贵”仍旧是困扰百姓的难题。因此,准确把握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空间分布现状,客观分析探究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对不断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协调发展及进一步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以及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公平性的概念、口径、内涵、衡量维度、衡量指标等内容进行了界定;对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理论依据、必要性及作用进行了理论研究;对制度影响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性的相关理论和影响模型进行了详细分析。其次,本论文对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政策演变进行了系统回顾和评价;利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人口、健康需要、政府卫生支出等方面数据,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健康需要、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空间分布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在对政府卫生投入规模、结构、地区分布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集中指数法和肯德尔一致性系数法等研究方法,对政府卫生资金地区投入和健康产出的公平性进行了研究;并以基于健康需要的卫生财政投入指数作为因变量,以反映中央地方财权事权责任划分情况;以基本公共卫生支出的投入力度和水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入力度和水平构建自变量指标,创建了实证分析模型,分析以地方财权的责任、普惠或扶持性财政资金对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影响,从制度结构的角度对导致空间分布和公平性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对促进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提出相关建议,为保证我国政府卫生资金地区分布公平提供决策依据,助力推动我国深化医改进程和健康中国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省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到30%,政府投入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未充分体现。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地区间差异较大、公平性不高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政府卫生资金的配置和运行效率,降低了政府卫生投入的效益产出。地区间差异方面,2007年各省份人均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仅为725元,到2017年差距扩大到2046元,而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最高与最低之差波动起伏,差距由2007年的5.21个百分点增至2010年的6.81个百分点,2013年回落至4.91个百分点,2017年再次增至6.34个百分点,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地区差异较大问题;空间布局公平性方面,通过集中指数和肯德尔一致性指数分析,不论以哪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政府卫生支出在各地区的配置都是不公平的。通过制度结构对我国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影响的回归分析显示,地方财政卫生支出占财政卫生支出比重以及中央财政居民保险补助占中央财政卫生支出比重对财政卫生投入指数有正向作用,可见地方财力水平的提高、“扶持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及财政项目资金投入力度和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改善地区财政卫生资金的空间分布的公平性。为提高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公平性,提出如下对策建议:进一步完善促进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制度结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提供法律保障;进一步加强区域卫生资金投入公平的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增强相关财政、医保和消费等政策保障力度;推动建设地区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监测和信息发布机制;将区域卫生资金投入布局公平性考核评估纳入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绩效考核。
孙碧竹[10]（2019）在《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如何应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养老需求的不断膨胀,带来了养老金压力、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家庭照顾人员不足等问题。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的重要举措,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项事关民生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是我国推进老龄工作、实现积极老龄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目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养老服务机制、养老服务方式以及养老服务内容等还存在较多问题,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本研究以养老服务机制、养老服务方式以及养老服务内容之间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成因以及对策为主线,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综述及方法,根据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并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界定了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服务需求、养老服务、社会养老服务以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等概念,重点阐述了积极老龄化理论、需求层次理论、福利多元理论、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新公共管理等理论内涵及其应用价值。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内容（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章,从宏观层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需求侧角度对老年人口状况进行数据分析,从社会养老服务机制、方式和内容三个方面概括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挑战。第四章,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机制、方式以及内容三方面分析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从社会养老服务的法制、政策、理念、监管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机制现状;从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方式现状;从社会养老服务的生活照料、经济援助、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分析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内容现状。第五章,分别从社会养老服务机制、方式和内容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养老服务机制来看,存在法制不健全、政策局限性、发展理念偏差、监管不完善等问题;从养老服务方式来看,存在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效率较低以及机构养老发展结构失衡等问题,同时三种方式还存在发展不均衡,农村养老难、养老服务民间资本供给不足、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供给循环不良等共性问题;从养老服务内容来看,生活照料、经济援助、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供给问题。第六章,剖析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问题的成因,主要围绕社会养老服务机制层面展开讨论。通过政策工具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将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进行分类整理,从政府参与力度、养老服务供给方式以及养老服务内容三方面对养老服务政策进行量化研究,旨在对养老服务政策在政策工具选择配置中的现状进行客观评价,并为后续研究中政策优化路径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重点剖析了五种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模式,主要有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模式、以社区照顾为中心的英国模式、有限政府责任的德国模式、以介护保险为特色的日本模式和社会福利的瑞典模式,总结发达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借鉴主要有:清晰的养老服务主体责任划分,完善的养老法制体系,专业的服务输送渠道和有效的监管与专业评估等。第八章,根据本研究结论提出完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认为应从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机制、强化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地位、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扭转机构养老服务的不均衡格局、加大医疗资源供给力度、推进养老服务智能化、以及改善人才供给格局等方面出发完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本论文主要有以下三处创新:首先,本研究提出了研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分析框架。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分为机制、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三个方面。并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机制分为法制支持、政策指引、理念转变、监管变革四个重点领域,服务方式分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三种主要方式,服务内容分为生活照料、经济援助、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四个主要内容。其次,本研究运用政策工具方法分析社会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内容。把我国近十年内有关社会养老服务的政策进行整理分类,从政府参与力度、养老服务供给方式以及养老服务内容三维角度,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分析我国现行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存在的问题及短板,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可参考模式。最后,目前我国学界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极少,多数仅以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某个要素进行了研究,内容庞杂而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对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结合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适时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改进策略。
二、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老年长期照护 |
| 二、长期护理保险 |
| 三、社会政策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
| 四、失能老(年)人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相关文献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样本的选择 |
| 一、研究方法 |
| 二、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六节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一、技术路线图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积极老龄化理论 |
| 一、积极老龄化的提出 |
| 二、积极老龄化的内涵 |
| 三、积极老龄化的三个行动支柱 |
| 四、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理论 |
| 第二节 政策分析框架 |
| 一、应用较为广泛的政策分析框架 |
| 二、本文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现状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 社会分配基础现状 |
| 一、参保范围 |
| 二、保障对象 |
| 三、失能评定标准与主体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现状 |
| 一、社会供给类型现状 |
| 二、福利输送系统现状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筹资模式现状 |
| 一、筹资渠道 |
| 二、筹资形式与筹资标准 |
| 三、启动资金 |
| 第四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社会分配基础:以诊断差异为主的资格审查 |
| 二、社会政策类型:补缺型社会政策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社会供给类型:以服务福利为主的补救型风险应对策略 |
| 二、福利输送系统:多主体参与的国家主导型福利输送架构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医疗保险基金 |
| 二、财务模式:现收现付制 |
| 第五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参保范围与保障范围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分配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分配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社会供给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福利输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筹资主体的缴费能力有限,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
| 二、不同城市之间参保者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
| 三、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是否独立建制仍存在争议 |
| 第六章 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荷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荷兰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荷兰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荷兰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二节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德国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德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德国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日本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日本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日本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三个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参与维度:三个国家社会分配基础对我国的启示 |
| 二、健康维度:三个国家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
| 三、保障维度:三个国家筹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 |
| 第一节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机会平等原则 |
| 二、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原则 |
| 三、分配标准和程序合理原则 |
| 四、纠正不公原则 |
| 第二节 参与维度:完善失能评估体系、维护老年人社会参与权利 |
| 一、完善失能评估体系 |
| 二、扩大失能老人自主选择福利内容的权利 |
| 三、政策性支持老年人参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 |
| 第三节 健康维度:发展在地化的整合照护服务体系 |
| 一、在地老化:推进社区照护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
| 二、整合照护:构建基于生命历程的跨部门服务供给机制 |
| 三、培养服务提供者:促进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相结合 |
| 第四节 保障维度:推进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体系的构建 |
| 一、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进路径 |
| 二、长期照护补贴制度的推进策略 |
| 三、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样本汇总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一)供给理论 |
| (二)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
| (三)渐进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现实关照: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与升级需求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变迁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效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升级需求 |
| (一)社会多元化需求要求服务模式升级 |
|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要求服务能力升级 |
| (三)内在实效性目标要求服务机制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想图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 |
| 一、智慧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
| (一)嵌入:基于价值引领的养老模式重塑 |
| (二)赋能:基于信息技术的系统功能支撑 |
| (三)增慧:利用系统功能操作中的人人交互 |
| 二、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三重逻辑 |
| (一)以“虚拟化”填补供需发展堕距 |
| (二)以“智能化”补足主体能力短板 |
| (三)以“一体化”提升整体运行效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践探索: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模式 |
| 一、“虚拟化”商业运营模式 |
| (一)会员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二、“智能化”公益对接模式 |
| (一)积分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三、“一体化”生态共建模式 |
| (一)派单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域外经验:国外智慧养老实践模式参鉴 |
| 一、“线上社区”养老模式 |
| (一)“线上社区”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线上社区”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二、“智能居家”养老模式 |
| (一)“智能居家”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智能居家”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三、合作型科技助老模式 |
| (一)合作型科技助老的制度基础 |
| (二)合作型科技助老的运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未来进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前景 |
| 一、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可能限度 |
| (一)客观存在的温度落差 |
| (二)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
| (三)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 |
| 二、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路径策略 |
| (一)以“量身定制化”增加服务人情味 |
| (二)以“包容性智慧”提升服务可及性 |
| (三)以顶层驱动和分层整合增强服务协同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呈现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府职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政府职能 |
| (二)政府治理 |
| (三)公共服务 |
| (四)社会化养老 |
| 二、基本理论的阐释 |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 (二)准市场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构成 |
| (一)公共服务视阈下政府的职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构成要素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变迁 |
| (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全能型政府职能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职能的改变 |
| (三)深化改革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向 |
|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 |
| (一)从无限职能到有限职能的转变 |
| (二)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的演进 |
| (三)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演变轨迹 |
| (一)“单位”制养老服务时期:政府职能的全面干预 |
| (二)“单位”制向社会化养老服务转换时期:政府职能的收缩 |
|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期:政府职能的回归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现状考察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发挥 |
| (一)社会化养老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化养老资源的初步整合 |
|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过程的监督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变革 |
| (一)计划体制时期:政府的全能型、管制型养老服务 |
| (二)市场体制时期:政府的有限性、服务型养老服务 |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失位 |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缺乏 |
| (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不够 |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 |
| (五)养老服务市场化监管的缺失 |
| 第四章 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发挥政府职能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一、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
| (一)英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美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三)日本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 (一)英国的混合主义模式 |
| (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
|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
| (四)中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 |
| 三、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分析的启示 |
| (一)确立政府主导原则并付诸行动 |
| (二)实施多元主体的引导性培育 |
| (三)发挥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全过程的监管 |
| 第五章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建议 |
| 一、政府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的动力因素分析 |
| (一)法治建设的驱动 |
|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 (三)传统养老制度的历史传承 |
|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履行中政府的行动逻辑 |
| (一)以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为逻辑起点 |
| (二)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关系为逻辑中介 |
| (三)以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为逻辑终点 |
| 三、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行动策略 |
| (一)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 |
| (二)增强政府的计划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能力 |
| (三)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
| (四)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监察制度 |
| (五)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管理者、创建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政府养老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 |
| 2.1.2 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险基金 |
| 2.1.3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内部控制理论 |
| 3 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现状 |
| 3.1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背景 |
| 3.2 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基本情况 |
| 3.2.1 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和工作人员情况 |
| 3.2.2 A市开展基金监督工作的主要表现形式 |
| 3.3 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的表现 |
| 3.3.1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推进力度不足 |
| 3.3.2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方式不科学 |
| 3.3.3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核查不畅 |
| 3.3.4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发挥作用不充分 |
| 4 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的原因分析 |
| 4.1 政策多元构不成合力 |
| 4.1.1 基金投资运营信息不对称 |
| 4.1.2 现有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政策还不明晰 |
| 4.2 政策执行涉及群体因素难以落实 |
| 4.2.1 人员配备与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要求不相适应 |
| 4.2.2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权威低 |
| 4.2.3 社会保险基金经办人员没有切实执行政策规定 |
| 4.2.4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稽核力量配置不足 |
| 4.3 政策监控过程疏于全程化管理 |
| 4.3.1 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意识不足 |
| 4.3.2 现有监管系统难以满足需求 |
| 4.3.3 部门联动机制不顺畅 |
| 5 解决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的对策思考 |
| 5.1 国内城市监督模式经验借鉴 |
| 5.1.1 “泸州模式”实践 |
| 5.1.2 “南通模式”实践 |
| 5.1.3 国内模式经验启示 |
| 5.2 解决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的对策建议 |
| 5.2.1 通过建章立制推动监督工作 |
| 5.2.2 大力提升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人员的监管水平 |
| 5.2.3 加大鼓励公众参与监督的力度 |
| 5.2.4 实现信息平台构建与部门联动 |
| 6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背景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规范分析方法 |
| 1.3.2 比较研究方法 |
| 1.3.3 价值分析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1.4.1 选题创新 |
| 1.4.2 方法创新 |
| 1.4.3 研究思路创新 |
| 第2章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理论概述 |
| 2.1 养老产业概念界定 |
| 2.1.1 养老产业概念 |
| 2.1.2 养老产业特征分析 |
| 2.1.3 我国养老产业法律制度形态 |
| 2.2 养老产业发展理论基础 |
| 2.2.1 经济学理论 |
| 2.2.2 社会学理论 |
| 2.2.3 经济法理论 |
| 第3章 我国养老产业制度溯源与现状 |
| 3.1 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历史回顾 |
| 3.1.1 1999年之前的养老产业情况 |
| 3.1.2 2000年-2013年的养老产业情况 |
| 3.1.3 2013年以来的养老产业情况 |
| 3.2 我国养老产业政策和法律现状分析 |
| 3.2.1 养老产业政策 |
| 3.2.2 养老产业立法 |
| 3.3 我国养老产业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3.1 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备 |
| 3.3.2 养老产业投融资制度不完善 |
| 3.3.3 养老产业财政支持制度存在问题 |
| 3.4 养老产业相关制度问题成因 |
| 3.4.1 养老产业政策提供的公平性不足 |
| 3.4.2 养老产业政策提供的效益性不足 |
| 3.4.3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基本法缺失 |
| 第4章 国外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 |
| 4.1 美国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特征 |
| 4.1.1 美国养老产业发展特色 |
| 4.1.2 美国以法案形式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
| 4.2 日本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特有历程 |
| 4.2.1 日本养老产业法律制度发展三大阶段 |
| 4.2.2 日本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的综合性特色 |
| 4.3 韩国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的基本法范例 |
| 4.3.1 韩国以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基本法作为法律制度引导 |
| 4.3.2 韩国构建了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计划 |
| 4.4 德国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以法律政策并重表现 |
| 4.4.1 法律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
| 4.4.2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 |
| 4.5 国外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的启示 |
| 4.5.1 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的基础 |
| 4.5.2 通过促进产业发展法律制度扶持养老产业发展 |
| 4.5.3 完善投融资及财政支持法律制度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
| 第5章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要素 |
| 5.1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目标要素 |
| 5.1.1 通过基本法模式引导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
| 5.1.2 依法促进养老产业升级转型 |
| 5.1.3 依法保护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 |
| 5.1.4 依法明确养老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
| 5.2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原则要素 |
| 5.2.1 公平正义原则 |
| 5.2.2 市场竞争原则 |
| 5.2.3 依法治理原则 |
| 5.3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功能要素 |
| 5.3.1 养老产业市场不健全的调节功能 |
| 5.3.2 对养老产业不平衡的调节功能 |
| 5.3.3 养老产业市场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的调节功能 |
| 5.3.4 养老产业企业唯利性的调节功能 |
| 5.4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协调要素 |
| 5.4.1 养老产业法律制度与政策协调 |
| 5.4.2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综合协调配套建设 |
| 第6章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安排 |
| 6.1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作为制度基本法 |
| 6.1.1 确立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基本法之意义 |
| 6.1.2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基本法的关键内容 |
| 6.2 促进养老产业发展主要法律制度路径选择 |
| 6.2.1 社会保障相关制度完善 |
| 6.2.2 养老产业投融资制度完善 |
| 6.2.3 养老产业的财政支持制度完善 |
| 6.2.4 其他相关制度的完善 |
| 6.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Y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研究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社会保险 |
| 2.2.2 社会保险费 |
| 2.2.3 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与税务部门全责征收模式 |
| 2.3 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的历史沿革 |
| 2.3.1 1951年——1969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征收阶段 |
| 2.3.2 1970年——1990 年,征缴主体空缺阶段 |
| 2.3.3 1991年——1994 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阶段 |
| 2.3.4 1995年——2018 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税务部门并行征收阶段 |
| 2.3.5 2019年以后,税务部门征收阶段 |
| 3 Y县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现状 |
| 3.1 Y县社会保险征缴变迁 |
| 3.2 Y县社会保险征收成效 |
| 3.2.1 税务部门征收后社会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 |
| 3.2.2 税务部门征收后社会保险费收入总量大幅增加 |
| 3.2.3 税务部门征收后社会保险费征收水平不断提高 |
| 4 Y县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全责征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Y县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全责征收存在的问题 |
| 4.1.1 缴费人不遵从行为频发,税务部门履职困难 |
| 4.1.2 部门信息联网程度不高,工作协调困难 |
| 4.1.3 规费专业人才队伍薄弱 |
| 4.2 Y县税务部门社会保险费全责征收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相关立法相对滞后,执法刚性不足 |
| 4.2.2 政策宣传不到位,公众缴费意识淡薄 |
| 4.2.3 企业人力成本刚性化,缴费负担较重 |
| 4.2.4 人员配置不足,专业化人才稀缺 |
| 4.2.5 信息系统配置存在缺陷 |
| 4.2.6 激励约束机制弱化,工作积极性不高 |
| 5 完善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的对策和建议 |
| 5.1 加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及相关后续政策 |
| 5.2 加强社会保险费宣传培训工作 |
| 5.2.1 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 |
| 5.2.2 加强对内部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力度 |
| 5.3 合理降低缴费人负担 |
| 5.3.1 科学调整费率,释放经济活力 |
| 5.3.2 合理整合税种,降低企业税负 |
| 5.4 建立健全日常征收机制 |
| 5.4.1 健全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配置 |
| 5.4.2 推进税费一体化管理 |
| 5.4.3 强化税务全责征收主体地位 |
| 5.4.4 健全社保费征管制度 |
| 5.5 建立健全部门协作机制 |
| 5.5.1 建立固定的联席会议机制 |
| 5.5.2 建立常态化部门协调机制 |
| 5.5.3 建立全方位信息共享机制 |
| 5.6 控制风险,搭建社会信用体系 |
| 5.6.1 控制风险,强化外部监督 |
| 5.6.2 建立社保费社会信用体系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J省多地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长期照护 |
| 1.3.2 政策执行偏差 |
| 1.3.3 长期照护政策 |
| 1.3.4 长期照护保险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重点和难点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重点和难点 |
| 1.6 文章的主要观点与基本结构 |
| 1.6.1 主要观点 |
| 1.6.2 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有关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 |
| 2.2 国内有关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 |
| 2.3 对以往研究的述评与回应 |
| 第三章 分析框架与理论资源 |
| 3.1 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1.1 现有社会政策过程研究的逻辑进路 |
| 3.1.2 相关要素及其转化机制的适用性分析 |
| 3.1.3 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分析框架的阐释 |
| 3.2 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理论资源 |
| 3.2.1 结构-机制分析的基本原理 |
| 3.2.2 压力型体制理论 |
| 3.2.3 路径依赖理论 |
| 3.2.4 变通执行理论 |
| 第四章 理念偏差与界定失准: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逻辑起点 |
| 4.1 长期照护选择阶段政策文本的来源与选择 |
| 4.2 理念偏差下的政策安排错位 |
| 4.2.1 概念理解偏颇 |
| 4.2.2 供给模式失衡 |
| 4.2.3 筹资模式混乱 |
| 4.3 界定失准后的政策要素失真 |
| 4.3.1 具体内容失真 |
| 4.3.2 目标群体失真 |
| 4.3.3 服务递送模式失真 |
| 第五章 模糊、缺失与不足:长期照护政策执行依据的内在冲突 |
| 5.1 长期照护制定阶段政策文本的来源与选择 |
| 5.2 明晰性标准模糊 |
| 5.2.1 尚无统一的失能失智分级分类标准 |
| 5.2.2 缺乏完整的长期照护需求评估体系 |
| 5.2.3 未能建立长期照护的质量评价系统 |
| 5.2.4 缺少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必要规定 |
| 5.2.5 亟需厘清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 |
| 5.3 一致性标准缺失 |
| 5.3.1 民政部:社会救助原则 |
| 5.3.2 卫健委:治疗中心取向 |
| 5.3.3 人社部:医疗保险思路 |
| 5.4 合法性标准不足 |
| 5.4.1 法律意义上的建设缺位 |
| 5.4.2 政治意义上的程序完备 |
| 第六章 变通执行与碎片化管理: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发生过程 |
| 6.1 J省多地的基本概况与案例代表性说明 |
| 6.1.1 J省多地的基本概况 |
| 6.1.2 J省多地的长期照护事业发展情况 |
| 6.1.3 J省多地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案例代表性说明 |
| 6.2 纵向结构:压力型体制下的变通执行 |
| 6.2.1 压力型体制: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制度基础 |
| 6.2.2 从压力到变通 |
| 6.2.3 选择性变通:基础设施的选择偏好 |
| 6.2.4 歪曲性变通:“偷梁换柱”的养老服务券 |
| 6.2.5 敷衍性变通:“达标”的床位与停滞的长护险 |
| 6.3 横向结构:路径依赖下的碎片化管理 |
| 6.3.1 路径依赖: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制度惯性 |
| 6.3.2 标准碎片化:失能评定的三把标尺 |
| 6.3.3 服务碎片化:分散的项目与紧缺的人员 |
| 6.3.4 经办碎片化:“数据平移”与“存量老人” |
| 第七章 对策与展望: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治策略 |
| 7.1 宏观选择层面:观念性变革 |
| 7.1.1 从供给侧发力走向需求侧推动 |
| 7.1.2 谨慎选择长期照护政策的筹资模式 |
| 7.2 中观制定层面:科学性强化 |
| 7.2.1 建立明确统一的分类标准和评估体系 |
| 7.2.2 划定长期照护不同主体间的基本责任 |
| 7.3 微观执行层面:整体性治理 |
| 7.3.1 纵向层级性治理 |
| 7.3.2 横向多属性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8）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的政策与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背景的论述 |
| 1.2.2 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研究 |
| 1.2.3 学术界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关注与讨论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长期护理 |
| 1.3.2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
| 1.3.3 路径依赖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衍生关系 |
| 2.1 长期护理保险诞生的背景 |
| 2.1.1 人口结构变化 |
| 2.1.2 家庭照料在长期护理中的缺位 |
| 2.1.3 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难以应对长期护理风险 |
| 2.2 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概况 |
| 2.2.1 保障对象 |
| 2.2.2 资金筹集 |
| 2.2.3 申请与评估 |
| 2.2.4 服务提供 |
| 2.2.5 护理等级及待遇享受 |
| 2.3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路径衍生关系 |
| 2.3.1 保障对象:依附于医疗保险的划分方式 |
| 2.3.2 资金筹集:划拨医疗保险基金结余 |
| 第3章 单位福利、社区照顾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创设路径 |
| 3.1 建国以来老年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 |
| 3.1.1 单位体制下老年人支持政策安排 |
| 3.1.2 市场化以来老年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
| 3.2 社区照顾模式为长护险制度创设的发展路径 |
| 3.2.1 社区照顾模式的本土化发展 |
| 3.2.2 社区照顾模式的主要内容 |
| 3.2.3 社区照顾模式奠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基础 |
| 3.3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的实践传统及路径锁定效应 |
| 3.3.1 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路径及特点 |
| 3.3.2 城乡分割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的“锁定”效应 |
| 3.3.3 自上而下服务供给模式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锁定”效应 |
| 第4章 选择主义还是普遍主义:长期护理保险受益资格识别机制中的福利体制传统 |
| 4.1 关于选择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价值理念 |
| 4.2 谁可以受益:长期护理保险的受益资格识别机制 |
| 4.2.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评估工具及标准 |
| 4.2.2 公民权利缺失:受益资格中的年龄限制 |
| 4.3 福利体制价值传统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形塑 |
| 4.3.1 基于户籍和身份的受益资格识别机制 |
| 4.3.2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对传统福利受益资格识别机制的继承 |
| 第5章 长期护理保险路径依赖下产生的问题 |
| 5.1 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碎片化 |
| 5.1.1 人群分割下的制度碎片化 |
| 5.1.2 城乡分割与地区分割下的制度碎片化 |
| 5.2 资源配置不合理与服务供需不匹配 |
| 5.2.1 评估机制中家庭照料可获得性指标的缺失 |
| 5.2.2 服务供需不匹配 |
| 第6章 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
| 6.1 积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全覆盖 |
| 6.2 适当考虑家庭照料的可替代性 |
| 6.3 建立有效的需求反馈渠道 |
| 6.4 走向“普遍主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9）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及公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研究方法 |
| 1.3.2 定量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研究内容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概述 |
| 2.1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 |
| 2.1.1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概念和口径 |
| 2.1.2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分类 |
| 2.2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空间分布 |
| 2.2.1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概念 |
| 2.2.2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维度 |
| 2.2.3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内涵 |
| 2.2.4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衡量指标 |
| 2.3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公平性 |
| 2.3.1 公平的概念 |
| 2.3.2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公平的内涵 |
| 2.3.3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公平的衡量维度 |
| 2.3.4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公平的衡量指标 |
| 2.4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理论分析 |
| 2.4.1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理论依据 |
| 2.4.2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必要性和作用 |
| 2.5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性的制度理论分析 |
| 2.5.1 制度结构理论 |
| 2.5.2 制度结构对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影响模型 |
| 2.5.3 影响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主要制度因素 |
| 第3章 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政策演变 |
| 3.1 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政策的基本内涵 |
| 3.1.1 居民卫生服务需求 |
| 3.1.2 卫生服务供给 |
| 3.1.3 总体政策方面 |
| 3.2 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政策的演变 |
| 3.2.1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 |
| 3.2.2 市场化改革阶段(1978-1993) |
| 3.2.3 改革探索阶段(1994-2009) |
| 3.2.4 新医改时期(2009 以来) |
| 3.3 我国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公平性评价 |
| 3.3.1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 |
| 3.3.2 市场化改革阶段(1978-1993) |
| 3.3.3 改革探索阶段(1994-2009) |
| 3.3.4 新医改时期(2009 以来) |
| 第4章 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现状分析 |
| 4.1 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分布 |
| 4.1.1 经济空间分布 |
| 4.1.2 我国人口形势 |
| 4.1.3 人口空间分布 |
| 4.2 健康需要空间分布情况 |
| 4.2.1 各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 |
| 4.2.2 围产儿死亡率 |
| 4.2.3 孕产妇死亡率 |
| 4.3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空间分布 |
| 4.3.1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总体特征 |
| 4.3.2 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区域特征 |
| 4.3.3 2007年以来各地区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差距变化 |
| 第5章 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的公平性评价 |
| 5.1 财政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性的评价标准 |
| 5.1.1 基于人口分布的评价 |
| 5.1.2 基于财政收入能力的评价 |
| 5.1.3 基于健康需要的评价 |
| 5.2 健康需要的内涵、指标和评价方法 |
| 5.2.1 健康需要的内涵 |
| 5.2.2 主要评价指标 |
| 5.2.3 综合健康需要指标的测算方法 |
| 5.3 基于集中指数方法的公平性评价 |
| 5.3.1 相对于各地区财政能力的公平性 |
| 5.3.2 相对于各地区人口分布的公平性 |
| 5.3.3 相对于各地区健康需要的公平性 |
| 5.4 基于肯德尔一致性系数法的公平性评价 |
| 5.4.1 基本原理与方法 |
| 5.4.2 人均政府卫生支出 |
| 5.4.3 人均中央补助地方卫生健康经费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结构对我国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指标选择及解释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模型构建 |
| 6.4 计量分析及解释 |
| 6.4.1 地方财力及财政资金投入安排对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影响 |
| 6.4.2 地方财力及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对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影响 |
| 6.4.3 地方财力及财政资金投入水平对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促进策略 |
| 7.1 进一步完善促进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制度结构 |
| 7.1.1 完善促进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的制度体系 |
| 7.1.2 构建耦合的区域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制度结构 |
| 7.2 加强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 |
| 7.2.1 明确界定居民健康公平权利 |
| 7.2.2 明确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责任 |
| 7.2.3 明确政府卫生资金空间分布内容 |
| 7.3 加强区域卫生资金投入公平的政策保障 |
| 7.3.1 顶层政策设计和发展规划 |
| 7.3.2 健全完善卫生健康领域财政保障渠道 |
| 7.4 加强地区卫生资金投入布局公平监测和信息发布 |
| 7.5 建立区域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布局公平考核机制 |
| 第8章 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我国地区间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不平衡 |
| 8.1.2 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性较差 |
| 8.1.3 制度因素是影响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性的重要因素 |
| 8.1.4 推进空间分布公平性是我国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基本取向 |
| 8.2 研究展望 |
| 8.2.1 构建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性的评价体系 |
| 8.2.2 加强对制度因素影响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公平性的实证研究 |
| 8.2.3 对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来源和类型展开具体的分类评价和研究 |
| 参考文献 |
| 导师简介 |
| 博士研究生简介 |
| 致谢 |
（10）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内涵的相关研究 |
| 1.2.2 社会养老服务机制的相关研究 |
| 1.2.3 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相关研究 |
| 1.2.4 社会养老服务内容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服务需求 |
| 2.1.2 养老服务与社会养老服务 |
| 2.1.3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 2.2 主要理论 |
| 2.2.1 内外部需求的理论分析 |
| 2.2.2 供给侧理论的逻辑演进 |
| 第3章 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挑战 |
| 3.1 人口老龄化状况 |
| 3.1.1 人口老龄化特点 |
| 3.1.2 人口老龄化原因 |
| 3.2 老年人口状况 |
| 3.2.1 老年人口的构成 |
| 3.2.2 老年人家庭规模 |
| 3.2.3 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 |
| 3.2.4 老年人健康状况 |
|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挑战 |
| 3.3.1 对养老服务机制的挑战 |
| 3.3.2 对养老服务方式的挑战 |
| 3.3.3 对养老服务内容的挑战 |
| 第4章 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 |
| 4.1 社会养老服务机制的发展现状 |
| 4.1.1 法制建设 |
| 4.1.2 政策规划 |
| 4.1.3 理念转变 |
| 4.1.4 监管变革 |
| 4.2 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发展现状 |
| 4.2.1 居家养老服务 |
| 4.2.2 社区养老服务 |
| 4.2.3 机构养老服务 |
| 4.3 社会养老服务内容的发展现状 |
| 4.3.1 生活照料 |
| 4.3.2 经济援助 |
| 4.3.3 医疗保健 |
| 4.3.4 精神慰藉 |
| 第5章 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
| 5.1 社会养老服务机制的问题 |
| 5.1.1 社会养老服务法制不健全 |
| 5.1.2 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存在局限性 |
| 5.1.3 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理念有偏差 |
| 5.1.4 社会养老服务监管不完善 |
| 5.2 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问题 |
| 5.2.1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
| 5.2.2 社区养老服务信息传递不畅 |
| 5.2.3 机构养老服务结构失衡 |
| 5.2.4 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共性问题 |
| 5.3 社会养老服务内容问题 |
| 5.3.1 生活照料使用率低 |
| 5.3.2 经济援助水平较低 |
| 5.3.3 医疗保健与养护服务融合不畅 |
| 5.3.4 精神慰藉缺失严重 |
| 第6章 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问题的成因分析 |
| 6.1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问题成因分析的理论基础 |
| 6.2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问题成因的分析框架 |
| 6.2.1 X-Y-Z三维分析模型 |
| 6.2.2 基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二维分析模型 |
| 6.2.3 养老服务政策文本选择及编码 |
| 6.3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问题成因的分析结果 |
| 6.3.1 政策工具维度的分析结果 |
| 6.3.2 政策工具类型分析 |
| 第7章 发达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经验借鉴 |
| 7.1 发达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模式 |
| 7.1.1 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模式 |
| 7.1.2 以社区照顾为中心的英国模式 |
| 7.1.3 有限政府责任的德国模式 |
| 7.1.4 以介护保险为特色的日本模式 |
| 7.1.5 社会福利主义的瑞典模式 |
| 7.2 发达国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经验借鉴 |
| 7.2.1 清晰的养老服务主体责任划分 |
| 7.2.2 完善的养老法制体系 |
| 7.2.3 专业的服务输送渠道 |
| 7.2.4 有效的监管与专业评估 |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重点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机制 |
| 8.2.2 强化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地位 |
| 8.2.3 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 |
| 8.2.4 扭转机构养老服务的不均衡格局 |
| 8.2.5 持续加大医疗资源供给力度 |
| 8.2.6 大力推进养老服务智能化 |
| 8.2.7 改善人才供给格局,变不良循环为可持续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2013-2018 年我国社会养老服务相关政策一览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校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D]. 孙敬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2]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D]. 张昊.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A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不力问题研究[D]. 汤晓红. 暨南大学, 2020(04)
- [5]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律制度研究[D]. 宋东明. 辽宁大学, 2020(01)
- [6]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Y县为例[D]. 金怡琼.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7]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J省多地的调研[D]. 常成. 吉林大学, 2020(08)
- [8]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的政策与实践为中心[D]. 朱丽芝.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9]我国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空间分布及公平性研究[D]. 林长云. 吉林大学, 2019(02)
- [10]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研究[D]. 孙碧竹.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