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汉平原农业:富饶的困惑（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逸[1]（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文中研究指明
王紫薇[2]（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研究 ——以江汉平原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特别强调“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而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小农户作为我国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生产经营成本高、风险大、信息获取不对称、合作化程度低等问题。小农户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增强小农户对接市场能力、实现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提高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客观要求。江汉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被誉为湖北的粮仓。本文以江汉平原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一手数据,对江汉平原小农户生产经营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考察分析,深入研究不同规模类型的农户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全面探讨影响农户生产效率的各种因素,据此了解小农户与规模农户究竟谁的农业生产效率更高的问题。同时,运用三阶段DEA对江汉平原小农户与规模农户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环境和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存在显着影响。在环境因素中,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业信息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有利因素;而财政支农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业生产效率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此,一方面,政府应该合理引导农户利用支农资金,减少盲目投资,避免造成投入冗余;另一方面,要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正确引导,逐步提升小农户对先进技术的认知、接受与运用能力,逐步发挥教育对小农户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正向作用。本文最后针对调研结果以及实证分析,提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相关政策建议,使小农户能够有效对接市场、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在分析研究背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介绍了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界定了“小农户”、“现代农业”等概念,介绍“农户行为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理论,构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与第四部分,分析和归纳总结了江汉平原小农户的经营总体概况和小农户农业生产现状,阐释了小农户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与长期性,并从理论层面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五部分为江汉平原小农户与规模农户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分析与检验,得出实证研究结论。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对策,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与调研结果对如何提升小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顾超[3]（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王志强[4]（2018）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代建构的天下秩序体系,不但彰显了空间形式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互涉,而且隐喻着社会记忆与典范历史下的政治认同与思想诉求。论文将籍由文本的考察,思考大一统心理空间图式下的汉帝国对天下秩序的想象。中央与四方、南与北是论文试图架构的两个基点,或者说是重新检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空间书写的两个论题。论文旨在通过这两个议题的检讨与思考,观察汉代天下秩序建构和文学书写内蕴的政治权力、社会记忆、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全文结构则如下:第一至第三章讨论汉帝国的天下支配模式。帝国时代的华夏与四夷,或者说中央与四方,二者同处于一名为“天下”的空间结构中。如何规划设计华夏与四夷间的秩序结构,是帝国面临的时代性困惑与形而上焦虑。汉代知识阶层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来探讨此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是政治方面的边境开发模式,此方案主张帝国以武力征讨周边之不服,籍借郡县制将周边四夷纳入帝国的统一支配体系。第二是文化方面的家族模式,此方案主张以“夷夏同源”的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一“天下”共同体,同时又拟仿宗法制原理确定华夏支配四夷的秩序形态。第三是宗教方面的祭天模式,此方案主张天子以祭天取得天地神灵的神力,借助无处不在的天地神力来实现对中国与四夷的无差别支配。第四至第六章讨论北方中原文化本位下的南方形象的塑造。帝制时代的北方籍借文化与地域的双重维度铸就了“北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南方成为带有主观精神编选、组织、建构、创制的“虚幻空间”。作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意象的投射,南方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想象、文化秩序等权力因素的运作,南方书写暗喻着北方文化中心观主导下的政治建构与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中的南方,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涵咏文化意义与生命价值的人文空间。文章将选取汉代文本中的史料编撰、《诗经》阐释、《楚辞》研究三个角度来分析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与北方文化中心论在塑造南方形象中的作用。
李军锋[5]（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王谷[6]（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研究指明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罗启龙[7]（2017）在《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前人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林木的分布、种植、利用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厘清。本文结合先秦两汉时期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天然林木的分布及其变迁、人工植林的发展、林业职官的设立、社树崇拜以及林木在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内容涉及先秦两汉时期自然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孢粉、考古及历史文献等资料显示,先秦秦汉时期,我国林木分布广泛,种类繁多。春秋以后,我国多数地区气温有所波动,树种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春秋至东汉期间,东北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乔木植被中针叶林比率有所增加,落叶阔叶林减少,同时森林分布范围缩小;黄淮海平原地区针、阔叶乔木随气候变化互有消长;黄土高原塬区未有森林生长,河谷及山地植被以阔叶木占优的混交林为主。西北草原与荒漠区植被随气候逐渐变干,耐旱类草本植被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乔木植被随之减少。云贵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常绿林逐渐减少,而四川地区的常绿及落叶林则均有增长;岭南地区的常绿林一直处于主要地位,广西地区受温度降低的影响针叶林也有所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波动剧烈,常发生常绿阔叶林与针叶、阔叶林的混交林交替演变。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也影响着天然植被的变化。受秦汉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除东北地区天然林木保存较好外,其余北方地区林木破坏严重。但这一时期南方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影响相对较弱。加之该地区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被易于再生。因此,南方广大地区的天然林木在秦汉时期得以较好地保存。先秦两汉时期生产技术较快发展。林木的生产技术涵盖了栽培、采伐与运输等方面。这一时期,人们总结了各类树种的物候与生长习性,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林木的栽培技术。此时人们已能够依据不同树种的自身特性确定合理的种植时间及栽种地点。除播种种植林木外,已开始使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培育树木。在定植之后,时人对保熵、霜冻害、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整枝等护林工作亦提出了严格细致的要求。在林木种植技术趋于成熟的前提下,当时民居周边、私人园林、皇家苑囿、道路旁以及军事区均植有大量的人工林。而不同区域树种的选择,则受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秦汉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采伐林木的效率也得以提高。在林木采伐的时机的选择上,则需要考虑木材质量、国家政策以及民俗禁忌等多种因素。至于采伐后林木的运输,则主要以水运为主。另外,这一时期,官方与私人中的林木买卖现象亦较为普遍。先秦两汉时期并未设立专门的林业管理机构,林业的相关事宜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殷商时,管理农业、田猎及手工业的官员均涉及到林业的管理,但当时不同部门官员的林木管理权的划分尚未形成定制。至周代,管理林木的官员更加多元化,其职权也更加明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设有林官。秦国林木主由“吴人”与“少府”负责,随着六国逐渐统一,“吴人”之权渐减。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树木自古与社密切相关,先秦两汉时期亦不例外。根据考古及文献资料显示,远古时期的社即立于丛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丛社逐渐成为传统。至殷商时,它已在国家社祭当中占有重要地位。降至周代,情况发生改变。受当时礼仪制度的要求,各阶层社的大小、形制以及设立地点均有限制。在此情况下,丛社已无法符合礼制要求,其地位有所降低,人工所立树社随之兴起。但由于传统惯性作用,丛社在西周时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至秦汉,人们立社已不完全出于宗教的因素,更多的情况是将社视为土地与政权的象征。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对官方所立社的规模与形制均有严格细致的要求。因而“丛社”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属于官方的祭祀体系之中,其地位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受时人树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等观念的影响,“树社”逐渐成为“社”的主要形式。树本身生命力与生殖力强盛等特质,乃是树社广泛形成的主要原因。先秦两汉时期,木材已普遍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其中建筑与葬具为消耗木材的大宗,而乐器当中,使用木材的情况也愈加普遍。关于建筑,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带有榫卯的木构结构。至夏商周三代,木构架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叉手”式结构。春秋战国时期梁架及木柱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并且可能出现了两榀梁架组合的复合梁架,技术进一步的完善为这一时期宫室建筑大面积兴起奠定了基础。至汉代,高台阁楼式的木构建筑盛行,反映出汉代建筑大木作技术已较前朝有所进步。我国古代之所以选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应当和其便于运输、稳定性高、易于修缮、替换等特质有关。乐器方面,远古时期的大鼓多为木质,但由于音质不佳,至后世为铜鼓所代替,小鼓仍用木质,但仅作为大鼓的辅助乐器。西周及其后世常用的礼制乐器——“柷”与“敔”亦多为木质,二者用于音乐演奏的开始与结束。此外,筑、琴与瑟等弦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由于当时粘合技术不够理想,三者多用独木斫成。由于其音色较好,秦汉时期弦乐器逐渐成为乐器当中的主流。关于葬具,棺形成的初期,并未使用木材。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木质棺使用逐渐普遍,并成为一种身份地位象征。且随着椁的产生,木质葬具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木种的使用上,亦有等级限制。降至西汉,出现黄肠题凑等形式,标志着木质棺椁的使用规模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当时林木破坏严重,至东汉时棺椁制度衰落,木质椁逐渐被石质椁代替,但使用木棺的习俗则一直被延续。木材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起着支持作用。
刘琼[8]（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骆曼[9]（2017）在《宋代襄阳和樊城的历史地理研究》文中指出两宋时期的襄阳和樊城,位于汉江中游,两城夹汉江而立,南为襄阳,北为樊城。襄阳和樊城,地理位置独特,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两宋时期,民族矛盾突出,民族之间战乱频繁,襄阳和樊城长期位于政权交界地带,军事地位凸显,成为战争前线,在宋金、宋蒙（元）对峙中,发挥着决定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巨大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襄阳和樊城的人口、经济、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宋时期,襄、樊地区的人口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变动。北宋时期,襄阳和樊城社会局势稳定,人口平稳快速增长,迁入人口比例增多;靖康之乱后,受宋金战争影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进入襄阳和樊城地区,而襄、樊土着居民则大量南迁进入荆湖南路甚至两广地区;宋蒙对峙时期,移民浪潮加剧,襄、樊人口外迁加剧,襄樊保卫战后,基本成为空城。北宋时期,襄阳和樊城处于比较和平稳定的局势之中,而且襄阳和樊城临近汉水,雨水充足,水利设施也比较齐全,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呈现良性发展态势;南宋时期,气温降低,水稻种植面积缩小,宋金战争爆发之后,襄阳长期处在战火之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手工业和商业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某些行业战时经济的发展,例如造船业、商业等。襄阳和樊城位于南北方过渡地带,有“天下之中”、“九省通衢”之称,水陆兼济,是交通工具“南船北马”的交界。以襄阳为起点向北可沿南襄隘道到达南阳,向西沿上津路直通长安,向南荆襄陆路和水路兼济,向西沿汉襄道直入鄂州,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为襄、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为运送战略物资提供了有利保障。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网,宋金、宋蒙多次在此发生激烈争夺。宋金“绍兴和议”后,襄、樊成为宋金对峙前线,南宋岳飞、吴拱、赵淳等将领都曾率军在此戍守,加强两城军事战略部署,利用该地有利的地形地势进行抵抗,多次打退金军入侵。金亡之后,宋蒙对峙,蒙古也将襄、樊作为进攻南宋的突破口,针对襄阳城高池深的特点进行持久围困战,南宋守将坚守六年之后终被攻破,导致南宋门户大开。襄阳城,发源于今襄阳城护城河西部“大城西垒”——楚之北津戍。西汉时设县,建城墙,后城墙逐渐东移,到宋代时,东城墙移至今荆州街一带,城高池深,形成襄阳城坚固的防御体系。樊城左右各有雁翅城雄立,内外城围为城内提供了双重屏障。襄阳城内格局呈方形十字街式街巷格局,坊市呈棋盘式展开,公署建筑分布在城中东北部,沿北街排列;樊城呈走廊形沿汉江东西向延伸,形成自由街巷。
张晓纪[10]（2016）在《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研究 ——以列传人物、进士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因位于洞庭湖之北而得名,简称“鄂”。湖北湖南两省历史上曾同属湖广行省,至清代康熙三年（1664）正式分省而治。明清时期是今之湖北行政区划最终确立的时期,亦是湖北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湖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改观。“人才”在中国历史上备受各阶层的重视,但是对人才地理分布的科学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历史人才地理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时期的人才进行地域分布格局的复原,并探索其分布及变迁的规律与原因。本文选取明清两代湖北籍正史列传人物、进士、着作等三指标为分析对象,基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结合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广泛使用的定量分析技术,对明清湖北人才的时空分布、差异及历史变迁作了系统而细致的阐释,同时探讨了影响明清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研究发现,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在时间上呈现出明代景泰朝后稳步上升的趋势,在明代万历年间达到顶峰。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初期为湖北进士人才的高产时期,明代初年相对是人才的低谷期。就明清两朝对比而言,清代湖北人才没有明代人才发达,其人才产出率处在中位的水平。概而言之,湖北人才在明代初年发展缓慢,明代中期以后呈持续上升趋势,至清代人才发展又相对平稳,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走向低谷,随后反弹,但始终没有达到明代高峰时期的水平。从空间分布来看,明清湖北人才地理分布极不平衡,且具有较强的趋向性。明清湖北人才不断集中于鄂东地区,其人才数量占据全省70%以上,是人才最为发达之区域;鄂中南地区人才数量次之,为人才次发达区域;鄂北和鄂西南地区人才数量最少,为人才不发达地区。分府来看,明清两代黄州府人才均处于全省绝对高峰,作为政治中心的武昌府紧随其后。明至清,湖北人才府域分布集中度最为显着的变化是,明代鄂中南地区荆州府人才数量紧随黄州、武昌二府处于全省前列,而至清代鄂东地区汉阳府人才数量迅速攀升至全省第三位,荆州府则落入人才不发达区域,从而更加巩固了鄂东人才在全省的地位。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历史积淀、文化传承及民风民俗等诸多因素的合力造成了明清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的时空特征。一是政治中心转移到鄂东的武昌,深刻影响了湖北人才分布的基本特征。鄂东地区的武昌府、黄州府、汉阳府、德安府（除随州）地理区位都是围绕在武昌这一政治中心,能够获得最优质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这极大促进了鄂东地区人才的成长。二是人口迁移给湖北尤其是鄂东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影响湖北人才分布的关键因素。湖北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重要省份,而鄂东地区正是最先接纳江西移民的地区。江西自宋代以来即成为文化发达省份,江西移民给鄂东地区既提供了富余的劳动力,又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得鄂东地区率先得到开发和发展。三是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发达的文教事业,为鄂东人才的发展提供了最优土壤。鄂东地区不仅官学、书院教育、刻书业发达,又兼具义学、私学及家学传统,加上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使得其尽得风气之先,成为明清时期湖北人才的高产之邦。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理分布亦体现了历史时期人才的成长,对自然地理环境、区域文教发展、地区行政变迁、人口迁移等因素的适应和选择。
二、江汉平原农业:富饶的困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汉平原农业:富饶的困惑（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研究 ——以江汉平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江汉平原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现状调查分析 |
| 3.1 江汉平原小农户农业经营总体概况 |
| 3.2 江汉平原小农户农业生产现状 |
| 第4章 江汉平原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困境 |
| 4.1 小农户农业生产高投入、低产出 |
| 4.2 小农户抗风险能力弱 |
| 4.3 小农户知识水平、信息获取与市场需求不对称 |
| 4.4 小农户缺少政策支持 |
| 4.5 小农户合作与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中处于弱势 |
| 第5章 江汉平原小农户生产经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模型选取与解释说明 |
| 5.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与实证检验 |
| 5.4 研究结论 |
| 第6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建议 |
| 6.1 鼓励小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
| 6.2 发展农民职业教育,提升小农户综合素质 |
| 6.3 以政策为支撑,加大对小农户金融信贷支持 |
| 6.4 优化财政支农项目组合,完善财政支农机制 |
| 6.5 引导小农户发展新型合作经济 |
| 6.6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农户要素投入及生产率调查 |
| 个人简介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意义 |
| 二 研究史的回顾与学术空间的开拓 |
|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 |
| 四 总体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边境开发:郡县式的天下秩序 |
| 第一节 华夷之辨:反开边派的天下观 |
| 一、九州为境与《上书谏伐南越》 |
| 二、虚耗中国与《弃珠厓议》 |
| 第二节 王者无外:开边派的天下观 |
| 一、推广仁泽与《难蜀父老》 |
| 二、威服四夷与征颂文学 |
| 第三节 边境开发的可能与内涵 |
| 一、边境开发的实践基础 |
| 二、“称臣称名”的郡县制内涵 |
| 结语 |
| 第二章 “四夷列传”:宗法式的天下秩序 |
| 第一节 血缘认同:“夷夏同源”神话的建构 |
| 一、武力征伐的否定 |
| 二、夷夏同源的建构 |
| 三、血缘神话的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区隔:“夷夏之辨”传统的坚持 |
| 一、司马迁的“夷夏之辨”思想 |
| 二、文化区隔中的优秀与低劣 |
| 第三节 家族结构:天下秩序的内部形态 |
| 一、大宗的华夏与小宗的四夷 |
| 二、家族制的渊源与依据 |
| 结语 |
| 第三章 祭天文学:宗教式的天下秩序 |
| 第一节 祭天之礼:天子与天地交往的媒介 |
| 一、汉代祭天之礼的发展 |
| 二、祭天仪式的意义 |
| 第二节 甘泉文学:郊祀祭天下的天下秩序 |
| 一、神物感应与甘泉祭祀乐歌 |
| 二、诚敬通天与甘泉诸赋 |
| 三、元成郊祀改革与人神沟通方式的变迁 |
| 第三节 巡狩文学:巡游祭天下的天下支配 |
| 一、秦始皇石刻的空间展演 |
| 二、汉代巡颂文学的天下演示 |
| 结语 |
| 第四章 史料编纂:北方文化本位下的南方想象 |
| 第一节 “剽悍轻果”的南方想象 |
| 一、从怯懦到剽悍的南方形象 |
| 二、典型人物特征的类型化 |
| 第二节 大一统叙述结构下南方形象的认知与演变 |
| 一、大一统叙述结构下的地域认知 |
| 二、文化视野下的地域认知演变 |
| 第三节 南方形象的形成 |
| 一、记忆的选择 |
| 二、价值的错位 |
| 第四节 “直躬证父”文本的改编与南北文化竞争 |
| 一、“直躬证父”文本的衍变 |
| 二、“婞直”的楚文化 |
| 三、汉代的“亲亲相隐”与“婞直之风” |
| 结语 |
| 第五章 《毛诗》阐释:大一统视野下的南方认知 |
| 第一节 大一统观念下的“京师”阐释 |
| 一、天下的中心 |
| 二、风俗的统一 |
| 三、中央集权 |
| 第二节 大一统视域下的“二南”解释 |
| 一、九州一体:广土众域的“二南” |
| 二、不服周室:斥之不录的“南风” |
| 结语 |
| 第六章 《楚辞》研究:儒学背景下的南方探讨 |
| 第一节 《楚辞》编纂与动态空间的形成 |
| 一、文本中心的《楚辞》编纂 |
| 二、开放流动的《楚辞》空间 |
| 第二节 依经立义的《楚辞》研究 |
| 一、《楚辞》仕进:帝王个人的私下爱好 |
| 二、依诗释骚:立足经学的《楚辞》研究 |
| 三、江南之哀:《楚辞》的文学传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概念、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瀛海谈荟:近代之前史料笔记中的西方镜像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史料笔记中的“大秦国” |
| 一、大秦琳琅满目的物产 |
| 二、大秦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
| 三、大秦与汉魏六朝的友好往来 |
| 第二节 隋唐文献中的拂菻景象 |
| 一、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
| 二、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
| 三、拂菻的风俗民情 |
| 四、拂菻与隋唐的交往 |
| 第三节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
| 一、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
| 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
| 三、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
| 第四节 清初樊守义《身见录》及谢清高《海录》——乡土天人观向多元史地观的嬗变 |
| 一、固守传统:明清之际中国人的乡土天人观 |
| 二、亲历欧美:樊守义《身见录》对欧洲都城的多元呈现 |
| 三、放眼世界:谢清高《海录》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照 |
| 第二章 结契海外:近代诗歌中的异域城市抒写 |
| 第一节 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的新体诗与日本城市文化 |
| 一、文化移译:东洋都市所折射的西洋文明镜像 |
| 二、混杂与调适:日本城市民俗风情的独特景观 |
| 三、模仿及开放:大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
| 第二节 康有为“大地环三周”的海外诗与域外城市 |
| 一、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
| 二、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
| 三、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
| 四、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
| 第三节 晚清海外竹枝词与欧州城市风情 |
| 一、伦敦的女性风貌 |
| 二、柏林的民俗风情 |
| 三、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 |
| 四、海外竹枝词城市书写的语言策略 |
| 第三章 乘槎西游:近代游记中的城市面相 |
| 第一节 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城市建构及其文化解码 |
| 一、英伦、法京的物质文明 |
| 二、泰西之城的人生百态 |
| 三、繁华都市的文化景观 |
| 四、文化认同的密码解读 |
| 五、盛世中华的想象建构 |
| 第二节 美国大都会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城市观 |
| 一、异域城市的政治图景 |
| 二、美国都市双面性的揭橥 |
| 三、爱之深与责之切:移民之城的华人群像 |
| 四、从革命到保皇:美国之行对作者思想之影响 |
| 第三节 单士厘游记中的异域城市镜像 |
| 一、俄国城市的社会图景 |
| 二、意大利之城的艺术氛围 |
| 三、域外城市的文化名人 |
| 四、女性城市书写的艺术特质 |
| 第四章 都市叙事:近代小说中的西方城市想象 |
| 第一节 《孽海花》中的海外都市想象及书写 |
| 一、域外城市风情的想象 |
| 二、西方英雄人物的描绘 |
| 三、欧洲城市想象性建构的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与文人的域外情怀 |
| 一、东洋之城建构下的媚日丑态 |
| 二、西洋城市书写中的违和叙事 |
| 三、出洋之旅叙写的众生相 |
| 第三节 《海上尘天影》与中国文人的域外壮游愿景 |
| 一、异域都市的文明气象 |
| 二、欧洲城市之飞地:上海与邹弢西学知识的习得 |
| 三、文人域外壮游的愿景 |
| 第五章 人到海西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欧洲城市 |
| 第一节 “在场”——伦敦、爱丁堡的文化空间 |
| 一、大学、教堂与本土文化的弘扬 |
| 二、博物馆、图书馆与西方文明的呈现 |
| 三、道义之交与人文关怀 |
| 四、娱乐文化场域与民众的开放意识 |
| 五、异域文化空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西洋有美——王韬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
| 一、十九世纪中晚期国人对异域女性的认知 |
| 二、 《漫游随录》建构的新型西方女性形象 |
| 三.理解与认同:颠覆的异域女性观 |
| 第三节 《漫游随录图记》对西方城市的中土化描摹 |
| 一、异域城市景观的古典式呈现 |
| 二、西方人物书写的本土化意识 |
| 三、域外插图中的东方性想象 |
| 四、中土化描摹的文化心理 |
| 总论: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异托邦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近代文学中涉及西方城市着作一览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6）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郧阳地区的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形与气候 |
| 二、水系与土壤 |
| 三、植物与动物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郧阳地区行政建置制沿革 |
| 二、郧阳地区的移民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郧阳地区人口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人口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人口政策 |
| 二、清代人口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人口政策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一、明代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二、人口构成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人口发展 |
| 一、清代前期郧阳地区人口恢复 |
| 二、清代后期郧阳地区人口增长 |
| 三、清代郧阳地区人口构成 |
| 第四节 人口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
| 一、明清人口变化趋势 |
| 二、人口变化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郧阳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土地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土地垦荒政策 |
| 二、清代土地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土地开发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农业生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种植新趋势 |
| 第四节 农业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 一、森林资源衰减 |
| 二、水土流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思想与保护个案 |
| 第一节 明清环境思想 |
| 一、明清士大夫环境思想 |
| 二、明清郧阳地区官员的环境思想 |
| 三、郧阳地区民俗文化中的环境思想 |
| 第二节 明清环境保护与个案 |
| 一、清代官方环境保护 |
| 二、明清郧阳地区环保个案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秦汉时期自然林业的分布与变迁——兼谈文献中树种的考证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 |
| 第二节 黄淮海平原及其周边 |
| 第三节 黄土高原区 |
| 第四节 西北草原与荒漠区 |
| 第五节 云贵川地区 |
| 第六节 岭南地区 |
| 第七节 长江中下游地区 |
| 小结 |
| 第二章 秦汉时期林木种植与采伐述论 |
| 第一节 林木的种植技术 |
| 第二节 林木种植情况述论 |
| 第三节 秦汉时期木材的采伐与贩运 |
| 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时期林业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夏、商、周林业职官考论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至秦代的林业职官辨析 |
| 第三节 汉代林业职官述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秦汉时期社树制度的嬗变——兼谈立树于社的原因 |
| 第一节 社主考辨 |
| 第二节 社树制度的嬗变 |
| 第三节 立树于社的原因探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秦汉木材三题研究 |
| 第一节 宫室建筑 |
| 第二节 木质乐器 |
| 第三节 丧葬用途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宋代襄阳和樊城的历史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的襄阳和樊城 |
| 第一节 襄阳和樊城的自然地理基础 |
| 一、襄阳和樊城的地理状况 |
| 二、襄阳和樊城的气候条件和植被出产 |
| 第二节 邓城、樊城、襄阳的演变关系 |
| 一、从邓城到樊城 |
| 二、从楚之北津戍到襄阳 |
| 第三节 三国及隋唐时期襄阳和樊城的军事地位 |
| 一、三国鼎立时期襄、樊的战略地位 |
| 二、南北朝时期襄樊的战略地位 |
| 三、隋唐时期缓慢发展的襄阳、樊城 |
| 第二章 宋代襄阳和樊城的人口和经济 |
| 第一节 襄阳、樊城在宋代的人口变动 |
| 一、北宋人口内迁 |
| 二、靖康之难及宋金对峙时期人口流动 |
| 三、宋蒙战争时期襄、樊的人口流动 |
| 第二节 经济的发展 |
| 一、农业 |
| 二、手工业和商业 |
| 第三章 宋代襄阳和樊城的对外交通 |
| 第一节 南襄隘道 |
| 一、南襄隘道交通格局 |
| 二、南襄隘道的发展 |
| 第二节 荆襄大道 |
| 一、荆襄水道 |
| 二.荆襄陆路 |
| 第三节 其他交通要道 |
| 一、上津路 |
| 二、汉襄道 |
| 第四章 宋代襄阳和樊城的军事战略地位 |
| 第一节 襄阳和樊城的战略地位 |
| 一、天下之中 |
| 二、长江之门户 |
| 第二节 襄阳、樊城的战略地位在宋金战争中的体现 |
| 一、岳飞收复襄汉六郡 |
| 二、吴拱、赵淳襄阳守城 |
| 第三节 襄阳的战略地位在宋蒙战争中的体现——襄樊之战 |
| 第五章 宋代襄阳、樊城的城市空间 |
| 第一节 两城边界形态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内部格局 |
| 一、居民区与商业区的划分 |
| 二、公署建筑分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研究 ——以列传人物、进士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历史人才地理学研究述评 |
| (二) 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研究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分布的空间与环境 |
| 第一节 空间情况 |
| 一、湖北省政区沿革 |
| 二、政区沿革的特点及影响 |
| 三、民族分布与移民 |
| 第二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形地貌 |
| 二、气候及自然灾害 |
| 三、交通条件 |
| 第三节 文化环境 |
| 一、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的特点 |
| 二、湖北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 |
| 第二章 明清两代正史列传湖北籍人物及其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明史》列传湖北籍人物的分布 |
| 一、地域分析 |
| 二、密度分析 |
| 第二节 《清史稿》列传湖北籍人物的分布 |
| 一、地域分析 |
| 二、密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两代湖北进士及其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明代湖北进士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地域分析 |
| 二、密度分析 |
| 三、变迁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进士的分布与变迁 |
| 一、地域分析 |
| 二、密度分析 |
| 三、变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两代湖北籍人物着作及其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明代湖北籍人物着作的分布 |
| 一、地域分析 |
| 二、密度分析 |
| 三、政区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湖北籍人物着作的分布 |
| 一、地域分析 |
| 二、密度分析 |
| 三、政区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自然地理环境对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的影响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和前提 |
| 一、人才成长对自然环境的依赖 |
| 二、地理环境应力对人才成长的胁迫 |
| 第二节 明清湖北人才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 |
| 一、平原 |
| 二、丘陵 |
| 三、山地 |
| 第六章 人文地理环境对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的影响 |
| 第一节 行政建置 |
| 第二节 移民与经济开发 |
| 一、移民 |
| 二、经济开发 |
| 第三节 文化教育与刻书业 |
| 一、官学 |
| 二、书院 |
| 三、义学与私学 |
| 四、家学 |
| 五、刻书业的繁荣 |
| 第四节 社会环境 |
| 一、文化传承 |
| 二、民风民俗 |
| 三、宾兴业的发展 |
| 四、人才交流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江汉平原农业:富饶的困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D]. 高云逸. 吉林大学, 2021
- [2]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研究 ——以江汉平原为例[D]. 王紫薇. 长江大学, 2020(02)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4]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D]. 王志强. 浙江大学, 2018(07)
- [5]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7]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D]. 罗启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 [8]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9]宋代襄阳和樊城的历史地理研究[D]. 骆曼.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2)
- [10]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研究 ——以列传人物、进士为中心[D]. 张晓纪.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