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公众科技需要”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关伟锋[1]（2021）在《大遗址展示效能提升的景观策略研究 ——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遗址展示在西方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从1955年的《雅典宪章》到2008年《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宪章》的出现,标志着遗址展示理论日渐达成国际共识。中国大遗址是追溯华夏之源、国家记忆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科学艺术价值。然而,趋向于遗址“现状价值”还是文献研究的“历史原貌价值”的展示导向诉求博弈仍然存在,大遗址重保护而轻展示,展示方式多为静态展示,展示缺乏历史动态层次性,遗址潜在文化价值挖掘不够,由以上诸多问题导致的遗址展示效能差及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都成为当前急需应对的社会时代命题。本文选取我国大遗址中城址类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风景园林学科视角出发,采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借助景观规划设计相关理论及遗产保护经典理论作为支撑,把大遗址中的遗址本体、本体复原再现形象、本体周边环境、人工辅助展示设施、人文场景实物再现及大遗址周边景观风貌等都作为遗址展示中的“景观要素”,探寻大遗址本体及遗址环境展示的景观策略。文章把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法运用到大遗址保护展示当中,微观层面,把遗址本体展示的时间纵轴转换为遗址空间展示横轴,形成遗址本体的现状价值展示、遗址历史原貌展示、非物质文化要素及叠压的遗产展示相融合的多维综合展示格局。以建筑类遗址本体展示为代表,提出建筑遗址异地复原再现示意展示、建筑遗址异地复原再现展示、建筑原址复原再现示意展示、建筑模拟示意展示等展示模式。宏观层面,景观规划指引下的大遗址整体环境观理念在大遗址展示中的运用能从大遗址展示主题拟定、遗址区功能调整与标识体系构建、重点展示节点控制及遗址环境景观风貌控制给予探讨。同时提出更为宏观的大遗址地景文脉的展示,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分别从城址类大遗址都城选址、规划思想、都城形态、水系格局等方面给出相应的展示策略,拓宽了遗址展示的范畴,能更为有效的为公众提供更为详尽的城市信息,增强文化感知,更好地发挥大遗址历史文化传播功能。在此基础上,针对遗址展示效果的判定首次提出“展示效能”这一概念。借助对大遗址使用人群及互动性体验展示方式的研究,选取20个遗址展示景点,从遗址景点的真实性、遗址信息可读性、游客互动体验性、大遗址景观风貌四个方面构建大遗址展示效能评价体系,通过实际调研游客驻足时间对遗址展示景点展示效能评价结果进行初步验证,评价模型的构建对于提升遗址展示效能具有重要作用。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卫学芝[4]（2020）在《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案起草通常是立法提案主体或立法机关委托的主体根据立法目的遵循一定程序草拟、拟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作为立法的准备阶段,法案起草虽然并不纳入立法的正式程序之中,却始终发挥着必要的、基础性的作用,需要通过明确的制度进行规范,以避免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即政府部门借助法案起草方式将部门的权力与利益渗透到其要起草的法案内容。然而,目前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草案起草、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草案起草获得了一定的规范。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是我国当前适用的主要的法案起草模式。原因在于立法权与政府部门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使得行政机关积累了立法经验,并掌握了系统的立法技术,获得了立法过程中资源配备、部门协调、公开征求意见程序、调研论证、将法案推入立法议程、影响正式立法议程等优势,但这一起草模式始终无法避免行政机关的利益属性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以及建立法案起草的公开征求意见、部门协调、专家论证、第三方评估等制度,均是从多元化的利益视角出发,降低“部门利益倾向”风险的发生,从而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以《体育法》的法案起草过程为例,鉴于其专业性,必然需要体育行政部门的参与,却无法避免这些部门的利益倾向。所以,体育法案的起草既可以采用“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也可以采用“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这两种起草模式的采用都可以兼顾体育行业的专业性与体现民意的外在性与开放性。“人大主导立法”是通过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解决“部门利益倾向”的根本性措施。首先,“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应以人大主导法案起草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审议程序防范“部门利益倾向”的风险;其次,应明确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在法规立项、起草环节便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再次,人大应区分部门的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并依据部门的具体管理事项,准许其参与法案起草;最终,通过选择适当的法案起草模式,推动高质量的立法进程。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强调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中立性、丰富的立法经验和资源优势,但其行政职责宽泛和起草法规能力有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可通过直接参与起草或者提前介入的举措实现,包括委派人员参与起草小组、调研与论证,以及发出法规起草立项书面通知、问询、答复、中期检查或评估、建立双组长指导制等具体方式。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能够排除部门对口起草引起“部门利益倾向”,只是,人大工作机构需要通过规范建制、制度、职责、权限,以及提升立法能力,方可实现其法案起草与其他工作职能的权衡协调。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中受委托方可不受“部门利益”影响完成法案的起草,但是,受委托方可能存在立法意图理解不到位、立法调研不全面、立法论证不充分、立法技术不娴熟,起草的法案存在内容抄袭、制度设计理想化、操作性不足、特色性缺乏等问题。此模式下的人大主导立法体现为人大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规范化可委托起草项目的判断指标,以竞争性招标方式选择资质合格的受委托方,并建立公众参与和草案质量评估制度。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以起草小组为形式载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统筹起草过程,从而实现“人大主导立法”。这一模式通过吸纳多元化的小组成员,防范部门利益,协调多方矛盾,达成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的目标。只是,在实现过程中要注意法律制度的保障、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还要在能力方面对起草人员提高要求,提供其工作所必需的资源。
崔宇峰[5]（2020）在《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文中指出刘绪贻（1913—2018）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着名学者。他知识渊博,勇于探索,勤奋钻研,在美国史研究、社会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刘绪贻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贡献较大,但学术界对其研究的成果较为分散,不成系统。本文以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为题,从其生平、学术着作、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入手,全面总结和评价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成就、对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以及学术地位。本文将从如下方面进行探究:绪论主要探讨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介绍了刘绪贻生平和学术生涯。刘绪贻从小同情劳动人民,向往自由民主的社会。他自幼立下“素王”之志,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社会。他的求学经历充满坎坷,但他信念坚定,目标明确,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第二章分析了刘绪贻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该章主要对刘绪贻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方法、关注问题和观点作了一定评析。此外,本章也对刘绪贻和其他学者就罗斯福“新政”这个议题所产生的史学争鸣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分析了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包括总统选举、两党政治、外交政策等,也分析了刘绪贻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第四章分析了刘绪贻美国史研究的代表着作,主要有《美国通史》（六卷本）中刘绪贻参与撰写的第五卷和第六卷,分析了此两卷的写作特色、主要问题,并与同时期其他美国史着作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本章也对刘绪贻主编的工具书《美国研究词典》进行了一些研究。第五章对刘绪贻美国史研究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进行了总结。刘绪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史学思想是他进行美国史研究所恪守的原则,也是他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表现,包括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等。而史学方法则是实现其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包括史论结合、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等。
李海峰[6]（2020）在《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核心价值观是以国家为主导或者得到国家明确支持的一国内所取得共识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集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当下历史阶段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需要较为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力的民意统合和代表主体以及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的文化观念,并经由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得以判断、筛选和确认。核心价值观具有意识形态性、相对稳定性和非法律规范性,核心价值观是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共识,其不具有绝对普世性,而具有民族性和国别性。核心价值观并不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直接包含任何法律后果。核心价值观内部由价值和价值发挥向度两个要素构成,内部价值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核心价值观与道德、法律原则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外部关系。核心价值观需要借助司法活动维护其权威性,需要经由司法活动具象化,需要通过司法活动处理内外部冲突,使其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社会生活。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备充足的理论支撑、规范依据和现实动力。理论支撑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有历史普遍性,司法程序中无法绕开的价值判断为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空间。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与司法功能的稳定有效发挥之间内在契合,并且两者之间能够双向塑造。规范依据层面,在现行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体系之下,司法机关应当根据其在国家宪治体制框架中的角色定位发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已被制定法所识别的核心价值观也需要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权威。现实动力层面,社会多元的价值观需要司法活动予以整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需要司法活动予以引导,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统合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构建。司法机关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通过裁判案件定分止争,在整体意义上起着维护国家统合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在具体社会系统运行和共同体生活维系意义上扮演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角色,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特的方法。司法机关通过对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译、司法适用、司法调和以及司法宣示四种方法发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司法机关使用司法转译方法,将核心价值观从政治话语转译为规范话语,并具体通过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指导案例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具体的转译;使用司法适用方法,将已经规定入法律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进行解释性适用,将尚未规定入法律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进行论证性适用,在法律规范有漏洞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填补性适用;使用司法调和方法,将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潜在张力和外部角力汇集于司法场域,对其进行价值调和;使用司法宣示方法,并具体通过典型案例、司法调解、司法建议、司法救助等方式,起到宣示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根据司法机关有无在司法行为中明确使用核心价值观可以把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划分为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和显性具体维护,两者在本质上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功能趋同,在顺位上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要先于显性具体维护,在司法机关无力或者不具备条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显性具体维护时,应当优先考虑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在效果上核心价值观的显性具体维护强于隐性抽象维护,通过司法机关明确使用核心价值观,更能够凸显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更能够使核心价值观具象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维护核心价值观时应当秉持积极的维护立场,但在具体司法技术的使用上应当保持谦抑,应当以案件审理为中心维护核心价值观,必须接受司法程序的约束,在符合形式正义的情况下维护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适用禁止向一般法律条款逃逸,不宜脱离具体规则阐释核心价值观,对突破现有法律规则而使用核心价值观应当设置严苛的条件,应当承认司法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不能逾越司法的供给能力。从对当下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来看,司法机关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已经在各项司法活动中展开,但现有司法实践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不足,二是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混杂不清,三是裁判中核心价值观的适用过于粗糙。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司法人员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够准确,未充分掌握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方法,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尚缺乏统一的标准,以及司法资源和司法供给能力的有限性。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思路。一是切实增强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和能力,二是统一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尺度,三是正确使用司法维护方法对核心价值观进行立体维护,四是有效平衡司法供给能力与核心价值观维护。
郑志刚[7]（2019）在《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文中指出形象地说,汉魏皇室大墓出土的刻铭石牌,堪称汉、晋墓葬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枚“喉结”。这种迄今仅见于安阳高陵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负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文献、文物、科技、工艺及艺术价值的考古新材料,随着官方发掘报告的陆续披露与学界研究力度的逐日加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所能掌握的两墓共150余枚石牌的图文资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与既有研究成果,就其形制、类别、功用、源流、字体、镌刻、书写风格、书史地位、文物价值、鉴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向度钩探。石牌考释与分类研究部分。对百余枚石牌的文字内容进行了逐一考释。在此基础上,依多种标准、视角对其作了分类对比。石牌从内容上主要分器用类、衣衾类、食物类和丧仪类等,其中器用类数量最多,且两墓石牌所载葬品时见相同或近似。经过分类还发现,安阳高陵有14枚六边形石牌,存在被凿改、补刻文字内容的现象。这或许正是该墓存在二次葬、石牌分先后两批刻制的有力证据。石牌的字体及书法风格部分。先是从文字学的视角,对两墓石牌文字中所存在的通用字、异体字、同形字、古今字等现象,进行了探讨;然后,对两墓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法风格,进行了逐次析评,并作了分类观察。结果显示:安阳高陵石牌刻文可分为汉隶（八分）、新隶体、早期行书、早期楷书以及新隶体、早期行书和早期楷书“杂糅”体共五种字体,毕呈了汉魏时期隶、楷之变的丰富样态。而西朱村曹魏墓的石牌字体则相对单一,仅有汉隶（八分）和新隶体两种。比较来看,两墓均以汉隶（八分）类石牌数量为最,这与该字体在当时所独具的“典重”性能有关。在分析石牌文字书、刻状况的过程中,另从细微处发现数种别具价值的“个案”。譬如: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副”字写法的反差现象,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以及安阳高陵石牌“莱”字“反书”现象等,都透露出两座大墓在随葬品设置、组合以及书风与时序等方面的某些规律性消息。最后,在与汉晋之间的传世碑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及近年来新发现的刻石文字材料（《晋城石门关摩崖》《曹魏南部君砖志》等）展开对比的基础上,定位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风坐标。指出作为石牌主流字体的碑刻“八分”,尽管具有官方典重意义,在艺术上却深陷于刻板雷同、装饰造作的泥淖,而石牌上不衫不履、看似边缘的“杂糅”体,却因为代表着隶楷之变的大趋势,反倒透发出掩蔽不住的蓬勃与生机。并以“五尺漆薄机一食单一”为个案,认为石牌文字具有“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的书法史地位。石牌的文物源流部分。刻铭石牌于安阳高陵发掘之前素未见,在西朱村曹魏墓发掘之后当还有。这种石牌行世时间不会太长,或始自东汉末、曹魏初的安阳高陵,专供曹魏皇室级贵族大墓使用。通过分析自战国至唐代的相关实物演变链条,指出刻铭石牌的根本性质,是糅合了“物疏清单”“葬品标识”“冥界凭证”“身份标签”等诸种功能为一体的考古新材料。其在形制上主要吸收了东汉墨书签牌（木楬）元素,最终以“易竹木为青石、变墨书为刻文”的创新方式,成为汉末、曹魏皇室大墓中开先河式的独特存在。石牌的文物价值及鉴定部分。首先,指出刻铭石牌是曹魏丧葬制度（简称“魏制”）中最具“点睛”意义的新见元素。其在录载汉魏皇室丧葬史实、还原汉魏工艺装饰技术详情、展示汉魏文字字体演变轨迹及书法艺术风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次,具体到鉴定方法,主要可分传统鉴定法和现代科技鉴定法,两者各有优长。前者重经验积累与类比分析,后者则依靠碳十四测年法等严谨理性的技术与数据。经过对石牌历史演变链条的梳理,以及对其铭文用语习惯、所述物品名称、字体及书风的时代特征等方面的全悉考察,已足证其真。同时,负载着鉴定结果的石牌,反过来亦将成为鉴定其他相关文物值得信赖的证物之一。
裴世东[8]（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赵肖荣[9]（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刘晋华[10]（2019）在《中国城市设计的范式演变研究（1921-2018）》文中提出中国城市设计已经发展成为当前中国建设体系中炙手可热的领域,同时其纷繁芜杂的主张、观点及具体工作方式也存在混乱。这些问题一方面深度困扰着它的价值发挥,另一方面不停地动摇着自身学科理性的基础,从而在外部和内部形成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危机。客观理性认识城市设计,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方向,是今日中国城市设计学界必须完成的任务。本文回顾了1921年以来的中国城市设计发展总体历程,重温了既有研究的宏观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设计孕育于一种复杂化的语境体系,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曲折、断续、片段化、破碎化的发展状态。针对这种客观的历史状态,在梳理城市设计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取了学界对城市设计认识观念中的共识与争鸣,建立了一个以空间观念为核心的“技术-价值”模型。使用该模型审视中国城市设计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宏观发展,构建一个理解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的范式演变框架,发现包括“形体的设计”、“设计的综合”、“设计的控制”、“政策的设计”等在内的范式构成了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的四个基本路径。通过对各个范式的解读和批判,本研究揭示了1921年以来中国城市设计范式发轫、成型、演进与嬗变的整体态势、动力因素、内在逻辑和原型范本,进而对城市设计的概念、角色、科学性和运作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再认识。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同时也受到时代局限,其范式是在逐渐理性和开放的观念支撑下发轫并展开的。现实需求与外部诱导使它的成长是一种反应式、被动型的“冲击-应对”演进逻辑,呈现出传统范本、欧美范本、苏联范本等不同的学习样本之间的接力、套叠关系。城市设计的概念内涵、角色以及运作机制受到多个范本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和复杂的制度环境中不稳定演进,正向进步与反向后退交织。本文建议,当前学界应该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外部经验,实现外来范本的良好嫁接与再生,同时需要强化本学科的科学研究先于工程技术创新,而解决当前城市设计学科建设危机的密钥和关键,则是着力清晰化并重建中国城市设计的价值指向。【全文字数】14.2万【图表数】图片32张,表格22个
二、论“公众科技需要”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公众科技需要”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大遗址展示效能提升的景观策略研究 ——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缘起: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范畴 |
| 1.2.2 相关概念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3.3 研究现状总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目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相关理论及其对大遗址展示的启发 |
| 2.1 景观规划设计的三个方面理论基础及对遗址展示的启发 |
| 2.1.1 景观规划设计三个理论基础 |
| 2.1.2 对遗址展示的启发 |
| 2.2 系统论及其对遗址展示的启发 |
| 2.2.1 系统论的概念认知 |
| 2.2.2 对遗址展示的启发 |
| 2.3 遗址保护展示经典理论及其对遗址展示的启发 |
| 2.3.1 基于国际宪章的遗址展示分析 |
| 2.3.2 基于遗址保护展示原则的反思 |
| 2.3.3 基于经典保护理论的展示实践 |
| 2.4 小结 |
| 3 大遗址本体展示的价值诉求与历史动态层次设计模式 |
| 3.1 大遗址本体展示的价值诉求 |
| 3.1.1 遗址本体展示的价值诉求分歧 |
| 3.1.2 价值诉求分歧的景观设计思考 |
| 3.1.3 景观规划设计与遗址展示的内涵联系 |
| 3.2 大遗址历史动态层次展示内涵与结构 |
| 3.2.1 大遗址历史动态层次展示的内涵 |
| 3.2.2 大遗址历史动态层次展示的结构 |
| 3.2.3 大遗址历史动态层次展示的尺度 |
| 3.3 大遗址历史动态层次展示模式 |
| 3.3.1 基于历史动态层次的建筑遗址展示 |
| 3.3.2 基于历史动态层次的城墙遗址展示 |
| 3.3.3 基于历史动态层次的河渠遗址展示 |
| 3.3.4 基于历史动态层次的聚落遗址展示 |
| 3.3.5 基于历史动态层次的手工业遗址展示 |
| 3.4 基于历史动态层次的遗址展示实例解析 |
| 3.4.1 明德门遗址展示 |
| 3.4.2 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展示 |
| 3.4.3 南宋皇城遗址展示 |
| 3.5 小结 |
| 4 大遗址整体环境展示的价值诉求与景观规划模式 |
| 4.1 大遗址整体环境展示的价值诉求与景观规划的内涵联系 |
| 4.1.1 景观规划的概念认知 |
| 4.1.2 大遗址整体环境观的内涵 |
| 4.1.3 景观规划运用于大遗址展示的思考 |
| 4.2 景观规划在大遗址展示中的应用模式 |
| 4.2.1 大遗址展示主题拟定 |
| 4.2.2 大遗址展示功能区调整与标识体系构建 |
| 4.2.3 大遗址展示重点节点控制 |
| 4.2.4 大遗址环境景观风貌把控 |
| 4.3 大遗址地景文脉综合展示 |
| 4.3.1 城址类大遗址都城选址 |
| 4.3.2 城址类大遗址规划思想 |
| 4.3.3 城址类大遗址都城形态 |
| 4.3.4 城址类大遗址水系格局 |
| 4.4 小结 |
| 5 基于环境行为心理的大遗址互动体验展示方式研究 |
| 5.1 大遗址互动体验展示的认知与使用人群分类 |
| 5.1.1 互动体验展示的概念 |
| 5.1.2 大遗址互动体验人群分类及特点 |
| 5.1.3 互动体验展示与景观三个理论基础的关系 |
| 5.2 大遗址互动体验展示调查与特征提取 |
| 5.2.1 调查对象 |
| 5.2.2 调查目标 |
| 5.2.3 调查方法 |
| 5.2.4 数据获取 |
| 5.2.5 遗址展示中互动体验特征的提取 |
| 5.3 互动体验展示理念下遗址展示效能提升策略 |
| 5.3.1 大遗址互动体验展示提升策略应用 |
| 5.3.2 单体建筑类遗址互动体验展示策略 |
| 5.3.3 城址类遗址互动体验展示策略 |
| 5.4 小结 |
| 6 大遗址展示效能综合评价 |
| 6.1 大遗址展示效能及研究对象选择 |
| 6.1.1 遗址展示效能 |
| 6.1.2 对象选择原则 |
| 6.1.3 研究对象概况 |
| 6.2 大遗址展示效能评价因子及评价方法构建 |
| 6.2.1 评价因子 |
| 6.2.2 评价方法 |
| 6.2.3 评价指标赋值 |
| 6.3 大遗址展示效能综合评价及分析 |
| 6.3.1 遗址展示效能评价 |
| 6.3.2 遗址展示效能评价分析 |
| 6.3.3 评价结果聚类分析及应对策略 |
| 6.4 小结 |
| 7 汉长安城遗址展示现状及效能提升的景观策略 |
| 7.1 汉长安城遗址 |
| 7.1.1 汉长安城遗址概况及构成 |
| 7.1.2 汉长安城遗址价值 |
| 7.1.3 汉长安城遗址面临问题 |
| 7.2 汉长安城遗址展示规划及展示现状 |
| 7.2.1 汉长安城遗址展示规划 |
| 7.2.2 汉长安城遗址展示现状 |
| 7.2.3 汉长安城遗址展示现状的思考 |
| 7.3 景观规划在汉长安城遗址展示中的应用 |
| 7.3.1 展示主题拟定 |
| 7.3.2 遗址功能调整 |
| 7.3.3 重要节点控制 |
| 7.3.4 遗址风貌把控 |
| 7.3.5 周边风貌协调 |
| 7.4 汉长安城汉文化展示 |
| 7.4.1 汉文化展示的作用 |
| 7.4.2 汉长安城汉文化展示体系 |
| 7.5 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读博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2 文中图片及表格说明 |
| 附录3:问卷调研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一) “人大主导立法”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二) “法案起草”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方法 |
| (二) 比较研究方法 |
| (三)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四、本课题研究的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之省思 |
| 一、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重要地位 |
| 二、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优势 |
| (一) 立法经验的优势 |
| (二) 立法技术的优势 |
| (三) 立法过程影响力的优势 |
| 三、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风险 |
| 四、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建立由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法案的制度 |
| (二)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开征求意见制度 |
| (三) 建立法案起草的部门协调制度 |
| (四) 建立法案起草的专家论证制度 |
| (五) 建立第三方的法案起草评估制度 |
| 五、行政主导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案的实证考察 |
| (一) 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 |
| (二)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优势 |
| (三)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风险 |
| (四)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目标 |
| (五)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思路 |
| 第二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的选择理论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与人大主导法案起草 |
| 二、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建立在人大主导法案起草的基础之上 |
| (一) 两者间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不成立 |
| (二) 人大不需要主导法案起草的迷惑性 |
| (三) 人大主导法案起草是人大主导立法的前提与基础理念的确立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部门和部门利益 |
| (一) 立法中的正当部门利益与不正当部门利益 |
| (二) 涉及部门事项的法案起草中不可或缺的部门参与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法案起草的四种模式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三) 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四)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第三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及其起草职责的变迁过程 |
| (一) 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职责的法律依据 |
| 二、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的两种类型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自行起草法案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组织的联合起草 |
| 三、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作用的实现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实现人大主导立法的理解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确立人大主导立法的法律依据 |
| (三)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方式 |
| (四) “可以”与“应当”: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法案 |
| 四、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第四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下的人大工作机构范围 |
| 三、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四、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困境 |
| (一) 人大工作机构建置不规范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缺少制度的统一规范 |
| (三) 人大工作机构职责缺少制度规范 |
| (四) 人大工作机构的职责权限不明晰 |
| (五) 人大工作机构组成人员结构不合理 |
| (六) 人大工作机构人员欠缺立法素质 |
| 五、完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建议 |
| (一) 建置完善的人大工作机构 |
| (二) 明晰人大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及权限范围 |
| (三) 强化对人大工作机构的制度规范 |
| (四) 合理配置人大工作机构的人员结构 |
| (五) 加强人大工作机构立法能力建设 |
| 第五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一、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确立 |
| 二、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三、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运作机制 |
| (一) 确定需要起草的地方性法规项目 |
| (二) 选择法案起草主体 |
| (三) 签订委托协议 |
| 四、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风险 |
| (一) 抄袭与重复现象严重 |
| (二) 制度设计偏重理想化 |
| (三) 操作性不足 |
| (四) 特色性缺乏 |
| 五、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人大要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 |
| (二) 精选委托起草的立法项目 |
| (三) 尽量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 |
| (四) 选择适格的受委托方 |
| (五)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
| (六) 建立法案质量的评估制度 |
| 第六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实践探索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一) 对修正的《立法法》第53条的准确理解 |
| (二)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目的的实现 |
| (三)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协调与效率优势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条件 |
| (一) 法律制度的保障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 |
| (三) 工作人员立法能力的具备 |
| (四) 立法资源的配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 评价刘绪贻美国史研究具体问题或者方法的文章 |
| (二) 为庆祝刘绪贻诞辰而撰写的纪念性文章 |
| (三) 书评 |
| (四) 访谈录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刘绪贻的生平 |
| 一、第一阶段(1913年—1949年) |
| 二、第二阶段(1949年—2018年) |
| 第二章 刘绪贻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
| 二、刘绪贻罗斯福“新政”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 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何能赢得总统竞选 |
| (二)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理论来源 |
| (三) 对罗斯福“新政”中主要经济政策的评价 |
| (四) 对罗斯福“新政”中主要社会问题的研究 |
| (五) 对罗斯福“新政”实施年限和影响的研究 |
| 三、史学争鸣的研究 |
| (一) 与胡国成的史学争鸣 |
| (二) 与黄绍湘的史学争鸣 |
| 第三章 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 |
| 一、刘绪贻对美国总统和两党制的研究 |
| (一) 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 |
| (二) 对美国两党制的研究 |
| 二、刘绪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
| (一) 大萧条时期的外交政策研究 |
| (二) 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研究 |
| (三) 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研究 |
| 三、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 |
| 第四章 刘绪贻代表着作的研究 |
| 一、对《美国通史》(六卷本)第五卷和第六卷的研究 |
| (一) 着作的特色和不足 |
| (二) 与同时期中文美国史着作的比较 |
| 二、对《美国研究词典》的研究 |
| (一) 概况、编写特点和史学地位 |
| (二) 学术争议及评价 |
| 第五章 刘绪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 |
| 一、史学思想 |
| (一) 注重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
| (二) 重视上层建筑的变化 |
| (三) 用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的品德 |
| (四) 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史学研究 |
| 二、史学方法 |
| (一) 史论结合 |
| (二) 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三) 跨学科研究 |
| (四) 运用社会史观来解决实际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 (四)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文献梳理及评价 |
| (一)对现有研究的宏观分析 |
| (二)对现有研究的中观考察 |
| (三)对现有研究的微观透视 |
| (四)对现有研究的总体评价 |
| 三、分析框架与方法 |
| (一)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二)本文的分析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和局限 |
| (一)本文可能的创新 |
| (二)本文的局限 |
| 第一章 核心价值观的意涵及司法维护需求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与特性 |
| 一、核心价值观及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价值与价值观的含义 |
| (二)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厘定 |
| (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确认 |
| 二、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性 |
| (一)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 |
| (二)核心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 |
| (三)核心价值观的非法律规范性 |
| 第二节 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构造与外部关系 |
| 一、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构造 |
| (一)核心价值观的结构要素 |
| (二)潜在的内部张力与外部角力 |
| 二、核心价值观的外部关系 |
| (一)核心价值观与道德 |
| (二)核心价值观与法律原则 |
| (三)核心价值观与公共政策 |
| 第三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需求 |
| 一、借助司法活动维护核心价值观权威 |
| (一)司法活动维持核心价值观的权威 |
| (二)司法活动输出核心价值观的权威 |
| 二、经由司法活动将核心价值观具象化 |
| (一)核心价值观抽象性的解释需求 |
| (二)核心价值观体系化的必然要求 |
| 三、通过司法活动解决内外部冲突 |
| (一)内部张力需通过司法活动调和 |
| (二)外部角力需在司法场域最终解决 |
| 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理据 |
| 第一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支撑 |
| 一、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具有普遍性 |
| (一)我国历史上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 |
| (二)域外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 |
| (三)简要的结论与启示 |
| 二、无法绕开的司法价值判断 |
| (一)司法活动中的价值判断 |
| (二)价值判断提供的制度性空间 |
| 三、与司法功能发挥向度内在契合且双向塑造 |
| (一)司法的具体功能及其发挥向度 |
| (二)两者之间的内在契合 |
| (三)两者之间的双向塑造 |
| 第二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依据 |
| 一、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宪法依据 |
| (一)宪法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
| (二)宪法第24条中“国家倡导”的准确解释 |
| (三)宪法第24条对司法机关的要求 |
| 二、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法律依据 |
| (一)各类法律规范中的“核心价值观条款” |
| (二)类型识别与效力观察 |
| 第三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动力 |
| 一、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动力 |
| (一)促进国家整体价值观统合 |
| (二)助力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 |
| 二、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动力 |
| (一)多元价值观冲突的司法整合需求 |
| (二)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司法引导需求 |
| 小结 |
| 第三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方法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译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转译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特征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具体径路 |
| (一)司法解释转译核心价值观 |
| (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转译核心价值观 |
| (三)发布指导案例转译为参考依据 |
| 第二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特征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具体路径 |
| (一)作为裁判依据的解释性适用 |
| (二)作为说理依据的论证性适用 |
| (三)对法律漏洞的填补性适用 |
| 第三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调和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调和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调和 |
| (二)司法调和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
| (三)核心价值观冲突的类型表现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调和的两条进路 |
| (一)核心价值观内部张力的司法调和 |
| (二)核心价值观外部角力的司法调和 |
| 第四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宣示 |
| 一、核心价值观司法宣示的意涵 |
| (一)何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宣示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宣示的特征 |
| 二、核心价值观司法宣示的路径 |
| (一)通过典型案例宣示核心价值观 |
| (二)通过司法调解宣示核心价值观 |
| (三)通过司法建议宣示核心价值观 |
| (四)通过司法救助宣示核心价值观 |
| 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限度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类型 |
| 一、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隐性抽象维护 |
| (一)隐性抽象维护的含义 |
| (二)隐性抽象维护的特征阐释 |
| 二、司法对核心价值观的显性具体维护 |
| (一)显性具体维护的含义 |
| (二)显性具体维护的条件 |
| 三、隐性抽象维护与显性具体维护的关系 |
| (一)本质上两种维护功能趋同 |
| (二)顺位上隐性抽象维护优先 |
| (三)效果上显性具体维护更强 |
| 第二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立场 |
| 一、积极的司法态度和意识 |
| (一)司法系统整体的积极态度与意识 |
| (二)司法人员个体的积极态度与意识 |
| 二、谦抑的司法技术使用 |
| (一)以案件审理为中心维护核心价值观 |
| (二)核心价值观的维护须接受程序约束 |
| (三)在符合形式正义下维护核心价值观 |
| 第三节 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界限 |
| 一、禁止核心价值观向一般条款逃逸 |
| (一)何为向一般条款逃逸 |
| (二)核心价值观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弊端 |
| 二、不宜脱离具体规则阐释核心价值观 |
| (一)核心价值观对规则的补强论证 |
| (二)脱离具体规则适用的严格条件 |
| 三、不能逾越司法的供给能力 |
| (一)承认司法资源与司法供给能力的有限性 |
| (二)不能逾越司法供给能力的具体要求 |
| 小结 |
| 第五章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实践审思 |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实践 |
| 一、基于司法裁判的实证考察 |
| (一)样本的选取及限定 |
| (二)样本数据的呈现及初步分析 |
| 二、基于其他司法行为的实证考察 |
| (一)样本的选取及限定 |
| (二)样本的呈现及初步分析 |
| 第二节 司法维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司法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不足 |
| (一)使用核心价值观的案件范围较窄 |
| (二)很少回应当事人使用核心价值观的诉求 |
| (三)裁判说理中适用核心价值观的频率较低 |
| (四)其他司法行为中很少使用核心价值观 |
| 二、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混杂不清 |
| (一)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标准不明确 |
| (二)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方式不清晰 |
| (三)未将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进行区分 |
| 三、裁判中核心价值观的适用过于粗糙 |
| (一)裁判中运用核心价值观说理不充分 |
| (二)忽视核心价值观的内外部冲突 |
| (三)对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普遍模板化 |
| 四、对上述问题成因的集中分析 |
| (一)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够准确 |
| (二)未充分掌握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方法 |
| (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没有统一标准 |
| (四)司法资源和司法供给能力有限 |
| 第三节 核心价值观司法维护的完善思路 |
| 一、增强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和能力 |
| (一)增强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愿 |
| (二)提高维护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
| 二、统一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尺度 |
| (一)厘定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案件类型 |
| (二)明确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适用的条件 |
| (三)明确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的适用方式 |
| (四)区分核心价值观适用与纯粹的道德判断 |
| 三、正确使用司法维护方法进行立体维护 |
| (一)加大核心价值观司法转译的力度 |
| (二)继续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
| (三)切实调和核心价值观内外部冲突 |
| (四)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多途径司法宣示 |
| 四、有效平衡司法供给能力与核心价值观维护 |
| (一)不宜通过惩罚机制推进核心价值观维护 |
| (二)避免陷入后果导向主义的裁判误区 |
| (三)不能逾越司法能力进行“运动式”维护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科研情况 |
（7）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墓葬述略 |
| 一、安阳高陵(M2) |
| 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安阳高陵综合研究 |
| 二、安阳高陵出土石牌研究 |
| 三、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及其石牌综合研究 |
| 四、尚存在问题与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安阳高陵石牌考察 |
| 第一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分类 |
| 一、石牌形制分类 |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胪释 |
| 一、器用类石牌(39枚) |
| 二、衣衾类石牌(21枚) |
| 三、丧仪类石牌(7枚) |
| 四、食物类石牌(1枚) |
| 第三章 洛阳西朱村曹魏基石牌考察 |
| 第一节西朱村曹魏墓石牌类别 |
| 一、出土石牌概况 |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内容胪释 |
| 一、器用类石牌(64枚) |
| 二、衣衾类石牌(15枚) |
| 三、丧仪类石牌(9枚) |
| 四、食物类石牌(7枚) |
| 第四章 两墓石牌之比较 |
| 第一节 两墓石牌物态本相比较 |
| 第二节 两墓石牌刻文内容比较 |
| 一、铭文字数和内容 |
| 二、铭文载物的品类 |
| 第三节 两墓石牌刻写状态比较 |
| 一、书手和刻工 |
| 二、凿改和补刻 |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现象比较 |
| 一、通假字现象 |
| 二、异体字现象 |
| 第五章 石牌文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
| 第一节 汉魏书风嬗变 |
| 一、碑刻隶书特点 |
| 二、新字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字体及书风 |
| 一、安阳高陵石牌字体述略 |
| 二、安阳高陵石牌书风胪析 |
| 第三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及书风 |
| 一、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述略 |
| 二、西朱村曹魏墓石牌书风胪析 |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的书法史地位 |
| 一、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 |
| 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 |
| 三、安阳高陵石牌个案:书风承、启并存的标本 |
| 第五节 两墓石牌文字“殊相”例析 |
| 一、安阳高陵石牌文字“反书”现象 |
| 二、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写法的差异现象 |
| 三、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 |
| 第六章 石牌文物的源流、价值与鉴定 |
| 第一节 石牌名称论析 |
| 一、遣策 |
| 二、衣物疏 |
| 三、楬或签牌 |
| 四、名称辨析 |
| 第二节 石牌源流寻绎 |
| 一、楬的出土情况 |
| 二、楬的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石牌的文物价值 |
| 一、录载汉魏特殊器物 |
| 二、还原汉魏工艺技术 |
| 三、映鉴汉魏铭石书风 |
| 四、标示墓主等级地位 |
| 第四节 石牌的鉴定与保护 |
| 一、石牌的鉴定 |
| 二、石牌的保护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艺术成果 |
| 致谢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中国城市设计的范式演变研究（1921-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背景:城市设计何去何从? |
| 1.1.1 百年城市建设历史:建设与破坏 |
| 1.1.2 百年城市设计理论:多元与混乱 |
| 1.1.3 百年城市设计建制:前行与迟疑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危机 |
| 1.2.2 问题 |
| 1.2.3 目的 |
| 1.2.4 意义 |
| 1.3 对象界定 |
| 1.3.1 中国城市与1921年 |
| 1.3.2 城市设计 |
| 1.3.3 范式及其相关概念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历程研究 |
| 1.4.2 中国城市设计的类型或范式研究 |
| 1.4.3 国际城市设计发展的研究 |
| 1.4.4 综合评述 |
| 1.5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与论述框架 |
| 1.5.1 预设的前提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重温:中国城市设计发展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
| 2.1 研究文献的历史动态 |
| 2.1.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
| 2.1.2 结果与解读 |
| 2.1.3 文献研究的结论 |
| 2.2 历史分期研究 |
| 2.2.1 当前相关分期研究 |
| 2.2.2 基于发展态势的多层次分期方法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主线:共识与争鸣中的“技术-价值”解释框架 |
| 3.1 历史沉淀的共识与争鸣 |
| 3.1.1 城市设计的概念 |
| 3.1.2 城市设计的角色 |
| 3.1.3 城市设计的制度化 |
| 3.2 多元立场中隐含的谜题 |
| 3.2.1 空间观念脉络 |
| 3.2.2 一个新的解释体系:“技术-价值”认知模型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分化:“技术-价值”框架下的范式解读 |
| 4.1 “形体的设计”——设计建成形态 |
| 4.1.1 形体秩序的整合 |
| 4.1.2 建筑设计的扩大 |
| 4.1.3 城市的形式艺术 |
| 4.1.4 形体的数理逻辑转向 |
| 4.2 “设计的综合”——综合协调形态 |
| 4.2.1 多学科综合工作的桥梁和中介 |
| 4.2.2 城市规划综合方法的先天组成 |
| 4.2.3 规划的落实和具体化 |
| 4.2.4 综合环境设计 |
| 4.3 “设计的控制”——法则管制形态 |
| 4.3.1 以城市设计导则为媒介的形式控制 |
| 4.3.2 依附城市规划运作体系 |
| 4.3.3 结合法律法规 |
| 4.3.4 以土地契约开发为主要途径 |
| 4.4 “政策的设计”——规则培育形态 |
| 4.4.1 以规则培育空间 |
| 4.4.2 关注公共领域 |
| 4.4.3 对公众意愿的反映 |
| 4.4.4 权利意识与价值调和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审视:对不同范式的剖析 |
| 5.1 形体的设计 |
| 5.1.1 认识体系:形体假设的隐忧与深层结构的忽视 |
| 5.1.2 价值体系:精英化 |
| 5.1.3 应用体系:工程思维 |
| 5.2 设计的综合 |
| 5.2.1 认识体系:局部的中介 |
| 5.2.2 价值体系:城市规划的艺术价值 |
| 5.2.3 应用体系:以特色为导向的实践 |
| 5.3 设计的控制 |
| 5.3.1 认识体系:控制依据与控制边界 |
| 5.3.2 价值体系:隐含的价值标准 |
| 5.3.3 应用体系:弹性不足还是刚性不足 |
| 5.4 政策的设计 |
| 5.4.1 认识体系:作为对技术思维的批判 |
| 5.4.2 价值体系:对公共利益的追问 |
| 5.4.3 应用体系:制度根系的改良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归纳:范式整体演变的特征与逻辑 |
| 6.1 范式演变的态势 |
| 6.1.1 新与旧:新旧共进,截面共存 |
| 6.1.2 主与次:百家争鸣,并列渗透 |
| 6.1.3 断与续:断续结合,跳跃演变 |
| 6.2 范式转移的动力 |
| 6.2.1 观念支撑:理性化、开放性 |
| 6.2.2 现实催发:反应式、被动型 |
| 6.2.3 外部诱导:功利性、依赖性 |
| 6.3 整体演变的逻辑 |
| 6.3.1 角色转向:从设计技术到管理工具的跃迁 |
| 6.3.2 理论失位:支柱理论软弱倒逼的思想游离 |
| 6.3.3 结构失衡:战略性与本土性的不平衡发展 |
| 6.4 原型范本的呈现 |
| 6.4.1 传统范本消隐:传统化与现代性 |
| 6.4.2 外部范本嫁接:欧美范本与苏联范本的接力交替 |
| 6.4.3 不同范本套叠:路径依赖与源流关系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反思:范式演变视角下的城市设计再认识 |
| 7.1 术语内涵:范本嫁接视角下的五次概念转换 |
| 7.1.1 欧美范本视角下的“设计、规划、计划” |
| 7.1.2 苏联范本嫁接过程中的“设计、规划、计划” |
| 7.1.3 城市设计在工作程序中被取消 |
| 7.1.4 欧美范本的“现代城市设计”引入 |
| 7.1.5 城市设计的修复与苏联范本的消解 |
| 7.2 角色理解:试图将欧美经验贯穿苏联模式全过程 |
| 7.2.1 理解规划工作的全过程 |
| 7.2.2 放弃“城市设计”是否可能 |
| 7.3 理论内核:科学性与学科发展 |
| 7.3.1 城市理论、规划理论与设计理论 |
| 7.3.2 科学性的反思 |
| 7.4 运作制度:范式选择与中国现代化 |
| 7.4.1 范式演变视角下城市设计制度化的出发点 |
| 7.4.2 城市设计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
| 7.4.3 城市设计范式与社会组织结构的悖谬 |
| 7.4.4 社会和学科双转型背景中的构想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 |
| 8.1 建议 |
| 8.1.1 正视外部经验,明确战略方向 |
| 8.1.2 强化科学指导先于技术创新 |
| 8.1.3 重建中国城市设计的价值取向 |
| 8.2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8.2.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8.2.2 本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表索引 |
| 附录二 :作者简介 |
| 后记 |
四、论“公众科技需要”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大遗址展示效能提升的景观策略研究 ——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D]. 关伟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D]. 卫学芝. 山东大学, 2020(08)
- [5]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D]. 崔宇峰. 扬州大学, 2020(05)
- [6]核心价值观的司法维护研究[D]. 李海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7]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D]. 郑志刚. 南京大学, 2019(01)
- [8]《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9]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中国城市设计的范式演变研究（1921-2018）[D]. 刘晋华. 东南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