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看病贵”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振生[1](2021)在《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医疗资源极大丰富,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为我国居民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不断提高,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分级诊疗制度初步建立,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一直阻碍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事关居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09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的开始,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其中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主要探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相关内容,如医疗服务如何定价、财政补助的标准如何制定、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起付线和自付比如何设置来平衡“保大病”和“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两个目标,当支付方式从后付制向预付制转换后,预付制支付标准如何确定等。具体如下:第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利用因果关系图分析补偿机制改革实施前后公立医院的应对。研究发现,在资源投入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如果财政补助减少,公立医院会减少社会职能产出、增加人均医疗服务量或增加人均药费进行应对;考虑社会效益后,政府应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第二,以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为例,估测预付制支付方式的支付标准。研究发现支付标准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分担的保留效用、患病的平均治疗成本和弥补医院亏损的风险成本。分担医院的保留效用具有一定的人数门槛,需要达到一定人数后达到规模经济,才能产生风险分担的作用。为有效实施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提出了对患者、公立医院、医保机构的建议。第三,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基于共同代理模型,分析医疗服务价格标准、财政补贴标准及相应的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制定。研究发现政府为了激励公立医院在社会职能上付出更多努力,对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进行了负向激励,即惩罚。这不仅导致患者获得医疗服务支付的成本超过了所获得的效用,导致“看病贵”,而且造成公立医院经济职能的供给减少,产生“看病难”。为了保证消费者均衡,医疗保险应对重症患者采用高起付线和低自付比,实现保大病;对轻症患者,应采用低起付线和高自付比,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第四,分析不同市场结构下,公立医院面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和竞争方式时的补偿标准。研究发现,当政府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由公立医院自主定价时,医疗保险的出现不仅会使医疗服务潜在的最高价格上升,而且会降低患者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而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大;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小;在公立医院完全垄断市场供给条件下,公立医院存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可能。同时,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并不必然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改善质量的内容。如果改善质量对成本产生的净效应为负,则改善质量会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而净效应为正,则会使医疗服务价格上升;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可能不会提高质量、抑制价格上涨。在寡头市场——质量模型中,与公立寡头市场的均衡结果相比,混和寡头市场中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使均衡结果出现四种可能情形,分别是: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上涨;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下降;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下降;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上涨。第五,利用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公立医院效率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发现,在公立医院效率评价中,忽略公立医院社会职能产出会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在对公立医院2011-2018年生产效率评价中,发现改革效果不显着,且生产效率总体来说有小幅下降。在影响公立医院效率的因素中,财政补助对公立医院的效率变化影响不显着;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也未使公立医院效率得到改善;医疗服务价格对公立医院效率变化影响显着,但门诊服务价格和住院服务价格产生影响的方向相反。第六,为了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对公立医院效率的影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进行评价。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后,公立医院整体效率有改善,表明由于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存在,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降低门诊服务价格、提高住院服务价格、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需求,既有利于公立医院生产率提高,也有利于静态效率改善;但参保比例、财政补助和竞争对公立医院的生产率没有显着影响,而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既存在正向影响,又存在负向影响,最终结果是正负影响抵消,没有对公立医院效率产生显着影响。本研究有三点创新:首先,以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参与约束为条件,对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标准进行测算;其次,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并形成与财政补助、起付线、自付比等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再次,将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产出变量共同纳入效率评价模型,对公立医院进行更准确的效率评测。
彭园园[2](2020)在《放管服下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已经历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逐步提升。新时期,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社会矛盾问题,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求愈发凸显。十九大以后,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强调关注民生和公共服务问题。在地方层级政府中,我们知道县级政府是最广泛面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层政府,是县域治理的重要主体,承担着为广大县域群众提供服务的主要责任,其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期待,县一级政府能否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一次重要的电视电话会议上重点指出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由此,新一轮政府改革开启了深入推进的新篇章。放管服改革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式,是一场以优化服务为目的的重要创新和变革。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更为突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深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放管服对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县级政府也面临着改革的需要,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对照县域实际进行公共服务改革,致力于更好地服务和改善民生。本文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际情况,通过阅读文献,首先对放管服、公共服务、行政改革的相关概念做了简单介绍,阐述了公共服务理论、分权理论、政府监管理论的主要思想,然后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对放管服改革的重点内涵进行了研究,找到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方面的核心思想,接着根据县级政府公共服务在“放权、监管、服务”三方面的问题和改革侧重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研究认为放管服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新契机和新空间,县级公共服务的放管服改革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权力配置问题,改革的重点是强化监管及创新,如何实现精细化、智能化同市场化、社会化的对接是一项长期改革目标。按照以上思路,本文共分为六章。在绪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和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界定。在第一章中,主要是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论文分析框架。第二章介绍县级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启动,主要是放管服的全国部署和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呼应。第三章是县域公共服务权力改革研究。先是从纵向县级公共服务权力配置分析,探讨事权与财权结构改革和公共服务权力资源在政府间的合理分化与运用,然后是横向公共服务权能转移,主要是公共服务供给权力向市场、社会的转移。第四章中,主要围绕县级政府强化监管而展开,包括公共服务放管结合和控制纠偏职能的发挥,以及强化监管需要应用的监管技术和应用困难。第五章是县级公共服务改革的平台机制,主要是优化服务的改革面向、县级公共服务平台机制的作用,存在的问题与优化方向。第六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县级公共服务改革的展望。
姚洁[3](2020)在《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乡土社会为主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依托家族生活在广大的农村。乡规民约和国家的法律相辅相成,规范着村民言行,维护着乡村的秩序与安宁。从周代开始,乡规民约不断发展,延绵几千年,形成了我国乡村治理的特色,也积累了丰富多彩的乡规民约文化,如《周礼》、《吕氏乡约》、《南赣乡约》、《复乡职议》等乡规民约,对中华民族的存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非常重视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政治道德、环境保护、家庭美德、邻里关系、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乡规民约,既继承了传统美德,又反映了现代价值,发挥了涵养新风正气、引导民风民俗、化解矛盾纠纷、调适人际关系、规正村民言行、维护社会秩序、培育乡村精神的积极功能。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家族控制力下降,阶层分化固化明显,社会治安也不理想,人际关系出现变异,“三种势力”向基层渗透,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要求我们在乡村治理中加强乡规民约建设。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乡规民约,就要动员村民广泛参与,回归乡村自治本位,在乡规民约中增加符合现代价值和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利用乡规民约,宣传党的惠民政策,针对城中村、边境村、涉外村、问题村的具体情况,突出乡约特色,达到精准治理的目的。同时,要创新践行乡约的形式,把重点放在乡约的落实上,使每个人都成为乡规民约的制定者、维护者和践行者,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宋平[4](2020)在《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文中指出2016年8月19日,我国召开了进入本世纪以来规格最高的“卫生与健康大会”,将分级诊疗制度作为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推动我国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模式。分级诊疗的提出,是基于我国选择性“看病难、看病贵”的历史背景,借鉴国外家庭医生制度,我国提出的一项卫生改革重大策略。为推动分级诊疗创造更好的运行环境,很多学者研究了分级诊疗的驱动因素,如医疗信息化建设、医疗保险水平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基于现象观察和结果判断进行开展,缺乏从信息资源禀赋和资源依赖的角度,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系统地探讨信息化水平在分级诊疗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同时,随着老百姓对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属性认识理解的深入,医疗机构满意度的问题逐渐成为行业研究的热点。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分级诊疗的实施对医院满意度的影响如何,在学界争论较大,也限于这项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时限较短,尚缺少较为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分级诊疗对满意度的影响。另外,作为公立医疗机构,保持公益性是其合理运营的基石,实施分级诊疗,让原本上行的患者就医流向逐渐回头,并转向下行,这为增加县域内各级医疗机构的业务收入提供了机遇。因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信息化水平与分级诊疗的深层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分级诊疗与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关系。另外,不管是推进分级诊疗,还是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还是提高医院满意度和合理控制医院收支结构的平衡,医院高层管理人员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其态度支持与否至关重要。医疗机构要实现分级诊疗,尤其是县域内的公立医疗机构,本身在发展中就滞后于大型的三级医院,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要让高层管理团队形成改革发展的共识,落实好县域内分级诊疗的目标,还存在的不少不确定因素。本研究的内容模块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为本文的第一章。内容主要包括研究背景、意义和目标,对研究方案以及技术路线的说明,介绍研究的特色及创新,最后是概述本研究的章节结构情况。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及提出研究假设,由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组成。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基础、文献综述、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实证研究,由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实证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第四部分,结论、建议与展望,为本文的第六章。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结论、政策建议、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模型框架,进而探索了分级诊疗实施程度和医院满意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高层管理支持的调节作用。四川省在2014年10月全域实施分级诊疗,是全国第一个推行分级诊疗的人口大省。本研究以四川省87个县(市、区)的公立医疗机构(包括县级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了这些县(市、区)在医疗信息、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支出等方面的客观数据,并对每个县域的高层卫生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进而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本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概念界定,提炼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的测量维度,确定了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衡量范畴,结合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其次,通过精心梳理卫生行政部门大量相关数据,本研究对87个县(市、区)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进行测量。然后,对这87个县(市、区)的601位高层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样本422份,问卷有效率为70.21%。再次,本研究对数据进行整合匹配,对样本数据结构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即利用统计软件SPSS22.0进行了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检验自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loading)及中介变量的因子权重系数(weight),并对研究中提出的假设进行逐一验证。该部分使用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假设检验,包括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的检验。最后,本研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本研究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探讨了医改背景下,医疗信息水平对县域内分级诊疗的作用机制,以及分级诊疗对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影响,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从研究的理论来看,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将医疗信息水平与分级诊疗进行关联,进一步探讨其对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影响,构建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模型框架。当前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是从组织层面探讨企业的经营发展和绩效提升,少有研究从相对宏观层面将这两个理论进行结合。本研究从区域发展的角度,以医疗服务行业为场景,将县域层面的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从信息化水平与分级诊疗的深层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分级诊疗与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关系,拓宽了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情景边界。第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本研究以县域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对象,且县域样本数量达到87个,探索和分析了分级诊疗的前因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结果。目前,对于分级诊疗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讨论阻碍该政策实施的障碍和困难,仍缺乏一致的观点和结论,并且从实证角度缺乏量化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特殊的就医习惯背景下,实施分级诊疗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本研究以分级诊疗和医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揭示了医疗信息水平到收入成本率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分级诊疗的前因后果的研究内容,洞悉了医疗信息水平到收入成本率的传导机制。此外,本研究还探究了高层管理支持的边界条件,证实了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实施程度之间存在着调节作用,进而从高层管理团队层面验证了提升高层管理支持对推动分级诊疗实施和提升医疗信息水平的重要性。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多渠道的数据来源保证了本研究数据的真实和可靠性,跨时段研究设计有利于对变量前因后果关系的检验。本研究采用纵向时序调查,前因变量时限在前,其余变量的时限在后,这有利于对变量的前因后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能够更为真实地体现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数字化医院等级评审、卫生信息统计平台、国家医院满意度综合调查和直接问卷调查4个完全不同的渠道,避免了变量之间可能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本研究采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使用SPSS 22.0进行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分析,基于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假设检验,以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验证。通过这些研究的设计和方法切实有效的提升了数据的质量和检验的效果。第四,从变量的测量来看,开拓性地探索了分级诊疗这一构念。以往关于分级诊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分级诊疗政策的分析,以及其实施的利弊和存在的阻力等,鲜有研究针对分级诊疗开展实证探索,且并没有对分级诊疗这一构念进行量化探索。本研究开拓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分级诊疗的测量维度,分别是县域内就诊率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在做出先驱性探索的同时,为未来分级诊疗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本研究探讨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影响路径,并提出高层管理支持的调节作用,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有关假设。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尽量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范式,也尽量贴合所选取的理论内涵,但由于作者资源和学术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本研究存在无力避免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样本的有限性、研究结构层次的局限以及相关构念的进一步探讨等方面。因此,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需要以更加全面的研究形式和内容来更深入地对分级诊疗实施程度开展前因后果的研究。
夏敬[5](2019)在《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健康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富强昌盛的重要标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的保障,是各国政府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人口总量达13.93亿,其中,农村人口占比41.48%。医疗卫生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的民生事业,为广大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职能的体现。党的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在改革基本原则中提出:向全民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①,”确定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中央部署与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随着新医改的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正在由理论到实践,由局部向整体全面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向城乡居民均等地提供是现代文明政府的重要职能,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城乡居民无论身份高低、收入水平如何,均能依据自身的需求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它是基于公平正义原则提出的一项公共性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城乡二元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由于政府投入、城乡医保制度、区域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基本医疗卫生的服务在很多方面仍呈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无论是医疗卫生费用的筹资、医疗卫生资源的占有、医疗保障水平乃至健康消费等方面均表现为城乡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整体提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医改的当下,让城乡人民如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均等化的内涵、发展逻辑、测量评价、原因分析等多方面,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做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围绕着所构建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及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践,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九个章节,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即1、2章,是论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阐述了论文的立题意义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的内涵、属性、内容进行了界定,同时,阐述了公共品理论,公平正义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及共享发展理论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支撑理论。为本论文的主题研究提供经度与维度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即文中的第3、4、5章。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回顾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依据投入-产出-结果的视角,从卫生筹资,资源配置,服务利用,质量与效率、健康水平等多项指标综合考量,构建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指标,利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和各年度的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了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均等化水平)。同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指标的可代表性(参照性),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做了定量评价与相关分析。同时在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现状把握的基础上,探求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的成因。重点从国家发展战略、医疗卫生财政制度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等制度根源探究了造成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的原因。第三部分,即第6章。基于我国目前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尚不均等的现实,依据本人对我国某地区(D市)农村的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诉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现实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在供给方面,侧重对新农合的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等制度目标实现程度,以及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能力的考察。在需求方面,则注重对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新农合以及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相关满意度的调查。以点概面,为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尤其是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权益,提供有针对性建议的现实依据。第四部分,是对策和建议部分。即文中第7、8章。在借鉴国外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理顺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思路。立足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提出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理念,并重点从财政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角度探讨了均等化的实现路径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论部分。提炼基本观点和建议,对全篇论文研究进行概括总结。本文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尝试和创新:一是强调公平公正的立场与原则,站在统筹城乡、共享、发展的视角,思考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每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是促进卫生正义价值的创新理论支持和阐释。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人类的经济及一切活动都将面临着选择,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对保障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而相对于人们无限的需求,医疗卫生资源无论是总量还是相对量都是有限的。如何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科学合理地配置和利用较为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各个国家政府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研究人员都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众所周知,医疗行业素以供需矛盾突出饱受争议。在我国,医疗资源呈现出优质的医疗资源稀缺,而基层的医疗资源闲置的双重性。如何以共享经济发展的内核,促进医疗资源在不同机构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更好的优化配置,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无疑是对医疗供给侧改革,国家多点执业、分级诊疗等政策落地的有力推动,从而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二是基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结合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展,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研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国家发展理念、总体规划与战略,医疗卫生事业的相关政策直接影响着均等化的实现。本文结合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进程,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从动态的角度,予以认识与判断。试图从投入-产出-结果的视角设立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做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三是在文献综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农村地区做实地调研,从供需角度,对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有了更直观、更明确、更清醒的认识。调研结果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显着。但是,应该看到,现阶段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与城市尚有较大差距。为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权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尊重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的现实利益诉求,加强财政支持、医疗卫生等配套改革,合理优化配置农村的卫生医疗资源,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和可及性。当然,由于“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健康经济学,卫生管理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等诸多学科,因此,尽管已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对相关主题的文献和理论梳理仍旧存在着不足,论文的理论广度与深度尚有待提升。同时,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涉及的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医疗保险等边界不清、内容交叉,加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城乡边界问题,与此相关联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统一,尤其涉及到乡乡村村最基层的城乡对比基础数据更为缺乏,这对准确把握和测度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并予以评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本人所构建的均等化指标体系,或许尚不能完全反映均等化的全貌。同时,基于我国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是地区间、城乡间、甚至人群间差异很大,同时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与我国目前进行的新医改密切相关,涉及到财政、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等多部门的配合联动,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各部门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本人也及时做了跟进,但是,围绕“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主题,提出因地制宜更加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的政策建议,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健康中国 2020、2030.......!
任飞[6](2019)在《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古今中外的无数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都将社会正义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当前,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追求,全面地嵌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卫生领域也不例外。政治学的正义研究与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正义理论的每一个重要成就都能够应用于生命健康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健康正义的实现依赖于国家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健康保障的制度安排。而医疗服务作为健康保障的重要内容,国家对于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健康正义的实现程度。理想状态下,医疗服务是一种公共需要,应全部由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予以保障。但现实中,当难以保障全部医疗服务时,国家通常是量力而行地选择部分医疗服务来向全民提供。而这部分医疗服务在国家制度安排下被赋予了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称之为“基本医疗服务”。但不可忽视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在使用时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这就需要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摒弃其私人物品属性,通过实现“规模效应”和提高“排他成本”来赋予其公共物品属性,才能体现健康正义。有鉴于此,政府遵循社会正义原则通过构建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便成为应有之义。这种正义的制度安排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从社会正义视阈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梳理相关的理论缘起。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正义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重要价值。正义思想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罗尔斯的先验主义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社会现实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养分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实现路径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切实的操作指导。公共物品理论的学者们则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其供给的政府责任,同时提出了如何避免纯公共物品的“公共地悲剧”与准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和“拥挤效应”的思路。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原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的深刻揭示,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集体行动逻辑”的阐释和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传导作用分析,对于当前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具有直接的帮助。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我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更加坚定了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分配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第二章开始聚焦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从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体系来看,政府无力将全部医疗服务转化为公共物品,仅能聚焦于基本医疗服务。这种现状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考量。从历史变迁来看,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国家统揽的、广覆盖式的、较低水平的、较强公平性”的医疗服务体系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逐步走向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虽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医疗服务公平性也出现了下降,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同时在城乡、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不同群体的医疗服务需求和获得能力都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因制度安排的缺陷被不断强化,更加凸显出我国医疗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均等问题的严峻性。经过认真反思,理论界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医疗服务需要重塑公益性。但局限于国家公共财政能力,我国并不宜实行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只能选择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医的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让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正义,成为我国医改的重要努力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自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明确提出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作为基本原则,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公平”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党和政府也始终对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给予深切关注,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纳入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之中,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新医改无疑是合乎国情和符合正义原则的。但面对区域差异和强大的制度惯性,国家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显然难以一蹴而就。目前,新医改推行已十年,改革成效究竟如何?是否实现了改革目标?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解决?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倘若不符合,如何改革才能推进正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在第三章中,本文基于社会正义原则对我国当前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虽然新医改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在社会正义方面仍存在四大缺憾:首先,基本医疗服务权利的正义缺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缺乏法律保障,不同群体在“个体差异、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能力”存在着显着差异,权利平等并未能完全实现。其次,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正义缺憾。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仍存在医疗资源总量不充分、部分政策失灵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医疗服务供给者逐利的行为逻辑未根本转变、人均医疗费用增速仍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利益集团吞噬了部分改革成效、地域和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功能错位。再次,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正义缺憾。分级诊疗消亡后重塑艰难,无序就医严重阻碍了基本医疗服务分配时的机会均等。重塑分级诊疗体系的努力,如多点执业、医联体等制度,仍面临着制度壁垒和实践困境。最后,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正义缺憾。我国最能体现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仍存在着“非全国统筹的俱乐部壁垒、平等原则下的公平缺失和非强制筹资破坏机会平等”等问题。这四个方面的缺憾表明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仍未完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那么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当如何构建呢?第四章从国外主要典型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英国的国家包办型、美国的市场主导型、德国的政府主导型、新加坡的公私功能互补性)中提炼出有助于推进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的合理要素,即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政府主导和尊重国情。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正义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涵盖“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即从法律上赋予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以区域纵向医联体为单元重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以强制性分级诊疗保证基本医疗服务分配公平、以逐步提高医保基金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来保障结果公平。同时,通过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行性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执政党对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以及我国政府所具备的主导地位赋予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可行性,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公共财政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加大基本医疗服务的财政投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人民群众对于医保制度整合的期盼和改革风险的制度规避奠定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社会可行性。但正义缺憾的弥补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彻底实现“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需要对所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有着清晰的认识,要坚持“改革和稳定的平衡”原则统筹推进:第一是加快立法进程,赋予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第二是加快资源整合打造紧密型医联体,强化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第三是实行强制性分级诊疗,以合理的程序设定化解无序就医难题;第四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体社会成员强制性参保,建立公平的医保筹资方式,同时逐步提高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面对资源整合时条块分割的路径依赖、差异性需求下的共识分裂、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潜规则引发的过度医疗风险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与绑架风险,实现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需要由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由改革相关方共同参与改革方案设计增强制度共识,以制度理性破除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全国统筹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能力,依赖监管机制创新切断过度医疗的诱因传导,形成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错位发展格局,才能最终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改革目标。
张伊格[7](2019)在《社区首诊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应对策略 ——以上海市Q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文中提出看病求医,追求健康是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而目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状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人们的基本就医需求不能被很好地满足。我国目前也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全国多省市都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的进程当中。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社区首诊制作为分级诊疗的基层政策,惠及面涉及了众多民众,但是其重要作用却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继续推进分级诊疗及医疗资源的整合则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持。完善社区首诊制度能够有利于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卫生资源利用率,促使医疗资源下沉,避免大医院过度扩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强调的不仅仅是“治病”,而是可以利用自身便民、利民的特性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健康支持,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有利于提高全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完善新型卫生服务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医疗卫生基础。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M区Q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地调查而成文,其间运用了文献法、观察法以及访谈法对社区首诊制度进行了研究,首先概括了社区首诊制度的实施现状,在此基础之上,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诊疗服务的现状以及医患双方的访谈发掘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分别从政策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两个角度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原因分析。研究发现,目前社区首诊制度的实施困境主要表现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首诊的意愿不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较为落后,以及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多个方面,而究其根本,笔者将社区首诊制度发展不畅的原因归结于政策设计与引导不足、社区医疗机构受到能力和动力的双重掣肘三个方面,最后本文基于前文分析,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蔡婉怡[8](2018)在《我国“看病贵”问题的根源及解决措施研究 ——基于公共产品定价理论的视角》文中认为医疗服务保障着人的身体健康,维护着人最基本的权益——生存权,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的由政府全面管制的公费医疗制度,产生出资源浪费严重、医疗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弊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政府开始引入市场力量,逐步放松对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但却引发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阻碍了公众的求医之路,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加剧了医患间矛盾。近年来,随着交通、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看病难”问题的解决取得了显着成效。相比之下,我国曾采取一系列降价措施以期缓解医疗费用过快上涨,但因未抓住问题的根源所在,导致收效甚微,未从根本上克服“看病贵”的难题。个人医疗费用增速快且占比高、患者及医保机构需支付虚高的药价、患者需缴纳非必须检查治疗费和灰色费用等问题仍旧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我国“看病贵”问题的现状及四大表现特征,从公共产品定价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我国“看病贵”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不健全、药品价格管制、医保支付方式不当及医务人员主动利用信息不对等和政策漏洞变相主导医疗定价权。基于此,笔者提出应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健全医疗服务价格机制、实行医疗服务“去行政化”的动态定价、全面实施药品零差率制、利用大数据制定基本药物指导价及转变医保支付方式等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利益驱动进行切断的同时,促进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配合协作。并与此同时通过信息公开平台的搭建实施相应的监督,帮助政府重获医疗服务价格规制主导权,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看病贵”问题,满足社会大众普遍的医疗需求。
徐永杰[9](2018)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方略研究》文中提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面积辽阔,边界线长,与周边国家接壤多,各种战略性资源丰富,但由于新疆是多民族聚集区、多宗教并存区、国家安全战略纵深区、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区,所以维护新疆稳定事关全国改革稳定的大局,事关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安全,事关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新疆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三股势力”威胁加强、西方“西化”、“分化”的活动升级。今天的新疆正处于暴恐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的“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稳定工作,并且根据历届党中央维护新疆稳定的探索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疆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性思想的提出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又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新世纪治理新疆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新疆地区特殊的战略位置,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生态建设等多方面系统分析了新疆地区必须稳定的战略意义,新疆的稳定事关全国改革稳定的大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分析新疆地区特殊的战略位置是研究本课题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新疆稳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三股势力”的威胁加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来阐述新疆稳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主要政策,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团结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凸显了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新疆稳定所取得成果;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维护新疆稳定的战略布局。
王国文[10](2016)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中鼓励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中医药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和与疾病进行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医学科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凭借其“简、便、廉、验”的特点,在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经济学优势和显着的服务效益,对于解决现价段“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现行的中医药服务发展相关政策中,部分政策不能够很好地落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在诸多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医疗保险政策的作用十分关键。而且,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急需研究的问题:一是医保政策在项目管理上如何更好地兼顾中医药服务的特殊性;二是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在医保支付标准方面的缺陷性;三是中医特色服务项目在医保报销政策方面的局限性。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整合工作,强化城乡居民医保中鼓励中医药服务的提供和使用的政策研究,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特点,扩大医保的影响力,提高医保基金的保障能力,有利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缓解;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解决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实现“中西医并重”的发展目标。研究目的本研究在政策梳理、文献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情况及城乡居民医保对其补偿情况,分析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纳入城乡居民医保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今后的政策方向。研究方法本研究在对部分省市的中医药服务提供与使用纳入医保扶持政策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先采用典型抽样法,选取山东省完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的威海市、东营市和淄博市作为样本地区,对该市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情况进行调查。再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每个地市随机抽取1个区和1个县,选择该区(县)的公立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进行调查,每个样本区(县)随机抽取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随机抽取2个居委会(村),每个居委会(村)随机抽取20户家庭进行调查,总计720户居民。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情况、城乡居民医保对其补偿情况和居民中医药服务利用情况等。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对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前后县级医院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情况和典型地区中医医疗机构中医优势病种付费方式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1.对中医药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进行总结分析发现,医保对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政策扶持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医保报销优惠政策和开展中医药服务支付方式改革等;2.样本地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情况较好,参保率都在98%以上;3.对比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前后中医药服务提供情况发现,中医药服务在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方面都呈增长态势,门诊服务增长率为0.80%~36.75%,住院服务增长率为9.24%~41.15%。但是,中医药服务人次在门急诊服务中所占的比例均较低,最低的仅为2.29%;4.通过分析城乡居民医保对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补偿情况发现,医保对中药的报销比例较高,报销比例均高于60%,而对中医特色服务项目的报销比例较低。讨论与政策方向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前后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情况上看,基层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有逐步弱化的现象,尤其是门诊中医药服务的提供与使用出现萎缩,这与城乡居民医保对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政策扶持力度不足有关。影响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纳入城乡居民医保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策依据的影响,中医药服务虽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从医保基金管理的角度较难兼顾其特殊性;二是衡量标准的影响,医保政策在针对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医疗标准衡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缺陷性;三是医疗目标的影响,医保政策在针对中医药特色服务项目提供的报销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可以运用鼓励性策略、强制性策略和优先保障策略来强化医保对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政策扶持,并提出以下需要加强的政策方向:1.提高中医药特色服务项目的报销比例;2.实行对中医优势病种报销的优惠政策;3.推动多种支付方式相结合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二、关于“看病贵”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看病贵”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第2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公立医院 |
2.1.2 公益性 |
2.1.3 补偿机制 |
2.1.4 看病“贵” |
2.2 相关理论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2.3 市场失灵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2.2.5 博弈论 |
2.3 国内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2.3.1 政府财政补助 |
2.3.2 医疗服务价格 |
2.3.3 医保支付方式 |
2.4 国外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第3章 国内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3.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历程 |
3.2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实践 |
3.2.1 江苏宿迁医改 |
3.2.2 陕西神木医改 |
3.2.3 福建三明医改 |
3.3 典型国家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3.3.1 公费医疗保障模式——英国 |
3.3.2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德国 |
3.3.3 自费医疗保险模式——美国 |
3.3.4 强制性医疗储蓄模式——新加坡 |
3.3.5 对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与改革 |
4.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 |
4.1.1 政府与公立医院 |
4.1.2 社会公众与公立医院 |
4.1.3 患者与公立医院 |
4.1.4 医保机构与公立医院 |
4.1.5 医药企业与公立医院 |
4.2 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 |
4.3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因果关系 |
4.3.1 取消“药品加成”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4.3.2 财政补助收入减少后公立医院的对策 |
4.3.3 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4.3.4 考虑社会效益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4.4 补偿机制改革建议 |
4.4.1 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 |
4.4.2 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 |
4.4.3 合理测算医疗成本,确定服务价格 |
4.4.4 系统思考,形成合力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估测与模型 |
5.1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5.1.1 按人头付费方式支付标准研究现状 |
5.1.2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5.1.3 实施按人头付费方式的要求 |
5.2 共同代理与公立医院补偿标准 |
5.2.1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现状 |
5.2.2 共同代理基本假设与模型 |
5.2.3 委托人非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5.2.4 委托人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5.2.5 研究结果与建议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市场结构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关系 |
6.1 市场结构与补偿标准 |
6.2 市场结构与竞争方式的选择 |
6.2.1 市场结构的选择 |
6.2.2 竞争方式的选择 |
6.3 垄断市场与补偿标准 |
6.3.1 垄断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6.3.2 垄断市场——质量模型 |
6.4 寡头市场与补偿标准 |
6.4.1 寡头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6.4.2 寡头市场——质量模型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对效率的影响 |
7.1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现状 |
7.2 补偿机制改革对公立医院生产效率的影响 |
7.2.1 相关文献回顾 |
7.2.2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7.2.3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估测 |
7.2.4 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7.2.5 结果及分析 |
7.3 基于三阶段DEA方法的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评价 |
7.3.1 三阶段DEA方法 |
7.3.2 投入、产出指标及影响因素的选择 |
7.3.3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7.3.4 结果及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与建议 |
8.1.1 研究结论 |
8.1.2 政策建议 |
8.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三阶段DEA中第二阶段松弛变量值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放管服下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一、相关概念 |
二、理论基础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主要创新 |
三、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文献研究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文献研究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一、论文的分析框架 |
二、论文结构 |
第二章 县级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开启 |
第一节 放管服改革的全国部署 |
一、改革目标 |
二、重点领域 |
第二节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呼应 |
一、政府公共服务角色的调整 |
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改变与优化 |
三、服务民生的原则确立 |
第三章 县域公共服务的权力改革 |
第一节 纵向权力改革:县级公共服务的权力配置 |
一、事权与财权的政府结构改革分析 |
二、制度保障:构建县级公共服务清单制 |
第二节 横向权力改革:县级公共服务的权能转移 |
一、权能转移的边界 |
二、公共服务向市场、社会的转移 |
第四章 县级公共服务改革中的政府监管强化 |
第一节 县级公共服务中的“放管结合” |
一、“大监管”理念 |
二、过程监管 |
三、公正监管 |
第二节 县域公共服务改革中的控制与纠偏 |
一、公共服务改革“跑偏”及其表现 |
二、政府控制的策略 |
第三节 政府监管技术与应用 |
一、政府监管的技术支撑 |
二、县级政府监管技术应用的困难 |
第五章 县级公共服务改革的平台机制 |
第一节 优化服务的改革面向 |
一、“一站式”服务 |
二、主动服务 |
三、跟踪服务 |
第二节 打造县域公共服务平台 |
一、县域公共服务平台的国家倡导 |
二、公共服务平台对服务效能的提升 |
第三节 公共服务平台困境及其优化 |
一、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困境 |
二、公共服务平台的优化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放管服为县级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新契机和新空间 |
第二节 放管服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权力配置问题 |
第三节 放管服的重点是政府监管及其创新 |
第四节 精细化、智能化同市场化、社会化对接是一项长期改革目标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3)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的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历史分析法 |
(三)调查研究法 |
(四)跨学科研究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乡规民约文化概述 |
一、乡规民约的概念和内涵 |
(一)乡规民约的概念 |
(二)乡规民约的内涵 |
二、乡土社会是乡约生成的人文环境 |
(一)人口众多 |
(二)依附土地 |
(三)农耕为主 |
(四)家族本位 |
(五)家国一体 |
(六)伦理至上 |
三、乡约是治理乡村的传统手段 |
(一)西周《周礼》习俗约定 |
(二)北宋吕大钧《吕氏乡约》 |
(三)南宋朱熹《增损吕氏乡约》 |
(四)明代王阳明《南赣乡约》 |
(五)清朝冯桂芬《复乡职议》 |
(六)民国《长治县村民会议办法》 |
四、乡规民约的历史作用 |
(一)以德化民,规范乡村秩序 |
(二)化解乡民矛盾,维护地方治安 |
(三)管理公共事务,达成乡村“善治” |
(四)息讼罢诉,强化法律效力 |
第二章 当前我国乡规民约的主要内容及功能 |
一、当前我国乡规民约的主要内容 |
(一)政治道德 |
(二)环境保护 |
(三)家庭美德 |
(四)邻里关系 |
(五)移风易俗 |
(六)乡风文明 |
(七)社会治安 |
(八)公益事业 |
二、我国乡规民约内容的特色 |
(一)继承传统美德 |
(二)弘扬红色文化 |
(三)充分发扬民主 |
(四)反映现代价值 |
(五)柔性刚性并重 |
三、乡规民约的主要功能 |
(一)涵养新风正气 |
(二)引导民风民俗 |
(三)化解矛盾纠纷 |
(四)调适人际关系 |
(五)规正村民言行 |
(六)维护社会秩序 |
(七)培育乡村精神 |
第三章 我国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
一、社会结构方面 |
(一)“空心化”不断发展 |
(二)家族的控制力下降 |
(三)家庭收入差距拉大 |
(四)阶层分化固化明显 |
(五)相对贫困问题存在 |
(六)村民流动化原子化 |
二、社会治安方面 |
(一)偷盗现象时有发生 |
(二)社会矛盾纠纷突显 |
(三)“黄赌毒”现象存在 |
(四)家庭暴力增多 |
(五)恶性案件偶有发生 |
三、人际关系方面 |
(一)代际矛盾增多 |
(二)“孝道”趋于淡化 |
(三)离婚比例上升 |
(四)诚信行为缺失 |
(五)婚配行为变异 |
(六)“份子钱”攀比 |
四、乡规民约方面 |
(一)政府主导,乡镇越位 |
(二)千篇一律,缺乏特色 |
(三)长篇大论,生涩难懂 |
(四)更新缓慢,内容陈旧 |
(五)要求过高,脱离实际 |
(六)形式单一,传播不力 |
(七)规不合法,以约代法 |
(八)落实乏力,形同空文 |
五、农村管理方面 |
(一)村霸现象不时出现 |
(二)“三种势力”渗入基层 |
(三)邪教向农村滋生蔓延 |
(四)越级上访事件存在 |
(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
(六)村官贪腐问题存在 |
(七)贿选事件时有发生 |
第四章 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乡规民约的几点思考 |
一、村民广泛参与,回归自治本位 |
(一)发挥乡镇基层政府的引导作用 |
(二)突出乡规民约的民主性和自治性 |
(三)“新乡贤”是重要的乡约践行者 |
(四)动员流动人员和外来人员参与 |
二、应对新的情况,增添新的内容 |
(一)提倡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 |
(二)落实义务教育,减少辍学现象 |
(三)加强民族团结,抵制分裂势力 |
(四)大力宣传科学,消除邪教影响 |
(五)融入核心价值,建设和谐乡村 |
(六)救助弱势群体,关爱留守人员 |
(七)吸纳现代法理,重构乡规民约 |
三、利用乡约载体,传播惠民政策 |
(一)宣传“两免一补” |
(二)推进农村医保 |
(三)发展新型农保 |
(四)实施“精准扶贫” |
(五)建设“美丽乡村” |
四、突出乡约特色,精准治理乡村 |
(一)城中村 |
(二)问题村 |
(三)涉外村 |
(四)专业村 |
(五)民族村 |
(六)边境村 |
五、创新各种形式,注重落实乡约 |
(一)乡约内容要力求亲民易懂 |
(二)加强乡规民约的宣传教育 |
(三)办好乡规民约民主议事会 |
(四)评选“文明村”“文明户”“乡贤能人” |
(五)制定切实可行的违约惩罚办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1.3 研究的实践意义 |
1.2 研究方案和研究技术路线 |
1.2.1 研究方案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技术路线 |
1.3 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
1.4 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资源基础理论 |
2.1.1 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 |
2.1.2 资源基础理论的VIRO分析框架 |
2.1.3 资源基础理论的应用 |
2.2 资源依赖理论 |
2.2.1 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过程 |
2.2.2 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 |
2.2.3 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1 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衍化 |
2.3.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方法 |
2.3.3 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观点 |
2.3.4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
2.4 医疗信息水平 |
2.4.1 医疗信息水平概念的演进 |
2.4.2 医疗信息水平的维度划分 |
2.4.3 医疗信息水平的测量 |
2.4.4 医疗信息水平的研究现状 |
2.4.5 医疗信息水平评述 |
2.5 分级诊疗 |
2.5.1 分级诊疗概念的演进 |
2.5.2 分级诊疗的维度划分 |
2.5.3 分级诊疗的测量 |
2.5.4 分级诊疗的研究现状 |
2.5.5 分级诊疗评述 |
2.6 医院满意度 |
2.6.1 医院满意度概念的演进 |
2.6.2 医院满意度的维度划分 |
2.6.3 医院满意度的测量 |
2.6.4 医院满意度的研究现状 |
2.6.5 医院满意度评述 |
2.7 收入成本率 |
2.7.1 收入成本率的内涵 |
2.7.2 收入成本率的测量 |
2.7.3 收入成本率评述 |
2.8 高层管理支持 |
2.8.1 高层管理支持概念的演进 |
2.8.2 高层管理支持的测量 |
2.8.3 高层管理支持的研究现状 |
2.8.4 高层管理支持评述 |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模型的推演与构建 |
3.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3.2.1 医疗信息水平与分级诊疗的关系 |
3.2.2 分级诊疗与医务人员满意度的关系 |
3.2.3 分级诊疗与患者满意度的关系 |
3.2.4 分级诊疗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医院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
3.2.5 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关系 |
3.2.6 患者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关系 |
3.2.7 医院满意度在分级诊疗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中介作用 |
3.2.8 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之间的调节作用 |
3.3 研究假设汇总 |
4 实证研究设计 |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及测量 |
4.1.1 医疗信息水平 |
4.1.2 分级诊疗 |
4.1.3 医院满意度 |
4.1.4 收入成本率 |
4.1.5 高层管理支持 |
4.1.6 控制变量 |
4.2 调查样本与数据收集程序 |
4.2.1 调查样本 |
4.2.2 数据收集程序 |
4.3 实证研究工具与数据分析技术 |
4.3.1 基于SPSS软件的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基于Smart PLS3.0 软件的模型检验 |
5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5.1 样本数据结构的有效性分析 |
5.1.1 调节变量高层管理支持的信度分析 |
5.1.2 调节变量高层管理支持的聚合检验 |
5.1.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 假设检验 |
5.3.1 无调节作用的PLS分析结果 |
5.3.2 有调节作用的PLS分析结果 |
5.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医疗信息水平对分级诊疗的积极影响 |
6.1.2 医疗信息水平和医务人员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机制 |
6.1.3 医疗信息水平和患者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机制 |
6.1.4 分级诊疗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中介机制 |
6.1.5 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作用机制中的重要性 |
6.2 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
6.2.1 理论贡献 |
6.2.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县域医疗信息化水平对分级诊疗制度的影响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内涵的研究 |
1.2.2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测度(评价)方法的研究 |
1.2.3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因素(非均等原因)的研究 |
1.2.4 关于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策略的研究 |
1.2.5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的界析 |
2.1.1 城乡 |
2.1.2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
2.1.3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
2.1.4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
2.2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础理论 |
2.2.1 公共经济理论 |
2.2.2 福利经济理论 |
2.2.3 公平正义理论 |
2.2.4 共享经济理论 |
2.2.5 医疗服务市场的一般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变迁历程 |
3.1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变迁阶段 |
3.1.1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低水平均等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 |
3.1.2 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时期(1979—2005年) |
3.1.3 强化政府责任,公益性回归的新医改时期(2005年至今) |
3.2 本章小结 |
4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现状评价 |
4.1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 |
4.1.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成 |
4.1.2 评价方法 |
4.2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现状的统计分析 |
4.2.1 医疗卫生筹资 |
4.2.2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
4.2.3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
4.2.4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
4.2.5 健康水平 |
4.3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评价 |
4.3.1 国际组织的评价 |
4.3.2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的实证测度与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 |
5.1 国家发展战略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1.1 二元经济结构,“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 |
5.1.2 “重城轻乡”下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不同 |
5.1.3 以GDP衡量政绩的弊端 |
5.2 公共财政体系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2.1 卫生财政总量投入不足 |
5.2.2 财政支出偏向城市的惯性 |
5.2.3 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滞后,卫生财权与事权的长期不匹配 |
5.2.4 收入分配制度的偏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
5.3 医疗保障体系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3.1 保障对象以正规就业为标准进行制度设定和人群划分 |
5.3.2 统筹层次低弱化了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保障水平差异大 |
5.3.3 多头管理有失效率 |
5.4 供给主体结构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5.5 农民的参与意识及“话语权”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 |
6 我国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与意愿分析-基于D市的调查 |
6.1 样本点选择与调查方法 |
6.2 调查地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现状 |
6.2.1 调查地区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 |
6.2.2 调查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情况 |
6.2.3 调查地区农村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
6.3 调查结论 |
7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国际经验 |
7.1 主要国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践 |
7.1.1 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
7.1.2 德国的社会医疗卫生保障服务体系 |
7.1.3 日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
7.1.4 美国的混合式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
7.2 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
7.2.1 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
7.2.2 强调政府责任 |
7.2.3 发挥基层基本医疗保障功能,有效合理配置基本医疗卫生资源 |
7.2.4 坚持政府和市场相结合 |
7.2.5 高度的政策可操作性与规范的医疗法制体系 |
7.3 本章小结 |
8 推进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
8.1 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的总体思路 |
8.1.1 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理念 |
8.1.2 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思路 |
8.2 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
8.2.1 统筹城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
8.2.2 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合理配置基本医疗卫生资源 |
8.2.3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转移支付制度 |
8.2.4 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健康保险 |
8.2.5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8.2.6 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畅通参与渠道保障农民话语权 |
9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价值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要评价 |
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四、主要概念的界定 |
(一)医疗服务 |
(二)基本医疗服务 |
(三)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
(四)基本医疗保障 |
五、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基础 |
一、社会正义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 |
(一)正义的理论溯源 |
(二)罗尔斯的先验制度主义正义观 |
(三)阿马蒂亚·森的社会现实主义正义观 |
二、公共物品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府责任 |
(一)公共物品的内涵与特征 |
(二)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共物品”性质与政府主导的必然性 |
三、制度变迁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路径分析 |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内容 |
(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
四、公共选择理论: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障碍分析 |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 |
(二)集体行动的困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 |
(三)政治承诺、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的传导逻辑 |
五、差异性社会理论: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与社会差异的弥合 |
(一)社会形态理论与差异性社会理论的提出 |
(二)差异性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演化路径 |
(三)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具有社会差异的弥合功能 |
第二章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历史变迁 |
一、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时期的医疗服务体系 |
二、国家和社会有限分离过程中的医疗服务体系 |
(一)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变革 |
(二)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变革 |
(三)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变革 |
第三章 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正义缺憾 |
一、基本医疗服务权利的正义缺憾:缺乏法律保障 |
二、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正义缺憾:破坏机会均等 |
(一)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凸显正义诉求 |
(二)改革举措存在政府失灵 |
(三)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
三、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正义缺憾:破坏过程平等 |
(一)无序就医破坏程序正义 |
(二)分级诊疗体系重塑障碍重重 |
(三)医疗资源下沉陷入困境 |
四、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正义缺憾:破坏结果公平 |
(一)基于身份的“二元”制度设计破坏公平性 |
(二)基本医疗保险的“平等”和“公平”困局 |
(三)信息不对称下医保支付方式的外部效应 |
第四章 国外医疗服务体系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借鉴 |
一、国外典型医疗服务体系 |
(一)英国:国家包办型医疗服务体系 |
(二)美国:市场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 |
(三)德国:政府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 |
(四)新加坡:公私功能互补型医疗服务体系 |
二、国外典型医疗服务体系的比较分析 |
三、国外典型医疗服务体系的正义要素 |
(一)权利公平:人人享有医疗服务的政治表达 |
(二)国家主导:医疗服务制度安排的政府责任 |
(三)有序就医:限制患者的自由选择权 |
(四)结果公平: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 |
(五)尊重国情:借鉴国际经验的基本原则 |
第五章 社会正义导向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 |
一、构建社会正义导向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 |
(一)差异性社会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制度诉求 |
(二)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
(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
二、社会正义导向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理论框架 |
(一)权利正义:从法律上赋予人民平等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 |
(二)供给正义:以区域纵向医联体为单元重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 |
(三)秩序正义:以强制性分级诊疗保证基本医疗服务分配公平 |
(四)保障正义:以支付方式改革为核心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
三、构建社会正义导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一)政治可行性:执政党庄严的政治承诺与政府主导地位 |
(二)经济可行性:公共财政能力的增强与医疗费用的结构分析 |
(三)社会可行性:人民群众的接受度与公共物品的负外部效应 |
第六章 推进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走向正义的路径思考 |
一、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推进步骤 |
(一)推进原则:改革和稳定的平衡 |
(二)推进步骤:供给、分配和支付改革协同推进 |
二、推进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走向正义的障碍分析 |
(一)资源整合障碍:条块分割的路径依赖 |
(二)差异性需求:共识分裂、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
(三)过度医疗风险:利益驱动下的潜规则 |
(四)政策实施风险: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与绑架 |
三、推进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走向正义的政策建议 |
(一)加强顶层设计:中央政府主导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改革 |
(二)增强社会参与:多方共同参与改革方案的细节设计 |
(三)强化制度理性:破除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 |
(四)医保全国统筹: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能力 |
(五)创新监管机制:切断过度医疗的诱因传导 |
(六)转变发展定位: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7)社区首诊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应对策略 ——以上海市Q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文献回顾 |
1.3.1 国外研究回顾 |
1.3.2 国内文献回顾 |
1.3.3 研究评述 |
1.4 概念界定 |
1.4.1 分级诊疗 |
1.4.2 社区首诊 |
1.4.3 全科医生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第2章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下社区首诊制度的实施状况 |
2.1 Q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概况 |
2.1.1 服务内容与服务机构的标准化建设 |
2.1.2 卫生信息化初步建立 |
2.1.3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
2.1.4 财务管理制度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2.2 Q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首诊实施存在的问题 |
2.2.1 就诊下沉效果不明显 |
2.2.2 社区医务人员缺乏主动性 |
2.2.3 社区首诊的开展过于依赖行政命令 |
第3章 社区首诊政策执行缺乏操作性 |
3.1 社区首诊政策落实缺乏参考依据 |
3.1.1 首诊标准界定不明确 |
3.1.2 罔顾服务质量与“签而不约” |
3.2 医疗保险制度支持乏力 |
3.2.1 经济杠杆失效下需方引导弱化 |
3.2.2 激励和约束低效与供方能动不足 |
3.3 双向转诊制度联动不畅 |
3.3.1 “吝惜”的专家号源 |
3.3.2 形同虚设的“下转”安排 |
第4章 社区医疗机构能力与动力的双重掣肘 |
4.1 社区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薄弱 |
4.1.1 社区医疗设备落后,用药受限 |
4.1.2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导致发展受阻 |
4.1.3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网络平台不健全 |
4.1.4 社区医生数量匮乏,质量有待提高 |
4.2 社区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动力欠缺 |
4.2.1 “靠感情”维系导致社区医疗机构动力不足 |
4.2.2 社区医生激励动因贫乏 |
4.2.3 社区医生队伍稳定性差 |
4.2.4 “职业倦怠”形成的消极态势 |
第5章 社区首诊制度优化与实施路径 |
5.1 有的放矢:针对存疑制度设计的重塑 |
5.1.1 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5.1.2 明确首诊实施细则 |
5.1.3 以需求为导向:完善基本药物制度 |
5.2 强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才服务能力 |
5.2.1 规范全科医生培养机制 |
5.2.2 巩固社区医务人员的保障机制 |
5.3 宣传与引导:增强社区首诊制的社会认可度 |
5.3.1 引导居民就医观念的转变 |
5.3.2 拓宽宣传渠道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致谢 |
附件 |
(8)我国“看病贵”问题的根源及解决措施研究 ——基于公共产品定价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和问题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看病贵”问题的文献综述 |
1.2.2 医疗服务价格规制的文献综述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和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公共产品定价理论及医疗服务的特性 |
2.1 公共产品定价理论概述 |
2.1.1 公共产品定价理论的内涵 |
2.1.2 公共产品定价的主体和客体 |
2.1.3 公共产品定价的特征 |
2.1.4 公共产品定价的方法 |
2.2 医疗服务的特性 |
2.2.1 医疗服务的公共性 |
2.2.2 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性 |
2.3 医疗服务政府定价的必要性 |
第3章 当前我国“看病贵”问题的现状及特征 |
3.1 我国“看病贵”问题的现状 |
3.2 我国“看病贵”问题的特征 |
3.2.1 医疗费用增速快,个人医疗费用占比高 |
3.2.2 药品价格居高不下 |
3.2.3 检查治疗费用支出较大 |
3.2.4 灰色费用顽固存在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看病贵”问题的成因——基于公共产品定价理论的视角 |
4.1 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服务准市场化 |
4.2 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不健全,产生逆向驱动力 |
4.2.1 管理机构设置多头化,定价、监管权不统一 |
4.2.2 医疗服务行政化定价,产生逐利动机 |
4.2.3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合理,过于滞后 |
4.3 药品价格管制不当,药价虚高 |
4.3.1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监管不到位,滋生红包、回扣现象 |
4.3.2 药品加成制度形成“以药养医”的逆向激励 |
4.4 后付制医保支付方式不合理,供方诱导消费 |
4.5 医务人员利用规制漏洞,主导医疗定价权 |
4.5.1 利用处方决定权规避集中招标采购制度 |
4.5.2 利用药品加成制度多开高价药 |
4.5.3 利用按项目收费方式过度医疗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看病贵”问题的治理对策 |
5.1 加大财政投入,医疗服务向公益性回归 |
5.2 健全医疗服务价格机制,形成正向激励力 |
5.2.1 建立统一的价格规制和监督机构,主导定价权 |
5.2.2 去行政化,提高医务人员劳动报酬性收入 |
5.2.3 加强审批效率,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
5.3 建立合理的药品价格制度,降低药价 |
5.3.1 利用大数据和听证会,政府统一制定基本药品指导价 |
5.3.2 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制度,实施药品零差率制度 |
5.4 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复合医保支付方式,避免过度医疗 |
5.5 搭建医疗信息公开平台,约束医务人员行为 |
第6章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论文的创新点 |
第一章 我国新疆地区特殊的战略位置 |
一、新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要地 |
(一)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
(二)新疆所处的不同文化圈 |
(三)新疆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
(四)新疆的稳定是历史以来的突出问题 |
二、新疆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 |
(一)新疆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
(二)新疆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点 |
(三)新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地带 |
(四)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
三、新疆地区的文化资源和产业文化优势 |
(一)历史文化资源 |
(二)民族文化资源 |
(三)宗教文化资源 |
(四)旅游文化资源 |
四、新疆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
(一)新疆生态建设的意义 |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新疆人民的福祉 |
第二章 维护新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一、“三股势力”的威胁日趋紧迫 |
(一)“双泛”思潮的兴起 |
(二)国际恐怖势力对“三股势力”的影响 |
(三)“三股势力”的暴恐活动 |
(四)“三股势力”猖獗的后果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新疆稳定的影响 |
(一)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 |
(二)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困境 |
(三)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较高 |
(四)新疆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 |
三、民族与宗教问题错综复杂 |
(一)民族间的矛盾与纠纷增多 |
(二)宗教之间和教派之间的冲突 |
(三)跨境民族问题 |
(四)贯彻落实民族政策不到位 |
四、文化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趋于激烈 |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对青少年的危害 |
五、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
(一)生态环境的现状 |
(二)生态建设面临的困难 |
(三)环境恶化对新疆发展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基本政策 |
一、坚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一)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更多的自治权 |
(二)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三)理顺中央与民族区域的关系 |
二、继续推动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 |
(一)以改革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
(二)加大中央对新疆的支持力度 |
(三)落实好对口援疆工作 |
(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
(五)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程 |
(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三、加快新疆地区的社会建设步伐 |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二)大力发展全区教育事业 |
(三)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
(四)落实好重点惠民工程 |
(五)健全社会防控体系 |
四、加强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团结 |
(一)坚持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
(二)开展丰富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
(三)重视少数民族民众在内地社会的融入 |
(四)防止反恐扩大化的错误做法 |
(五)积极贯彻执行党对宗教的政策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战略布局 |
一、维护新疆稳定的总体设计 |
(一)新疆稳定的总体目标 |
(二)新疆稳定的战略思想 |
(三)新疆稳定的基本原则 |
二、继续发挥兵团在维护稳定中的重大作用 |
(一)维稳戍边 |
(二)兵地融合促进民族团结 |
三、坚持机关干部的“访惠聚”活动 |
(一)开展“访惠聚”活动的内容及要求 |
(二)开展“访惠聚”活动的重大意义 |
四、加强党在维护新疆稳定的核心作用 |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
(二)强化党员干部的勤政廉政建设 |
(三)改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四)严厉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 |
五、新时代下反暴恐斗争常抓不懈 |
(一)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
(二)严厉打击各类暴恐活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致谢 |
(10)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中鼓励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资料来源与方法 |
结果与分析 |
讨论 |
政策方向 |
创新点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件 |
四、关于“看病贵”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D]. 陈振生. 南昌大学, 2021(02)
- [2]放管服下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研究[D]. 彭园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3]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D]. 姚洁.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D]. 宋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D]. 夏敬.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6]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D]. 任飞. 苏州大学, 2019(06)
- [7]社区首诊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应对策略 ——以上海市Q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D]. 张伊格.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8]我国“看病贵”问题的根源及解决措施研究 ——基于公共产品定价理论的视角[D]. 蔡婉怡. 南昌大学, 2018(12)
- [9]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方略研究[D]. 徐永杰.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中鼓励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政策研究[D]. 王国文. 山东大学, 2016(02)
标签:医疗卫生论文; 中医药论文; 分级诊疗制度论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文; 公立医院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