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基督教的自我更新（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青[1]（2021）在《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全盘西化,传扬各种主义和现代精神,并将之奉为创造新道德、新文化的利器时,早在19世纪末,美国着名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就注意到了一个他们有意扬弃的问题:两希文化及中国儒学保有的古典视野,以神性、人性和物性三个维度看待生活的视野,一种复杂和整全的视野,逐渐被他们抛弃和遮蔽。那时,世界主流的文化已嬗变为大多数人青睐理性及生存问题。这致使很少人追问现代精神中是否存在危机。在他看来,这一现象起于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面对此危机,白璧德选择了回归古希腊哲学,并承认基督教对人的德性有救拔作用,认为此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次要之事僭越了道德的中心地位,形成了新道德成为宗教代替品的新局面,最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生活。白璧德对卢梭的批评,正好重申了这一古典视野,道出了现代危机的种种面貌。以此视野看待中国问题,才能找到当时吴宓关心的根源问题。众所周知,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核心是文化与道德。但是,如果人们谈论他们的要核问题,即道德问题时,遗忘了神性、人性和物性并存于生活的古典视野,那么,他们只能将这场论争看成是门派之争,或者是同一生存视野之下的主义之争,而无法回答新旧道德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对文学的根本影响是什么。吴宓借鉴白璧德的道德思想,重申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秩序关系。他在批判维新者崇奉的科学主义时,批判的并非是科学主义本身,批判的是维新者引入科学主义之时,遮蔽了古典视野,进而引发了诸多危机。这一问题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也许有所启示。
林孝斌[2]（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研究说明《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蔡青辰[3]（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杨洋[4]（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提出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周坤[5]（2021）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人的理性本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以“应然性”和“正当性”的尺度来反思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在价值,并在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张力中,赋予意识形态以极其复杂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资本主义、反思现代性和承诺全人类解放为旗帜,将现代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界面,并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解。但是,以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内涵以及后期从意识形态分析中引出的政治论断,极少专门凸显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维度。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敞开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还是启蒙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亦或是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创造性综合,都只是在建构一种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超验性政治理念,却没能赋予社会正义发展的理想以社会历史的根基,从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人的深层压迫。马克思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省思中深刻洞悉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揭示,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求密钥。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虚假意识”、“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三种阐释,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性”、“一般性”和“建构性”的三维内涵,并以实践为原则将意识形态问题从观念领域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形上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等多重理论特质的张力互构。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现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诉求。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自私需要与特殊利益,就必然会在对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以虚假性和欺骗性作为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决不能局限于对抽象观念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部,揭示“观念的抽象统治”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凸显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基于此,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就需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层面提升到自为和自觉的层面,使无产阶级转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语境中,雷蒙·阿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拉克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和责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改造、修正或颠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或是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侧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理解,缺乏实践革命意义上的应有关注,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是以固化的和静态的批判视角进行分析,亦或是依旧没能摆脱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整体理解的缺失。进言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和否定,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已经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整体意义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要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推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化、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以客观生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回应并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品质。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根据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将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和智能化等最新发展趋向揭示出来,一方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提供思想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政治意义。
尹璐[6]（2020）在《“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文中认为伊拉斯谟被誉为16世纪教育史上最为伟大的人。伊拉斯谟所提出的儿童教育方法和教育精神的影响力远超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教育思想,尤其是儿童教育思想也成为认识伊拉斯谟真正价值的重要视角之一。本研究力图拓展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探寻其经典文本字里行间所承载思想信息的显与微,找寻伊拉斯谟思想在欧洲教育思想史,乃至欧洲社会变迁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并找寻可资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借鉴之处。本文第一章探讨教育观念之生发。本文将在整个人文主义教育的视域下透视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哲学与观念,探索其人文主义儿童教育的特质。从其时代的宗教、社会思想背景叙说伊拉斯谟一生的主要经历,偏重于对其学术和教育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那些人生经历。随后,从共时与历时维度,探讨了古典教育思想与时代思潮对伊拉斯谟教育观的成形,了解构成他思想观念的古代传统或思想脉络的基础。第二章主要从人性、宗教、美德、政治与社会等方面探讨伊拉斯谟对儿童教育目的论的深度思考。伊拉斯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予以重塑,凸显出伊拉斯谟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可教性的肯定以及对人的身心和谐统一的重视,进而探讨了伊拉斯谟的宗教人的终极目标,以及他对美德的追求、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追求。本章中,笔者探讨了伊拉斯谟重新发现儿童教育的价值,系统阐释了其试图以儿童教育为手段实现人类进步、社会改造的宏伟理想。第三章探讨伊拉斯谟基于儿童性别的教育内容论。首先,针对伊拉斯谟儿童教育的主要教育对象——精英阶层的男童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进而讨论伊拉斯谟儿童教育,尤其是男童教育所倡导的主要教育内容,包括知识上以语言和文学训练为主轴的文雅教育和重视外在举止行为的礼仪教育等。尤其是他以礼仪教育为核心,提出了“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的儿童礼仪教育,对后世教育思想和主张对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欧洲人文明化和礼仪规范的标准化。此外,本章还就伊拉斯谟在性别教育方面针对女孩的一些划时代教育内容进行了专题讨论,揭示出其女孩教育的实质和价值。第四章探讨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方法论。本章具体总结分析了伊拉斯谟主要阐述的数条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如早教与循序教育,游戏教学与寓教于乐,团体竞争、奖惩等,以此了解其儿童教育精神。第五章探讨伊拉斯谟所倡导的儿童教育环境论。这是一个特殊专题式探究,也是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主题。本章分别从伊拉斯谟揭示出的教育活动中的几个儿童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身边人:父母、教师、同伴等主要角色入手,展示几者之间相对的关系与责任,并将人的活动带入到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观念中。天性与教养共同雕琢儿童的“成形”。对照中古时代的教育方法,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整体教学状况,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思想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开启了那个时代教育改革的契机。
李楠[7]（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认为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刘静[8]（2020）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指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国内外的伊格尔顿研究因此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政治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向,特别是转向了神学和形而上学。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斗士缘何大谈特谈上帝和撒旦?这令其学术声誉一度遭遇质疑。21世纪伊格尔顿并不仅仅展现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他同时还表现出文学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倾向。伊格尔顿的各种理论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以天主教左派业余神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参与创办并主编了天主教左派阵地刊物《斜向》,探索教会和牧师制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疆界。天主教左派政治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就随着左派政治的失败而陷入低潮。21世纪伊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叙事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伊格尔顿大胆探索“理论之后”的理论,呼吁回到理论本身,以更好地应对愈加严峻的激进政治斗争形势。他一方面抨击文化理论政治感的缺失,一方面积极地提出了神学、哲学、文学、身体唯物主义等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治话题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政治危机的普遍反应形式。“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始终把握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脉搏,针对资本主义“改头换面”这个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跨学科地进行反思和追问,试图重组理性、感觉和经验,恢复主体的物质实在性来对抗主体的过度物化和美学化。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的内涵是对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这一角度出发,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总体上基于激进政治理想,以文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伊格尔顿研究对其文化理论政治动因的阐释并不十分充分,对伊格尔顿如何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左派政治的挖掘也不够充足。这些局限使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评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把握其精神实质。为了深入探索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解读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神学、哲学、文学和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促进作用,本文围绕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描述其发展轨迹,主要以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批判、神学和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哲学的思考、文学批评的加强、身体唯物主义的提出等理论建构为主体,追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分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发展的贡献,评价其意义和局限性。“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从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与补救、文化的自大到神学、哲学等替代性话语的介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辩护以及对文化理论走向的探索。通过对神学话语的借用,伊格尔顿延续并拓展了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左派时期的神学思考,“重新”发掘并利用上帝与耶稣、恐怖与邪恶、悲剧与爱等激进神学概念,塑造神学对于激进政治的现代价值,通过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解放理想,传播革命的预言,加强团结和共识。在面对文学批评危机时,伊格尔顿则从文学哲学的视角对文学本质进行追问,坚守文学批评的修辞传统,号召兼顾“内容的政治”与“形式的政治”,并突出“形式的政治”以强化文化左派的政治敏感性。伊格尔顿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责任意识使其始终以理论的普及化作为使命,对危机的阐释和应对构成了其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伊格尔顿反复论述文化的危机,以“作为社会无意识文化”为切入点,追溯了唯物主义传统并提出身体唯物主义,指出“理论之后”彰显身体唯物主义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离散空间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对政治批评的有效性。论文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从辩证性、策略性、话语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进行结构性剖析,描绘了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表征,通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对文化、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话语运用,指出伊格尔顿作为激进左派文化理论家,其政治批评体现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刘红梅[9]（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认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康高磊[10]（2019）在《审美生存理论及教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审美生存不但是解决人类生存困境、消除人类生存异化的不可或缺的利器,也是提升人类生存境界、挖掘人类发展潜能的重要通途。审美生存理论及其实践研究是关系到未来人类生存质量与人类素质的重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审美生存理论及其实践有其深厚的思想资源积淀,梳理审美生存思想的源流就成为审美生存理论及实践研究的首要问题。任何文化都要立足自身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是儒、释、道三家汇流,中国传统审美生存思想就是儒、释、道三家的审美生存思想。西方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为当下建构审美生存及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古希腊关怀自身的审美生存思想、中世纪重视灵魂拯救的审美生存思想、近现代人文启蒙主义的审美生存思想以及后现代注重此在与身体的审美生存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审美思想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文明建构中影响深远,认真梳理马克思审美思想的根基、生成、实践、教化以及马克思审美生存思想的中国化,也成为建构现代审美生存必须完成的准备工作。解析审美生存的根本问题是认知审美生存源流之后的关键工作。借助于审美思想的源流解析审美生存的根本问题,可以理解审美生存的遮蔽、澄明以及审美生存的重建与教化提供支撑。审美生存的根本要素即审美、生存、审美与生存的关系及其审美生存的内在逻辑,故此,从生存是审美的前提、生存是审美的基础、生存是审美的归宿三个方面阐述了生存之于审美的关系,从审美是生存的目标、审美是生存的标准、审美是生存的意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之于审美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生存是审美的根源、审美是生存的升华、个体是践行审美生存的载体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生存的逻各斯。探析审美生存遮蔽是促成人审美生存的基本条件。故此,从审美生存的本源异化、审美生存的现实困境、审美生存的教化缺失三个方面分析了审美生存遮蔽的原因。审美生存的本源异化由来已久,主要是由理性情感的分离、精神危机的产生、虚无主义的形成密切相关。审美生存的现实困境可切身感触,主要包含时空性质的转变、大众传播的异化、审美文化的转型三个方面所造成。审美生存教化的缺失对于建构审美生存意义重大,具体是从功利化导致信仰维度的缺失、齐一化导致差异维度的缺失、规训化导致自由维度的缺失、碎片化导致整体维度的缺失四个维度展开。审美生存的澄明是审美生存研究的目的,也是审美教化与实践的衡量尺度。审美生存的澄明应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审美生存的世界要得以奠基,包括自然环境的优化、文化环境的提升、审美生态的改变三个方面。其次,审美生存的主体要得以建构,包括审美愉悦的重视、移情潜质的发挥、审美心胸的拓展、审美层次的提升四个方面。审美生存的技艺要得以锻炼,包括生存的艺术化、审美的实践化、超越的整体性、死亡的生成性四个方面。审美生存的教化是践行审美生存的必然要求,也是达成理想生存状态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对人类的审美文化进行重构,结合我们自身的传统与现实,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即重建崇高审美、接受悲剧审美、肯认有限审美三个方面展开。其次,应注重加强审美生存的教育,从六个方面入手,即解放人的感性、重视审美直觉、培育审美心胸、培养审美能力、提升审美趣味、学会诗意栖居。再次,应重视提升审美生存的能力,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审美生存的语言能力、审美生存的思考能力、审美生存的节日效用、审美生存的日常践行。最后,应重视身体审美的落实,从三个方面入手,即身体审美的亲在维度、身体审美的超越维度、身体审美的实践通途。人之终极理想,是虽然要面对充满艰辛的生活,但是依旧能够充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人在此审美生存中,不但能够在实践活动与现实境域中实现日新又新、勇猛精进之生活状态,亦可以在精神生活与灵性建构中实现逍遥自在、豁达超越之理想自由。审美生存永无终点,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前行不止中不断超越当下、升华生命。
二、试论基督教的自我更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基督教的自我更新（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人文主义研究 |
| 第三节 为何重申人文主义 |
| 第一章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 |
| 第一节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
| 第二节 人文主义的现代危机 |
| 第三节 人文主义的道德批评 |
| 第二章 人文主义的秩序问题 |
| 第一节 视野层级及其秩序 |
| 第二节 怜悯与宗教替代品 |
| 第三节 性善论与道德努力 |
| 第四节 田园幻想与自然秩序 |
| 第五节 道德目的与艺术秩序 |
| 第六节 秩序的崩坏:次要僭越中心 |
| 第三章 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 |
| 第一节 吴宓与白璧德 |
| 第二节 吴宓与东西文化调和论 |
| 第三节 两种文艺复兴 |
| 第四章 国内人文主义的视野问题 |
| 第一节 视野之争与科玄论战 |
| 第二节 以理制欲与中庸之道 |
| 第三节 新旧之争与进步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白璧德年谱简表 |
| (二)吴宓年谱简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为何以《天主实义》作为分析文本? |
| 三、宗教哲学的观察视角 |
| 四、文献综述:国内外对《天主实义》文本的研究及分析 |
|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及分析 |
| (1) 晚明时期儒、佛学者对《天主实义》的认同和批判 |
| (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天主实义》的研究进路:比较、历史、分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五、主旨论证的思路和篇章布局 |
| 第一章 《天主实义》中的三重语境 |
| 第一节 西士所存在的双重语境 |
| 一、西士的天主教思想背景 |
| 二、西士对儒学的研究与应用 |
| 三、西士恩典神学视角的缺失 |
| 第二节 中士的时代性思想背景及其思想论域 |
| 一、阳明后学的思想主流 |
| 二、晚明中士的思想论域 |
| 三、东林儒学与实学暗兴 |
| 四、中士言辞背后的“感通”思维 |
| 第二章 《天主实义》中的本原论争 |
| 第一节 “位格”性天主:西士对“太极/理”本原论的批判 |
| 一、理性与“位格”性之天主 |
| 二、理性对“太极/理”不能为本原的批评 |
| 第二节 “生成”论之太极/理:中士对西士批判的回应 |
| 一、“生成论”之太极 |
| 二、中士的“敬”意识 |
| 三、感通中的太极/理 |
| 四、生存秩序中的太极/理 |
| 第三节 西士式“本原”观对中士生存秩序完善性辨析 |
| 一、西士式“本原”观中的超越性维度的挑战 |
| 二、超越性维度对中士“生成”论修身的益处辨析 |
| 三、超越性维度对补益儒家社会秩序的理论性意义 |
| 第三章 “独立灵魂”与“万物能否一体”的辩争 |
| 第一节 独立灵魂论:西士的两世说与万物一体观 |
| 一、自由意志与“两世”说 |
| 二、独立灵魂和后世维度的展开 |
| 三、独立灵魂观对万物一体论的批评 |
| 第二节 中士对独立灵魂和万物一体观的驳正 |
| 一、中士道德性的生死观传统 |
| 二、现世维度中的修身与成德 |
| 三、中士的“魂魄论”与万物一体观 |
| 第三节 驳灵魂轮回:中西士间的思想交织 |
| 一、西士对灵魂轮回论的理性批驳 |
| 二、中士在人伦秩序观中驳灵魂轮回论 |
| 第四章 善之论争:为善是否有意? |
| 第一节 西士的“为善有意”观 |
| 一、理性界定中的“善”、“意”概念 |
| 二、善的缺失:西士论“恶”的问题 |
| 三、天主:“正意”之源 |
| 四、为善有意与善之困境 |
| 第二节 中士对“为善无意”思想的辩护 |
| 一、“为善无意”问题的由来 |
| 二、中士以“性”解为善无意 |
| 三、敬天诚性与为善无意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生存意识 |
| 一、后世的抽象性与现实性问题 |
| 二、“利”的现实性与完善性问题 |
| 三、“有意”与“无意”间的张力:“小人—君子”的视角 |
| 第五章 伦理交锋:修身、治学、行孝 |
| 第一节 忏悔与自省:天主拯拔与自我完善 |
| 一、呈现伦理背后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
| 二、忏悔与天主旨意 |
| 三、自省与参赞化育 |
| 第二节 内外有别:学之为己抑或为天主? |
| 一、什么是“真学问”? |
| 二、如何达到真正的学问? |
| 第三节 内外学问的功夫论 |
| 一、理性与灵修 |
| 二、“诚-性”与检慎 |
| 第四节 不同起点上的行孝观 |
| 一、有必要专门谈论孝道问题 |
| 二、西士论孝:以天主之道为目标 |
| 三、中士尽孝:以造就天命为中心 |
| 结语 理性与感通:呈现方式与生存秩序 |
| 一、理性与感通的切磋:一种宗教哲学观察视角 |
| 二、两种认识论、两种认识对象和两种实在性 |
| 三、思想交锋中的感通与对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本选题的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 |
| 第一节 从完美的国家到完美的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 |
| 第二节 前乌托邦时代的思想萌芽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
| 第三节 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 |
| 第二章 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 |
| 第一节 生态乌托邦 |
| 一 生态审美视角对“手工业复归”趋向的解读 |
| 二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 |
| 第二节 技术乌托邦 |
| 一 异化理论与机器文明的反思 |
| 二 去商业化的文学想象及其叙述 |
| 第三节 审美乌托邦 |
| 一 道德伦理与乌托邦审美 |
| 二 乌托邦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育观 |
| 第三章 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极权主义 |
| 一 监视和规训——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空间 |
| 二 为谎言狂欢——死亡意象的叙事隐喻 |
| 三 双重颠倒空间里的整体主义批判 |
| 第二节 工具理性 |
| 一 工具理性历史语境的文学叙事 |
| 二 官僚主义社会想象的文化逻辑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 |
| 一 自由劳动叙事中的女权主义理论 |
| 二 女性乌托邦写作实践中的平权诉求 |
| 第四节 空间隔离 |
| 一 乌托邦文学中“墙”的符号学解读 |
| 二 反乌托邦作品中“墙”的复归 |
| 三 后现代乌托邦文学中“墙”的崩塌 |
| 第四章 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 |
| 第一节 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渊源及内涵变迁 |
| 一 传统乌托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理论渊源 |
| 二 后现代与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构建 |
| 第二节 传统乌托邦文学模式的转迁 |
|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失业、社会福利和歧视链 |
| 二 全社会确定性与自由主义向往的悖谬 |
| 第三节 怀旧的乌托邦——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构建 |
| 一 后现代视域中怀旧病的隐喻 |
| 二 生态诗学与共同体的危机 |
| 第四节 重建乌托邦——新乌托邦文学的特征 |
| 一 新身份认同共同体的建构 |
| 二 美学共同体的生成和分类 |
| 第五章 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承继与反叛 |
| 第二节 乌托邦、反乌托邦与现代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乌托邦共同体 |
| 第四节 永恒的乌托邦冲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1874—1911) |
| 一、清末特殊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动荡政局为开办特殊教育提供宽松土壤 |
| (二)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为特殊教育的产生创造条件 |
| (三)新教育发展为特殊教育移植创设宽容氛围 |
| 二、清末特殊教育的嚆矢 |
| (一)清末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 |
| (二)教会特殊教育机构的兴起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启蒙 |
| (一)盲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 (二)聋哑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的初步探索 |
| (一)确立“识字明道”的培养目标 |
| (二)尊西仿新的课程体系初具 |
| (三)教学方法的移植与改进 |
| 五、特殊教育经费对西国的依附 |
| (一)教会慈善人士的联合募捐 |
| (二)国内教会组织的支持资助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办学的零星尝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初期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1912-1926) |
| 一、民初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军权至上的政局导致特殊教育发展边缘化 |
| (二)城市社会变动改变残疾人的救助观念 |
| (三)教育热潮迭起为特殊教育发展创设民主氛围 |
| 二、民初特殊教育政策的形成与确立 |
| (一)民初特殊教育宗旨的流变 |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初定 |
| (三)特殊学校确立地位与规范管理 |
| 三、特殊教育师资来源的自给自足 |
| (一)特殊学校毕业生扩充师资队伍 |
| (二)特殊学校附设短期师资训练班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变革与课程教学完善 |
| (一)确立“塑造独立国民”的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丰富充实 |
| (三)语言教学方法的改进与调试 |
| (四)上海盲童学校的个案考察 |
| 五、广源众筹的多渠道经费来源 |
| (一)特殊学校的外源性筹资 |
| (二)特殊学校的内源性筹资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办学增加,国人积极仿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的“中国化”渐变(1927-1936)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教育行政渐趋稳定与教育秩序规范 |
| (二)国内预防残疾意识逐渐增强 |
| (三)儿童学研究的发展促使国人关注残疾儿童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
| (一)特殊教育宗旨的核心确立 |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调整 |
| (三)私立特殊学校的管理权过渡 |
| (四)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变通政策 |
| (五)卫生教育与慈善救济的强化实施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一)确立职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 (二)注重专业知识技能的课程设置 |
| (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经验积累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革新与课程教学的本土探索 |
| (一)确立“盲哑教育职业化”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宗教性弱化 |
| (三)国人对语言教学的尝试与突破 |
| 五、西方母国经费来源缩减 |
| (一)国内捐款与政府补助增加 |
| (二)制定学费标准,补充学校经费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与国人办学数量的此消彼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1937-1949)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致使特殊教育重心南移 |
| (二)特殊教育专业组织的兴起助力 |
| (三)战后中国经济崩溃导致特殊教育生存举步维艰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规划与完善 |
| (一)战时特殊教育政策的应时调整 |
| (二)战后特殊教育政策的完善性规划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性增强 |
| (一)专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 (二)注重系统理论学习的课程设置 |
| (三)延聘专业教师开展培训 |
| (四)战后拟定专业师资培养方案 |
| 四、特殊教育办学目标与课程教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
| (一)确立“培养社会有用公民”的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规范设置 |
| (三)特色教学法的形成 |
| 五、经费来源渐趋稳定 |
| (一)社团组织的经费补助 |
| (二)政府经费投入渐增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学校数量扩充,残疾人渐成办学主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特点 |
| 一、特殊教育发展的外生性影响因素 |
| (一)政权更替与国家权力触角的延伸 |
| (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新生与生产力的客观需求 |
| (三)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强势推进 |
| 二、特殊教育发展的内生性影响因素 |
| (一)特殊教育自身的功能转换 |
| (二)特殊教育的人本价值逐渐突显 |
| (三)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 |
| 三、特殊教育发展的特点归结 |
| (一)教育观念由“养”到“教”不断明晰 |
| (二)教育监管由“放”到“收”的集权化 |
| (三)特教师资培养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
| (四)课程教学体系杂糅走向融合的本土化适应 |
| (五)经费来源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开放化集资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 |
| (一)特殊教育本质功能的表达与强化 |
| (二)政府主权意识觉醒加强特殊教育整顿规范 |
| (三)特教师资培养体系的形成与教学经验积累 |
| (四)西式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植入与改造 |
| (五)多方支援加强特殊教育根基巩固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困境 |
| (一)角色定位摇摆不定,教育观念难转变 |
| (二)政策法规零散不健全影响特殊教育规范管理 |
| (三)师资培养体系欠缺阻碍教学工作进展 |
| (四)课程教学过度依赖制约特殊教育独立发展 |
| (五)经费支出基础薄弱导致特殊教育发展缓慢 |
| 三、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
| (一)拓展融合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 |
| (二)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
| (三)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 |
| (四)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 |
| (五)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基本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政治哲学视域的开启 |
| 一、政治哲学:透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视角 |
| (一)何谓政治哲学 |
| (二)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 |
| (三)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视域 |
| 二、古典政治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 |
| (一)真理与意见: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原象 |
| (二)意识形态问题在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化发展 |
| 三、新领域的诞生:启蒙理性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形上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何以成为一种假相或偏见 |
| (二)作为独立的观念科学:意识形态的正式登场 |
| (三)卢梭的启蒙批判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谱写 |
| 四、德国观念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抽象理解 |
| (一)黑格尔的“意识”概念与精神现象学分析 |
| (二)费尔巴哈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 |
| 第二章 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
| 一、马克思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哲学省思 |
|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改写 |
| (三)《共产党宣言》:“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 |
| (四)《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批判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变革与新世界观的内在关联 |
| (一)“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变革的基础原则 |
| (二)意识形态批判是新世界观生成的思想前提 |
| (三)新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成果 |
| 三、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维界定 |
| (一)虚假意识:照相机喻证法的隐微教诲 |
| (二)一般社会意识形式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 |
| (三)观念的重构与“阶级意识”的建立 |
|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特质及其辩证张力 |
| (一)形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
| (二)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
| (三)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
| 五、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功能 |
| (一)基于历史事实的实践原则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解释功能 |
|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辩护功能 |
|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思想整合功能 |
| 第三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哲学诉求 |
| 一、戳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 |
| (一)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属性与现代政治批判 |
|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律背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对立 |
|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
| 二、确立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自觉的阶级意识 |
| (一)在事实性与建构性之间:“无产阶级”的出现 |
| (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实践主体 |
| (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整体性、实践性与超越性品质 |
| 三、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
| (一)生产正义的厘定与无产阶级政治身份的明证 |
| (二)从虚假共同体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
| (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塑 |
| 第四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思想效应及其反思 |
| 一、雷蒙·阿隆:“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 |
| (一)雷蒙·阿隆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曲解 |
| (二)雷蒙·阿隆对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消极态度 |
| 二、马尔库塞:技术革命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重塑 |
| (一)科学的意识与意识的科学—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单向度社会批判 |
| (三)马尔库塞超越单向度社会的方法及其内在局限 |
| 三、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
| (一)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责难 |
| (二)“重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
| 四、拉克劳:走出意识形态的还原论困境 |
| (一)基于阶级立场的质疑与非难 |
| (二)在历史错位与理论危机之间:拉克劳对阶级主体的否定与“发现” |
| (三)话语政治对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五、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反观西方学者的思想主张 |
| (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一种批判的视角: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局限及其反思 |
| 第五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意义 |
| 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趋向 |
| (一)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多重渗透 |
| (二)意识形态的日常化趋向 |
| (三)意识形态的智能化趋向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当代使命 |
| (一)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支撑 |
| 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意义 |
| (一)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二)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立场 |
| (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学术研究空间的发现: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 |
| (二)现实的考量:个人学术兴趣与职业关注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学界对伊拉斯谟着述的整理与翻译 |
| (二)学界的相关学术研究动态与成果评介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儿童的含义 |
| (二)文雅教育与礼仪教育的内涵 |
| (三)儿童教育观的解读 |
| 四、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方法论 |
| (二)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创新与框架安排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教育观念之生发 |
| 一、社会性之源:欧洲时代脉搏的泵压 |
| (一)社会冲击与新需求 |
| (二)思想知识的变革 |
| 二、个性化起点:伊拉斯谟的人生行路与儿童教育情怀的共鸣 |
| (一)私生子身份的困扰 |
| (二)儿童时代的教育与体悟 |
| (三)成年际遇与儿童教育理想的开启 |
| (四)“伊拉斯谟精神”与人生理想的崩灭 |
| 三、历时与共时性之基石: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之学养渊源 |
| (一)历时性之基:古典时代的教育智慧 |
| (二)共时性之基:同时代人思想的共鸣 |
| 第二章 成为至善完人:一体多面的教育目的论 |
| 一、“认识你自己”:人性的重塑 |
| (一)人的可教性:儿童教育的可能性 |
| (二)人的地位:儿童教育的特殊性 |
| (三)人性之善与“无定”论:儿童教育的必要性 |
| 二、灵魂之美:新的“宗教人”之求 |
| (一)身体与灵魂的相应性:宗教人的目的 |
| (二)培养有教养的灵魂:柏拉图灵魂观念之维的拓展 |
| (三)宗教虔诚与古代知识之用 |
| 三、宗教人的目的具象化:美德之求 |
| (一)君主美德镜鉴的特殊性 |
| (二)宗教与道德教育的并轨 |
| 四、人的担当:政治与社会秩序之求 |
| (一)儿童的社会责任教育 |
| (二)作为社会舵手的君主责任教育 |
| 第三章 基于性别区隔的教育内容与性别教育祛“魅”的开启 |
| 一、教育之基:精英男童教育 |
| (一)献给贵族:儿童教育的阶级性之维 |
| (二)献给男童:儿童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与全民性超越 |
| 二、以文习德:文雅教育 |
| (一)文雅教育的核心:语言文法的习得 |
| (二)文雅教育的第一步:语音习得 |
| (三)文雅教育的进阶段:文字习得与书写训练 |
| (四)文雅教育的深度拓展:经典作品的阅读 |
| (五)文雅教育的实践:演讲与写作 |
| 三、以外促内,知行合一:行为——礼仪教育 |
| (一)社会区分的标识:行为-礼仪教育的阶级性 |
| (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身体教育的向度 |
| (三)行为-礼仪教育的功用和异化 |
| 四、因教育而智慧:划时代的女孩教育 |
| (一)女孩教育的六大处方 |
| (二)“皮格马利翁效应”:女孩教育的旨趣 |
| (三)教育机会平等:女孩教育的价值 |
| 第四章 中庸而和缓的儿童渐进教育范式 |
| 一、早教习得与循序教育 |
| (一)早教与儿童心灵塑形 |
| (二)循序教育与儿童教育自觉 |
| 二、游戏教学与寓教于乐 |
| (一)游戏教学法 |
| (二)辩证的“快乐教育” |
| 三、实用的知识-活动习得体系 |
| (一)作品整理与分类 |
| (二)善用记忆力与记笔记 |
| (三)模仿、效法与自觉练习 |
| 四、善用奖惩与反对体罚 |
| (一)奖惩手段的辩证使用 |
| (二)体罚教育批判与慈爱教育 |
| 五、尊重个性与团体竞争 |
| (一)因材施教:儿童中心主义 |
| (二)团体竞争:儿童内在高贵灵魂的释放 |
| 第五章 身边人原则:基于父母、教师重要性的教育环境论 |
| 一、成为父母:儿童成长需求的第一环境 |
| (一)不良家庭照顾:父母角色的分化与校正 |
| (二)儿童教育的首任责任人:母亲的职责 |
| (三)优生优育与榜样的力量:父亲的职责 |
| 二、成为良师:儿童成长需求的第二环境 |
| (一)仅次于国王:教师的社会地位论 |
| (二)高贵之师:教师职业资格要求 |
| (三)慈父:师生关系模式的基调与批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7）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孔学地位的升降隆替与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
| 一、孔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升降隆替 |
| 1.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的复活与孔子的重读 |
|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学与宋学的消长 |
| 3. 洋务运动时期孔子及儒学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4. 戊戌维新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触动与改造 |
| 二、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孔的对峙 |
| 1. 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 |
| 2. 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3. 无政府主义对孔子的批判 |
| 4.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论思潮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
| 一、《新青年》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2. 《青年》杂志的创办 |
| 二、“打倒孔家店”——对孔学的极端否定 |
| 1. 陈独秀对孔学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孔学的批判 |
| 3. 易白沙对孔学的批判 |
| 4. 吴虞对孔学的批判 |
| 5. 胡适对孔学的批判 |
| 6. 鲁迅对孔学的批判 |
| 7. 钱玄同对孔学的批判 |
| 三、“礼教吃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
| 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第三章 “昌明孔学”与中西文化之争 |
| 一、激进与保守——中西文化之争 |
| 1. 中西文化论战 |
| 2. 新旧文化观之论争 |
| 3. 科玄论战 |
| 二、“昌明孔学”——东方文化派对孔学的坚守 |
| 1. 东方文化派出现的原因 |
| 2. 东方文化派的特点 |
| 3. 东方文化派的“昌明孔学” |
| 4. 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
| 5.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意义 |
| 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对孔学的挺立 |
| 第四章 新儒家的兴起与孔学的重生 |
| 一、对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责斥 |
| 1.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
| 2.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 |
| 3.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
|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
| 三、为孔子出头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1. 为孔子出头 |
| 2.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第五章 20世纪孔学的命运 |
| 一、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孔学 |
| 二、否定与传承的变奏 |
| 三、情感与理性的纠结 |
| 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伊格尔顿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 |
| 二、 国内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意义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后现代文化理论：批判与补救 |
|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的自大 |
| 一、 再论“文化的观念” |
| 二、 “文化”与“文明”的辩证统一 |
| 三、 批判“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危机 |
| 第三节 “理论之后”的理论走向 |
| 第二章 激进神学话语的借用 |
| 第一节 信仰与革命 |
| 一、 天主教左派政治 |
| 二、 激进神学话语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具有政治启发意义的神学概念 |
| 一、 上帝与耶稣 |
| 二、 悲剧与爱 |
| 三、 恐怖、邪恶与牺牲 |
| 四、 信仰与希望 |
| 第三节 神学话语的现代价值 |
| 第三章 文学批评危机的应对 |
| 第一节 文学的哲学思考 |
| 一、 维特根斯坦的启示 |
| 二、 再问文学的本质 |
| 第二节 坚守文学批评 |
| 一、 文本作为策略 |
| 二、 文本形式的政治 |
| 三、 细读——重新上路 |
| 第三节 当代的文学批评家 |
| 第四章 激进的文化理论：文化与身体 |
| 第一节 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文化 |
| 第二节 身体唯物主义 |
| 一、 各种版本的唯物主义 |
| 二、 身体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的离散空间 |
| 第五章 反思伊格尔顿文化理论 |
| 第一节 整体关照下的辩证批评 |
| 第二节 策略立场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追求超语言和对批评的批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9）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 一、价值观困境 |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 一、农业经济 |
| 二、商业经济 |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审美生存理论及教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创新及重点难点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重点与难点 |
| 1.4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审美生存思想的源与流 |
| 2.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生存思想 |
| 2.1.1 中国儒家审美生存思想 |
| 2.1.2 中国道家审美生存思想 |
| 2.1.3 中国佛家审美生存思想 |
| 2.1.4 中国文化审美教化思想 |
| 2.2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生存思想 |
| 2.2.1 古希腊的审美生存思想 |
| 2.2.2 中世纪的审美生存思想 |
| 2.2.3 近现代的审美生存思想 |
| 2.2.4 后现代的审美生存思想 |
| 2.2.5 西方文化审美教化思想 |
| 2.3 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生存思想 |
| 2.3.1 马克思审美生存思想的根基 |
| 2.3.2 马克思审美生存思想的生成 |
| 2.3.3 马克思审美生存思想的实践与教化 |
| 2.3.4 马克思审美生存思想的中国化 |
| 3 审美生存的根本问题 |
| 3.1 生存之于审美 |
| 3.1.1 生存是审美的前提 |
| 3.1.2 生存是审美的基础 |
| 3.1.3 生存是审美的归宿 |
| 3.2 审美之于生存 |
| 3.2.1 审美是生存的目标 |
| 3.2.2 审美是生存的标准 |
| 3.2.3 审美是生存的意义 |
| 3.3 审美生存的逻各斯 |
| 3.3.1 生存是审美的根源 |
| 3.3.2 审美是生存的升华 |
| 3.3.3 个体是践行审美生存的载体 |
| 4 审美生存的遮蔽 |
| 4.1 审美生存的本源异化 |
| 4.1.1 理性情感之分离 |
| 4.1.2 精神危机之产生 |
| 4.1.3 虚无主义之形成 |
| 4.2 审美生存的现实困境 |
| 4.2.1 时空性质之转变 |
| 4.2.2 大众传播之异化 |
| 4.2.3 审美文化之转型 |
| 4.3 审美生存的教化缺失 |
| 4.3.1 功利化导致信仰维度之缺失 |
| 4.3.2 齐一化导致差异维度之缺失 |
| 4.3.3 规训化导致自由维度之缺失 |
| 4.3.4 碎片化导致整体维度之缺失 |
| 5 审美生存的澄明 |
| 5.1 审美生存的世界奠基 |
| 5.1.1 自然环境的优化 |
| 5.1.2 文化环境的提升 |
| 5.1.3 审美生态的改变 |
| 5.2 审美生存的主体建构 |
| 5.2.1 重视审美愉悦 |
| 5.2.2 发挥移情潜质 |
| 5.2.3 拓展审美心胸 |
| 5.2.4 提升审美层次 |
| 5.3 审美生存的技艺锻炼 |
| 5.3.1 生存的艺术化 |
| 5.3.2 审美的实践化 |
| 5.3.3 超越的整体性 |
| 5.3.4 死亡的生成性 |
| 6 审美生存的教化 |
| 6.1 重构审美生存文化 |
| 6.1.1 重建崇高之美 |
| 6.1.2 接受悲剧之美 |
| 6.1.3 肯认有限之美 |
| 6.2 加强审美生存教育 |
| 6.2.1 解放人的感性 |
| 6.2.2 重视审美直觉 |
| 6.2.3 培育审美心胸 |
| 6.2.4 培养审美能力 |
| 6.2.5 提升审美趣味 |
| 6.2.6 学会诗意栖居 |
| 6.3 提升审美生存的能力 |
| 6.3.1 审美生存的语言能力 |
| 6.3.2 审美生存的思考能力 |
| 6.3.3 审美生存的节日效用 |
| 6.3.4 审美生存的日常践行 |
| 6.4 重视身体审美的落实 |
| 6.4.1 身体审美的亲在维度 |
| 6.4.2 身体审美的超越维度 |
| 6.4.3 身体审美的实践通途 |
| 结论:充满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
| 跋:仰望审美生存的“乌托邦” |
| 参考文献 |
|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
| 近当代中国学者着作 |
| 中国古代文献 |
| 国外译着 |
| 中文学术论文 |
| 外文着述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试论基督教的自我更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D]. 李海青.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3]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4]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周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D]. 尹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8]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D]. 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审美生存理论及教化研究[D]. 康高磊.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