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论文文献综述)
熊辛格[1](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提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周博[2](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提出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陈亮[3](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鹏辉[4](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认为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梁秋[5](2010)在《风生水起活宝藏》文中提出山南地处世界最大的成矿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成矿带的东段,地质构造背景十分复杂,成矿地质条件十分优越,矿产资源矿种比较齐全、分布较为广泛。如今,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宝藏正进发出耀眼的光芒,造福于雅砻各族人民。 依托资源:矿业发展潜力巨大 我地?
王维[6](2009)在《践行渐进西藏班 ——以武汉市西藏中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梳理内地西藏班(校)相关政策规定及其历史沿程。国家举办内地西藏班,是在1984年,中央领导全面考察西藏之后,为了适应西藏经济建设的需要,针对西藏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状况,中共中央发(1984)22号文件决定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截止到2005年8月,内地西藏班已累计招收初中生29000多名,中专、中师、高中生21000多名,目前在校生有1.4万余名,分布在全国21个省、市的89所学校。内地办学,体现着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关注,体现着全国各地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体现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加强对这一办学形式的针对性研究,有效地解决办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关系到这一特殊民族教育政策的效力发挥,涉及边疆民族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祖国统一的大局。从本质上讲,内地西藏班(校)教育特殊政策是党和国家利用政治、经济等各种杠杆和手段,调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积极性,以多种途径、形式,帮助西藏加快教育发展。本研究的意义:1.内地西藏班(校)是国家为“智力援藏”而实行的一项特殊的民族教育政策,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尽管已经历时20多年,但还没有对内地西藏班(校)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2.西藏问题历来是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智力援藏”的贯彻和实行,体现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是功在千秋的事业。而目前以具体西藏班(校)分析内地西藏班(校)政策研究尚待弥补。3.跨文化教育(Cross-culturalEducation)或称为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 Education)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避免并应加强相关研究的。内地西藏班(校)是跨文化教育的一具体教育模式,内地西藏班(校)的研究,丰富了我国的民族教育理论。本论文就此以武汉市西藏中学为例。从武汉市西藏中学的前身——沙市六中、荆州新区、武汉市洪山中学西藏班共四个阶段,进行历史文献的整理。本研究考虑采取文献分析、由野调查等具体方法:文献分析:由于本研究首先要对武汉市西藏中学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因此,前期的基础工作主要是收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研究论文和报道,然后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类,以资研究的参考和引用。田野调查: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学校内外相关人员的愿望、需求及态度密切相关,要了解他们的真实观点,必须取得他们对研究者的支持,因此,田野调查成为完成本研究所必需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是:笔者在2006年8月份和10月份两次去湖北沙市六中、荆州新区做了具体的访谈;2006年6月5日—2006年10月在武汉市洪山高中西藏班进行田野调查并写了日记;2006年8月22日—2006年9月3日在西藏山南地区访谈。本文首先在引论中介绍了本文写作的缘起、研究的背景,接着介绍研究的目的及意义。谈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并进行了相关方面的文献综述。在文章的第一章介绍了西藏教育概况,包括解放前的教育及特点和新西藏现代教育发展之路;第二章介绍了西藏特殊教育政策的背景和内容以及其中的政策——内地西藏班(校)的创建的具体经历;第三章笔者运用历史文献法和访谈法对武汉市西藏中学的历经阶段进行了梳理,包括西藏班筹备工作、沙市六中的西藏班、荆州市荆州中学新区、武汉市洪山中学西藏班、武汉市西藏中学;第四章记载的是笔者在武汉市洪山高中西藏班田野调查及分析,包括学生的入场、在场、离场三方面;第五章介绍了武汉市西藏中学教师们的教学生活状况,主要介绍了教师们的来源、组成、工资待遇、日常教学和职责;第六章是笔者到西藏山南的相关访谈,有对教体局的主任和西藏自治区专员的访谈,有对山南地区一小校长的访谈,有对山南学生家长的访谈;第七章结语中介绍内地西藏班取得的巨大成就、办理西藏班过程中主要问题及建议和今后内地西藏班(校)这一特殊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
屈金星[7](2009)在《从绿原到天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子:一封在喜马拉雅山系写给温夏理的信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您好! 我们是奋战在海拔5300多米的西藏喜马拉雅山系康金拉山铬铁矿危机矿山找矿的勘探队员,感谢您对地质矿业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特托来访的中国矿业报记者屈金星带给您一封信,并祝身体健康,祝伟
中国银行山南地区支行[8](2007)在《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支行与西藏山南地区江南矿业责任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2007年8月1日下午,"中国银行山南地区支行与西藏山南江南矿业责任有限公司战略合作(除授信业务外)签字仪式"在江南矿业公司举行。中行山南地区支行党委书记、行长袁武,支行党委成员朱红华副行长、尼玛次仁副行长与西藏山南江南矿业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凯生等领导出席了签字仪式。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双方合作历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为双方继续深入开展业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促进中国银行和西藏山南江南矿业责任有限公司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王璞[9](2004)在《立足资源优势 走多元化经营之路——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文中认为2000年,山南地区行署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形势下,对地区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针对1995年来铬铁矿市场的状况和山南地区所属的地区铬铁矿、贡嘎县香嘎山铬铁矿、曲松县民采矿三家生产铬铁矿企业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进行改制的决定,经过几年的运作,实践证明,此举是成功的,对推动山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
邓仕海[10](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指出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一)公路类约章 |
(二)航运类约章 |
(三)铁路类约章 |
(四)航空类约章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上篇:游兴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一、职业类型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一、考察旅行 |
二、公务旅行 |
三、返乡探亲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本章小结 |
中篇:游踪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本章小结 |
下篇:游观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二、医治“都市病”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小结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小结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小结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小结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的背景说明和问题意识 |
二、研究综述 |
三、核心史料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四、思路与结构 |
第一章 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时代回应 |
第一节 重整陆海边疆—以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为中心的考察 |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
三、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
第二节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
一、国际视野下的东北边疆 |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 |
三、维新变法新政中的边疆因素 |
四、边疆为重心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 |
五、清末民初之际边疆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 |
六、未来大同世界中的中国边疆 |
第三节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
三、边疆危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 |
四、东三省、蒙古与西藏、新疆:西北陆地边疆轴向的危局 |
五、边疆残局与共和国:从帝国遗产到现代国家政略 |
第二章 吴禄贞的东南革命 |
第一节 晚清革命党人的边疆与革命方略—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中心 |
一、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 |
二、黄兴的边疆革命实践 |
三、章太炎的边疆舆地知识与排满革命 |
第二节 吴禄贞东游日本与东南的革命聚义 |
一、吴禄贞投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
二、吴禄贞在日本东京的武备留学生生涯 |
三、吴禄贞投身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共谋的自立军起义 |
四、吴禄贞受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五、吴禄贞在两湖的革命聚义 |
第三章 吴禄贞的内蒙古东四盟边疆调查 |
第一节 吴禄贞入职中央练兵处 |
一、吴禄贞在练兵处的职事活动 |
二、吴禄贞随理藩院尚书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 |
第二节 吴禄贞的内蒙东四盟调查 |
一、清王朝治下的内蒙东四盟社会政治制度 |
二、内蒙东四盟社会的生计与资源配置 |
三、内蒙东四盟社会的风俗民情 |
四、内蒙东四盟的社会危机 |
第三节 吴禄贞的蒙古经营方略 |
一、内蒙东四盟的边疆危机 |
二、内蒙古政治和军事的改革方案 |
三、内蒙古宗教与教育改革方案 |
四、内蒙古经济与民生改革方案 |
五、塞北边疆的近代国家建设 |
第四章 吴禄贞的西北边疆调查 |
第一节 穿越古中原的边疆感怀 |
一、吴禄贞有志于边疆 |
二、吴禄贞在中原的边疆怀古与考察 |
第二节 西北甘肃境内的沿途调查 |
一、吴禄贞所见兰州以东的社会经济风貌 |
二、吴禄贞在兰州遭遇的政治陷害 |
第三节 俄日军官视野中的中国新疆 |
一、马达汉、日野强呈现的新疆内外危机 |
二、马达汉与日野强对新疆省府乌鲁木齐的调查 |
三、马达汉考察所见西北边疆的多元族群 |
第五章 吴禄贞的东北边疆建设 |
第一节 日本在东北边疆制造的"间岛问题" |
一、吴禄贞任职东北边疆 |
二、吉林延吉厅与"间岛问题" |
三、日本对延吉厅的特殊调查 |
四、日本侵占延吉厅政策的酝酿 |
第二节 吴禄贞对延吉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证成—以延吉边务调查为中心 |
一、中国历史体系中的延吉历史空间 |
二、清王朝对延吉厅的政权建设 |
三、延吉厅的地理空间 |
四、韩民在延吉厅的越垦历程和"垦民"的入籍中国 |
五、中国和朝鲜关于吉韩界务交涉的历史分期 |
六、吴禄贞对日本"间岛问题"的纠谬 |
七、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和领土的政策 |
第三节 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 |
一、吴禄贞与吉林边务公署的设置 |
二、吴禄贞面对日本越境延吉的筹谋 |
三、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外交为重心 |
四、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内政为重心 |
五、吴禄贞参与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延吉交涉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践行渐进西藏班 ——以武汉市西藏中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藏教育概况 |
第一节 解放前的教育及特点 |
一、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教育的概况 |
二、封建农奴制教育的几种形式 |
第二节 新西藏现代教育发展之路 |
一、现代民族教育的创建(1951-1958) |
二、现代民族教育的蓬勃发展(1959-1965年) |
三、现代民族教育的困难和恢复时期(1966-1986年) |
四、现代民族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健康地发展(1987年—) |
第二章 西藏教育特殊政策 |
第一节 西藏教育特殊政策涵义、依据及内容 |
一、西藏教育特殊政策涵义 |
二、西藏教育特殊政策制定的依据 |
三、与一般民族教育所共有的政策 |
四、国家对西藏教育特有的政策 |
第二节 举办内地西藏班(校)是一项针对西藏的特殊的民族教育政策 |
第三节 内地西藏班(校)的创建 |
一、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84年 |
二、西藏自治区大事记1984年 |
三、田纪云回忆 |
四、内地兴办西藏班(校)的工程正式启动 |
第三章 湖北内地西藏班(校)历经阶段 |
第一节 西藏班筹备工作 |
一、沙市六中的筹备工作 |
二、筹备工作中的相关文件 |
三、西藏班的各项经费标准 |
四、西藏昌都行署教育局文件《关于西藏班的工作报告》 |
五、西藏驻成都办事处政治部来信 |
第二节 沙市六中的西藏班(1985年9月—2003年9月) |
一、沙市六中举办西藏班18年将成为辉煌的历史载入史册 |
二、取得的辉煌成绩 |
第三节 荆州市荆州中学新区西藏班(2003年8月—2005年8月) |
一、媒体报道 |
二、笔者访谈 |
第四节 武汉市洪山中学西藏班(2005年8月—2006年12月) |
一、笔者对洪山高中西藏班马进老师的采访 |
二、有关媒体报道 |
第五节 武汉市西藏中学(2006年12月——) |
第四章 湖北武汉市洪山高中西藏班田野调查 |
第一节 入场描述 |
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六中招生简章 |
二、山南教体局关于对2006年内地西藏班学生报名资格进行公示的说明 |
三、2006年山南地区内地西藏班招生考试阅卷工作圆满结束 |
四、1990年新学生情况记载 |
五、入场争夺 |
第二节 在场描述 |
一、日常作息安排 |
二、日常管理 |
三、笔者洪山高中西藏班的田野调查笔记 |
四、课外活动与假期管理 |
五、在场生存 |
第三节 学生离场 |
一、1986级学生情况 |
二、1989级学生情况 |
三、1997级学生情况 |
四、武汉西藏中学学生高考情况 |
五、离场转接 |
第五章 教师们的教学生活状况 |
第一节 教师配备和工资待遇 |
一、教师配备 |
二、对教职工实行特殊教育的补助标准 |
第二节 教师们的日常教学 |
一、学校的教学工作计划 |
二、武汉市西藏班公开课 |
三、教学教研交流活动 |
第三节 西藏班教师职责 |
一、班主任工作职责 |
二、年级组长、保卫科长岗位责任 |
第六章 西藏山南访谈 |
第一节 笔者的山南日记 |
第二节 山南教体局——教练局主任和西藏自治区教育专员的采访 |
一、扎西主任的采访 |
二、对西藏自治区教育专员的采访 |
第三节 小学校长——藏族小学生对西藏内地班的痴迷 |
一、山南地区—小校长边巴次仁的采访——巴桑曲珍父亲 |
二、对巴桑曲珍妈妈琼达的采访 |
第四节 学生家长——理性中的选择 |
一、对其米多杰—家的采访 |
二、对扎西多杰父母的采访 |
第七章 结语 |
第一节 内地西藏班(校)取得的巨大成就 |
第二节 内地西藏班(校)举办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
二、办学主体对办学困难估计不足 |
三、教育教学管理存在缺位现象 |
四、毕业生与当地的文化不相融合 |
五、自费生培养缺乏相关规定和依据 |
第三节 内地西藏班(校)政策执行的建议 |
一、建立高效有力的管理体制 |
二、切实解决好办学经费,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
三、加强管理,提高教育水平 |
四、建立一支热爱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的干部、教师队伍 |
五、扩大自费生的规模,适应西藏教育的需要 |
六、内地西藏班(校)这种特殊的教育政策应长期坚持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一) 边政方面 |
(二) 边吏方面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一、自然环境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一、先秦时期 |
二、秦汉时期 |
三、蜀汉时期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五、隋朝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一、僚人 |
二、党项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四、东女国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六、吐蕃 |
七、爨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一、招抚西南 |
二、官署机构 |
三、行政建置 |
四、羁縻府州 |
五、军事部署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二、分治两川 |
三、两税三分 |
四、韦皋镇蜀 |
五、宪宗抑藩 |
六、德裕筹边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一、健全制度 |
二、因地制宜 |
三、不断创新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四、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4]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5]风生水起活宝藏[N]. 梁秋. 山南报(汉), 2010
- [6]践行渐进西藏班 ——以武汉市西藏中学为例[D]. 王维. 中央民族大学, 2009(01)
- [7]从绿原到天路……[N]. 屈金星. 中国矿业报, 2009
- [8]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支行与西藏山南地区江南矿业责任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J]. 中国银行山南地区支行. 国际金融, 2007(09)
- [9]立足资源优势 走多元化经营之路——西藏山南江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J]. 王璞. 西藏发展论坛, 2004(01)
- [10]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