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枪匪集团（论文文献综述）
周豪琪[1]（2020）在《太平军在常熟》文中研究指明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对于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60年5月,太平军一举击破清江南大营。天王洪秀全命令忠王李秀成率军乘胜东征,开拓苏南,在此次行动中,隶属于苏州的常熟便成为了太平军的进攻目标。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继而略定苏南,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根据地苏福省。常熟是太平军在苏州地区最后攻克的一个城市,当他的近邻州县都已经被占领之时,常熟的地主团练仍在负隅顽抗。直至1860年9月中旬,太平军将领黄文金与李远继才率军攻陷常熟,很快,常熟在经历了黄李二人为期20日左右的管理之后,便进入到了以钱桂仁为首的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太平军在常熟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力图能够有效控制常熟,并且更希望从此地获取充足的粮饷来支援前线太平军的作战。然而,太平军在常熟的统治出现了许多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政府当局忽视了常熟地区因漕弊等问题而存在的社会矛盾,不顾当地百姓的实际诉求,在施政时一切服务、服从于军事,致使传统社会的旧弊重又显现,农村社会民变频发,人们对于太平天国政府的好感荡然无存。在军事政治方面,掌握常熟大权的钱桂仁等军事将领在后期被清方策反,直接导致常熟在1863年初失陷。事发一隅而关系到全局,常熟成为了太平军在苏州地区最先失去的城市,他的失陷也成为太平军失去整个苏南的起点。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太平军从攻占常熟到失去常熟的整个历史经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太平军进攻常熟的背景,主要探讨道咸年间常熟地区出现的漕弊、银贵钱贱、抗租罢漕等社会问题,以及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常熟地方对此的反应;第二部分主要叙述太平军进军常熟的经过,包括二破江南大营、横扫苏南、攻克常熟等历史事件;第三部分主要概括太平军在管理常熟时所实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制度与措施;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太平军在常熟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以及因此而失去常熟的经过;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简要概括了太平军在常熟的整个历程,分析太平军攻占与失去常熟的原因,从宏观层面对太平军在常熟的种种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吕姝焱[2]（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陈伟[3]（2016）在《黑恶势力与地方治理——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枪船现象的政治学考察》文中认为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的枪船本属地方黑恶势力,清地方政府最初因镇压乡民抗税用之,此后枪船日兴。至太平军至,枪船参与地方治理,与洪、清发生关系,时而助洪,时而助清,或两边兼办,表现不一。后遭太平天国清剿。太平天国覆灭后,清政府亦采取严厉措施会剿枪船,至此枪船之名始灭。枪船的兴衰,折射的是政府权力消涨的逻辑。无政府状态下盗匪纷起,人们求助于地方黑恶势力以自保,此为"正式政府衰败后的民间自救性代偿"现象。然而,黑恶势力参与地方治理,终非长久之计,短期或有用,日久则弊端丛生。
张高伟[4]（2015）在《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的士绅转型 ——以金松岑、柳亚子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金松岑、柳亚子这两个中下层士绅为考察对象,分析他们在清末民初之际的论说与实践,展现二人地方权势的构建与变迁。以金、柳为代表的士绅在变世之局中对个人出路的探寻实丰富了江南地区士绅转型的多层面相。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勾描了近代吴江的地理,与苏、沪的交通、通信,并侧重分析金家和柳家在各自地方的家势、交际,这些是金松岑与柳亚子与生俱来的背景。第二部分,论述了金、柳二人在革命潮下对各自出路的探寻,二人在早年都拜服于革命思潮,之后柳亚子到上海参与南社,而金松岑继续地方教育,退出了“革命中心”。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注目于金松岑和柳亚子地方权势的构建与变迁。金松岑迁苏治学,又冶游交友,其声望已经越出吴江一地,最终得以步入政途。柳亚子凭借南社积聚了广大的交友圈,当他在上海不得志转归吴江,亦能声振乡里。第五部分作为结语,对金、柳二人这数十年的转型之路做一比较、评论。金松岑和柳亚子在家势、早年经历上虽有不少类似之处,但亦有诸多相异处,使得他们走上了不同的转型之路,展现了两种思想转变的历程。金松岑更多地依托经营吴江地方教育进而上升到政界,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对地方教育和水利建设等政务形成了较为理性的看法。而柳亚子依赖在上海主盟南社,在文人圈子赢得了名望,进而回到吴江地方宣传新思想,相较而言,柳亚子的思想一直比较趋新,较多夹杂个人的情绪。
胡勇军[5]（2015）在《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为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意图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构地方政权,从而极力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与扩张。那么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渗入基层社会,在渗透的过程中又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基层社会对此又作出何种反应,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苏州乡村的个案研究,以此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力量来构建和完善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政体系,经过多次的调整和规划,最终确定了乡镇机构在基层社会的重要领导地位,而在乡镇之下则先后通过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进行强化控制。除此之外,还大力发展党部、农会、警察系统和保卫团,以此来构建整个基层社会的防控体系。其次笔者分别从租佃制度改革、围剿湖匪、改造社会风俗以及乡村建设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经过考察,笔者发现由于国家在勘荒和催租事务上面的介入,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风潮,加剧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围剿湖匪方面,通过军警之间的有力配合,剿匪效果显着,对维护乡村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乡村中烟赌和迷信活动的盛行,国家意图通过强制力量对乡村社会风俗进行改造,但却因自身原因而收效甚微。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乡村经济,国家不得不承担起重责,并联合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开展乡村建设。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国家在乡村事务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民众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和改造状态。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对乡村事务的过多干涉,从而将自己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推动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但又由于自身原因而存在种种弊端,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近代转型中的艰难性。
胡勇军[6]（2014）在《1927～1937年吴县湖匪活动及时空分布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猖獗,危害社会经济和民生。土匪研究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则借助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1927—1937年吴县地区的匪患及其时空分布进行了初步探讨。得出结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吴县地区湖匪活动猖獗,由于受自然地理和地方防护等因素的影响,匪患主要分布在西南太湖、东北阳澄湖以及东南吴淞江流域地区,而西北地区则相对较少。为了打击湖匪势力,地方政府迅速扩充警察数量,加强乡村治安及防控体系建设;国民政府则先后在苏州设立江南剿匪司令部和太湖剿匪总指挥部。通过军、警以及地方保卫力量的配合,剿匪效果显着,尤其是1931年之后匪患程度明显减轻,但却不能根本上消除盗匪活动。
曹金娜[7]（2013）在《清代漕运水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人口增长,社会繁荣,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人均占有土地日益失调。清政府推出新政摊丁入地,把原来按人头摊派的丁银改为匀入田地缴纳,使贫苦无地人民不但在经济上免除了丁银之苦。户丁编审制度的停止,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从而加速了人口流动。清代河患严重,以黄河最着,淮河次之。每当河患之时,河北、河南、江苏、山东等省份灾民沿运河下江南就食。漕运绵延几千里,河北、山东一带运河水浅、地形崎岖,需要大量短纤、驳船工人,大量游民加入到漕运工作中。康熙三十五年,为了维持漕运的正常运转,清政府改为每船佥运军一人,其余九名雇佣水手,以协助漕运,从此漕粮运输中雇佣水手制度化。清代基层漕运组织日益增强。每年佥选旗丁领运,再加上雇佣的头舵、水手,整个漕运基层组织人口不下十万,及临时雇佣的剥浅、头纤等人。漕运水手每年运送漕粮及回空,途中多险要之地,漕船的顺利航行需水手间相互合作。加之,运丁苛扣侵蚀及不法之徒欺侮侵扰,水手内部出现了互助互济性组织。明末清初之际,罗教在水手内流传。往来回空水手借居罗教庵堂吃素念经,日久相率皈依罗教。罗教与互助性的漕运水手组织相结合以一种民间宗教组织形式在水手中发展。雍乾年间,漕运水手组织内罗教组织出现分化。乾隆中叶,随着罗教庵堂转移到老堂船上,罗教组织内帮会权利系统的建立,漕运水手罗教组织已具备秘密会社的主要特征。罗教组织分化出的小宗派,相互排斥,争夺生计,在整个运河水系形成了对峙局面。为优恤运军,弥补薪资不足,清政府允许漕船在重运、回空之际,携带一定数额的免税货物,称之为土宜。漕船运输土宜对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起到一定作用,有利于南北物资的流通、平抑京师物价,促进了国内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漕船违背了政府对土宜数额、种类的限制。老官（漕运水手行帮水手之首领称为老官）视漕船为己业,为了通过漕船携带土宜获得更多利益,不同船帮间为了争驾漕船而发生械斗。漕船水手的私货运销活动成了水手行帮的内聚力。清中叶后漕运系统弊端丛生,漕务各级官吏,皆籍其参与之便,从中贪污索贿。为了应付各方勒索,运军不得不致力于私货贸易,致使私货贸易更加盛行。清中后期,漕运水手行帮力量扩张,促进了漕船走私活动。在各方合作下,漕船私货贸易逐渐形成了庞大的走私网络。太平天国运动与黄河铜瓦厢改道使得漕运中断,运丁、水手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话题之一。到太平天国时期,漕运水手问题真正浮现出来。水手除了因失业滋事之外,还纷纷加入到其他各种社会势力中。这些社会势力主要的经济来源以贩运私盐为主。从而,失业之水手又回到昔日私货贸易网络中去了。他们今日之贸易对象,仍是昔日之私货贸易对象。河运停止,失业水手脱离漕运系统,流转各地的成员又回到昔日人际网络中去。漕运制度为漕运水手行帮的出现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漕运系统之弊端与水手之生活境地促进了水手行帮的发展,壮大行帮势力。政府为了稳定漕运秩序,对运军、水手进行补贴,允许携带土宜,因此私货贸易产生。漕船私货贸易数额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水手行帮的发展,水手行帮的发展又促进了私货贸易的进行。清末,漕粮河运停止,水手被遣散。漕运水手行帮组织得以维系并进一步衍生出许多帮会组织。为了维持帮会组织的正常运行,失业水手又从事昔日私货贸易,继续维持昔日的人际网络与行为模式。
蒋民国[8]（2010）在《近代苏州烟毒问题及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鸦片毒品大量流入中国。地处江南沿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交通便利的“天堂”苏州也较早地陷于黑色毒雾之中。近代以来苏州烟毒泛滥程度居于江苏前列,其特点主要体现为吸食者面广量大,毒品品种多,鸦片行销量大。而导致苏州毒品泛滥的最主要原因则是英日等国对华毒化政策和鸦片贸易,这在英国对华贸易“苏州体系”的形成,苏州设关以及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后烟毒数量呈爆发性增长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此外,发达的经济条件及临近上海的有利区位因素也为苏州烟毒的输入提供了便利。地方军阀及社会黑恶势力也对苏州烟毒泛滥起着推波助澜之效。近代苏州烟毒的泛滥不仅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影响民众生活水平,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大量资金流向烟毒贸易及消费也严重影响了苏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近代以来,苏州烟毒问题的治理特点及成效与中央政权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将近代以来苏州烟毒治理分为两个时期。自道光年间至民国初期,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衰弱,地方官员（如林则徐、李秀成、谭继洵、谭序初、陈虁龙、程德全等）及民间禁烟组织（如中国苏州禁烟会和苏州商会等）在苏州禁烟中起着主导作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随着中央政权力量的加强,政府在苏州地方禁烟中起主导作用。这在这一时期苏州地方禁烟机构较为完备,禁烟法规较为健全,政府注重禁烟的舆论宣传,科学禁烟,完善善后措施,同时注重发挥民间禁烟力量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近代以来,尽管苏州烟毒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近百年间苏州烟毒却是屡禁不止,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英日等国对华毒品贸易及其对中国禁政的阻挠和破坏不仅是苏州烟毒泛滥,同时也是苏州烟毒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而旧中国历届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始终无禁绝烟毒之决心,政府官员和执法者队伍的腐败以及苏州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等也是近代苏州烟毒问题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透过对近代以来苏州烟毒问题及其治理的反思,我们不难看出,烟毒问题的治理其实也是一个系统性社会工程。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否以及政权性质（是否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是能否彻底解决烟毒问题的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州烟毒的禁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充分开展全民禁毒运动,加强禁毒立法及禁毒的国际间合作对于禁绝烟毒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本课题将近代苏州百余年间烟毒问题及治理作一系统、全面地考察,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的禁毒工作自有一定借鉴意义。
王加华[9]（2005）在《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周期》文中指出作为传统时代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深刻影响着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节奏。受自然节律的影响，一年之中，农作物从播种、收获再到加工，各工作环节依次顺时展开，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农事节律。与之相适应，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会在一年之中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点。基于此，本文就予以农事节律为纲，把农事节奏与乡村生活节奏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以求对近代江南农村社会实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则从三个层面展开进行：第一个层面称之为节律层面，包括自然节律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农事节律两个方面。基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巨大影响力，所以先对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进行论述，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分区探讨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作制度，最后再对各作物的具体种植程序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展开论述。第二个层面称之为经济行为层面，以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投入情况为例进行分析。首先是劳动力问题。与农事季节相对应，劳动力投入也就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点。而在农忙时自家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雇工等便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此外，男女劳动力在一年之中的投入情况也是不同的：农忙大田生产以男子为主，而农闲副业生产则以女子为主。劳动力外，农具与耕牛等的投入情况也与农事节奏紧密相关，一是表现在购买或保养上，二则是农忙期间的贷借与共用上。第三个层面称之为社会活动层面，以盗匪活动与乡村娱乐活动为例，具体探讨农事节奏与社会生活节律的关系。首先看近代时期江南地区勃发的盗匪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点，即农闲期多而农忙期少。与此相同的是，农村中的各种娱乐活动，如节庆、戏剧、赌博、社交等也都在农闲时进入发生高峰期。总之，传统时代的乡村生活基本都是围绕农事节律而展开的，只是在不同的经济区稍有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间的关系，其实质在于把乡村社会节奏纳入到自然节律中去。只是，近代以来在各种因素的冲击之下，这种模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许多活动开始逐渐偏离农事节律的影响力。
朱蓉蓉[10]（2003）在《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及其当代意义》文中提出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它是指不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团体以及有影响的个人所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本文从民间外交这一新视角探讨中共在抗战时期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分析抗战期间中共民间外交广泛开展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总结民间外交的当代意义，并对新世纪民间外交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对抗战时期的中共民间外交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研究走向深入，而且对当代中国民间外交活动的实践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枪匪集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枪匪集团（论文提纲范文）
（1）太平军在常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太平军到达前常熟地区的社会危机 |
| 第一节 漕政弊端与银贵钱贱 |
| 第二节 民众罢租抗漕的集群行为 |
| 第三节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常熟地区的反响 |
| 第二章 太平军进军常熟 |
| 第一节 1860年太平军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行动 |
| 第二节 太平军攻克常熟 |
| 第三章 太平军在常熟实施的制度与措施 |
| 第一节 军政制度与措施 |
| 第二节 经济制度与措施 |
| 第三节 文化制度与措施 |
| 第四章 太平军在常熟的失败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民变频发 |
| 第二节 清方势力的渗透与招降 |
| 第三节 太平军失守常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 一、文学夫妻 |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 二、汪佑南 |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 二、张定鋆 |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3）黑恶势力与地方治理——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枪船现象的政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枪船的由来 |
| 二、枪船活动的基本状况 |
| 三、枪船的特点 |
| 四、基于政府理论的思考 |
（4）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的士绅转型 ——以金松岑、柳亚子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综述 |
| 二、研究方法与文献资料 |
| 第一章 金、柳家族与吴江社会 |
| 一、近代吴江概览 |
| 二、同里与金家 |
| 三、分湖与柳家 |
| 第二章 革命潮下的出路 |
| 一、金、柳的早年交往 |
| 二、柳亚子与南社 |
| 三、金松岑：走出“革命中心” |
| 四、革命潮中成陌路 |
| 第三章 金松岑地方权势的构建与变迁 |
| 一、治学问道 |
| 二、短暂的官宦生涯 |
| 第四章 柳亚子地方权势的构建与变迁 |
| 一、吴江的南社 |
| 二、分湖先哲祠与《新黎里》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与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脉络的梳理与讨论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江南乡村史研究评述 |
| 二、问题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国家权力与乡村基层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县级以下政权的构建 |
| 一、行政区划变迁 |
| 二、区公所 |
| 三、乡、镇公所 |
| 第二节 县党部 |
| 一、吴县党部的发展概况 |
| 二、党部的工作及实效 |
| 第三节 农民协会 |
| 一、吴县农会的发展概况 |
| 二、农会的性质和组织功能 |
| 三、农会的工作实效及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乡村控制体系的建立 |
| 一、警察 |
| 二、保卫团 |
| 三、保甲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旱灾、农民抗租与租佃制度改革 |
| 第一节1934年江南大旱与农民暴动 |
| 一、1934年苏州大旱 |
| 二、农民抗租暴动 |
| 三、镇压与善后 |
| 第二节 1935—1936年农民抗租与租佃制度改革 |
| 一、1935—1936年苏州农民抗租风潮 |
| 二、渭泾塘惨案 |
| 三、租佃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渗透与农民抗租 |
| 一、扑朔迷离的真相 |
| 二、勘荒：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争执 |
| 三、催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渗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湖匪、地方防护与乡村治安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太湖湖匪活动概况 |
| 一、湖匪的定义 |
| 二、太湖湖匪帮派 |
| 三、湖匪作案的特点 |
| 第二节 匪患的时空分布 |
| 一、匪患的时间分布 |
| 二、匪患的空间分布 |
| 第三节 地方防护建设 |
| 一、基层保卫力量 |
| 二、警察 |
| 三、军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烟赌、乡村迷信与社会风俗改良 |
| 第一节 鸦片盛行与地方政府的禁烟运动 |
| 一、鸦片在苏州社会中的盛行 |
| 二、地方政府的禁烟运动 |
| 三、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乡村中的赌博之风与政府治理——以苏州为中心 |
| 一、危险的娱乐：江南地区的赌博之风 |
| 二、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禁赌 |
| 三、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对迷信活动的改造——以民间祈雨为例 |
| 一、迷信活动在苏州乡村的盛行 |
| 二、地方政府对迷信风俗的改造 |
| 三、从宗教信仰到迎神赛会：1934年苏州民间祈雨 |
| 四、地方政府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社会团体与乡村建设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与吴县农村合作运动 |
| 一、吴县农村合作运动发展概况 |
| 二、农村合作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与民众参与 |
| 三、农村合作社经营状况 |
| 四、吴县合作运动的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合作学社与光福实验区 |
| 一、光福蚕桑实验区的成立 |
| 二、改造措施 |
| 第三节 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善人桥实验区 |
| 一、善人桥实验区的成立 |
| 二、改造措施 |
| 第四节 苏州基督教青年会与唯亭山乡村建设 |
| 一、基督教青年会与唯亭山农村服务处的成立 |
| 二、改造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清代漕运水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主要使用的史料 |
| 四、本文结构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清代漕运制度的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以前漕运制度总论 |
| 一、漕运的萌芽期 |
| 二、漕运的发展期 |
| 三、漕运的成熟期 |
| 四、漕运的臻于完备期 |
| 第二节 清代漕运制度的特点 |
| 一、清承明制与漕运制度的确立 |
| 二、漕粮运输机构 |
| 第三章 清代漕运水手组织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清代漕运水手组织的出现 |
| 第二节 清代漕运水手罗教信仰的阶段性变化 |
| 一、雍乾年间漕运水手罗教信仰情况 |
| 二、道光朝漕运水手罗教信仰情况 |
| 三、阶段性变化探析 |
| 第三节 清代漕运水手罗教信仰的地区性差异 |
| 一、罗教在江浙漕运水手中的传播 |
| 二、罗教在其他有漕省份的传播 |
| 三、罗教传播地区性差异探析 |
| 第四节 漕运水手行帮形态的确立 |
| 一、漕运水手行帮的确立 |
| 二、漕运水手械斗的组织形式和时代特征 |
| 三、漕运水手械斗问题探析 |
| 第五节 漕运水手行帮组织的性质 |
| 第六节 清政府相应政策的修订和执行 |
| 第四章 漕运水手的私货运销活动 |
| 第一节 漕运水手私货运销物品和方式 |
| 一、私货贸易运销的相关规定 |
| 二、清代私货贸易的物品及私货运销影响 |
| 第二节 私货运销的成员及之间的关系 |
| 一、漕船运军、水手 |
| 二、沿河地区官员、商人 |
| 第三节 漕运水手行帮的确立对私货运销活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清政府处理私货贸易之政策 |
| 第五章 漕粮海运后漕运水手的出路 |
| 第一节 清中后期漕运制度的变迁 |
| 一、清中后期漕运制度的变革 |
| 二、漕粮海运的影响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时期漕粮水手问题的表现 |
| 一、江南地区 |
| 二、江北地区 |
| 第三节 青帮的出现 |
| 一、青帮及其他行帮的出现 |
| 二、青帮及各行帮特点 |
| 三、青帮组织结构与帮规、礼仪 |
| 结论 |
| 附录表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近代苏州烟毒问题及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苏州烟毒泛滥及危害 |
| 一 近代苏州烟毒的特点 |
| 二 近代苏州烟毒盛行原因 |
| 三 近代苏州烟毒泛滥的社会危害 |
| 第二章 近代苏州烟毒问题的治理及其成效 |
| 一 道光至民国初期的苏州禁烟 |
| （一） 地方官员的主导作用 |
| （二） 民间地方组织禁烟成效显着 |
| （三） 道光至民国初期的禁烟成效与存在问题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苏州禁烟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州禁烟特点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州禁烟成绩 |
|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州禁烟的困难与弊端 |
| 第三章 对近代苏州烟毒问题的历史反思 |
| 一 近代苏州烟毒问题未能彻底禁绝的原因 |
| 二 近代苏州烟毒治理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9）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周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农业史方面 |
| 二、农村经济方面 |
| 三、农村社会生活方面 |
| 第三节 相关问题的界定与说明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及基本思路 |
| 第五节 基本资料的运用 |
| 一、地方志 |
| 二、古农书 |
| 三、解放前报纸、期刊及着述 |
| 四、调查资料 |
| 第二章 近代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农作制度 |
| 第一节 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作制度 |
| 一、微观环境与作物布局 |
| 二、轮作复种与间作套种制度的地区差异及阶层差异 |
| 三、土壤耕作环节与耕作体系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农事的运行、破坏与修复 |
| 第一节 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 |
| 一、水稻种植程序 |
| 二、棉花种植程序(附大豆) |
| 三、春花作物种植程序 |
| 四、桑树种植程序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节气、物候、农谚与老农:农事活动的运行机制 |
| 一、节气:主要的准则 |
| 二、物候:节气的补充 |
| 三、农谚与老农:农时知识的载体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农事节奏的破坏与修复:以水旱灾为例 |
| 一、戽水与补种:水灾与农事 |
| 二、灌溉、补种与改种:旱灾与农事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劳动力的投入与搭配 |
| 第一节 劳动力投入周期 |
| 一、桑区:吴兴 |
| 二、稻区:松江 |
| 三、棉区:太仓 |
| 第二节 劳动力雇佣与农户间协作互助 |
| 一、农忙高峰与劳动力雇佣 |
| 二、小农户间的伴工与换工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男女劳动力的季节性分工与协作 |
| 一、农忙大田劳作:男为主女为辅 |
| 二、农闲副业生产:女为主男为辅 |
| 三、男女劳动力各月投入 |
| 四、社会冲击:传统分工模式的变迁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农具与耕牛 |
| 第一节 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与农具 |
| 一、近代江南地区农具概况 |
| 二、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农具搭配与运用 |
| 三、农具的购买与修理 |
| 四、农具的共有与借用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环境、农事与耕牛:耕牛的饲养与役用 |
| 一、环境限制:近代江南地区耕牛的饲养 |
| 二、农事节律与耕牛:近代江南地区耕牛的役用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农事节律与社会生活节奏:以盗匪与乡村娱乐为例 |
| 第一节 季节性行为: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盗匪活动 |
| 一、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盗匪实况 |
| 二、季节性特征:农闲多、农忙少 |
| 三、农闲冬防:政府的预防措施 |
| 四、经济衰败:盗匪现象的诱因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农闲狂欢:近代江南地区的乡村娱乐 |
| 一、节庆庆祝 |
| 二、戏剧演出 |
| 三、社交来往 |
| 四、乡间赌博 |
| 五、余论 |
| 第七章 农事节律:乡村生活的基轴 |
| 附录 |
| 一、农事节律与食物消费、乡村借贷及其他活动 |
| 二、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周期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及其当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 民间外交的内涵 |
| (一) 外交的定义 |
| (二) 民间外交的定义 |
| (三) 民间外交的特点 |
| 二、 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
| (一) 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的主要内容 |
| (二) 抗战时期中共开展民间外交的原因 |
| (三) 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的深远影响 |
| 三、 民间外交的当代意义 |
| (一) 邓小平与新时期民间外交 |
| (二) 面向新世纪的民间外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后记 |
四、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枪匪集团（论文参考文献）
- [1]太平军在常熟[D]. 周豪琪. 扬州大学, 2020(05)
- [2]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3]黑恶势力与地方治理——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枪船现象的政治学考察[J]. 陈伟. 党政研究, 2016(03)
- [4]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的士绅转型 ——以金松岑、柳亚子为中心[D]. 张高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5]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D]. 胡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5(08)
- [6]1927～1937年吴县湖匪活动及时空分布研究[J]. 胡勇军.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4(04)
- [7]清代漕运水手研究[D]. 曹金娜. 南开大学, 2013(07)
- [8]近代苏州烟毒问题及治理[D]. 蒋民国. 苏州科技学院, 2010(03)
- [9]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周期[D]. 王加华. 复旦大学, 2005(02)
- [10]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及其当代意义[D]. 朱蓉蓉. 苏州大学, 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