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次失败的新闻炒作（论文文献综述）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刘鹏,方师师[1]（2020）在《2019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文中研究表明2019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出台、《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修订发布,显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道德及传媒职业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从年初的《甘柴劣火》引发"洗稿"讨论到岁末对《南方周末》"不寒而栗的爱情"报道的争议,2019年也是传媒伦理热点事件频出、引发热烈讨论的一年。与全球各国近年来就新闻伦理、传媒伦理所关注的要点相比（Plaisance,2018）,我国在传媒环境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新技术、新主体、新实践带来了诸多传媒伦理新问题,因此亟需深入研讨,促成共识,形塑规范。在此,我们与往年一样,在对2019年传媒伦理实践主要特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典型问题案例进行具体的介绍和评点,并对当前传媒伦理问题频发的深层原因、发展趋势进行简要的分析。
丘鸿润[2]（2018）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的新闻工作者形象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大众媒体逐渐渗透并对国民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加深,媒体对建构社会的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电影与新闻两者相遇产生了奇妙的火花,在电影的虚拟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构建起了人间万象,新闻工作者形象越来越受到电影创作的青睐,同时这些电影也成了大众认识新闻工作者的重要途径。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思想,立足于我国国情和近年来社会的发展变化,将新闻工作者形象的研究与新世纪来的中国电影相结合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从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和电影中的新闻工作者镜像入手,主要分析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特点、工作任务和社会责任。通过对35部样片的比较研究,发现电影镜像中刻画的新闻工作者工作特点、起到的舆论监督作用、凸显的党性和人民性都比较精准,但在新闻工作常识、新闻业务能力、舆论引导等方面与现实中的新闻工作者形象产生了错位。这些诸多与现实不符的错位、不客观的镜像会严重影响新闻工作者在群众心中的认知。本文创新之处除了立足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搜集样本量较为全面,还就新闻工作者形象这一问题对大陆电影与港台地区电影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在习近平总书记新闻思想观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从中国电影应塑造客观的新闻工作者形象、应坚持主流思想价值观表达、创作应加强创新性等出发期望本研究可以对今后中国电影正确塑造新闻工作者形象提供具体的建议。
刘洋[3]（2017）在《社会转型期警察心理压力研究 ——以天津市公安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警察心理压力过大已经越来越成为阻碍警察队伍健康发展、工作效率提升以及职业形象优劣的重要难题,基于心理压力产生的一系列负面事件呈逐年增多趋势,因此,关注警察心理压力研究,深入探讨警察心理压力来源及成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对推进警察队伍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公安机关工作效率,提升警队公众形象,增强队伍凝聚力更好的发挥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服务社会的职能作用都具有理论借鉴和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从警察视角出发,在论文结构上以心理压力研究相关概念为起领,纵向概述国内外心理压力研究的基本情况、发展趋势、相关理论基础以及取得成就,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采取定性分析,以尽可能广泛的警种范围、年龄层次、工作内容、家庭环境、压力感受为素材,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作了警察心理压力调查问卷,并从职业特点、工作压力、职业认同感、社会地位、发展前景、物质待遇等多方面阐述和分析警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借鉴国内外现有经验做法,结合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地具体意见,最后梳理全文总结论文研究的得失,明确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近些年来,虽然有关警察心理压力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但总体来说普遍存在研究对象幅度较为狭窄、问题分析不够透彻、对策建议不够全面的问题。本研究在吸收借鉴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工作实际出发对导致警察产生过大心理压力的原因和对策建议提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观点、看法,对丰富警察心理压力研究理论体系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同时对于推进警察队伍健康稳定发展,实现国家依法治国,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张瑜[4]（2015）在《北京市丰台区社区医生职业倦怠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近几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社区医生在我国整个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日渐突出,但与之相对应的,社区医生的生存现状和职业服务能力,却与居民快速增长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并不匹配,超负荷工作导致压力增加,从而出现情绪问题,进而导致职业倦怠的发生。在当前背景下,寻找社区医生职业倦怠的可能原因并对其进行分析,从而针对性采取一定的方法,对减轻社区医生的心理压力、减少职业倦怠、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为调查工具,以北京丰台地区14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180名社区医生为调查对象,使用SPSS软件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讨论。本研究结果显示：①在情绪衰竭维度上,有一定程度情绪衰竭表现的社区医生占到总人数的53.4%,其中,有严重程度情绪衰竭表现的占到20.7%；在去个性化维度上,有一定程度去个性化表现的社区医生占到总人数的占43.4%,其中有严重程度去个性化表现的占到13.5%；在低成就感维度上,有一定程度成就感较低的社区医生占40.9%,其中有19.3%的医生成就感感很低；②丰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社区医生的职业倦怠状况较为普遍,男女医生均可发生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无性别、科室上的差异；③中高级职称的医生在情绪耗竭和低个人成就感两个维度高于初级职称医生；④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医生在情绪衰竭、低个人成就感两个维度高于其他医生；⑤刚参加工作的医生工作积极性高,成就动机强烈、对所从事工作的兴趣浓厚,职业倦怠程度低；⑥婚姻在减少职业倦怠发生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婚姻可以增加社区医生的社会支持,并提高其积极应对方式；⑦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有效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本研究在分析职业倦怠产生原因的的基础上,从社会、政府、单位组织、个体四个层面上提出应对职业倦怠的策略。
贺幸辉[5]（2015）在《视觉传播中奥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文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全球贸易的兴起,出现了在个体、国家和全球三个层面上的文化认同。但是在三者的关系中,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曾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人类越来越需要进行全球协作,而且全球化也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全球和个体文化认同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三个层面文化认同的关系需要进行调整。而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地球村”中每四年一次的文化盛典,它集中反映了文化认同的演变过程。20世纪初,奥运会通过强调个体的文化认同,进而提倡国族文化认同的包容,并最终实现全球文化认同。虽然国际奥委会围绕着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认同设计了奥运会开幕式,然而在奥运会的视觉传播中,由于受到不同权力结构和传播偏向的影响,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认同出现了失衡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法、文本分析法、对比分析法,选取了依次成为奥运会开幕式主要传播载体的电影文本、电视直播文本和网络视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在民族国家兴起、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传播奥运会开幕式时,不同的权力主体借助于不同的视听媒介,究竟放大了哪一个层面的文化认同,并造成了何种文化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从20世纪初至二战前,随着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当国家权力借助电影媒介进行视觉传播时,放大了奥运会开幕式中的“国家认同”,导致了以政治立场划分人群的不平等；在二战后至20世纪末,随着全球商业资本的出现,全球性的商业力量借助电视媒介进行视觉传播时,将全球层面上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单一的商业利益上,导致以商业利益划分人群的不平等：而进入到21世纪后,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个体力量借助网络媒介进行视觉传播时,如果个体不能够超越地方局限,意识到奥运会开幕式的全球公共价值,那么将会以个体文化偏好重新划分人群,带来新的文化冲突。因此,在未来对奥运会开幕式的视觉传播中,需要在文化认同上注重个体、国家和全球三个层面之间的平衡关系,让不同的权力主体围绕着奥林匹克的价值体系达成共识。此外,在中国体育改革越来越注重全球合作以及激发个体体育参与热情的发展趋势下,对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播也需要突破以往过于强调国家认同的局限,注重三个层面文化认同的均衡发展,以便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王虹茹[6]（2015）在《反家庭暴力议题的媒介呈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些年来,一系列的恶性家庭暴力事件被媒体频频曝光。受害者长期遭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有些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穷途末路之时选择“以暴制暴”,无数家庭因此而分解,人们在震惊之余纷纷开始思考应当如何预防和制止此类悲剧的一再重演。在家庭暴力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过程中,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体通过传递信息帮助公众对家庭暴力问题形成客观、正确的认知,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新闻评论发挥其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因此,研究媒体如何呈现反家庭暴力议题并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有助于媒体进一步发挥其在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中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法制日报》、《北京青年报》这四家报纸2002年至2014年间关于反家庭暴力议题的报道进行搜集、统计、分析。在大量的数据和报道材料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反家庭暴力议题的总体呈现状况,并对其进行历时性、共时性对比,探究反家暴法制化进程中媒体报道的演变以及不同类型的报纸呈现反家庭暴力议题时存在的差异,进而探讨媒体应当如何优化反家庭暴力报道。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本研究选题的由来以及研究的意义,并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此外,提出了本研究的整体设计,包括样本选择、研究问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类目的设计。第二部分是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四家报纸553篇反家庭暴力报道进行研究,分别从报道数量及年份变化趋势、报道的月份分布情况、主题内容、态度倾向、消息来源、报道体裁、报道形式、报道版面、报道篇幅等九个类目进行考察。每一个类目的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对553篇样本的整体考察,研究媒体反家庭暴力议题的整体呈现状况；二是考察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在不同研究年份间的变化情况；三是对四家报纸的报道分别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对其进行比较。总的来说,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通过数据和图表来呈现,为第三部分的历时性研究以及第四部分的特征总结做铺垫。第三部分研究反家暴法制化进程中的媒体参与。在反家暴法制化进程中,媒体担任着“记录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角色。本章从数量、文本内容两个方面考察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演变。研究后发现,反家庭暴力报道的关键词从早期的“普及”与“反思”,发展至中期的“呼吁”与“行动”,再演变为现阶段的“解读”与“讨论”。第四部分是对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特征进行总结。总体来看,反家庭暴力报道总体数量分布不均且起伏较大；绝大多数报道呈现中立立场,但中立的背后隐藏着诸多的负面情绪；权威性消息来源占据绝对优势,非权威性消息来源极少,话语权极度失衡；部分报道过于简化,报道的深度性有待加强；在整个读图时代的背景下,反家庭暴力报道的图片使用率过低。四家报纸则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人民日报》注重从宏观角度对法律政策进行宣传报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作为女性的“娘家人”,《中国妇女报》注重从女性视角出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法制日报》从专业的法律角度解读反家庭暴力议题,虽然在报道中加入了漫画这种活泼的报道形式,但仍难掩其新闻过“硬”的问题；《北京青年报》的反家庭暴力报道则出现“娱乐化”倾向。第五部分是针对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从理念、机制、业务三个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新闻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培养性别平等意识,坚守职业道德原则,强化自身法律专业知识；协助媒体建立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日常机制；在具体的采访、写作过程中,注意平衡各方话语权,丰富报道的内容及形式,增加报道深度,强化新闻评论功能。通过对反家庭暴力议题的优化,进一步发挥媒体在反家庭暴力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赵金龙[7]（2012）在《股东民主论》文中研究说明在公司法学界,公司合同理论和社区理论似乎有压倒公司传统理论之势。理论根基的混淆导致股东民主在实践中的式微,恢复事物本质和追求科学真理需要重新对股东民主进行研究,并着手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找到解决之策。2007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成因是股东民主与公司治理失效,股东丧失了对公司的根本控制,管理层恣意妄为导致风险累积,而这与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或经理层中心主义密不可分。各国公司治理改革着力于修复股东民主链条,恢复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法律设计上的正常功能,监督经营者更好地为股东利益服务。近年来,股东民主运动成为公司领域一道亮丽风景,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准和股东权益保护。我国股东民主态势不良,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水准和损害股东权益。从股东民主基本原理入手,考察和借鉴其他法域股东民主实践和制度创新,服务我国股东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正确界定股东民主内涵及其积极价值是理解股东民主的起点把握民主真意,必须清晰辨识民主涵义,掌握民主基本原则,避免将竞争性选举和代议制片面化和绝对化。股东民主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理解,前者突出股东在公司中的主权地位,后者则指向股东行使其股东权利。股东民主关键点有：第一,股东是公司主权者。第二,现代意义上的股东民主是一种资本民主。第三,股东民主蕴含着股东之间的平等,即对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给予平等法律保护；坚持多数决,同时保护少数的合法权益。第四,股东民主体现主权者的自主性,股东自治具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蕴。第五,股东民主并不排斥股东自由。股东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类比有利于深化认识股东民主。实践中,股东民主已经无可争议并且成为一个国际现象。股东民主的积极价值在于能够破解股东的消极性、增加公司价值、对公司事务产生积极影响、使公司免于沦为殊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此外,股东民主不会损坏利益相关人之正当权益。二、股东民主基础理论是构建和完善股东民主制度的基础事物的最高认识莫过于把握本质,股东民主也不例外。公司本质决定股东地位以及股东民主本质。公司本质认识应当基于正确的判断标准。认识公司本质应当从经济生活入手而非法律条文,“法律规则”背后动因才是关键所在。传统法人理论纠结于“法人”外衣存在与否,无法获得本质性认识。关于公司本质有三种典型理论,即公司传统理论、公司合同理论、社区理论或者利益相关者理论。各种理论在公司本质解释上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哪种理论最具解释力、说服力和生命力,哪种理论就更接近于事物本质。合同理论和社区理论虽然各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与公司本质无涉。传统公司理论最能反映公司本质。股东是公司所有人,公司是股东的投资和营利工具。公司目的在于为股东赚取利润,董事在管理营业中的目标必须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实践中,这一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公司本质能否改变?在所有权不能被废除以及“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根源未消除的情况下,公司本质和股东的公司所有人地位不会改变。股东权利本质上是所有权,包含财产性权利、控制权、知情权以及诉讼权。在财产性权利中,股份转让权最重要。在控制权中,董事选举权最重要。知情权与股东诉讼权都是一种辅助性权利,前者有助于财产权利和控制权的行使,后者是强制执行其他法定权利的能力。董事选举权和股份转让权是股东最重要的权利,其他权利处于附属地位。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董事会享有经营权。董事管理公司的目标不是拿走股东控制权,而在于将管理责任交付给经营能手和甘于奉献的人手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与股东利益并不矛盾。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之争反映了对公司本质认识的不准确。股东大会是全体股东意志形成的场所和机制,只针对事关全体股东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决议,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取决于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取决于股东行使所有权的自我限制。专家经营是提升公司效率的必然选择。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的配置主要是经营管理权的分配。董事会充分享有经营管理权主要表现为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之外,其余皆由董事会自由裁量,在实践中突出体现在商业判断规则的作用。在股东民主视野中,平衡两者权限的机制是公司章程而非国家立法。此外,强化股东权有助于股东发挥其监督能力,股东提案权和股东提名权是最好证明。民主蕴涵着平等与自由两个价值理念,股东民主也不例外。就现代公司的资本企业本质来看,在股东权利的行使和实现要遵守股东平等原则和股份自由转让原则。股东民主权利实现路径除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途径,也存在其他路径诸如协商民主。三、研究和探讨股东民主异化成因有助于对其矫正在公司经营中,股东民主权利难以或者不能实现,其合法权益没有保障；在理论和法律上为公司所有人的股东变成一个弱势“客体”,股东主权地位弱化甚至丧失,此即股东民主异化。股东民主异化主要是由于股东民主组织制度形式化、形骸化所致。此外,股东民主异化与个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障碍以及股东民主形式欠缺相关。与任何事物一样,股东民主异化也与其所处环境有关,其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股东直接民主的组织形式是股东大会,除此之外,个体股东也可以直接行使权利。股东大会以会议形式运作容易导致股东大会形式化。股东大会形式化的法律成因主要有资本多数决异化、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明以及缺少股东大会法定出席数。间接民主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也蕴涵着内在矛盾与困境并使得其运作过程产生反民主的结果。在公司实践中,股东间接民主运行深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董事会空壳化或者董事会运行失范突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董事会为大股东控制,股东民主异化为大股东（或控制股东）民主。第二,董事会被管理层内部人控制,公司运行脱离了其营运目标,股东民主权利无从谈起。我国董事会空壳化、形骸化突出之处在于经理层专政或者董事长专权。至于董事会形骸化原因,多数人皆指向内部人控制、董事会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从而难以对公司经营决策作出客观判断、交叉董事及董事兼职过多、董事激励不兼容、董事会规模和构成不合理等等。董事会制度运转失效或者低效有其法律诱因,并且这些法律成因占据主导地位,是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董事会制度失效或者低效的法律原因有：第一,董事会内部监督职能不足。第二,董事会以会议形式运行容易被内部管理层控制。第三,董事任命机制有缺陷及积极任职资格缺失。第四,法定代表人唯一性容易导致权力集中和滥用。第五,交错董事会不利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第六,董事勤勉义务模糊和责任缺失不利于董事勤勉尽责。监事会制度失效表现为监事会职能普遍虚化,一个突出的重要原因在于监事会缺少独立性。我国监事会缺乏独立性的法律原因有：第一,监事任职资格不严格导致监事素质低下。第二,监事组成单一、任免机制有缺陷不利于监事会充分履行监督职责。第三,监事会监督职权不明确,监事会履行监督职权缺乏配套制度支持。第四,监事会激励机制与责任约束机制不健全。第五,监事会内部工作机制不完善。第六,缺乏监事独立监督权制度不利于监督效率。此外,监督机构重复设计使得监事会与独立董事都不能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便于股东行使权利制度的不足和缺失主要有：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和召集主持方面,主要表现为股东持股资格过于严格；股东提案权制度不完善；股东提名权制度缺乏明确法律规定导致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缺失和消极被动；股东大会委托书征集制度不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过于简略；网络技术环境下便利于股东行权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主要涉及网络委托书征集制度、电子股东论坛制度、网络股东投票制度、虚拟股东大会会议制度。政治因素影响法律制度运作,也会引起股东民主异化。谁拥有公司、公司股权结构这类经济因素无法摆脱政治影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以及美国个人主义政治制度对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比较典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会导致股权集中以及对职工权益的保护,负面政治因素诸如官本位制度、党委和政府直接任命经营管理者以及政企不分助推股东民主异化,使得公司分权制衡机制无从发挥,股东民主受到损害。股权结构对股东民主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股权集中情形下,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致使股东大会形骸化、大股东滥权严重或者大股东操纵董事会,中小股东消极对待公司事务,丧失了股东民主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股权分散的公司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董事会成为经营管理层“自我延续”的工具。我国国有公司中,“董事会空壳化”呈现出“经理专政”或“董事长专权”的特点。监事会制度失效的经济原因也与公司股权结构密不可分。我国公司分配制度非市场化主要表现为激励机制单一、与公司业绩脱钩,呈现出高管薪酬行政级别化以及公务员化等现象,激励机制扭曲。在国有股所有者缺位情形下,股东不可避免成为利益受损者。此外,集体行动中的共性问题即“理性冷漠”与“搭便车”也影响着股东权利特别是中小股东权利。思想文化因素影响着影响着股东民主的实现。我国传统文化重视集体利益,强调个人道德、义务及责任,致使权利意识淡薄、小农意识浓厚,具有较强的仆从心理依赖和奴性文化色彩,股东不能利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受“泛家文化”影响,董事长（总经理）专权严重,现代公司分权和制衡机制难以运行。在人治文化氛围中,缺乏规则意识,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缺乏按规则进行监督的意识；忽视个人意识、俯首听命于家长号令而不敢监督；非逻辑思维导致的人情、面子观念阻碍了监督机构履行监督职责。四、比较考察股东民主实践与立法变革获得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启示与借鉴股东民主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活跃,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对股东民主予以指导、支持和推动。股东民主实践最典型的行动包括利用公司委托书机制提名董事候选人、取消交错董事会、复兴一股一票原则、董事选举绝对多数制、股东对高管薪酬的投票控制以及在网络环境下的便利股东行使权利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包括电子委托书征集制度、电子股东论坛制度、股东网络投票以及虚拟股东大会会议制度等）。其他国家股东民主实践和立法变革、制度创新对于我国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五、我国股东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在股东大会制度完善方面主要明确股东大会职权范围、祛除模糊条文、规定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以及建立股东对高管人员薪酬的投票控制机制。在董事会制度完善和改革方面要求明确规定董事会监督职能及履行监督职能路径、完善董事任职资格制度、建立专业委员会、明确规定董事任命机制和选举制度、废除法定代表人制度、完善董事勤勉义务和责任制度。在监事会制度完善和改革方面要求完善监事任职资格制度、监事组成和解聘制度、明确和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权、建立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配套制度、健全监事会激励机制与责任约束机制、完善监事会内部工作机制、建立监事独立监督权制度。关于公司监督机构重复设置问题,应当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作为选择适用机构,由公司自主选择。在便于中小股东行使其权利的制度创新和完善方面,放松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和召集主持的股东持股资格要求、完善我国股东提案权制度、建立股东提名权制度、完善股东大会委托书征集制度以及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此外,特别注意完善和创新网络环境下便利中小股东行使权利制度,明确规定网络委托书征集制度、电子股东论坛制度、网络股东投票制度以及虚拟电子股东大会会议制度。
李小宇[8]（2014）在《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关注中国互联网监管的热点话题——内容监管。旨在通过历史回顾和现实评价,发现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的过程、参与者、方法和机制,结合当前网络环境为网络内容监管机制的改进作出建议。本文采取的研究模型是改进了的金顿多源流政策分析模型。基于政策体制适应与演化的视角,本文将我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的功能、主体和策略的演化脉络视为政策过程模型中的三大源流,将当前互联网发展状况视为机制革新的政策之窗,并以此为契机指出了当前的监管机制改革的要点,对改进的可能做出建议。选取我国1994年至2011年颁布的195条与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相关的政策文本作为数据源,本文借助情报学的文本挖掘和内容分析方法建立了三维政策演化模型,揭示网络信息内容监管体制的功能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提取并分析了监管主体的结构与合作关系,构建了三层级的策略体系结构以描绘监管策略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政策适应机制和演化途径,提炼了我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模型。继而通过对10位网络内容监管参与者进行的开放式专家访谈,总结了当前网络内容监管的特点、难点,评价了当前监管机制的适应性,并给出了改进建议。最后,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网络内容环境视为复杂系统,揭示其中的涌现机制和自组织临界性条件,提出了互联网信息内容复杂适应性监管机制。本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体制并非独立的政策集合,而是与网络监管其他方面工作紧密相关的一种功能。内容监管以直接、间接、辅助三种程度分布在不同的监管政策中,并依据监管政策主题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十四个功能领域。不同领域中的监管功能彼此联系、相互支持。有些领域的监管关系到整个监管体制的基础,有的则更关注具体监管措施。政策引用类型的演化说明,监管力度和办法在不同时间上呈现出直接-间接、强力-柔性的周期性交替。互联网内容监管由大量不同的监管主体承担。通过提取监管政策的发布单位,统计得到58个监管主体。这些主体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领域中参与网络内容监管。信息产业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是网络内容监管的核心主体。在2004年至2007年之间,主体合作规模达到顶峰。这些合作并非依据分工职能在具体监管领域中自发形成。而是多种不同职能的部门在统一安排指挥下针对特定的监管领域大规模的展开。互联网内容监管在历史上采取过大量监管措施,可以划分为七类中观监管策略和五类宏观管理方略。通过内容分析和统计发现,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内容监管依赖于前置审批等制度化监管策略。随着时间的发展,制度化监管逐渐让位于运动式监管。这说明了旧有监管制度对新兴网络服务的不适应,监管主体通过建构在行政体制上的管制力量应对新的监管问题。将监管工作外包给互联网企业的代理式监管同样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监管办法。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总结分析,发现互联网内容监管肇因于发展需求与管理需求之间的政策价值矛盾。当传统管制模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网络内容环境时,就促使监管主体调整政策。通过政策工具与政策学习构建的政策循环过程,监管主体与客体按照各自的价值目标相互适应演化,构成了共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在回顾复杂性科学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互联网信息内容环境是具有涌现机制和自组织条件的复杂适应系统。由此建立了网络内容复杂适应性监管机制。在该机制下,传统治理理论中的治理重心转变为激励主体,保障流动,促进优质信息生产。政府监管部门从网络监管者的地位转变为网络信息内容复杂系统有序化过程中的主体之一。政府主体主要关注信息生产主体的激励、信息流的畅通均衡。用户主体和企业主体则承担起自我决策、自我治理的责任。同时通过组建多种类型的用户组织,作为系统内的用户聚合、目标协商和信息流动传播机制,促进系统自组织有序化的进行。
付业勤[9]（2014）在《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构成、机理与管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舆情是大众和媒体等舆情主体通过互联网媒介，对社会热点事件尤其是危机事件的态度、意见和观点等的总和情况，对组织形象、政府决策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影响。研究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有助于管理者及时了解舆情变化、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舆情危机事件，提高旅游危机事件管理水平，更好的为旅游者服务、维护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内容分析法，频次统计、交叉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最优尺度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和发展机理进行界定和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分布于出入境旅游、公费旅游、航空、旅游规划开发和旅游营销等领域的舆情客体较多。涉及安全问题、资源环境保护、政府政策管理争议、奢侈腐败、侵犯消费者权益、违法犯罪、国民素质、伦理道德等议题的舆情客体较多。（2）在时间分布上，舆情客体受网络新媒体发展和舆论监督环境、节假日、旅游流、气候和天气等因素影响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涉及的较多，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网络关注程度越高，该地区涉及的舆情客体越多。境外、华东、华中、华北等区域与特定内容特征舆情客体的关系密切；铁路、消费价格、休闲娱乐、其他违规、公费旅游、奢侈腐败等内容事件的发生不受空间因素影响。（3）舆情本体方面，①网络舆情受媒体议程设置影响，网民对事件的探讨基于媒体的报道内容，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态度评价、意向陈述、联想发散和刨根问底等个性化、深入的网络内容生产。②表达不去旅游的意愿“用脚投票”、“抵制”，是网民表达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方式。③网络舆情的发散追因现象明显。网络舆情将旅游事件发展成社会事件，将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到整个旅游地，将个别案例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④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明显。群体极化的极端表现就是层出不穷的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甚至造谣诽谤。（4）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方面，影响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的因素包括涉及主体、旅游特性、社会特性、发生原因、主体诉求、新闻价值、发生地点、发生时间。（5）网络舆情传播效果方面，发帖途径、发帖内容和相关帖数对被转发数量的解释较大，发帖途径、所在地区对被评论数量的解释较大。（6）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可分为孕育、出现、爆发、高潮、回落、反复和长尾7个阶段。影响舆情演化的因素包括社会心态、事件效应、官方言行、媒体行为、网民行为、外部刺激、舆情应对7种，遏阻或助推舆情演化。本研究的创新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完整提出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舆情客体：引发舆情的危机事件，舆情主体：制造话题发表意见的个人和机构，舆情本体：舆情文本信息内容，舆情媒体：传播舆情信息的技术手段和媒介渠道。（2）将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总结为发生机理、传播机理和演化机理，提出各自的内容构成和研究命题并进行实证研究。
胡新桥[10]（2010）在《报道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与化解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报道为视点》文中认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新闻法制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民主法治社会的两个基本价值规范,拥有着天生的对抗性；但是同时他们也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也就为两者最终实现共存提供了可能性。过往一提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一般是从言论自由和审判独立角度进行的论述分析,而较少有人结合中国犯罪报道这一特殊新闻报道题材进行梳理分析,更没有人把对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这一论题置于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这个视角。笔者以为,我们过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于外来概念的逻辑演绎推理上,而较少面对中国法治与新闻媒体发展的客观现实进行历史的纵向梳理和横向的跨学科论证。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笔者把司法权概念不仅仅局限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国家主流观点基础之上,而是结合中国现实层面司法权的具体设置基础之上,并集中在刑事犯罪的一般程序（侦查——起诉——审判）框架内,来结合现实对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犯罪报道中报道权和司法权的冲突进行分析,进而从新闻学和法学角度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本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近三十年犯罪报道中报道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与化解问题进行了论述。在第一章中,笔者分三节梳理了自改革开放始到网络时代报道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冲突由隐形化到凸显再到面临的新挑战,不是从历史分期的角度进行纵向的案例梳理,而是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的报道案例、结合不同的传播方式所反映的报道权与司法权之间冲突的特征进行述与析,在回顾报道历程的同时对报道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归纳总结,努力找出伴随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报道产生、发展过程而出现的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出现、演变历程。第二章中,按照刑事侦查阶段的、刑事起诉阶段和刑事审判阶段的刑事案件报道的基本流程（这也是一宗刑事案件必须要经过的正常司法程序）,笔者集中梳理了报道权分别与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冲突表现以及分析报道权与司法权之间工作程序不同和专业化要求不同对冲突的影响。第三章中,笔者集中分析了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形成的影响因素,指出犯罪报道从业人员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自身专业性素质不足是造成两权冲突的因素之一,并把报道权与司法权放置到社会大环境中进行了分析,结合《楚天都市报》进行了相应的文本分析,认为媒介商业化和司法权配置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造成报道权与司法权之间冲突的更为隐蔽的因素。在第四章中,笔者提出了化解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的可能路径,主要是在现有框架下提升媒体和司法机关双方的专业性,媒体不仅要进一步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还要在坚持专业主义的基础上提升犯罪报道的法律专业主义,以达到司法适应的目标,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要在进一步提升法律专业主义的基础上增强司法信息公开的意识和制度建设；除此之外,笔者还从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制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媒体报道权利应该实现最大化,社会信息的公开透明流通才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当然这种最大化也需要建立在既有法律框架内。提高媒体和司法双方的法律专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报道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冲突。这是笔者考虑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和法治环境现实所深感担忧的方面。笔者以为,在当下中国,媒体和司法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或“职能化”,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工具”,这也就使得双方没有办法从根本上破除“权力的藩篱”。
二、一次失败的新闻炒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次失败的新闻炒作（论文提纲范文）
（1）2019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9年传媒伦理实践的基本特点 |
| 二、2019年度传媒伦理争议问题典型案例 |
| 1.《甘柴劣火》再引“洗稿”之辩 |
| 2. 百度为“百家号”引流凸显搜索引擎“隐形霸权” |
| 3.“寒门状元之死”显现煽情主义传播危害 |
| 4. 上海少年跳桥事件中的自杀报道乱象 |
| 5. 刘强东案中的“利益集团式新闻” |
| 6. 低俗文章推送凸显“新把关人”问题 |
| 7. 暗访按摩店不雅画面及不当暗访 |
| 8. AI换脸技术普及催生“深度伪造”风险 |
| 9.“眼睛塞纸”轰动一时与媒体炒作之责 |
| 1 0.“不寒而栗的爱情”引发伦理争议 |
| 三、结语与讨论 |
（2）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的新闻工作者形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样本选择 |
| 1.5 独创及新颖之处 |
| 2 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
| 2.1 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特点 |
| 2.2 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任务 |
| 2.3 牢记社会责任,不辱使命 |
| 3 电影中的新闻工作者镜像 |
| 3.1 角色功能的区分 |
| 3.2 电影中新闻工作者形象的分类 |
| 3.3 电影镜像中新闻工作者角色的呈现 |
| 3.4 电影镜像中展现的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 |
| 4 大陆电影与港台电影中新闻工作者形象比较 |
| 4.1 香港电影中新闻工作者形象 |
| 4.2 台湾电影中新闻工作者形象 |
| 4.3 大陆电影与港台电影中新闻工作者形象的异同 |
| 4.4 新闻工作者形象在大陆与港台电影差异的社会背景原因 |
| 5 电影镜像与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形象的比较 |
| 5.1 电影镜像对现实中新闻工作者的真实反映 |
| 5.2 电影镜像与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形象的错位之处 |
| 5.3 电影镜像与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形象错位的社会背景原因 |
| 6 中国电影正确塑造新闻工作者形象的建议 |
| 6.1 中国电影正确塑造新闻工作者形象的必要性 |
| 6.2 中国电影应塑造客观的新闻工作者形象 |
| 6.3 中国电影应坚持主流思想价值观表达 |
| 6.4 中国电影创作应加强创新性 |
| 7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社会转型期警察心理压力研究 ——以天津市公安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心理压力现状 |
| 1.1.2 警察心理压力现状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结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心理压力概述 |
| 2.1.1 心理压力的概念 |
| 2.1.2 压力的来源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理论基础 |
| 第3章 社会转型期警察心理压力现状与原因分析 |
| 3.1 社会转型期概述 |
| 3.2 社会转型期警察心理压力现状 |
| 3.2.1 警察心理压力调研 |
| 3.2.2 警察心里压力主要问题 |
| 3.2.3 社会转型期警察面临的环境和压力特点 |
| 3.3 原因分析 |
| 3.3.1 外在环境方面 |
| 3.3.2 组织管理方面 |
| 3.3.3 个人和家庭方面 |
| 3.3.4 其他压力源 |
| 第4章 国内外经验借鉴 |
| 4.1 典型国家和地区经验做法 |
| 4.1.1 美国有关做法 |
| 4.1.2 德国有关做法 |
| 4.1.3 我国香港地区经验做法 |
| 4.2 经验启示 |
| 4.2.1 建立警察心理辅导机构和加强维权保障 |
| 4.2.2 加强专业系统的培训和全面提高待遇 |
| 第5章 相关对策建议 |
| 5.1 职业环境改善和执法规范化建设 |
| 5.1.1 改善警察的职业环境 |
| 5.1.2 加强警察的心理干预 |
| 5.1.3 切实保障警察执法权益 |
| 5.2 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与制度保障 |
| 5.2.1 改革内部管理体制 |
| 5.2.2 加强制度保障 |
| 5.3 提高个体适应环境压力变化的能力 |
| 5.3.1 加强心理能力建设 |
| 5.3.2 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概括 |
| 6.2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问卷设计（基本情况） |
| 附录B 警察心理压力源调查表 |
| 致谢 |
（4）北京市丰台区社区医生职业倦怠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职业倦怠的定义 |
| 1.2.2 职业倦怠的测量 |
| 1.2.3 职业倦怠在医护人员中的应用研究 |
| 1.2.4 职业倦怠的原因 |
| 1.2.5 职业倦怠的干预与应对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与调查工具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一般情况调查表 |
| 1.4.3 Maslac职业倦怠问卷 |
| 1.4.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
| 1.5 研究内容 |
| 1.6 技术路线 |
| 1.7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丰台区社区医院及其医生现状分析 |
| 2.1 丰台区社区卫生基本现状 |
| 2.1.1 社区卫生服务区域特点 |
| 2.1.2 社区卫生服务人口特点 |
| 2.1.3 丰台区社区卫生工作面临的挑战 |
| 2.1.4 丰台区社区医院的分布 |
| 2.2 丰台区社区医生基本现状 |
| 第三章 丰台区社区医院医生职业倦怠调研结果统计分析 |
| 3.1 调查对象及调查过程 |
| 3.2 医生职业倦怠及其人口学统计变量分析 |
| 3.2.0 职业倦怠总体分析 |
| 3.2.1 性别差异分析 |
| 3.2.2 职称差异 |
| 3.2.3 婚姻状况差异 |
| 3.2.4 学历水平差异 |
| 3.2.5 家庭经济负担差异 |
| 3.2.6 月收入不同 |
| 3.2.7 对本专业兴趣不同 |
| 3.2.8 自身健康状况不同 |
| 3.2.9 年龄差异 |
| 3.2.10 工作年限差异 |
| 3.3 医生简易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分析 |
| 3.3.1 简易应对方式总体分析 |
| 3.3.2 职业倦怠与简易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
| 3.3.3 简易应对方式维度对职业倦怠维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
| 第四章 丰台区社区医院医生职业倦怠调查结果的讨论分析 |
| 4.1 丰台区社区医生职业倦怠调查结果的研究对比 |
| 4.1.1 职业倦怠总体结果对比分析 |
| 4.1.2 职业倦怠人口学变量调查结果对比分析 |
| 4.1.3 职业倦怠与简易应对方式关系调查结果对比分析 |
| 4.2 丰台区社区医生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分析 |
| 4.3 丰台区社区医生职业倦怠的应对方式分析 |
| 第五章 丰台区社区医院医生职业倦怠对策研究 |
| 5.1 社会层面 |
| 5.2 政府层面 |
| 5.3 社区医院层面 |
| 5.4 个体层面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6.2.1 研究局限 |
| 6.2.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视觉传播中奥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2 文献综述 |
| 2.1 媒介与奥运会开幕式 |
| 2.2 奥运会开幕式与仪式 |
| 2.3 奥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 |
|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框架 |
| 3.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3.2 研究的总体框架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资料法 |
| 4.2 文本分析法 |
| 4.3 对比分析法 |
| 5 分析与讨论 |
| 5.1 本研究采用的相关理论 |
| 5.1.1 文化认同理论 |
| 5.1.2 话语理论 |
| 5.1.3 视觉传播理论 |
| 5.2 20世纪初奥运会开幕式的创建与文化认同 |
| 5.2.1 奥运会开幕式创建的历史背景 |
| 5.2.2 奥运会开幕式的符号建构 |
| 5.2.3 创建奥运会开幕式的权力结构 |
| 5.2.4 奥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 |
| 5.2.5 本章小结 |
| 5.3 二战前奥运会开幕式的视觉传播与文化认同 |
| 5.3.1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电影媒介 |
| 5.3.2 柏林奥运会开幕式的电影文本建构 |
| 5.3.3 纪录电影的权力结构 |
| 5.3.4 电影媒介的传播偏向 |
| 5.3.5 电影媒介与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 |
| 5.3.6 本章小结 |
| 5.4 二战后奥运会开幕式的视觉传播与文化认同 |
| 5.4.1 经济全球化与电视媒介 |
| 5.4.2 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文本建构 |
| 5.4.3 电视直播的权力结构 |
| 5.4.4 电视媒介的传播偏向 |
| 5.4.5 电视媒介与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 |
| 5.4.6 本章小结 |
| 5.5 21世纪奥运会开幕式的视觉传播与文化认同 |
| 5.5.1 文化全球化与网络媒介 |
| 5.5.2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网络视频文本建构 |
| 5.5.3 网络视频的权力结构 |
| 5.5.4 网络媒介的传播偏向 |
| 5.5.5 网络媒介与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 |
| 5.5.6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后续研究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反家庭暴力议题的媒介呈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 |
| 二、反家庭暴力报道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的选择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类目建构 |
| 第二章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第一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数量及其随年份变化趋势 |
| 一、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数量 |
| 二、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数量随年份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月份分布状况 |
| 第三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主题内容分析 |
| 第四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态度倾向分析 |
| 第五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消息来源分析 |
| 第六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报道体裁分析 |
| 第七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报道形式分析 |
| 第八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报道版面分析 |
| 第九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报道篇幅分析 |
| 第三章 反家暴法制化进程中的报道演变 |
| 第一节 法制化进程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
| 一、媒体是法制化进程的记录者 |
| 二、媒体是法制化进程的参与者 |
| 三、二者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
| 第二节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演变 |
| 一、数量的演变 |
| 二、文本内容的演变 |
| 第四章 媒体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反家庭暴力报道的整体特征 |
| 一、数量及分布差异明显 |
| 二、中立报道中暗含负面情绪 |
| 三、话语权分布不平衡 |
| 四、“大题小做” |
| 五、新闻图片使用率低 |
| 第二节 不同报纸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特征 |
| 一、《人民日报》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特征 |
| 二、《中国妇女报》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特征 |
| 三、《法制日报》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特征 |
| 四、《北京青年报》反家庭暴力报道的特征 |
| 第五章 优化反家庭暴力报道的建议 |
| 第一节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内在修养 |
| 一、培养社会性别平等意识 |
| 二、坚守职业道德原则 |
| 三、强化法律专业知识 |
| 第二节 改进新闻报道机制 |
| 第三节 提升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 |
| 一、平衡各方话语权 |
| 二、丰富报道内容及形式 |
| 三、挖掘报道深度,强化新闻评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股东民主论（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2 股东民主的界定 |
| 2.1 股东民主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民主概念之辩 |
| 2.1.2 经济民主、公司民主和股东民主概念辨析 |
| 2.2 股东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类比 |
| 2.2.1 股东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相同之处 |
| 2.2.2 股东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区别 |
| 2.3 股东民主价值之辩 |
| 2.3.1 股东民主与公司治理、股东积极主义 |
| 2.3.2 股东民主价值的几点追问 |
| 3 股东民主基础理论之辩 |
| 3.1 对公司本质的认识 |
| 3.1.1 何谓本质 |
| 3.1.2 公司本质之争 |
| 3.1.3 公司本质理论评析：基于解释力或说服力视角 |
| 3.2 股东权利性质与内容：基于公司本质视角 |
| 3.2.1 股东权利性质之争 |
| 3.2.2 股东权利的内容 |
| 3.2.3 股东权利内容简评 |
| 3.3 公司权利结构的几个问题 |
| 3.3.1 公司财产权利结构的三重性 |
| 3.3.2 对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之争的认识 |
| 3.3.3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限划分：股东大会职权 |
| 3.3.4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限划分：董事会的经营管理权 |
| 3.3.5 股东大会职权与董事会权限的均衡 |
| 3.4 股东民主权利实现的原则和途径 |
| 3.4.1 股东民主权利实现原则概述 |
| 3.4.2. 股东平等原则 |
| 3.4.3 股份自由转让原则 |
| 3.4.4 股东民主权利实现的途径 |
| 4 股东民主异化及其成因 |
| 4.1 股东民主异化的涵义及其成因辨析 |
| 4.1.1 股东民主异化的涵义 |
| 4.1.2 股东民主异化成因辨析 |
| 4.2 股东直接民主组织局限性与股东民主异化 |
| 4.2.1 股东直接民主组织形式的形式化 |
| 4.2.2 股东大会形式化法律成因考察 |
| 4.3 股东间接民主组织形式局限性与股东民主异化 |
| 4.3.1 股东间接民主产生缘由 |
| 4.3.2 董事会与经营管理者 |
| 4.3.3 董事会空壳化及其成因 |
| 4.3.4 监督机构运行失常及成因 |
| 4.4 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制度的不足与股东民主异化 |
| 4.4.1 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和召集权的持股比例 |
| 4.4.2 股东提案权制度不完善 |
| 4.4.3 股东董事提名权制度缺失 |
| 4.4.4 委托书征集制度不完善 |
| 4.4.5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过于简略 |
| 4.4.6 网络技术环境下便于股东行权制度存在不足 |
| 4.5 股东民主异化的深层次原因 |
| 4.5.1 政治因素对公司制度的影响 |
| 4.5.2 经济因素对股东民主制度的影响 |
| 4.5.3 思想文化意识对股东民主的影响 |
| 5 股东民主实践与立法变革比较考察 |
| 5.1 股东民主在全球的兴起 |
| 5.2 利用公司委托书提名董事侯选人：从股东提案权到股东提名权 |
| 5.2.1 股东对公司委托书的利用 |
| 5.2.2 股东利用公司委托书提名董事候选人与投票权的关联 |
| 5.2.3 股东利用公司委托书提名董事侯选人的优势与不足 |
| 5.2.4 美国利用公司委托书机制提名董事侯选人制度沿革 |
| 5.3 取消交错董事会 |
| 5.3.1 交错董事会及其理论评价 |
| 5.3.2 美国废除交错董事会的实践 |
| 5.4 一股一票原则的复兴 |
| 5.4.1 公司投票权立法配置原则 |
| 5.4.2 历史上的公司投票权机制：从一人一票到一股一票 |
| 5.4.3 一股一票原则正反之辩 |
| 5.4.4 一股一票原则定位：作为股东民主的指向 |
| 5.5 董事选举的绝对多数制 |
| 5.5.1 绝对多数制概述 |
| 5.5.2 绝对多数制的存废之辩 |
| 5.5.3 董事多数选举制的实践发展 |
| 5.6 股东对高管薪酬的投票控制 |
| 5.6.1 股东控制公司高管薪酬的理论依据和路径 |
| 5.6.2 股东对高管薪酬投票控制制度的比较考察 |
| 5.7 网络信息化时代股东民主的制度创新 |
| 5.7.1 电子委托书征集制度 |
| 5.7.2 电子股东论坛及其制度建设 |
| 5.7.3 股东网络投票制度 |
| 5.7.4 虚拟股东大会会议制度 |
| 5.8 国外股东民主实践与立法变革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
| 5.8.1 股东民主运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 |
| 5.8.2 利用公司委托书提名董事侯选人制度要明确 |
| 5.8.3 董事选举绝对多数制要充分发挥 |
| 5.8.4 取消交错董事会 |
| 5.8.5 警惕公司决策实践偏离“一股一权原则” |
| 5.8.6 借鉴股东利用投票权控制高管薪酬的制度设计 |
| 5.8.7 注重网络环境下便利中小股东行使权利的制度创新 |
| 6 我国股东民主制度的完善 |
| 6.1 股东大会制度改革与完善 |
| 6.1.1 明确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删除模糊性规定 |
| 6.1.2 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的立法规定 |
| 6.1.3 建立股东对公司高管薪酬的投票控制制度 |
| 6.2 董事会制度完善和改革路径 |
| 6.2.1 明确规定董事会监督职能及履行监督职能的路径 |
| 6.2.2 针对会议体形式不足,立法明确专业委员会制度 |
| 6.2.3 董事任命机制和选举制度的完善 |
| 6.2.4 董事任职资格制度的完善 |
| 6.2.5 废除法定代表人制度 |
| 6.2.6 完善董事勤勉义务和责任制度 |
| 6.3 监事会制度完善和改革路径 |
| 6.3.1 监事任职资格制度的完善 |
| 6.3.2 监事组成和任免机制的完善 |
| 6.3.3 明确和强化监事会监督职权 |
| 6.3.4 健全监事会激励机制与责任约束机制 |
| 6.3.5 完善监事会内部工作机制 |
| 6.3.6 规定监事的独立监督权 |
| 6.4 便于中小股东行使权利的制度完善和创新 |
| 6.4.1 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股东持股比例 |
| 6.4.2 我国股东提案权制度的完善 |
| 6.4.3 我国股东提名权制度的构建 |
| 6.4.4 股东大会委托书征集制度的完善 |
| 6.4.5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
| 6.4.6 网络环境下便利中小股东行使权利制度的完善 |
| 结语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 报送博士学位简况表（中文） |
| 报送博士学位简况表（英文） |
（8）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0.1.1. 交互性与全球化：互联网环境新特征 |
| 0.1.2. 发展与问题：全球互联网内容监管 |
| 0.1.3. 中国互联网的特殊性与监管需求 |
| 0.1.4. 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国外主要国家监管模式简介 |
| 0.2.1. 国内外研究历程与现状综述 |
| 0.2.2. 国外互联网内容监管主要模式简介 |
| 0.3.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0.3.1. 研究问题与目标 |
| 0.3.2. 研究视角与内容 |
| 0.3.3. 研究路线与方法 |
| 0.4. 研究难点和创新 |
| 0.5. 小结 |
| 1. 基本概念与理论 |
| 1.1. 互联网内容监管 |
| 1.1.1. 内容监管 |
| 1.1.2. 互联网监管与治理 |
| 1.1.3. 互联网内容监管 |
| 1.2. 政策体制与监管机制 |
| 1.2.1. 政策体制 |
| 1.2.2. 互联网内容监管政策体制 |
| 1.2.3. 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 |
| 1.3. 复杂社会问题的政策分析模型 |
| 1.4. 小结 |
| 2. 问题源流：网络内容监管功能结构与演化 |
| 2.1. 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三维政策框架 |
| 2.2. 数据与方法 |
| 2.2.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2.2.2. 政策与内容监管的相关性等级 |
| 2.2.3. 政策主题领域分类 |
| 2.2.4. 政策间引用网络分析 |
| 2.2.5. 政策引用类型分析 |
| 2.3. 结果分析 |
| 2.3.1. 政策分布的演化 |
| 2.3.2. 不同时期内的监管焦点 |
| 2.3.3. 政策引用结构与演化 |
| 2.3.4. 政策引用类型的演化 |
| 2.4. 有关监管功能的讨论 |
| 2.4.1. 网络内容监管政策问题的独立性 |
| 2.4.2. 网络内容监管功能的有效性 |
| 2.4.3. 政策范式与演化动力 |
| 2.5. 小结 |
| 3. 政治源流：网络内容监管主体结构与演化 |
| 3.1. 互联网内容监管主体的研究问题 |
| 3.1.1. 监管主体的界定 |
| 3.1.2. 监管主体之间的网络关系 |
| 3.1.3. 监管主体及其关系的演化变迁 |
| 3.2. 数据与方法 |
| 3.2.1. 监管主体的识别 |
| 3.2.2. 监管主体的行政职能 |
| 3.2.3. 监管主体的合作关系及其演化 |
| 3.3. 结果分析 |
| 3.3.1. 互联网内容监管主体数量分布和演化 |
| 3.3.2. 互联网内容监管主体的作用职能 |
| 3.3.3. 互联网内容监管主体合作网络 |
| 3.3.4. 互联网内容监管主体合作网络的演化 |
| 3.4. 有关监管主体的讨论 |
| 3.4.1. 分散但有侧重的监管主体 |
| 3.4.2. 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监管主体 |
| 3.4.3. 演化并变迁的监管主体 |
| 3.5. 小结 |
| 4. 政策源流：网络内容监管策略结构与演化 |
| 4.1. 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的维度 |
| 4.1.1. 法律维度 |
| 4.1.2. 市场维度 |
| 4.1.3. 社会规范维度 |
| 4.1.4. 架构维度 |
| 4.2. 数据与方法 |
| 4.3. 结果分析 |
| 4.3.1. 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的类型、数量与演化 |
| 4.3.2. 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的作用水平和主题偏好 |
| 4.3.3. 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的实施主体 |
| 4.4. 有关监管策略的讨论 |
| 4.4.1. 制度化管理的兴起与回落 |
| 4.4.2. 中国特色管理的执行与前景 |
| 4.4.3. 监管策略的变化与创新 |
| 4.5. 小结 |
| 5. 适应与演化：网络内容监管机制的提炼 |
| 5.1. 监管政策体制的总结 |
| 5.2. 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要点 |
| 5.2.1. 监管目标与原则 |
| 5.2.2. 主要矛盾与问题 |
| 5.2.3. 监管的结构基础 |
| 5.2.4. 监管的动因 |
| 5.2.5. 监管的保障 |
| 5.2.6. 监管的约束 |
| 5.3. 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模型 |
| 5.4. 微观适应：内容监管机制的政策过程 |
| 5.4.1. 基于政策周期的政策学习 |
| 5.4.2. 基于体制优势的政策工具 |
| 5.4.3. 基于触发回应的政策应变 |
| 5.4.4. 基于价值平衡的政策缓冲 |
| 5.5. 宏观演化：内容监管机制的政策变迁 |
| 5.5.1 行政管理传统转向网络空间的尝试(1994-1999) |
| 5.5.2. 基础监管机制的确立和发展(2000-2003) |
| 5.5.3. 监管问题的集中爆发与强力管制(2004-2007) |
| 5.5.4. 多种措施综合治理的成熟时期(2008-2011) |
| 5.6. 小结 |
| 6. 政策之窗：网络内容监管机制现状评价 |
| 6.1. 中国互联网监管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收集 |
| 6.2.2. 数据处理 |
| 6.3. 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的现状特点 |
| 6.3.1. 具有争议的价值目标 |
| 6.3.2. 作为监管承重者的互联网企业 |
| 6.3.3. 政府监管机构协同的结构基础 |
| 6.4. 当前互联网内容环境的新动向 |
| 6.4.1. 网络服务的变化 |
| 6.4.2. 网民的变化 |
| 6.4.3. 管理的变化 |
| 6.4.4. 社会环境的变化 |
| 6.5. 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的适应性评价 |
| 6.5.1. 监管资源评价 |
| 6.5.2. 监管效率评价 |
| 6.5.3. 监管效益评价 |
| 6.6. 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的改进建议 |
| 6.7. 小结 |
| 7. 超越治理：复杂适应性监管机制的提出 |
| 7.1. 复杂性科学与复杂适应系统简介 |
| 7.2. 复杂适应性政策模型 |
| 7.3.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环境 |
| 7.3.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复杂系统 |
| 7.3.2. 适应性主体内部规则 |
| 7.3.3. 互联网内容复杂系统涌现结构与机制 |
| 7.3.4. 互联网内容复杂系统自组织机理 |
| 7.4. 管理启示 |
| 7.4.1. 传统治理理论的实践局限 |
| 7.4.2. 监管思维的革新 |
| 7.4.3. 目标兼容,培育系统 |
| 7.4.4. 重组权力,激励主体 |
| 7.4.5. 增加透明,畅通反馈 |
| 7.4.6. 慎重鉴别,倡导善治 |
| 7.5. 互联网信息内容复杂适应性监管机制描述 |
| 7.6. 小结 |
| 8. 讨论与结论 |
| 8.1. 言论自由的管控 |
| 8.2. 情报学与智识自由 |
| 8.3. 情报空间中的知识生产与运动 |
| 8.4.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构成、机理与管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网络新媒体的深刻影响 |
| 1.1.2 网络社会科学研究兴起 |
| 1.1.3 网络舆情影响日益突显 |
| 1.1.4 中国特色的研究实践领域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架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案例研究法 |
| 1.5.3 内容分析法 |
| 1.5.4 数理统计法 |
| 第2章 概念述评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旅游与旅游业 |
| 2.1.2 危机事件与旅游危机事件 |
| 2.1.3 舆情 |
| 2.1.4 网络舆情 |
| 2.1.5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 |
| 2.1.6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及内在逻辑 |
| 2.1.7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机理 |
| 2.1.8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管控策略 |
| 2.2 研究述评 |
| 2.2.1 国外总体研究 |
| 2.2.2 国内总体研究 |
| 2.2.3 各个部分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支撑学科 |
| 2.3.2 相关理论 |
| 第3章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 |
| 3.1 舆情客体 |
| 3.1.1 客体分类 |
| 3.1.2 内容特征 |
| 3.1.3 时空分布 |
| 3.1.4 研究结果 |
| 3.2 舆情主体 |
| 3.2.1 研究设计 |
| 3.2.2 身份识别 |
| 3.2.3 信息发布 |
| 3.2.4 研究结果 |
| 3.3 舆情本体 |
| 3.3.1 研究设计 |
| 3.3.2 类目分析 |
| 3.3.3 主题分析 |
| 3.3.4 研究结果 |
| 3.4 舆情媒体 |
| 3.4.1 媒体介绍 |
| 3.4.2 研究结果 |
| 第4章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机理 |
| 4.1 发生机理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涉及对象 |
| 4.1.3 旅游特性 |
| 4.1.4 社会特性 |
| 4.1.5 发生原因 |
| 4.1.6 影响因素 |
| 4.1.7 研究结果 |
| 4.2 传播机理 |
| 4.2.1 传播模式 |
| 4.2.2 传播态势 |
| 4.2.3 传播效果 |
| 4.2.4 研究结果 |
| 4.3 演化机理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阶段分析 |
| 4.3.3 影响因素 |
| 4.3.4 研究结果 |
| 第5章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管控策略 |
| 5.1 基于不同主体的对策 |
| 5.1.1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 |
| 5.1.2 旅游目的地政府 |
| 5.1.3 旅游相关企业 |
| 5.1.4 相关行业协会 |
| 5.1.5 新闻媒体等专业机构 |
| 5.2 基于不同危机的对策 |
| 5.2.1 基于危机引发原因 |
| 5.2.2 基于危机负面影响 |
| 5.3 基于不同阶段的对策 |
| 5.3.1 潜伏期 |
| 5.3.2 爆发期 |
| 5.3.3 恢复期 |
| 5.4 基于舆情本体的对策 |
| 5.4.1 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
| 5.4.2 政府的媒介素养提升 |
| 5.4.3 媒体的职业素养提升 |
| 5.4.4 网络舆情的反馈作用 |
| 5.5 基于舆情传播的对策 |
| 5.5.1 传播效果提升 |
| 5.5.2 传播风险抵御 |
| 5.6 监测预警 |
| 5.6.1 监测预警概述 |
| 5.6.2 监测预警系统 |
| 5.6.3 监测预警流程 |
| 5.6.4 监测预警指标 |
| 5.7 法律规制 |
| 5.7.1 基本概述 |
| 5.7.2 存在问题 |
| 5.7.3 规制对策 |
| 5.8 教育培训 |
| 5.8.1 基本概述 |
| 5.8.2 全民信息素养教育 |
| 5.8.3 专业人员舆情培训 |
| 5.9 应对评价 |
| 5.9.1 基本概述 |
| 5.9.2 指标设计 |
| 第6章 结论与探讨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6.3 研究局限 |
| 6.3.1 研究内容 |
| 6.3.2 研究数据 |
| 6.3.3 研究方法 |
| 6.4 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目的 |
| 6.4.2 研究内容 |
| 6.4.3 研究方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报道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与化解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报道为视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犯罪报道中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之历时性考察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犯罪报道:报道权与司法权"合谋"中潜伏冲突 |
| 一、新时期犯罪报道的环境 |
| 二、新时期犯罪报道案例分析:审判林、江集团报道 |
| 三、犯罪报道的滥觞与"严打"文本 |
| 第二节 社会市场化转型下的犯罪报道: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表面化 |
| 一、新闻报道深度介入司法 |
| 二、新闻舆论监督司法 |
| 三、司法权对报道权的反制:冲突外显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犯罪报道: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凸显化 |
|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挑战 |
| 二、近十年网络重要案件梳理 |
| 三、网络时代犯罪报道的现状与应对 |
| 第二章 犯罪报道中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分析 |
| 第一节 刑事侦查阶段报道权与公安侦查权的冲突 |
| 一、公安侦查权的界定与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报道 |
| 二、犯罪报道与公安机关侦查职能的冲突 |
| 第二节 刑事起诉阶段报道权与检察权的冲突 |
| 一、检察权的界定与刑事起诉阶段的犯罪报道 |
| 二、犯罪报道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冲突 |
| 第三节 刑事审判阶段报道权与法院审判权的冲突 |
| 一、审判权的界定与刑事审判阶段的犯罪报道 |
| 二、犯罪报道与法院审判职能的冲突 |
| 第四节 犯罪报道中报道权与司法权的边界 |
| 一、报道权与司法权的权源与特点 |
| 二、媒体和司法工作原则不同导致两权边界模糊 |
| 三、中国法律制度层面对报道权与司法权的界定不清 |
| 第三章 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犯罪报道中新闻从业人员专业主义素养的缺失 |
| 一、犯罪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的不足 |
| 二、犯罪报道中法律专业主义的不足 |
| 第二节 司法工作中的专业主义素养缺失 |
| 一、司法工作中法律专业主义的不足 |
| 二、司法工作中信息公开意识的不足 |
| 第三节 媒介商业化的影响 |
| 一、媒体商业化改革及其影响 |
| 二、媒介商业化之后犯罪报道的发展趋势分析 |
| 第四章 犯罪报道中报道权与司法权冲突化解的可能对策 |
| 第一节 提升犯罪报道主体的专业素养 |
| 一、提升犯罪报道的新闻专业主义素养 |
| 二、确立犯罪报道中的道德规范 |
| 三、增强犯罪报道的司法适应能力 |
| 第二节 提升司法权行使主体的专业性 |
| 一、提升司法权行使主体的法治专业性 |
| 二、提升司法权行使主体的信息公开意识 |
| 第三节 最大化法律规制内的犯罪报道权 |
| 一、张扬犯罪报道传播权的必要性 |
| 二、犯罪报道中传媒权利的最大化 |
| 第四节 完善报道权与司法权的规范制度 |
| 一、犯罪报道的制度设计 |
| 二、犯罪报道自律的制度化 |
| 三、新闻规制的法律化 |
| 结语:用专业性破解"权力藩篱"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一次失败的新闻炒作（论文参考文献）
- [1]2019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J].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刘鹏,方师师. 新闻记者, 2020(01)
- [2]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的新闻工作者形象分析[D]. 丘鸿润. 暨南大学, 2018(01)
- [3]社会转型期警察心理压力研究 ——以天津市公安局为例[D]. 刘洋. 天津大学, 2017(05)
- [4]北京市丰台区社区医生职业倦怠管理研究[D]. 张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5(08)
- [5]视觉传播中奥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D]. 贺幸辉. 北京体育大学, 2015(11)
- [6]反家庭暴力议题的媒介呈现研究[D]. 王虹茹. 安徽大学, 2015(12)
- [7]股东民主论[D]. 赵金龙. 武汉大学, 2012(05)
- [8]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研究[D]. 李小宇. 武汉大学, 2014(04)
- [9]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构成、机理与管控[D]. 付业勤. 华侨大学, 2014(01)
- [10]报道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与化解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报道为视点[D]. 胡新桥. 武汉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