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美国基金市场的经验看我国基金业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郑秉文,李昆[1]（2020）在《我国养老金与公募基金协同发展研究:回顾、评析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公募基金是我国目前管理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系统细分行业,也是我国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的主力军。本文系统性地从制度框架、管理方式、规模变化、投资业绩等角度回顾了公募基金参与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养老目标基金等养老金投资的历程。养老金与公募基金合作17年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目前在养老金制度设计和养老金投资政策两个层面仍存在诸多"瓶颈"。未来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提高投资能力、树立长期投资理念、优化考核方式、创新基金产品、加强投资者教育等举措,养老金和公募基金将能更高效地合作,也为我国资本市场持续提供长期投资资金。
袁吉伟[2]（2020）在《美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公募基金的良好发展,与其完善的监管体系、持续的产品服务创新、良好的行业生态以及投资机构的专业能力等因素高度相关。美国公募基金业发展时间早,且监管体系完善、产品多元化,深得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的青睐。美国公募基金规模排名全球第一,占据近一半的市场份额。美国基金机构已实现了全球化发展,影响力日益加深。分析美国公募基金业的历史与经验,有助于我国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壮大。
黄露茗[3]（2020）在《多层嵌套有限合伙制PE投资人救济途径研究》文中认为私募基金（PE）是广泛运用于金融投资领域的一种资管产品,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正式引入有限合伙制度,自此以后有限合伙这一商事组织形式迅速与私募基金结合,逐渐成为私募投资基金的主流形态。随着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私募基金领域也出现了多层嵌套、结构化产品、互联网金融、通道业务等金融创新。必须警惕的是,风险往往伴随着创新而来,以私募产品的多层嵌套、通道业务为例,该模式以其扩大募集规模、规避合格投资者制度等“优势”获得众多金融机构的青睐。为应对私募基金领域种种乱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我国私募投资领域监管重点之一就是针对多层嵌套式私募基金的“穿透式”的监管。证监会于2014年8月21日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限制PE通过“层层嵌套”等方式变相扩大投资者人数。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产新规”）明确规定,重点针对资产管理产品的多层嵌套等问题设定规制标准,明确对多层嵌套资管业务实施“穿透式监管”的原则和方针。然而,无论是《私募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还是《资管新规》,对多层嵌套式资管产品的监管仍存在一定的真空地带。此外,尽管《资管新规》的发布极大程度影响限制了私募金融机构的野蛮生长,但为确保平稳过渡,《资管新规》还是设置资管产品的整改过渡期为2018年至2020年底,要求各金融机构在过渡期内实施自查、整改、报送监督。可以预见的是,受总体经济形势影响,过渡期内私募产品“爆雷”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资本的逐利天性亦会驱使其不断寻求对监管的突破,投资人、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多方博弈仍然会是资本市场的永恒主题。私募基金投资人相对于管理人,通常较为弱势,其权益也更容易受到侵害,这一情况在多层嵌套私募基金中也尤为突出。近年来,私募产品“爆雷”频发,各大法院受理的投资者索赔案件数量也逐年增加。从统计数据来看,成功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例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私募基金投资合同本身不完备不具体、多层嵌套架构的固有特性,导致投资者通过基金内部途径维权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以及典型案例,使得法庭审判过程中往往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使得《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保护机制很难着力。本文所要讨论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多层嵌套有限合伙制私募投资人的有效救济方式。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多层嵌套有限合伙制私募的定义、特征和发展现状;第二章结合近年来私募投资领域的经典案例——上海浸鑫基金投资MP&Silva案,以及笔者自身实际操作经验,深入剖析了多层嵌套式私募的特殊性、多层嵌套私募投资人保护的难点所在等问题。第三、第四章针对投资人保护困境,就如何穿透层层嵌套架构,追究失职管理人法律责任展开详细探讨。以《合伙企业法》中第68条代位诉讼、第80条资格继受为基础,设计投资人维权方案,为投资人诉讼救济寻找可行路径和突破口。
刘睿[4]（2018）在《基金行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内资基金应对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我国基金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允许外资设立控股基金公司的背景下,先从产品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基金行业发展状况的差异,观察我国基金行业与美国为例的成熟市场的基金行业之间的差距,并且从现阶段我国基金公司发行的公募基金的业绩分析出发,研究已有外资参股的基金公司与纯内资基金公司之间的产品业绩方面的差异与优劣势。虽然基金行业的发展成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相辅相成的系统性工程,但在当前环境下,对于公募基金主动管理能力的加强以及业绩实现的提升是国内市场上所有基金公司可以积极努力的方向。实证分析发现,外资占比较高的基金公司投资业绩更优,投资风格更为稳健,选股能力强于纯内资基金公司,但择时能力弱于纯内资基金公司。合资基金更擅长于挑选优质股票并更长期限持有,获得了更好的Alpha收益和风险调整后收益;内资基金更善于择时交易,但对于股票价值的挖掘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两者的差异与优劣性比较显着,国内公募基金公司应对行业开放应在这些方面夯实投资管理能力,修炼内功。
董丽娃[5]（2017）在《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按照GDP总量衡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衡量,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储蓄存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70%。在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和现金占比达到75%,而证券、基金等理财产品占比还不到25%。大力发展财富管理行业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的需要,也是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作为财富管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业虽然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自从1997年底到1998年初中国基金业从老基金转变为新基金之后,基金业的发展速度是金融部门中最快的。基金的运作和管理通常采取"投资决策委员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者在投资购买基金的时候通常也会考虑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的特征。那么,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的特征是否会影响基金绩效?哪些特征会影响基金绩效?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采用了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和计量实证法等研究方法。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从股东性质、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三大方面描述基金管理公司的总体特征,从生理特征、学历特征、从业资质和从业经验四个方面描述基金经理总体特征,表明不同基金所属的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存在差别;其次选择了中国140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样本,采用2004年7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的数据,计算了其绩效;再次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影响基金绩效的十个假说;然后,实证检验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影响基金绩效的假说;最后给出结论和政策建议与启示等。第一,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的特征各异,并且差别较大。从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性质、股权结构、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考察基金管理公司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1）股东性质多元化,从原来只有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才能够作为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股东,到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都可以,并且外资、实业公司等都可以成为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2）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各异,并且不断变化,表现为绝对控股型为主,相对控股型其次,分散持股型占比很少,还不到10%;（3）内部治理结构多样化,基本框架基本相同,都拥有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督察长等,但是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及其占比等存在差别。从性别、年龄、学历及其毕业院校和从业经验等方面考察基金经理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1）总体上男性基金经理多于女性,同时女性基金经理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2）基金经理相对都比较年轻;（3）基金经历的学历都相对比较高,而且名校毕业的占比绝大多数;（4）基金经理的从业时间普遍不长,特别是在职的基金经理。第二,基金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否合资、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等特征会影响基金绩效。（1）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结构、独立董事占比和监事会规模对基金收益和绩效具有显着的影响,是否合资、董事会规模和总经理是否董事对基金收益和绩效的影响不显着;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否合资、监事会规模对基金风险的影响显着,股权结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总经理是否董事对基金风险的影响不显着;（2）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影响基金收益、绩效和风险,相对于第一人股东不是证券公司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第一大股东是证券公司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低收益、低绩效、低风险;相对于第一大股东不是信托公司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第一大股东是信托公司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高收益、高绩效、高风险;相对于第一大股东不是商业银行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第一大股东是商业银行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低收益、低绩效、高风险;（3）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具有显着更高的总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4）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基金收益和绩效负相关,股权集中度越高,基金收益和基金绩效越低;（5）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占比与基金收益正相关;（6）基金管理公司的监事会规模与基金收益、绩效和风险之间负相关。第三,基金经理性别、学历和从业经验等特征会影响基金绩效。（1）在单独考察基金经理特征的影响时,基金经理性别和从业经验对基金收益和绩效的影响不显着;基金经理的学历对基金收益和绩效的影响显着;基金经理的性别、学历和从业经验对基金风险有显着影响,但不是对总风险、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都有显着影响;在同时考察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的影响时,基金经理的性别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显着,男性基金经理具有更高的基金绩效;（2）男性基金经理相对于女性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具有更低的系统性风险;（3）具有博士学位的基金经理相对于硕士及以下学历的基金经理具有更低的收益、绩效和非系统性风险;（4）基金经理经验与基金风险负相关,表明基金经理的经验对控制基金风险有作用。通过对中国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及其与基金绩效影响关系的分析和实证检验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得出对基金业监管部门、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投资者的若干政策含义和启示。第一,对基金业监管部门的政策建议。一是必须要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特别是对基金管理公司与股东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等进行监管;二是要逐渐放松对基金业发展的管制,特别是进入管制;三是进一步探索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相关、激励相容的基金运行模式,提高基金收益和绩效,可以探索基金管理公司员工——包括高管、董事、基金经理等——成为所管理基金的份额持有人模式,可以探索基金管理费的计提与单位基金份额净值直接相关而不是只与基金净值相关的模式。第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启示。一是从收益、绩效和风险的角度看,基金管理公司未必要引进外资组建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二是从收益和绩效的角度看,基金管理公司要降低股权集中度;三是从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看,提高独立董事占比,降低监事会规模;四是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的选择应该重视学历和从业经验,从控制风险的角度看选择更高学历者和更长工作经验者。第三,对基金投资者的启示。一是要重点考虑基金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否合资、股权结构、独立董事占比和监事会规模等因素,董事会规模和总经理是否董事等因素不重要;第二,从收益和绩效的角度看应该主要考虑基金经理的性别和学历,不要太在乎基金经理的从业经验,但是从风险的角度看,基金经理的三个方面的个人特征都应该考虑。本文的创新大体上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特征和基金经理特征放在一起共同考察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现有文献基本上都是分别研究基金管理公司特征和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将二者放在一起共同考察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本文在分别研究基金管理公司特征和基金经理特征影响基金绩效的基础上,将二者共同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它们对基金绩效的影响。二是全面研究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对基金绩效的影响。在已有文献中,虽然也考察基金管理公司股东性质对基金绩效的影响,但是主要考察证券公司作为股东对基金绩效的影响,要么是采用虚拟变量要么是采用证券公司持有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本文设定了四个模型分别考察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证券公司与非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与非信托公司、银行与非银行、其他类公司与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银行对基金绩效的影响,并且以这四个模型为基准,逐渐增加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合资、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等变量以全面考察基金管理公司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三是研究基金管理公司监事会规模对基金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影响基金绩效的文献主要是研究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总经理是否为董事等的影响,还没有文献研究基金管理公司监事会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本文在内部治理结构变量中,采用监事会规模作为解释变量研究监事会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杨一骏[6]（2016）在《中国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及其业绩相关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未来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借助资本市场的支持,而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二级市场上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建设。本文回顾了美国机构投资者及共同基金业的发展现状与历史,并解析了美国共同基金业能够成长的原因。这里既有美国家庭配置基金比例提高或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等外因,也有美国共同基金产品业绩颇佳等重要内因。然后本文介绍了中国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现状,并着重指出了基金业目前发展遇到的瓶颈。基金产品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提升业绩,所以本文针对中国公募基金的业绩展开了一些实证研究,包括各类型基金产品风险调整后业绩的描述,以及业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股票型基金产品业绩相对欠佳;公募基金产品的业绩,既受市场波动、投资者买卖行为的影响,也与基金管理人的经验显着相关。最后,本文在美国经验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公募基金业发展有利的建议。
张宝瑞[7]（2013）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制度体系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在考察、借鉴国外基金业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在立法层面、制度引入、监管等多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完善基金治理制度。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加强我国基金治理的系统研究，对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基金治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基金治理的经济学理论出发，在对国外发达国家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制度变迁过程，基金组织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投资基金发展和治理制度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建立以投资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基金治理制度体系。从整体上系统做好相关机制安排。有效的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制度体系是在一定的基金组织模式下，包括制衡激励制度、监督约束制度和救济赔偿制度在内的统一整体。论文的结构及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论述与证券投资基金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第三章通过考察国外发达国家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发展、制度变迁过程，揭示治理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提出以基金投资者权益保护为核心，构建基金治理制度体系。第四章通过对制衡激励制度中持有人大会制度、托管人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和激励制度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具体问题和建议。第五章通过对监督约束制度中的市场准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制度、评价机制的理论分析，对完善相关机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第六章通过对救济赔偿制度的研究，提出创设行政援助机制、赔偿保障机制并改进损害赔偿机制的建议。
邓斌[8]（2013）在《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金家族的繁衍和扩张是国内外基金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大规模基金家族的产生能够使得基金公司通过共享投资信息和研发资源而降低经营管理成本,产生范围经济。Sirri and Tufano（1998）较早认识到基金家族这一新型市场组织结构能够降低基金投资者的搜寻成本,而且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因此,基金家族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并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基金家族独特的双重委托代理结构为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增添了新的问题。基金家族整体利益与家族内单个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并不一致,导致除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行为之外,基金管理公司内部还会存在业绩输送行为。Gasparetal.（2006）指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基金管理公司会在旗下不同基金之间进行业绩输送,以牺牲对基金家族而言价值较低基金的业绩为代价,提高对基金家族而言价值较高基金或基金的业绩。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导致基金家族旗下基金存在人为的业绩差异,损害了被“牺牲”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已经指出基金家族双重委托代理结构导致的基金家族整体利益与单个基金利益的不一致,是导致基金家族的业绩输送行为产生的内在动机。但是,该行为的产生还依赖于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因为固定管理费率制度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管理人具有激励效应,只有通过投资者申购和赎回基金,基金家族进行业绩输送以提升旗下基金业绩才能最终吸引投资者资金流入。Caffrey（2006）,Gaspar et al.（2006）和 Guedj and Papastaikoudi（2008）的研究表明: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决定因素是基金资金流与基金业绩的凸性关系以及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由于基金管理人的一切投资管理行为都是以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为基础,所以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从基金投资者行为视角,研究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生成机制,并运用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刻画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特征,研究其对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影响。无论是基金家族的繁衍和扩张,还是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都受到基金市场环境的影响。为研究我国基金市场环境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趋势,揭示基金投资者和基金家族行为的背景和根源,本文在第三章研究了国内外基金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介绍了基金投资者组成结构和行为特征、基金家族发展现状和治理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基金市场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主要表现就是市场规模大幅提高、竞争日益激烈、基金家族的繁衍和市场制度的完善。由于基金投资者行为是本文研究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第四章利用2005年至2012年我国开放式普通股票型基金的数据,对样本期内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无论运用分组平均值折线图的方法,还是面板数据多元回归的方法,我们均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资金流和业绩相关关系（Flow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FPR）呈现正向和凸性特征。基金FPR只是描述了基金资金净流入比率与基金历史业绩的相关关系,本文第四章还提出量化测度基金FPR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通过估计资金净流入比率回归函数中基金业绩变量的回归系数,我们能够测度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大小。正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应基金FPR的正向关系。通过引入分段线性回归函数,我们能够运用绩优水平下和绩劣水平下基金业绩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的差异来测度基金FPR的凸性特征。基金FPR正向、凸性特征,表明我国基金投资者总体上表现出追逐良好业绩的正反馈行为,而且由于投资者心理、市场制度和市场运行效率等原因,我国基金投资者表现出对基金业绩提升敏感度较高、对基金业绩下降敏感度较低的行为特征。本文研究还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特征会随着时期和基金截面特征而变化。从时期变化来看,第四章分组平均值折线图的分析结果表明,资金净流入比率随着时期变化而增加,基金FPR曲线的波动性越来越小且“赎回异象”逐渐消失,基金FPR的正向凸性特征越来越显着,子样本回归的结果则表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随时期变化而减小。这意味着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中理性成分逐渐增加,但是仍然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从投资者行为特征变化的角度,我们能够揭示国内关于基金市场“赎回异象”研究的矛盾性结论。早期关于我国基金FPR的研究所分析的样本时期正好是我国基金投资者行为非理性因素较多、“赎回异象”较为显着的时期,因此陆蓉等（2007）证实了这种现象。随着基金市场环境变化,投资者逐渐趋于理性,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也发生变化,“赎回异象”趋于减弱。所以肖峻和石劲（2011）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我们在发现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时期变化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导致变化的因素。本文第四章利用GDP增长率作为经济环境的代理指标,证实了经济环境对投资者心理,进而对基金FPR凸性的正向影响。此外,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导致信息成本下降,以及基金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提高,都会导致投资者行为中理性成分的增加。从基金特征变化来分析,我们根据基金截面特征的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不同的子样本,分组平均值折线图表明年老基金和大规模基金的资金净流入比率较高,小规模和年轻基金的FPR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更显着的处置效应或明星效应,FPR凸性特征也更强。我们进一步运用交互项回归的方法研究表明基金规模对基金资金净流入比率产生负向影响,而基金年龄、基金风险、基金家族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基金年龄正向影响的结果表明我国基金投资者认为年老基金和大规模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所拥有的投资管理能力和经验更值得信赖。基金风险和基金家族规模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我国基金投资者更倾向于追逐收益而忽视风险,也更青睐大型基金家族的旗下基金。我们还运用交互项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基金特征对基金FPR正向凸性特征的影响,发现基金年龄增加将显着降低业绩处于绩优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正是由于基金年龄增加导致绩优水平下业绩敏感度降低,在绩劣水平业绩敏感度不变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基金FPR凸性降低。我们还发现基金业绩波动性将显着增加处于绩劣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并且显着降低处于中等业绩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最后我们发现基金家族规模能够显着降低旗下基金的业绩敏感度以及基金FPR凸度。这是由于基金家族具有溢出效应,使得大部分投资者更看重基金家族的品牌,而不是基金本身的业绩。所以大型基金家族旗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都较低。在对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刻画其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投资者业绩敏感度测度投资者行为特征,研究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基金家族内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行为和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基金家族由旗下基金共同组成,因此对家族内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行为的研究是分析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基础。我们首先阐明了固定管理费率下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其次,运用竞赛模型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决策和风险水平决策的激励效应。模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实证研究还表明基金年龄和股票市场收益率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对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模型的分析表明,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取决于其投资管理能力,投资管理能力越强的基金经理,将设定越高的基金投资组合风险水平。绩优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越高、中等业绩或绩劣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越低、资金净流入函数的低业绩门槛值越小,基金经理也会设定越高的基金风险水平。实证研究支持不同业绩水平下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的激励效应。我们在构建基金家族旗下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模型时运用基金资金流一业绩分段线性函数刻画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我们同样利用该函数构建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理论模型。在给出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模型基础上,我们结合基金经理的最优风险水平投资决策导出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模型。对该模型的分析表明,基金FPR的特征会影响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产生和程度,这些特征包括凸度、敏感度变化幅度的非对称性和业绩门限值的非对称性等。由于基金FPR取决于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上述结论意味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最终取决于基金投资者行为。本文还对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造绩优和绩劣基金组合,并比较属于同一基金家族和不同基金家族的两个组合收益差距的大小,验证我国基金家族内部是否存在业绩输送行为。配对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均表明样本区间内我国基金家族存在一定程度的业绩输送行为。特别地,基金和基金家族的年龄越大、基金家族规模越小,则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越显着。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基金家族特征对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影响与国外基金家族存在不同,这是由于我国基金投资者行为与国外成熟市场存在差异。上述实证结果也表明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取决于基金投资者行为。本文的研究基于投资者行为的新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揭示了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生成机理,凸显了从投资者行为角度完善我国基金管理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将为投资者优化投资决策、为基金管理公司完善公平交易内控机制、为监管机构完善监管制度和提高监管效力提供有益借鉴。
裘国根[9]（2013）在《大资管时代私募基金的机遇和挑战》文中研究表明新一轮的监管放松引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进入完全竞争的"大资管时代"。市场准入开放为私募基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基金业现有的挑战。新《基金法》为私募基金打开了通向广阔居民理财市场的道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丰富使私募基金实现差异化投资成为可能,而未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将为富有远见的投资人展现历史性的投资机遇。把握崭新发展机遇的同时,私募基金需要继续面对固有的挑战:在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持续优良稳定的投资业绩,建立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以及打造适合公司长期发展的销售团队。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私募基金应该从自身出发,处理好发展中的三个重要关系,练好四项内功,实现持续健康的成长。
谢国梁[10]（2013）在《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二次大战后世界进入和平建设,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重新上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各国对金融中心的发展热情高涨,对金融中心的研究如雨后春笋,都想弄明白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有的地方只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有的地方则不能成为金融中心；为什么有的金融中心可以长青,有的金融中心则会被取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也必将要发展成为金融强国,金融中心建设是未来发展中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需要有更多投入,从理论及实践层面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及发展涉及的问题做深入探讨,并提出答案。我国经济崛起及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及角色将何去何从。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殖民地年代因时际遇,发展成为远东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凭借其人文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在贸易、投资、融资以及金融资讯等方面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充当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主要窗口,在中国与国际市场往来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十分特殊的经济及金融关系。香港在充当这一角色过程中也得到发展及提升的机会,自身的金融中心地位及功能获得很大强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金融实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金融业的市场化及自由化,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获得强劲发展动力,逐步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功能。内地,尤其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崛起对香港服务中国经济的传统功能具有替代效应,长远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存在弱化,甚至于被取代的可能。香港已在1997年回归祖国,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是国家在安排香港回归时所做的战略决策,并被视为一项国际承诺而体现在《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在中国经济崛起及做大做强体制内金融中心的同时,香港金融中心如何可以继续发挥其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而不被边沿化,是未来国家推动经济改革及市场开放,特别是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及资本账户走向开放过程中需要研究的战略性课题。本论文指出了1997年回归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维持繁荣的背后呈现出的一些不良发展态势,包括中介功能淡化,市场发展趋向单一化、虚拟化,国际化褪色等,剖析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面对弱化风险的深层次原因。论文在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问题时带出了对沪港金融中心关系这一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就如何在加快国家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平衡好沪港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提出策略建议。本论文将理论、政策及实践紧密结合,寓创新于实践之中,务求以新的视角,就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经济金融关系的发展问题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论述,使其对决策有参考价值,对香港经济繁荣稳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向前推进以及沪港金融中心关系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二、从美国基金市场的经验看我国基金业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美国基金市场的经验看我国基金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养老金与公募基金协同发展研究:回顾、评析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公募基金发展回顾 |
| 二、公募基金全面参与养老金市场化投资 |
| (一)公募基金全面参与各类养老金投资的制度框架 |
| (二)全国社保基金与公募基金投资 |
| (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与公募基金投资 |
| (四)企业年金与公募基金投资 |
| (五)职业年金与公募基金投资 |
| (六)公募基金管理养老目标基金 |
| (七)年金养老金产品体系日趋完善 |
| 三、公募基金与养老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
| (一)养老金市场化投资顺利推动 |
| (二)各类养老金的投资业绩优异 |
| (三)公募基金投资收益整体优异,业绩分化 |
| (四)养老金通过公募基金投资的规模加速增长,促进资本市场繁荣发展 |
| 四、我国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的“瓶颈” |
| (一)第二、第三支柱积累型养老金发展不足 |
| (二)养老目标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至今未到位 |
| (三)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没有打通 |
| (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职工没有被赋予投资选择权 |
| (五)年金养老金的产品作用发挥不充分 |
| (六)年金组合的权益投资比例上限偏低 |
| (七)养老金的长期资金属性与考核短期化存在矛盾 |
| (八)养老金投资管理人资格具有“门槛现象” |
| (九)目标日期基金存在完善和优化空间 |
| 五、展望与思考 |
| (一)优化机制,提高养老金第二、第三支柱渗透率 |
| (二)加强合作,公募基金配合养老金规模快速增长 |
| (三)加强创新,开发更多针对养老金特点的基金产品 |
| (四)淡化短期排名,养老金投资考核注重长期业绩 |
| (五)公募基金公司提高对境外资产的覆盖广度和研究深度 |
| (六)利用渠道优势,加强对投资者进行养老金投资教育 |
| (七)公募基金与养老金的互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深远 |
（2）美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美国公募基金发展历程 |
| 美国公募基金的发展经验 |
| 完善的监管体系 |
| 持续的产品创新 |
| 完善的行业生态 |
| 基金机构突出的专业能力 |
| 对我国基金行业发展的启示 |
（3）多层嵌套有限合伙制PE投资人救济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有限合伙制私募投资基金概述 |
| 第一节 私募投资基金(PE)定义及特征 |
| 第二节 有限合伙制度的定义与特征 |
| 第三节 有限合伙与私募基金结合的优势 |
| 一、组织架构灵活 |
| 二、以无限连带责任作为对管理人的约束 |
| 三、投资人有限参与合伙事务 |
| 四、避免双重纳税 |
| 第四节 实践中演变——多层嵌套有限合伙制PE |
| 一、降低基金募集成本和募集难度 |
| 二、规避合格投资者制度 |
| 三、突破投资者人数限制 |
| 第二章 多层嵌套PE投资者保护困境 |
| 第一节 浸鑫基金跨境并购MP&SILVA案 |
| 第二节 多层嵌套结构投资者民事权利救济的阻碍 |
| 一、合伙企业内部救济途径之困境分析 |
| 二、司法救济途径之困境分析 |
| 第三章 投资人救济机制之一:有限合伙代位诉讼 |
| 第一节 有限合伙人代位诉讼概述 |
| 第二节 赋予多层嵌套PE投资人代位诉讼提起权的必要性 |
| 一、优化有限合伙类资管产品的内部治理 |
| 二、顺应有限合伙制私募投资领域发展需求 |
| 第三节 、多层嵌套有限合伙制PE投资人代位诉讼现状 |
| 一、可参考判例数量有限 |
| 二、主体资格要求模糊 |
| 三、穿透层数有限 |
| 四、胜诉利益分配存在问题 |
| 第四节 多层嵌套PE中代位诉讼制度设计 |
| 一、明确多层嵌套PE中提起代位诉讼的主体资格 |
| 二、明确多层嵌套PE中代位诉讼的前提要件 |
| 三、尝试引入双重或多重代位诉讼制度 |
| 第四章 投资人救济制度之二:有限合伙资格继受 |
| 第一节 有限合伙资格继受概述 |
| 第二节 合伙份额继受的可行性分析 |
| 一、有限合伙份额具有可移转性 |
| 二、人合性不影响有限合伙资格继受 |
| 第三节 资格继受在多层嵌套有限合伙PE中的现状 |
| 一、缺乏相关判例及操作指引 |
| 二、资格继受致使有限合伙人人数突破相关规定 |
| 三、《资管新规》的出台对资管产品资格继受造成阻碍 |
| 第四节 跨越有限合伙层级资格继受的制度设计 |
| 一、明确有限合伙资格继受的适用条件 |
| 二、不得突破《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人人数的规定 |
| 三、被继受企业不可通过合伙协议排除资格继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基金行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内资基金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 国外研究成果回顾 |
| 2.3 国内研究成果回顾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全球基金行业发展及现状 |
| 3.1 全球基金行业的发展及现状 |
| 3.1.1 全球基金产品规模统计 |
| 3.1.2 全球基金产品的区域分布及增长情况 |
| 3.2 全球各类基金产品的发展 |
| 3.2.1 全球各类基金产品的规模分布 |
| 3.2.2 全球各类基金产品净增长情况 |
| 3.3 美国基金市场发展及现状 |
| 3.3.1 美国基金的发展概述 |
| 3.3.2 美国各类基金的规模及增长 |
| 3.3.3 美国股票型基金现状 |
| 第4章 国内基金行业现状 |
| 4.1 国内基金行业发展与现状 |
| 4.1.1 国内基金行业发展历史 |
| 4.1.2 国内各类基金产品的规模分布 |
| 4.2 内资基金公司与外资参股基金公司对比 |
| 4.2.1 数据选取及说明 |
| 4.2.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原理 |
| 4.2.3 投资风格分析 |
| 4.2.4 投资业绩分析 |
| 4.2.5 选股择时能力分析 |
| 第5章 内资基金公司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
| 5.1 内资基金公司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
| 5.1.1 股票市场环境及基金公司布局治理 |
| 5.1.2 产品策略不够多样性问题 |
| 5.1.3 投研人才不够充足成熟的问题 |
| 5.2 内资基金公司应对对外开放的策略 |
| 5.2.1 国内外基金行业差异对比 |
| 5.2.2 内资基金公司优势与劣势 |
| 5.2.3 内资基金公司应对外资策略 |
| 第6章 结论及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 |
| 1.2.2 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 |
| 1.2.3 基金收益、基金绩效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收益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1.5 本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1.1 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
| 2.1.2 对证券投资基金绩效的实证研究 |
| 2.2 对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影响基金绩效的研究 |
| 2.2.1 基金管理公司特征对基金绩效影响的研究 |
| 2.2.2 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影响的研究 |
| 2.2.3 基金特征对基金绩效影响的研究 |
| 2.3 简要评述与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特征的总体描述 |
| 3.1 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特征的总体描述 |
| 3.1.1 基金管理公司总体特征的描述 |
| 3.1.2 基金管理公司的个体特征:以"老十家"为例 |
| 3.2 中国基金经理特征的总体描述 |
| 3.2.1 中国基金经理总体特征的描述 |
| 3.2.2 中国基金经理的特征:以"老十家"为例 |
| 3.3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
| 第四章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价:指标选择、样本选择与实证 |
| 4.1 基金绩效衡量的指标与模型选择 |
| 4.1.1 基金绩效评价的指标 |
| 4.1.2 基金绩效的评价模型 |
| 4.1.3 对基金绩效评价指标和模型的选择 |
| 4.2 中国基金绩效衡量的样本选择和区间选择 |
| 4.2.1 样本的选取 |
| 4.2.2 样本区间的设定 |
| 4.3 基金绩效的计算:以景顺长城优选基金为例 |
| 4.3.1 变量的选取与计算 |
| 4.3.2 指标的计算:一个半年度的计算过程 |
| 4.3.3 全部区间绩效计算结果的汇报:景顺长城优选基金为例 |
| 4.3.4 全部样本基金一期绩效的计算结果:以2015年下半年为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机理和假说 |
| 5.1 基金管理公司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机理和假说 |
| 5.1.1 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
| 5.1.2 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合资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
| 5.1.3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
| 5.1.4 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
| 5.2 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机理和假说 |
| 5.2.1 基金经理性别与基金绩效 |
| 5.2.2 基金经理学历与基金绩效 |
| 5.2.3 基金经理的从业经验与基金绩效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金管理公司特征对基金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被解释变量选取及处理 |
| 6.1.3 控制变量选取及处理 |
| 6.1.4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 基金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性质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
| 6.2.1 解释变量的选取、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实证模型与估计方法 |
| 6.2.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2.4 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合资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
| 6.3 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
| 6.3.1 解释变量的选取、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模型和估计方法 |
| 6.3.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1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及其处理和描述性统计 |
| 7.1.2 模型与估计方法 |
| 7.1.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7.2 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2.1 模型与估计方法 |
| 7.2.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模型与估计方法 |
| 7.3.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与启示 |
| 8.2.1 对基金业监管部门的政策建议 |
| 8.2.2 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启示 |
| 8.2.3 对基金投资者的启示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样本基金名称及所属公司 |
| 附录2: 样本基金管理公司中样本基金的数量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的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及其业绩相关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和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作用 |
| 2.2 发展机构投资者及公募基金的必要性和举措 |
| 2.2.1 发展机构投资的必要性 |
| 2.2.2 培育机构投资者的举措 |
| 2.3 关于公募基金产品业绩的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及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研究 |
| 3.1 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及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情况 |
| 3.1.1 概况 |
| 3.1.2 美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历史 |
| 3.2 美国基金业成长的原因 |
| 3.2.1 外部原因 |
| 3.2.2 内部原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研究 |
| 4.1 公募基金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
| 4.1.1 家庭资产配置 |
| 4.1.2 股票市场 |
| 4.2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业现状 |
| 4.2.1 概况 |
| 4.2.2 基金业的资产配置 |
| 4.3 公募基金业遇到的瓶颈 |
| 4.3.1 绝对收益没有优势 |
| 4.3.2 经理人的流失 |
| 4.3.3 产品创新不足 |
| 4.3.4 替代品的压力 |
| 4.4 关于公募基金业绩的实证研究 |
| 4.4.1 中国公募基金业绩表现的描述 |
| 4.4.2 公募基金产品业绩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5 其他主要机构投资者 |
| 4.5.1 保险机构投资 |
| 4.5.2 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 |
| 4.5.3 QFII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全文小结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7）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制度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中国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基金治理研究 |
| 1.2.2 国内基金治理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创新 |
| 第2章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理论 |
| 2.1 证券投资基金的制度属性 |
| 2.1.1 制度构成与制度变迁 |
| 2.1.2 证券投资基金：一种金融制度 |
| 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概述 |
| 2.2.2 委托代理问题的一般分析 |
| 2.2.3 基金治理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分析 |
| 2.3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3.1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本概述 |
| 2.3.2 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基金治理制度中的运用 |
| 2.4 产权经济学与基金组织模式 |
| 小结 |
| 第3章 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变迁及治理制度 |
| 3.1 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 |
| 3.1.1 国际发展历程回顾 |
| 3.1.2 证券投资基金制度产生分析 |
| 3.1.3 世界基金业的制度变迁 |
| 3.2 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模式 |
| 3.2.1 公司型治理模式 |
| 3.2.2 契约型治理模式 |
| 3.3 投资基金治理制度 |
| 3.3.1 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内涵 |
| 3.3.2 基金治理制度的原则 |
| 3.3.3 中国投资基金治理制度体系 |
| 小结 |
| 第4章 证券投资基金制衡激励制度分析 |
| 4.1 概述 |
| 4.2 持有人大会制度——相对弱化的制度安排 |
| 4.2.1 基金持有人的“理性冷漠”与“搭便车” |
| 4.2.2 利益代表缺位和流于形式的基金持有人大会 |
| 4.2.3 投票权代理——设立基金持有人大会日常机构 |
| 4.3 托管人制度——保管与监督中的制衡 |
| 4.3.1 托管人制度的一般分析 |
| 4.3.2 选聘机制——“一个人的独角戏” |
| 4.3.3 破解托管人“只托不管”困境的建议 |
| 4.4 独立董事制度——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看护人” |
| 4.4.1 独立董事制度的一般分析 |
| 4.4.2 独立董事制度的特证 |
| 4.4.3 独立董事独立性与职能的完善 |
| 4.5 激励机制——对基金管理人和经理人的正向指引 |
| 4.5.1 激励机制的功效分析 |
| 4.5.2 固定费率下的“旱涝保收” |
| 4.5.3 多措并举的长效激励机制安排 |
| 小结 |
| 第5章 证券投资基金监督约束制度分析 |
| 5.1 概述 |
| 5.2 市场准入制度——打破行业壁垒 |
| 5.2.1 竞争与基金发展 |
| 5.2.2 准入管理模式 |
| 5.2.3 竞争和开放是中国投资基金发展的取向 |
| 5.3 信息披露制度——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
| 5.3.1 信息披露机制的分析 |
| 5.3.2 信息披露内容要求 |
| 5.3.3 规范、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 |
| 5.4 基金监管制度——第三方治理 |
| 5.4.1 监管与基金治理 |
| 5.4.2 监管体系、内容 |
| 5.4.3 集中型监管模式的完善 |
| 5.5 基金评价机制——衡量基金的“一把尺” |
| 5.5.1 基金评价的功能分析 |
| 5.5.2 培育阶段的评价现状 |
| 5.5.3 发展基金评级的展望 |
| 小结 |
| 第6章 证券投资基金救济赔偿制度分析 |
| 6.1 概述 |
| 6.2 行政援助制度——困境中的希望 |
| 6.2.1 行政援助制度的功能分析 |
| 6.2.2 行政援助的形式 |
| 6.2.3 行政援助制度的创设建议 |
| 6.3 损害赔偿制度——救济的有效渠道 |
| 6.3.1 损害赔偿的存在基础 |
| 6.3.2 损害赔偿的程序机制 |
| 6.3.3 损害赔偿制度改进思考 |
| 6.4 赔偿保障制度——赔偿实现的基石 |
| 6.4.1 赔偿保障的意义 |
| 6.4.2 保障方式 |
| 6.4.3 赔偿保障实现的制度安排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主题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主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基金FPR的概念 |
| 1.2.2 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概念 |
| 1.2.3 基金家族及其业绩输送行为的概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 |
| 1.5.2 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基金FPR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关于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表现 |
| 2.2.2 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产生原因 |
| 2.2.3 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途径 |
| 2.2.4 我国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研究 |
| 第三章 国内外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基金业发展现状 |
| 3.1.1 美国基金业发展现状 |
| 3.1.2 我国基金业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基金家族的形成 |
| 3.2.1 美国投资顾问公司发展概况与基金家族形成 |
| 3.2.2 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发展概况与基金家族形成 |
| 第三节 基金家族引发的基金治理问题 |
| 3.3.1 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治理与公平交易问题 |
| 3.3.2 国内外基金市场中的公平交易问题 |
| 第四节 基金投资者概况 |
| 3.4.1 美国基金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特征 |
| 3.4.2 我国基金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特征 |
| 第四章 我国基金FPR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 |
| 第一节 基金资金流与基金业绩的衡量 |
| 4.1.1 基金资金流的衡量 |
| 4.1.2 基金业绩的衡量 |
| 第二节 我国基金FPR及其影响因素 |
| 4.2.1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与基金FPR |
| 4.2.2 基金FPR的特征 |
| 4.2.3 基金FPR特征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我国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测度 |
| 4.3.1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测度方法 |
| 4.3.2 基于多元面板数据回归的业绩敏感度测度 |
| 4.3.3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时期变化 |
| 4.3.4 基于分段线性面板数据回归的业绩敏感度测度 |
| 第四节 我国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 |
| 4.4.1 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2 截面或时期因素对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影响机制研究 |
| 4.4.3 基于影响因素分析的单个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估计 |
| 第五章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我国基金家族内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行为研究 |
| 第一节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 |
| 5.1.1 固定管理费率下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 |
| 5.1.2 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激励机制的有关研究 |
| 第二节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决策的激励效应 |
| 5.2.1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决策模型 |
| 5.2.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风险水平决策的激励效应 |
| 5.3.1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经理风险水平决策模型 |
| 5.3.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风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六章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家族内基金业绩输送行为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基金家族的业绩输送问题 |
| 6.1.1 基金家族的发展状况与业绩输送行为 |
| 6.1.2 国内外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家族内基金业绩输送行为模型 |
| 第三节 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实证研究 |
| 6.3.1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
| 6.3.2 实证结果 |
| 第四节 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影响 |
| 6.4.1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业绩输送行为特征 |
| 6.4.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业绩输送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扩展 |
| 第一节 结论 |
| 7.1.1 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呈现正反馈和有限理性特征 |
| 7.1.2 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受到时期因素和基金特征的影响 |
| 7.1.3 投资者行为对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和基金家族业绩输送具有激励约束效应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7.2.1 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强化投资者行为对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激励约束机制 |
| 7.2.2 优化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以削弱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动机 |
| 7.2.3 完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内控机制以杜绝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途径 |
| 第三节 研究扩展 |
| 7.3.1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研究 |
| 7.3.2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的激励机制研究 |
| 7.3.3 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途径 |
| 7.3.4 基金管理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大资管时代私募基金的机遇和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迎接大资管时代的到来 |
| (一) 资产管理行业准入放松 |
| (二)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金融战略需要 |
| (三)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现状 |
| 二、美国基金业发展经验及借鉴 |
| (一)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市场 |
| (二) 美国基金市场发展历程 |
| (三) 美国基金市场发展的经验和借鉴 |
| 1. 美国法律和税收制度促进基金业成长 |
| 2. 行业充分竞争推动优胜劣汰 |
| 3. 通过创新推动发展 |
| 三、中国私募基金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一) 中国基金业面临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
| 1. 资本市场发展, 民间财富增长, 居民资产结构理性化, 都将提升对专业投资理财的市场需求。 |
| 2.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金融工具日益丰富, 基金管理人将有更大发挥空间实现投资差异化。 |
| 3. 随着中国经济成功转型, 中国有望诞生一批世界级的优秀公司, 而中国投资人将从中受益。 |
| (二) 中国基金业也需要面对更为艰巨的固有挑战 |
| 1. 保持持续稳定优良的投资业绩 |
| 2. 建立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
| 3. 打造适合公司长期发展策略的销售团队 |
| 四、阳光私募基金如何迎接机遇和挑战 |
| (一) 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 |
| 1. 公募业务与私募业务的关系 |
| 2. 境内业务与境外业务的关系 |
| 3. 中短期战略与长期战略的关系 |
| (二) 练好四项内功 |
| 1. 完善公司治理 |
| 2. 健全风控合规体系 |
| 3. 开拓销售渠道 |
| 4. 提升投研实力 |
（10）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序言 |
| 1.1 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2 论文的研究框架 |
| 1.3 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
| 1.6 文献综述 |
| 注释 第二章 金融中心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元素 |
| 2.1 金融中心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金融中心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
| 2.1.2 金融中心的产业经济学基础 |
| 2.1.3 金融中心与制度经济学 |
| 2.2 金融中心构成与运作要素 |
| 2.2.1 金融中心构成要素 |
| 2.2.2 金融中心的运作要素 |
| 2.3 金融中心的基本类型及评价 |
| 2.3.1 金融中心的基本类型 |
| 2.3.2 金融中心评价体系 |
| 2.4 金融中心的监管模式 |
| 2.4.1 基本监管模式 |
| 2.4.2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特点与问题 |
| 2.4.3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特点及问题 |
| 2.4.4 香港金融监管体制的特点及改革方向 |
| 2.4.5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 |
| 注释 第三章 金融中心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
| 3.1 欧洲早期的贸易与集市催生金融业 |
| 3.2 西欧金融中心的兴起与更替 |
| 3.3 金融中心朝多极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 |
| 注释 第四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发展历程及发展态势 |
| 4.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发展历程 |
| 4.1.1 香港金融业以银行主导,长期由英国资本把持 |
| 4.1.2 香港银行业监管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
| 4.1.3 香港股市发展自由放任,多次股灾促成市场整合及监管完善 |
| 4.1.4 香港其它金融市场的发展 |
| 4.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态势 |
| 4.2.1 香港金融制度的进一步规范 |
| 4.2.2 香港金融市场的规模逐步扩展 |
| 4.2.3 香港金融机构的资本构成有所调整 |
| 4.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评价 |
| 4.3.1 相关模型的构成 |
| 4.3.2 模型的外部指标采集 |
| 4.3.3 模型的问卷调查 |
| 4.3.4 模型的结论及特点 |
| 4.3.5 影响香港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新因素 |
| 注释 第五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素、主要特色及与内地的关系 |
| 5.1 香港金国际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 |
| 5.1.1 战后香港经济转型对本土金融服务需求的带动 |
| 5.1.2 自由经济管治理念下港英政府的适度干预 |
| 5.1.3 香港的有利时区位置 |
| 5.1.4 香港与我国内地市场的特殊关系 |
| 5.1.5 香港较为健全及独特的司法制度 |
| 5.1.6 香港的简单低税制 |
| 5.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色 |
| 5.2.1 自由港政策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
| 5.2.2 高度外向及国际化 |
| 5.2.3 实行货币局制度,由商业银行发钞,货币金融架构特殊 |
| 5.2.4 银行业集中度高,外资银行占支配地位 |
| 5.2.5 私人银行业务快速崛起 |
| 5.2.6 实行“以原则为本”的监管理念 |
| 5.2.7 香港金融市场逐渐从银行主导转向股市主导 |
| 5.3 香港与我国内地金融中心的关系 |
| 5.3.1 香港与内地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
| 5.3.2 香港与内地的金融关系 |
| 5.3.3 沪港金融中心关系 |
| 5.3.4 粤港金融关系 |
| 注释 第六章 中国经济崛起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
| 6.1 中国经济崛起的特征与含义 |
| 6.1.1 经济规模显着提升,中长期发展动力仍然较强 |
| 6.1.2 市场化与国际化水平提升 |
| 6.1.3 制度与规则走向规范化 |
| 6.2 中国经济崛起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
| 6.2.1 中国在经济崛起中金融服务需求快速扩大 |
| 6.2.2 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浮现 |
| 6.2.3 中国货币金融政策的国际影响力扩大 |
| 6.2.4 中国在经济崛起中,沪京深等金融中心功能快速提升 |
| 注释 第七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崛起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
| 7.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主要功能 |
| 7.1.1 为内地货物进出口服务 |
| 7.1.2 为境外投资内地服务 |
| 7.1.3 为内地企业境外股市募资服务 |
| 7.1.4 为内地机构境外债市融资服务 |
| 7.1.5 为内地企业境外贷款服务 |
| 7.1.6 为内地及境外资金跨境投资服务 |
| 7.1.7 为内地企业投资海外服务 |
| 7.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发展机遇 |
| 7.2.1 香港主要金融环节的发展机遇 |
| 7.2.2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特色及发展机遇 |
| 7.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崛起中面对被边缘化的挑战 |
| 7.3.1 香港在中国内地与海外经济往来中的中介角色淡化 |
| 7.3.2 内地的离岸金融服务需求有所调整 |
| 7.3.3 香港的国际化特色褪化 |
| 7.3.4 香港与内地金融中心互补性减少、竞争性增加 |
| 7.3.5 香港股市及基金业发展面对的新问题 |
| 注释 第八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对边缘化风险的深层次原因 |
| 8.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得益于内地封闭及金融服务落后 |
| 8.2 香港金融制度比内地开放自由,从中获得监管套利 |
| 8.3 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融合存在制度性障碍 |
| 8.4 香港奉行自由经济,但欠缺长远战略 |
| 8.5 迭加性问题 |
| 8.5.1 香港产业结构存在单一化、虚拟化问题 |
| 8.5.2 香港的政治体制转型令管治及监管有所弱化 |
| 8.5.3 香港本土意识抬头 |
| 注释 第九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前景 |
| 9.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顺利,香港中心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
| 9.2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阻力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不如预期 |
| 9.3 上海功能强化,港深整合,比翼齐飞 |
| 注释 第十章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我国金融中心建设 |
| 10.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重新定位、扮演新角色 |
| 10.1.1 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问题 |
| 10.1.2 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问题 |
| 10.2 香港检讨自由经济理念,政府适当有所作为 |
| 10.3 香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扩阔金融业发展基础 |
| 10.3.1 借鉴瑞士经验,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东方瑞士 |
| 10.3.2 推动香港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业发展 |
| 10.4 粤港排除障碍,加强整合,构建新型互补关系 |
| 10.4.1 粤港深化经济合作面对新挑战 |
| 10.4.2 粤港加强合作仍有重要基础 |
| 10.4.3 粤港合作前景广阔 |
| 10.5 我国加快体制内金融中心建设 |
| 10.5.1 从新视角看国家金融发展及金融安全 |
| 10.5.2 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
| 10.6 沪港优势互补,强强合作 |
| 10.6.1 沪港金融中心优势互补 |
| 10.6.2 沪港金融中心强强合作 |
| 10.6.3 沪港金融中心实现错位发展 |
|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
四、从美国基金市场的经验看我国基金业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养老金与公募基金协同发展研究:回顾、评析与展望[J]. 郑秉文,李昆. 经济研究参考, 2020(20)
- [2]美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J]. 袁吉伟. 中国外汇, 2020(20)
- [3]多层嵌套有限合伙制PE投资人救济途径研究[D]. 黄露茗.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基金行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内资基金应对策略研究[D]. 刘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5]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D]. 董丽娃. 山东大学, 2017(08)
- [6]中国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及其业绩相关实证研究[D]. 杨一骏.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1)
- [7]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制度体系研究[D]. 张宝瑞. 辽宁大学, 2013(05)
- [8]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研究[D]. 邓斌. 南京大学, 2013(04)
- [9]大资管时代私募基金的机遇和挑战[J]. 裘国根. 新金融评论, 2013(05)
- [10]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D]. 谢国梁. 复旦大学,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