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研究传说人物的宗旨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兼论传说人物学术研究与旅游文化的关系和区别（论文文献综述）
陈祖英[1]（2021）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间传说研究之崛起》文中提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着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需要,同时在旅游业的带动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推动下,中国民间传说研究无论是搜集整理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建设中国传说学,但由于缺乏专业的传说研究队伍,也没有太多西方传说理论可借鉴,以及受传统学科观的影响等原因,中国传说学至今未能建立。
武杏杏[2]（2021）在《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徐旭生一生着述颇丰,涉及哲学、历史、考古、教育等诸多领域。其学术思想渊源有自,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又极具行动的自觉。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式教育的影响,又受西方近现代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学术的训练,并在西北考察的实践中逐渐体悟而成。在中国考古学初创之际,徐氏挺进陕西,促进陕西考古会的成立。此间形成的思路和理念,影响至今。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虽然在技术和方法上尚属探索阶段,但将调查和发掘相结合、重点发掘兼顾他期遗存的发掘理念,为后世学者直接继承。他通过瓦鬲认定沣都的位置、对墓葬方向的思索、对史前期陶器形制的分类等,为苏秉琦器物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南。丰镐考古和先周文化的探索取得的丰硕成果,无不建立在徐氏陕西考古的基础上。徐旭生对疑古学说扬弃的同时,继承民国史家关于古史多元的研究成果,提出上古时期三大变革的认识体系。他揭橥“新信古”的大旗,实是疑信之间的考释。“传说时代”概念的提出和史料形成过程的分析,成为其信史观的依据。他提出分级整理史料的方法,较早阐释了历史和考古的关系,为后世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与蒙文通和傅斯年相比,他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提出的古史多元论更具说服力。在新的学术视野下,其“三集团”及其冲突、“大禹治水”等观点,或被证明或被纠正,凸显了方法论在其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其学术思想通过苏秉琦、张光直的学术体系对古史重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疑古学者对夏代史事的极端质疑,徐旭生走出书斋到夏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展开田野调查本身即是开拓之举。豫西调查和二里头作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典范,直接引发了考古学的族属认定、考古与历史的整合以及考古学的学科使命等学术思考。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文化,表明历史学与考古学是可以整合研究的。徐氏对二里头族属的推测虽有偏差,但将哲学的思辨融入考古和历史的研究,进而探索考古学上比较文化类型的方法,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的学术遗产。不论当今学术界如何定义夏文化,如何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都没有否定徐旭生的发现,都是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
张慧儒[3]（2021）在《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的功业绝不仅仅在于他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帝国,更在于他对蒙古民族、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已经与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分析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在古今中外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成吉思汗形象这一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国际影响力。首先,对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和理论溯源。成吉思汗在绝境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积极因素都得到了表现,而争议之处却让创作者为难,如何全面展示成吉思汗形象向创作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这些争议之处往往是创作能够出现新思路的契机,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评价越来越客观,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些争议因素,无疑会给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域下,历史文本与文学、文化文本没有严格的界限,都是一种话语实践,是某一特定时代或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与文化文本不是历史的传声筒,而是与历史一起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符号体系。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出发,不同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成吉思汗形象文本处在不同的符号域中,这些符号域间的互动、交流、“翻译”又使成吉思汗形象产生了新的意义。这也正是文化交流的实质,不同符号域之间打破边界的交流,更可以促进文化创新。成吉思汗形象在西方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成吉思汗与中国文化。其次,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成吉思汗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一个受长生天庇护的英雄;在17、18世纪历史文学作品中,他的形象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一些蒙古民间故事的加入也让成吉思汗形象有了更多人性化色彩;《青史演义》的作者将成吉思汗塑造成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也强化了他蒙古民族英雄的形象。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国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外国作品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在我国当代作品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依然带有演义小说的色彩,追求宏大叙事,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则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文本看成是文化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本身与历史书写一样,也是对社会文化的塑造。文学文本所描述的成吉思汗形象,一方面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种“可能的”的形象,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时期成吉思汗形象的文学叙事,更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参照。再次,对成吉思汗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分析。不论是展现成吉思汗一生功绩的纪录片还是表现成吉思汗成长历史的电影,近年来国外影视作品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都比较客观,虽然其中也有对成吉思汗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但人们都在力求塑造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要求的成吉思汗形象。在我国,成吉思汗题材影视剧数量不算多,但质量都很高。如今,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秀影视剧需求热度持续不减,这正是我们创作的大好契机。21世纪以来,网络迅速发展,人们观看影视剧的形式和媒介也发生着变化,如何利用这一契机,紧跟时代的步伐,加大对成吉思汗题材电影电视剧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挖成吉思汗这一文化资源,是我们当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最后,论述了成吉思汗陵祭祀情况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由于蒙古人的秘藏习俗,人们至今不知道成吉思汗的真身到底埋葬何方。根据传说,成吉思汗的灵魂留在了伊金霍洛,人们将他的一些遗物放在这里,建立宫帐进行祭祀,几经变迁形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在成陵祭祀中,成吉思汗是中心,也是文化符号,成陵祭祀有其神圣庄严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中也渐渐融入了蒙古民族特色。近年来文化旅游成为热点,以成吉思汗形象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应该认清现状,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成吉思汗形象是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对其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应该在当下,成吉思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形象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成吉思汗精神的传播,将其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新力,对外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形象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伟大精神和思想的一部分,对这一形象进行研究和塑造,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更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创作出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作品。成吉思汗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是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一部分,讲好他的故事是我们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的一个途径,在这里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
顾超[4]（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陈小琴[5]（2020）在《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峡民间艺术包含三峡民间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艺术形态。它是三峡地域民众的共同心理基础,也是三峡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民间艺术品类丰富,包括2个主类,10个亚类和26个小类。三峡世居民众质直敦厚、忠义尚武的民系性格形成了三峡民间艺术阳刚磊落的艺术特征和豁达浪漫的精神特质。三峡民间艺术因三峡地理生态与文化生态交汇而产生,也因两大生态系统的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同时,它也因各时期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尤其是随着物质技术更新、经济贸易往来、生产方式变革、宗族结构变化、社会观念更替、风俗信仰改易等因素的促动而出现系统内部的新旧交替或品类消长。对三峡民间艺术产生影响力的文化生态因素首先是民间风俗,其次是三峡地域文化,再次是宗族结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地理环境等。民间风俗是三峡民间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动力,它对其艺术形态的衍生及传承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简言之,文化生态是关键,它既保证三峡民间艺术的持盈守成,也促进其自律变革。近百年来,三峡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发展为三峡民间艺术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因生产生活方式、结构、空间的剧烈变革而带来传承人、品类和民艺精神的疾速流失。近年频繁的“非遗”申报及传统民艺的产业复兴,给濒临绝境的三峡民间艺术带来一些生机,却无法阻挡其衰颓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将民间艺术发展简化为对艺术本体的传承而忽略其与文化生态的整体关联性。因此,要想传衍这一母型艺术,令其发挥民间艺术造物化人的多元功能,须立足当代实行“生态原境”传承,即“民间风俗-传承主体-文化空间-民间艺术”四位一体的保护与传承。对三峡民间艺术的研究的案例显示,“生态原境”传承模式是当前民间艺术发展的理性道路。在此模式下,民间风俗和地域文化土壤得以培育,民间艺术重获创新发展的精神原动力;民间艺术传承主体（非遗传承人和普通民众）的培育双脉并进,民间艺术重获生产与消费的良性结构,获得主体精神的润泽与观照;民间艺术在城市和乡村新图景中扎根,其形态和功能将被激活,获得物质、媒介与技术的支持。最终使民间艺术内在与民间风俗、传承主体、文化空间及其自身构成的良性文化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邱阳[6]（2018）在《陈亮及其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亮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而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生性豪迈,坚决主张抗金复国,为此曾六达帝廷、两讥宰相,却被时人疑为汲汲于功名利禄;他行事乖张、发言无忌,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邻里乡人不乏对其侧目者,其两度遭诬而身陷囹圄更是凄楚难言之尴尬经历;他不喜道德性命之学,不以儒者自期,身后却位列《宋史·儒林传》,而《宋元学案》亦为其单列学案以彰其事功之学;其文章兼备众体、成就甚高,却往往仅以政论家形象现于后世学者笔下;其词作以婉约清切、恬淡隽永者为多,却以辛派豪放词人身份为后人乐道。陈亮早年备极坎壈,仕途蹭蹬,虽有屡次伏阙上书之壮举,却终不能解生活之困;晚岁终获高第而得官,却未及赴任而遽卒。陈亮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亦是喜剧的;陈亮之性格,既是自卑的,亦是自负的。备尝人间荣辱的陈亮在殿试中魁之后自拟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恰是对其一生得意之处的炫耀与总结。本文选取陈亮这一人物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分上、下两编,试图对其作一客观全面剖析,力求更鲜活、真实地将陈亮的形象呈现出来。上编为陈亮生平事迹研究,侧重文献考证。第一章为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关于陈亮的生平、家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年谱、传记即各有数种版本,但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陈亮生卒年、卒因、生地、身世及其生平中若干重要事件,如上书次数、系狱次数、斩马盗马事件真伪、其在朱唐交恶事件中的角色等,学界迄今仍存较大争议。故本章对陈亮的基本生平不作重复叙述,而重点选取其生平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考辨。对于其家族世系问题,则在吸收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第二章至四章分别从政界官宦、浙东学人、闽赣知交等角度论述陈亮交游之况。陈亮虽终生布衣,却与诸多政界官宦来往颇密。这其中既有赏识提携陈亮的参知政事周葵、丞相周必大、吏部尚书韩元吉、吏部侍郎章森、侍御史章服,亦有助陈氏父子脱狱的丞相叶衡及王淮,其他与陈亮有交游行迹之官宦达数十人,陈亮之人格影响力可见一斑。故第三章重点叙述与陈亮交游事迹较多、对其生平影响较大之官宦,其他官宦与陈亮交游之况则按交游年份汇入一表,以求直观全面。因地缘便利及学术旨趣相近,身在婺州的陈亮与同在浙东的永嘉学人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金华学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交谊深厚、往来颇密。此外,浙东尚有王自中、倪朴此类与陈亮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者。正是在与诸多学问深厚的浙东学人的交往中,陈亮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并开创了永康学派,门下有诸多服膺并极力传播其学之弟子。故第四章重在叙述陈亮与浙东代表性学人之间的交游之迹,间对浙东学派内部各家学说的异同作比较分析,以探寻陈亮思想形成的轨迹及其思想学说的特点。陈亮与其他浙东学人及乡人交游之况亦汇入一表,求全以备览。与陈亮同时代的学者、文人中,朱熹为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的第一流思想家,辛弃疾不论作词数量还是词作成就皆堪称中国词史第一人,故而本文第五章专门讨论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的交游之况,并穿插陈朱思想对比分析及辛陈词作对比分析。陈亮交游之况向为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不丰。上述三章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多方爬梳,精心考证,在呈现陈亮交游网之同时兼及其思想、文学成就,为下编作铺垫。下编为陈亮文本创作研究,在坚持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性分析。陈亮诗文集、词集及创作、编选的其他着述版本众多,何格恩、邓广铭等先生曾对陈亮文集版本作过精细考证。本文第五章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广泛搜罗近世及海外陈亮集版本并加以叙述介绍,惜笔者学识、精力皆不足,有诸多版本并未亲见,故版本介绍部分详略不一,此为本文目前一大憾。陈亮之文章成就,古今评价皆甚高,但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学者的关注点多在其政论文。而陈亮之文的数量占其别集作品十分之九,其分量之重不言自明。陈亮不仅精于政论写作,兼擅墓祭、序跋、祝祷等文体,且在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南宋时期大力作时文以教导士子,故本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时文、古文角度,对陈亮之文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时文侧重内容分析,对古文侧重艺术分析,以纠学界长期忽视陈亮时文而对其古文成就认识不全之弊。陈亮词作数量虽不多,对后世影响却不小。对其词作之成就,历来争议颇多,故本文第八章不单就陈亮词立论,而是将其放在南宋词史视野下进行观照,从其对前代词人的继承、与同代词人的比较、对后世词人的影响等角度加以分析,并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刘克庄等不同时段的词人作为代表性作家进行对比,以对陈亮在南宋词史中的地位作一客观评判。由于陈亮诗歌作品数量较少、成就不高,本章对其不作重点论述。对于陈亮之思想学说及成就,历来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学有不逮,且在交游考部分对此间有论述,故不再列专章加以赘述,仅在附录中对前贤成果加以梳理,间呈管见,以免阙如之嫌。附录二、三分别为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及集外佚文情况,以期为未来《陈亮集》的重新修订及全集注释本的面世尽菲薄之力。
楚小庆[7]（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游红霞[8]（2018）在《民俗学视域下的朝圣旅游研究 ——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朝圣旅游是基于某种信仰（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或对某个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而发生的旅游行为,是信仰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成为现代旅游业的重要类型。本文以本土化的观音信仰为研究对象,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主要的研究范围,讨论如何将神圣层面的信仰推向世俗层面的旅游,论述朝圣旅游中信仰与旅游、神圣性与世俗性互动交织、相互裹挟的关系。朝圣旅游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由旅游客体与旅游主体承载。朝圣旅游客体指圣地及其旅游景观,景观生产是旅游行为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朝圣旅游的关键环节。作为记忆之场和传承之场的景观可以唤起人们对过去传统的文化记忆,也推动着民俗文化的传承。景观的生产和叙事兼具信仰性和旅游性的双重特征,是政界、佛教界、旅游界乃至受众群体等各方面合力推动的结果。朝圣旅游的主体主要由三大阵营构成。第一是朝圣旅游的建构主体。朝圣旅游是以社会信仰为中心的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代被利用、加工和重构为旅游资源、从而实现“旅游化”的过程。普陀山的现代朝圣旅游是由国家及地方的行政管理部门、民俗文化精英、商业力量、旅游地的地域社会等方面合力建构的,他们的叙事话语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又形成了一个话语结构的复合体,共同将传统信仰推向现代旅游。第二是朝圣旅游的受众群体,即朝圣旅游者。朝圣旅游者被信仰与旅游两股力量所调动,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特征。通过朝圣旅游者的体验叙事,可以分析他们对于朝圣旅游的认知和理解,以及朝圣旅游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朝圣旅游者的体验叙事也传播和强化了信仰传统,从而促进了朝圣旅游的发展。朝圣旅游者是传统民俗的传播者和传承者,成为朝圣旅游的有力推手。第三是朝圣旅游的组织者,也就是朝圣旅游的中间人。导游是朝圣旅游的职业中间人,他们通过现场叙事直接对游客产生影响。导游的叙事话语代表旅游的立场,与信仰话语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和冲突。只有当信仰与旅游两股力量达成统一和和谐时,才能有效地促成朝圣旅游的发展。以导游为代表的旅游界人士要进行自我约束和妥协,从客观上促进了信仰的发展;信仰界人士也对导游的合理行为表示了包容的态度,甚至参与到朝圣旅游之中,推动旅游的实现,两股力量实现了联合。在朝圣旅游中,从景观的生产到朝圣旅游的建构和运营,都呈现了信仰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裹挟着信仰与旅游、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属性。通过对朝圣旅游的审视,可以探讨旅游民俗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民俗旅游景观的生产;第二,景观叙事与文化记忆、民俗传承以及民俗旅游的关系;第三,民俗旅游的主体建构;第四,民俗旅游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等等。
龙成松[9]（2016）在《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不少出身北方民族的胡姓家族,贯穿于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文学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自身的兴起、发展、蜕变过程,即是一部微观的民族史和文化史,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绪论是对论题范围、研究回顾以及研究旨趣的概述,其中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是为全文的总纲。绪论之外分为族源研究、地域研究、文化研究三个部分、十个章节展开。这三个板块的设计,是据于胡姓家族研究成果的提炼以及胡姓家族之间内在联系的总结。其中族源研究部分主要关注胡、汉融合中相关认同因子嬗变的问题,如族源追溯、姓源神话、郡望攀附、谱系建构等,希望借助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个案以及一些微观情景的剖析,深入探讨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地域研究部分重点在胡姓家族的融入汉人地方社会进程中的诸问题,包括胡姓家族内部结构的凝聚和分化,地域分布、聚居,地方认同等,而粟特后裔会稽康希铣家族正好提供了剖析胡姓家族地方社会的经典案例。在前面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文化研究部分选取了宗教、族群文化、经学、文学四个方面的家族案例,点、面结合,试着勾勒中古胡姓家族的文化群像,概观地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古文化史上的影响。族源研究部分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是对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考察。族源叙事广泛存在于人物传记、碑志、谱牒等文献中,而胡姓家族族源叙事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居边、封边型；避地、没蕃型；因官、出使型。这三类模式化的族源叙事,各有其历史的渊源及现实的背景,而皆与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有关。胡姓家族的族源叙事在结构上呈现出回环、分支、层递三种主要特征,也渊源于古代经典民族叙事文本。通过中古时期碑志文献中“五帝”族源的统计,我们发现胡、汉之间的族源追溯各有特点,而“黄帝”认同的形成与北朝时期胡姓家族普遍攀附“黄帝”的“倒逼”作用有关,这是中古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原理。第二章是对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研究,其一、二、三节概述了胡姓家族谱系文本的基本类型,传播、接受情况,以及谱系建构在胡、汉族群认同中的意义,重点分析了胡、汉谱系伪冒的问题。第四节窦氏家族谱系文本层累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中古时期鲜卑窦氏谱系嫁接到汉人窦氏的过程。第五节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个案分析,则从独孤及的文化心态和盛唐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独孤通理灵表》这一重要独孤氏谱系文本的内涵。第三章是对《氏族论》的研究。《氏族论》是中国古代谱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古时期胡、汉氏族问题在理论上的集大成之作,是胡姓家族研究的理论指南。本章在前人基础上,对于该文的作者、史源、理论渊源等问题作了重新考订。《氏族论》原本依托韦述、柳芳等人修撰《唐书》“氏族志”而存在,其内容来源于韦述的谱学着作,在编入《唐书》时柳芳可能作了增补,遂留下了龃龉的痕迹,可以据此复原其文本形态。该文所宣扬的氏族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隋书·经籍志》谱牒类叙录,但渐染了天宝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氏族理想。地域研究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其中第四章为总论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第一节围绕胡姓家族的“房”和“郡望”发育两大问题展开。胡姓家族“房”的萌芽,说明家族形态、结构发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胡姓家族郡望的诞生,表明他们地方化程度的加深。本节通过对主要胡姓郡望分布历时、共时演变的分析,勾勒出了中古时期胡姓家族地方化的一些整体特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向上表现为京邑的规模聚居,向下表现为乡村世界的零星活动,本章第二节以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的胡姓家族分布为例,基于笔者设计的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数据库,通过宅第的共时、历时分布规律,对胡姓家族在两京的聚居和分化情况作了总体的概括。其中窦氏、于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家族聚居和分化的规律。第三节转向乡里村落世界,对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活动作了钩沉。因为族群文化特征的不同,西域系和鲜卑系胡姓家族的地方进程不同步,侧重也不同。本节重点描述了西域胡人如何从蒙着浓厚族群性色彩的聚落转变成地方家族的过程,以及过程中他们“乡里意识”的变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不乏诗意的描绘,本章第四节即是对胡姓家族“双家制”与“双城记”诗意生活剪影的论述。“双家制”生活围绕园林、别业、池馆等展开,而游乐行赏、文人雅集、宗教需求是其主要的内容。胡姓家族双家生活的“诗意栖息”,表明他们已从文化上贴近了地方社会。地方认同在胡、汉之间得到双向展开,这是本章第五节所关注的主题。胡姓家族地域认同产生一个重要指标为乡土情结,这从穆宁和白居易的乡里意识可以看出。祖茔也是地域认同的重要因素,从族群互动原理看,孝文帝以来胡姓家族聚葬洛阳的运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汉人归葬洛阳的潮流。汉人地方社会对胡姓家族的认同和反馈,则通过地方知识和文本（地方志、地方传说、祠祀系统、文学书写等）传播。本文第五章,运用胡姓家族地方化的相关原理,对会稽康氏家族作了个案研究。康氏会稽望的所指,荣新江先生有异见,本文结合康氏郡望的演变规律和康希铣家族的地方文化遗迹,提出了一种新解。会稽康希铣家族是唐代前、中期非常有影响的粟特族裔文化世家,文中重点阐述了其家学渊源和主要成就。文化研究部分包括一章总论和四章个案研究。胡姓家族的族群出身及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于汉人的文化习得过程,本文第六章即是相关问题的总述,其中重点介绍了与文学相关的一些微观情景在胡姓家族文化身份转型中的意义,以为后面四个案例研究张本。文化的外延很广,本部分的后四章,从宗教、民族文化、经学和文学四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侯莫陈琰、王硅、何妥、于邺四个胡姓家族作为案例研究。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是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传世文献和近年新出石刻、墓志揭示了北朝以来莫陈氏族人佛教信仰的渊源,而侯莫陈琰家族与萧岿、徐彦伯、徐浩、汤贲家族的联姻,也贯串着宗教的因子。通过对辑本《元和姓纂》候莫陈氏改姓陈氏条所载内容的辨误,我们推测唐代着名画家陈闳出自候莫陈氏,而陈闳所画《六祖禅师像》推崇北宗,正好契合候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北宗禅法的统系,是其家世信仰的延续。王琏是唐初着名的文儒,但史载其祭祀祖先“不营私庙”,有违礼法。考王琏家世出于乌丸,而包括乌丸在内的中古、近世东北民族,深受萨满文化影响,祭祀特征迥异汉人。王珪不营私庙正是遗传了家世民族文化之因子并熏习关中萨满教文化的结果。与王珪同出乌丸王神念的唐玄宗王皇后一系,也存在萨满教信仰的痕迹,可以作为对照。何妥是中古经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留下了不少《易》、《礼》、《乐》相关论着,同时还有一些富有特色的诗文,史传和新出敦煌史料可证其出于西域胡人。因为家世“异域之血”而生平、学养兼擅南北,所以何妥的经学思想表现出某种特异性,这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民族学的视角。何妥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开皇议乐中被诬为“佞人”,但通过相关史料的辨析,本文中我们将为他“翻案”,重塑其杰出胡姓经学家的形象。河南于氏家族是中古时期少见的胡姓士族和文学世家,其中于武陵、于邺生平的纠缠和诗集的互见重出,是文学史上一个难题。新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揭示了诗人于邺家世的重要信息,缝合了其家族谱系,这是辨清于武陵、于邺生平的重要史料。结合二人可靠的生平事迹,通过二人诗集版本的排查比对,可以厘清二人诗歌互见重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原二人诗集的原貌。上述四个案例中,我们并不强调胡姓家族自身单一的文化因子,而希望借助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地域熏习等联系,将胡、汉文化整合在一起,这是本文以“共同体”取代民族融合叙事观念的集中体现。
黄家周[10]（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二、论研究传说人物的宗旨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兼论传说人物学术研究与旅游文化的关系和区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研究传说人物的宗旨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兼论传说人物学术研究与旅游文化的关系和区别（论文提纲范文）
（2）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研究的两大阶段 |
| (二)专题性研究成果 |
| (三)总结与展望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学术思想渊源 |
| 一 学术生涯与志趣 |
| 二 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一)宋明理学的熏陶 |
| (二)王夫之思想的影响 |
| 三 西方学术的训练 |
| 四 徐旭生与西北考察 |
| 五 小结 |
| 第二章 学术研究的基础——周秦考古 |
| 一 陕西考古会与周秦考古调查 |
| (一) 陕西考古会成立的动因 |
| (二) 徐旭生与陕西考古会的成立 |
| (三) 周秦考古调查(酝酿期)与斗鸡台发掘点的选定 |
| 二 斗鸡台遗址的发掘 |
| (一)第一次发掘及其相关问题 |
| (二)第二次发掘及其相关问题 |
| (三)发掘期间的调查 |
| (四)第三次发掘概况 |
| 三 周秦考古的学术影响 |
| (一)推动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诞生 |
| (二)推动丰镐遗址的发掘 |
| (三)推动先周文化的探索 |
| 四 小结 |
| 第三章 上古史体系的建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 一该书的撰写缘起及内容 |
| 二 上古史体系建构的路径与方法 |
| (一)疑信之间考释 |
| (二)分级整理史料的方法和科学实证 |
| (三)“不约而同”与“同中有异”:与蒙文通、傅斯年古史多元论的比较 |
| 三 现代学术视野下对上古史体系的审视 |
| (一)“古代部族三集团”的划分 |
| (二)“三集团”的冲突 |
| (三)“大禹治水”传说 |
| 四 上古史体系的影响 |
| (一) 苏秉琦的文明起源研究 |
| (二) 张光直的“史前文明互动圈”论 |
| (三) 颛顼“绝地天通”和萨满教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 |
| 五 小结 |
| 第四章 上古史体系的展拓——夏文化的探索 |
| 一 从顾颉刚的夏史研究说起 |
| 二 夏代史事研究 |
| 三 夏文化的探索及其影响 |
| 四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史料部分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国内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
| (一)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从历史形象到文化形象——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的历史与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英雄之路 |
| 第二节 成吉思汗历史形象的两个面向 |
| 一、成吉思汗历史形象的积极因素 |
| 二、成吉思汗历史形象的争议因素 |
| 第三节 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理论溯源 |
| 一、历史文本与文化文本——一个新历史主义的视角 |
| 二、作为文化符号的成吉思汗——文化符号学的启示 |
| 三、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与“他者” |
| 四、英雄的神性与人性——成吉思汗形象及文学体裁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 第一节 史诗、史传与长篇小说——蒙古叙事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 一、蒙古民族的叙事史诗——《蒙古秘史》 |
| 二、史传文学的典范——17、18 世纪蒙古历史文学作品 |
| 三、蒙古叙事的集大成者——长篇历史小说《青史演义》 |
| 第二节 “异国形象”的变迁——国外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 一、西方作品中的“东方想象”——20 世纪以前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 |
| 二、形象学的“憎恶”模式——瓦西里·扬的《成吉思汗》 |
| 三、英雄的心灵成长史——井上靖的《苍狼》 |
| 第三节 从“宏大叙事”到多元叙事——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 一、“宏大叙事”与完美形象——20 世纪80-90 年代初小说中的成吉思汗 |
| 二、“微观叙事”与多元视角——包丽英的《成吉思汗》 |
| 三、多声部叙事与生态书写——听冉平讲《蒙古往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影视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 第一节 国外影视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 一、“新历史”纪录片——BBC纪录片《成吉思汗》 |
| 二、跨文化碰撞中的英雄成长史——《蒙古王》中的成吉思汗 |
| 第二节 国内影视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
| 一、作为“他者”的母亲与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
| 二、成吉思汗形象的全景呈现——电视剧《成吉思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吉思汗陵祭祀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 |
| 第一节 成吉思汗陵祭祀 |
| 一、英雄的陨落 |
| 二、成吉思汗陵祭祀的历史与现在 |
|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 |
| 一、成吉思汗主题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
| 二、成吉思汗主题文化旅游策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对约翰·曼的访谈 |
| 英文原文 |
| 汉语译文 |
| 致谢 |
（4）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理论依据及选题价值 |
| 二、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 |
| 五、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范畴与特质: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形貌 |
| 第一节 “三峡”与“三峡民间艺术” |
| 一、“三峡”的地理文化范畴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概念界定 |
| 三、三峡民间艺术资源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风格与精神特质 |
| 一、三峡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精神特质 |
| 第三节 三峡民间艺术风貌的形成 |
| 一、地理环境对三峡民间艺术风格的影响 |
| 二、民系性格与三峡民间艺术风格的形成 |
| 第二章 交织与共生:三峡民间艺术传衍的文化生态系统 |
| 第一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地理生态 |
| 一、三峡的地理文化生态 |
| 二、三峡大坝的生态效应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 |
| 一、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要素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链 |
| 第三节 三峡民间艺术与文化生态体系的关联 |
| 一、地理生态对三峡民间艺术的影响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与文化生态的共生 |
| 第三章 碰撞与交融:“移民填川”与近世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形成 |
| 第一节 “移民填川”与近世三峡民间文化生态的变迁 |
| 一、从多族群并存到以汉族为主的族群结构改变 |
| 二、从边缘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交融演进 |
| 三、从土风盛行到以汉俗为主的风俗嬗变 |
| 四、从浑朴独立向开化包容的文化性格转变 |
| 第二节 “移民填川”后主流文化对三峡民间艺术的涵化 |
| 一、三峡民间艺术表现主题的主流化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伦理观念的主流化 |
| 三、三峡民间艺术风格与精神的守成 |
| 第三节 “移民填川”后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建构 |
| 一、外来艺术在三峡的传播与接受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生态结构的拓展 |
| 三、三峡本土民间艺术对外的传播 |
| 第四章 失衡与复苏:现当代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变迁 |
|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下三峡民间艺术艺术文化生态的失衡 |
| 一、时代变迁下民间风俗的消减 |
| 二、时代变迁下传承主体的流失 |
| 三、时代变迁下传承空间的坍弛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失衡对三峡民间艺术本体的影响 |
| 一、三峡民间艺术形式的变迁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主题的变迁 |
| 三、三峡民间艺术功能的变迁 |
| 第三节 当下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环境的复苏 |
| 一、当下文化大环境的复苏 |
| 二、当下文化小环境的复苏 |
| 第五章 建构与发展:文化生态视野下三峡民间艺术的当代传承 |
| 第一节 当代三峡民间艺术传衍过程的流变 |
| 一、三峡民间艺术技巧和工艺的演变 |
| 二、三峡民间艺术图像的削减与转换 |
| 三、三峡民间艺术传播途径与受众的改变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现状的观察 |
| 一、三峡民间艺术传承人培养现状 |
| 二、三峡民间艺术资源的赋存状态 |
| 三、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的现有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原境”:当代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策略 |
| 一、三峡民间风俗的常情与常态性建设 |
| 二、三峡民间艺术当代传承主体的多脉延续 |
| 三、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空间的重建、修复与扶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 附表 |
（6）陈亮及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及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陈亮生平事迹研究 |
| 第一章 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 |
| 第一节 生平身世考 |
| 一、生卒及卒因考辨 |
| 二、生地及身世考辨 |
| 第二节 重要事件考辨 |
| 一、上书次数考辨 |
| 二、系狱次数考辨 |
| 三、斩马盗马事件考辨 |
| 四、朱唐交恶与陈亮考辨 |
| 第三节 家族世系考 |
| 一、父族陈氏 |
| 二、母族黄氏 |
| 三、妻族何氏 |
| 四、余论：家族对陈亮之影响 |
| 第二章 陈亮与政界官宦交游考 |
| 第一节 知遇恩官 |
| 一、参知政事：周葵 |
| 二、丞相：周必大 |
| 三、吏部尚书：韩元吉 |
| 四、吏部侍郎：章森 |
| 五、侍御史：章服 |
| 第二节 脱狱恩官 |
| 一、丞相：叶衡 |
| 二、丞相：王淮 |
| 附：陈亮与其他官宦交游表 |
| 第三章 陈亮与浙东学人交游考 |
| 第一节 永嘉诸子 |
| 一、一生挚友：叶适 |
| 二、一面之交：薛季宣 |
| 三、同族兄长：陈傅良 |
| 四、永嘉师长：郑伯熊、郑伯英 |
| 五、人格同调：王自中 |
| 第二节 金华诸子 |
| 一、海内知己：吕祖谦 |
| 二、兄弟情深：吕祖俭 |
| 三、志士同道：倪朴 |
| 第三节 永康门人 |
| 附：陈亮与浙东其他师友及乡人交游表 |
| 第四章 陈亮与闽赣知交交游考 |
| 第一节 论争劲敌生活密友：朱熹 |
| 一、明招初会 |
| 二、论争萌芽 |
| 三、王霸义利辩 |
| 四、晚年交谊 |
| 五、余论 |
| 第二节 英雄同道词坛盟友：辛弃疾 |
| 一、陈、辛定交时间考辨 |
| 二、淳熙铅山之会 |
| 三、陈、辛考亭之会 |
| 四、余论 |
| 下编：陈亮文本创作研究 |
| 第五章 陈亮着述及版本考 |
| 第一节 别集及版本流传 |
| 一、诗文合集及版本 |
| 二、词集及版本 |
| 第二节 陈亮其他着作 |
| 一、着作 |
| 二、编着 |
| 第六章 陈亮时文创作成就 |
| 第一节 论古今之人：《酌古论》等史论 |
| 一、《酌古论》 |
| 二、《史传序》 |
| 三、《三国纪年》与《汉论》 |
| 第二节 阐圣人之道：《问答》 |
| 一、“公天下”之政治理想 |
| 二、重“天命”“人心”,阐“正名”“贵义”,论“春秋之义” |
| 第三节 治天下之策：《策问》 |
| 一、人才培养及任用 |
| 二、官员选任及管理 |
| 三、开源节流及保护民生 |
| 四、治天下之道—继承与变通 |
| 第四节 其他时文：《谢安比王导》等 |
| 一、经论与史论—《谢安比王导》等四论 |
| 二、重“法”之时评—《策》 |
| 三、儒家经典导读—《经书发题》 |
| 第七章 陈亮古文创作成就 |
| 第一节 奏疏政论—《中兴五论》及四上孝宗皇帝书 |
| 一、忧愤之情,泻于笔端 |
| 二、遣词造句,气势雄浑 |
| 第二节 祭悼之文—墓志、祭文、行状、哀辞 |
| 一、墓志(附行状) |
| 二、祭文(附哀辞) |
| 第三节 其他古文 |
| 一、序跋记文—书籍序跋、赠序与记文 |
| 二、祝祷之文—祝文 |
| 三、有韵之文—箴、铭、赞 |
| 第四节 陈亮的文章观 |
| 第八章 陈亮诗词创作成就 |
| 第一节 志在中兴推尊词体—南渡词及词论之回响 |
| 一、倡言恢复、指斥投降的咏怀词 |
| 二、轻诗重词、推尊词体的创作实践—兼论陈亮诗词观 |
| 第二节 “歌词渐有稼轩风”—词史高峰掩映下的陈亮词 |
| 一、英雄失路与志士失意：辛、陈词中情感态度比较 |
| 二、使典用事语意生新：辛、陈词用典比较 |
| 三、“以文为词”：辛、陈词创作方式比较 |
| 第三节 陈亮龙川词遗响—以刘克庄为视角 |
| 一、忧心国事壮志难酬：陈、刘爱国词比较 |
| 二、不主一家词风多样：陈、刘婉约词比较 |
| 第四节 余论 |
| 结语 |
| 附录一：陈亮思想综论 |
| 附录二：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 |
| 附录三：增订本《陈亮集》集外佚文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7）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第一节 本论文研究的概念和范畴 |
| 一、本研究中有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 |
| (一)关于“技术”、“艺术”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关于“艺术”的概念 |
| 2.关于“技术”的概念 |
| (二)关于“技术形态”与“艺术形态”等概念的界定 |
| 1.关于“形态”的概念 |
| 2.关于“生态”概念 |
| 3.关于“形式”的概念 |
| (三)关于“生态”“形态”“形式”的概念区分 |
| 二、本论文研究中有关理论问题的讨论和界定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创新目标 |
| (二)创新价值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体系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点和难点问题 |
| 五、解决方案 |
| 第四节 有关本论文选题与研究现状的分析 |
| 一、国内相关研究动态分析 |
| (一)从宏观的艺术学理论视野展开分析 |
| (二)从微观的门类艺术学视野展开分析 |
| 1.设计学学科研究层面 |
| 2.美术学学科研究层面 |
| 3.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研究层面 |
| 4.音乐与舞蹈学学科研究层面 |
| 5.其他学科及交叉研究层面 |
| 二、国外相关研究动态分析 |
| (一)艺术原理性研究成果 |
| (二)门类艺术的典型个案研究成果 |
| (三)其他相关的人文类理论研究成果 |
| 三、国内高校部分硕博士论文中有关研究的概述分析 |
| (一)中国知网硕博士论文数据库检索分析概述 |
| (二)关联程度密切的重点论文成果分析 |
| (三)涵盖其他相关论文成果的总体状况分析 |
| 第一章 技术与艺术之关系发展的理论思考 |
| 第一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的内在本质特征 |
| 一、技术与艺术相互关系中内在的辩证统一性 |
| (一)技术与艺术之间内在的关联性 |
| (二)技术发展对艺术影响的多元性 |
| 二、技术与艺术相互之间的制约和影响 |
| (一)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问题同样体现在技艺关系上 |
| (二)艺术在技术影响下对自身独立精神与美学品格的坚守 |
| 1.艺术作品的精神属性是区别于技术的最大特征 |
| 2.艺术在接受与选择技术中始终保持自身独立 |
| 3.优秀艺术作品均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
| 第二节 西方理论界有关技术与艺术问题的讨论 |
| 一、西方理论界相关研究历史脉络 |
| (一)基本脉络 |
| (二)主要表现 |
| 二、关注技术与艺术问题的主要流派及其学术观点 |
| (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 |
| (二)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 |
| (三)媒介文化研究学术群体 |
| 三、主要学术群体之间围绕技术艺术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与借鉴意义 |
| (一)关于技术的作用 |
| (二)关于技术的目的 |
| (三)关于技术的后果 |
| 第三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
| 一、技术与艺术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二、当下开展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
| (一)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与复杂性 |
| (二)技术自身并非与艺术一样具备意识形态属性 |
| 三、当下开展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
| (一)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研究是目前的普遍欠缺 |
| (二)从宏观艺术学视角重新思考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
| (三)依托技术与艺术关系研究探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 |
| 第四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点和关键问题 |
| 一、需要坚守的理论基点 |
| (一)立足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艺术话语体系 |
| (二)关注技术促进艺术形态演进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二、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
| (一)需要关注和区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别 |
| (二)分析把握艺术创意表现与新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 |
| (三)技术是否应视作独立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力量 |
| (四)社会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创作实践中的实际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形成及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历史进程:技术与艺术发展的历史性特征及阶段性表现 |
| 一、原始的技艺之美涵盖且统一了技术与艺术因素 |
| (一)技术与艺术的原始统一: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的同一规律 |
| (二)人类社会技术发展初始阶段中艺术仍创造了自身辉煌 |
| 1.中国 |
| 2.西方 |
| (三)社会宗教道德伦理对于技艺创造能力空间的束缚 |
| 二、技术与艺术分化之后各自拥有了不同诉求 |
| (一)学科自身成熟发展的不同路径 |
| (二)个人精神价值追求的不同选择 |
| (三)艺术家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实际选择 |
| 三、技术发展促使人类创造第二自然并引发自我审美精神观照 |
| (一)技术直接指向和进入艺术本体影响了创作呈现 |
| (二)技术进步影响了审美文化倾向和精神价值观念 |
| (三)技术启发和培育了创作思潮、价值思索和启蒙精神 |
| 四、信息时代艺术创作审美观念与形式探索的根本性改变 |
| (一)技术逻辑带动人文思潮、审美观念与艺术作用的变化 |
| (二)现代技术通过创作引发对世界的全新认知体悟和艺术描述 |
| (三)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工具对于人类审美精神限阈的挑战 |
| 第二节 技术对艺术表现形态的正向影响 |
| 一、制作工艺呈现:技术作为艺术创作形式表现的呈现手段 |
| (一)艺术作品制作工艺受到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 |
| (二)技术呈现作为艺术创作外在形式表现的必要手段 |
| 二、材料载体变化:技术引导创作形式演变趋势及观念转换 |
| (一)艺术创作载体与作品材料的升级推动了创意的实现 |
| (二)技术推动实现了艺术表达的观念化、隐喻性和时空性 |
| 三、情境氛围营造:技术作为艺术场域精神展现的营造要素 |
| (一)营造情境作为技术不断介入艺术创作的有效方式 |
| (二)技术进步推动审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格的时代转向 |
| (三)艺术创作中的精神塑造、观念表达与个性情感抒发 |
| 四、信息媒介表达:技术作为艺术介入现实生活的媒介依托 |
| (一)技术进步打造了艺术介入现实生活的媒介依托 |
| (二)促使审美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精神场域氛围特征的新变化 |
| (三)技术信息工具已融入艺术形态深入影响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
| 一、艺术的文化交流属性促进了技术应用的延伸 |
| (一)中西方艺术的文化交流创新推动了整个文化发展进程 |
| (二)缺乏文化底蕴与艺术思想的技术应用创造不出完美作品 |
| (三)艺术文化交流促进了技术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应用和延伸 |
| 二、艺术的审美属性促使技术存在与呈现的细化 |
| (一)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时尚化保障艺术审美的个性化追求 |
| (二)技术在服务艺术中完善自身实现对未知领域的有效探索 |
| (三)艺术不断规范和驱动技术进步并促成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
| 三、艺术的教化属性改善了技术理性和技术伦理的异化倾向 |
| (一)建筑艺术是艺术教化属性改善技术伦理的典型代表 |
| (二)技术为艺术教化功能服务的同时文化改变了技术伦理 |
| (三)技术应用与文化观念、审美意识、艺术风格的互动统一 |
| 四、艺术创意创新思维驱动了技术的进步和革新 |
| (一)艺术的创意表现需求直接促使技术进步与革新的产生 |
| (二)艺术创意引导和促使实现技术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 |
| (三)技术媒介的作用与艺术技术之间跨界衍生的新艺术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推动艺术形态表现变化与门类拓展 |
| 第一节 艺术作品的空间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文化生态变化 |
| 一、技术造就了艺术作品展现和存在空间的广延化 |
| (一)技术对艺术存在状态与展示空间拓展创新的促进作用 |
| (二)艺术的创意创新本性引领了对技术发展程度和模式的突破 |
| 二、技术推动了经典艺术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崛起的进程 |
| (一)机械复制技术和艺术产业化运营对社会文化生态结构的影响 |
| (二)技术化创作和现代大众媒介铺垫了多元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 |
| 三、技术拓展出了非物质化的艺术空间新形态 |
| (一)非物质化对于视觉文化形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
| (二)非物质化推动形成了新的审美文化形态和社会文化生态 |
| (三)新兴技术条件下传统艺术精神和美学内涵的重新定位 |
| 第二节 艺术语言表达与作品传播维度出现了新的形式特征 |
| 一、技术影响下艺术感受的非理性化趋向 |
| (一)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艺术欣赏心理的变化 |
| (二)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 |
| (三)日常生活的直观认识和感性经验始终不可缺失 |
| 二、技术影响下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一)技术影响下电影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二)技术影响下摄影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三)创作元素的动态化是传媒时代艺术表达的必然要求 |
| 三、技术影响下艺术语言的综合化趋向 |
| (一)技术的内在推动作用 |
| (二)艺术的外在形式表现 |
| 四、技术影响下艺术传播的虚拟化趋向 |
| (一)传播平台的改变 |
| (二)传播方式的改变 |
| (三)传播途径的改变 |
| 第三节 新艺术现象与新艺术形态推动形成了新艺术门类 |
| 一、技术推动出现了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形态 |
| (一)新艺术现象及其表现方式促成了新的艺术形态 |
| (二)新的技术和艺术方式生成了新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
| (三)新艺术形态展现了艺术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创新性 |
| 二、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形态积聚生成了新的艺术门类 |
| (一)新技术与新艺术形态共同塑造了新的内在文化结构 |
| (二)当代艺术传播整体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成为外部主因 |
| (三)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新艺术类型与门类的社会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推动艺术创作领域产生新变化 |
| 第一节 艺术表现程式与作品呈现场域、接受方式的新变化 |
| 一、技术促使艺术程式随时代而变 |
| (一)艺术程式作为作品创作表现的基本形式规范 |
| (二)艺术程式的变化和接受的文化影响展现多元 |
| (三)技术推动艺术程式变化产生革命性突破 |
| 二、技术导致艺术呈现形态虚拟化 |
| (一)技术媒介与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造就了虚拟化呈现 |
| (二)虚拟化突破了创作与欣赏的界限强化了艺术存在 |
| 三、技术造就了艺术作品欣赏与接收方式的便利化 |
| (一)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审美需求之间存在尖锐矛盾 |
| (二)新技术媒介成就了艺术欣赏便利化的现实基础 |
| (三)技术突破了艺术展演传统场域并融合生成了新形态 |
| 第二节 艺术作品创作观念与工具、方法的变化 |
| 一、技术理性思维与艺术创作观念之间相互促进制约的关系 |
| (一)技术精神和实践理性思维影响了艺术创作观念 |
| (二)技术理性思维影响下出现了艺术发展的双面效应 |
| 二、技术对艺术作品创作的影响及其形式表现 |
| (一)技术对于艺术创作工具的影响 |
| (二)技术对艺术创作主体情感与审美观念的影响 |
| (三)技术对艺术创作观念和方法的影响 |
| 1.正面影响 |
| 2.负面影响 |
| 三、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对技术理性和自身困境的超越 |
| (一)技术理性与机械复制带来艺术风格变化与文化的危机 |
| (二)艺术创作坚守精神属性直指心灵超越了技术理性思维 |
| 第三节 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变化 |
| 一、原始手工技艺条件下艺术创作主体突出和着重于“物”的表现 |
| (一)传统手工艺时代以“物”为基础背景的群体分化 |
| (二)技术支撑了艺术创作中客观“物”的审美形式表现 |
| (三)艺术创作者以“物”为基础托物言志表达精神追求 |
| 二、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大众化和波普化凸显批量复制的美学特征 |
| (一)工业革命后机器生产方式和批量复制美学观念的普遍影响 |
| (二)艺术创作在技术理性中的突围彰显了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 |
| (三)大众艺术创作与消费领域中的流行化和过度娱乐化问题 |
| 三、新的传播方式和艺术接受过程造就了主客体多元互动的新景观 |
| (一)新兴技术普及使大众顺利融入艺术创作与欣赏进程 |
| (二)技术使艺术创意和创作构思表达更加高效便捷 |
| (三)技术拓展了经典艺术作品的大众文化服务效能 |
| (四)技术使传统艺术作品的概念关系模式彻底改变 |
| (五)技术推动实现了艺术地位提升作用扩大功能拓展产业繁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 |
| 第一节 新技术应用基础上的新艺术形式衍生及其形态表现 |
| 一、印刷技术对艺术表现形式及外在形态的影响 |
| (一)印刷技术应用初期艺术审美与功能应用统一在工艺装饰中 |
| (二)工业化阶段新的社会文化需求使艺术与功能实现新的统一 |
| 二、影像技术对写实艺术创作思想的影响和冲击 |
| (一)技术对摄影艺术写实性创作实践的影响 |
| (二)技术对于电影艺术创作发展的影响 |
| 三、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的演变与新生 |
| (一)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演变的发展历程 |
| (二)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演变的外在表现和形式特征 |
| 四、互联网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表现的新特征 |
| (一)基础于新技术形式的时代的产物 |
| (二)艺术形态新特征表现的文化分析 |
| 第二节 新技术应用推动艺术作品创作实践趋向跨界整合 |
| 一、技术推动形成艺术创作表现形态的先锋性 |
| (一)新技术条件作为“先锋”观念形成的基础 |
| (二)技术进步带动了各艺术流派的探索创新 |
| 二、技术推升了艺术创作语言形式刺激的阈限 |
| (一)技术升级带动视听奇观与文化逻辑的改变 |
| (二)技术的普及与攀比加剧了娱乐化创作追求 |
| 三、技术延展了艺术自身存在和交往的空间 |
| (一)技术改变了艺术空间形式与社会文化结构 |
| (二)技术主动介入创作促成了艺术消费方式的多元 |
| (三)技术强化了艺术欣赏感受延伸了作品存在空间 |
| (四)技术加速多媒体信息方式与虚拟空间文化构建 |
| 四、技术加速了不同艺术表现形态的跨界整合 |
| (一)跨界艺术创作是技术推动产生的新艺术形态 |
| (二)新技术媒介方式创新是艺术作品跨界呈现的基础 |
| (三)跨界作品有利于彰显精神营造境界引领文化风尚 |
| (四)跨界整合的艺术表达能力与现场性优势成为风尚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与艺术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
| 第一节 艺术与技术在包容与坚守、回归与超越中共同成长 |
| 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 |
| (一)技术进步支撑艺术本体的开拓 |
| (二)艺术制约并赋予技术价值追求 |
| (三)新技术与艺术融合形成新文化形态 |
| 二、技术与艺术的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 |
| (一)技术与艺术在相互促进中创新形式表现 |
|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不同创作审美追求 |
| (三)艺术新形态的不断涌现造成新的门类 |
| (四)技术带动创作特征新变引领文化新风尚 |
| 三、技术与艺术交互形成多元文化景观 |
| (一)艺术个性化表现与精神追求突破了技术理性 |
| (二)新技术带来创作欣赏的角色互换与多元互动 |
| (三)技术推动艺术形态表现与审美价值理念创新 |
| (四)多元化新技术媒介挑战文化繁荣发展主动权 |
| 第二节 艺术理论思维引领人类艺术审美活动的价值方向 |
| 一、技术促发艺术先锋思想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也带来异化倾向 |
| (一)技术进步对传统观念方式的冲击与深刻影响 |
| (二)技术以经济效率利益为中心改变了艺术节奏 |
| (三)技术垄断造成文化逻辑与传统美学观念变异 |
| 二、艺术活动对技术理性与技术控制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技术理性、技术控制与艺术的过度娱乐化 |
| (二)新技术造成社会大众参与和艺术创作个性张扬 |
| (三)技术与艺术的深度交互亟需艺术批评启蒙与理论的反思引领 |
| 三、技术服从和服务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境界表达与人类社会精神价值追求 |
| (一)艺术作品创作是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最直接体现 |
| (二)技术最终服务于表达作品的审美境界与精神追求 |
| 四、技术与艺术共同在携手创新中引领发展、面向美好未来 |
| (一)技术艺术的协调统一是优秀作品的内在要求 |
| (二)以人为原点展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绘表达 |
| (三)扎根传统紧跟时代创新形式携手传承与弘扬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清单 |
| 致谢 |
（8）民俗学视域下的朝圣旅游研究 ——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 三、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朝圣”内涵的研究 |
| 二、“朝圣旅游”研究的多学科维度 |
| 三、关于“朝圣旅游”的其他问题及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朝圣旅游”的民俗学研究 |
| 第二章 本土化观音信仰及其圣地的形成 |
| 第一节 本土化观音信仰的形成 |
| 第二节 观音的灵验叙事与信仰符号 |
| 一、本土化观音信仰的灵验叙事 |
| 二、观音菩萨的主要神职 |
| 第三节 普陀山观音朝圣中心的形成 |
| 一、妙善传说与观音圣地的多地化分布 |
| 二、南海观音体系与妙善传说的勾连 |
| 三、作为观音朝圣中心的普陀山 |
| 小结 |
| 第三章 普陀山朝圣旅游的景观生产 |
| 第一节 “南海观音”：从符号到景观 |
| 第二节 灵验叙事：景观灵力的生产 |
| 第三节 景观价值：旅游标示物的生产 |
| 第四节 现代节庆与表演景观的生产 |
| 一、中国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节庆景观的生产 |
| 二、佛教盛典《观世音》：表演景观的生产 |
| 小结 |
| 第四章 普陀山朝圣旅游的多元建构 |
| 第一节 国家及地方的行政力量 |
| 一、行政力量对本土化观音信仰的形塑和重构 |
| 二、行政力量对朝圣旅游的策划和组织 |
| 第二节 普陀山观音信仰的民俗文化精英 |
| 一、普陀山的僧侣团体 |
| 二、舟山地区的地方文人和非遗传承人 |
| 三、从事普陀山观音信仰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 |
| 第三节 朝圣旅游的商业力量 |
| 一、朝圣旅游的认同性经济本质 |
| 二、朝圣旅游企业——广州CYQ国际旅行社的案例 |
| 第四节 普陀山地域社会的居民 |
| 一、普陀山地域社会的地方文化认同 |
| 二、普陀山居民对朝圣旅游的参与和建构 |
| 小结 |
| 第五章 朝圣旅游者：在信仰与旅游之间 |
| 第一节 朝圣旅游者的类型 |
| 一、源于宗教传统和民间习俗的朝圣旅游者 |
| 二、“寻根问祖”的朝圣旅游者 |
| 三、祈祷灵验的朝圣旅游者 |
| 四、观光体验的朝圣旅游者 |
| 第二节 朝圣旅游者的行为 |
| 一、朝圣旅游者与神灵的“交流”行为 |
| 二、朝圣旅游者的景观实践 |
| 第三节 朝圣旅游者的体验叙事 |
| 小结 |
| 第六章 朝圣旅游的中间人：信仰与旅游的博弈与联合 |
| 第一节 导游：朝圣旅游的职业中间人 |
| 一、导游的叙事话语：从信仰到旅游 |
| 二、导游的叙事话语对朝圣旅游者的影响 |
| 三、导游的叙事话语与信仰话语的博弈 |
| 第二节 旅游力量与信仰力量的联合 |
| 一、旅游界人士的自我约束与妥协 |
| 二、信仰界人士担当朝圣旅游的中间人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调查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 |
| 附录二：图片选录 |
| 附录三：观音灵感事迹文献目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历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完成的工作 |
| 后记 |
（9）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题释义 |
| 一、关于胡姓 |
| 二、关于中古与家族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族源识别与族属考订 |
| 二、胡姓群体综合研究 |
| 三、胡姓家族案例研究 |
| 四、社会史与胡姓家族研究 |
| 五、宗教、艺术的研究 |
| 六、文学研究 |
| 七、考古、出土文献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取向 |
| 一、以胡汉之间为分野 |
| 二、以“共同体”为串联 |
| 三、以族源、地域与文化为鼎足 |
| 四、诗史互证——以文学为旨归 |
| 第一部分 胡姓家族族源研究 |
| 第一章 中古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的基本类型及其渊源 |
| 一、居边、封边型 |
| 二、避地、没蕃型 |
| 三、因官、出使型 |
| 第二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的结构性特征及其渊源 |
| 一、“放逐——回归”与回环结构 |
| 二、“降居”与分支结构 |
| 三、“服制”与层递结构 |
| 四、结构性族源叙事与胡姓家族的族属判断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
| 一、获得华夏族源与成为华夏的合法性 |
| 二、碑志中的“五帝”族源与认同变迁 |
| 三、唐代胡汉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二章 胡姓家族谱系建构与族群认同 |
| 第一节 谱系建构的一般规律和形态 |
| 一、谱系重建 |
| 二、世系嫁接 |
| 三、联宗与排行攀附 |
| 四、世系建构的“原型” |
| 第二节 世系建构的文本类型及其传播接受 |
| 一、世系文本的类型 |
| 二、世系文本的传播过程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族群认同意义 |
| 一、关于谱系建构的性质 |
| 二、世系建构的认同意义 |
| 三、两组微观视角——同姓胡汉之间的微妙关系 |
| 第四节 窦氏家族世系建构与文本层累 |
| 一、河南窦氏世系伪冒的文本层累过程 |
| 二、窦氏家族世系建构“原型”考辨 |
| 第五节 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与文化心态 |
| 一、独孤氏家族谱系的版本 |
| 二、独孤及家族谱系建构的史料渊源 |
| 三、独孤及家族谱系建构的构思过程与文化心态 |
| 第三章 谱牒与胡汉之争——以《氏族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氏族论》与《唐书》的关系 |
| 一、《氏族论》与《唐历》 |
| 二、《唐书》之编纂过程 |
| 三、《唐书》之内容 |
| 四、《唐书》之体例与“氏族志” |
| 五、《唐书》“氏族志”之谱学背景 |
| 第二节 韦述之谱学与《氏族论》 |
| 一、韦述《百家类例》 |
| 二、韦述《国朝宰相甲族》 |
| 第三节 《氏族论》内容辨析 |
| 一、《氏族论》与《隋书》谱牒类文献叙录之关系 |
| 二、一些关键词的辨析 |
| 第四节 《氏族论》文本层累“复原” |
| 第二部分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 |
| 第四章 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的内部扩张与地域分化 |
| 一、胡姓家族的“房” |
| 二、胡姓家族郡望发育 |
| 第二节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长安与洛阳 |
| 一、两京人口来源的族群性 |
| 二、两京人口规划与胡汉体制 |
| 三、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规律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乡里视角 |
| 一、北朝时期的部族与地方社会 |
| 二、隋唐时期的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 |
| 第四节 文学剪影中的园林别业与“双家制” |
| 一、双家制的渊源及功能区分 |
| 二、园林别业与行赏游乐 |
| 三、山池别馆与文人雅集 |
| 四、双家制与宗教生活 |
| 第五节 胡姓家族与地域认同 |
| 一、胡姓家族地方归属感的形成 |
| 二、地方认同的深化与地方记忆的形成 |
| 第五章 中古会稽康氏家族研究 |
| 第一节 康氏籍贯的发育与会稽望 |
| 一、康氏主要籍贯概述 |
| 二、康氏会稽望形成的时间 |
| 三、康氏会稽望的所指——与荣新江先生商榷 |
| 第二节 会稽康氏家族的族源及族属问题 |
| 一、《康希铣碑》中会稽康氏家族族源 |
| 二、会稽康氏的族属申论 |
| 三、康希铣家族与会稽之联系 |
| 第三节 会稽康氏家学 |
| 一、康国安之《文选》及《汉书》研究 |
| 二、康子元的《易》学与《礼》学 |
| 三、会稽康氏家族文学 |
| 第三部分 胡姓家族与文化研究 |
| 第六章 胡姓家族之文化习得与突变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文化习得过程 |
| 一、教育的意义 |
| 二、学习的微观情境 |
| 第二节 文化之积累与转型 |
| 一、文化积累——科举的例子 |
| 二、文化之转型——《春秋》学为例 |
| 三、文化焦虑下的文学“突变”与“想象” |
| 四、文学作为“族际话语” |
| 第七章 胡姓家族与宗教——以侯莫陈氏家族之信仰为中心 |
| 第一节 侯莫陈氏之族源问题 |
| 第二节 侯莫陈氏家族主要支系及侯莫陈琰之可能归属 |
| 一、侯莫陈氏主要支系 |
| 二、侯莫陈琰的基本信息及可能归属 |
| 第三节 侯莫陈氏家族与佛教之关系 |
| 一、北朝时期侯莫陈氏之奉佛之渊源 |
| 二、唐代侯莫陈氏奉佛之传承 |
| 第四节 侯莫陈琰与北宗关系的重要线索——陈闳《六祖禅师像》 |
| 一、陈闳为侯莫陈氏的推测 |
| 二、陈闳《六祖禅师像》与家世佛教之因缘 |
| 第八章 胡姓家族与民族文化——以王珪“不营私庙”为中心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王珪“不营私庙”之异常 |
| 二、王珪家族之族属 |
| 第二节 北方民族宗庙、祖庙溯源 |
| 一、拓跋鲜卑之宗庙 |
| 二、高丽、契丹等东北民族之宗庙 |
| 三、金、元之宗庙 |
| 四、其他胡姓家族祖庙 |
| 第三节 王硅“不营私庙”的萨满文化渊源 |
| 一、乌丸与萨满文化 |
| 二、萨满祭祖之特点 |
| 三、王硅家族旁系的萨满文化传承 |
| 四、关中地区萨满遗迹对王硅家族之影响 |
| 第九章 胡姓家族与经学——何妥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何妥之族属与生平 |
| 一、何妥之族属 |
| 二、何妥的生平述略 |
| 第二节 何妥与开皇乐议 |
| 一、何妥入隋以后年谱 |
| 二、《隋书·乐志中》“开皇乐议”辨正 |
| 第三节 何妥之《易》学与《礼》学 |
| 一、何妥之易学 |
| 二、何妥之《礼》学 |
| 第四节 何妥之乐论 |
| 一、《隋书·乐志中》何妥乐论原文释读 |
| 三、《隋书·乐志》编撰过程与史源辨析 |
| 四、何妥乐论的重新评价 |
| 第五节 何妥经学的延伸——政论文 |
| 一、何妥的政论 |
| 二、何妥政论的“宗经”特点 |
| 第十章 胡姓家族与文学——于邺家族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于邺家族基本概况 |
| 一、世系 |
| 二、主要人物 |
| 第二节 于邺家族的婚姻与政治网络 |
| 一、婚姻集团 |
| 二、亲党 |
| 第三节 诗人于邺之与于武陵之辨 |
| 一、于邺、于武陵诗集的演变及刊刻情况 |
| 二、从新出诗歌归属的内证与外证 |
| 三、于武陵、于邺的关系补论 |
| 附录 |
| 一、唐代胡姓家族墓志目录 |
| 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胡姓家族世系补正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四、论研究传说人物的宗旨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兼论传说人物学术研究与旅游文化的关系和区别（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间传说研究之崛起[J]. 陈祖英.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2021(02)
- [2]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D]. 武杏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3]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D]. 张慧儒. 吉林大学, 2021(02)
- [4]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5]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D]. 陈小琴. 东南大学, 2020(02)
- [6]陈亮及其文学研究[D]. 邱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7]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 [8]民俗学视域下的朝圣旅游研究 ——以普陀山观音圣地为中心的考察[D]. 游红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6)
- [9]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D]. 龙成松. 武汉大学, 2016(06)
-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