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4年第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论文文献综述）
康丽娜[1]（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王烁[2]（2021）在《近代中国牙医事业研究（1927-1949）》文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和传教士活动的开展,牙科及牙医在中国逐渐兴起。本文以近代牙医为研究中心,全面梳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牙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由于近代医疗卫生水平的限制以及民众对于牙齿疾病的漠视,牙齿问题在当时较为突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齿科传入中国,近代牙医开始出现。作为医生的一种,牙医的活动除诊治患者、开办医院外,还积极赴外学习交流,向社会传播普及牙科知识。其后,牙医学校和牙医组织也相继建立,牙医业逐渐壮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对其加强管理,业界凭借甄训考核等方式,使得牙医事业在双向互动中基本实现了良性发展,而这种良性发展也为牙医与民众更好的交流奠定了基础。近代牙医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牙齿卫生问题的解决,同时对民众卫生观念的更新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受时代所限,牙医事业的发展亦表现出零散、破碎的特征。但从总体来看,其对社会的进步意义仍值得肯定。
曹艳芳[3]（2021）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群体研究》文中提出军医群体是西方近现代军事医学与战争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与西方军事制度的不断传入,对于军队中专门的医疗人才——军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晚清时期,袁世凯在新军中设立专门的军医管理机构,这标志着近代军医在制度上得到了发展。1902年北洋军医学堂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开始独立培养专业的军医人才。民国时期,军医制度与军医学堂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一系列军医法规的颁布,军医的管理与教育愈加规范化与体系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中央设立军医署为最高管理机构,在各部队中设立军、师军医处。军医的主要来源为国民政府与各省创办的军医学校。抗战时期,政府与民间协力进行军医人员的培养与训练。政府开办军医预备团,并从各地医学院校征调医学人才充当军医。民间则筹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进行军医的短期培训,缓解了当时战争对军医人才的需求。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军医在平时与战时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平时主要进行军队的医疗与卫生管理,在战时负责伤兵救护、伤病统计以及民众救护等工作。此外,军医还担起其医生的责任,负责医学知识的研究与传播等工作。可以说,近代军医群体自出现起,就承担起医学与军事工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当时军队医疗卫生改善、平战时伤病员的保存以及此后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宁[5]（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认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张震[6]（2020）在《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代,军医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更没有形成专门的军医人才培养机构,直到近代西医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逐渐获得国内各界的认可,同时由于近代编练新军的需要,军医作为现代军医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同被引入,并逐渐得到重视,军事医学和军医教育由此起步。中央军医学校开创于清末时期,最初名为北洋军医学堂,是由袁世凯所筹建,专为北洋陆军服务。北洋军医学堂创办初期模仿欧洲和日本的军医学校,逐步建立招生、课程、考试、毕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军医学生。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被清政府接收,改称陆军军医学堂,但所有规章制度如旧。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对中央军医学校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不仅改称为陆军军医学校,将校址迁往北京,并对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将学生分为普通科、本科、研究科进行不同层次的培养。但是由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频繁的战火波及学校,致使学校面临着经费不足、教工离职、停招学生等困扰,学校的发展止步不前。南京十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开始重视军医教育,于是将陆军军医学校接收,先后成立军医司、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军医署等机构负责军医事业的发展,并对军医学校进行管理和建设。学校由北平迁往南京,将教学模式分为学员班教学和学生班教学,增设了大量课程,校名也在1936年正式改为中央军医学校。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免受战火破坏,中央军医学校被迫迁往大后方的贵州省安顺县,并得到国民政府更多的重视,学校不仅加强了组织建设、设立分校、完善行政机构、优化附属机构,还加强师资和科研队伍建设,学校的各个方面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军医教育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军医学校迁到上海,与陆军卫生勤务卫生训练所、上海陆海空军总医院等军医训练机关一同合并为国防医学院,实施综合性军医教育,建立“八类六级”的教育体系,军医教育规模空前扩大,也由此形成了军医中心教育制度。但国民政府战败后,中央军医学校也随之结束。中央军医学校是唯一一所跨越整个中国近代的军医学校,也是旧中国军医教育的最高学府,不仅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军医教育体系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专注于对医学（尤其是军事医学）的研究,在应对国内疫情防控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全国抗战时期,中央军医学校仍然坚守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连洁[7]（2020）在《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所大学,特别是水平较高的大学,会受所处城市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必然会对其产生影响。齐鲁大学是基督教差会在山东创办的唯一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之一,各学院分散三地发展一段时间后,1917年齐聚于济南。济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主开埠的省会城市,是传统与现代都比较明显的城市。以齐鲁大学与济南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例,观察中国近代化进程,对研究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城市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山东地方史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齐鲁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出现在济南,以积极的态度与济南城市文化开始彼此影响。齐鲁大学带着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带着与现代科学、现代社会有所隔膜的宗教。齐鲁大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基督教大学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服于中国的现实,满足学生和中国社会的需要,变成纯粹传播科学的场所,逐渐放松宗教控制。齐鲁大学师生对济南城市物质文化有所记录,调查主体是西方人,他们有在现代化比较完善的城市的生活经验,对济南这座嬗变中的城市有所评议,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到现代的距离有比较直观的感受,也有助于保存当时济南的城市样貌。齐鲁大学将先进的西方文化和教育方式带入济南,从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到社会教育,惠及面相当广。在学校教育方面,齐鲁大学的课程设置比较完善,偏向职业教育,学生的校园生活劳逸结合,重视健康和运动,在多种社会服务中树立起了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为中国社会整体的进步埋下种子。尽管受到政治干涉,齐鲁大学的毕业生都具备了应有的知识和能力。社会教育方面,以社会教育科为首,开拓了市民的眼界、传播了先进文化与科学知识、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扩大了济南的知名度,吸引外来游客,对济南城市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齐鲁大学对济南人的生活有所记录,保留下济南城市文化的断面的同时,也为济南的生活带去一点新风。更重要的是齐鲁大学对学生在生活方式方面的教育足以使学生从原理上理解现代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会进一步扩散,传播现代的、科学的生活方式。齐鲁大学的教职工、学生以及附设的共合医院都尽力为济南提供服务,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保护了整个城市。齐鲁大学也从实践中不断获得信心,汲取经验,发展出与当地的良好关系,推动了齐鲁大学本身的发展,使得齐鲁大学愈加与城市融合。深受教育的学生将使社会更大范围地受益。价值观念方面,面对中国近代复杂的思潮,齐鲁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肯定其中的启蒙思想,拒绝过激的行动,对政治敬而远之,同时试图推销基督教精神引导人们的行为。教会试图将基督教与母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剥离,也尽力理解中国的排外情绪,但是本质上仍然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改变不了高高在上的态度。齐鲁大学发生的学工运动可以说是济南城市文化对齐鲁大学的影响。齐鲁大学在男女合校方面走在了极度保守的山东省的前列。学校对女性多有关怀,这种特殊保护实质上是对当时女性弱势身份的承认。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的影响力相互映衬,向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扩散。
王晓宾[8]（2020）在《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印章印文鉴定作为一项传统的司法鉴定项目,一直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广大人民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伪造印章印文的技术越来越多,加之人们之间的社会活动和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涉及印章印文鉴定的案件发案量飞速上升。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员对可疑印文（检材印文）进行检验,分析其形成方式,判断其与样本印文的一致性,进而为法庭诉讼提供证据,为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依据。印章印文鉴定作为文件检验鉴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司法鉴定人员关注的重点。长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及鉴定人员针对印章印文鉴定的技术方法展开了系统、详细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就司法实践而言,印章印文鉴定的正确率并不理想,领域内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缺乏系统研究,质量监控体系尚未建立。随着诉讼中对证据审查严格化、采信标准规范化的进一步推进,高质量的印章印文鉴定结果备受关注,因此,系统的开展对印章印文鉴定的质量监控研究就显得刻不容缓和尤为必要。本文在深入了解印章印文鉴定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印章印文质量监控的理论特点及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与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对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主要因素的深入剖析、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主要内容、并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体系,并进行模拟应用。研究内容包括导论共六章,分别为:导论;印章印文鉴定的发展历程及存在的问题;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理论特点及价值取向;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因素的解析及评估;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主要内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目的与意义,包括导论;第二部分为研究现状,包括第一章;第三部分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第二章;第四部分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1）系统的对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解析。从鉴定主体、鉴定客体、鉴定程序和方法三个方面出发,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和详细的解释,并通过评估分析的方法,将影响因素分别划分为显微层、基本层和关键层,构建出影响因素的分级结构,为后续开展鉴定质量监控工作打下基础。（2）详尽的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分别从印章印文鉴定主体监控;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监控;印章印文鉴定实施过程监控;印章印文鉴定判断标准监控;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监控;鉴定人出庭作证质量监控六个部分入手细化监控点,为开展质量监控监控工作明确着力点。（3）完整的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进行了构建。通过设计构建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管理系统、印章印文鉴定过程管理系统、印章印文鉴定数据统计与分析系统、印章印文鉴定质量评价与反馈系统四大子系统,为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实施搭建平台。导论部分论述了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研究背景和研究价值,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印章印文鉴定的案件数量众多,一直是文件检验鉴定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研究人员多关注技术方法,加之影响鉴定质量的因素繁杂,因此印章印文鉴定质量一直亟待提升,质量监控研究有待加强。通过利用文献梳理法、实证调查法、实验探究法、比较借鉴法等研究方法,借助法律、技术、管理等专业知识,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进行研究,可实现丰富其理论基础;提升印章印文鉴定解决专门性问题的能力;保证印章印文鉴定意见证据价值;助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目标。第一章对印章印文鉴定的发展历程及当下印章印文鉴定所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梳理,为开展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提供了资料。本章首先从印章的发展起源入手,简述了印章在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和使用情况,并介绍了不同时期印章名称的变化。接着叙述了雕刻法、成型热压法和光敏技术三种主要制作工艺制作印章的原理和特点,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印章进行了分类。然后以古代和现代两个时间维度,分别从典型案例、鉴定理论、主要鉴定方法三个方面叙述了印章印文鉴定的发展历程。最后在总结印章印文鉴定在伪造技术、科学属性、新技术方法、标准化建设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基础上,提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依托高新技术、与信息安全技术融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标准化体系等发展方向。第二章着重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并明确了监控工作的价值取向,为有效开展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研究提供依据。主要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对司法鉴定质量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依据鉴定过程、鉴定对象、监控措施、监控方式对司法鉴定质量监控进行了分类,并综述了国内外司法鉴定质量监控研究现状成果,了解当前的前沿和热点。第二节重点归纳了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三大特点为具有动态性、监控对象具有易变性、监控具有持久性;提出了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机制和措施所发挥的功能主要分为预警功能、排查功能、监督功能、反馈功能和指导功能五个方面的功能。同时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价值进行了阐述,明晰准确和高效是初级价值取向,公平和正义是高级价值取向。第三节在探讨司法鉴定质量与司法鉴定公信力关系的基础上,概括了司法鉴定困境的表现形式为当事人对司法鉴定公信力的质疑、法官对司法鉴定公信力的质疑和社会对司法鉴定公信力的质疑,总结了司法鉴定公信力困境产生的根源分别是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和技术规范;民众对鉴定意见的认知存在偏差;鉴定人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社会负面舆论的误导影响;社会负面舆论的误导影响。并根据司法鉴定公信力困境对社会稳定秩序、法律权威、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司法鉴定学科发展造成的危害,提出了适时出台《司法鉴定法》、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强化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做好司法鉴定人的准入、退出和培训教育工作、构建司法鉴定追责制度、做好司法鉴定舆论宣传工作、发挥“智能辅助鉴定人”的作用等缓解措施。第三章解析了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的鉴定主体因素、鉴定程序和方法因素、鉴定客体因素,并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评估,为开展印章印文鉴定质量打下了基础,明确了鉴定质量监控的重点。本章在探讨印章印文鉴定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实质的基础上,对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因素的原理进行阐述,并根据因素的类型、因素的来源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之后共完成了四部分的工作:第一部分解析了印章印文鉴定主体的影响因素,分为鉴定机构的影响因素和鉴定人的影响因素。其中鉴定机构的影响因素包括鉴定机构性质、经费来源、等级和规模;鉴定人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能力、心理预期、主观经验、道德水平、知识背景。第二部分解析了印章印文鉴定程序和方法的影响因素,分为鉴定材料的影响、鉴定技术和方法的影响、鉴定程序的影响、鉴定文书的影响,其中鉴定材料的影响包括检材、样本、鉴定材料收集与保管过程;鉴定技术和方法的影响包括鉴定技术、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的影响包括分析阶段、比对阶段、综合评断、核实阶段;鉴定文书的影响包括鉴定文书的形式、鉴定文书的内容。第三部分解析了印章印文鉴定客体的影响因素,分为印文色料、外界环境、盖印压力、承印物的影响。第四部分对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估。通过定向调查问卷的方式,采用专家评价法,对23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根据调查结果,以影响力的大小将影响因素分为显微层、基本层和关键层,为分层次对影响因素进行监控提供了依据。第四章重点阐述了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内容,为构建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系统提供了内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是一个复杂的机制,监控任务艰巨,监控内容众多,这是由其复杂性、开放循环性、动态性、持续完善性所决定的。本章节为更清楚的厘清监控的主要内容,方便监控实施方更准确的把控监控要点,梳理出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是印章印文鉴定主体监控的主要内容,包括印章印文鉴定机构的监控和印章印文鉴定鉴定人的监控;第二部分是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监控的主要内容,包括材料的合法性、可靠性、充分性、可比性等四个方面;第三部分是印章印文鉴定实施过程监控的主要内容,包括印章印文鉴定人的组成形式、印章印文鉴定方法和印章印文鉴定检验记录的监控;第四部分是印章印文鉴定判断标准监控的主要内容,包括印章印文鉴定判断标准的可靠性、印章印文鉴定判断标准的稳定性、印章印文鉴定综合评断的准确性;第五部分是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监控的主要内容,有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的形式、印章印文鉴定文书内容的监控和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的审核;第六部分是鉴定人出庭作证质量监控。第五章基于前面章节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体系,并尝试进行应用,以达到对理论知识成果的检验,综合考察监控系统的可用性和适用性。本章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印章印文的法规及技术规范进行梳理和比较。法律法规方面,我国目前对印章的使用和管理除刑法明确规定的相关犯罪行为外,还有多款与印章相关的治安管理办法草案。技术规范方面,国内主要介绍了国家标准（GB）、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和权威技术组织分别颁布的有关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国外主要介绍了SWGDOC技术标准和ASTM技术指南。在对国内外进行比较时,可发现二者在制订单位、内容、修订规则、鉴定人员规定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然后结合印章印文鉴定的内容和特点,总结出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原则为以公平正义为目标原则;全员参与原则;持续改进原则和以事实为决策基础原则。接着构建了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该系统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设计了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管理系统、印章印文鉴定过程管理系统、印章印文鉴定数据统计与分析系统、印章印文鉴定质量评价与反馈系统,并且各个子系统中包含有若干模块,以实现对印章印文鉴定质量进行全面的监控和客观的评价。同时提出为确保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实施,应进行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和其他保障。最后以G司法鉴定中心为例,采用典型案例测试的方式,实施了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检验了监控与评价系统,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王羚翔[9]（2020）在《现代中医药期刊《中医函授通讯》研究》文中指出《中医函授通讯》是以中医函授教育为主的期刊,于1982年1月创刊,双月刊,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辽宁中医学院函授部具体承办,共发行19年,至2000年12月结刊,2001年1月更名为《中医药学刊》,先后发行117期,主编杨连生。本文以《中医函授通讯》全部117期为研究对象,分杂志诞生背景、发展历程、编辑及撰稿人、版式和栏目及历史贡献六部分进行梳理研究。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诞生的历史背景。辽宁中医学院于1960年建立了函授部,并举办了“中医业余函授班”,后来因“十年浩劫”,中医药事业遭受空前浩劫,导致中医人才的教育培养受到严重破坏基本中断,中医药人员大量减少。1980年以后,国家积极发展中医事业,大力培养中医人才。辽宁省的主要市、县开展了以一般业余教育、夜大与函授教育及职工大、中专教育为主的办学形式,以提高省内医疗人员素质。伴随人们学习中医药知识的迫切需求,《中医函授通讯》杂志应运而生。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的发展历程。《中医函授通讯》于1982年1月创刊发行。此时的杂志呈现以中医函授教育内容为主的特点。1984年国家又确定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及四川五省（市）作为中医自学考试试点,开展中医药自学考试,由此杂志的主要内容向中医专业自学考试辅导方面倾斜,侧重于自学考试各科目的辅导。1989年8月《中医函授通讯》获得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截至1990年上半年便已远销澳大利亚、日本和奥地利等国家。此时《中医函授通讯》的影响力骤然提高。至1990年底全国开展中医药专业自学考试的省份已经扩大到二十四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国统一发行中医专业自学考试教材,此时中医专业自学考试已经基本替代中医函授班成为继本科教育之后最主要的中医人才培养及选拔途径。与此相伴,《中医函授通讯》发行长达19年,共出版117期,刊登文章总数5000余篇,共享国内外发行700余万册,平均每年发行达36.8余万册。它的发行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历史的贡献。2000年底,随着全国中医专业自学考试的逐步萎缩,《中医函授通讯》走完了19年的办刊之路。2001年更名为《中医药学刊》,又开始了新的征程。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杂志的编辑、顾问及撰稿人（单位）。《中医函授通讯》主编是杨连生,责任编辑由郝明慧、崔扬红、王兰香、李向荣、柳时郁和祖敬一组成。顾问由方药中、沈仲圭、李玉奇、芦玉起、陈翼、孟宪民、胡炳文、茹古香、姜春华及董建华担任。撰稿单位以辽宁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南京中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山东中医学院及辽宁省中医研究院为主。主要的撰稿人有刘树新、刘荩文、郭振球、胡炳文、李兴宜、李德新、方药中、许家松、王绪前、宋建萍、薛凤奎及叶锦先等人。第四部分主要从封面、封二以及目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式风格研究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的版式。其封面的变化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布局风格不同。封二的内容在1984年之前为期刊目录,在1984年后变为主要刊登名家书法题字展示、《编者寄语》《卷首语》《新年致辞》、国内函授新闻、广告以及《讣告》等内容。目录在1982年为一页中分上下,竖版印刷,1983年以后便改为一页中分左右,横版印刷。1984年以前印于封二,之后印于扉页。于1997年开始,增加英文目录。第五部分从“函授教育”“中药园地”“考试辅导”“临床经验”“方药的临床应用”“研究生”与“辽宁名医”七大板块,对《中医函授通讯》的内容加以介绍,依次统计其文章数量并介绍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函授教育”主要为中医各学科教学的辅导文章。1982年称之为“函大辅导”,1983年更名为“辅导资料”,1984年由于中医专业自学考试试点工作的开展,变为以学科命名栏目,并刊登专题辅导资料,发表文章1800余篇。“中药园地”包含了“中药园地”及“中药研究”两个栏目,专门探讨药材的功用、药性、中药的炮制、中药术语、中药的来源及名称的考证以及药材的鉴别等内容,发表文章130余篇。“考试辅导”包括“考试园地”与“试题精编”两个栏目,其内容主要以中医各学科自学考试大纲为主,刊登各省自学考试试题与标准答案。“临床经验”包括“临床报道”“临床经验”“经验交流”“名医经验”“名医一绝”“临床治验”与“临床一得”等诸多栏目,发表文章720余篇。“方药的临床应用”包括“方药纵横”“古方今用”及“古方新用”三个栏目,共发表文章90余篇。“研究生”部分内容包括“研究生园地”与“博士生论坛”两个栏目。1997年设立,发表46篇文章。“辽宁名医”这一栏目,先后记载了庆云阁、张锡纯、高愈明、胡万魁、马二琴、沈文魁、孙允中等23位曾经在辽宁行医的着名医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及医术医德方面的事迹。第六部分总结并归纳了《中医函授通讯》对于当时东北以及全国的中医函授及中医专业自学考试的历史贡献。《中医函授通讯》以自学考试及函授内容为主,内容注重经典医籍的学习与运用,发行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影响范围广发行量大,全程参与了辽宁省内中医药函授及中医药专业自学考试的发展历程,使得各地成功的函授经验广泛地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自学考试辅导资料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的矛盾,对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提升中医的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以“六个特点”和“两个缩影”归纳总结,并以《中医函授通讯》为例,讨论了如何提高中医药期刊质量,以及结合此次疫情及对比今昔中医药学子对经典医籍的重视程度阐述中医经典书籍的重要性。
钱成[10]（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二、《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4年第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4年第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论文提纲范文）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近代中国牙医事业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医疗卫生史研究 |
| 1.2.2 牙医、牙科史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近代牙医出现前的牙科概况 |
| 2.1 古代对牙病的认识与处置 |
| 2.2 近代西方牙科的产生 |
| 第三章 近代牙医的产生与发展 |
| 3.1 牙医出现的舆论背景 |
| 3.2 牙医的出现 |
| 3.3 牙医学校的建立 |
| 3.4 牙医组织的诞生 |
| 3.4.1 上海市牙医公会 |
| 3.4.2 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 |
| 3.4.3 其他组织 |
| 第四章 牙医的活动 |
| 4.1 日常救治活动 |
| 4.2 开办诊所、医院 |
| 4.3 域外学习、交流 |
| 4.4 牙科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
| 4.4.1 发行刊物,传播牙科知识 |
| 4.4.2 口腔卫生教育运动的开展 |
| 4.4.3 创设“牙医节” |
| 第五章 牙医的管理与规范 |
| 5.1 牙医管理政策变迁 |
| 5.2 牙医从业资格考核 |
| 5.3 牙医的甄别与甄训 |
| 5.4 牙医职业规范与医德 |
| 第六章 牙医与社会的互动 |
| 6.1 牙医众生相 |
| 6.2 牙医收费问题 |
| 6.3 牙医与患者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意义 |
| 2.相关概念界定 |
| 2.1 时间界定 |
| 2.2 概念界定 |
| 3.学术史回顾 |
| 4.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1章 近代军医群体形成的背景 |
| 1.1 鸦片战争前军医概况 |
| 1.2 西方医学的传入 |
| 1.3 军队医疗体系近代化的启动 |
| 第2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医的培养 |
| 2.1 军医学校 |
| 2.1.1 中央军医学校 |
| 2.1.2 其他军医学校 |
| 2.2 军医预备团 |
| 2.3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
| 2.4 医学院校的培养及征调 |
| 第3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管理 |
| 3.1 军医的管理机构 |
| 3.1.1 陆军军医的最高领导机构 |
| 3.1.2 陆军各部队中的卫生机构 |
| 3.2 军衔划分 |
| 3.3 军医法规 |
| 3.3.1 陆军卫生人员任免与考核制度 |
| 3.3.2 伤病官兵出入院制度 |
| 3.3.3 残废军人与死亡官兵处置制度 |
| 第4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医的职业活动 |
| 4.1 平时、战时医疗服务 |
| 4.1.1 体格检查 |
| 4.1.2 卫生管理 |
| 4.1.3 战时医疗服务 |
| 4.2 医学知识的研究与传播 |
| 4.2.1 医学知识的研究 |
| 4.2.2 医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 |
| 4.3 军医的统计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央军医学校创办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军医的沿革 |
| 二、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与中国人医学观念的转变 |
| 三、编练新军的需要 |
| 第二章 清末中央军医学校的开创 |
| 一、北洋军医学堂创办 |
| 二、北洋军医学堂招生 |
| 三、北洋军医学堂教学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调整与纷扰 |
| 一、管理体制与校址发生重大变化 |
| 二、推行分科教学与强化学生管理 |
| 三、军阀混战严重破坏学校的发展 |
| 第四章 南京十年中央军医学校的巩固与加强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中央军医学校的管理 |
| 二、学校推行学员生班教学与增设教学课程 |
| 三、撤换校长风潮震动蒋介石 |
| 第五章 全国抗战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迁徙与坚守 |
| 一、中央军医学校由南京迁往安顺 |
| 二、中央军医学校加强组织建设 |
| 三、中央军医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科研工作 |
|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改组与结束 |
| 一、中央军医学校的改组以及引发的争议 |
| 二、国防医学院教育规模的扩大 |
| 第七章 中央军医学校的影响 |
| 一、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军事医疗专门人才 |
| 二、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军医教育的先河 |
| 三、在防治国内重大疫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选题简介 |
| 二、意义、价值和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相关材料 |
| (二)研究现状 |
| 四、学术要点 |
| 第一章 齐鲁大学落户济南 |
| 第一节 各差会联合办学的需求 |
| 一、山东各新教差会合作的意向 |
| 二、义和团加速各差会合作 |
| 三、差会重新选择学校位置的需要 |
| 四、教会联合大学分散办学的不便 |
| 五、国立大学对基督教的排斥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的成型 |
| 一、济南城市本身的优势 |
| 二、齐鲁大学的定位与目标 |
| 三、齐鲁大学与本地的互动 |
| 第二章 齐鲁大学对济南城市文化的记录 |
| 第一节 历史与地理 |
| 第二节 交通 |
| 第三节 城市管理 |
| 一、政府机构情况 |
| 二、市政服务 |
| 三、财务来源 |
| 四、新式监狱 |
| 五、人口情况 |
| 六、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经济状况 |
| 一、银行与钱庄 |
| 二、商业情况 |
| 三、农业情况 |
| 四、工业情况 |
| 第五节 生活状况 |
| 一、生活水平 |
| 二、医疗状况 |
| 三、教育机构 |
| 四、宗教机构 |
| 五、日常休闲场所 |
| 六、卖淫业 |
| 第六节 建筑 |
| 第三章 教育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教育的定位 |
| 一、基督教教育 |
| 二、与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的课程设置 |
| 一、西方学科的引入 |
| 二、中国文化的发扬 |
| 三、政治影响下的课程设置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学生的基本情况 |
| 一、学生入学情况 |
| 二、学生的在校生活 |
| 三、毕业生情况与校友会 |
| 第四节 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 |
| 一、广智院举办的活动 |
| 二、广智院产生的影响 |
| 第五节 齐鲁大学附属中学的情况 |
| 一、齐鲁大学建中学的理由 |
| 二、中学的发展和影响 |
| 第四章 生活方式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在健康与运动方面的努力 |
| 一、济南的公共健康状况与齐鲁大学的努力 |
| 二、齐鲁大学提倡各类体育运动 |
| 三、齐鲁大学参与的各级运动会 |
| 第二节 济南城的节日与纪念日 |
| 一、中国传统节日 |
| 二、政治性纪念日 |
| 三、西方节日 |
| 第三节 战争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一、鲁豫战争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二、二次北伐期间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三、中原大战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四、日本入侵阴影下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第五章 公共服务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附设的共合医院 |
| 一、医院简介 |
| 二、医院的作用 |
| 三、医院的扩张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参与的社会服务与慈善工作 |
| 一、齐鲁大学相关的社会服务 |
| 二、齐鲁大学参与的慈善事业 |
| 第六章 价值观念 |
| 第一节 对中国各式思潮的观察和反应 |
| 一、各式启蒙思潮 |
| 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加强 |
| 三、排外风潮与反基督教运动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 |
| 一、齐鲁大学的学生运动 |
| 二、齐鲁大学的工人运动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对女性的态度 |
| 一、男女合校 |
| 二、女性的专门通道 |
| 三、齐鲁大学重视女性所产生的影响 |
| 第七章 齐鲁大学扩散的影响力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本地的直接影响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以外的影响 |
| 一、其他省份对齐鲁大学的重视 |
| 二、齐鲁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
| 三、毕业生在外省的成绩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向外国的推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8）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方法和框架 |
| 第一章 印章印文鉴定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印章起源与发展 |
| 一、我国印章的起源与发展 |
| 二、国外印章的起源与发展 |
| 三、印章名称的发展 |
| 第二节 印章制作工艺和种类 |
| 一、印章的制作工艺 |
| 二、印章的种类 |
| 第三节 印章印文鉴定的发展 |
| 一、古代印章印文鉴定发展 |
| 二、现代印章印文鉴定发展 |
| 第四节 我国印章印文鉴定的发展现状与困境 |
| 一、我国印章印文鉴定发展的困境 |
| 二、我国印章印文鉴定发展的方向 |
| 第二章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理论基础 |
| 一、司法鉴定质量监控的含义 |
| 二、司法鉴定质量监控的类型 |
| 三、国内外司法鉴定质量监控现状 |
| 四、印章印文鉴定与司法活动的关系 |
| 第二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特点和价值取向 |
| 一、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特点 |
| 二、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功能 |
| 三、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价值取向 |
| 第三节 司法鉴定质量与司法鉴定公信力 |
| 一、司法鉴定质量与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关系 |
| 二、司法鉴定公信力困境的表现形式 |
| 三、司法鉴定公信力困境产生的根源 |
| 四、司法鉴定公信力困境造成的危害 |
| 五、司法鉴定公信力困境的缓解路径 |
| 第三章 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因素的解析及评估 |
| 第一节 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因素概述 |
| 一、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因素的原理阐述 |
| 二、影响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的因素分类 |
| 第二节 印章印文鉴定主体的影响因素解析 |
| 一、鉴定机构的影响因素解析 |
| 二、鉴定人的影响因素解析 |
| 第三节 印章印文鉴定程序和方法影响因素解析 |
| 一、鉴定材料的影响因素解析 |
| 二、鉴定技术和方法的影响因素解析 |
| 三、鉴定程序的影响因素解析 |
| 四、鉴定文书的影响因素解析 |
| 第四节 印章印文鉴定客体的影响因素解析 |
| 一、印章印文鉴定客体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二、印文色料的影响 |
| 三、外界环境的影响 |
| 四、盖印压力的影响 |
| 五、承印物的影响 |
| 第五节 影响印章印文鉴质量影响因素评估 |
| 一、调查评估的设计 |
| 二、评估结果及分析 |
| 第四章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内容 |
| 第一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复杂性 |
| 一、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
| 二、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是一个开放循环的系统 |
| 三、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是一个动态过程 |
| 四、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是一个需要持续完善的过程 |
| 第二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内容的概述 |
| 一、印章印文鉴定意见的审核要点 |
| 二、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印章印文鉴定主体的监控 |
| 一、印章印文鉴定机构的监控 |
| 二、印章印文鉴定鉴定人的监控 |
| 第四节 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的监控 |
| 一、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的合法性 |
| 二、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的真实性 |
| 三、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的充分性 |
| 四、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的可比性 |
| 第五节 印章印文鉴定实施过程的监控 |
| 一、印章印文鉴定人的组成形式 |
| 二、印章印文鉴定方法的监控内容 |
| 三、印章印文鉴定检验记录的监控内容 |
| 第六节 印章印文鉴定判断标准的监控 |
| 一、印章印文鉴定判断标准的可靠性 |
| 二、印章印文鉴定判断标准的稳定性 |
| 三、印章印文鉴定综合评断的准确性 |
| 第七节 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的监控 |
| 一、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的形式 |
| 二、印章印文鉴定文书内容的监控 |
| 三、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的审核 |
| 第八节 鉴定人出庭作证质量监控的内容 |
| 一、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依据和情况 |
| 二、鉴定人出庭作证质量监控的主要内容 |
| 第五章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系统的构建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印章印文的法规及技术规范 |
| 一、我国关于印章管理的法规 |
| 二、我国现行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 |
| 三、国外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 |
| 四、国内外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比较 |
| 五、我国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的未来制订方向 |
| 第二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原则 |
| 一、以公平正义为目标原则 |
| 二、全员参与原则 |
| 三、持续改进原则 |
| 四、以事实为决策基础原则 |
| 第三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的构建 |
| 一、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概述 |
| 二、印章印文鉴定材料管理系统 |
| 三、印章印文鉴定过程管理系统 |
| 四、印章印文鉴定数据统计与分析系统 |
| 五、印章印文鉴定质量评价与反馈系统 |
| 第四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实施保障 |
| 一、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组织保障 |
| 二、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制度保障 |
| 三、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技术保障 |
| 四、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的其他保障 |
| 第五节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实例——以G司法鉴定中心为例 |
| 一、G司法鉴定中心概况及印章印文鉴定案例简介 |
| 二、印章印文鉴定案例鉴定质量监控实施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印章印文鉴定质量影响因素评价调查问卷 |
| 附录B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现代中医药期刊《中医函授通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中医药期刊研究综述 |
| 1 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研究 |
| 2 现代中医药期刊研究 |
| 3 《中医函授通讯》的研究近况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诞生的背景 |
| 1.1 历史背景 |
| 1.2 其他期刊概况 |
| 2 发展的历程 |
| 3 编辑与撰稿人 |
| 3.1 主编 |
| 3.2 顾问团 |
| 3.3 责任编辑 |
| 3.4 撰稿单位及专家 |
| 3.4.1 撰稿单位 |
| 3.4.2 撰稿专家 |
| 4 期刊版式研究 |
| 4.1 封面 |
| 4.2 封二 |
| 4.3 目录 |
| 5 期刊内容研究 |
| 5.1 函授教育 |
| 5.2 中药园地 |
| 5.3 考试辅导 |
| 5.4 临床经验 |
| 5.5 方药的临床应用 |
| 5.6 研究生 |
| 5.7 辽宁名医 |
| 5.8 小结 |
| 6 《中医函授通讯》的历史贡献 |
| 结论 |
| 六个特点 |
| 两个缩影 |
| 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附录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致谢 |
（10）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4年第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2]近代中国牙医事业研究（1927-1949）[D]. 王烁. 河北大学, 2021(02)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群体研究[D]. 曹艳芳. 河北大学, 2021(02)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6]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D]. 张震.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1)
- [7]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D]. 连洁.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印章印文鉴定质量监控研究[D]. 王晓宾.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9]现代中医药期刊《中医函授通讯》研究[D]. 王羚翔.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0(02)
- [10]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标签：中国实用内科杂志论文; 齐鲁文化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