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来西亚金融业改革的新动向（论文文献综述）
马兰[1]（2020）在《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和国际金融法之间的联动关系更为密切深入,同时国际投资法中有关金融规制的内容发生了重要演变:跨国金融投资流量稳定增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金融服务条款纳入了新议题,以及涉及金融业的投资仲裁案件数量增多并越趋复杂。这一系列新的动态表明,国际投资法中涉及金融业的问题已成为亟需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进行体系性研究的综合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背景对金融业监管对接国际投资法规则提出了现实需求。然而,现行国际投资法体系对处理金融规制问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了外国投资保护与东道国金融规制权之间的权益失衡。本文研究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旨在探索金融投资保护与金融规制权之间的权益平衡机制。笔者认为,这一平衡过程应当是动态化和体系化的,应根据规则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未来走向不断予以修正和调整,并且进行体系化研究。本文认为,金融业作为集中体现东道国国内规制权的战略重要性行业,在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金融规制权的权益平衡方面展现出更多的谨慎性、复杂性和技术性,因而需要统筹兼顾实体条款、负面清单、国内规制措施和争端解决四个角度,分析不同视角下国际金融投资领域的主要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理论层面的规则升华和制度层面的框架设计。金融审慎是金融业特有的监管原则,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典型性。本文认为,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处理金融审慎问题时,对于金融审慎措施的判断标准,应注意审慎措施要出于“审慎原因”,同时注意与“金融服务”相关和“合理性”、“必要性”要求。金融审慎措施由争端双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磋商判定具备合理性,有助于对金融审慎措施的界定达成共识。对于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条款本身的内容范围取决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相关定义的界定;在适用领域方面,在国际投资协定（IIAs）中没有明确规定或从体例安排无法判断的情形下,将金融审慎例外限定在金融领域可能更为妥当。最后,在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上还应注意与其他例外情形的法律联系,尤其是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抗辩和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是联结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和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纽带。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外资参与度限制不符措施和高管与董事会限制不符措施是三类最为基本的金融不符措施。本文提出,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FTAs）或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不见得就要比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承诺更加开放,而是分不同措施类型进行讨论。具体而言,在新一代双多边FTAs或BITs谈判中,对于金融基础性制度方面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很大程度上可直接以GATS金融服务承诺为基础;对于外资参与度方面的限制措施,一些国家的持股比例限制相较GATS时期有所放宽或设置得更为灵活;而对于高管和董事会国籍要求,存在新一代FTAs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相较GATS金融服务承诺有所加严的情形。此外,对于一些国家在GATS中并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例如股东资格要求,在新一代FTAs和BITs的金融投资负面清单中可以规定地更为详细具体。最后,对中国而言,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制定应综合考虑编制方式、解释规则、棘轮机制以及市场准入义务与国民待遇义务的重叠等因素。对于东道国采取的金融规制措施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下的合法性审查,本文选取主权债务重组措施、银行自救措施和资本流动规制措施为研究对象。这三类措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主要采取、并被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措施。本文提出,一国的金融规制措施包括经济稳定运行状态下的通常监管政策,也包括在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等紧急状态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主权债务重组措施、银行自救措施和资本流动规制措施往往波及较大范围的投资者利益,例如债券持有人、存款人和相关投资人,并且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对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认为,当前IIAs中的金融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最大共性特点是,缔约方出于保护本国金融规制主权的目的对金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作出范围上的限定和程序上的过滤,并要求审理金融投资争议的仲裁员具备金融服务法律或实践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实际上,在金融国际投资争议解决过程中,缔约方政府磋商、法庭之友、调解、调停等多种争端解决方式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综合运用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方式处理金融投资争议。最后,本文提出,在处理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时,首先应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金融服务条款进行整体把握,包括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机构等定义决定了一项金融投资是适用金融服务规则还是国际投资规则,而国民待遇、市场准入、跨境金融服务、金融审慎例外等规定了具体的义务要求和例外。其次要深刻把握国际投资法与国际金融法的联动关系,将金融审慎问题、金融投资不符措施规则、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联系起来,集中研究体现国际金融投资相较于其他行业投资有所区别的法律问题,从而探讨构建金融投资海外保护与东道国金融规制主权之间的平衡机制。再次,还应明确在BITs和FTAs项下金融服务规则的适用范围,对金融服务规则和投资规则进行横向的分割和协调,从而避免具体规则适用时引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要把握金融投资不符措施的本质所在,在国际投资条约设计时综合运用嵌入式保留、例外条款和负面清单规则,从而为东道国预留充足的金融监管政策空间。
徐枫潇[2]（2020）在《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利益优先”,长期以来都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关切。自二战结束起,英国在对华交往中也始终奉行这一原则。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英国日益看重同中国的伙伴关系并着力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往来,2015年10月,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以此开启中英“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政治互动达到新高点。2018年,特蕾莎·梅访华时更是盛赞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并表示看好双方经贸关系潜力。然而,合作关系中难掩分歧,英国在对华政策中除了利益考量之外,其身份的考量也占据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国家利益追求和以西方大国为典型的国家身份方面,常导致在对华交往中出现“政经两张皮”的表现,即:既想获得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又不愿放弃西方大国的身份,在一些具体的外交事务中同中国疏离乃至对立。近几年来,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英国对华政策之中。“黄金时代”的开始,至今已近五个年头,在这五年中英国经历了脱欧公投、国家领导人的几番轮替和脱欧事务的反复与波折。在对华政策上,卡梅伦第二任期时形成的、对华保持密切合作的总体态势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但英中之间的龃龉和分歧频现,并多以英国对华事务进行干涉和介入为主。其中以南海问题和新疆问题尤为典型:在南海问题中,英国素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扞卫者自居,联合亚太域内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意在高调介入南海;在新疆问题上,英国搬出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人权高于主权”的相关论调,一再借各种多边外交场合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处理加以指责。以这两大代表性问题来看,英国多选择无视南海和新疆主权归属这一客观现实,将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同时配合其西方大国的身份立场和脱欧后国家政策的转型,来横加干涉。而在涉及重要经济利益的产业合作方面,英国从未动摇过通过对华合作获取物质实利的原则。尤其在金融、教育、新能源和通讯科技领域,英中近五年来合作密度与广度显着提升,英国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加速英国技术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推进高等教育输出等方面着力加大同中国的合作,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经济收益。但是必须承认,英国“西方大国”的身份定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并在英国绝对实力业已下降的今天,这一身份追求仍未改变,因此,英国对华合作中基于身份追求和利益追求而显现的张力,或将长期存在。
佟伟伟[3]（2019）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些年来,在东亚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之际,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取得了显着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合作和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等问题。为此,推进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深化东亚经济合作和降低东亚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的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次进行产业转移,形成了“雁行模式”分工体系,从而奠定了自身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先者”角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相对衰弱以及中国、东盟等经济的迅猛增长,东亚原本梯次分明的垂直型分工模式逐渐被垂直型与水平型并存的“东亚生产网络”取代。从“雁行模式”到“东亚生产网络”演变的过程中,日本充分发挥了“领先者”作用,通过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快速发展。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十余年后迅速成为了世界领先经济体、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首要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地。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启了迅猛增长之势,对东亚直接投资流量更是于2008年超越了日本。不仅如此,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除为最终消费品提供进口市场外,中国在其他产品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均已高于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新的“领先者”,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适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藉此推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通过联动发展分析、实证分析全面剖析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藉此为中国提供更好的借鉴。首先,基于生产要素集聚、国际生产分割等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基本理论,同时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作用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投资母国和东道国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国际分工变迁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则扮演着重要载体角色。其次,在回顾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规模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联动发展分析。在规模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日本自身以及“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电气机械行业以及精密机械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互补关系;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替代关系;与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以及食品、纺织、化学、钢铁及非铁金属、一般机械和交通设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则不明确。在结构层面,日本对“四小龙”直接投资与“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互补关系;日本对中国和东盟五国直接投资与其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替代关系;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自身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不明确。日本各行业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该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食品行业和一般机械行业表现为替代关系;在纺织行业、化学行业和精密机械行业表现为互补关系;在钢铁及非铁金属行业、电气机械行业和交通设备行业表现的不明确。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日本产业转移、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分工模式演进以及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不无关系。再次,在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层面,分别构建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及贡献。总体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前23期呈正向影响,第23期开始呈负向影响,其影响及贡献比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和经济开放度更大;地域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日本和“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对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有长期的负向影响,对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呈正负交替变化。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次序为东盟五国、中国、“四小龙”和日本;行业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均呈正负交替变化,不同时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纺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贡献最大、对电气机械行业贡献最小。最后,通过中日比较发现,中国在东亚直接投资来源地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均已超越日本。然而,中国地位提升对日本区域作用发挥以及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基于日本的历史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启示: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吴凌翔[4]（2017）在《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及其法律规制国际比较与启示》文中提出金融监管沙箱是境外金融监管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境外试验性金融监管模式下典型的试验性质的金融监管方法,是金融监管主体应金融科技发展对现行监管模式做出的调整,旨在提升监管弹性和灵活度。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金融监管沙箱制度,推行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并对金融监管沙箱试验的推行进行法律规制,适应和支持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境外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及其法律规制告诉我们,试验性金融监管是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新动向,我国应建立试验性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和相关理论,金融监管试验的规范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的法律规制。
戴其文[5]（2017）在《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文中指出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和塑造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支巨大力量,深刻地改变着国内区域经济的框架构造。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产生作用。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角色的转型,强化了国家角色的重要性。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国内发达地区产业的内陆转移,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贫穷地区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持续扩大已成为经济增长背后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民族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提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新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探索新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过程、空间演化规律与机理。以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研究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广西作为沿海的西部落后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扶持效应明显。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建设显着地推动了广西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基础理论,建立分析框架。以广西各地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衡量全球化,从政策视角解读地方化,包含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具体选择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作为地方化的表征指标。在考察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分析广西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组织。以此为依据分别从全球化参与程度和地方化政策两个视角对广西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城市尺度上的剖解。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系的视角,以县域尺度探讨广西水平层面上的空间差异。总结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规律特征。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研究证实了从全球化和地方化视角探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机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全球化和地方化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垂直差异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方面的地方化因素也推动了城市间等级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和地方化并不是单独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而是二者相互交织产生合力,借助于政府的角色,通过政策的落实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2）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广西逐步形成"一主两副"的多中心结构和"西弱东强"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之间层级逐渐拉开,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空间结构原因。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政府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空间结构的惯性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3）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外资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广西的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不仅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甚至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广西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格局变化重塑了省内经济地理格局,改变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4）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是地方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综合表现,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交互影响的产物。广西各地市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采矿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普通劳动力依赖较强,分布较为分散,而高关联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人力、集聚有着较高的要求,初步形成了分工和协作,集聚在不同的中心城市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集群。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导致产业空间发生重组,促进了城市垂直差异的扩大。（5）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产业园区是广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推手和重要增长极。园区的中心城区布局势必会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拉大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推动广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广西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次级中心城区及相邻的县域,等级性特征明显,不仅反映了广西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还会进一步拉大城市间的垂直差距。（6）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水平差异影响不明显,而地方化产生显着作用,证实了多尺度和多机制框架对于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不平衡现象的适用性。地理、环境和民族综合分析框架也证实了地理、环境和民族等地方化因素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论证了地理和环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础结构特征,其对发展的严重制约难以完全克服。广西存在显着的异质空间结构,一些地方化特征对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效应。
冯小初[6]（2016）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一直金融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的幅度和频度都加大,跨国资本流动日趋便利化,金融自由化氛围日渐浓重,受此影响,新兴经济体对原本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进行松绑,为此,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矛盾日益突出,部分新兴经济体甚至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更好的解决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适度性问题,非常有必要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分成了七章,较全面围绕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陈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而后进一步探讨了本文的逻辑结构和主要的研究方法,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理论研究基础。主要剖析探讨金融政策与内生经济增长、储蓄——投资转化率、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三种相关理论。第三章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历程。主要回顾了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并就两者因果关系进行简单的分析。为此后深度的理论分析打下基础。第四章为战后发达体金融适度性问题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分别就发达经济体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比较分析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部分金融发展指标的差异。为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的分析提供参佐和启示。第五章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该章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出发,构建理论框架,然后进行数学建模,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新兴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六章为新兴体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该章根据上一章的理论模型分析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指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此外,还针对分析结果提出如何改进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的措施。第七章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在结论方面,主要总结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结论对中国的启示。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进行充分回顾前人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后,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历程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回顾了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程作为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研究的参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据此设置的计量模型,并带入包含世界经济排名前40位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即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波兰、阿根廷、中国台湾、泰国、南非、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智利、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共计20个经济体的数据,从金融发展广度、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并对金融发展广度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经济体类别面板数据分析和经济体个体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第一,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金融发展广度一般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结构关系,目前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已经越过了“倒U”形曲线的最高点。为此,新兴经济体不能盲目的扩大金融规模,否则将激化金融适度性矛盾,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第二,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深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弱的正面影响。随着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其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不断提升,这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第三,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能微弱的促进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存贷款利差越小表明金融市场发育越成熟,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越健康,金融业存在的垄断利润越少。与发达体相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效率指标较差,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效率提升仍有非常大的空间。第四,对金融发展广度的类别和个体的分析,则显示出各种类别和个体各自的金融适度特性。金融发展广度的经济体类别分析中,金融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可以承受金融超适度扩张的结果,其余类别的经济体都无法承受金融发展广度超适度的状况。在经济体的个别分析中,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显示,在长期,泰国和南非的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正向影响,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波兰等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负向影响,其余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指标都未能通过显着性检验;在短期,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的金融发展广度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此,可以认为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通过了金融发展广度“倒U”形曲线的顶点,使金融发展广度的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对更多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该问题的结论尚不明晰。由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金融自由化产生的资金并没有完全的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金融发展并没有非常强力的促使新兴经济体实现全面经济增长。为此,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克服政府过度的金融抑制和干预、金融市场秩序不健全、商业金融机构效率不高、金融人才素质不高等困难,才能建立起高效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谢罗奇[7]（2016）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三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王文俊[8]（2016）在《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南亚是一个具有深厚多元宗教文化特点的地区。在东南亚现存的诸多世界性和区域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信仰人数也最多。从全球伊斯兰教分布的版图来看,东南亚地区在地理意义上属于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尽管在地缘上与中东相距较远,但从伊斯兰教传入至今,东南亚地区就一直受到来自伊斯兰教中心—中东地区的影响。在两地以宗教为主要纽带的交往史中,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文明体系和价值观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研究将打破东南亚区域内部的文化地理藩篱,基于历史学、民族学、国际政治学和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从“世界体系”中的“伊斯兰体系”及“宗教文化圈”视角出发,以东南亚和中东两地之间伊斯兰教交往史的时间为线索,来研究探讨一种处于普遍联系且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官方、民间、甚至是宗教极端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项研究的初衷,旨在使我们更全面和更深入地了解作为世界性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整体性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考察伊斯兰世界传统中心地带对其边缘地带的影响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进而考察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发展特征和趋势。立足于宗教关系和宗教文化关系史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提炼出当代东南亚与中东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纽带而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分析其呈现出的普遍性规律、总体特点以及发展趋势。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围绕主题进行论述。第一个部分为绪论,主体部分包括五个章节,最后一个部分为结语。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并对与此选题相关的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界定和相应说明。文章的主体为第一章至第五章。作为背景,第一章简要概述了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历史源流及其与中东的早期联系。其内容以伊斯兰教的起源、伊斯兰教的特点及伊斯兰教的传播为主,介绍了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的简史和早期传播的特点,并概述了西方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与中东的关系以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人民殖民抗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简述西方殖民统治时代基督教文明的兴盛与伊斯兰文明的式微后,本文考察了东南亚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所做出的回应,以及该时期中东反殖民主义新思潮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第二章以二战后东南亚与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为基础,集中论述了同为亚非民族独立浪潮中的中东和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重点分析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民族主义中的伊斯兰教因素。尽管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伊斯兰教在上述国家民族独立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始终不能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发挥了作用。并分析了在这一时期两地伊斯兰教关系中的官方联系和民间联系。第三章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断高涨,现代化进程中的东南亚伊斯兰社会面对来自中东伊斯兰思潮的影响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也在各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论文以马来西亚为例分析了东南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和影响。第四章则根据逻辑时序,以“9·11”事件为背景,集中论述东南亚与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基地组织”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并使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及缅甸西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分别进行实证性的分析和论述。第五章论述了“阿拉伯之春”影响下的东南亚与中东的关系。以“阿拉伯之春”的序幕和蔓延为出发点,分析了“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原因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阿拉伯之春”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在此之后,论述了“伊斯兰国”势力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及对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所带来的挑战。论文最后部分为结语,对东南亚与中东伊斯兰教关系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总结,并预测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归纳出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对当今国际社会秩序构建的启示。
陈程[9]（2016）在《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 ——以浙江为例》文中提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互相依存度大幅提高,对国际移民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此同时,移民模式和趋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回流移民开始呈现出新的回归性和循环性等特点。中国海外移民历史悠久,当代中国海外移民始自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但大规模的回流则是在2000年以后。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新兴成长的新一代跨国迁移主体,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参与和推动力量,海外回流移民成为尚未被充分探索的“二次移民”。移民的回流既是个人的行为过程,具有内在的行为动机和机理;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尤其是祖籍国家的一种筛选、赋权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内在的国家行为机理。国家的移民赋权和管理机制只有适应个人移民的行为机理,才能更好地促进移民健康持续的流动。因而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的指导层面上探索海外回流移民的行为规律和行动机理,十分重要和必要。本文基于详实的调查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社会统计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新移民主要流出地与回流集聚地的浙江为个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我国大陆新移民在国际迁移中的回流行为模式,探讨其回流意愿、回流动因、回流地点选择和回流方式,分析海外大陆回流移民中基于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回流行为模式的不同表现。同时,引入空间分析的方法,从海外回流新移民群体的视角,分析其回流后的空间集聚模式及相关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已有的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对我国海外移民回流行为的解释力度及适用性进行探讨,同时对我国国内相关移民政策提出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阐述本文研究意义,并对近年来有关国际移民回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二部分重点对海外回流新移民群体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家庭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海外新移民回流模式,包括回流意愿、回流动机、回流地点和回流方式进行系统阐述,关注个体和家庭因素在回流中的影响力度,全面深入解读回流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西方回流迁移理论对我国本土化研究的实用性进行探讨,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四章、五章、六章和第七章。第三部分以长三角为例,基于空间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海外新移民在回流后空间分布的格局及其形成的机制,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分析影响海外新移民空间集聚的机制,从空间的视角,探讨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对海外移民资源整合利用的政策启示。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和探讨,在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西方回流理论对我国的实用性和解释力度进行探讨,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移民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启示。基于以上阐述,本文主要形成以下结论：1、海外回流新移民呈现出典型的个体与家庭特征。对海外回流新移民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分析发现,这一群体整体表现出正向的选择性,但制度和政策的引导强化了迁移回流人口的分层,同时提升了整个群体的人力资本优势：跨国流动拓展了移民家庭空间格局,迁移方向的转变和回流主体的变动造就了不同的跨国家庭类型,纯回流家庭、跨国／回流家庭和纯国外家庭回流概率依次降低,跨国家庭类型有助于预测回流行为。2、海外回流新移民的回流意愿是微观个体、家庭和宏观外部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影响力度分别占76.8%和23.2%,即微观因素影响更为显着,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回流行为决策的主体依然是个人和家庭。同时,移民网络对回流同时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消融了个体差异在回流中的作用,有助于回流模式的转变和跨国实践模式的重构。3、海外回流新移民的回流动因因时代、职业类型、身份、年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时代的差异来看,海外新移民回流数量不断增加,各类回流动因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投资、创新创业及跨国经营和居住成为新移民回流常态化动因；短暂的探亲和旅游及学习交流成为新移民在回流中观望的探索之举；从身份差异来看,华侨华人新移民回流动因差异相对较小,职业发展（投资和工作）是其主要动因,海外回流的留学新移民,回流动因以定居和职业发展为主,且这两种回流动因在回流的留学新移民中通常是相伴而行的;不同回流动因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工作和投资等职业发展型回流动因受到身份、年龄等个体特征影响较大；学习型回流影响较大的是受教育程度、家人是否同在一个地区等,这一类有很大一部分是跟随父母回国学习的少年；而家庭型回流中,以家庭因素（家人是否同一地区、父亲年龄和国外家人数量等）对回流的影响较为显着。4、海外回流新移民对回流地点的选择是在对个体、家庭、回流动因和回流地特征综合权衡基础上的决策。随着回流决策的递进和迁移行为的推进,家庭的影响被逐步削弱,个体特征的影响依旧强劲；回流动因和回流地特征与个体特征遥相呼应,在回流地选择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5、空间的位移和目的指向性共同构建了海外新移民不同的回流方式。“跨国双向循环”流动成为新华侨华人主要回流实践模式,“多国环流”模式有待更多实证的考证；“长久返迁”与“一次终结”的单向回归成为新归侨与短期留学新移民的主要选择,从“投资”到“投智”,精英移民柔性回归渐成趋势,而中国并非终点站。6、新移民回流呈现出显着的地域集中性和空间指向性的特点。海外新移民的回流与外迁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的特点,回流的目的地与原籍地并不完全一致,在遵循与原籍地“邻近优先”原则的前提下,跟随国内跨省人口迁移流动向较为发达的城市集聚。不同主体回流亦呈现空间指向性的特点。高新技术园区、留学生创业园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是新移民回流创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海外高端科研人才流向高等院校、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归侨更多的是选择回归原籍地工作和定居；而留学生则主要在留学生创业园区创业。7、侨乡情缘、产业集聚效应和政策引导共同成为海外新移民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包括浙江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的主要集聚地,侨乡亲缘吸引了海外新移民的回归,而产业集聚效应和人才政策的引导则推动了移民空间集聚并强化了其迁移活性。以海外华商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地区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特点,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形成的互动促进了移民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同时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及都市产业和针对海外人才政策的相似性,强化了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的竞争效应,增强了回流移民资源在长三角区域内空间迁移的活性。因而政府在制定促进海外移民优质资源的回流既需考虑到产业的转承启合,同时也要基于海外新移民回流后空间集聚特征和跨区域流动的特性,加强对跨区域侨务合作工作的重视。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及研究内容较以往的研究有所拓展。在研究视角上,基于我国海外大陆新移民回流的特点,从纵向历史主义的角度,将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对中国实证研究的验证分解到决策行为的不同阶段,辩证性地将其适用于回流决策的某一阶段或是某一部分群体,尝试构建本土化的海外新移民回流解释理论。研究内容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在有关回流决策与模式的分析中,按照海外回流移民不同的身份,将其具体操作化为外籍华人、华侨和归国留学人员,分析不同身份差异之下海外移民回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在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空间分布的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具体操作化为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运用可视化方式表达不同资源空间分布与集聚的模式和特征,深层次探索不同回流移民资源集聚的动因及生成机制。2、探索构建了海外新移民回流模式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将海外大陆移民回流决策的全过程：意愿、动因、回流地的选择、回流方式纳入回流模式的分析框架,系统解读海外移民回流行为决策过程,将个体与家庭微观因和宏观制度因素在回流决策中的影响逐层分解；将动态个体回流决策过程与静态群体回流分布格局相结合,探索构建了海外移民回流决策行为模式的规范化研究范式。3、在移民回流研究中引入空间分析方法,强化了定量、定性和空间分析方法的结合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尝试在新移民回流模式的研究中,采用了分层线性模型和logstic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在回流空间特征中则引入空间研究方法,将地理视角的空间定量分析方法与社会学视角的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以产业集聚的辐射效应为出发点分析海外移民资源回流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吸引和和整合海外移民资源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切入点,以避免海外移民回流政策的泛化和流于形式。
冯艳红[10]（2013）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研究》文中提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注点始终局限于某一具体政策，尤其是资本管制。但实际上，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除资本管制外，还涉及宏观领域和金融领域，即世界上并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单独成为应对资本流入激增的灵丹妙药。本文选择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框架作为新视角，结合亚洲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体系改革以及资本管制等几个方面，考察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以期为亚洲以及我国在未来制定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提供借鉴。首先，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有其理论支撑的，那便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以及产生的风险的认识。国际资本流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包括汇率机制、资产价格机制、财富效应机制、声誉机制和政策效应机制。国际资本流入在给东道国带来各种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给东道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诸多风险。如果风险没有得到恰当管理，那么经济体系的风险会不断积聚，一旦外部冲击到来或者仅仅是由于预期的突然改变，积累于经济体系内的风险会集中释放，最终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其次，结合亚洲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体系改革以及资本管制等几个方面，考察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并着重探讨了各项治理措施的成效。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各国短期内都优先采用冲销干预，长期依靠推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完善金融体系等。但由于冲销干预的成本会不断攀升，且容易陷入内外均衡的两难选择—选择稳定利率还是选择稳定汇率，而汇率制度、完善金融体系等改革往往需要较长的时期才能收到效果，因此，各国会在中短期内使用资本管制措施弥补以上两种措施的不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资本流动管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且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且几乎每一项资本流动管理政策都有其局限性。资本流动管理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包括政策目标、资本流入的原因和持续性、资本流动管理工具使用的政治及其他局限性）进行适当权衡，以决定应对资本流入的合适的政策体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资本流动管理要想达到预期效果不仅仅需要对各种政策工具的开发和利用，更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与勇气。最后，本文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挑战及其未来努力方向做出了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进出口贸易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再加上外部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给亚洲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提出挑战。亚洲各国除继续强化前期措施外，还应积极利用财政政策和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推动集体合作。
二、马来西亚金融业改革的新动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来西亚金融业改革的新动向（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规制问题的源起及演变 |
| 1.1.2 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背景.. |
| 1.1.3 现行国际投资法体系处理金融规制问题的局限性及改革方向 |
| 1.1.4 关键术语界定及研究范围说明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际投资法中有关金融规制的例外情形 |
| 1.2.2 东道国针对外资的金融规制措施 |
| 1.2.3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 |
| 1.2.4 文献综述小结与评论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审慎问题 |
| 2.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审慎措施的认定 |
| 2.1.1 金融审慎措施的含义和类型 |
| 2.1.2 金融审慎措施的界定标准 |
| 2.1.3 金融审慎措施的认定主体 |
| 2.2 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 |
| 2.2.1 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的内容范围 |
| 2.2.2 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领域 |
| 2.2.3 金融审慎例外在外汇转移方面的适用 |
| 2.3 金融审慎例外与其他例外情形的法律联系 |
| 2.3.1 金融审慎例外与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抗辩 |
| 2.3.2 金融审慎例外与根本安全例外 |
| 2.4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审慎问题的解决思路和中国因应 |
| 2.4.1 国际投资法中解决金融审慎问题的总体思路 |
| 2.4.2 中国应对金融审慎规制问题的相关建议 |
| 第3章 金融投资中的“不符措施”及其规制 |
| 3.1 金融基础制度方面的不符措施 |
| 3.1.1 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的类型及法律特征 |
| 3.1.2 IIAs中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2 对外资参与度进行限制的不符措施 |
| 3.2.1 对外资持股比例进行限制的不符措施 |
| 3.2.2 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股东资格要求 |
| 3.2.3 其他对外资参与度进行限制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 |
| 3.2.4 IIAs中外资参与度限制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3 外资金融机构高管和董事会方面的不符措施 |
| 3.3.1 外资金融机构高管和董事会不符措施的法律特征 |
| 3.3.2 IIAs中外资高管和董事会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4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法律特征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
| 3.4.1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法律特征 |
| 3.4.2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在中国的适用 |
| 第4章 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1 主权债务重组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1.1 主权债务重组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义务的法律联系 |
| 4.1.2 Abaclat等诉阿根廷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1.3 对主权债务规制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2 银行自救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2.1 银行自救措施与投资保护义务的法律联系 |
| 4.2.2 “塞浦路斯银行危机救助”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2.3 对银行自救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3 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3.1 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国际法渊源 |
| 4.3.2 “Continental Casualty诉阿根廷”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3.3 有关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4 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最新发展和完善建议 |
| 4.4.1 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最新发展 |
| 4.4.2 完善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相关建议 |
| 第5章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 |
| 5.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范围 |
| 5.1.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义务范围 |
| 5.1.2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措施范围 |
| 5.2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特别规则 |
| 5.2.1 金融审慎措施的“过滤器”机制 |
| 5.2.2 仲裁员具备金融行业专业知识及相关经验 |
| 5.3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改革完善与中国因应 |
| 5.3.1 金融投资争端解决的改革完善 |
| 5.3.2 中国解决金融国际投资争议的应对建议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具体结论 |
| 6.1.2 总体结论 |
| 6.2 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论文 |
| 三、中文学位论文 |
| 四、英文着作 |
| 五、英文论文 |
| 附件 国际组织报告、工具书、国际条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及法院判决等 |
| 一、国际组织报告 |
| 二、工具书 |
| 三、国际投资协定文本及相关国际条约 |
| 四、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及相关法院判决 |
| 附录A IIAs金融投资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对比情况 |
| 附录B 纳入金融审慎例外的IIAs |
| 附录C 对审慎措施提交ISDS作出特别规定的IIAs |
| 附录D 涉及金融业的ICSID投资仲裁案件一览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利益”与“身份”在英国对华政策中的考量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与“国家身份”的基本阐释与界定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家身份 |
| 第二节 “利益”与“身份”作为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一、权力、安全因素考量在战后英国的逐渐消解 |
| 二、利益、身份因素考量在英国对华政策中的凸显 |
| 第三节 “利益”与“身份”张力下的英国对华基本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身份”作用下的对华强硬——积极介入与干预 |
| 第一节 南海问题 |
| 一、南海问题始末及英国对南海的传统“关切” |
| 二、国家身份作用下英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划分 |
| 第二节 新疆问题 |
| 一、涉疆问题回顾及英国对新疆问题的传统“关切” |
| 二、国家身份作用下英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的介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益”作用下的对华合作——传统领域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金融领域 |
| 一、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崛起 |
| 二、金融科技成为合作新领域 |
| 第二节 教育领域 |
| 一、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蓬勃发展 |
| 二、其他类型教育及服务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益”作用下的对华合作——新兴产业的特色发展 |
| 第一节 以核电、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 |
| 一、以核电为主发展民用核能 |
| 二、以海上风电为主的其他清洁能源合作 |
| 第二节 以“华为”为代表的通讯科技领域 |
| 一、华为进入英国市场及其对英经济影响 |
| 二、英国政府同华为5G合作的意向及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对华政策中“利益”与“身份”张力缘何 |
| 第一节 “脱欧”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需求 |
| 一、“脱欧”冲击下的英国经济波动的整体情况 |
| 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刺激英国扩大对华合作 |
| 第二节 “大国”定位下的发展战略驱使 |
| 一、渴望通过“影响美国进而影响世界” |
| 二、寻求在欧洲事务中发挥力量 |
| 三、积极推行对外政策的全球化转向 |
| 第三节 “功利”外交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再出发 |
|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逆“一体化”抉择 |
| 二、“利益至上”的“变”与“不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英文文献 |
| 致谢 |
（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一体化的概念及测度 |
| 1.2.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理论与机制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基本理论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因素分析 |
| 2.2.1 内部因素分析 |
| 2.2.2 外部因素分析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 |
| 2.3.1 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 |
| 2.3.2 国际分工演变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 |
| 2.3.3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发展分析 |
| 3.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历史演进 |
| 3.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
| 3.1.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演进特征 |
| 3.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2.1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历史演进 |
| 3.2.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 3.2.3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分析 |
| 4.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规模与结构视角 |
| 4.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联动发展 |
| 4.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结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结构的联动发展 |
| 4.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 |
| 4.2.1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制造业产业转移 |
| 4.2.2 由日本主导的东亚产业分工的演进 |
| 4.2.3 日本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1.1 变量定义及数据处理 |
| 5.1.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1.3 VAR模型构建 |
| 5.1.4 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5.1.5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1.6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地域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2.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2.3 VAR模型构建 |
| 5.2.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2.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2.6 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行业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3.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3.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3.3 VAR模型构建 |
| 5.3.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3.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3.6 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基于中日两国比较 |
| 6.1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比较 |
| 6.1.1 对东亚直接投资动因比较 |
| 6.1.2 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比较 |
| 6.1.3 对东亚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比较 |
| 6.1.4 对东亚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比较 |
| 6.2 中日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比较 |
| 6.2.1 对东亚区域内贸易依赖度比较 |
| 6.2.2 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3 在东亚区域内初级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4 在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5 在东亚区域内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3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6.3.1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6.3.2 VAR模型构建、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6.3.3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冲击效应 |
| 6.3.4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的启示 |
| 7.2.1 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 |
| 7.2.2 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 |
| 7.2.3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及其法律规制国际比较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金融监管沙箱的思想渊源和产生背景 |
| 三、金融监管沙箱的国际应用和发展 |
| 四、英国的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及其法律规制 |
| (一) 英国金融监管沙箱试验的推行现状 |
| (二) 英国金融监管沙箱试验申请的审查标准 |
| (三) 英国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实施中的监管和规制 |
| 五、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验及其法律规制 |
| (一) 新加坡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推出 |
| (二) 新加坡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制度设计 |
| (三) 新加坡对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验终止与成果推广的规制 |
| 六、中国香港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验及其法律规制 |
| (一) 中国香港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推出 |
| (二) 中国香港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验的运行原则 |
| (三) 中国香港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法律规制 |
| 七、境外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及其法律规制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试验性金融监管是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新动向 |
| 1. 金融科技发展挑战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
| 2.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目标——增强监管制度的灵活性和弹性。 |
| 3. 全球金融监管变革的新动向。 |
| (二) 我国应建立试验性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和相关理论 |
| 1. 我国应立法构建试验性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
| 2. 我国应构建支持建立试验性金融监管必需的基础理论体系。 |
| (三) 金融监管试验的规范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的法律规制 |
| 1. 健全的法律规制为金融监管试验的规范运行提供法律保障。 |
| 2. 健全的法律规制为金融监管试验的有效运行提供法律支持。 |
（5）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数据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区域与案例选择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案例选择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全球化与地方化 |
| 2.1.2 欠发达地区 |
| 2.1.3 垂直差异与水平差异 |
| 2.1.4 区域、区域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区域发展理论 |
| 2.2.2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
| 2.2.3 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理论 |
| 2.2.4 制度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3 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发展与欠发达地区发展 |
| 2.3.2 全球化、地方化与区域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
| 3.1 研究数据与方法 |
| 3.1.1 城市中心性的测度 |
| 3.1.2 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评估 |
| 3.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
| 3.2.1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测度 |
| 3.2.2 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
| 3.3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和空间组织 |
| 3.3.1 区域经济空间联系特征分析 |
| 3.3.2 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结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贸易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2.1 对外贸易与贸易依存度的城市差异 |
| 4.2.2 贸易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3 外商投资企业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3.1 外资企业的整体数量变化 |
| 4.3.2 外资企业的城市数量和结构变化 |
| 4.3.3 外资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4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4.1 实际利用外资的城市差异 |
| 4.4.2 FDI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4.5 全球化与广西城市发展 |
| 4.6 东盟案例分析 |
| 4.6.1 经贸合作成果惠及广西各市而南宁受益最大 |
| 4.6.2 投资合作项目增多而大型企业更具潜力和优势 |
| 4.6.3 大型企业抓住博览会契机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
| 4.7 本章小结 第5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结构视角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产业结构与广西城市发展 |
| 5.2.1 广西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2 城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 |
| 5.2.3 产业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3 产业集聚、专业化与城市发展差距 |
| 5.3.1 城市工业和制造业空间格局 |
| 5.3.2 城市工业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 |
| 5.3.3 城市工业产业的专业化与产业集聚 |
| 5.3.4 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地方化与广西城市发展的垂直差异:产业园区视角 |
| 6.1 广西产业园区、高新企业与城市发展 |
| 6.1.1 广西产业园区的时空变化 |
| 6.1.2 广西高新企业的时空格局 |
| 6.1.3 产业园区、高新企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2 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1 南宁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2.2 北部湾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 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 |
| 6.3.1 以"铝产业"为主导,结构效益低 |
| 6.3.2 产业集聚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 |
| 6.3.3 产业间缺乏协作分工,集群效应尚未形成 |
| 6.3.4 产业园区存在问题突出 |
| 6.4 产业园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第7章 全球化一地方化视角下的广西区域发展的水平差异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区域不平衡的测度与时空分析方法 |
| 7.1.3 区域不平衡的多机制分析方法 |
| 7.2 多层级区域不平衡分析:尺度效应 |
| 7.2.1 Theil指数分析结果 |
| 7.2.2 Theil指数的分解结果 |
| 7.3 区域不平衡的分布演化趋势:时空转移 |
| 7.3.1 区域不平衡的总体分布动态 |
| 7.3.2 区域不平衡的趋同分析 |
| 7.4 区域不平衡的空间性:时空关联 |
| 7.5 区域不平衡演化的内在机理:空间与非线性视角 |
| 7.5.1 来自线性模型的证据 |
| 7.5.2 来自半参数模型的证据 |
| 7.6 本章小结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1.1 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 |
| 8.1.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
| 8.1.3 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
| 8.1.4 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 |
| 8.1.5 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 |
| 8.1.6 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加快桂西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经济空间结构的平衡 |
| 8.2.2 发挥政府的关键角色,加速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结 |
| 8.2.3 因地制宜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期间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 后记 |
（6）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
| 1.2.2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1.2.3 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1.2.4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和评述 |
| 1.3 论文的结构和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结构 |
| 1.3.2 主要的研究方法 |
| 1.4 预期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预期的创新之处 |
| 1.4.2 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研究基础 |
| 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 金融抑制论 |
| 2.3 内生金融增长理论 |
| 2.4 金融约束论 |
| 2.5 金融的法律分析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兴经济体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概况 |
| 3.1 新兴经济体体的金融发展概况 |
| 3.1.1 新兴经济体体金融发展历程 |
| 3.1.2 新兴经济体体金融发展历程的启示 |
| 3.1.3 新兴经济体体金融发展的趋势 |
| 3.2 新兴经济体体的经济发展历程 |
| 3.2.1 新兴经济体体经济发展初创阶段 |
| 3.2.2 新兴经济体体经济的发展阶段 |
| 3.2.3“后危机”阶段新兴经济体体经济状况 |
| 3.3 关于新兴经济体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发达国家金融适度性问题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 |
| 4.1 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4.1.1 美国的金融发展历程 |
| 4.1.2 日本的金融发展历程 |
| 4.1.3 英国的金融发展历程 |
| 4.2 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的特征 |
| 4.3 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 4.4 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和金融适度性状况对比 |
| 4.5 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分析框架 |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 5.2.2 数据说明 |
| 5.3 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的分析 |
| 5.3.2 基于金融发展广度的新兴经济体类别数据的分析 |
| 5.3.3 基于各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广度数据的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
| 6.1 新兴经济体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传导中存在的问题 |
| 6.2 新兴经济体体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
| 6.2.1 政府对金融的过度抑制 |
| 6.2.2 金融市场秩序建设存在的问题 |
| 6.2.3 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6.2.4 金融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3 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的改进措施 |
| 6.3.1 完善和强化金融法规建设 |
| 6.3.2 建设公平、合理、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秩序 |
| 6.3.3 完善金融监管机制 |
| 6.3.4 强化金融企业内部治理 |
| 第7章 主要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突出 |
| 7.1.2 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的侧重面在金融发展不足 |
| 7.1.3 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安全问题较为突出 |
| 7.1.4 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发挥作用存在前提 |
| 7.1.5 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发展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巨大的差距 |
| 7.1.6 金融发展仍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
| 7.2 对中国金融适度性问题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研究目标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国际游资流动的历史和现实考察 |
| 2.1 国际游资是典型的投机资本 |
| 2.1.1 国际游资是高投机性资本 |
| 2.1.2 国际游资是高流动性投机资本 |
| 2.1.3 国际游资是高杠杆性投机资本 |
| 2.2 国际游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剖析 |
| 2.2.1 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是国际游资产生的根源 |
| 2.2.2 国际货币体系和政局动荡促使国际游资快速增长 |
| 2.2.3 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急剧膨胀 |
| 2.3 追求高额回报是国际游资流动的根本原因 |
| 2.3.1 机构投资者是国际游资流动的主体 |
| 2.3.2 资本与金融账户是国际游资流动的主渠道 |
| 2.3.3 现代科学技术与金融相互融合发展促进了国际游资的流动 |
| 第3章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理论基础 |
| 3.1 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 3.1.1 第一代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 3.1.2 第二代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 3.1.3 第三代投机冲击理论模型 |
| 3.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理论依据 |
| 3.2.1 相互依赖理论 |
| 3.2.2 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理论 |
| 3.2.3 经济博弈论 |
| 3.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理论模型 |
| 3.3.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含义 |
| 3.3.2 金融危机的传导理论与扩散模型 |
| 3.3.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外部性模型 |
| 3.4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模式与监管框架 |
| 3.4.1 金融监管的主要模式 |
| 3.4.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框架 |
| 第4章 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 |
| 4.1 国际游资流动影响一国经济安全 |
| 4.1.1 国际游资流动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
| 4.1.2 国际游资流动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 |
| 4.1.3 国际游资流动造成证券市场价格大起大落 |
| 4.1.4 国际游资流动推高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
| 4.2 国际游资流动国家监管的经验与教训 |
| 4.2.1 国际游资流动国家监管的成功经验 |
| 4.2.2 国际游资流动国家监管的失败教训 |
| 4.2.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经验与教训的启示 |
| 4.3 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 |
| 4.3.1 宏微观审慎监管是目前金融监管最热门的话题 |
| 4.3.2 微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理念不同 |
| 4.3.3 宏微观审慎监管需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
| 4.4 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统一监管与责任政府 |
| 4.4.1 统一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内监管的发展趋势 |
| 4.4.2 国际游资流动国内统一监管是政府的责任 |
| 第5章 双边协调与合作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的最有效方式 |
| 5.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一般理论阐释 |
| 5.1.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内涵 |
| 5.1.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形式 |
| 5.1.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内容 |
| 5.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博弈分析 |
| 5.2.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博弈的假设条件 |
| 5.2.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博弈的模型设计 |
| 5.2.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博弈结果分析 |
| 5.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的实践 |
| 5.3.1 美国与瑞士司法互助及证券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 |
| 5.3.2 美国-欧盟的金融监管对话机制 |
| 5.3.3 美国与加拿大的证券信息披露协调与合作实践 |
| 5.3.4 中国金融监管双边协调与合作实践 |
| 第6章 区域协调与合作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的次优选择 |
| 6.1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区域性金融危机反思 |
| 6.1.1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西欧金融风暴 |
| 6.1.2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墨西哥金融危机 |
| 6.1.3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
| 6.1.4 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与欧债危机 |
| 6.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动因分析 |
| 6.2.1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防御和阻断金融危机的传播 |
| 6.2.2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维护区域的共同利益 |
| 6.2.3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提高监管效率 |
| 6.2.4 区域协调与合作可以防范区域系统性危机 |
| 6.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制度设计 |
| 6.3.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应遵循的原则 |
| 6.3.2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职能定位 |
| 6.3.3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基本框架 |
| 6.4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区域协调与合作的模式分析 |
| 6.4.1 欧盟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模式 |
| 6.4.2 东亚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模式 |
| 6.4.3 其他主要区域性金融监管机构和模式 |
| 第7章 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的未来趋势 |
| 7.1 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全球协调与合作体系 |
| 7.1.1 全球综合性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体系 |
| 7.1.2 全球专业性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体系 |
| 7.2 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全球协调与合作的发展 |
| 7.2.1 资本充足率监管限制国际游资的无限扩张 |
| 7.2.2 高杠杆机构监管防止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
| 7.2.3 离岸金融中心是国际游资的重要监管场所 |
| 7.3 国际游资监管全球协调与合作的发展趋势 |
| 7.3.1 对现行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检讨 |
| 7.3.2 对国际游资流动开征全球资本税具有可行性 |
| 7.3.3 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的未来趋势 |
| 第8章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及其监管现状分析 |
| 8.1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现状分析 |
| 8.1.1 国际游资流动规模的测算方法 |
| 8.1.2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渠道分析 |
| 8.1.3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规模测算 |
| 8.2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发展历程 |
| 8.2.1 积极引进外资，严格限制资本流出 |
| 8.2.2 逐渐放松资本管制，推动资本自由流动向前发展 |
| 8.2.3 引导国内资金走向国际市场，提速资本自由化进程 |
| 8.3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具体内容及其效果 |
| 8.3.1 直接投资管理及其效果 |
| 8.3.2 证券投资管理及其效果 |
| 8.3.3 外债管理及其效果 |
| 8.4 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4.1 国际游资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 |
| 8.4.2 国际游资国内监管协调乏力 |
| 8.4.3 国际游资监管系统不完善 |
| 8.4.4 国际游资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
| 第9章 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策略建议 |
| 9.1 审慎开放资本账户，加强资本流动管制 |
| 9.1.1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
| 9.1.2 资本账户自由化开启国际游资冲击之门 |
| 9.1.3 审慎对待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 |
| 9.2 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防范国际游资流动风险 |
| 9.2.1 货币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 |
| 9.2.2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9.2.3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防范国际游资流动风险 |
| 9.3 迅速改革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 |
| 9.3.1 迅速改革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
| 9.3.2 建立与完善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 |
| 9.3.3 加强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控制政策体系的配合 |
| 9.3.4 优化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措施 |
| 9.4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
| 9.4.1 双边协调与合作应是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重点 |
| 9.4.2 积极主导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 |
| 9.4.3 努力参与全球性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框架的重构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 1：中国银监会签署的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一览表 |
| 附录 2：中国证监会与境外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签署的备忘录一览表 |
（8）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理论与相关概念 |
| 一、理论依据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东南亚伊斯兰教的起源及其与中东的早期关系 |
| 第一节 伊斯兰教的传播与伊斯兰体系的形成 |
| 一、伊斯兰教及其特点 |
| 二、伊斯兰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入与传播 |
| 一、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入 |
| 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 |
| 三、东南亚伊斯兰教传入和传播早期与中东关系的特点 |
| 第三节 西方殖民统治时期的东南亚与中东 |
| 一、伊斯兰文明的衰落 |
| 二、殖民统治下的东南亚与中东 |
| 小结 |
| 第二章 二战后的东南亚与中东 |
| 第一节 殖民体系的崩溃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一、伊斯兰世界的危机 |
| 二、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二战后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 |
| 一、官方的联系 |
| 二、民间的联系 |
| 第三节 东南亚民族主义中的伊斯兰教因素 |
| 一、印度尼西亚 |
| 二、马来西亚 |
| 三、文莱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70至90年代的东南亚与中东 |
| 第一节 20世纪70至90年代的中东伊斯兰世界 |
| 一、伊斯兰世界的变化 |
| 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下的东南亚与中东 |
| 一、东南亚地区发展的困境 |
| 二、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东南亚的影响 |
|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后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 |
| 一、官方的联系 |
| 二、民间的联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9·11”事件后的东南亚与中东 |
| 第一节 动荡中的中东伊斯兰世界 |
| 一、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
| 二、中东主要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 |
| 第二节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组织与中东的关系 |
| 一、中东伊斯兰极端思想向东南亚传播的途径 |
| 二、东南亚伊斯兰极端势力 |
| 三、“基地组织”对东南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 |
| 第三节 东南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个案分析 |
| 一、印尼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中东 |
| 二、马来西亚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中东 |
| 三、泰南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中东 |
| 四、菲律宾摩洛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中东 |
| 五、缅甸若开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中东 |
| 小结 |
| 第五章 “阿拉伯之春”影响下的东南亚与中东 |
| 第一节 “阿拉伯之春” |
| 一、“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和原因 |
| 二、“阿拉伯之春”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
| 第二节 “阿拉伯之春”影响下的东南亚 |
| 一、“阿拉伯之春”对东南亚的影响 |
| 二、“阿拉伯之春”对东南亚产生影响的原因 |
| 第三节 “伊斯兰国”与东南亚 |
| 一、“伊斯兰国”向东南亚的蔓延 |
| 二、“伊斯兰国”对东南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 |
| 三、东南亚国家反恐面临的挑战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发展特征和趋势 |
| 二、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9）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 ——以浙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的界定与选择 |
| 1.2.1 研究主体的界定：置于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大陆海外新移民 |
| 1.2.2 迁移行为的聚焦：跨国迁移中的由外向内的回流研究 |
| 1.2.3 回流模式研究个案的选择：兼具新老侨乡特征的浙江 |
| 1.2.4 空间特征研究个案的选择：新移民回流主要集聚地的长三角 |
| 1.3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创新 第二章 国际移民回流的理论回顾与研究进展 |
| 2.1 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回顾 |
| 2.1.1 新古典经济理论 |
| 2.1.2 新迁移经济理论 |
| 2.1.3 结构主义理论 |
| 2.1.4 跨国主义理论 |
| 2.1.5 社会网络理论 |
| 2.1.6 国际移民回流理论的比较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总体把握：研究新方向 |
| 2.2.2 分类梳理：比较性视角 |
| 2.3 研究评述 第三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现状与特征 |
| 3.1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现状 |
| 3.1.1 回流数量的变动 |
| 3.1.2 回流年代的差异 |
| 3.1.3 回流主要来源国 |
| 3.2 海外回流新移民的人口学特征 |
| 3.2.1 回流新移民性别和年龄结构 |
| 3.2.2 回流新移民的职业特征 |
| 3.2.3 回流人口的迁移选择与分层 |
| 3.3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家庭分类与特征 |
| 3.3.1 跨国家庭 |
| 3.3.2 回流家庭 |
| 3.3.3 纯国外家庭 |
| 3.4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4.1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意愿的理论分析 |
| 4.1.1 回流意愿的宏观影响因素 |
| 4.1.2 回流意愿的微观影响因素 |
| 4.2 模型构建与指标解释 |
| 4.3 研究方法与主要模型 |
| 4.3.1 研究方法 |
| 4.3.2 相关模型 |
| 4.4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 |
| 4.4.1 微观因素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
| 4.4.2 宏观因素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
| 4.4.3 宏观变量因素调整个体特征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动因及其群体差异 |
| 5.1 回流动因的分类设计 |
| 5.2 不同年代回流动因 |
| 5.3 不同身份回流动因 |
| 5.3.1 华人新移民回流动因 |
| 5.3.2 华侨新移民回流动因 |
| 5.3.3 留学新移民回流动因 |
| 5.4 回流动因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地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
| 6.1 移民回流地点划分 |
| 6.2 移民回流地点选择的理论分析 |
| 6.3 海外新移民回流地选择的主要特点 |
| 6.4 回流地选择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 |
| 6.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4.2 模型结果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1 国际移民迁移方式的发展 |
| 7.2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2.1 华侨华人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2.2 新归侨的回流方式 |
| 7.2.3 短期留学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2.4 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的回流方式 |
| 7.3 本章小结 第八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
| 8.1 海外新移民流出-回流的空间特征 |
| 8.1.1 新移民流出地空间特征 |
| 8.1.2 新移民回流地空间特征 |
| 8.2 海外新移民回流空间集聚模式 |
| 8.2.1 长三角新移民回流空间分布总体格局 |
| 8.2.2 长三角新移民回流空间分布内部差异 |
| 8.3 海外新移民回流空间集聚机制分析 |
| 8.3.1 文化寻同,侨乡亲缘引致要素回归 |
| 8.3.2 经济辐射,产业集聚推动分布格局 |
| 8.3.3 政策引导,竞争效应强化迁移活性 |
| 8.4 本章小结 第九章 研究结论、思考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海外回流新移民个体与家庭特征 |
| 9.1.2 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 |
| 9.1.3 海外回流新移民的空间特征 |
| 9.2 理论思考 |
| 9.3 政策启示 |
| 9.4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后记 |
（10）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亚洲新兴经济体 |
| 1.2.2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收益和风险 |
| 1.3.2 关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研究 |
| 1.3.3 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相关研究 |
| 1.3.4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相关研究 |
| 1.3.5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1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原因 |
| 2.1.1 国际资本流入的宏观经济风险 |
| 2.1.2 国际资本流入的金融稳定风险 |
| 2.1.3 国际资本流入风险的集中爆发：金融危机 |
| 2.2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框架 |
| 2.2.1 宏观经济政策 |
| 2.2.2 金融稳定政策 |
| 2.2.3 资本管制 |
| 2.3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选择及困境 |
| 第3章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背景 |
| 3.1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
| 3.2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考察 |
| 3.2.1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态势 |
| 3.2.2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的国际资本流动 |
| 3.3 小结 |
| 第4章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宏观经济政策 |
| 4.1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汇率制度调整 |
| 4.1.1 亚洲新兴经济体管理资本流入的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境地 |
| 4.1.2 亚洲新兴经济体管理资本流入的汇率制度调整 |
| 4.2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冲销干预 |
| 4.2.1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冲销干预实践 |
| 4.2.2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冲销干预成本 |
| 4.3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货币政策 |
| 4.3.1 亚洲新兴经济体管理资本流入的货币政策选择的潜在困难 |
| 4.3.2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框架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 |
| 4.4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财政政策 |
| 4.4.1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分析 |
| 4.4.2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积极利用财政政策 |
| 4.5 小结 |
| 第5章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金融稳定措施 |
| 5.1 亚洲新兴经济体银行部门改革及成果分析 |
| 5.1.1 亚洲新兴经济体银行部门改革的措施 |
| 5.1.2 亚洲新兴经济体银行部门改革的成果 |
| 5.2 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改革及成果分析 |
| 5.2.1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体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的成果分析 |
| 5.2.2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体积极发展股票市场的成果分析 |
| 5.3 亚洲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审慎监管措施 |
| 5.3.1 1997 年金融危机前亚洲国家的金融监管 |
| 5.3.2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的金融监管 |
| 5.4 小结 |
| 第6章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资本管制 |
| 6.1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态势 |
| 6.1.1 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总体态势 |
| 6.1.2 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同资产类型的资本管制态势 |
| 6.1.3 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同资本流动方向的资本管制态势 |
| 6.2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的国别经验 |
| 6.2.1 资本流入方面 |
| 6.2.2 资本流出方面 |
| 6.3 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实施效果的经验研究 |
| 6.4 小结 |
| 第7章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效果分析 |
| 7.1 国际资本流入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 |
| 7.1.1 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
| 7.1.2 汇率升值情况分析 |
| 7.1.3 通货膨胀情况分析 |
| 7.1.4 国内流动性和信贷规模情况分析 |
| 7.1.5 对外负债情况分析 |
| 7.2 国际资本流入的金融风险分析 |
| 7.2.1 亚洲银行系统在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
| 7.2.2 亚洲资本市场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
| 7.3 国际资本流入逆转的风险分析 |
| 7.3.1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国际资本流动结构的变化 |
| 7.3.2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际资本流入逆转情况分析 |
| 7.4 小结 |
| 第8章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经验总结 |
| 8.1 宏观经济政策 |
| 8.2 金融市场改革 |
| 8.3 资本管制 |
| 8.4 小结 |
| 第9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 |
| 9.1 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挑战与考验 |
| 9.1.1 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
| 9.1.2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亚洲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复杂 |
| 9.2 2010—2012 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 |
| 9.2.1 审慎性和其他监管措施 |
| 9.2.2 资本管制 |
| 9.3 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管理的未来努力方向 |
| 9.3.1 继续强化前期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
| 9.3.2 积极利用财政政策 |
| 9.3.3 集体行动 |
| 9.3.4 推动经济平衡增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马来西亚金融业改革的新动向（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D]. 马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2]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D]. 徐枫潇. 外交学院, 2020(08)
- [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D]. 佟伟伟. 辽宁大学, 2019(05)
- [4]金融监管沙箱试验及其法律规制国际比较与启示[J]. 吴凌翔. 金融发展研究, 2017(10)
- [5]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 ——以广西为例[D]. 戴其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6]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冯小初. 吉林大学, 2016(03)
- [7]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06)
- [8]当代东南亚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关系研究[D]. 王文俊. 云南大学, 2016(12)
- [9]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 ——以浙江为例[D]. 陈程.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10]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研究[D]. 冯艳红. 辽宁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