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用寄生虫病学》即将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莫晓彤[1]（2021）在《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为在消除疟疾阶段开展风险评估,构建县域水平疟疾风险评估模型,在浙琼滇三省六市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进行疟疾风险分层,为消除疟疾阶段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调研界定疟疾风险的概念、探索与疟疾风险有关联或因果关系的因素并构建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根据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对疟疾风险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建立初步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收集专家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专业意见,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以形成最终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指标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克朗巴哈系数等方法检验专家咨询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调研、文献调研、公开统计数据查询等方式,收集2015-2019年期间浙江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各2个城市的县域水平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的资料,将指标区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再以一定的赋值规则对指标进行赋值,在完成数据清洗整理工作后形成疟疾风险评估指标数据库。为适应本研究多方案多准则、无因变量、属于评价类研究的特性,将主观和客观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如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以多种策略进行组合,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和赋值,并以加权相法计算得出得分即疟疾风险值总值,同时计算疟疾风险值在细分风险上的分值。对所得的多种策略下疟疾风险评估结果,以秩和比法对各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基于“可接受性-易感性”理论与疟疾再传播过程,疟疾风险是指区域内疟疾发生、再传播甚至重新流行的可能性,疟疾风险可细分为“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输入风险”、“未及时发现疟疾病例风险”、“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未维持与保障消除能力风险”。最终形成的消除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覆盖人员流动、媒介、人群疟防知晓水平、卫生工作指标、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以多个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多种组合策略所得各研究地区的疟疾风险值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AHP）、AHP与TOPSIS组合法（A-T法）所得疟疾风险值排序结果一致,德尔菲法与TOPSIS组合法（D-T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较为接近,在前三者所得排序结果中,义乌、孟连、腾冲三个地方的疟疾风险值排前三,青田、儋州、万宁则排列于后三;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组合（D-E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不如D-T法接近,在D-E法结果显示义乌、万宁、孟连依次为疟疾风险值排前三的地区。从研究地区的角度看,义乌的R2、R4、R6相对较高,儋州、万宁的R5相对较高,孟连的R4相对较高,腾冲的R2相对较高。从细分风险种类的角度看,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输入风险较大的地区是义乌、腾冲两地,媒介可接受性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孟连,未及时发现病例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孟连,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消除能力维持与保障风险较大的地区是青田。组合评价结果显示,义乌、孟连、腾冲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大”,儋州、万宁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小”,青田为“疟疾风险较小”。结论:疟疾风险评估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在的疟疾风险特征互不相同,陆路边境地区与非陆路边境型跨境交往地区的疟疾风险相对其他地方更高,本研究中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地区间疟疾风险的相对大小关系。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王家培[3]（2021）在《小香羊三种蠕虫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药苦楝对其防治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香羊为贵州地方特色山羊品种,由于肉嫩味香而鲜,深受消费者青睐,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雷山县冬暖夏凉,雨量充沛,有利于寄生虫生长,这些寄生虫严重影响小香羊产业发展。大量用伊（阿）维菌素、吡喹酮、阿苯达唑等防治羊寄生虫病,容易引起药物残留,造成食品安全隐患。因此,寻找对羊无毒无害无残留,还能有效防治寄生虫病的中草药代替抗生素药物,成为现今养羊产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开展雷山县三种蠕虫流行病学调查,苦楝皮煎液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和中华万年青化学成分检测,小香羊苦楝中毒和解毒试验,苦楝皮煎液治疗小香羊三种蠕虫病和影响小香羊繁殖性能试验,得到以下试验结果。1.雷山县小香羊三种蠕虫流行病学调查。用肉眼观察法、粪便检查法和酶联免疫分析法,对雷山县小香羊三种蠕虫流行病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小香羊养殖场（户）均检出三种蠕虫,其中绦虫、肺丝虫、肝片吸虫的感染率分别45.11%、31.47%、27.27%;小香羊三种蠕虫在规模场的混合感染率为25.42%,在散养场混合感染率为57.14%,两者差异极显着;绦虫在全年的感染率均差异不显着（绦虫在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感染率分别为50%、39.29%、39.47%、55.17%）,肺丝虫和肝片吸虫在夏季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它三个季节（肺丝虫在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感染率分别为33.82%、42.86%、17.11%、31.03%;肝片吸虫在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感染率分别为25%、42.86%、9.21%、31.03%）;三种蠕虫在不同海拔和不同营养条件的感染率均差异不显着;母羊和羔羊比较,绦虫感染率差异不显着（母羊和羔羊绦虫感染率为25%和17.78%）,肺丝虫和肝片吸虫感染率均差异显着（母羊和羔羊的肺丝虫和肝片吸虫的感染率分别为25%、16.67%、6.67%和0）。这些结果表明,雷山县小香羊羔羊阶段绦虫、肺丝虫和肝片吸虫感染率极低,但在半岁以上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感染,且不受季节、区域、海拔、养殖规模和饲养条件等因素的影响。2.苦楝皮煎液物理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试验和中华万年青化学成分检测。用草药“三步骤煎制方法”煎制得苦楝皮煎液（500mg生药/m L）分装于试管中贮存,并于第1d、第90d、第180d进行药液颜色观察、PH值测定和苦楝素含量测定;用水煮法制得400mg生药/m L的中华万年青煎液,测定其部分化学成分。结果发现,经煎熬后,苦楝皮制剂呈黄色、p H值为5.0,苦楝素含量为5.35mg/m L,密封储存6个月后,苦楝皮煎液的颜色没有改变,药液的PH值和药液中苦楝素含量均没有改变,表明苦楝皮煎液的物理性状和化学性状很稳定;中华万年青的强心作用化学成分占比较重。3.苦楝皮煎液对小香羊的安全性评价及中华万年青缓解苦楝体内毒性。分别以灌服法和注射法对30—40kg小香羊给以不同剂量的苦楝皮煎液（500mg生药/m L）,对中毒羊灌服中华万年青煎液（400mg生药/m L）进行解救;选择性行为表现强烈的成年公羊,产羔2胎的双羔母羊,连续2d给服苦楝皮煎液共60m L拌料饲喂。结果显示:（1）灌服法给药平均中毒剂量为580m L,注射法给药平均中毒剂量为120m L。小香羊中毒卧地时,灌服中华万年青煎液解救,剂量达100m L时多数中毒羊得到恢复。小香羊苦楝中毒后,GPT、GGT、BUN、TBIL、ALP均升高,TP、ALP、CRE、IP、TCHO、GLU、GLOB、Ca均下降。解毒后这些生化指标均在恢复,到第10d时,基本恢复正常;（2）公羊的性行为表现没有变化,精子密度和精子活率降低明显,精子畸形率增加明显,经过30d后,公羊的精子密度和精子活率、精子畸形率基本恢复完全;（3）母羊当次发情期的排卵明显受到影响,交配后未能成功受孕,但是不影响下次发情周期时间、排卵效果、受孕效果和产羔性别比率。总之,苦楝皮煎液有毒,不同给药法中毒剂量不同,苦楝中毒能引起小香羊血液生化指标发生变化,中华万年青是小香羊苦楝中毒的有效解毒剂,解毒后小香羊的生化指标恢复正常。苦楝皮煎液对公羊的精子密度、精子活率、精子畸形率和母羊的发情、排卵、受孕、产羔都有影响,但是当苦楝成分完全排出羊体后,这些繁殖性能都能得到恢复。4.苦楝皮煎液治疗小香羊三种蠕虫病效果。对羊的绦虫病、肺丝虫病、肝片吸虫病用不同剂量苦楝皮煎液（500mg生药/m L）分别以口服法和注射法进行治疗试验。结果发现:羊三种蠕虫病治疗试验,治疗剂量为40m L和50m L时,注射法比口服法治疗效果好,治疗剂量为60m L时,两种治疗法效果相当。结果表明,苦楝皮是治疗小香羊三种蠕虫的良药。综上所述,半岁以上的小香羊绦虫、肺丝虫和肝片吸虫均有不同程度的感染,且不受季节、区域、海拔、养殖规模和饲养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苦楝皮煎液灌服法和注射法给药,小香羊中毒剂量不同,两种给药法都能引起小香羊血液生化指标发生相似改变;苦楝皮煎液对公母羊的繁性能都有影响,但药物代谢排出后均能恢复正常;用含苦楝素5.35mg/m L的苦楝皮煎液治疗小香羊三种蠕虫病,剂量为60m L时,口服法和注射法对小香羊三种蠕虫病都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中华万年青的强心作用化合物含量较高,是小香羊苦楝中毒的良好解救药物。
马千娇[4]（2021）在《从代表性兽医方看中国古代兽医学的发展》文中指出以中国古代2部综合性医书和3部兽医学专着为主要研究样本,探析中国古代兽医方剂在发展历程中的具体处方、医疗动物种类、治疗手段和病症属性,尽可能复原出中国古代兽医方所反映的兽医医术特点及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肘后备急方》、《齐民要术》、《司牧安骥集》、《元亨疗马集》、《养耕集》是中古兽医学的代表性着作,在解析具体处方的过程中总结出古代的兽医医术大致有以下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兽医发展从药方数量上看在逐步增多;从治疗物种来看,以马病学一家独大的局面逐渐演变到家畜家禽齐开花;从治疗手段上看,内服和外用是常见的治疗方法。其中内服的方剂在发展过程中对药材和用量的把握日趋精确。外用的治疗手段逐渐演变成内外兼施,比较特别的是动物的穴位针灸认识在逐步深入,针灸疗法也成为了外用治疗方法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手段;从时代背景来看,中国古代兽医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制度保障兽医学的发展,主要提供政策支持和经济、人才保障,其中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决定兽医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侧重点。
陈小彬[5]（2021）在《系统免疫炎症指数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文中提出目的:探讨分析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确定SII的最佳最佳临界值,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对两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进行分析。采用log-rank用于比较两组生存时间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并计算HR及对应的95%CI。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纳入242例患者,其中男性96例,女性146例,年龄11.0～67.0（36.6±11.7）岁。Spearme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术后生存状态呈正相关（r=0.267,P<0.001）。应用ROC曲线确定术前SII的最佳临界值为758.92,将纳入肝泡型包虫患者分为低SII组（SII≤758.92）126例和高SII组（SII>758.92）116例。低SII组与高SII组肝泡型包虫患者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8.2%、88.47%、66.10%和90.80%、53.05%、27.40%,低SII组累积生存率>50%,平均生存时间为55.584个月（95%CI:53.550～57.617）;高SII组累积生存率<50%,平均生存时间为39.384个月（95%CI:35.070～43.698）,中位生存时间为43个月（95%CI:34.694～51.306）,低SII组肝泡型包虫病患者生存率明显优于高SII组,两组总体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979,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II>758.92是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总体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HR=5.907,95%CI:3.386～10.306,P<0.05）;Cox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外周血SII是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总体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HR=3.507,95%CI:1.911～6.435,P<0.001）。结论:术前SII水平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有明确的相关性,可作为临床评估患者预后的指标,术前外周血SII越高,患者预后越差。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6]（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研究表明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李全平[7]（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徐宁[8]（2019）在《湖南农村部分地区肠道原虫分子流行病学及广西宾阳人群隐孢子虫感染预测的研究》文中指出研究目的:掌握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及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等肠道原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以及预测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为制定我国农村地区肠道原虫感染的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1.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以湖南农村地区为研究现场,根据地理方位将湖南省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片区,随机抽取2个片区,在每个片区内随机抽取一个市/州,在每个市/州内按照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一个乡镇,在该镇内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本次研究中。每个镇每年至少调查300人,总计每年至少调查600人。收集其新鲜的粪便样本并抽提粪便样本DNA,采用PCR方法分别检测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获得其感染率及亚型/种/基因型/集聚体特征,采用单因素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该地区人群肠道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2.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在上述调查地区结合人群居住环境,随机收集不同种动物的新鲜粪便样本,抽提动物粪便样本DNA,并采用PCR方法检测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获得其感染率及亚型/种/基因型/集聚体特征。3.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分析利用2014、2016、2017和2018年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率数据,建立非等间距灰色模型,预测未来两年该地区人群隐孢子虫的感染趋势。模型的检验采用残差检验、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研究结果:1.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共检出人芽囊原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2种肠道原虫,隐孢子虫和贾第虫未检出。人芽囊原虫阳性率为5.5%（34/619）,其中男性感染者占26.5%（9/34）,女性感染者占73.5%（25/34）。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是否饮用生水是人芽囊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χ2=6.282,P=0.012;χ2=11.972,P=0.00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P=0.012,OR=0.363,95%CI:0.165,0.797）、饮用半瓶生水/周（P=0.001,OR=4.282,95%CI:1.855,9.885）、饮用多于半瓶生水/周（P=0.040,OR=2.562,95%CI:1.044,6.290）和家中饲养家畜（P=0.048,OR=4.356,95%CI:1.014,18.702）是人芽囊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在农村人群中检测出人芽囊原虫包含5种亚型,其中ST1占20.6%（7/34）、ST2占 11.8%（4/34）、ST3 占 58.8%（20/34）、ST5占 2.9%（1/34）和 ST7 占 5.9%（2/34）。本研究在该地区农村人群检出3份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样本,2份来自男性,1份来自女性。对3份阳性样本进行生物学分析,均为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D。2.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共收集192份动物粪便样本,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均检出,感染率分别为14.6%（28/192）、1.6%（3/192）、0.5%（1/192）和0.5%（1/192）。感染人芽囊原虫的动物分别为鸡（n=16）、鸭（n=5）、猪（n=4）、犬（n=2）和猫（n=1）。人芽囊原虫亚型分别为ST5（1/28）、ST6（2/28）、ST7（23/28）和ST10（2/28）。在1只鸡和2只猫粪便中检出隐孢子虫,分别为C.avian genotype Ⅲ（n=1）和C.felis（n=2）。在1只犬粪便中检出贾第虫,为集聚体A。在1头牛粪便中检出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D。3.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分析本研究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率预测模型为:X（0）（k.+1）=-6.8395/Δki+1（1-e-0.2891 Δki+1）e-0.2891Δki+1。根据该模型得到的 2014、2016、2017和2018年的拟合值分别为:2.9%、1.5%、1.0%和0.7%。2019年和2020年的预测值分别为0.5%和0.4%。预测模型绝对误差分别为0.000 0、-0.001 6、0.136 8 和-0.121 4,相对误差分别为 0.000 0、0.001 1、0.124 4 和 0.202 3。关联度r=0.667 7,后验方差比C=0.106 8,后验概率P=1.00。研究结论:本研究中,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的感染率相对较高,以ST3亚型为主,其中女性、饮用生水和饲养家畜等因素为该地区人芽囊原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应提高对这类人群的健康宣传,控制肠道原虫病的感染。该地区农村人群微孢子虫感染率较低,均为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D。本研究未在研究人群粪便样本中检测到隐孢子虫和贾第虫。该地区动物粪便样本中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均检出,且大部分具有人兽共患性,因此应该提高对该地区动物粪便的管理以及人群的卫生意识,防止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传播。本研究建立的广西宾阳地区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非等间距灰色模型GM（1,1）,模型预测精度较好,可用于本地区隐孢子虫的预测。
徐梦[9]（2019）在《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及其肠道菌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状况、基因型特征和危险因素以及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的变化,为完善当地华支睾吸虫病的防控措施提供理论基础,也为华支睾吸虫病的诊断、治疗及防控提供新思路。方法:通过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广西部分农村地区若干个自然村作为本次调查点。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被调查者社会人口学等相关信息,采集3岁以上常驻居民粪便,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测粪便华支睾吸虫虫卵并计数,一粪三检。随机抽取部分镜检阳性粪便样本用于DNA提取,通过PCR扩增华支睾吸虫内转录间隔区ITS2基因,将测序结果在NCBI核酸数据库作比对分析。SPSS 20.0用于华支睾吸虫感染分布状况及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危险因素的分析。与此同时,选择89份粪便样本（47份镜检阳性,42份镜检阴性）用于细菌总DNA提取,采用特异性引物对细菌16S rRNA的V3-V4序列进行扩增,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测序,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及相关统计学分析获得感染组肠道菌群的变化情况及菌落丰度改变与感染度的相关关系。结果:1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分析本研究显示,广西宾阳人群华支睾吸虫总感染率为20.49%（404/1972）。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男性（aOR=5.79,95%CI:4.16,8.04）、壮族（aOR=2.50,95%CI:1.70,3.69）、农民（aOR=3.63,95%CI:2.32,5.68）、初中（aOR=1.63,95%CI:1.17,2.26）、大专及以上（aOR=3.37,95%CI:1.62,7.02）、生熟食物砧板不分开（aOR=1.57,95%CI:1.13,2.18）及频繁食鱼生（1 次/年:aOR=4.73,95%CI:3.40,6.58;1～2 次/月:aOR=13.89,95%CI:9.37,20.58;1 次/周:aOR=37.49,95%CI:3.68,382.20）是华支睾吸虫感染危险因素,而年龄（aOR=1.09,95%CI:0.80,1.49）及家中宠物饲养种类（aOR=1.23,95%CI:0.83,1.80）是华支睾吸虫感染的混杂因素。2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调查及病原分子鉴定1)本研究发现,广西藤县华支睾吸虫总感染率为43.33%（260/600）,以轻度感染为主（71.54%,186/260）。天平镇感染率最高,为66.50%（133/200）,其次为金鸡镇（37.50%,75/200）,孟江镇感染率最低为26.00%（52/200）;男性感染率为 54.69%（169/309）,显着高于女性（31.27%,91/291）（χ2=33.47,P<0.001）;30～40岁年龄段华支睾吸虫感染率最高,为57.57%（76/132）,其次为40～50岁（54.14%,72/133）;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感染率最高,为56.81%（25/44）,小学及以下人群感染率最低为27.13%（51/188）。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教育程度,华支睾吸虫感染率差异均有显着意义（χ2=59.90,30.03,P<0.001）。2)基于华支睾吸虫ITS2基因,PCR扩增出长156 bp特异性条带,经Blast比对分析发现,该序列与NCBI核酸数据库中的越南岘港地理株（GenBank登录号:MF 319655,）及广西地理株（GenBank 登录号:KU 175246 和 KJ 137227.1）等对应的ITS2序列部分同源性均为100%。3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研究1)在OTU水平上,感染组OTU数目高于对照组;20～60岁年龄组,两组间有2 587种细菌重叠,60岁以上年龄组有1 149种细菌重叠。2)与对照组相比,20～60岁年龄组,感染组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显着增加（P<0.05）;60岁以上年龄组,肠道菌群α多样性未见明显改变。3)与对照组相比,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落丰度及菌群结构均发生显着变化。主要表现为:20～60岁年龄段,感染组与对照组之间有19个分类单元丰度存在显着差异;60岁以上年龄组,两组间有16个菌落丰度存在显着差异。华支睾吸虫感染后,肠道拟杆菌和双歧杆菌丰度显着降低;肠杆菌科、肠球菌以及与炎症相关椰子菌丰度显着升高。此外,在感染组中还检测到较高丰度的外环境菌落,如贪噬菌及土壤农杆菌。4)肠道菌群丰度的改变与华支睾吸虫每克粪便虫卵数（Eggs Per Gram,EPG）之间存在相关关系。20～60岁年龄组,拟杆菌（r=-0.37）、Parabacteroides（r=-0.31）、颤螺菌（r=-0.29）、韦荣球菌（r=-0.28）、Paraprevotella（r=-0.26）和嗜血杆菌（r=-0.24）与EPG存在负相关关系,肠杆菌（r=0.21）、毛球菌（r=0.24）和Collinsella（r=0.25）与EPG存在正相关关系。60岁以上年龄段人群,拟杆菌（r=-0.64）、韦荣球菌（r=-0.53）、梭菌（r=-0.35）和双歧杆菌（r=-0.50）与EPG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奇异菌（r=0.50）、放线菌（r=0.55）和颗粒链菌（r=0.57）与EPG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两个年龄段感染人群中均发现拟杆菌、韦荣球菌丰度与EPG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结论:1广西宾阳农村地区属华支睾吸虫感染超重流行区;其中男性、壮族、农民、初中、大专及以上、生熟食物砧板不分开以及频繁食鱼生是感染华支睾吸虫的危险因素。因此,应加强对该地华支睾吸虫病的防控,尤其是具有感染华支睾吸虫危险因素特征的人群;加强该地区华支睾吸虫病相关的健康教育,进而改变其感染危险行为,降低该地华支睾吸虫的感染率。2广西藤县农村地区华支睾吸虫感染率为43.33%,属华支睾吸虫感染超重流行区,应加强该地区的防治管理,尤其是男性、青壮年等华支睾吸虫高感染人群。该地区华支睾吸虫分离株ITS2基因序列与越南岘港地理株及广西地理株相对应的ITS2基因序列一致,未见变异及新的基因型。3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结构与健康人群存在差异,且部分菌落丰度较对照组发生显着变化。拟杆菌、双歧杆菌以及韦荣球菌丰度降低,炎症相关菌落椰子菌以及致病菌肠杆菌、肠球菌丰度明显升高,肠道菌群的这些改变可能促进华支睾吸虫病的发生及发展。此外,感染组中发现较高丰度的外环境菌落（如农杆菌及贪噬菌）,可能与华支睾吸虫病的发展有关。华支睾吸虫感染者肠道菌群的改变与感染度（EPG）存在相关关系。
郑瑶[10]（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指明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实用寄生虫病学》即将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用寄生虫病学》即将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疟疾防治现状 |
| 1.2 疟疾风险 |
| 1.3 疟疾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 1.4 在消除阶段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挑战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评阅法 |
| 4.2 德尔菲法 |
| 4.3 其他综合评价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因素分析 |
| 1 疟疾风险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 疟疾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
| 2.1 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 |
| 2.2 感染者输入风险 |
| 2.3 媒介可接受性风险 |
| 2.4 延迟发现疟疾病例风险 |
| 第二部分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构建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
| 2.2 初步拟定的消除阶段疟疾风险指标体系 |
| 2.3 德尔菲法结果 |
| 2.4 德尔菲法权重 |
| 2.5 消除阶段的我国疟疾风险评估指标集的变化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客观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策略 |
| 1.4 组合评价方法 |
| 1.5 模型优劣的判断方法 |
| 1.6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权重系数 |
| 2.2 层次分析法权重 |
| 2.3 TOPSIS法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指标观测值的分析 |
| 2.2 各县市风险值总值与分值 |
| 2.3 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的分析 |
| 2.4 组合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 |
| 2.5 模型的优劣程度判断结果 |
| 2.6 疟疾风险因素调研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结论 |
| 2 科学性、特色和创新之处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值来源 |
| 附表2 指标观测值原始值 |
| 附表3 专家咨询表 |
| 附表4 疟疾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
| 附表5 层次分析法专家的权重体系 |
| 附表6 层次分析法思想下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附表7 基于AHP-TOPSIS赋值结合的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小香羊三种蠕虫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药苦楝对其防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一、小香羊概述 |
| 1 小香羊分布特征和饲养方式 |
| 2 小香羊外形和生理特点及生活习性 |
| 二、小香羊寄生虫病防控研究进展 |
| 1 羊寄生虫病的分类 |
| 1.1 羊的外寄生虫病 |
| 1.2 羊的内寄生虫病 |
| 2 羊寄生虫病诊断方法 |
| 3 小香羊寄生虫流行病学调查 |
| 4 小香羊寄生虫病防治研究进展 |
| 三、苦楝树研究进展 |
| 1 苦楝的药用价值发展要略 |
| 2 苦楝化学成分 |
| 3 苦楝功效 |
| 3.1 杀虫作用 |
| 3.2 抑菌作用 |
| 3.3 抗病毒作用 |
| 3.4 抗生育作用 |
| 3.5 抗炎和镇痛作用 |
| 3.6 抗肿瘤作用 |
| 3.7 抗溃疡和抗腹泻作用 |
| 3.8 降血压、降血脂和降血糖作用 |
| 3.9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
| 3.10 抗血栓形成作用 |
| 4 苦楝的毒性副作用及解救研究 |
| 4.1 不良反应 |
| 4.2 中毒原因 |
| 4.3 解救方法 |
| 5 苦楝加工炮制及临床应用 |
| 5.1 炮制加工 |
| 5.2 中药制药工艺 |
| 5.3 苦楝临床应用 |
| 四 研究中草药防治小香羊寄生虫病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部分 调查研究 雷山县小香羊三种蠕虫流行病学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羊选定 |
| 1.2 主要试剂及器材 |
| 1.3 三种蠕虫调查和记录方法 |
| 1.3.1 待宰羊绦虫、肺丝虫、肝片吸虫的调查和记录方法 |
| 1.3.2 带羔母羊和羔羊的绦虫、肺丝虫、肝片吸虫的调查和记录方法 |
| 1.4 三种寄生虫检查及判断依据 |
| 1.4.1 绦虫 |
| 1.4.2 肺丝虫 |
| 1.4.3 羊肝片吸虫 |
| 1.5 数据统计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不同季节小香羊三种蠕虫感染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
| 2.1.1 同一季节三种蠕虫的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1.2 不同季节同种蠕虫的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1.3 全年三种蠕虫的的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2 不同养殖场小香羊三种蠕虫感染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
| 2.3 不同养殖方式小香羊三种蠕虫混合感染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
| 2.4 不同乡镇小香羊三种蠕虫感染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
| 2.4.1 各乡镇内小香羊三种蠕虫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4.2 各乡镇间小香羊同种蠕虫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5 不同海拔地区小香羊三种蠕虫感染情况调查结果与分析 |
| 2.5.1 同种蠕虫在海拔1000m以上的不同季度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5.2 同种蠕虫在海拔1000m以下的不同季度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5.3 在同一季节中同种蠕虫在不同海拔的感染率差异分析 |
| 2.6 不同营养条件下小香羊三种蠕虫的感染情况分析 |
| 2.7 不同年龄小香羊三种蠕虫的感染情况分析 |
| 2.8 带羔母羊和羔羊三种蠕虫调查结果与分析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试验研究 |
| 第一章 苦楝皮煎液物理和化学稳定性测定及中华万年青化学成分测定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苦楝皮和中华万年青的选择 |
| 1.2 方法 |
| 1.2.1 苦楝皮药液煎制方法 |
| 1.2.2 苦楝皮煎液的颜色观察、PH值测定和苦楝素含量测定方法 |
| 1.2.3 中华万年青化学成分检测方法 |
| 1.2.4 数据统计及显着性检验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苦楝皮煎液的颜色、PH值和苦楝素含量观察和检测结果分析 |
| 2.2 中华万年青化学成分测定结果分析 |
| 3 讨论 |
| 3.1 苦楝皮煎液的颜色、PH值和苦楝素含量观察和检测结果 |
| 3.2 中华万年青化学成分测定结果 |
| 4 小结 |
| 第二章 苦楝皮煎液对小香羊的安全性评价及中华万年青缓解苦楝体内毒性的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羊的选择与编号 |
| 1.1.1 苦楝皮煎液中毒和缓解试验羊的选择 |
| 1.1.2 苦楝皮煎液影响繁殖性能试验羊的选择 |
| 1.2 主要器材 |
| 1.3 药物煎制方法 |
| 1.3.1 苦楝皮药液 |
| 1.3.2 中华万年青药液 |
| 1.4 给药方法 |
| 1.4.1 中毒和缓解试验的给药方法 |
| 1.4.2 影响繁殖性能的给药方法 |
| 1.5 繁殖性能试验羊饲养管理方法 |
| 1.6 测定方法 |
| 1.6.1 中毒和缓解试验血样采集及其生化检测方法 |
| 1.6.2 公羊性行为和繁殖性能试验测定 |
| 1.6.3 母羊性行为和繁殖性能试验测定 |
| 1.6.4 公母羊选配方法 |
| 1.7 数据统计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灌服和注射苦楝皮煎液致小香羊中毒的用药和用时结果和分析 |
| 2.2 灌服中华万年青煎液至小香羊恢复正常的用药和用时结果和分析 |
| 2.3 小香羊中毒前、后和解毒后致恢复正常的血液生化指标检测结果与分析 |
| 2.4 公羊性行为及精子密(浓)度、精子活率(力)和精子畸形率测定结果与分析 |
| 2.4.1 性行为表现结果分析 |
| 2.4.2 精子密(浓)度、精子活率(力)和精子畸形率测定结果与分析 |
| 2.5 母羊服用苦楝煎液后发情、排卵、受孕和产羔结果与分析 |
| 2.5.1 发情结果分析 |
| 2.5.2 排卵检测结果分析 |
| 2.5.3 受孕结果分析 |
| 2.5.4 产羔结果分析 |
| 3 讨论 |
| 3.1 苦楝煎液皮灌服法和注射法后致小香羊表现中毒反应 |
| 3.2 灌服中华万年青煎液至小香羊恢复正常的用药效果 |
| 3.3 解毒前后小香羊血液生化指标变化结果 |
| 3.4 公羊性行为表现及精子密(浓)度、精子活率(力)和精子畸形率变化的讨论 |
| 3.5 关于母羊服用苦楝煎液后发情表现、排卵、受孕产羔结果讨论 |
| 4 小结 |
| 4.1 苦楝致小香羊中毒及中华万年青缓解 |
| 4.2 苦楝影响小香羊繁殖性能 |
| 第三章 苦楝皮煎液治疗小香羊绦虫病、肺丝虫病、肝片吸虫病效果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羊的选择和分组 |
| 1.2 苦楝皮煎液煎制方法 |
| 1.3 给药方法 |
| 1.4 试验羊饲养管理 |
| 1.5 绦虫、肝片吸虫和肺丝虫的观察和检测方法 |
| 1.6 数据统计和差异显着性检验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治疗试验结果与分析 |
| 2.1.1 活羊三种蠕虫检测结果分析 |
| 2.1.2 屠宰羊三种蠕虫检测结果分析 |
| 3 讨论 |
| 3.1 关于小香羊蠕虫定性检查(测)方法 |
| 3.2 关于苦楝皮煎液剂量的选择和给药方法 |
| 3.3 关于苦楝皮煎液治疗小香羊绦虫病、肝片吸虫病和肺丝虫病效果 |
| 4 小结 |
| 第四部分 全文结论 |
| 1 结论 |
| 2 创新性 |
| 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导师简介 |
| 作者简介 |
| 在读期间发表的文章 |
| 附录 |
（4）从代表性兽医方看中国古代兽医学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兽医方确立 |
| 第一节 早期兽医学的起源 |
| 第二节 《肘后备急方》中的兽医方 |
| 第三节 《齐民要术》中的兽医方 |
| 第二章 《司牧安骥集》与隋唐兽医医术医方的发展 |
| 第一节 隋唐兽医学的发展与扩充 |
| 第二节 《司牧安骥集》中的兽医方 |
| 第三章 明代兽医方的成熟与完善 |
| 第一节 明代兽医方的完善 |
| 第二节 《元亨疗马集》中的兽医方 |
| 第四章 清代药籍所见兽医方 |
| 第一节 清代兽医学的停滞衰退 |
| 第二节 《养耕集》中的兽医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系统免疫炎症指数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2.2.1 纳入标准 |
| 2.2.2 排除标准 |
| 2.3 分析方法 |
| 2.3.1 术前外周血系统免疫炎症指数的计算 |
| 2.3.2 临床病理特征 |
| 2.4 随访 |
| 2.5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2 术前SII最佳临界值的确定 |
| 3.3 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
| 3.4 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总生存期的关系 |
| 3.5 影响患者生存的Cox单因素回归分析 |
| 3.6 影响患者生存的Cox多因素回归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结论 |
| 5.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 附录 A 综述 幽门螺杆菌与肝脏疾病关系相关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6）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世界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 |
| (二)早期的医学博物馆馆藏研究推动了人文自然科学发展 |
| (三)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概况 |
| (四)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 (五)艺术和医学的交融促进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架 |
| 第一章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医学和医学史的记录和传承 |
| (一)史前医学时期 |
| (二)远古文明中的医学时期 |
| (三)古希腊医学时期 |
| (四、五、六)古罗马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时期 |
| (七)近现代医学时期 |
| (八)后现代医学时代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 一、早期西方医学博物馆 |
| 二、大众人体解剖博物馆 |
| 三、卫生博物馆与健康博物馆 |
| 四、医学相关专科博物馆 |
| 五、西方医学史和医学博物馆沿革的历史时间轴 |
| 第三节 欧美医学博物馆的现状和困境 |
| 一、博物馆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 |
| 二、欧美医学博物馆现状 |
| 三、欧美医学博物馆困境成因分析 |
| 四、欧美医学博物馆发展状况对中国医学博物馆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欧美博物馆与其瘟疫主题展 |
| 一、20 世纪流行传染性疾病的主题教育展与其博物馆 |
| 二、古老的黑死病与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建立 |
| 三、其它博物馆的瘟疫教育展 |
| 第二章 艺术和医学的共同演绎 |
| 第一节 对人体的研究是艺术与医学的永恒话题 |
| 一、艺术与医学的交融与萌芽:人体 |
| 二、艺术与医学的交汇与探究:人体解剖学 |
| 三、人体艺术的西方具象写实与东方抽象写意 |
| 第二节 世界名画里的人体和医学 |
| 一、名画中人物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
| 二、名画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身体疾病 |
| 三、名画里反映的医护病患关系 |
| 四、名画里记录着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
| 五、名画里记录的瘟疫 |
| 第三节 人体疾病和心理健康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
| 一、身疾心病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
| 二、疾病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艺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博物馆处方与艺术治疗 |
| 一、博物馆处方和博物馆治疗 |
| 二、艺术是一种新型的古老治疗工具 |
| 三、艺术治疗的形式与主要方法 |
| 四、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五、艺术博物馆艺术治疗的有效性评估 |
| 第五节 艺术在医院和临床医学的应用 |
| 一、艺术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修养 |
| 二、艺术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 三、医院空间环境的艺术化:绘画、雕塑、色彩和绿化等的治疗效果 |
| 第六节 生物医学艺术:艺术与医学融合的新趋势 |
| 一、欧美生物艺术的萌芽时期 |
| 二、欧美生物艺术的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
| 第二节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重要手段:高新科技的应用 |
| 一、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内涵 |
| 二、医学博物馆的艺术化离不开科技化 |
| 第三节 人体和医学展品的标本固定和保存的艺术化 |
| 一、制成木乃伊(Mummification) |
| 二、蜜渍法(Mellification) |
| 三、古代防腐剂和福尔马林固定保存法(Formalin fixation) |
| 四、现代防腐剂:化学和物理方法综合使用(Embalming) |
| 五、人体冷冻(Cryogenics) |
| 六、塑化技术保存人体标本(Plastination) |
| 第四节 电子科技发展衍生人体艺术品:数字人体和数字解剖标本 |
| 一、人体生物医学标本的数字化 |
| 二、数码人体:电脑合成的三维人体 |
| 三、人体虚拟尸体解剖 |
| 四、3D-打印的人体器官标本 |
| 五、医学数字产品和数字艺术品 |
| 六、生物医学艺术作品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展陈设计的艺术科技化 |
| 一、围绕展品医学内涵和展览主题,强调知识性并突出审美感 |
| 二、展陈空间中的科技、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
| 三、应用数字医学标本和增强现实及虚拟空间:创造艺术化的虚拟场景 |
| 四、虚拟艺术的传播作用与意义 |
| 第六节 未来科技化的医学博物馆的表征 |
| 一、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展览 |
| 二、虚拟医学博物馆 |
| 三、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和医学智能博物馆 |
| 第七节 人体艺术标本和生物艺术品之伦理问题 |
| 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讨论 |
| 二、海根斯塑化人体艺术的伦理道德问题 |
| 三、生物医学艺术的伦理问题与特点 |
| 第四章 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及公众教育 |
| 第一节 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与博物馆教育改革 |
| 一、当代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挑战 |
| 二、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和学习网格模式 |
| 三、后真相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公信力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 |
| 一、传授医学知识是医生的重要职责 |
| 二、医学博物馆是医学教学的重要课堂 |
| 三、人体解剖也是早期艺术家的专业课 |
| 四、医学博物馆专业教育的现状 |
| 第三节 西方医学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一、早期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公众卫生健康教育普及 |
| 三、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内容 |
| 四、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的现状与策略 |
| 第四节 医学博物馆不可替代的的公众教育特色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
| 一、传统医学博物馆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差别 |
| 二、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
| 三、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的意义 |
| 第六节 现代医学健康公众教育有关主题展的实例解析 |
| 一、心脏主题展 |
| 二、大脑主题展 |
| 三、人体解剖生理的公众教育:玻璃人和透明人人体模型 |
| 四、灵活机动的博物馆公众教育:微型主题展 |
| 五、人体生物科学技术内容主题展 |
| 第五章 拓展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消失的边界: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与边界拓容 |
|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与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
| 二、当代艺术和博物馆的公共性 |
| 三、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医学博物馆公共性应有的审美表征 |
| 一、生物艺术品和新标本艺术赋予新的审美特征 |
| 二、艺术再造医学博物馆现代展陈语境 |
| 三、艺术融入医学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
| 四、医学和艺术并行:医学艺术混合展 |
| 五、医学和艺术的融合:医学专家和艺术家合作 |
| 第三节 医学美术在传播医学知识和拓展公共性上的作用 |
| 一、医学美术的传播力:一图胜过千百字 |
| 二、医学插图展现艺术家和医学的完美融汇 |
| 三、超级写实主义雕塑表现人体医学的科学细节 |
| 四、医学三维动画展示生命和疾病的机制 |
| 第四节 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一、用普惠美学思想指导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建设 |
| 二、医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多学科专业的培训 |
| 三、数字时代展陈设计中文化再生产的新模式 |
| 四、建构新型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传播 |
| 五、医学博物馆需融合市场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
| 第五节 解析公共性的典型案例:惠康医学博物馆 |
| 一、惠康信托基金会和惠康典藏博物馆 |
| 二、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一:公众参与共建文化民主 |
| 三、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二:当代艺术融合医学艺术 |
| 四、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三:分享主义与资源共享 |
| 五、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四:公共性和精英性共存 |
| 第六章 走向未来的大医学艺术博物馆 |
| 第一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的界定与意义 |
|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溯源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形成的背景 |
| 三、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作为公共性的文化空间生产 |
| 一、增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公众影响力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 三、加强医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审美表征 |
| 第三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线上线下的运作机制 |
| 一、线上大医学博物馆的运作机制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
| 三、医学健康普及的不仅是医学科学也是社会文化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健康与福祉联盟 |
| 第四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建设的(SWOT)可行性分析 |
| 一、机会与威胁分析(OT)主要是对环境和时势的分析 |
|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SW)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评估 |
| 三、博物馆企业家在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作用与职能 |
| 第五节 构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策略 |
| 一、打造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品牌 |
| 二、寻求艺术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三、寻求医学专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与医学机构及博物馆的合作 |
| 五、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要围绕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 |
| 六、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社教部门的规划要反映新时代的述求 |
| 七、大医学艺术博物馆要应用在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管理思维 |
| 八、大医学艺术博物馆需要寻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国际合作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欧美十大医学博物馆 |
| 附录二、图版索引(按前后顺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与致谢 |
| 附件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湖南农村部分地区肠道原虫分子流行病学及广西宾阳人群隐孢子虫感染预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四类肠道原虫的概述 |
| 1.2 四类肠道原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1.2.1 人芽囊原虫 |
| 1.2.2 隐孢子虫 |
| 1.2.3 贾第虫 |
| 1.2.4 毕氏肠微孢子虫 |
| 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内容 |
| 2.3 技术路线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3.1 研究人群的基本信息 |
| 3.2 肠道原虫的感染状况 |
| 3.2.1 人芽囊原虫感染状况、亚型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2.2 微孢子虫感染状况及基因型分析 |
| 3.2.3 隐孢子虫和贾第虫的感染状况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引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3. 结果 |
| 3.1 粪便样本的构成 |
| 3.2 动物中肠道原虫的感染状况 |
| 3.2.1 人芽囊原虫感染状况及亚型分析 |
| 3.2.2 隐孢子虫的感染状况及虫种/基因型分析 |
| 3.2.3 贾第虫的感染状况及集聚体分析 |
| 3.2.4 微孢子虫的感染状况及基因型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分析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3.1 隐孢子虫感染率 |
| 3.2 预测模型及感染率 |
| 3.3 模型拟合效果检验 |
| 3.3.1 残差检验 |
| 3.3.2 关联度检验 |
| 3.3.3 后验差检验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总结 |
| 1. 研究结果 |
| 2. 研究意义 |
| 致谢 |
| 附表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9）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及其肠道菌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华支睾吸虫病概况 |
| 1.1 华支睾吸虫病原学 |
| 1.2 华支睾吸虫流行状况 |
| 1.3 华支睾吸虫病的危害 |
| 1.4 华支睾吸虫病诊断 |
| 2 肠道菌群概述 |
| 2.1 肠道菌群结构 |
| 2.2 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 |
| 2.3 肠道菌群在寄生虫领域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样本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主要材料及仪器 |
| 2.2 主要方法 |
| 2.2.1 调查点与调查对象选择及调查问卷设计 |
| 2.2.1.1 调查点选择 |
| 2.2.1.2 调查对象纳入排出标准 |
| 2.2.1.3 调查问卷设计 |
| 2.2.2 调查方法 |
| 2.2.3 粪便改良加藤厚涂片法镜检 |
| 2.2.4 质量控制 |
| 2.2.5 统计学分析 |
| 2.2.6 调查变量的定义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
| 3.2 影响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3.3 影响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调查及病原分子鉴定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样本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主要仪器 |
| 2.1.4 试剂配制 |
| 2.2 方法 |
| 2.2.1 调查点与调查对象选择及调查问卷设计 |
| 2.2.1.1 调查点选择 |
| 2.2.1.2 调查对象纳入排出标准 |
| 2.2.1.3 调查问卷设计 |
| 2.2.2 调查方法 |
| 2.2.3 粪便改良加藤厚涂片法镜检 |
| 2.2.4 华支睾吸虫分子鉴定 |
| 2.2.4.1 华支睾吸虫成虫DNA提取 |
| 2.2.4.2 粪便样本DNA提取 |
| 2.2.4.3 PCR扩增ITS2基因 |
| 2.2.4.4 PCR产物测序 |
| 2.2.5 统计学分析 |
| 2.2.6 分析软件 |
| 3 结果 |
| 3.1 调查点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 广西藤县农村地区华支睾吸虫感染状况 |
| 3.3 华支睾吸虫分离株分子鉴定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人群粪便样本 |
| 2.2 研究对象诊断标准及分组 |
| 2.3 主要实验仪器 |
| 2.4 主要试剂 |
| 2.5 粪便样本DNA提取 |
| 2.6 16S rRNA基因扩增V3-V4区域 |
| 2.7 扩增产物纯化及定量 |
| 2.8 测序文库制备 |
| 2.9 序列优化 |
| 2.10 生物信息学与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 高通量测序结果及0TU聚类分析 |
| 3.3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Alpha多样性分析 |
| 3.4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物种丰度分析 |
| 3.5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结构分析 |
| 3.6 肠道菌群与华支睾吸虫感染者EPG相关性分析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文章 |
| 附件 |
（10）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一)路数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 (一)晚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 (一)科研准备 |
| (二)科研活动 |
| (三)科研成果 |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实用寄生虫病学》即将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D]. 莫晓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小香羊三种蠕虫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药苦楝对其防治机制研究[D]. 王家培. 甘肃农业大学, 2021(01)
- [4]从代表性兽医方看中国古代兽医学的发展[D]. 马千娇.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5]系统免疫炎症指数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D]. 陈小彬. 青海大学, 2021(01)
- [6]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8]湖南农村部分地区肠道原虫分子流行病学及广西宾阳人群隐孢子虫感染预测的研究[D]. 徐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
- [9]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及其肠道菌群研究[D]. 徐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
- [10]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