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地方自治与近代义务教育的兴起（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认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焦婕[2]（2020）在《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大门,中国社会被强力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之中,清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适应列强的要求进行有限的体制改革,于是,近代化进程被开启,中国近代社会也迈入了转型时代。19世纪中叶以后,欧风美雨吹打着中国这块古老的大陆。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先进中国人的视野得到了开拓,他们认识到中国最大的落后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落后,因此把目光转向域外,开始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希冀通过吸收、学习欧美相对先进的制度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制度,把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近代国家,把传统臣民改造成为近代国民,打破对封建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之成为具有自觉的权利义务观念、具备政治主体意识的近代新国民,在此基础上建设近代国家。这一时期,塑造新国民、建设近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昌盛富强,已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共同夙愿。同一时期,作为资本主义新兴大国的美国,其地位通过发展,在世界上不容小觑。这些成就的取得与美国人所具有的自由、独立、讲求个人奋斗的美国精神有着密切联系。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人民便出于对权力的天然抗拒,主动建立起自治机构、制定法律,作为人民取得应有权利的保障;美利坚国家建国后,这些美国精神以联邦宪法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反作用于美国各方面的发展。在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美国国民的法律意识表现得较为浓厚。美国国力的强盛、作为独立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外交上的强势,以及美国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都给近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近代中国人特别关注于探讨美国独立的历程以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近代国门洞开,更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踏上美国国土进行实地考察。其中,几位主要清末法律思想家对于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最有代表性。他们虽然身份不尽相同、政治立场亦有别,对美国政法制度、国民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意识观察的角度不同,考察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但他们在重视美国的强盛、关注美国的政法制度,对美国国民自觉的法律意识的认可,这些方面几乎是相同的。清末法律思想家在考察美国的过程中,其自身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他们原先所具备的法律知识,也对于吸收域上的法律制度增添了理性色彩,即不论何种政法制度都有民族性和国别差异,选择其中最适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容尤为重要。毫不讳言,美国国民形象以及其所具有的自觉的法律意识,仍然是清末法律思想家们作为塑造中国近代国民的理想式样。他们将这种考察经验用于塑造近代新国民的实践。应该说,近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法律思想家的人不仅局限于沈家本、梁启超、伍廷芳、孙中山,但在清末这一时间段真正踏上美国本土,或是对美国的法律文本较有研究者,以上述四人最为典型,具有代表性。沈家本以“会通中西”为宗旨,主持清末修律,促使中国法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伍廷芳以其深厚的西方法律背景和多重身份,对美国国民的法律意识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考察;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派,在建设近代国家、塑造新国民方面不遗余力,以报刊为阵地撰写文章,广泛提倡自由、平等、自治、权利与义务等近代法律意识,试图以“人”的改造使晚清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孙中山长期游历于海外,通过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长期考察,提出以“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宪政思想,希冀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国。几位主要的清末法律思想家把对美国国民的考察成果融于实践之中,在促进近代中国人将个体的权利与义务意识、自由与平等意识、公德意识、国家思想等近代法律意识的初步认知转化为个人的自觉意识方面居功至伟。当然,每一个人在观察后的认识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毕竟他们的这些努力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在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理性整合后,民主共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对中国近代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清末主要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为研究对象,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对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作以简要概括,并对与论文内容有关的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本文的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第二章阐述了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在清末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独特作用,交代了美国因其独立的特殊过程、经济特点以及国力的强盛而受到清末法律思想家们重视的问题;第三章对西方国民理念的历史脉络、美国国民法律意识在各主要历史时期的演进及法律的固化进行了必要的线索交代;第四、五章是为本文的重要章节,第四章详述了清末法律思想家踏上美国的经历,描述了他们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过程;第五章从多位清末法律思想家的角度,结合大量第一手史料,分析了清末主要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考察的独特理路,梳理他们对于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观察及认识;第六章阐述了清末法律思想家对于美国国民育成模式的借鉴过程。他们考察美国国民的法律意识的动机或目的还在于了解美国国民对于自身法律观念的自觉意识,探讨其成长的“育成”环境,并为在近代中国塑造新国民提供借鉴和帮助。如何参酌外来法律文化实践于近代中国,这是本章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百年前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研究,分析其对近代中国国民和政治、法律转型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固然有不适合中国之处,但可借鉴其精华,以期对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塑造提供一些启示。
李岚[3]（2020）在《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且对内陆城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规划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太原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规划建设亦呈现出许多独特性。本文以近代太原城市的规划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新史学、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近代太原复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以城市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经,以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要素（机构、规划、建设、思想、人物等）为纬,系统挖掘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梳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太原自主建设与创新的发展过程,进而形成对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建设特点、实施动因的理论认识。本文分析了太原山水人文环境及其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近代太原城市发展的地理、人文及规划建设基础;通过对近代发展历程的基础研究,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事件、要素、人物方面阐述其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呈现出的近现代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多元化的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对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的整理,系统梳理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脉络,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揭示了太原社会、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演变的历史特征;发掘了珍贵的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内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出了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革化因循、人心化育、文化传承与复兴、遗产保护”的现代启示,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柳丽娜[4]（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提出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王赫赫[5]（2020）在《南汇公产纠纷下的绅权嬗变（1906-1933）》文中研究表明清末到民国中期,南汇公产纠纷层出不穷,“绅”分别与“官”、“学”、“民”因公产的分配与处理产生冲突。通过处理南汇劝学所公产的问题,官绅之间展开对地方教育权力的争夺。民国七年,南汇劝学所恢复,南汇士绅再次获得了参与教育事务的权力。因恢复后的劝学所仍处于县政府附属地位,士绅在筹集教育经费、处理教育公产等事上受到掣肘。南汇士绅希望通过处置教育公产,以维护自身在地方教育上的话语权。政府则以维护公产的名义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对士绅进行打压。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展现出了焦虑的情绪以及对对方的不信任。最终,政府干预地方教育事务的尝试失败,只能无奈妥协。在民国建立后的七年时间里,南汇西半县的绅学界人士与东半县的学界人士就观涛小学的归属问题展开了争夺,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西半县教育的控制权。最终,在省政府的斡旋下,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东半县的学绅在与西半县学绅与传统士绅联合下的对抗中,获取了西半县部分教育权。从清末到民国,在对普济堂公产的争夺,绅民关系因官方态度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清末,在普济堂租佃中形成了“善堂——董佃——小佃”三级租佃关系。董佃成为了普济堂公产控制权的有力争夺者。在官方的支持下,南汇士绅驱逐了企图与之争夺普济堂公产控制权的董佃,并将小佃变成了自己的佃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20年代,佃户通过诉讼途径与士绅对抗,希望通过购买将公产产权收归己有,均告失败,此时官方仍然倾向士绅一方。1930年代,官方态度出现转变,倒向民众一方,绅民关系也因此出现反转。最终在官与民的合力反对下,士绅权力消退。在这几对关系中,“绅”是核心,所有的公产纠纷都是围绕士绅阶层发生的。“官”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则始终贯穿其中,与其他几个阶层有合作有冲突也有调和。在南汇公产纠纷之下,“绅”与“官”、“学”、“民”,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表现出既合作又冲突的复杂关系,士绅权力也在与其他几方的合作与冲突中不断消涨。
齐超儒[6]（2020）在《近三十年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研究述评》文中认为地方自治作为清末民初盛极一时的宪政思潮和政治运动,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三十年来海内外有关中国地方自治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不断加深和扩大。在研究范围方面,既有全国性地方自治的研究,也有对区域地方自治的个案研究。在研究视角方面也触及多个方面,现代化、自治思潮、公民意识、地方精英等都被纳入地方自治研究中。不过,在研究时段、研究领域和方法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陈亚杰[7]（2019）在《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民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这时期的精英阶层也经历了分化,并开始了从传统士绅向现代精英转化的过程。本文以张一麐（1867-1943）为个案考察转型时代中国精英阶层转变的一种类型,并分析这一类型精英阶层的转变历程、思想动向、政治实践、文化理想及其对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影响。张一麐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世习儒术的官僚家庭,少年颖异,以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为理想。在清末戊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西学,以经世为己任,纠合同志,创办苏州最早的近代社团“苏学会”,以此提倡新式教育,宣传维新思想。经二十余年的辗转游幕,蹭蹬科举后,终以擅长西学,中经济特科进士,步入精英阶层。1903年,甫中进士的张一麐,受知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往直隶以知县备用”,旋入袁世凯幕府,负责文案,因精勤忠奋,受幕主赏识,参与机要。其时,袁世凯为清末新政枢纽之一,张氏久任袁幕,“新役无所不从”,对新政之推行颇有贡献,并奠定其主张立宪、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张氏以亲信幕僚之机,代立宪党人劝袁承认“共和”,在洪宪帝制逆流中,张氏以亲信幕僚之身,屡次劝阻,公开反对帝制。洪宪帝制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张氏以中央政治无可有为,转入江苏地方政治,积极推动江苏省自治运动。同时,立足家乡苏州,服务桑梓,践行地方自治理想。晚年老骥伏枥,辗转抗战后方,参政议政。在晚清民国这一转型时代,张一麐实现了从传统士绅到现代精英的转变。作为转型时代的精英,他的政治实践和思想观念体现了传统理念与现代思想的精妙结合,其维持影响力的方式也体现了传统精英阶层支配模式的延续和转变,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国梁[8]（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提出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陈应珍[9]（2019）在《福建省宪研究》文中认为福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它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及与辛亥革命并寿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省宪自治运动中,它在复杂、惨烈的军阀混战背景下,仍然不放弃对立宪政治的追求,并完成了省宪的制定。虽然福建省宪一经颁布即遭废止,但其中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所映射的中国在省制乃至建国道路上的艰难选择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立足于福建省宪的探索,试图揭示出其立废曲折历程中折射出的核心问题。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省宪运动的发生。该章旨在展示省宪运动发生的宏观背景,描绘省宪运动在各省的运行状况。省宪运动的发生背景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由于镇压太平天国以及推行新政等方面的需要,地方主义在清末逐步形成,主要表现为督抚权力的扩张、地方绅权的升高及谘议局的设立。清末既已形成的地方主义助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运动本身也助成了地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至民国初年,“地方主义”一词开始流行。省宪运动发生的第二个背景是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联省自治思想起源于清末联邦制理论的传播。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中,沐浴于欧风美雨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联邦共和制,开始了中国政治史上对联邦制的探索。袁世凯上台不断强行推行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统治促成了联邦制思潮的复兴,及至1920年代,联邦制思想与晚清以来强劲的地方自治思潮合流,最终以联省自治思想的形式体现出来。地方主义的发展与联省自治思想为省宪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省宪运动经历了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及1920年代兴起的省宪法的创制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鄂州临时约法》为代表,江西、贵州等省在辛亥革命宣布独立之后相继制定约法或类似的法律文件,它们虽然由精粗疏密之分,但都具备了近代宪法的特点和省宪的性质。后一阶段以《湖南省宪法》的颁布和施行为肇始,随后在浙江、广东等省相继开展起来,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省宪运动。第二章揭示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本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代议机构的设立。这为后来省宪法的制定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民国成立以后,福建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下,政权动荡不安,政治极其黑暗,经济极为窘迫,人口锐减,人口结构异常。三是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与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在清政府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背景下,福建筹办地方自治的活动甚为积极,设立自治讲习所为推行地方自治培训学员,制定详细的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进行时期表,对地方自治事宜逐一作出详细规划。受省自治浪潮之影响,加上北洋军阀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客军入闽的现实威胁,自1920年开始,福建各界提出了强烈的自治要求。第三章描绘《福建省宪法》从倡议到颁布的创制历程。福建制定省宪的最初倡议可以追溯到1921年8月17日,但由于军阀的阻扰,直到1922年12月,福建省议会才正式启动制宪的议程。福建省宪的创制程序包括筹备、起草、审查、省民公投及公布五个步骤,创制历程历时三年有余,期间颇多波折,充满了制宪筹备处、省长及中央政府等相关各方的多次博弈。囿于士绅阶层规模较小、宦怀淡泊,军阀的抵制及制宪经费的短缺等因素,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的创制较为迟缓。第四章分析《福建省宪法》的主要内容与特色。《福建省宪法》由序言和18章共207条组成,内容主要包括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省级政权结构、省民的权利义务及省的区域治理制度等。与其他省宪不同,福建省宪是在1923年宪法制定前后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审议中的部分议案对福建省宪的内容有很大影响。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特色鲜明,表现在:设立独立的考试机关,形成独特的六权分立体制;充分反映了欧战及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全民政治理念,设立生计专章,注重省民生计问题;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和建议;通过省民创制和省民公决保障直接民主;在省级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上采用委员会制;在司法权的配置上,司法立法权和终审权委诸中央。第五章探讨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原因。《福建省宪法》颁布仅半月有余即被军民当局宣布废止。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既有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也有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福建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主要是省议会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民意基础薄弱及制宪德性的缺陷。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包括省制共识的缺失、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规范认同的障碍、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等。
秦安[10]（2017）在《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教育救国的呼声,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厦,清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兴办新式教育的运动,由此中国教育步入近代化轨道。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全面地了解这场兴学运动,本文从区域史的视角来探讨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的教学变革在本地区所引发的震荡与冲突。在积极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论文资料、报刊资料、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1905--1931年黑龙江地区的教学变革进行系统阐述与分析。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目的意义、方法和内容。本研究属于区域史研究,以往的区域史研究更重视经济发达地区和政治中心,忽视了对边疆地区研究,对近代黑龙江地区教育教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近代中国教育图景。第二章介绍了近代黑龙江社会发展状况。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发生巨大变化。在政治领域,由军府制到行省制使得黑龙江行政设置与内地一致,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人民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启动了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在经济领域,农业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东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工业发展,大城市的出现带动商业繁荣。在教育领域,官学衰落、私学渐兴、科举日隆,孕育着一场教育大变革。第三章介绍清末民初黑龙江学校沿革。对清末民初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实业（职业）学校、专门学校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详细说明,大致勾画当时黑龙江教育的轮廓。第四章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课程变革具体内容。对培养目标、科目设置、教科书、教学方法、教学评价进行详细阐述与细致分析。第五章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主体变革。随着新教育的兴起,黑龙江地区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本章对其基本情况、其中代表人物和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第六章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管理变革。教学管理主要分三个方面:学生管理、教师管理、学校管理。学生管理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教师管理逐渐科学化、专业化。学校管理逐渐国有化。最后一部分从总体上对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改革予以审视。教学变革与社会背景和区域文化密切相关。教学变革基础在于学校的演变,教学变革具有整体性,是教学要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教学变革需要辅助性支持,教学管理的革新首当其冲。总之,1905—1931年在黑龙江地区掀起的兴学运动是一场并不彻底的教育变革运动。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时期黑龙江地区的教育水平仍落后其他地区。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大批社会需要的新式人才,推动了黑龙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二、清末地方自治与近代义务教育的兴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末地方自治与近代义务教育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学术史综述 |
| 1.2.1 梁启超法律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2.2 伍廷芳及沈家本法律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2.3 对孙中山法律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2.4 对近代国民建设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3 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主要内容涉及到的概念 |
| 1.3.2 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大陆美国引起清末朝野重视 |
| 2.1 美国跻身于打开中国大门的世界列强之列 |
| 2.1.1 美国积极推动清政府走向世界 |
| 2.1.2 美国在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 |
| 2.2 美国扮演独特的大国作用 |
| 2.2.1 美国出面调停日俄战争 |
| 2.2.2 美国率先“退还”部分庚子赔款 |
| 2.2.3 清政府企图借助美国制衡日俄 |
| 2.3 美国政法制度被国人认识的不同路径 |
| 2.3.1 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美国的认识 |
| 2.3.2 清廷派团赴美政治考察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及保障 |
| 3.1 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起源及特点 |
| 3.1.1 美国发轫于北美的十三州殖民地 |
| 3.1.2 美国国民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源自英国 |
| 3.1.3 美国国民部分法律意识源自地方自治 |
| 3.2 美利坚民族国民理念的源流 |
| 3.2.1 西方公民理念的沿革 |
| 3.2.2 美国启蒙思想家的国民观念 |
| 3.3 美国法制对国民法律意识以有效支撑 |
| 3.3.1 殖民地时期立法即规定国民权利 |
| 3.3.2 系列宪法修正案保障国民权利 |
| 第4章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的考察 |
| 4.1 以政府官员身份对美国的考察 |
| 4.1.1 伍廷芳对美国的实地考察 |
| 4.1.2 沈家本对欧美的文本考察 |
| 4.2 清末法律思想家以民间人士身份对美国的考察 |
| 4.2.1 梁启超对美国的实地考察 |
| 4.2.2 孙中山对美国的实地考察 |
| 第5章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与认识 |
| 5.1 美国国民权利与义务的演进与清末法律思想家的认识 |
| 5.1.1 美国国民权利与义务的演进 |
| 5.1.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权利与义务意识之初识 |
| 5.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自由与平等法律意识的考察 |
| 5.2.1 美国国民自由、平等意识的表现 |
| 5.2.2 对美国国民自由与平等法律意识的考察 |
| 5.2.3 美国国民所享权利的不充分及问题 |
| 5.3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守法、诚信意识的考察 |
| 5.3.1 美国国民法律意识中的守法与诚信 |
| 5.3.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守法意识与行为的观察 |
| 5.3.3 对美国国民守时守信意识的观察 |
| 5.4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自治与独立法律意识的考察 |
| 5.4.1 美国国民自治与独立法律意识的形成 |
| 5.4.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自治与独立法律意识的观察 |
| 5.4.3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国民缺乏自治能力的感叹 |
| 5.5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爱国意识的考察 |
| 5.5.1 美国重视国民的爱国教育 |
| 5.5.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爱国意识的考察 |
| 5.5.3 爱国是国民公德意识的重要表象 |
| 第6章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育成模式的借鉴 |
| 6.1 美国国民育成模式对清末法律思想家的启迪 |
| 6.1.1 以美国国民精神为新国民之理想 |
| 6.1.2 学校教育对中国近代国民养成的作用 |
| 6.1.3 清末法律思想家通过译书办报宣传培养国民意识 |
| 6.2 清政府在法律上对国民权利的有限确认 |
| 6.2.1 《钦定宪法大纲》中“臣民”的基本权利 |
| 6.2.2 《大清新刑律》对国民人身权利之保护 |
| 6.2.3 《大清民律草案》中对国民权利的规定 |
| 6.3 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
| 6.3.1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于民主思想的认识 |
| 6.3.2 国民对民主制度之向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问题、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2.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及相关范畴 |
| 1.3.2 空间范畴和时间断限 |
| 1.4 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5.1 国外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
| 1.5.2 国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相关的研究 |
| 1.5.3 近代太原城市史的相关研究 |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框架 |
| 2 太原近代城市建设背景和历史分期 |
| 2.1 太原城市的自然地理基础 |
| 2.1.1 太原概况 |
| 2.1.2 山川形势 |
| 2.1.3 交通条件 |
| 2.1.4 资源环境 |
| 2.2 太原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 |
| 2.2.1 行政建置沿革 |
| 2.2.2 晋商都会 |
| 2.2.3 地方历史名人 |
| 2.3 近代以前太原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 |
| 2.3.1 城市起源与城址变迁 |
| 2.3.2 明代军事重镇及城市格局 |
| 2.3.3 清代城市功能的转变与发展 |
| 2.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其主要内容 |
| 2.4.1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依据 |
| 2.4.2 各历史分期的主要内容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 |
| 3.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的萌芽和发展计划的制定 |
| 3.1.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与地方自治 |
| 3.1.2 广泛探索到地方自治 |
| 3.2 实业初创与城市近代化发展 |
| 3.2.1 交通体系的发展 |
| 3.2.2 城市经济职能的发展变迁 |
| 3.2.3 城市文化教育职能的加强 |
| 3.3 本章小结 |
| 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 |
| 4.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和制度建立 |
| 4.1.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与发展变化 |
| 4.1.2 城市管理制度的建立 |
| 4.2 西方“市政建设”思想的引入和十年建设计划 |
| 4.2.1 西方“市政”思想的引入 |
| 4.2.2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 |
| 4.2.3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的思想评析 |
| 4.3 若干重要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评析 |
| 4.3.1 督军府 |
| 4.3.2 傅公祠 |
| 4.3.3 同蒲铁路 |
| 4.3.4 西北实业公司 |
| 4.3.5 环城公路 |
| 4.3.6 学校及新式文化建筑 |
| 4.3.7 公园整修与开放 |
| 4.3.8 植树造林 |
| 4.3.9 古迹保护 |
| 4.3.10 其它市政建设 |
| 4.4 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活跃阶段的原因 |
| 4.4.1 特殊的政治环境 |
| 4.4.2 太原的基本经济状况 |
| 4.4.3 太原的人口状况 |
| 4.4.4 具有先进思想和地方营建经验的人才推动 |
| 4.5 阎锡山地方自治理念探源 |
| 4.5.1 阎锡山和“山西自治”“太原试验” |
| 4.5.2 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理念 |
| 4.6 本章小结 |
| 5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 |
| 5.1 日本占领时期制定的《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评析 |
| 5.1.1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产生的社会背景 |
| 5.1.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
| 5.1.3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
| 5.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与其它城市规划的比较 |
| 5.2.1 与同时期华北地区其它都市计划的比较 |
| 5.2.2 与不同时期国人制定的城市规划比较 |
| 5.3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建设 |
| 5.3.1 交通运输 |
| 5.3.2 工矿企业 |
| 5.3.3 水道建设 |
| 5.3.4 其它方面建设 |
| 5.4 本章小结 |
| 6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 |
| 6.1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建构 |
| 6.1.1 太原的军事防御布局机制 |
| 6.1.2 太原军事防御工事构筑设施 |
| 6.1.3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的影响 |
| 6.2 新中国成立前太原的城市规划 |
| 6.2.1 建城问题讨论以及对太原城市发展方向的再认识 |
| 6.2.2 新版城市规划生成 |
| 6.2.3 市政改善工程 |
| 6.3 本章小结 |
| 7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影响 |
| 7.1 西方文化输入与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近代化 |
| 7.2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本土化特征 |
| 7.3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嬗变 |
| 7.4 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其它城市的比较 |
| 7.5 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启示 |
| 7.6 小结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南汇公产纠纷下的绅权嬗变（1906-193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汇历史与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区位与建制沿革 |
| 第二节 东西乡的经济差异 |
| 第三节 沙田的租佃与赋税征收 |
| 一 沙田的租佃情形 |
| 二 沙田赋税与补价制度 |
| 第四节 “习浮华”与“尚壮健” |
| 小结 |
| 第二章 绅官之争——以南汇劝学所公产纠纷案为例 |
| 第一节 绅官双方矛盾初现 |
| 第二节 围绕处理公产之分歧 |
| 第三节 绅学两界与县公署的权势博弈 |
| 第四节 官方的妥协与士绅权力的恢复 |
| 小结 |
| 第三章 绅学之争——以南汇观涛小学公产争执案为例 |
| 第一节 观涛小学公产争议由来及双方的初步较量 |
| 第二节 主张乡有一方扩大诉求 |
| 第三节 主张县有一方回击 |
| 第四节 县乡之争背后的东西对立 |
| 第五节 省政府调解与绅学妥协 |
| 小结 |
| 第四章 绅民之争——以普济堂公产争执案为例 |
| 第一节 道咸同光时期南汇沙田情形 |
| 第二节 清末士绅与董佃的公产管理权之争 |
| 第三节 民初士绅与小佃的公产产权之争 |
| 第四节 绅民纠纷继续与官方态度的转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近三十年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整体性地方自治研究 |
| (一)全国性地方自治研究 |
| (二)地方自治思潮研究 |
| (三)地方自治与现代化的研究 |
| (四)地方自治风潮的研究 |
| 二、区域性地方自治的研究 |
| (一)省区地方自治研究 |
| (二)重要城市地方自治研究 |
| (三)县级地方自治研究 |
| (四)自治区域划分的研究 |
| 三、地方自治比较研究 |
| (一)中国地方自治比较研究 |
| (二)中日地方自治比较 |
| 四、研究反思 |
（7）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概念界定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文章思路与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授徒游幕,科举入仕 |
| 一、“苏州神童” |
| 二、创设苏学会,宣扬维新 |
| 三、经济特科进士 |
| 小结 |
| 第二章 北洋幕僚,参与机要 |
| 一、精勤忠奋,崭露头角 |
| 二、“新役无所不从” |
| 三、从劝袁承认“共和”到公开反对帝制 |
| 小结 |
| 第三章 转入地方,投身省治 |
| 一、与张謇发起苏社 |
| 二、张一麐与苏省省长变更 |
| 三、张一麐与江苏省治 |
| 小结 |
| 第四章 立足苏州,践行自治 |
| 一、倡导弭兵运动 |
| 二、主持善人桥新村建设 |
| 三、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老骥伏枥,担当国事 |
| 一、抗战救国 |
| 二、参政议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 结论 |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福建省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省宪运动的发生 |
| 第一节 地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
| 一、地方主义的兴起 |
| 二、地方主义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 |
| 一、联邦制理论的传播 |
| 二、地方自治思想的勃兴 |
| 三、联邦制理论与地方自治思想的合流：联省自治思想的出现 |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的发轫与勃兴 |
| 一、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 |
| 二、联省自治运动时期省宪的勃兴 |
| 第二章 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 |
| 第一节 代议机构的设立 |
| 一、福建谘议局的设立及其活动 |
| 二、福建省议会的设立及其活动 |
| 第二节 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 |
| 一、军阀政治的动乱与窳败 |
| 二、经济极为窘迫 |
| 第三节 自治呼声的兴起 |
| 一、自治运动的发轫：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 |
| 二、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 |
| 第三章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 |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程序 |
| 一、《福建省宪法》的筹备 |
| 二、《福建省宪法》的起草 |
| 三、《福建省宪法》的审查 |
| 四、《福建省宪法》的省民公投及公布 |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创制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 |
| 一、审查启动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 二、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 三、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中央政府的抗争 |
| 四、制宪筹备处向外界的求助 |
| 第三节 福建制宪活动迟缓之缘由 |
| 一、军阀的抵制 |
| 二、士绅的规模与政治热情 |
| 三、制宪经费短缺 |
| 第四章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与特色 |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分析 |
| 一、文本内容与结构 |
| 二、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 |
| 三、省级政权结构 |
| 四、省民的权利义务 |
| 五、省的区域治理结构 |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的特色 |
| 一、六权分立的政权体制：考试机关的创建 |
| 二、社会主义思想之一：特设“生计”专章 |
| 三、社会主义思想之二：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 |
| 四、社会主义思想之三：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及建议 |
| 五、民主主义理念：对直接民主之重视 |
| 六、省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委员会制 |
| 七、司法权的配置模式：司法立法权与司法终审权委诸中央 |
| 第五章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与检视 |
| 第一节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 |
| 一、军民当局宣告废止《福建省宪法》 |
| 二、省议会最后的护宪努力 |
| 第二节 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特殊性原因 |
| 一、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 |
| 二、民意基础薄弱 |
| 三、制宪德性的缺陷 |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终结的普遍性原因 |
| 一、对省制共识的缺失 |
| 二、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 |
| 三、规范认同的障碍 |
| 四、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教学论发展的史学诉求 |
| （二）区域教学史研究的现实需要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说明 |
| （一）教学变革的历史时期 |
| （二）教学变革的历史区域 |
| （三）教学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个案法 |
| 五、相关研究综述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社会背景 |
| 一、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政治背景 |
| （一）由军府制到行省制 |
| （二）由八旗制到民政制 |
| （三）由德治到法治 |
| （四）由君主到立宪 |
| 二、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经济背景 |
| （一）农业改革 |
| （二）工业萌发 |
| （三）商业振兴 |
| 三、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教育背景 |
| （一）官学式微 |
| （二）私学崛起 |
| （三）科举渐兴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黑龙江学校沿革 |
| 一、小学校沿革 |
| （一）清末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二、中学校沿革 |
| （一）清末时期 |
| （二）民国初期 |
| 三、师范学校沿革 |
| （一）清末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四、实业学校沿革 |
| （一）清末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五、专门学校沿革 |
| （一）黑龙江陆军小学堂 |
| （二）东北商船学校 |
| （三）警务学堂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实施演进 |
| 一、培养目标：由臣民到国民 |
| （一）培养目标演进 |
| （二）培养目标分析 |
| 二、科目设置：由简单到丰富 |
| （一）科目设置演进 |
| （二）科目设置分析 |
| 三、教科书：由松散到规范 |
| （一）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 |
| （二）黑龙江地区教科书的使用 |
| （三）黑龙江首部地方教科书分析 |
| 四、教学方法：由单一到多元 |
| （一）教学方法的历史演进 |
| （二）教学方法演进分析 |
| 五、教学评价：定量与定性结合 |
| （一）定量的评价方式 |
| （二）论文性试题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主体嬗变 |
| 一、教师：由塾师到教师 |
| （一）教师基本情况 |
| （二）教师变革中的个案研究 |
| （三）教师的时代特征 |
| 二、学生：由经生到学生 |
| （一）学生基本情况 |
| （二）学生变革中的个案研究 |
| （三）学生的时代特征 |
| 第六章 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管理演进 |
| 一、学生管理日益规范化、制度化 |
| （一）入学管理 |
| （二）考核管理 |
| （三）毕业管理 |
| 二、教师管理渐趋科学化、专业化 |
| （一）教师培训管理 |
| （二）教师资格管理 |
| （三）教师待遇管理 |
| 三、学校管理逐步国有化 |
| （一）改良私塾 |
| （二）推广义务教育 |
| 余论 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之检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清末地方自治与近代义务教育的兴起（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研究[D]. 焦婕. 辽宁大学, 2020(07)
- [3]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D]. 李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南汇公产纠纷下的绅权嬗变（1906-1933）[D]. 王赫赫.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近三十年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研究述评[J]. 齐超儒. 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0(01)
- [7]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D]. 陈亚杰.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9]福建省宪研究[D]. 陈应珍.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研究[D]. 秦安.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