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穆静然[1]（2022）在《家屋与主客: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文中认为在历史上,康定锅庄是沟通汉藏贸易特别是边茶运销的关键环节,当地藏语称之为"阿加卡巴"（a-skya-kha-pa）。在既有研究中,学者普遍将康定锅庄视为一种专门的经济组织和中介机构。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完整,因为锅庄在"市场之下"还有嵌入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面向。一方面,锅庄的名号是当地家族的房名,在命名、释义、析分和继承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规则;另一方面,锅庄与客商最初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业伙伴,更有主客的面向。认识到锅庄的这些地方属性有助于澄清学界对锅庄"女性当家"和"权威中介"的误解。实际上,锅庄"女性当家"的现象并非母系社会或性别意识的产物,而是家屋制度下继嗣与婚姻并重的结果;"权威中介"地位的获得也不是出于锅庄在商业上的成就和重要性,而在于锅庄主人的声望,是阿加以主人而非中介身份参与贸易的结果与体现。
李子君[2]（2021）在《土屯制度下杂谷五屯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永乐五年（1407）,明朝中央政府设立杂谷安抚司,治所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在土司制度时期,杂谷土司辖区首次由"外化"迈入中央"内属"的管理体系,与内地建立起了一定的联系。随着改土归屯政策的实施,杂谷地区的职官制度、百姓的生计方式等均发生了系列变化,直接或间接关系到杂谷屯、甘堡屯、上孟董屯、下孟董屯和九子屯等五屯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值得指出的是,明清中央政府与杂谷地区羌、藏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了有效的双向互动,这种良性的双向互动在实施土屯制度后得以延续,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王航,彭陟焱[3]（2020）在《论清代穆坪土司的家国认同》文中提出家国认同是一个复合概念,主要包括对家族身份的肯定以及对国家权力权威、国家制度的精神性归属和实践性选择。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清代居于川西北的穆坪土司是嘉绒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较长的时期内,穆坪土司上顺中央,下安百姓,在与中央王朝、内外势力等各层次主体间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开放性社会结构,在增进与中央王朝的感情的同时,试图构建家族皇家身份认同,以表达自己东渐的政治文化诉求。
杜璐[4]（2020）在《“民族志”书写：阿来的作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阿来对藏地的书写,是以藏地文化变迁为主轴,突出对藏地文学真实性的追寻,对“有生命的共同体”的祈愿,对藏地现代性的反思等,这也因此具有了“民族志”的性质。虽有学者介入此话题,却留有较大延伸空间。正因为如此,笔者借鉴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序,细读阿来的小说以及其他作品,呈现藏民族从古至今的社会文化变迁史,并从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深描阿来民族志书写的情感追求,从中揭示作品体现的独特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具体如下:第一章:“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呈现。王铭铭认为民族志创作者对社会文化的表述离不开基于三种关系的阐释。纵观阿来的文学创作,发现有部分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具有民族志的特征和价值。以时间为序,主要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佛）三个维度为切入点,探寻阿来对本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地理风物、价值观念、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的动态呈现。作者把这些文化素材或以文化背景融入作品,或以文化片段的形式直接插入作品中,使作品具有了民族志般的文化记忆功能。第二章:“民族志”书写的情感理路。从追求藏地文学“真实性”、消除民族隔阂以构建“有生命的共同体”以及现代性反思等角度阐释阿来民族志书写的情感追寻。面对藏地文学市场上存在的文化误读现象,阿来期望以自己的创作实现文学上的“拨乱反正”。他借鉴人类学的写作方式,在“田野归去来”间积累真实的写作素材,并以主客位相结合的视角客观地对其进行解读,从而避免了文化误读。唯有消灭文化误读,正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才能对外实现与不同民族间的沟通、交流,从而构建“有生命的共同体”,并从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中实现对本民族内部的现代性反思。第三章:对阿来“民族志”书写的反思。文学的日益边缘化使作家们开始借用其他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观念,以期重塑文学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阿来以阿坝嘉绒和甘孜康巴为叙述空间,追溯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并以发展的眼光记录下地域民族文化的变迁,实现了对地域民族文化的深描。他又不仅仅沉醉于对地方和民族的表现,而是以此为窗口,从特殊走向普遍,使其作品深具人类性关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以及对藏民族社会文化从古到今的历时性叙述进一步丰富了藏族文学的表现维度。当然,其民族志书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如:由于阿来本人对教职人员的质疑和不信教的价值取向导致其作品对宗教内在精神的揭示不够,对史料的过度引用造成其部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性失衡。
杨旻旻[5]（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扎西翁加[6]（2020）在《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文中提出十九世纪中期,梁格·贡布郎吉（简称贡布郎吉）在数十年间统一瞻对,并进一步扩张,控制了康巴大部分地区,成了当时康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势力震惊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贡布郎吉发动“瞻对事件”后,原本处于汉藏“边缘”之地的瞻对瞬间成为了一块“飞地”。瞻对因此成为汉藏之间交流的心中地带和战略要地,为加强地方与中央间的深入联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贡布郎吉本人而言,他因触及了康区土司、西藏地方政府、清中央政府等各方的利益,使得这些势力对他的态度都是较为负面的。在贡布郎吉失败后,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了瞻对40余年,藏文史料上对他的记载较为偏向负面。本文认为,对于一个人物不能依据单一的判断,需要全面、综合进行分析。事实上贡布郎吉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发动如此声势浩荡的事件定有其客观、具体的原因。过去,由于瞻对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地形及特殊方言等因素影响,加大了研究的难度,从而限制了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笔者发挥自身的语言优势,以瞻对及康巴部分地区为对象,进行了近六个月深入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多方位的视角对贡布郎吉这一人物进行阐释。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并结合史料发现,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史学界,对贡布郎吉褒贬不一,至今仍未形成定论,所以贡布郎吉的形象也言人人殊。在民间,有的人称其为护法“贡布”的化身,也有的人认为他是“魔鬼”的化身。有的人说他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的英雄,也有人将他描绘成一个恶棍的形象。史学家对贡布郎吉的形象也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他是农奴起义的领袖,有的人却认为他是叛贼。总之,目前学术界对贡布郎吉缺乏一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大程度上还原贡布郎吉真正面目,同时对于了解当时社会历史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以贡布郎吉的多重面向为切入点,微观上从贡布郎吉的个人性格魅力及家庭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时对当时的自然地理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历史因素等进行宏观的把握。进而试图对贡布郎吉这一人物做一个较为客观、全面、具体的阐释。本文认为,贡布郎吉之所以能发动如此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主要有几个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方面的原因。首先,贡布郎吉独特的人格魅力、领导才能、宗教态度、军事策略是他得以统一瞻对,控制康巴大部分土司领地的主要原因;其次,贡布郎吉的家庭背景,瞻对地区独特的文化习俗与荣誉观为他最初扩大势力奠定了社会基础。再次,十九世纪康区、西藏以及整个中国动荡复杂的国内环境是贡布郎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最后,瞻对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空间是贡布郎吉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又一个客观的因素。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形成贡布郎吉多面形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原因。同时以史为鉴,反思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相似问题。
王惠敏[7]（2018）在《大小金川土司婚姻问题探究——基于清代档案文献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前现代社会,婚姻与家庭往往被看作世俗生活的承载与希望,既要受到地方社会习俗的制约,也是地方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在300多年前僻处川西北一隅的大小金川土司地区的婚姻状况亦可作如是观。笔者以《军机处录副奏折》《金川档》等清代档案文献为依据,结合前辈学者对两金川所在的嘉绒藏族地区婚姻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大小金川土司的婚姻问题进行探究,发现两金川土司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既受传统习俗制约,也尝试寻找补救途径以满足自身情感需要,同时为巩固和扩展自身势力,两金川土司通过选择婚姻对象,积极构建政治权力关系网络,力求在与周边嘉绒土司的权力争夺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不过,以此方式建立的嘉绒土司之间的政治婚姻联盟并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会因各土司势力的消长而处于变化之中。
孙松林[8]（2018）在《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岷江上游位于四川西北部,连接着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是汉藏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川藏间重要的交通廊道与枢纽。其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气候植被特征、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现象赋予了其独特而神奇的聚落景观,而偏僻、蔽塞的地理、交通环境又使得这些民族瑰宝得以保存,让人得见其神奇雄浑、苍凉悲壮的景观魅力。为了理清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和同一民族中的藏羌聚落景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以及这些迥异的聚落景观特征内在的形成机制与建造逻辑,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数据统计、GIS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先对岷江上游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概述（第二章）;然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岷江上游的总体聚落景观分布格局、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及11个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三～五章）;接着对同沟谷的藏羌聚落景观及同民族内不同沟谷的聚落景观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区分,并作了总结与评价（第六章）;在此基础上,对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第七章）;最后总结归纳了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与演替逻辑（第八章）。研究结论如下:1.藏羌聚落景观总体上具有沿岷江水系线性发展、沿海拔垂直分异的特征,2.藏族与羌族聚落在海拔、地貌、坡度坡向、资源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3.同一民族的聚落景观在岷江上游有多种表达方式,4.同区域内的藏羌聚落景观存在同质化现象,5.资源匮乏导致不同族群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与势力分化,6.岷江上游的聚落景观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历史人文为辅助变量而综合形成的,7.资源、产业、生产力、道路交通、文化交流、行政干预、自然灾害共同驱动聚落景观的演变。本研究首次对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了藏羌聚落景观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并对藏羌族聚落景观特征的形成给出了科学的解释与解答,还对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和演替逻辑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初步绘制了的岷江上游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研究成果有助于拯救与保护岷江上游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助力民族地区的团结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并对西部大开发中的风貌建设、旅游开发、经济发展与地域性景观营造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胡冬雯[9]（2016）在《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 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文中指出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成臻铭[10]（2014）在《新世纪十三年内的中国土司学——2000～2012年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取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十三年内,中国土司研究成果总量超过以前任何同一时段,来势迅猛。一些新视野、新概念的频频出现,反映了中国土司学界正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术转型。尽管"土官"、"土官衙门"和"土司"等词出现的语境尚未完全澄清,但十三年的研究已初步展示了有关土职和土官衙门的历史图景。土职、土司政府、土司区、土司关系和土司制度等五大研究主题的精细化,为最终介入土司区域社会总体史研究打下了基础。中国土司学研究经过长达九十年的前期积淀,在十三年内业已形成有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18个学科门类介入的格局,它们略呈五个梯次聚焦于土司。学科聚焦后的针对土司的历史与现实影响力、土司文化的再利用和土司制度文化的现当代启示的研究,将为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二、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家屋与主客: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综述 |
| （一）康定锅庄的历史缘起与制度特征 |
| （二）人类学的家屋研究 |
| （三）康定的土司与锅庄 |
| 二、房名、绰号与汉姓 |
| （一）锅庄与房名 |
| （二）分家和“上”“下”房名的获得 |
| （三）锅庄的汉姓与绰号 |
| 三、婚姻、继嗣与女性地位 |
| （一）婚姻与继嗣：房名的继承规则 |
| （二）家屋还是性别：锅庄女性地位问题的再讨论 |
| 四、主客关系：锅庄贸易的实质 |
| （一）商品与商人：锅庄贸易的主要内容 |
| （二）主客关系：锅庄贸易的基本形式 |
| 五、从主客到中介：市场变迁与锅庄的转型 |
| （一）“退头”与“折现”：照料的货币化与阿加的中介化 |
| （二）传统锅庄与经营性“锅庄”的兴起 |
| 六、结论 |
（2）土屯制度下杂谷五屯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交往与认同：服从征调、保家卫国 |
| 三、交流与交融：多元的社会生活 |
| (一)婚姻方面 |
| (二)丧葬习俗 |
| (三)生计方式 |
| 四、结语 |
（3）论清代穆坪土司的家国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代穆坪土司的历史记忆与家族认同 |
| 二、清代穆坪土司的文化认同 |
| 三、清代穆坪土司的政治认同 |
| 结语 |
（4）“民族志”书写：阿来的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民族志的界定及与文学的交融 |
| 三、选题的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 |
| 第一章 “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呈现 |
| 第一节 人人关系的本真体现 |
| 第二节 人物关系的理性反思 |
| 第三节 人神(佛)关系的深情爬梳 |
| 第二章 “民族志”书写的情感理路 |
| 第一节 作“真实”的记录者 |
| 第二节 构建有生命的共同体 |
| 第三节 现代性反思与族群焦虑 |
| 第三章 对阿来“民族志”书写的反思 |
| 第一节 “民族志”书写的价值 |
| 第二节 “民族志”书写的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5）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 1.1.1 小金县概述 |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 2.1.2 语言与认同 |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 2.3.1 大坪寺 |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 4.1.1 亲属互助圈 |
| 4.1.2 地缘互助圈 |
| 4.1.3 友缘互助圈 |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 4.3 仪式与互助 |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 5.1 权力与权威 |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 致谢 |
（6）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经验总结法 |
| (四)音像、影视记录法 |
| (五)比较法 |
| 四、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瞻对的地缘空间、历史与文化 |
| 第一节 地缘空间 |
| 一、地理位置 |
| 二、气候特点 |
| 三、自然资源 |
| 第二节 瞻对地名考 |
| 一、“瞻对”地名来源说 |
| 二、瞻对珠母宗 |
| 三、瞻对梁茹 |
| 第三节 瞻对多元的文化空间 |
| 一、山神文化 |
| 二、宗教文化 |
| 三、节日文化 |
| 四、语言文化 |
| 五、时代文化 |
| 第二章 贡布郎吉的家世与“瞻对事件” |
| 第一节 “梁格”之由来 |
| 一、“瞻对本冲”新权利中心的确立:茹龙 |
| 二、“梁堆”与“梁麦”:瞻对家族一分为二 |
| 三、中瞻对:“梁格仓”的诞生及第一次兴衰 |
| 第二节 贡布郎吉的童年生活 |
| 一、贡布郎吉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 |
| 二、梁格的第二次兴起 |
| 三、贡布郎吉家族势力受打击 |
| 第三节 “瞻对事件”:梁格最后的兴衰 |
| 一、巩固梁格实力 |
| 二、贡布郎吉统一瞻对 |
| 三、威震康区 |
| 第四节 梁格最后的败亡 |
| 一、中心与边缘:“清藏”之间的瞻对 |
| 二、贡布郎吉的扩张对西藏地方政府和清廷影响 |
| 三、“瞻藏战役”始末:西藏地方政府对瞻对发起的军事行动 |
| 第三章 政教博弈:贡布郎吉对宗教的态度 |
| 第一节 贡布郎吉与家庙 |
| 一、贡布郎吉与“贡布护法” |
| 二、瞻对的“觉沃” |
| 第二节 贡布郎吉对寺院的态度 |
| 一、瞻对的“三大寺” |
| 二、梁格家与瞻对其他寺院的互动 |
| 第三节 贡布郎吉对宗教人士的态度 |
| 第四节 贡布郎吉与“利美运动” |
| 第四章 打破与重组:贡布郎吉整肃瞻对社会秩序 |
| 第一节 “仓”、“果”与部落的关系 |
| 一、“仓”:藏族最小的社会单位 |
| 二、“仓”与部落的关系 |
| 三、“果”:超越部落限制的社会单位 |
| 第二节 瞻对内部社会秩序之“仓”与“果” |
| 一、“仓”与“果”在瞻对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 |
| 二、瞻对的“仓”与“果”势力 |
| 第三节 贡布郎吉打破并重组“仓”与“果”势力 |
| 一、“均平富”:打破“门当户对” |
| 二、移民:内平衡“仓”与“果”的势力,外稳定社会秩序 |
| 三、均分土地达到势力均衡 |
| 第五章 贡布郎吉的军事策略 |
| 第一节 贡布郎吉军队的渊源 |
| 一、各霸一方的瞻对土司 |
| 二、“梁格仓”的联姻与贡布郎吉个人魅力 |
| 第二节 军队指导思想 |
| 一、军事哲学(理念):敬山神,重誓言 |
| 二、建军思想:尚武求真本事 |
| 三、作战思想:进攻与防御结合 |
| 第三节 贡布郎吉的军队情况 |
| 一、军队训练 |
| 二、武器装备 |
| 三、军规军纪 |
| 四、组织办法 |
| 第四节 贡布郎吉的进攻与防御策略 |
| 一、进攻策略 |
| 二、防御措施 |
| 第六章 多面的贡布郎吉 |
| 第一节 “护法神”与“魔鬼”说 |
| 一、从贡布郎吉的前世说起 |
| 二、护法“贡布” |
| 三、“赞”与“魔鬼” |
| 第二节 叛贼与领袖 |
| 一、叛贼论 |
| 二、领袖论 |
| 第三节 地方视角下的恶棍与英雄 |
| 一、恶棍论及原因分析 |
| 二、英雄论及其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贡布郎吉生平主要事迹表 |
| 附录三 :贡布郎吉家谱 |
| 附录四 :论文中人名与地名汉藏对照录 |
| 致谢 |
（8）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 |
| 1.2.1. 研究区域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相关概念解析 |
| 1.3.1. 聚落 |
| 1.3.2 传统聚落 |
| 1.3.3. 村庄、村寨与村落 |
| 1.3.4. 聚落景观 |
| 1.3.5. 景观特征 |
| 1.4. 相关研究进展 |
| 1.4.1. 国内外在乡土聚落景观方面的研究进展 |
| 1.4.2. 岷江上游大地景观与宏观聚落景观的研究进展 |
| 1.4.3. 岷江上游藏族聚落景观的研究进展 |
| 1.4.4. 岷江上游羌族聚落景观的研究进展 |
| 1.4.5. 其他与藏族、羌族聚落景观相关的研究进展 |
| 1.4.6.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发展方向 |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数据 |
| 1.5.4. 研究框架 |
| 2. 岷江上游地区聚落生长的背景环境 |
| 2.1. 自然地理环境 |
| 2.1.1. 地形地貌 |
| 2.1.2. 地质土壤 |
| 2.1.3. 气候条件 |
| 2.1.4. 水文水系 |
| 2.1.5. 动物植被 |
| 2.1.6. 自然灾害 |
| 2.2. 历史人文环境 |
| 2.2.1. 民族迁徙与历史演替 |
| 2.2.2. 民族组成与区域分布 |
| 2.2.3. 语言文字 |
| 2.2.4. 风俗习惯 |
| 2.2.5. 宗教信仰 |
| 2.3. 社会经济环境 |
| 2.3.1. 社会结构与等级制度 |
| 2.3.2. 经济组成及产业支撑 |
| 2.3.3. 经济沟通与对外交往 |
| 2.4. 小结——特殊、复杂、落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3. 宏观视野下的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特征 |
| 3.1. 西南边陲的过渡地带 |
| 3.1.1. 大地阶梯的过渡地带 |
| 3.1.2. 胡焕庸线上的分界带 |
| 3.1.3. 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走廊 |
| 3.2. 岷江上游的大地景观风貌 |
| 3.2.1. 高山深谷的地理风貌 |
| 3.2.2. 线性的对外通道 |
| 3.2.3. 垂直划分与水平分异的景观格局 |
| 3.2.4. 资源分布的垂直带谱现象 |
| 3.3. 岷江上游的聚落分布特征 |
| 3.3.1. 沿水系道路呈线性分布 |
| 3.3.2. 沿深谷两侧的垂直分布 |
| 3.3.3. 按民族分野的分布特征 |
| 3.3.4. 与坡度坡向相关的分布特征 |
| 3.3.5. 与生产资料密切耦合 |
| 3.4. 小结——沿水系、道路、海拔分异的区域景观 |
| 4. 中观视域下的各沟谷聚落景观特征 |
| 4.1. 杂谷脑河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1.1. 杂谷脑河中段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1.2. 孟屯河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2. 黑水河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2.1. 黑水河中段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2.2. 赤不苏沟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3. 岷江干流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3.1. 黑虎沟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3.2. 小姓沟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4. 小结——按区域分异的自然景观特征与藏羌族群势力分化 |
| 5. 微观视角下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1. 杂谷脑河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1.1. 样本01:屯堡聚落——甘堡藏寨 |
| 5.1.2. 样本02:半山哨卡——木卡羌寨 |
| 5.2. 孟屯河谷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2.1. 样本03:河谷藏寨——日波寨 |
| 5.2.2. 样本04:半山羌寨——水塘村 |
| 5.3. 赤不苏沟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3.1. 样本05:以水源为中心——大寨子 |
| 5.3.2. 样本06:河谷防御型堡寨——大瓜子 |
| 5.4. 黑水河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4.1. 样本07:藏羌交汇处——色尔古 |
| 5.4.2. 样本08:高山上的藏寨——大别窝 |
| 5.5. 黑虎沟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5.1. 样本09:高碉林立的羌寨——鹰嘴河寨 |
| 5.6. 小姓沟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6.1. 样本10:林区中的藏寨——姑纳村 |
| 5.6.2. 样本11:林区中的羌寨——大尔边 |
| 5.7. 小结——按民族和区域双向划分的聚落景观 |
| 6. 岷江上游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评价 |
| 6.1. 同沟谷内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1.1. 杂谷脑河流域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1.2. 黑水河流域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1.3. 岷江干流流域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2. 同民族内不同沟谷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2.1. 不同沟谷中藏族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2.2. 不同沟谷中羌族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3. 藏羌民族间聚落景观的总体对比与评价 |
| 6.3.1. 藏羌聚落景观之间的相似性 |
| 6.3.2. 藏羌聚落景观之间的异质性 |
| 6.3.3. 藏羌聚落景观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
| 6.4. 小结——藏羌聚落景观的总体差异性与地区同质化 |
| 7.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内在形成机制 |
| 7.1. 因“地”制宜——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1.1. 地形地貌与聚落景观的关系 |
| 7.1.2. 气候水文与聚落的选址、空间布局和建筑形式 |
| 7.1.3. 地域环境决定聚落景观的构筑材料与建造方式 |
| 7.1.4. 自然灾害引起聚落景观突变 |
| 7.2. 生存之“道”——资源竞争与合作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2.1. 资源承载决定聚落的选址与规模 |
| 7.2.2. 资源竞争与合作构成聚落的势力范围与典型模式 |
| 7.2.3. 资源争夺与合作影响下的聚落联盟与区域交通体系 |
| 7.2.4. 资源影响下的自然生态观与聚落景观生态格局 |
| 7.3. 安全保卫——族群战争与防御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3.1. 族群认同、区分与敌对关系 |
| 7.3.2. 族群势力与聚落的选址、布局和景观意象 |
| 7.3.3. 战争、掠夺与聚落的防御性景观 |
| 7.3.4. 心理安全与实用性、舒适性之间的权衡 |
| 7.4. 神明庇佑——宗教与风俗习惯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4.1. 宗教文化与聚落景观的空间布局关系 |
| 7.4.2. 宗教文化与聚落景观的垂直分布关系 |
| 7.4.3. 宗教文化影响聚落景观的形态、色彩和符号 |
| 7.4.4. 风俗习惯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5. 交流融合——社会交往与民族融合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5.1. 道路沟通与经济交往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5.2. 文化交流对聚落景观的影响 |
| 7.5.3. 民族融合形成聚落景观的渐变与过渡 |
| 7.6. 改革变迁——社会经济与行政干预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6.1. 资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引起聚落景观演变 |
| 7.6.2. 产业变化与经济发展导致聚落景观的跳跃式革新 |
| 7.6.3. 社会等级制度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6.4. 政府行政干预导致聚落景观的变化 |
| 7.7. 小结——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共同决定聚落景观的表达 |
| 8.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与演替逻辑 |
| 8.1.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分类与基本模式 |
| 8.1.1.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分类 |
| 8.1.2.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 |
| 8.2.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建造与演替逻辑 |
| 8.2.1.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建造逻辑 |
| 8.2.2.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演替逻辑 |
| 8.3.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因图谱 |
| 8.3.1. 景观基因组(基因胞) |
| 8.3.2. 景观联接通道(基因链) |
| 8.3.3. 景观文化与能量(基因信息) |
| 8.3.4. 景观整体形态(基因形) |
| 8.3.5. 景观基因图谱 |
| 8.4. 小结 |
| 9. 总结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藏羌聚落景观总体上具有沿岷江水系线性发展、沿海拔垂直分异的特征 |
| 9.1.2. 藏羌聚落在海拔、地貌、坡度坡向、资源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 |
| 9.1.3. 同—民族的聚落景观在岷江上游有多种表达方式 |
| 9.1.4. 同区域内的藏羌聚落景观存在同质化现象 |
| 9.1.5. 资源匮乏导致不同族群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与势力分化 |
| 9.1.6. 岷江上游的聚落景观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历史人文为辅助变量而综合形成的 |
| 9.1.7. 资源、产业、生产力、道路交通、文化交流、行政干预、自然灾害共同驱动聚落景观的演变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2.1. 首次将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特征作全面的比较研究 |
| 9.2.2. 首次对岷江上游藏羌聚落景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 |
| 9.2.3. 首次对藏羌族聚落景观的特征给出科学的解释并解构其形成逻辑 |
| 9.2.4. 利用GIS、统计学等分析方法对岷江上游的聚落景观进行了定量研究 |
| 9.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9）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 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从土司辖地到屯田寨落———苟尔光(karkuη)村 |
| 三、通过屯田建立的国家秩序 |
| (一)屯田与番屯 |
| (二)以田养兵:通过土地控制社会 |
| (三)番屯下的“新”秩序 |
| 四、房名、内婚制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
| (一)“当差”制造身份差别 |
| (二)房名、等级内婚与社会等级再生产 |
| 五、再生产的等级结构与双重权威 |
四、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家屋与主客: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J]. 穆静然. 社会, 2022(01)
- [2]土屯制度下杂谷五屯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研究[J]. 李子君.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1(06)
- [3]论清代穆坪土司的家国认同[J]. 王航,彭陟焱.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3)
- [4]“民族志”书写：阿来的作品研究[D]. 杜璐. 西南大学, 2020(01)
- [5]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D]. 扎西翁加.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7]大小金川土司婚姻问题探究——基于清代档案文献的考察[J]. 王惠敏. 西北民族论丛, 2018(01)
- [8]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D]. 孙松林.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9]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 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J]. 胡冬雯. 社会, 2016(01)
- [10]新世纪十三年内的中国土司学——2000～2012年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取向[J]. 成臻铭. 青海民族研究,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