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的途径新探——兼论西部地区的非农化与城镇化（论文文献综述）
兰红燕[1]（2019）在《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举措。法治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并强调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工作重点。相对于城市社区,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处于落后状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社会是我国面临的特殊国情。如若乡村社会治理不能实现法治化,也就无从谈及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而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中任务最为艰巨的环节。城乡发展关系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治理现代化和法治是在城乡发展关系转变,即走向城乡融合发展大背景下推进的。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正是通过现代治理方式和法治途径得到逐步推进,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在城乡融合的各项政策措施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得以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以及党和国家关于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思想与政策是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理论基础,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目标,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重要内容,而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则通过党和国家关于乡村社会发展的思想与政策的形成以及实施得以推进。改革开发以来,“乡政村治”是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农业农村政策都是通过“乡政村治”的运行得以贯彻和实施。十八大之前,国家通过“乡政村治”机制的运行在乡村社会进行各种法律治理的活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乡政村治”模式遭遇新的困境。十九大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建构了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崭新框架。在现代治理和法治理论的制度体系内,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是多元主体依据多样化规则在法治轨道内依法行使治理活动,发挥各自应有功能的有机共治。在当前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由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镇）政府负责、村民自治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对乡村社会进行法治化治理是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治理机制。法治化治理机制的运行首先需要对治理主体的法治化建设,包括乡村基层法治型党组织的建设,法治型、服务型和民主型的乡（镇）政府的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依法产生和法定职责的确定,乡村社会组织和现代乡村精英的培育等方面。我国乡村社会客观存在的复杂差异性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由多层次、多样化的规则构成。国家立法在规则体系中处于效力最高位阶,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规则,各地方法规和规章将乡村社会治理的国家法律法规具体化和地方化,使各项治理法律规则在乡村社会得以具体实施。党和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尤其是立法空白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乡村社会习惯法和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传统规则,对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多层次多样化的治理规则体系由于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需要对国家立法空白领域进行立法加强和关键领域进行法律规则修正。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法治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在多样化法律制度体系内依法进行治理活动,包括基层党组织的依法领导和执政,乡（镇）政府依法行政,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自治和社会组织的依法参与各环节有序有机运行。同时,农村法律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也是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内容。
徐冬平[2]（2018）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模式及布局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200400 mm、干燥度12的内蒙古高原南缘和长城沿线地区,属于半干旱生态脆弱地区。在当前国际社会对生态脆弱地区高度关注和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肩负生态屏障、区域均衡发展等重要使命的北方农牧交错区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北方农牧交错区作为典型的水资源缺乏地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地表水资源已几近枯竭。而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无序使用,更是加剧了区域的水危机,草场退化、土壤沙化、土地盐碱化等生态问题严重危及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有必要从水资源约束视角关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模式与布局问题,在有限水资源支撑下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在对既有北方农牧交错区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与北方农牧交错区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北方农牧交错区典型代表区域——通辽市作为案例地开展研究。通过分析北方农牧交错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判定农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北方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认为北方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问题在于水资源的缺乏与传统农业过度开发引起的区域水资源部门间配置不合理导致的生产发展矛盾,以及传统农业过度开发有限水资源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水资源为条件约束,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传统农业发展路径、退耕还牧农业发展路径、循环农业经济发展路径等3种路径的综合仿真研究,探究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基于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最优路径,具体构建农业、农牧、牧业等3类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并在各模式经济效益分析基础上,依据技术难易、经济投入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将各类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细分为6种具体子模式,以供北方农牧交错区循环农业经济发展选择。为更好指导区域循环农业发展实践,本研究以乡镇为行政单元,从现状、发展优先状态和水资源制约等3种发展状态开展农牧空间功能分区研究,并结合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体系,从空间和时间维度开展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综合布局研究,最终形成如下研究结论。（1）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是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通过对退耕还牧、循环经济等发展路径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研究,并对运行结果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模拟期末循环经济路径下GDP总量分别为传统农业路径和退耕还牧路径下的1.08和1.95倍,用水效率分别为1.41倍和1.82倍,这说明循环经济的发展路径能够延长产业链条,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较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较明显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较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能够更好地促进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可持续发展。（2）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体系可为北方农牧交错区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提供多种选择。通过构建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体系,改变了长期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缺乏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指导体系的现状,有效地促进了循环农业经济优势和价值的发挥。研究表明,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比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体系的人均收入提高了47.44%,用水效率提高了80.75%,地均效率提高了80.96%,总用水量节约了18.43%,总占用土地面积节约了18.53%;循环牧业与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均有相应提高。同时,研究按照发展阶段不断高级化和建设内容不断丰富化的原则设计了循环农业经济子模式,既为北方农牧交错区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也农牧交错区实现循环农业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3）科学的农牧空间功能分区是合理布局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基础。基于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过度发展的事实,提出层级递进的农牧空间功能分区思路,并开展了通辽农牧空间功能分区的综合研究,研究表明与发展优先农牧及生态优先空间分区相比当前状态下分别有16个和26乡镇过度开发了农业,分别占乡镇总数的21%和33%。这说明当前状态下,通辽市的农业发展呈过度开发态势,需要通过改变当前的发展路径来扭转这种态势。（4）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综合布局明确了北方农牧交错区发展循环农业的空间格局。确定了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综合布局的4条原则和4种方法。并在遵循原则的情况下,利用综合布局方法,实现了通辽市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时空结合的多尺度动态布局,有利于区域实现循环经济促动下的稳步发展,有利于区域循环农业经济实现长效的发展,这为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力。（5）提出了推行农业生产组织有效地促进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建议。在对循环农业经济技术采用模式综合布局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推行农业生产组织有效地促进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建议。推行循环农业经济时要将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与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相结合,利用循环经济的技术模式来丰富组织模式的内容,利用组织模式来推动技术模式的发展,相互支撑。本研究提出了适合北方农牧交错区的4种组织模式,分别是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和生态园区等4种组织模式,并建议不同的组织形式与相适应的循环农业经济技术模式相结合,以更好地推动通辽是循环农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吴学伟[3]（2018）在《小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与生态安全评价》文中认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LUCC）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与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合作进行纲领性交叉科学研究课题,然而随着人类对土地资源索取和改造力度不断加大,致使区域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和植被退化等各种环境问题的加剧,不仅直接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演替,而且严重危害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小三江平原位于三江平原的核心区域,是我国沼泽的主要分布区。50余年来在人口速增、农业现代化技术的提升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下,已由昔日“北大荒”成为今日的“北大仓”,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并由此引发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基于此,本文以Landsat/MSS、TM遥感影像为主要信息源,在RS和GIS支持下,借助于土地利用变化、图谱信息和景观格局等模型,分析1976-2013年间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和景观格局的空间变化和生态过程,基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驱动因子深入探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借助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效应”的理论,从自然资源状态、环境生态压力和自然与环境响应出发,基于景观层面构建区域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模型,揭示景观格局时空演变规律与区域生态过程响应的内在机理,以此探究景观生态安全区的生态恢复措施和途径,为区域湿地资源生态恢复、保护、生态重建和持续发展的规划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1976-2013年,小三江平原地区LUCC发生重大变化,土地利用格局由以湿地等自然景观为主的自然混合景观逐步转变为以农田等人为景观为主的区域格局现状,区域土地格局结构日趋不合理。其中,1976年土地利用结构以自然景观（未利用地、草地和林地）为主,面积比例为68.28%;2000年和2013年自然景观所占面积比例分别为38.20%和19.62%,人为景观（耕地和居民工矿用地）的面积比例分别达到了 51.99%和78.19%。研究区内耕地、林地和居民工矿用地增加,草地、未利用地和水域面积减少,草地接近极端的下降趋势。2)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从1976年的188.39增加到2013年的269.12,且在各个行政单元都呈现增加趋势,保护区在三个时期的指数值都是相对最小。前期变化型是研究区面积最大图谱单元,面积比例为36.92%,面积最大图谱类型为“未利用地耕地-耕地”;面积最小图谱单元是反复变化型,占总面积的6.55%,“耕地-林地-耕地”是该类型的最大面积图谱模式,后期变化型的是“未利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持续变化型的为“未利用地-林地-耕地”。3)耕地和林地景观斑块数目先增加而后减少,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景观斑块数目呈现持续的减少趋势,居民工矿用地景观斑块数目呈现增加趋势;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耕地景观的最大斑块周长、面积和平均斑块面积、周长都具有很好的正相关关系,林地、草地、未利用地景观呈现减少趋势,耕地景观呈现增加趋势;斑块数量随着粒度增加而呈现复杂变化;景观斑块聚集度和分维数随粒度增加呈现有规律变化;聚集度随着颗粒递增呈现线性递减趋势,散布与并列指数呈现线性递增变化趋势;景观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没表现出现明显的粒度效应。4)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由1976年1.3488和0.7528降分别降到2013年的0.7928和0.4436,景观优势度则由1976年的1.2362增加到2013年的1.7922,区域各景观组分分布趋向不均匀化,面积比例差异性增加,均匀程度减小,景观格局受到某一种或者几种优势景观类型支配地位增强,优势景观类型对景观整体的控制作用增强,景观完整化程度好,区域景观呈现出以耕地为基质,未利用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居民工矿用地等呈补丁状散布于之中的景观格局,与该区域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和区域产业结构相关。5)耕地景观在1976-2000年和2000-2013年的转入贡献率分别为55.34%和80.50%,转入贡献率要高于转出贡献率;居民工矿用地景观转入贡献率要高于转出贡献率;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景观转出贡献率要高于转入贡献率;林地→耕地、草地→耕地和未利用地→耕地在1976-2000年间贡献率分别为30.50%、1.86%和47.28%;耕地、林地和水域景观具有较高的保留率,而草地和未利用地景观具有较低的保留率,2000-2013年耕地景观的保留率最大,为94.85%,草地景观最小,仅为0.59%;林地→耕地、草地→耕地和未利用地→耕地等变换基本反映景观组分动态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6)研究区的生态服务价值由1976年的2.24×1010元减少到2013年的1.28×1010元,年减少率为1.15%;耕地和居民工矿用地景观生态服务价值呈现增加趋势,耕地景观生态服务价值由1976年2.29X109元增加到2013年6.16X109元,未利用地、草地和水域景观的生态服务价值则呈现出下降趋势,未利用地景观生态服务价值下降最大,为1.21×1010万元,草地景观次之,为1.74X 109元,1976年和2000年以未利用地（湿地）的生态价值为主体,在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比例分别为72.07%和53.76%,2013年以耕地景观为主体,比例为48.075%,源于研究区景观格局由原来的湿地基质混合景观格局变为现在的农田基质的农业景观格局,呈现出以湿地为主要景观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环境转变为以农田为主要景观类型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环境。7)3期景观生态安全的全局Moran’s Ⅰ指数均为正值,表明景观生态安全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存在高-高和低-低的正相关性,低-高或者高-低的空间负相关;1976年高-高自相关类型集中分布于生态安全Ⅴ级区域,2000和2013年的高-高聚集区分布于河流沿岸和保护区内,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呈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1976-2013年景观生态安全呈现高级别向中、低级别转换变化特征,1976年以生态安全Ⅳ和Ⅴ级为主,面积比例为62.36%,2000年的Ⅲ和Ⅳ级占据较大面积比例,占总面积的54.13%,2013年的Ⅰ和Ⅱ级占据优势地位,达到68.34%。8)景观生态环境安全评估一直是生态安全研究领域的前沿学术难题,基于野外调查和遥感定量反演的植被盖度数据,建立研究区植被盖度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之间回归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景观生态安全变化与植被盖度变化的关联性,揭示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演变与生态系统响应的内在机理。景观生态安全和植被盖度呈现一个较高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2为0.90。景观生态安全变化与植被盖度变化的相关系数R2分别为0.96和0.93,具有很高的关联性。景观生态安全变化与植被盖度变化也具有很高的关联性,景观生态安全很好的反映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信息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9)基于Markov模型对研究区景观生态安全结果进行预测。自2013年一直到最终平衡状态,生态安全Ⅰ级面积比例一直呈现递增趋势,而其它生态等级面积比例呈现递减趋势,生态安全Ⅰ级面积比例在平衡状态为72.64%,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生态安全Ⅱ级次之,为20.54%,生态安全V级最小,仅为1.10%。最终模拟结果与2013年结果相似,呈现生态安全Ⅰ和Ⅱ级占据绝对优势,其它生态等级处于次要支配地位的格局局面。
侯现慧[4]（2017）在《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研究 ——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快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城市化速度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然而,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产业低质同构、耕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渐突出。面对中国城市化仍将持续推进、耕地资源十分紧缺和生态系统持续退化的现实困境,如何协调城市发展、耕地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三者之间关系成为中国土地管理中的主要矛盾。虽然中国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耕地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基本农田“划远不划近”、“划劣不划优”、上山下滩、空间布局频繁调整等问题。与此同时,城市土地利用粗放低效、盲目蔓延式扩张、占用耕地资源严重等问题依然严峻,而且在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下,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的方向发展,因此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化质量,协调城市发展、耕地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和《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提出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简称“三线”）。由此可见,“三线”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政策工具,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然而,生态文明理念对“三线”协调划定有怎样的启示?如何通过“三线”划定协调城市发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因此,开展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对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国内外关于“三线”协调划定的相关研究成果,总结研究进展及存在不足;其次,系统分析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理念内涵及生态文明思想对“三线”协调划定的启示,明确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的目标导向以及“三线”的功能定位;最后,构建了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的方法体系,并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为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的协调划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如下:（1）明确了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划定的基本原则,同时扩展了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的功能定位。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都是根据不同目标导向而划定的特殊空间范围,因而划定过程中要符合不同目标导向下土地利用的基本规律。同时,为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城市开发边界不仅具有引导城市扩张方向和控制城市规模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功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将不仅承担保证区域的粮食安全的职责,而且在区域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还具有满足城市理性发展的功能;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证区域生态安全而划定的最小空间范围,其不仅承担着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指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作用,从而减少城市扩张和耕地保护对生态系统的影响。（2）构建了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的方法体系。本研究将城市扩张作为切入点,构建了“三线”协调划定的方法体系:一是,结合不同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形成机制和产生机理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识别方法;二是,测算目标年永久基本农田需求量,同时构建和确定基于农业发展的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合理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三是:预测和确定目标年城市规模的需求量和城市扩张过程的预测模型。最后,以城市扩张为切入点,建立以永久基本农田的供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需和城市发展需求规模为纽带的函数关系,同时将生态保护红线为空间指示,利用UFE-CA模型实现了“三线”的协调划定。（3）构建了以永久基本农田供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需和城市发展需求规模为约束条件,以生态保护红线为空间约束条件的城市扩张预测模型,即UFE-CA模型。本研究以传统约束CA模型为基础,在吸收和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需要,对传统约束CA模型进行了一些改进:一是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果替换原有的政府约束变量,体现城市扩张以生态系统保护为前提;二是城市扩张规模不在设定一个固定值（或模型的迭代次数）,而是结合各种函数关系进行综合约束,即在兼顾粮食安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城市理性发展的目标下,构建模型的终止条件;三是不设置转换阈值,而是采用最大转换概率法,对城市扩展进行模拟。这种设计不仅可以解决城市扩张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作用而导致的不确定性问题,如城市扩张对粮食安全和生态服务功能影响,而且体现了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扩张的一种极限思维,从而在保证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相协调的前提条件下,协调了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之间的矛盾与冲突。（4）对湖北省襄阳市开展了“三线”协调划定的实证研究。结合襄阳市实际情况,划定了针对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敏感性和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的生态保护红线,并结合《湖北省汉江流域综合开发总体规划（2011—2020年）》要求,将汉江及主要支流也纳入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之内,总计面积达为694984.56 hm2。同时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气体调节功能,即碳平衡关系,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关系的纽带。针对“三线”协调划定函数关系的关键参数值进行了测算,2020年襄阳市永久基本农田和城市规模需求量分别为450104.46hm2和38238hm2,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碳排放量将达到3587537.63t。2014年襄阳市生态系统固碳总量为3840506.63t,适宜布局永久基本农田的规模为591828.22hm2。将各参数代入UFE-CA模型,通过模拟结果可知,襄阳市2020年城市规模将达到38238.07hm2,其中新增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来自于耕地,同时樊城区的城市扩张面积最大。最后结合模拟结果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二者的面积分别为38238.07hm2、589151.14hm2,并结合“三线”划定的目标提出了相应管理建设和制度保障的措施。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本研究将永久基本农田供需、碳收支平衡和体现节约集约思想的城市发展需求规模作为模型终止条件,将生态保护红线为空间约束条件,从而构建了城市扩张预测模型,即UFE-CA模型,并在Arcgis中进行了实现。为协调区域城市发展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和新思路。（2）本研究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绿色基础设施”的设计理念和构成要素,提出了基于“源”地、缓冲区和廊道的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方法,从而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点状式保护转变为网络式保护,提高了生态保护红线支持当地物种生存繁衍和保持自然生态过程的能力。
王新越[5]（2014）在《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旅游产业迅速崛起，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逐步深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等综合功能不断加强，呈现出“旅游化”的趋势。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城镇经济的繁荣，城镇景观在空间上的拓展，城镇生活方式的普及等等，都为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物质、文化等基础，也为旅游化的形成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伴随着“十二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深化，目前工业化对我国城镇化的主导作用已经开始减弱，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它们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旅游产业是服务业的龙头，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产业关联性，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因此，新型城镇化可以以旅游化为引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城镇化的全面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加速旅游化的进程，二者相互促进，从而实现旅游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旅游学、产业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采用耦合函数法、聚类分析与灰色预测等定量方法，按照“内涵—机理－测度－协调关系—类型”的思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首先，根据世界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旅游产业的规模与功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阐明旅游化的产生与形成，并在现代旅游产业概念的基础上科学界定旅游化的内涵。旅游化就是指通过旅游活动与旅游文化的普及、旅游空间与领域的不断拓展、旅游产业要素发展完善、旅游产业与第一、二产业及其他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组织等功能得以全面发挥的基础上，使其发展成为国家或区域支柱产业，并广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过程。因此，“旅游化”不仅是一种现象、一种过程，更是一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人们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通过分析旅游化与旅游产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阐释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解析旅游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并根据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强弱将二者相互作用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型、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型。然后，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对城镇化的要求，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从旅游化内涵出发，统筹考虑旅游产业规模和旅游产业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组织功能，构建旅游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遴选影响城镇化系统和旅游化系统的评价因子；运用熵值法对2000－2011年城镇化和旅游化评价体系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再根据建立的旅游化、城镇化评价体系，测算我国31省市城镇化、旅游化发展水平，重点分析2000年以来各地区城镇化、旅游化差异的时空演变轨迹和结构性动因。研究表明，家用汽车的拥有量、国内旅游收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与旅游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因子。最后，根据2000-2011年我国31省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定量分析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关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确定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采用耦合函数法和协调发展度的方法，建立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评价模型，评价2000－2011年各地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二者正在逐渐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东部地区已经形成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隆起带，北京、上海和浙江是二者协调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再对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合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类型的研究，将我国31省市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的现状，划分为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型、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初步协调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低度协调型3个基本类型，并选择典型地区对该种类型的发展模式运行效果进行预测与检验；再针对不同类型提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方向与主要动力，为国家和地区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程钰[6]（2014）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与优化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推动下，影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基础，战后世界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许多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土地退化、荒漠化、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环境公害、化学物质迁移、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呈现在公众面前，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渐显现。经济高速增长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背后是人地关系的急剧恶化，其深层次的是哲学层面上对人地关系的不恰当认识，源自于发展观念的不合理，因此研究人地关系的演变与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公众的资源环境需求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具有中国缩影之称的山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大省、工业大省、人口大省，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转型、城镇化加速、市场化完善和国际化提升的新阶段，是进行人地关系研究的典型区域。论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主线，采取文献查阅和实地调研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综合比较和归纳论证相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综合分析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解析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时间演变过程和空间分异格局，选取生态脆弱型、海陆兼备型和资源导向型3种地域系统类型，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典型地域系统的人地矛盾问题辨析和定量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地系统优化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机制，形成了以下结论：（1）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呈现研究区域多尺度、研究手段多样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但系统性综合研究、基础性研究是薄弱环节，因此加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趋势。人地关系向人地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转变是对人地关系理论与认知的深化，强调了人地系统的整体性概念，能够将系统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研究中，为人地关系的综合集成系统研究提供基础。（2）人地关系互动演化的曲线符合Logistic模型，在阻止因子s（0<s<r）和作用系数（0<<1）以及最大承载力K的条件下，人类活动强度在K/t r s至K/之间是维持人地关系协调的基本条件。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性要素，在索罗模型的基础上，推导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尾效。（3）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人类活动、需求结构、区际关系、区域发展环境、区域管治措施是影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的7个主要因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的基础，人文地理环境是系统演变内在动力，人类活动是系统演变直接动力，需求结构是系统演变间接动力，区际关系是系统演变外部动力，区域发展环境是系统演变推动力，区域管制措施是系统演变调控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的内部作用、外部作用和整体作用机制。（4）1949年-至今时期内，山东省人地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相对协调阶段（1949-1978年）、矛盾凸显阶段（1979-2002年）、逐步协调阶段（2003年-至今）。山东省人地系统整体可持续性状态呈现部分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生态环境要素状态逐步改善，但资源环境约束性作用依然较强的特征，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供给与需求矛盾持续突出成为制约山东省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因素。（5）定量测度山东省1991-2012年人类活动强度和资源环境水平的耦合度和人类活动强度对资源环境水平的响应度，山东省1991-2012年人类活动强度指数由0.410上升到0.819，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资源环境水平由0.736下降到0.537，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两者耦合度基本在0.959以上，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度由良好协调向高度协调演变。资源环境水平对人类活动强度响应具有对应性和连续性，始终表现出负响应特征，但胁迫效应幅度逐年缩小，回归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和区域开发效率是造成响应度减小的最主要因素。（6）根据组合类型划分结果，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地级市空间格局来看，威海、青岛属于高水平协调型，枣庄、滨州、潍坊和泰安属于中等水平协调类型，日照、临沂、东营、烟台和德州属于低水平协调型，淄博、莱芜和济宁属于不协调型，聊城和菏泽属于勉强协调型；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县级市空间格局来看，鲁东、鲁中和鲁北地区县市的协调类型相对较好，但鲁南、鲁西地区县市特别是菏泽和临沂地区县市协调类型相对较差，区域之间协调类型差异较大。（7）选取生态脆弱型、海陆兼备型和资源导向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类型作为典型分析案例，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淡水资源先天不足、环境污染严重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地主要矛盾，区域中部和西翼开发过度，而区域东翼和中部部分县市区人地关系相对协调；渔业生产中的结构性和深层次矛盾突出、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淡水资源不足等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存在的主要人地矛盾，人地关系的可持续性正在由一般可持续性向强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流域环境问题严重等是西部隆起带人地主要矛盾，枣庄市人地系统的脆弱性基本介于0.208-0.377之间，属于较低强度的脆弱性水平。（8）在时间和空间角度下，人地关系研究的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促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不断优化，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从“人”的生产力、需求力和调控力以及“地”的承载力、缓冲力和恢复力角度，构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整体调控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人地系统调控的区际协调机制以及适应性机制。在优化“人”与“地”之间相互作用方式与作用强度、强化生态安全调控、优化“人”与“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对策。论文在内容安排上包括8个部分：（1）第一部分：导言。从国际、国内和山东省3个层面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归纳总结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等。（2）第二部分：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述评。梳理、总结与归纳国内外人地关系的相关研究特点与不足之处，展望总结人地关系的研究趋势。（3）第三部分：基本理论与基本概念。分析人地关系的相关理论依据，梳理判断人地关系、人地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相关基础理论。（4）第四部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阐释人地关系演变的状态，分析地域系统演变的影响因素，构建系统演变作用机制。（5）第五部分：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实证研究。划分山东省人地关系演变的阶段，综合评估山东省人地关系可持续性状态，解析山东省人地关系的演化过程和空间格局。（6）第六部分：典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地矛盾解析与评估。辨析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西部隆起带人地关系的主要矛盾，并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综合评估研究区的人地关系可持续性状态。（7）第七部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路径。构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调控的整体思路，从“人”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作用强度、“地”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空间结构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人地关系优化路径。（8）第八部分：结论与展望，通过对论文的全面回顾与逻辑概括，提炼总结论文的基本结论，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
张安良[7]（2012）在《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东省不仅是一个经济大省,也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21亩,低于全国1.38亩/人的平均水平。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山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约为532.6万人,其中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439.77万人。再加上,山东省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这一阶段正是加速农业人口非农化时期。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论文共分十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相关理论,第三章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变动和剩余进行了分析和估算,第四章分析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和现状,第五章对影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负面效应,第七章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问卷调查分析,第八章指出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九章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第十章是本论文的结论与讨论部分。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省自解放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与趋势做了一些比较分析,就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影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做了重点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结论,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存大、增速快,据估算山东省目前尚有800多万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往农业、在农村,不仅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代价损失。据测算,从1980年到2011年,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对山东省大约造成了相当于这30年GDP总和的26%的经济损失。所以,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尽快推进山东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与转移。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明显地划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人民公社体制和城乡隔离体制因索的约束,转移波动大,但总量小,转移渠道较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各项制度政策的松动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始以较大规模、较快速度进行。目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正处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三阶段,即工业化社会阶段,并将持续维持至少2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城市化进程、各项制度政策的完善以及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将成为决定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度的几个主要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尽管很好地促进了山东省GDP的增长,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大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和农村长期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数量必须要有一个限度,否则会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尽管山东省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但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制约,目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劳动力转移成本过高;二是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仍然偏低；三是转移劳动力就业培训缺乏；四是政府就业指导与帮扶不足；五是劳动力转移信息不畅；六是农民工工资拖欠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的快速合理转移。本文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对策与建议：一、政府职能上,提供公共服务产品,降低转移成本；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加强对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和领导；保障劳动力转移的合法权益。二、产业政策上,挖掘农业就业审间;大大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三、社会政策上,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制定劳动力转移的培训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只有落实好这些对策与建议才能保证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的转移。
王文棣[8]（2010）在《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社区,被称作社会研究之纲,而社区发展则是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社区发展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社区居民共同努力并与政府权威人士合作,以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进一步协调和整合各社区,使它们为全国的繁荣和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河西走廊不仅在生态上具有多元生态体聚合的意义,而且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是主要的多民族聚居、融合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丰富的资源与脆弱的生态并存,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相对的欠发达并存。研究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对当地民族和区域发展,而且对我国各民族可持续协调发展,共创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文献和调查统计资料的分析,梳理了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历史、现实特征,以及社区民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基本状态。研究发现,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具有原生性和自发性,民族性和宗教性,后发性和先进性等特征。其历史底蕴深厚,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优异,目前社区发展较好。然其发展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上过于依赖传统畜牧业和矿产资源开采业导致脆弱的生态难以支撑；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上社区民众参与度不高导致内源动力不足成为制约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研究认为,河西走廊民族社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可持续的内发道路,关键在于构建建立在内源动力激发基础上,合理有效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应以综合协调观为指导,体现效益与公平的协调,体现民族发展、社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协调,体现环境、人口、技术、组织和文化的协调；在社区管理中根据城乡二元化特征和民族社区的特殊性,科学合理地使用激励措施以激发内源动力；用城乡统筹为核心的“扩散—增长极”模式来整合内、外源动力；以大力发展旅游业;调整产业结构,做好农业产业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事业投入和开支,促进民族社区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和民众实际生活质量提高等措施培育可持续的增长极；重点做好社会流动和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掌控大众传媒来促使扩散-增长的效果的实现。同时,建立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民族平等,维护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原则的法律保障机制。以授权性的区域自治法为前提,培养参与式发展理念的法律意识,健全环境法制,真正发挥《村民自治法》的效力,并树立有限政府理念,扩大基层民主；立法正式认可民族聚居地区民间法法律效力,解决“二次司法”问题,使国家法和习惯法相融合,强化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文化特征,增强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促进对国家和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共享发展成果,进而促进民族和区域的稳定和团结。共同建构以社会诚信、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一体为目标的和谐社会。
汪飞[9]（2009）在《尉犁县退耕还林综合效益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为依托,以生态学原理、可持续发展原理、统计学原理等为理论依据,立足实际,针对塔里木河中下游县域尺度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参考国内外有关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林业生态工程综合效益评价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县域尺度退耕还林综合效益评价理论、方法的研究,结合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实际情况选取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进行效益评价考察其实施成效。取得了以下成果:（1）探讨了县域尺度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的评价方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基本政策以及工程效益评价的理论基础,探讨了构建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以及指标权重、指标的量化和综合评价的计算方法,建立了县域尺度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为荒漠内陆河流域县域尺度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的评价提供了方法借鉴。（2）对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利用所构建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首先,生态效益显着,其指数为0.739。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森林覆盖率逐年增加,使尉犁县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土地次生盐渍化以及沙漠化的蔓延得到了遏制,土壤理化性质得到了改良,也发挥了一定的节水效益。其次,经济效益指数为0.543,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不是很显着。退耕还林优化了尉犁县农业产业结构,使林产品收入有所增加。在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使尉犁县的投资环境得以改善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成分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也为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创造了条件。但经济效益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完全显现。因而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经济效益在短时期内还不是很显着。再者,发挥了相应的社会效益,其指数为0.65,效益比较显着。尉犁县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以及人均林地占有面积,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加深了农牧民对西部大开发的理解,提高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及生产技术水平,进一步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建设。同时,也提高了尉犁县的知名度,为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持续开展创造了条件。最后,尉犁县退耕还林综合效益指数为0.699。说明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产生了比较显着的生态效益,也促进了尉犁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本与尉犁县的实际情况相符,也基本符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根本宗旨。与预期目标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原因是尉犁县退耕林分大多都还处于幼林阶段,林分、林种结构不完善以及退耕还林工程本身具有的“后效性”,导致各项功能效益还没有完全发挥,其次是尉犁县本身的自然气候条件以及经济条件所限。但总体上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是成功的,各项效益还有很大的发挥潜力,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提高,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各项效益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最终可以达到预期目标。（3）根据评价结果,对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提出了经营措施为了更好的完善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以及退耕还林的持续经营,根据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的评价结果,结合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实际,建议合理调整林分结构和林种配置,积极营造节水型生态经济林,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规范管理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综合配套服务。
张文政[10]（2009）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后果研究 ——以甘青宁为例》文中提出社会流动是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移动。当前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主要表征为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经商等非农性就业行为。就流动的量而言,呈现出汹涌之势;就流动的质来看,尚存诸多不合理之处。频繁的社会流动也产生了许多的影响,研究社会流动的后果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特别是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后果的研究,有助于引导该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合理、有序运行和实现区域乃至城乡协调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的理论意义。本论文以甘青宁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流动现象进行实证研究,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乡村社会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产生的经济后果、政治后果、文化后果和社会后果。在分析中,试图扭转许多对于乡村社会流动的偏见,客观、辩证地分析其正向和负向后果、显性和隐性后果。研究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内社会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巨大推力的同时,也造成流出地农业从业群体弱化、新农村建设主体萎缩等问题;在外出流动中,农村劳动力在见识增长、能力提高的同时,因自身素质的比较劣势和社会固有的制度壁垒,造成政治利益难以保障、身份地位转化滞后等问题;社会流动过程中,多元民族文化互动增多,使得乡村社会成员的婚姻家庭及教育等观念的变迁加快,同时也因主体蚀化使得传统文化承继问题凸现;流动劳动力因生活的不确定,很难产生对城市社区的认同。诸多方面显示,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乡村社会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引导社会合理、有序进行是必要且重要的,其合理的取向应定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上来。
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的途径新探——兼论西部地区的非农化与城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的途径新探——兼论西部地区的非农化与城镇化（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治理理论 |
| (一)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 |
| (二)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和主要内容 |
| (三)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乡村社会治理新理念 |
| (一)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 |
| (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 |
| 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社会治理 |
| (一)乡村社会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
| 第二章 治理法治化：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应对 |
| 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政村治”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 |
| (一)“乡政村治”模式的确立 |
| (二)“乡政村治”模式下“乡”和“村”的治理 |
| 二、“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乡村社会法律治理基本状态 |
| (一)国家立法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法制建设 |
| (二)“乡政”和“村治”实践中的法律治理 |
| (三)乡村社会的法律治理专项活动 |
| 三、“乡政村治”在新时代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中遭遇困境 |
| (一)乡村社会成员普遍法律意识淡薄 |
| (二)乡(镇)与村庄治理主体关系异化 |
| (三)村民自治面临新问题 |
| (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滞后 |
| 四、新时代乡村社会中的法治化治理 |
| (一)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
| (二)乡村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自治的关系 |
|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特殊涵义 |
| 第三章 多元共治：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主体体系 |
| 一、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多元主体体系的构成 |
| (一)多元主体在乡村法治化治理中的必要性 |
| (二)多元主体在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中的意义 |
| (三)我国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多元主体体系构成 |
| 二、保障领导力量：建设乡村法治型基层党组织 |
| (一)法治型党组织的概念内涵 |
| (二)乡(镇)基层法治型党组织建设是依法治党的要求 |
| (三)法治型党组织建设原创于基层党建工作 |
| (四)乡村基层法治型党组织的建设路径 |
| 三、完善主要责任主体：构建乡村基层法治政府 |
| (一)建设乡(镇)基层法治型政府 |
| (二)完善乡(镇)基层服务型政府 |
| (三)建构乡(镇)基层民主型政府 |
| 四、健全基本主体：完善村民自治组织 |
| (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村民自治组织依法产生 |
| (二)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法治化 |
| (三)理顺村两委关系 |
| 五、培育社会治理主体：乡村社会组织与乡村精英 |
| (一)乡村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思想基础：转变全能政府理念 |
| (二)乡村社会组织的制度空间：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体系 |
| (三)创新体制机制：乡村社会精英回归的有效途径 |
| 第四章 多样化治理规则：乡村社会治理的法制体系 |
| 一、乡村社会多样化治理法律规则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要求 |
| (一)法律多元主义 |
| (二)“软法亦法”理念 |
| 二、乡村社会治理多样化法律规则制度体系的构成 |
| (一)国家法规则：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规则 |
| (二)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乡村社会治理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充实 |
| (三)党内法规：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规则 |
| (四)各级党政部门规范性文件：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组成 |
| (五)乡村传统规则：乡村社会治理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 |
| (六)乡村社会治理法制体系中各种规则的效力位阶 |
| 三、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法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一)乡村社会治理的国家立法不平衡 |
| (二)乡村社会治理的国家立法滞后于乡村社会发展 |
| (三)乡村社会治理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 |
| 四、乡村社会治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国家法空白领域的立法工作 |
| (二)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关键领域的法律制度 |
| (三)加强党内法规的建设和完善 |
| (四)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传统规范的建设 |
| 第五章 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依法治理理念的培育：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观念基础 |
| (一)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是法治教育的重点对象 |
| (二)建立多层次的法治教育责任主体体系 |
| (三)确定有针对性的法治教育内容 |
| (四)运用注重实效性的法治教育方式和载体 |
| 二、基层党组织的依法执政：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领导保障 |
| (一)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依法执政的必要性 |
| (二)完善党在法治轨道内对乡村社会治理的领导 |
| 三、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主要彰显 |
| (一)明确乡(镇)政府的法定行政职权 |
| (二)加强对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 |
| 四、村民自治组织的依法自治：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厘清村委会承担的自治性事务与政府性事务 |
| (二)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权力机构的法定功能 |
| (三)健全运行机制,保障村民依法进行村务治理 |
| 五、完善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 |
| (一)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务是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的应有之义 |
| (二)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建设 |
| (三)发挥传统资源对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的助力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模式及布局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进展与评述 |
| 2.1 国外研究进展 |
| 2.1.1 气候变化对农牧交错区影响研究 |
| 2.1.2 农牧交错区水资源利用研究 |
| 2.1.3 农牧交错区生态系统功能研究 |
| 2.1.4 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研究 |
| 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2.1 农牧交错区演变研究 |
| 2.2.2 农牧交错区人地关系研究 |
| 2.2.3 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
| 2.2.4 农牧交错区研究方法 |
| 2.3 研究述评 |
| 2.3.1 研究现状述评 |
| 2.3.2 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研究理论基础 |
| 3.1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 环境承载力理论 |
| 3.4 循环经济理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
| 4.1 案例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4.1.1 案例区概况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北方农牧交错区传统农业发展路径分析 |
| 4.2.1 北方农牧交错区传统农业地位与作用分析 |
| 4.2.2 水资源对传统农业发展路径约束效应分析 |
| 4.2.3 北方农牧交错区传统农业发展路径仿真研究 |
| 4.3 北方农牧交错区退耕还牧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
| 4.3.1 北方农牧交错区退耕还牧农业发展路径 |
| 4.3.2 北方农牧交错区退耕还牧农业发展路径仿真研究 |
| 4.4 北方农牧交错区循环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
| 4.4.1 北方农牧交错区循环农业发展路径 |
| 4.4.2 北方农牧交错区循环农业发展路径仿真研究 |
| 4.5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
| 5.1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体系 |
| 5.2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构建 |
| 5.2.1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结构分析 |
| 5.2.2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效益分析 |
| 5.2.3 农业循环经济子模式研究 |
| 5.3 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构建 |
| 5.3.1 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结构分析 |
| 5.3.2 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效益分析 |
| 5.3.3 牧业循环经济子模式研究 |
| 5.4 农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空间功能分区研究 |
| 6.1 层级递进的农牧空间功能分区 |
| 6.2 农牧空间功能发展现状 |
| 6.3 发展优先的农牧空间功能分区 |
| 6.3.1 发展优先农牧空间功能各项指标评价 |
| 6.3.2 发展优先的农牧空间功能分区 |
| 6.4 水资源约束下农牧空间功能分区 |
| 6.4.1 水资源约束下农牧空间功能各项指标评价 |
| 6.4.3 水资源约束效应评价 |
| 6.4.4 水资源约束下空间功能分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空间功能分区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布局研究 |
| 7.1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综合布局原则与方法 |
| 7.2 乡镇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综合布局 |
| 7.3 旗县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综合布局 |
| 7.4 市级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综合布局 |
| 7.5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循环农业组织模式研究 |
| 8.1 家庭农场组织模式 |
| 8.2 合作社组织模式 |
| 8.3“龙头企业+农户”组织模式 |
| 8.4 生态园区组织模式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创新及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创新之处 |
| 9.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图1 调查足迹图 |
| 附图2 旗县层面近期发展循环经济策略布局图 |
| 附图3 旗县层面中期发展循环经济策略布局图 |
| 附图4 旗县层面远期发展循环经济策略布局图 |
| 附表1 当前状态通辽市农牧空间功能一览表 |
| 附表2 通辽市发展优先的农牧空间功能一览表 |
| 附表3 通辽市水资源约束下农牧空间功能一览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3）小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与生态安全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进展 |
| 1.2.2 景观生态学 |
| 1.2.3 生态安全 |
| 1.3 研究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3.3 研究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域概况 |
| 2.1 研究区域地理位置 |
| 2.2 研究区自然地理条件 |
| 2.2.1 地形地貌 |
| 2.2.2 气候 |
| 2.2.3 水文 |
| 2.2.4 土壤 |
| 2.2.5 动植物资源 |
| 2.3 社会经济状况 |
| 3 数据处理及研究方法 |
| 3.1 数据获取 |
| 3.1.1 遥感数据 |
| 3.1.2 其它数据源 |
| 3.2 遥感数据处理 |
| 3.2.1 遥感数据预处理 |
| 3.2.2 影像光谱特征 |
| 3.3 遥感影像分类与解译 |
| 3.3.1 地物类型分类体系 |
| 3.3.2 基于支持向量机(SVM)的提取 |
| 3.3.3 分类后处理 |
| 3.4 非遥感数据处理 |
| 3.4.1 DEM获取 |
| 3.4.2 土壤数据 |
| 3.4.3 气候数据 |
| 3.4.4 社会经济数据 |
| 3.5 本章小结 |
| 4 小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时空特征研究 |
| 4.1 小三江平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演变分析 |
| 4.1.1 土地利用/覆被结构演变分析 |
| 4.1.2 土地利用速率时空演变分析 |
| 4.2 土地利用空间模型演变分析 |
| 4.2.1 空间结构变化的研究 |
| 4.2.2 1976-2000年土地利用时空转化研究 |
| 4.2.3 2000-2013年土地利用时空转化研究 |
| 4.2.4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模型 |
| 4.3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分析 |
| 4.4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图谱信息 |
| 4.4.1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信息图谱的构建 |
| 4.4.2 1976-2013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信息图谱分析 |
| 4.5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问题 |
| 4.6 小结 |
| 5 小三江平原土地景观格局时空演化分析 |
| 5.1 景观格局指数 |
| 5.1.1 斑块尺度景观结构指数 |
| 5.1.2 景观尺度的区域景观格局动态分析 |
| 5.1.3 区域景观格局空间特征结构分析 |
| 5.2 景观组分动态变化 |
| 5.2.1 景观组分指数计算方法 |
| 5.2.2 景观组分转入/转出贡献率分析 |
| 5.2.3 研究区景观组分保留率分析 |
| 5.3 景观格局的粒度效应研究 |
| 5.3.1 斑块类型水平上的粒度效应 |
| 5.3.2 景观镶嵌体水平上的粒度效应 |
| 5.4 土地利用的的景观生态过程响应 |
| 5.4.1 景观结构变化的生态过程 |
| 5.4.2 景观生态过程服务价值变化 |
| 5.5 研究区域景观格局变化动态变化影响因素 |
| 5.5.1 自然因素 |
| 5.5.2 人为因素 |
| 5.6 小结 |
| 6 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分析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评价单元 |
| 6.1.2 生态安全评价框架 |
| 6.1.3 数据收集 |
| 6.2 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及指标 |
| 6.2.1 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模型 |
| 6.2.2 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建立 |
| 6.2.3 评价指标值归一化处理 |
| 6.2.4. 评价指标权重 |
| 6.2.5 景观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
| 6.2.6 景观生态安全结果评价 |
| 6.3 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时空异质性分析 |
| 6.3.1 景观生态安全时间变化 |
| 6.3.2 景观生态安全空间变化 |
| 6.3.3 景观生态安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4 景观生态安全时空演变分析 |
| 6.4 景观生态安全区的生态调控 |
| 6.4.1 高度安全生态调控措施 |
| 6.4.2 较高安全生态调控措施 |
| 6.4.3 中等安全调控措施 |
| 6.4.4 低和较低安全调控措施 |
| 6.5 景观生态安全模拟预测 |
| 6.6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研究 ——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3 研究进展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3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文明 |
| 2.1.2 生态文明建设 |
| 2.1.3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
| 2.1.4 生态保护红线 |
| 2.1.5 城市开发边界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
| 2.2.3 地域分异理论 |
| 2.2.4 系统理论 |
| 2.2.5 区位理论 |
| 2.2.6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3 生态文明理念对“三线”协调划定的启示 |
| 2.3.1 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 |
| 2.3.2 生态文明的理念内涵 |
| 2.3.3 生态文明理念对“三线”协调划定的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的方法体系 |
| 3.1 方法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1.1 全面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
| 3.1.2 独立性与系统性原则 |
| 3.1.3 动态性与相对稳定性原则 |
| 3.1.4 区域性与普适性原则 |
| 3.2 方法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
| 3.3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
| 3.3.1 生态保护红线类型确定 |
| 3.3.2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思路及技术路线 |
| 3.3.3 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
| 3.3.4 基于生态功能重要性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
| 3.3.5 基于生态敏感性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
| 3.3.6 生态保护红线的整合与补充完善 |
| 3.4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模及布局分析 |
| 3.4.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模测算 |
| 3.4.2 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合理性评价 |
| 3.5 城市发展规模及扩张模拟方法 |
| 3.5.1 城市规模预测 |
| 3.5.2 城市扩张预测模型 |
| 3.6“三线”协调划定方法的构建 |
| 3.6.1“三线”协调划定的原则 |
| 3.6.2“三线”协调划定的思路 |
| 3.6.3 UFE-CA模型的构建 |
| 3.6.4 UFE-CA模型的模拟过程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 |
| 4.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4.1.1 研究区概况 |
| 4.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
| 4.2.1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
| 4.2.2 基于水土流失/保持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
| 4.2.3 生态保护红线整合与补充完善 |
| 4.3 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合理性分析 |
| 4.3.1 指标量化分级及权重确定 |
| 4.3.2 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适宜性评价 |
| 4.3.3 考虑生态保护红线的布局合理性分析 |
| 4.4“三线”协调划定中关键参数值确定 |
| 4.4.1 襄阳市永久基本农田和城市规模需求分析 |
| 4.4.2 襄阳市生态系统固碳量测算 |
| 4.4.3 襄阳市社会经济发展释碳量测算 |
| 4.5“三线”协调划定 |
| 4.5.1 UFE-CA模型的区域约束概率计算 |
| 4.5.2 UFE-CA模型的全局约束条件选择与设置 |
| 4.5.3 UFE-CA模型终止条件设置及运行条件初始判断 |
| 4.5.4 UFE-CA模型的模拟及结果分析 |
| 4.5.5“三线”协调划定结果及分析 |
| 4.6“三线”的管理建设与制度安排 |
| 4.6.1“三线”的管理建设 |
| 4.6.2“三线”的制度保障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综合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所用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逻辑框架 |
| 1.3.4 主要创新点 |
| 2 旅游化与城镇化基础理论 |
| 2.1 旅游化的内涵解析 |
| 2.1.1 旅游化的内涵 |
| 2.1.2 旅游化与城镇化 |
| 2.1.3 旅游化与工业化 |
| 2.1.4 旅游化与信息化 |
| 2.1.5 旅游化与农业现代化 |
| 2.2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2.1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2.2.2 我国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3 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理论依据 |
| 2.3.1 城镇化动力机制理论 |
| 2.3.2 消费结构演变理论 |
| 2.3.3 精神与心理需求理论 |
| 2.3.4 协调发展理论 |
| 3 旅游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 |
| 3.1 影响旅游化与城镇化形成发展的共同因素 |
| 3.1.1 国家政策 |
| 3.1.2 区位条件 |
| 3.1.3 经济基础 |
| 3.1.4 社会基础 |
| 3.1.5 历史基础 |
| 3.1.6 文化基础 |
| 3.1.7 全球化与区域化 |
| 3.2 旅游化对城镇化的作用 |
| 3.2.1 旅游产业规模与城镇化 |
| 3.2.2 旅游产业的经济功能与城镇化 |
| 3.2.3 旅游产业的社会功能与城镇化 |
| 3.2.4 旅游产业的文化功能与城镇化 |
| 3.2.5 旅游产业的教育功能与城镇化 |
| 3.2.6 旅游产业的生态功能与城镇化 |
| 3.2.7 旅游产业的组织功能与城镇化 |
| 3.3 城镇化对旅游化的作用 |
| 3.3.1 人口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2 经济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3 社会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4 空间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5 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6 生活方式城镇化与旅游化 |
| 3.3.7 城乡一体化与旅游化 |
| 3.3.8 城镇创新研发能力与旅游化 |
| 3.4 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类型 |
| 3.4.1 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型 |
| 3.4.2 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型 |
| 3.4.3 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型 |
| 4 城镇化的界定与测度 |
| 4.1 城镇化评价指标及方法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指标权重及各省市综合得分的确定 |
| 4.2 城镇化发展水平关联度分析 |
| 4.2.1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 |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评价指标 |
| 4.2.3 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各子系统 |
| 4.3 城镇化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4.3.1 全国城镇化构成要素 |
| 4.3.2 31 省市城镇化构成要素 |
| 4.4 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4.4.1 全国城镇化发展水平 |
| 4.4.2 31 省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 |
| 4.4.3 31 省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 |
| 5.旅游化的界定与测度 |
| 5.1 旅游化评价指标与方法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指标权重及各省市综合得分的确定 |
| 5.2 旅游化发展水平关联度分析 |
| 5.2.1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评价指标 |
| 5.2.3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各子系统 |
| 5.2.4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其他指标 |
| 5.3 旅游化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
| 5.3.1 全国旅游化构成要素 |
| 5.3.2 31 省市旅游化构成要素 |
| 5.4 旅游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
| 5.4.1 全国旅游化发展水平 |
| 5.4.2 31 省市旅游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 |
| 5.4.3 31 省市旅游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 |
| 6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动力机制与协调发展关系 |
| 6.1 旅游化与城镇化的关联度分析 |
| 6.1.1 旅游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 |
| 6.1.2 旅游化各子系统与城镇化各子系统 |
| 6.2 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与定量模型 |
| 6.2.1 面板数据检验 |
| 6.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6.2.3 模型选择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型的构建 |
| 6.3.1 耦合度模型 |
| 6.3.2 协调发展模型与等级划分 |
| 6.4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协调发展度的时空变化 |
| 6.4.1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 |
| 6.4.2 协调发展度的时间变化 |
| 6.4.3 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变化 |
| 7 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类型与发展方向 |
| 7.1 旅游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型 |
| 7.1.1 发展方向与理念 |
| 7.1.2 运行条件 |
| 7.1.3 运行效果预测与检验 |
| 7.2 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初步协调型 |
| 7.2.1 以旅游化为主动力模式 |
| 7.2.2 以城镇化为主动力模式 |
| 7.4 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萌芽低度协调型 |
| 7.4.1 发展方向与理念 |
| 7.4.2 运行条件 |
| 7.4.3 模式细分 |
| 8 结语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与优化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 国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1 国外研究进展 |
| 2.1.2 国外研究述评 |
| 2.2 国内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2.1 国内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基础理论与基本概念 |
| 3.1 基础理论 |
| 3.1.1 系统科学理论 |
| 3.1.2 经济学与资源环境学科交叉理论 |
| 3.1.3 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概念 |
| 3.2 基本概念与内涵 |
| 3.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基本概念辨析 |
| 3.2.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 |
| 3.2.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结构 |
| 3.2.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功能 |
| 3.2.5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原理 |
| 第四章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 |
| 4.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状态演变 |
| 4.1.1 地理熵视角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状态演变 |
| 4.1.2 Logistic 模型视角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状态演变 |
| 4.1.3 索罗模型视角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状态演变 |
| 4.1.4 人类文明发展视角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状态演变 |
| 4.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影响因素解析 |
| 4.2.1 自然地理环境 |
| 4.2.2 人文地理环境 |
| 4.2.3 人类活动因素 |
| 4.2.4 需求结构因素 |
| 4.2.5 区际关系因素 |
| 4.2.6 区域发展环境 |
| 4.2.7 空间管治措施 |
| 4.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作用机制构建 |
| 4.3.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的内部作用机制 |
| 4.3.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的外部作用机制 |
| 4.3.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的整体作用机制 |
| 第五章 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实证分析 |
| 5.1 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阶段划分 |
| 5.1.1 划分依据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可持续性评估 |
| 5.2.1 “人”的可持续性评估 |
| 5.2.2 “地”的可持续性评估 |
| 5.3 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及影响因素 |
| 5.3.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3.2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与权重的确定 |
| 5.3.3 人地关系耦合度和响应度模型构建 |
| 5.3.4 计算结果分析 |
| 5.4 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空间格局分析 |
| 5.4.1 基于地市视角的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空间格局 |
| 5.4.2 基于县域视角的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空间格局 |
| 第六章 山东省典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类型人地矛盾评估 |
| 6.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类型划分的基本原则与类型选取 |
| 6.1.1 基本原则 |
| 6.1.2 类型选取 |
| 6.2 生态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
| 6.2.1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基本概况 |
| 6.2.2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地关系主要矛盾辨析 |
| 6.2.3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空间开发状态评估 |
| 6.3 海陆兼备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
| 6.3.1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基本概况 |
| 6.3.2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地关系协调主要约束瓶颈 |
| 6.3.3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地关系可持续性综合评估 |
| 6.4 资源导向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
| 6.4.1 西部隆起带基本概况 |
| 6.4.2 西部隆起带人地关系主要矛盾辨析 |
| 6.4.3 西部隆起带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估——以资源衰竭型城市枣庄市为例 |
| 第七章 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路径与对策 |
| 7.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的总体思路 |
| 7.1.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的依据原则 |
| 7.1.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的总体思路构建 |
| 7.2 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路径 |
| 7.2.1 优化调控“人”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与作用强度 |
| 7.2.2 提高“地”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强化生态环境安全调控 |
| 7.2.3 调控与优化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 |
| 7.3 创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调控对策 |
| 7.3.1 构建区域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
| 7.3.2 创新区域（省域）生态环境管理模式与机制 |
| 7.3.3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观点与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农村劳动力 |
| 1.2.2 农业劳动力 |
| 1.2.3 农村剩余劳动力 |
| 1.2.4 农业剩余劳动力 |
| 1.2.5 农村劳动力转移 |
| 1.3 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 |
| 2.1 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 |
| 2.1.1 刘易斯关于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理论 |
| 2.1.2 拉尼斯、费景汉含有转折区间的二元经济模型 |
| 2.1.3 乔根森关于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理论 |
| 2.1.4 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 |
| 2.1.5 “推拉”理论 |
| 2.1.6 其他有影响的理论 |
| 2.1.7 对上述理论的简单评述 |
| 2.2 国内关于农村劳动转移的研究 |
| 2.2.1 关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剩余规模估算的研究 |
| 2.2.2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2.3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研究 |
| 2.2.4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的研究 |
| 2.2.5 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的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变动及其剩余分析 |
| 3.1 近30年来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变动特征 |
| 3.1.1 农村劳动力数量持续增长,但增加幅度趋缓 |
| 3.1.2 农业劳动力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 |
| 3.1.3 农村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日渐增多 |
| 3.1.4 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比重不断上升 |
| 3.1.5 农村劳动力变动的地区差异显着 |
| 3.2 山东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估算与趋势预测 |
| 3.2.1 山东省农业劳动力剩余状况的纵向分析 |
| 3.2.2 山东省农业劳动力剩余程度的内部非均衡性 |
| 3.2.3 山东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变动预测 |
| 3.3 山东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的经济代价 |
| 3.4 山东省农业劳动力剩余因素分析 |
| 3.4.1 劳动供给量长期大于各产业部门的吸收能力 |
| 3.4.2 农业技术进步相对减少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 |
| 3.4.3 农用耕地逐年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
| 3.4.4 农村劳动力常年供给与季节需求的矛盾 |
| 3.4.5 人口政策和教育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4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历史与现状 |
| 4.1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 |
| 4.1.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时期(1949-1978年) |
| 4.1.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增长期(1979年以来) |
| 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特征 |
| 4.2.1 农业就业份额下降严重滞后于农业产值份额下降 |
| 4.2.2 就业结构变化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化 |
| 4.2.3 劳动力城乡结构变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
| 4.2.4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相一致 |
| 4.2.5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相一致 |
| 4.2.6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变化与人均比较收益变化相一致 |
| 4.2.7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变化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一致 |
| 4.3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化趋势 |
| 4.3.1 转移层次向知识型、技能型提升 |
| 4.3.2 转移方式向有序发展 |
| 4.3.3 转移以季节性转移为主,兼业化趋势明显 |
| 4.3.4 转移具有较强的地域集中性 |
| 4.3.5 以制造业、建筑业和商业为主要转移行业 |
| 4.4 本章小结 |
| 5 影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索分析 |
| 5.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 |
| 5.1.1 国民经济中产业发展的差异造成收入结构的差异 |
| 5.1.2 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在拉力 |
| 5.1.3 农村就业环境的恶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推力 |
| 5.1.4 农民追求更高生活水平 |
| 5.2 影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的综合模型分析 |
| 5.2.1 变量的界定 |
| 5.2.2 指标数据收集整理 |
| 5.2.3 研究模型与方法 |
| 5.2.4 模型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分析 |
| 6.1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 |
| 6.1.1 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测算模型 |
| 6.1.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测算与分析 |
| 6.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模型估计及分析 |
| 6.3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6.3.1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
| 6.3.2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
| 6.4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问卷调查分析 |
| 7.1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实地调查分析 |
| 7.1.1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
| 7.1.2 实地调查结果分析 |
| 7.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制约因素及条件 |
| 7.2.1 转移的动机 |
| 7.2.2 主要制约因素 |
| 7.2.3 转移的条件 |
| 7.3 本章小结 |
| 8 影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问题 |
| 8.1 劳动力转移成本过高 |
| 8.2 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仍然偏低 |
| 8.3 劳动力转移培训缺失 |
| 8.4 政府就业指导与帮扶力度不大 |
| 8.5 劳动力转移信息滞后 |
| 8.6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 |
| 8.7 本章小结 |
| 9 促进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与建议 |
| 9.1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
| 9.1.1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降低转移成本 |
| 9.1.2 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 |
| 9.1.3 用经济手段调节、引导劳动力的转移 |
| 9.1.4 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与管理 |
| 9.1.5 保障劳动力转移的合法权益 |
| 9.2 制定和完善劳动力转移的产业政策 |
| 9.2.1 挖掘农业内部就业空间 |
| 9.2.2 加快工业化进程,鼓励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
| 9.2.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9.3 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政策 |
| 9.3.1 继续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
| 9.3.2 加大转移培训力度 |
| 9.3.3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9.3.4 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因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
| 9.5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讨论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0.3 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论文发表目录清单 |
| 致谢 |
（8）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背景简介与理论评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组织 |
| 第一章 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历史考察 |
| 一、秦汉以前的河西走廊民族活动 |
| 二、秦汉时期的河西走廊民族活动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西走廊民族活动 |
| 四、隋唐时期的河西走廊民族活动 |
| 五、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河西走廊的民族活动 |
| 六、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历史发展特征 |
| 第二章 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特征 |
| 一、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生态和自然特征 |
| 二、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经济社会特征 |
| 三、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发展的民族文化特征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民族社区调查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社区经济生活 |
| 三、社区政治生活 |
| 四、社区社会及文化生活 |
| 五、社区评价 |
| 六、相关分析 |
| 七、社区调查反映的社区特征 |
| 第四章 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协调发展的内源动力激发 |
| 一、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向性目标 |
| 二、内源动力的激发 |
| 三、内源动力的导引:基层民主的实现 |
| 第五章 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协调发展的二源动力耦合 |
| 一、二源动力的耦合:扩散—增长极理论 |
| 二、城乡统筹:扩散—增长极理论应用的核心 |
| 三、城镇化建设:扩散—增长极理论的落脚点 |
| 四、掌握大众传媒:扩散—增长极理论应用的保证 |
| 五、发展旅游业:扩散—增长的可能突破 |
| 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调适:民族社区协调发展的再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河西走廊民族社区调查问卷 |
| 附录2 民族社区访谈提纲(干部) |
| 附录3 民族社区观察及座谈提纲 |
| 附录4 河西民族社区社会发展调查表(城镇) |
| 附录5 河西民族社区社会发展调查表(农村) |
| 附录6 部分访谈资料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尉犁县退耕还林综合效益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退耕还林的内涵 |
| 2.2 国外退耕还林的概况 |
| 2.3 国内退耕还林的概况 |
| 2.4 国内外退耕还林的相关研究 |
| 2.4.1 国外退耕还林的相关研究 |
| 2.4.2 国内退耕还林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地理位置 |
| 3.1.2 地形地貌 |
| 3.1.3 气候特征 |
| 3.1.4 水文特征 |
| 3.1.5 土壤特征 |
| 3.1.6 植被及野生动物 |
| 3.1.7 社会经济 |
| 3.1.8 研究区存在的问题 |
| 3.1.9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情况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总体思路 |
| 3.2.2 样地设置及土壤调查方法 |
| 3.2.3 资料来源 |
| 3.2.4 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探讨 |
| 第四章 尉犁县退耕还林综合效益评价 |
| 4.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2 指标调查因子和计算方法 |
| 4.3 指标内涵和指标值的计算分析 |
| 4.3.1 生态效益指标 |
| 4.3.2 经济效益指标 |
| 4.3.3 社会效益指标 |
| 4.4 指标变量汇总 |
| 4.5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6 综合效益指数的计算 |
| 4.7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8 尉犁县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议 |
| 第五章 结论及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可能的创新点 |
| 5.3 讨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章 |
| 致谢 |
（10）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后果研究 ——以甘青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五、研究选取的样本概况 |
| 第一章 乡村社会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国外的研究 |
| 二、国内的研究 |
| 第二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流动 |
|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发生的背景 |
|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
| 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经济后果 |
| 一、乡村社会流动流出地的经济生产特点及影响因素 |
| 二、乡村社会流动对流出地产生的经济后果 |
| 三、乡村社会流动对流入地产生的经济后果 |
| 第四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政治后果 |
| 一、乡村社会流动与政治文化 |
| 二、乡村社会流动与政治参与 |
| 三、乡村社会流动与村民自治 |
| 四、乡村社会流动与政治稳定 |
| 五、乡村社会流动与社区权力结构变迁 |
| 第五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文化后果 |
| 一、乡村社会流动与生活方式变迁 |
| 二、乡村社会流动与婚姻行为 |
| 三、乡村社会流动与乡村教育 |
| 四、乡村社会流动与宗教文化变迁 |
| 五、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传统文化的变迁 |
| 第六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社会后果 |
| 一、乡村社会流动与社区认同 |
| 二、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观念变迁 |
| 三、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
| 四、乡村社会流动与家庭 |
| 五、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成员再社会化 |
| 第七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合理取向 |
| 一、社会流动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 |
|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社会协调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的途径新探——兼论西部地区的非农化与城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D]. 兰红燕.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2]北方农牧交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模式及布局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D]. 徐冬平. 西北大学, 2018(01)
- [3]小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与生态安全评价[D]. 吴学伟. 武汉大学, 2018(06)
- [4]生态文明背景下“三线”协调划定研究 ——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D]. 侯现慧. 中国地质大学, 2017(01)
- [5]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D]. 王新越. 中国海洋大学, 2014(12)
- [6]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与优化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程钰.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7]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D]. 张安良. 北京林业大学, 2012(12)
- [8]河西走廊民族社区协调发展研究[D]. 王文棣. 兰州大学, 2010(06)
- [9]尉犁县退耕还林综合效益评价研究[D]. 汪飞. 新疆大学, 2009(01)
- [10]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后果研究 ——以甘青宁为例[D]. 张文政. 兰州大学,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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