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择定及其对经济的预期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李佳[1](2021)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的着力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产业链上还存在低端化的“卡脖子”“掉链子”现状,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理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税收既是政府在供给侧提供的公共政策产品,也是产业政策的有效工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支柱。“十三五”时期,税收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重大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地税机构合并的税务组织机构改革也配套跟进,税收总量负担和税收遵从成本双向降低,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凸显。实践证明,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需求,充分利用税制优化来助力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把税制纳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或公共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的视阈,分析税制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总量指标、结构指标、区域税收竞争等视角进行实证检验,多维度分析税制设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的总量负担、分产业负担、劳动力资本要素负担,消费和投资的税收结构比列、所得税和商品税的税收结构比例,地方税收竞争程度等都对产业结构具有显着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仍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据此建议,在未来的税制优化过程中,继续把“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内容;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商品和劳务税比重,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代税收体系;健全地方税体系,给予地方一定范围内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和财政管理权限,在保证地方财政支出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税收竞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税收产业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针对个别产业、行业,甚至企业集团来制定鼓励或限制性的税收政策,达到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和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的主要创新,一是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深入地阐释了税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阈。二是鉴于目前国内外关于税收制度和产业结构研究多集中在税收制度的某个领域、某个税种、某项产业税收政策,本文从多角度全面分析税制的产业结构效应,并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结果检验,对深化相关研究提供较好的研究资料和数据积累。三是多维度分析税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运用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来描绘产业结构的状态,并充分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而从税收总量、结构、行业、区域等四个维度,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析税收制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增强了分析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杨姗姗[2](2020)在《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着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给我国能源环境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汽车产业虽然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发挥着稳增长与保就业的重要作用,但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也对资源与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其集中反应在汽车使用量快速增加带来大量石化能源消耗与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等污染方面。作为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以汽车能源动力消费结构调整为抓手,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政策,以此作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问题的着力点。—般而言,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是动力电动化,使用共享化,以及驾驶智能化。其中动力电动化,即动力向新能源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个时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鉴于汽车产业链长、产值高、经济影响面大,推动其技术重大变动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相关产业乃至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为了深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动力电动化转型政策对各产业及其经济全局产生的能源环境影响,本文基于CGE理论模型构建了相应分析框架,力图给出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分析评价相关政策效果。显然该研究具有为落实国家高质量绿色发展战略,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评价提供经验数据支撑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框架。1.导论。提出研究背景,综述相关文献,给出研究思路和框架。2.研究基础。基于一般均衡和投入产出基础理论,可计算—般均衡(CGE)理论模型,社会核算矩阵(SAM)理论方法等形成本文的研究基础。3.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给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回顾评价,相关政策的归纳梳理。4.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的构建。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机制模型。5.SAM表编制。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为CGE模型求解提供机制数据基础。6.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与评价。包括碳税政策、电费补贴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等。7.研究结论。本文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创新性工作。与已有文献—般针对宏观政策构建CGE模型给予评价不同,本文基于我国针对微观目标精准施策的结构性调控政策评价需要,将汽车产业新能源相关微观支持政策与宏观碳税政策—起引入CGE模型,构建政策效应的模拟测度与评价框架。主要工作包括:1.提出我国汽车产业新能源动力转换对能源环境影响的测度与评价研究命题。2.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CGE机制模型。3.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4.促进汽车产业新能源转换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模拟测度与评价。主要研究结论。1.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可大幅度降低我国石化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降低比例随着新能源车占比的上升而提高。但现阶段由于技术瓶颈,新能源车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燃油车平均成本。以现阶段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将会提高社会经济成本,对GDP、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碳税对能耗和减排具有—定的正面作用,但对宏观经济、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冲击。因此,碳税的征收应与国家整体经济与技术发展阶段相匹配。3.电费补贴的实施,能够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消耗,同时减少整体碳排放量,有利于实现政策目的。同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有着正面意义,具有较好的实施基础。
彭海斌[3](2020)在《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第一次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来明确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即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领域的基础,又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柱,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围绕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财政职能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进入了新时代,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而开始走向国家治理。同时,监督实践也有了一些新举措,如把预算监督作为财政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财政监督融入并服务于财政管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探索研究财政监督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实施预算评审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建设、业务方法等。然而,从监督职能范畴角度考察,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作为其关键构成部分,监督的具体目标、内容、依据、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停滞状态,监督实践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制约了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整体有效性发挥,也不利于财政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问题还在于,不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水平,或是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现有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决定了探讨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并基于这一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那么,这一论题要回答的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手段还是具体的职能呢?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尤其是内涵所涉及的职能目标、职能依据、职能范围和职能手段等要素结构又有哪些新变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仅仅是履行出资人职责吗?如何看待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身份及其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如何?又应怎样构建监督框架呢?基于此,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一项基本职能。探析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基础,研究财政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的职能依据等,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是本论文的研究所在。为此,本文依据国家治理和国家权力理论展开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研究,共分为7章,大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按照国家治理理论,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目标、范围、依据和手段等基本要素进行阐述,以此作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出发点;其次,立足财政的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内涵,尤其突出“国家四元权力”的职能依据,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框架和模式。第三,结合详实的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现状,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探寻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指标,开展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为新时代加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提供重要的实证基础;并结合现行监督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路径选择。关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创新与不足等,论文第1章绪论部分对此作了说明。第2章是财政职能种类结构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述评。本章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梳理总结财政及财政职能种类结构的不同观点,分析财政监督是否属于财政固有的职能;二是梳理总结有关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内容、职能依据和手段等要素结构的不同观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偏重于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来概括财政职能及财政监督,缺乏对财政监督属性的明确认识;对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与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要求不相适应;财政监督职能依据没有系统的阐述;财政监督职能范围不全面,缺乏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研究等等。最后,本章明确提出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指出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探索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新模式是本文研究所在。第3章是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探析。本章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针对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的问题,重点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将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在内的“多中心”、“多维度”的全域视野,并以此形成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基础。第4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分析。本章基于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的拓展性研究,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鉴于职能依据是职能要素的核心,职能目标、范围、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本章重点对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国家四元权力”进行具体阐述,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特殊权力。其次,创新提出财政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并对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身份下的财政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使之与“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最后,探析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目标、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等要素内涵,由此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第5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与问题。本章首先使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一方面指出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总结现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包括监督身份不完整、监督依据不充分、监督边界不清晰、监督范围不全面、监督手段不高效等,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6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财政作为公共出资人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视角,利用14家上市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选取商业银行经营绩效(ROA)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关键解释变量,并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同时选择是否国有绝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属性两个虚拟变量来替代关键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验证。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持股比例越多,财政的监督力度越大,从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越好。这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也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第7章是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具体内容。本章以构建的财政对商业银行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模式提出具体内容。一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税收收入和使用相关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二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国家的财产权力监督商业银行国有金融资本的具体内容,主要围绕分配、监督、管理等三个环节,重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阐述。三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特殊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的政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四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特殊的财产权力即国家的信用权力对商业银行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监督的具体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立足于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的新视角,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的职能理论,论定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能。基于现有文献关于财政、财政职能等理论的相关阐述,偏重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即职能外部结构来概括,而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认可财政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还具有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而赞同新时代下财政的“五职能论”,明确了对财政监督属性的理解:即财政监督不仅仅是财政的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监督职能和财政的配置资源、分配收入、稳定经济、维护国家的职能同属财政职能,他们彼此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促进财政其他职能目标的实现。正因为财政监督作为重要的职能,在财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提供支撑时,相应地,财政监督职能需要从经济领域进入国家治理层面。2.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结构,即职能的要素结构:职能定义、职能依据、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手段等作了新的探索。现有的研究文献阐述中,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要么不明确清晰,要么只有职能定义、职能目标和职能手段,且囿于经济视角。本文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首次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首次提出财政监督职能是指在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中,财政具备的对财政分配活动和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活动进行真实反映、规范约束、提升绩效的监督管理功能。财政监督职能主要目标是根据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财政经济杠杆来规范分配秩序,全面加强财政预算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发展,以及促进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生态环保等。财政监督职能范畴持续扩展,最终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领域,并且通过对全口径政府预算监督、财政收支监督、国有资本监督、金融监督等职能手段实现。3.立足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以职能依据为核心,以职能目标、范围、手段等为规范和表现,探索性地提出财政以公共管理者和公共出资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等“国家四元权力”,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本文认为,监督职能要素中,职能依据是核心,职能目标、范围和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然而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理论、宪政经济学理论等,未与财政、财政职能等基础理论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使得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归纳显得零散和片面。本文基于财政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提出财政监督职能及其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依据的是“国家四元权力”: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等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等特殊权力。同时提出财政不仅是以出资者的身份,而且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督,并对此作了详细阐述,使之与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按照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结构,创新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时间跨度较长的上市银行数据进一步验证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尽管本文的研究有一些创新之处,但由于研究手段、研究时间和笔者能力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本文探讨财政监督职能等基础性问题,理论性分析相对较强,实证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涉及到国家治理、国家权力等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理论,同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业务品种繁多且专业性较强,因此,本研究虽初步形成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但是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王蕴[4](2019)在《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国GDP已经从年均9%高增速换档为当前6%左右增速水平的新常态,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三大新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加速,传统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其次,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是,也造成了我国制造业总体产能过剩、利润微薄,对出口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最后,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重大冲突,美国相继拉开了以中国为目标的税制改革和贸易战,恶化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在微观经济层面上,我国消费市场已经完成了从“有胜于无”的短缺经济向“高品质消费”的现代化转型,在新的消费品市场条件下,原有以价格为核心竞争手段的工业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个性化、智能化、定制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消费品市场的新常态。在网络经济的作用下,“海淘”、“代购”等新消费模式已经将我国的终端消费品市场拉入了全球竞争。在这种经济竞争格局之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就成为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然而,如何实现“六稳”?短期刺激政策等措施一段时间会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长时期会孕育更大的金融经济风险,造成房地产库存继续增加、债务杠杆率持续提高以及产能过剩难以出清等问题。经济演变的周期规律显示,只有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进行效率、动力、质量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第一,不简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企业的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的服务质量,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换言之,要优化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减少财税政策对经济的扭曲,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提升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决策自主权,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财政的直接补贴,通过优化税制,实现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2020年左右建立法治政府、落实税收法定的时间目标已经不远了。“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虽然从实际效果上来看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刺激了经济发展,但是“营改增”改革造成的繁杂税率结构却可能对法律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困难。复杂的税率结构,不仅增加了法律执行的成本,更加剧了对微观经济的扭曲作用。增值税立法在即,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合理设置增值税税率水平成为了当前增值税改革的重点与焦点。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分为七大部分,全面论述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问题:第一部分,导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其次,评述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发现增值税税率结构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存在着对最优商品课税理论和增值税税收中性的认知,同时,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更优的做法是通过财政补贴或其它税种。导论的基础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明确了方向。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本文首先界定了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对象,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优化的对象是法定税率(也就是经济学意义的名义税率);其次,从增值税的税收中性优势、最优商品税理论和增值税税制演化的路径依赖三个角度分析,构建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从税收中性的角度而言,单一税率结构是有效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关键机制;但是,考虑到拉姆齐法则,采用差别税率结构的增值税更符合最优商品的课税需求;同时,我国的增值税税制演化存在着典型的路径依赖。在当前增值税完成消费型转型、增值税征收范围实现全覆盖的大背景下,对增值税税率结构进行系统性调整需要明确两大原则,一是明确增值税的生产效率取向;二是必须承认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在这两个原则的约束下,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应当尽可能靠近单一税率,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更为现实的做法是两档税率结构。第三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该部分重点阐述了不同阶段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同阶段增值税改革的共性目标都是提振经济、改善效率,但是,仍然存在政策关注点的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均以实现,虽然,这造成了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复杂化,但是,这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同样,在增值税税率结构完成了转型改革以及货物与劳务的全覆盖之后,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任务是在先前阶段修修补补的改革后,以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为目标,完成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科学化、系统化改革。第四部分,在明确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任务后,从增值税税率结构出发,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从全球供应链视角分析,现行增值税税率水平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制约作用。我国需要通过增值税税率水平的优化,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的比重,对冲“人口红利”消失对制造业的税后利润,以“中国智造”维持我国“世界工厂”的关键地位;二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过于复杂。我国增值税现行的三档税率、四档征收率以及不彻底的“零税率”政策,加剧了增值税的扭曲作用,抑制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有效发挥。从三档税率的税率结构而言,特别是9%和13%两档税率涉及的部分行业是在同一抵扣范围内生产抵扣链条之上的,差别税率造成了不同生产环节的税收资本利润水平差异,扭曲了资本配置;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的发展角度而言,税制不应当成为企业发展决策的障碍,但是,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客观上对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形成了制度性扭曲,阻碍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而言,为了保持出口商品竞争力,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增值税零税率政策是征收增值税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我国增值税“零税率”政策与理论意义上的增值税零税率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第五部分,分析了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两种路径依赖约束:一是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不同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差异,以及先前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所形成的改革成果与既得利益约束了未来改革的空间;二是先前增值税“以票管税”征管技术,在后期不同时期不断强化,“以票管税”客观上解决了早前增值税的征管漏洞,但是也限制了其他增值税征管技术的尝试。因此,后期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历次改革必须考虑增值税征管技术的约束。第六部分,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相关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仅有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部分发展中国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而收入型增值税几乎没有国家采用,世界各国增值税实施的主要差别在于税率结构与抵扣范围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了当今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增值税实施情况、税率档次与税率水平。在对比采用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国家时,重点分析了低税率(优惠税率)的政策,通过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了对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启示。这些启示也成为本文第七部分对策建议的主要依据。第七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本部分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值税税率档次的国际比较与模式调整的国际经验,得出“1+1”税率档次是现阶段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模式选择;二是从国家财政安全稳定的角度,分析我国可接受的增值税减税规模,并将这一规模作为确定“1+1”税率档次的约束性条件;三是结合前述约束性条件,确认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应当控制在13%,低税率5.5%,并结合国际经验划定了低税率的征收范围;四是对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退出提出了分阶段的优化改革建议,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先将征收率统一,实现简化税制的目的;在统一征收率后,应当将增值税起征点改革为增值税免征额,以实现增值税的税负公平;为了平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利益,在增值税免征额替代增值税起征点之后,应当将增值税免征额标准与一般纳税人标准统一,实现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最终退出;五是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实现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以及优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制度。最后结合现有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规划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郭建华[5](2019)在《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研究》文中提出房地产税收制度是指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税种构成的税收制度体系,其广义概念包括房地产开发、交易和保有环节涉及的增值税、契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房地产税)等税种。其中,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以下简称房地产税)通常形成其狭义概念,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视角,以促进房地产的包容性发展为聚焦目标,在全面考察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理论命题,并对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理念的内涵特征、功能定位等作了系统阐述;为探索房地产税制变迁规律及路径依赖特性,本文对国内外房地产税制变迁进行了总结回顾和比较分析,归纳出房地产税制建设的普遍规律和包容性经验;为进一步验证按照包容性理念指导下构建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框架是否满足包容性制度特征和目标定位,本文结合CGE模型最新研究成果,设计了一个基于省级行政区域样本的房地产税CGE模型,对以扣除面积、税率等为主要变量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构建方案进行了模拟分析。根据模拟结果,本文提出了一套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建议方案,核心是房地产税制度的供给,以期为我国房地产税立法提供参考。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性认识和研究成果是:第一,当前我国房地产领域表现出的利益分配不平衡、个别利益集团享受过多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等问题,反映和揭示了房地产经济制度的包容性缺失。作为房地产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税收制度,重房地产交易环节征税,轻(免)保有环节征税等问题导致税收公平性不足,调节功能缺位甚至存在逆向调节,制度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包容性短板。第二,为构建包容性的房地产经济制度,需要以包容性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与之匹配,作为其相关制度安排的重要和关键组成部分。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是以税收制度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房地产供给更好适应全社会不同阶层、身份的社会成员都“住有所居”,实现包容性发展,从而推动实现社会公平包容、和谐共赢;同时作为房地产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致力于促进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组成部分结构优化、相得益彰,引导健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的制度安排。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以弥补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包容性短板、助力构建房地产长效治理机制为基本任务,以促进包容性发展、实现人人“住有所居”为基本目标,以构建中性、功能更加健全、税收遵从度高的税制要素为主要途径,同时满足“公平、共享、激励兼容、法治化”等基本特征。第三,作为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房地产税面临多重功能和使命,包括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但在现阶段,凸显与注重房地产税的调节功能,是政府开征房地产税的现实出发点,要以征收房地产税为手段,向全社会发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强烈预期。而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税也将逐步充实财政收入功能。因此,房地产税的制度供给,现阶段可以立足于高端调节,采取税基扣除和累进税制,同时给予农村房地产免税和城镇保障性住房税收优惠,实现量能纳税、激励兼容;长期来看,应该是一个简单便利、公平高效的普遍课税的税收制度,总体框架为“宽税基、低税率、高遵从”。第四,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现实目标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制度供给的方式将以强制型供给为主导。具体的制度供给思路包括:同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交易环节税收改革,优化房地产税收制度结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税制的扭曲效应;按照“宽税基、低成本、优惠得当、遵从度高”的原则,逐步将所有不动产纳入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将土地与房屋合并课税,并采取面积和价值综合扣除的税基减免方案,保障公平性的同时,增强税收的调节功能。第五,模拟分析发现,同步实施交易和保有环节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比单独开征房地产税的制度供给方案更加包容。开征房地产税,有助于房地产价格恢复理性,降低房价上升曲线的斜率,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配套实施交易环节税制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增长(GDP)、投资、居民消费、就业等需求侧和供给侧重要经济指标都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联动改革方案可以实现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兼容,符合包容性的制度供给取向。第六,考虑到制度供给的包容性要求,开征房地产税在短时间内难以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实现对“土地财政”的完全替代,也就是说房地产税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源。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包容性发展成果不断累积,正如个人所得税发展轨迹一样,因税基等要素的成长,房地产税未来具备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潜力。
肖琰琦[6](2019)在《我国省级地方主体税种优化选择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及其体系构建备受理论界关注,随着“营改增”的落地运行,完善地方税收和调整央地收入分配格局迫在眉睫。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列入完善财税改革的目标之一,这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理顺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部署和改革决心。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逐步调整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职能等,本文拟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为我国选择更为科学合理的地方主体税种。对于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本文以税收收入稳定性原则、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征收便利原则和税基非流动性原则为标准为我国选择合适的地方主体税种,而目前我国的各地的地方税税收征收情况不尽相同,造成地方税收差异的主要原因即为各地的经济差异,不同经济特点的地区也应适用不同的地方税收结构。本文根据各地的经济情况,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我国省份分为四类,继而为每类地区寻找相对更符合地区经济特点的主体税种。得出结论:短期来看,为保障地方税收的充分稳定,各类地区仍应保持增值税的主体地位;长期而言,Ⅰ类地区可考虑选择所得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Ⅱ类地区可选择房地产相关税收作为地方主体税种;Ш类地区选择城建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Ⅳ类地区考虑资源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本文的主要内容有: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主要提出相关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和国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整合汇总,确定文章的研究主体与方法,提出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一般理论。主要解释地方主体税种的内涵、特征与选择原则,本文根据相关学者的论述将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原则归为以下四个:一是税收收入稳定性原则;二是税收经济调节原则;三是征收便利原则;四是税基非流动性原则。为下列章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地区间地方税收收入现状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首先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我国的省份分为4个区块,将经济结构相近的省份归为一类;而后对各类地区的财政自供给率与税收自供给水平分别进行简单对比;继而分析各地区的税种收入构成情况;最后发现各地区的税收收入水平不同并且存在较大的差距,成因为各地缺少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而建立地方税收体系的关键在于确立适当的地方主体税种。第四部分为地方主体税种选择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拟从税收收入稳定性、税收经济调节原则、征收便利原则、税基非流动性四个角度来选取各地区的地方主体税种。其中税收收入的稳定性通过税种的增长率波动情况和税源分布情况来分析;税收经济调节原则采用受税收结构影响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分析在各个税种的共同作用下,哪些税种对经济具有更为明显的调节作用;税收征收便利原则是以各类地区实际收入与预计收入的差距为基础,进一步结合税制以及每类地区经济社会情况进行分析;税基的非流动性可通过定性分析得出结论。第五部分为结论和建议。综合税收原则对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得出各地区合适的税种选择并对主体税种的设置与推进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田光辉[7](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黄逸[8](2018)在《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 ——以A县企业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主要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等反危机措施,但与此同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副作用日益凸显。为此,我国政府及时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谋发展等多重改革发展目标,而实施结构性减税是其中一项重要手段和方式。由此,以减税为指导思想的营改增应运而生。营改增是近年来我国最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手段,涉及营业税、增值税两大税种,其必然会对行业税负、价格产生影响,对行业的资源配置产生重大作用,并通过改变行业税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合理的行业税负也有助于缓和实施营改增政策对行业的影响,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因此,研究营改增的成效、导致的行业税负变动相当重要。本文在阅读和参考大量文献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投入产出表来模拟计算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变动,再结合A县营改增情况,分析改革前后企业税负变化,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分析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简要介绍研究方法、内容以及创新点。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主要是为营改增改革的必要性和如何影响企业税负提供理论支撑,归纳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第三章为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理论分析。基于营改增的背景以及内容进行效果评估,并结合影响的路径分析其对企业税负的短期以及长期影响。第四章为案例分析。介绍A县营改增试点情况,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分析企业数量、税收数额、税负在改革前后的差异,研究营改增对税负的短期以及长期影响的因素。第五章为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研究试点方案对税负的影响,结合营改增试点中取得的成效与问题,从企业如何做好税收筹划、提升对税负较大的产业的扶持力度、重点针对知识型科技型企业出台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为企业应对营改增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刘琦[9](2016)在《“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的财务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根据财税[2016]36号文的规定,从2016年5月1日起将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本文在全国全面推行“营改增”的背景下,单独将隶属于金融业的证券业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分析了“营改增”对证券公司会计核算、税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财务方面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上市券商2013-2015年年报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测算了“营改增”对上市券商流转税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综合税负及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通过对上市券商2013-2015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第一,“营改增”对上市券商流转税税负的影响具有下降效应,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占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比例、资本性支出对应进项税额占总进项税额的比例和业务及管理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越大,流转税的减负效应越显着,而利息支出占利息收入的比例和职工薪酬占业务及管理费的比例越大,流转税的减负效应越不显着;第二,“营改增”对上市券商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具有上升效应,“营改增”对流转税的减负效应越显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越大,企业所得税税负上升值就越大,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和资本性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占总进项税额的比例越大,企业所得税税负的上升值就越小;第三,“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综合税负的影响具有下降效应,综合税负的影响取决于流转税税负、附加税税负以及企业所得税税负的综合效应,实证分析表明所有上市券商在2013-2015年均呈现下降现象;第四,“营改增”对上市券商净利润的影响具有上升效应,“营改增”对净利润的影响和“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因素是一致的,“营改增”对流转税的减负效应越显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越大,净利润上升值就越大,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和资本性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占总进项税额的比例越大,净利润的上升值就越小。
余红艳[10](2015)在《中国税收制度的演进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基于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20年前,中国做出了分税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初步建立较为全面、系统的税收制度,实现了中国财税改革的历史性飞跃。伴随着税收制度的演进,“效率型”税收制度一方面将“增长主义”为先的经济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以税收收入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收入总量高度累积,“扩大规模”的财政哲学长期占优,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广泛形成。然而,经历了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原有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偏离。2008年后,中国错失了税收制度调整的最佳契机,经济发展对体制负面效应的融合度渐进饱和,税收制度的经济绩效由原有的“激励变量”逆转为真实的“经济约束”。鉴于此,税收制度面临重新的评价与权衡。本文即是从广义税收制度的视角出发,从宏观税负、税收结构以及税收管理体制动态演进的三个维度,遵循分税制改革的初始背景与逻辑路径,用辩证的观点系统衡量中国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具体研究涉及以下问题:首先,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本章在现行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架构下,探讨三个口径宏观税负率与边际宏观税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在分阶段演进中,具有“增收”特征的税收制度直接带来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的攀升,在税收制度形成期(1994—1997),多数变量均不显着;在制度发展期(1998—2002),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开始释放;在税收制度的弱势转变期(2003—2007),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变得尤为显着,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达到高峰;在税收制度的强势转变期(2008—2013),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税收制度强势供给与创新并未得到满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逆转,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负效应愈发突出,且强度也大于前面三个阶段。边际宏观税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消极向积极态势的转变过程。不同口径的分析结论显示:随着口径的变大,前期大量非税收入的存在及其较低的管理水平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得益于预算改革的推进,非税收收入的负面效应有所弱化但依旧强劲。在总体制度绩效释放期,宏观税负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着为负。区域实证结果反映:在整个税收制度红利的释放期,地区宏观税负率制约经济增长,边际宏观税负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东部地区由于宏观税负上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小于中、西部地区。其次,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则更加侧重税收制度的结构演进视角。从总体演进结果来看,我国直接税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令人担忧,由于直接税比重较低,税种不健全,直接税的总量及其经济调节功能不足显着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绩效。从分阶段演进的情况来看,在税收制度的强势转变期(2008—2013),税收结构的消极作用极为突出,经济增长绩效损失远远大于间接税税收制度完善中所带来的正向经济增长绩效。之所以在制度演进的弱势转变期矛盾并不突出,原因在于: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符合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安排的内在要求,显着促进了经济增长,且正向绩效持续为继,在改革的前期掩盖了直接税的调节不足,但间接税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在最后阶段出现了大幅度减弱,也使得税收结构的劣势凸显。相比之下,区域视角分析中,税收结构的经济绩效在东部地区的负面效应累积显着,中部地区的负增长效应次之,西部地区税收结构演进较慢。最后,分税制的经济增长绩效。本章通过构建分税制制度绩效衡量指标,从省级与区域层面展开经济增长绩效分析。在制度合理方面,总体来看,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绩效并未全面实现,政府收入扩张的负效应凸显,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收入的扩张根源于政府职能的不规范与支出责任的界定不清。分阶段演进中,分税制的体制框架下政府支出的与政府收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出现了阶段性波动,以2003年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为分割点,政府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在制度强势转变期,政府收入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制度规范方面,总体上,税收分权激励作用不足,收支不对称矛盾突出,转移支付制度的经济绩效有待释放。分阶段演进中,税收结构在税收“分成”的财政激励下逐渐阻碍经济增长绩效的释放;税收分权的经济激励自制度形成后经历了绩效释放到逐渐衰弱的过程;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偏离经济增长目标,也强化了税收之外的收入扩张惯性。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收支调节作用尤显不足。在管理科学方面,无论是总体还是分阶段分析都证实:预算内收支的规范度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区域分析中,分税制整体绩效的负面效应在东、中和西部地区骤然显现。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本文分析了税收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结论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性之举,我们既要肯定其贡献,又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确认其修正的必要性。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时期内,税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相匹配的,但在制度演进的后期,分税制体制背景下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业已衰竭。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形成的税收制度框架正阻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转换,基于原有税收制度的固化与些许的制度微调无异于“饮鸩止渴”,在经济体制改革渐进“深入区”之际,只有“断臂求生”,走向否定之否定,全面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优化税收结构,重塑政府间税收分权的有效激励框架,释放中国供给管理约束,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二、论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择定及其对经济的预期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择定及其对经济的预期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内容框架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及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税制研究的文献综述 |
2.1.1 税收职能定位的研究 |
2.1.2 税制选择的理论研究 |
2.1.3 关于税制优化的经济学研究 |
2.2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2.2.1 相关概念界区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研究 |
2.2.3 产业结构的评价标准研究 |
2.2.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方法研究 |
2.3 关于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2.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2.3.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2.3.3 产业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 |
3.1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依据 |
3.1.1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的税收 |
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3.1.3 产业政策有效性理论 |
3.2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 |
3.2.1 产量效应 |
3.2.2 替代效应 |
3.3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调整途径 |
3.3.1 税制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3.3.2 税制在需求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税制和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 |
4.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49-1978 年) |
4.1.1 产业结构从恢复到失衡 |
4.1.2 税制从简化到再简化 |
4.1.3 税制与产业结构的配合 |
4.2 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79-2011 年) |
4.2.1 产业结构渐趋合理 |
4.2.2 市场经济税制体系日渐完善 |
4.2.3 税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4.3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2012-2019 年) |
4.3.1 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 |
4.3.2 现代税制体系日臻完善 |
4.3.3 税制与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 |
第5章 税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模型设定 |
5.2 变量说明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3 回归结果 |
5.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5.3.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分析 |
5.3.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税收负担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5.4.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5.4.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5.5 实证结论 |
5.5.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
5.5.2 提升直接税比重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5.5.3 税收创新激励显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第6章 税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
6.1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成本 |
6.1.1 统筹减税降费的多元衍生效应 |
6.1.2 强化减税降费的宏观引导效应 |
6.1.3 畅通减税降费的间接传导机制 |
6.2 不断优化税制结构促升级 |
6.2.1 持续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 |
6.2.2 持续优化消费税制度调控职能 |
6.2.3 强化提升所得税制度竞争力 |
6.3 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税收竞争 |
6.3.1 完善地方财政管理权限 |
6.3.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6.3.3 赋予地方限度内税收立法权 |
6.4 逐步调整完善产业税收政策 |
6.4.1 配合产业组织政策的税制优化 |
6.4.2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制优化 |
6.4.3 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优化 |
6.4.4 推动“一带一路”的税收合作 |
附录 我国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汇总表(1994至2020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相关背景 |
1.1.2 研究现实意义 |
1.1.3 研究理论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业升级理论 |
1.2.2 汽车产业相关研究 |
1.2.3 能源环境理论与政策 |
1.2.4 CGE模型相关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主题与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性工作 |
第2章 CGE模型理论基础 |
2.1 基础理论 |
2.1.1 一般均衡理论 |
2.1.2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 |
2.2 模型构建基本原理 |
2.2.1 经济主体行为模型 |
2.2.2 模型的闭合 |
2.2.3 模型的检验 |
2.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 |
2.3.1 社会核算矩阵概念 |
2.3.2 社会核算矩阵作用 |
2.3.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基础 |
第3章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
3.1 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3.2 汽车产业转型与升级 |
3.3 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
第4章 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 |
4.1 模型设计 |
4.1.1 模型假设 |
4.1.2 模型框架 |
4.2 部门划分 |
4.3 CGE模型设计 |
4.3.1 生产模块 |
4.3.2 收入分配与储蓄模块 |
4.3.3 消费需求模块 |
4.3.4 对外贸易模块 |
4.3.5 模型均衡与闭合 |
4.3.6 能耗碳排放模块 |
4.3.7 社会福利模块 |
第5章 模型数据基础:SAM表 |
5.1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 |
5.1.1 社会核算矩阵(SAM)基本结构 |
5.1.2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原理 |
5.1.3 宏观SAM编制 |
5.1.4 汽车产业能耗碳排放专项SAM编制 |
5.2 参数标定 |
5.3 模型求解 |
5.4 模型检验 |
5.4.1 一致性检验 |
5.4.2 平衡性检验 |
5.4.3 敏感性检验 |
5.5 小结 |
第6章 汽车产业政策能源环境效应 |
6.1 碳税政策效应 |
6.1.1 政策情景 |
6.1.2 模拟测度 |
6.2 新能源汽车使用电费补贴政策效应 |
6.2.1 政策情景 |
6.2.2 模拟测度 |
6.3 新能源汽车发展效应 |
6.3.1 政策情景 |
6.3.2 模拟测度 |
第7章 研究结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汽车产业政策优化分析 |
7.3 启示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3)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原有的财政监督职能外延和内涵需要拓展 |
1.1.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实践缺乏理论指导 |
1.2 概念界定 |
1.2.1 国家权力 |
1.2.2 国家治理 |
1.2.3 国家治理现代化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 |
1.4.2 论文的不足 |
2.文献综述 |
2.1 财政职能的种类结构研究述评 |
2.1.1 西方财政职能学说 |
2.1.2 国内财政职能学说 |
2.2 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研究述评 |
2.2.1 财政监督职能定义 |
2.2.2 财政监督职能目标 |
2.2.3 财政监督职能范围 |
2.2.4 财政监督职能依据 |
2.2.5 财政监督职能手段 |
2.3 述评小结 |
2.3.1 财政监督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 |
2.3.2 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结构研究有待拓展 |
3.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探析 |
3.1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依据 |
3.1.1 国家权力论学说 |
3.1.2 财政监督与“国家四元权力”学说 |
3.2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 |
3.3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目标 |
3.4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范围 |
3.5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手段 |
4.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分析 |
4.1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权力依据 |
4.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适格身份 |
4.2.1 公共管理者与商业银行 |
4.2.2 公共出资者与商业银行 |
4.3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要素结构 |
4.3.1 财政监督主体 |
4.3.2 财政监督对象 |
4.3.3 财政监督目标 |
4.3.4 财政监督范围 |
4.3.5 财政监督手段 |
4.4 财政监督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
5.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现状和问题 |
5.1 我国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现状分析 |
5.1.1 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分析 |
5.1.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 |
5.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取得的成效 |
5.3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存在的问题 |
5.3.1 监督身份不完整 |
5.3.2 监督依据不充分 |
5.3.3 监督边界不清晰 |
5.3.4 监督范围不全面 |
5.3.5 监督手段不高效 |
6.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1.1 理论分析 |
6.1.2 研究假设 |
6.2 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
6.2.1 模型设计 |
6.2.2 变量说明 |
6.2.3 数据来源 |
6.3 实证分析结果 |
6.3.1 描述性统计 |
6.3.2 相关性分析 |
6.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6.4 实证研究结论 |
7.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具体内容 |
7.1 商业银行税收收入及支出监督 |
7.1.1 监督主体及对象 |
7.1.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7.1.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7.2 商业银行国有金融资本监督 |
7.2.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7.2.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7.2.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7.3 商业银行非税收入监督 |
7.3.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7.3.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7.3.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7.4 商业银行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监督 |
7.4.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7.4.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7.4.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内容结构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2 本文的不足 |
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分析 |
2.1 税率结构及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内涵 |
2.1.1 税率结构 |
2.1.2 税率结构优化 |
2.1.3 增值税税率结构 |
2.1.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2.2 税收中性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2.2.1 增值税中立性之理解 |
2.2.2 法定增值额与税收中性 |
2.3 最优商品税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2.3.1 拉姆齐法则 |
2.3.2 基于税收公平的最优商品税理论 |
2.3.3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最优税收理论 |
2.4 增值税税率结构形成的路径依赖 |
2.4.1 路径依赖的一般机理 |
2.4.2 我国增值税试行期间的税率结构 |
2.4.3 增值税多档税率结构与政治成本 |
2.4.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趋势 |
2.5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依据评述 |
2.5.1 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与理论选择 |
2.5.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理论选择 |
3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 |
3.1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3.1.1 生产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3.1.2 消费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3.1.3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3.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3.2.1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 |
3.2.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3.3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期与经济影响 |
3.3.1 2017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3.3.2 2018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3.3.3 2019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3.3.4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4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存在的问题 |
4.1 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 |
4.1.1 全球供应链网络形成原因 |
4.1.2 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地位 |
4.1.3 我国增值税税率水平对制造业的“锁定效应” |
4.2 增值税税率档次复杂抑制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 |
4.2.1 增值税三档税率产生的扭曲 |
4.2.2 增值税四档征收率产生的扭曲 |
4.2.3 增值税现行零税率的扭曲作用 |
5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的主要原因 |
5.1 增值税税率结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5.1.1 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前流转税税负水平较高 |
5.1.2 “营改增”改革所经历的特定过渡阶段 |
5.1.3 以增值税为基础而征收的各项附加税费水平 |
5.2 征管制度缺陷对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影响 |
5.2.1 增值税信息不对称与征收管理能力缺陷 |
5.2.2 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及其弊端 |
6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 |
6.1 世界各地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6.1.1 增值税税率档次国际比较 |
6.1.2 欧盟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6.1.3 OECD成员国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6.1.4 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6.1.5 主要国家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6.2 世界各国增值税税率水平比较 |
6.2.1 增值税的累退性与差别税率 |
6.2.2 世界各国增值税优惠税率比较 |
6.2.3 增值税抵扣制度与增值税有效税率 |
6.2.4 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税率比较 |
6.3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启示 |
6.3.1 税收中性是现代型增值税主要追求目标 |
6.3.2 优化抵扣制度降低增值税的有效税率 |
7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 |
7.1 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路径选择 |
7.1.1 增值税税率档次 |
7.1.2 “1+1”模式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选择 |
7.2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财政约束 |
7.2.1 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 |
7.2.2 财政支出面临刚性需求 |
7.2.3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峻 |
7.2.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合理减税规模测算 |
7.3 基于“1+1”模式的增值税税率水平优化 |
7.3.1 增值税标准税率水平的确定 |
7.3.2 增值税低税率水平的确定 |
7.3.3 我国增值税低税率适用范围优化 |
7.4 增值税征收率的优化 |
7.4.1 统一增值税征收率 |
7.4.2 起征点调整为免征额 |
7.4.3 增值税免征额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 |
7.5 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 |
7.5.1 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 |
7.5.2 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 |
7.5.3 设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率 |
7.6 结论与研究展望 |
7.6.1 基本结论 |
7.6.2 研究展望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选题背景 |
1.2 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2.1 选题目的 |
1.2.2 理论意义 |
1.2.3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1.4.1 主要内容 |
1.4.2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包容性理论研究综述 |
2.1.1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1.2 包容性经济制度理论 |
2.1.3 包容性理论研究述评 |
2.2 制度供给理论研究综述 |
2.2.1 制度需求—供给理论分析框架 |
2.2.2 制度失衡与均衡 |
2.2.3 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 |
2.2.4 转轨经济理论与新供给经济学 |
2.2.5 制度供给理论研究述评 |
2.3 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与需求研究综述 |
2.3.1 房地产税收理论 |
2.3.2 房地产税收制度需求与供给 |
2.3.3 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方案研究 |
2.3.4 房地产税收理论研究述评 |
2.4 房地产税收制度实证研究综述 |
2.4.1 传统实证研究方法 |
2.4.2 CGE模型与房地产税模拟分析 |
3 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现状考察与问题分析 |
3.1 我国不动产物权及税收制度的历史变迁 |
3.1.1 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税制度 |
3.1.2 近代中国租界的土地及房地产税制 |
3.1.3 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与房地产税制 |
3.1.4 新中国以来土地制度及房地产税制变革 |
3.2 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现状分析 |
3.2.1 我国房地产制度建设现状:汲取性特征明显 |
3.2.2 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现状分析:面临包容性短板 |
3.3 当前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面临的具体问题和障碍 |
3.3.1 供求存在失衡 |
3.3.2 功能定位争议大 |
3.3.3 征税对象和范围难以合理设定 |
3.3.4 税收征管落地难 |
4 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4.1 国外不动产物权及房地产税制比较分析 |
4.1.1 国外不动产物权制度现状 |
4.1.2 国外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比较分析 |
4.2 我国港澳台地区不动产物权及房地产税制比较分析 |
4.2.1 中国香港不动产物权与税制现状 |
4.2.2 中国台湾不动产物权与税制现状 |
4.2.3 中国澳门不动产物权与税制现状 |
4.3 国外及港澳台房地产税制供给的包容性经验借鉴 |
4.3.1 以公平为导向,将“平均地权”作为不动产物权制度建设的立足点 |
4.3.2 制度设计趋于中性,“宽税基、低税率”成为普遍趋势 |
4.3.3 “涨价归公”,房地产税是地方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 |
4.3.4 因地制宜,根据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的课税模式 |
4.3.5 健全征管制度及评税体系,改善征纳关系和税收遵从度 |
4.3.6 实行收入与公共服务挂钩,以利于纳税人和地方政府激励相容 |
5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 |
5.1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理念的提出 |
5.1.1 包容性房地产经济制度及其供给路径 |
5.1.2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理念及其内涵特征 |
5.2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
5.2.1 目标原则 |
5.2.2 功能定位 |
5.2.3 制度创新的路径与模式选择 |
6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模拟分析 |
6.1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 |
6.1.1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经济的影响 |
6.1.2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
6.1.3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
6.1.4 房地产税收制度变革对金融的影响 |
6.2 基于MONASH-TYPE的房地产税CGE模型的构建 |
6.3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模拟分析——基于省级行政区域样本 |
6.3.1 模拟分析有关前提假设 |
6.3.2 模拟分析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
6.3.3 政策模拟方案及冲击设定 |
6.4 模拟分析结果 |
6.4.1 模拟分析结果 |
6.4.2 两类制度方案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 |
6.4.3 模拟分析简评 |
7 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的方案建议 |
7.1 制度供给的总体思路 |
7.2 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的包容性制度方案 |
7.2.1 按照公平原则,设计房地产税的主要税制要素 |
7.2.2 按照共享原则,合理设定房地产税收优惠方案 |
7.3 交易环节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包容性方案 |
7.3.1 降低房地产增值税税率,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 |
7.3.2 降低契税名义税率,促进税收政策公平统一 |
7.3.3 推进房地产转让个人所得税据实征收,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
7.3.4 实施房屋转让印花税改革,增强印花税调节功能 |
7.3.5 推进房地产收费基金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7.4 房地产税收征管的包容性方案 |
7.4.1 建立公平有效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体系 |
7.4.2 产权不合法、不完整及交易受限的住房评估征税方案 |
7.4.3 优化房地产税纳税申报制度 |
7.4.4 推进房地产税相关信息全面共享 |
7.4.5 房地产税违法处理与税收救济 |
7.5 房地产税收立法的包容性实施路径 |
7.5.1 立法先行 |
7.5.2 充分授权 |
7.5.3 分步实施 |
7.6 相关配套制度的包容性解决方案 |
7.6.1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方案 |
7.6.2 房地产税开征后土地定价问题的解决方案 |
7.6.3 关于“租”与“税”的过渡衔接方案 |
7.6.4 优化地方公共支出方案,引导健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选择机制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和突破 |
8.1.1 主要研究结论 |
8.1.2 取得的主要成果 |
8.2 研究展望 |
8.2.1 探索构建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的评价体系 |
8.2.2 优化房地产税模拟分析机制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6)我国省级地方主体税种优化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一、地方税划分原则 |
二、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第二章 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地方主体税种的理论界定 |
一、地方主体税种的概念 |
二、地方主体税种的特征 |
第二节 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适用原则选择 |
一、税收收入稳定性原则 |
二、税收经济调节原则 |
三、征收便利原则 |
四、税基非流动性原则 |
第三节 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影响因素 |
一、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主体税种选择 |
二、税权集中程度影响主体税种选择 |
三、征税目的差异影响主体税种选择 |
四、税收征管能力影响主体税种选择 |
第三章 地区间地方税收收入分析 |
第一节 基于聚类分析法的地区分类 |
一、主成分因子分析 |
二、聚类分析 |
第二节 地区间地方税收收入分析 |
一、地区间地方自供给率对比分析 |
二、地区间地方税种收入结构分析 |
第三节 我国地方税收收入问题分析 |
一、税权划分不合理 |
二、地方税收收入结构不合理 |
三、地方税收不满足税收划分原则 |
第四章 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分析 |
第一节 税收收入稳定性对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 |
一、Ⅰ类地区收入充足稳定的税种选择 |
二、Ⅱ类地区收入充足稳定的税种选择 |
三、Ⅲ类地区收入充足稳定的税种选择 |
四、Ⅳ类地区收入充足稳定的税种选择 |
第二节 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对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 |
一、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 |
二、Ⅰ类地区促进经济的税种选择 |
三、Ⅱ类地区促进经济的税种选择 |
四、Ⅲ类地区促进经济的税种选择 |
五、Ⅳ类地区促进经济的税种选择 |
第三节 征管便利原则对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 |
一、Ⅰ类地区对征收便利的税种选择 |
二、Ⅱ类地区对征收便利的税种选择 |
三、Ⅲ类地区对征收便利的税种选择 |
四、Ⅳ类地区对征收便利的税种选择 |
第四节 税基非流动性对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 |
一、流转税类的税基非流动性分析 |
二、所得税类的税基非流动性分析 |
三、财产税类的税基非流动性分析 |
四、资源税类的税基非流动性分析 |
五、行为税类的税基非流动性分析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主体税种选择的配套建议 |
一、地区主体税种的选择及完善建议 |
二、赋予地方税权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致谢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7)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5.1 技术路线 |
1.5.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2.1.3 环境规制 |
2.1.4 地方保护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2.3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3.1 理论依据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5.3.1 时间特征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5.5.1 估计方法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6.1 引言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6.2.1 数据来源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6.3.1 数据来源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7.1 引言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7.2.2 变量选择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7.3.2 变量选择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7.4.1 模型设定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8.1 引言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8.2.4 产业转型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8.3.1 企业进入 |
8.3.2 企业退出 |
8.3.3 企业利润率 |
8.3.4 企业创新 |
8.3.5 专业化集聚 |
8.3.6 产业结构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8.4.1 模型设计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8.6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创新之处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9.4.1 研究不足 |
9.4.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8)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 ——以A县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主要贡献与不足 |
2.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营改增 |
2.1.2 税负 |
2.1.3 税负的衡量指标 |
2.2 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理论基础 |
2.2.1 税收中性理论 |
2.2.2 最优税制理论 |
2.2.3 税负转嫁理论 |
2.2.4 供给学派 |
2.3 文献综述 |
2.3.1 国外文献综述 |
2.3.2 国内文献综述 |
2.3.3 文献评述 |
3. 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营改增改革背景、内容、试点开展情况及其效果评估 |
3.1.1 营改增改革背景 |
3.1.2 营改增主要内容 |
3.1.3 营改增效果评估 |
3.2 营改增对税负影响的路径分析 |
3.2.1 营业税和增值税制度差异分析 |
3.2.2 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路径具体分析 |
3.3 短期影响分析 |
3.3.1 短期有利影响 |
3.3.2 短期不利影响 |
3.4 长期影响分析 |
3.4.1 研究思路与假定前提 |
3.4.2 企业税负变动测算 |
3.4.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4. 营改增对A县企业税负影响的案例分析 |
4.1 A县营改增试点运行的情况 |
4.1.1 试点纳税人情况 |
4.2 营改增对A县企业税负影响的分析 |
4.2.1 营改增后A县行业税负的总体情况 |
4.2.2 税负增减变化因素分析 |
4.3 XW运输公司营改增前后税负对比分析 |
4.4 RX房地产公司营改增前后税负对比分析 |
4.5 营改增对A县企业行为影响的分析 |
4.5.1 对A县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估 |
4.5.2 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5. 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相关建议 |
5.2.1 做好纳税筹划 |
5.2.2 调整相关行业增值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 |
5.2.3 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
参考文献 |
(9)“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的财务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本文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框架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文献综述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营改增”理论基础 |
2.1 营业税概述 |
2.1.1 营业税基本概念 |
2.1.2 原营业税的税目与税率 |
2.1.3 营业税的特点 |
2.2 增值税概述 |
2.2.1 增值税基本概念 |
2.2.2 增值税的税目与税率 |
2.2.3 增值税的特点 |
2.3 我国“营改增”的进程及意义 |
2.3.1 “营改增”进程 |
2.3.2 “营改增”的意义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财务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证券公司概述 |
3.1.1 我国证券公司发展概述 |
3.1.2 证券公司业务概述 |
3.1.3 上市券商基本情况概述 |
3.2 国际金融业纳税情况概述及经验借鉴 |
3.2.1 国际金融业纳税情况概述及经验借鉴 |
3.2.2 国际经验借鉴 |
3.3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财务影响的理论分析 |
3.3.1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会计核算的影响 |
3.3.2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税负的影响 |
3.3.3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财务状况的影响 |
3.3.4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经营成果的影响 |
3.3.5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现金流量的影响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财务影响描述性实证分析 |
4.1 样本来源与数据选取 |
4.2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流转税影响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4.2.1 上市券商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测算方法 |
4.2.2 上市券商增值税销项税额的测算方法 |
4.2.3 上市券商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测算方法 |
4.2.4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流转税的影响 |
4.3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综合税负影响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4.3.1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企业所得税影响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4.3.2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附加税影响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4.3.3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综合税负影响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4.4 “营改增”对上市券商净利润影响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5.1 全文总结 |
5.2 建议 |
5.2.1 证券公司的应对措施 |
5.2.2 政策建议 |
5.3 研究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中国税收制度的演进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基于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评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评述 |
第三章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与税收制度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的经济背景与成效 |
第二节 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制度的演进历程 |
第三节 我国税收制度的演进特征 |
第四章 税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第一节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 |
第二节 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 |
第三节 分税制与经济增长 |
第五章 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 |
第一节 理论标准与衡量指标 |
第二节 基于省级面板的检验分析 |
第三节 基于区域视角的检验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 |
第一节 影响税收结构的因素分析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省级实证分析 |
第三节 基于区域视角的检验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分税制的经济增长绩效 |
第一节 分税制制度绩效的衡量指标 |
第二节 基于省级面板的检验分析 |
第三节 基于区域视角的检验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我国税收制度的优化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税收制度优化的目标与逻辑路径 |
第二节 现代税收制度构建的政策体系 |
外文参考文献 |
中文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论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择定及其对经济的预期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D]. 李佳. 辽宁大学, 2021(02)
- [2]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D]. 杨姗姗.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3]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D]. 彭海斌.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D]. 王蕴.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包容性房地产税收制度供给研究[D]. 郭建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我国省级地方主体税种优化选择研究[D]. 肖琰琦.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1)
- [7]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8]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 ——以A县企业为例[D]. 黄逸.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1)
- [9]“营改增”对上市券商的财务影响研究[D]. 刘琦.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8)
- [10]中国税收制度的演进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基于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实证分析[D]. 余红艳.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