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绩效再检验（论文文献综述）
史慧敏[1]（2021）在《农地确权的农业生产绩效研究 ——以粮食主产区为例》文中认为农地确权旨在通过稳定地权,加速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地集约经营、提高农地产出效率和农户收入。截止2018年底,我国农地确权任务已基本结束。在农地确权基本完成的大环境下,国家提出要切实巩固拓展和运用农地确权成果,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考虑到人地要素资源配置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农地确权—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对农地确权成果的巩固运用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一定意义。首先,本文在产权理论、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对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并根据已有文献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其次,对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的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现阶段农地确权存在的问题;并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探讨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假说。然后,选取粮食主产区340个县2010-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DEA方法测定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以表征农业生产绩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Bootstrap检验、PSM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到的研究结论有:（1）农地确权能够显着促进农业生产绩效的提高;（2）农地确权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3）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综合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农地确权现状和实践调研结果,提出政府要强化落实政策引领,重视农地现存及潜在遗留问题,增强确权的长期积极效应;相关部门要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和平台建设,提高土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发挥农业多功能价值;农户从自身实际出发维护和最大化自身权益等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要素资源配置为切入点,探讨在县域层面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农地确权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作用于农业生产绩效的传导机制。
曹志立[2]（2019）在《中国农地产权政策变迁中的国家政策叙事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国家公共政策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国家政策能够为社会准确认知并有效接受。当政府的政策信念或政策背后所秉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社会民众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构也需要同步提升。但现实中,政策过程中的这种理想状态常常较难实现。在新的政策安排与政策对象充分的认知和理解之间,总是存在着新旧政策之间难以弥合的“缝隙”、新旧政策转换给人们带来认知“断裂”的困境。那么,如何让相关政策主张为社会所认可并形成政策共识?对此,理性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存在并得以确立的基础是制度收益高于制度成本;政治学者则认为需要,有关国家政治制度的体系设计、基本价值和执政绩效等内容的认知和认同,以及平等投票、公开讨论和协商参与等基本过程。本文尝试通过引入政策叙事的概念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和解答,也即政策相关主体通过政策叙事来突破认知分歧并形成共识。政策叙事是在充满了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当中,为了确保和维持政策得以顺畅实施,政策相关主体讲述的一系列故事或阐述行为。国家政策叙事就是包含国家意图的特定叙事形式,国家通过对特定政策内容的挑选和组织来界定政策问题、提出政策方案,并在这一过程中传递意义和价值。国家政策叙事能够在政策变迁过程中起到弥合由变革带来的“裂痕”与“不适”的作用,化解政策认知分歧并促成政策共识。一般地,政策叙事由故事背景（setting/context）、故事情节（plot）、故事角色（actor）、故事寓意（moral）和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等要素构成,其中,故事角色和政策寓意是必不可少的。政策叙事具有意向性、语境性、隐蔽性、历史承接性、表意相对性。现实中,政策叙事有着多种形式,会通过多方面介入政策全过程当中。不同政策相关主体开展政策叙事的形式,包括了政策问题建构、社会媒体宣传、开展政策论证、影响政策执行和主导政策评估。现代国家的政策叙事,具有建构集体记忆、助推社会动员、凝聚政策认同和提升政府合法性的多种功能。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政策叙事,其实是指向了政策共识的一种过程,也即政策相关主体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在社会中促成关于政策信念的最大范围内共识。与传统有关政策共识实现路径的研究不同,政策叙事通过对事实认知、政策程序、价值意义和政策扩散的共识塑造,来促成行动共识、规则共识与价值共识三个层面的政策共识。政策共识下的政策叙事过程包含了:政策叙事主体在核心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联盟并对外展开话语宣称,政策叙事联盟围绕政策核心议题建构叙事体系并进行彼此之间的叙事竞争,主流政策叙事赢得竞争之后促成政策共识。就政策变迁而言,透过对政策叙事的变化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变迁的基本内涵特征,如政策主体所倡导的价值意义和政策信念的变化,也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广的视角来观察政策变迁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为政策相关主体所运用的叙事策略调整。政策变迁中,政策叙事结构包括了话语对象的选择、政策议题的构建、政策信念的生产与叙事策略的运用四个方面,政策叙事能够在促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推动政策发展与变迁。当然,这一政策叙事结构框架,也适用于对国家政策叙事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历史研究文献和重要党政报刊资料进行梳理,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展现国家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政策叙事调整。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建构起了农地产权“集体中心”的政策叙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农地产权结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了频繁调整,完成了由个人所有的”个体”农地产权格局向集体所有的“集体”农地产权格局转变。对此,从话语对象的选择、政策议题的构建、政策信念的生产与叙事策略的运用四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国家的政策叙事,可以看到,国家建构了农地产权“集体中心”政策叙事体系。其中,国家政策叙事选择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话语对象,分别赋予他们以“弱者”与“坏人”角色;政策议题集中在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及其效益“释放”;政策信念方面则建立了关于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观念;叙事策略方面国家对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进行了“成本-收益”计算与矛盾修饰。改革开放后,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时期,国家建构起了农地产权“市场中心”政策叙事体系。20世纪七十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分离农地产权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但从2014年开始,国家提出要实现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对此,在政策变迁叙事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建立11个二级操作化定义。采用内容分析法,借用Nvivo11分析工具,对1979-2018年期间《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文本进行了等距抽样和内容分析,考察并呈现了“市场中心”的农地产权政策叙事体系的特征。结果显示,国家农地产权“市场中心”政策叙事中,话语对象聚焦于新兴农地经营主体;政策议题则呈现出农地产权权能多元化的特征;政策信念也开始更加注重“效率和权利”对于农地产权实践的重要意义;叙事策略也不再仅仅强调家庭生产,而是更加注重市场和民生取向。在不同农地产权改革的时期,国家政策叙事都为推动政策变迁、帮助并促进农民群体认知转变和稳定政策落实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农地产权政策叙事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随着国家政策的变迁,国家政策叙事也在不同层面的叙事结构和内容与之保持同步。当发生重大制度变迁时,政策叙事就需要完成“系统性”转换,包括话语对象、政策议题、政策信念和叙事策略等;当不涉及到核心价值观或政策信念的根本变化时,政策叙事则一般会进行温和式的或渐进性调试。而且,不同政治体制下国家农地产权政策叙事的叙事风格、叙事内容等特征也有所差别。此外,政策叙事转换中的政策信念层次、前后政策叙事关系以及与当前法律制度关系,也会给政策变迁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不同农地产权叙事下,人们基本形成了与政策叙事特征相关的政策认知和行为选择。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但是其制度设计存在着不少模糊之处,也导致了人们认知上的分歧和实践方面偏差。对此,国家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中心”政策叙事,以此来纠正各类偏差和误区。创新之处体现在,拓宽我国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视阈、深化对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叙事认识与研究,为国家新一轮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叙事建议。
周静[3]（2019）在《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多年的普惠式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新形势下,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6年开始,我国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政策目标瞄准为耕地地力保护和支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大户补贴”,以此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取向下,下调粮食最低收购价也成为了粮食价格体系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以上政策及其组合实施的效果如何,特别是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是否同步同向于政策预期目标,是一个值得从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补贴政策-农户行为-农业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不同类型农业补贴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并运用湖南省6个产粮大县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对于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首先,本文以稻作大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排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认知程度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次是以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为视角,分析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作用路径,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分位点下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稻作大户的影响;最后,研究当前价格补贴政策改革的实施效果,构建了离散型选择模型,考察当前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时,稻作大户生产结构调整行为的变化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并综合运用了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从农户层面揭示新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提供思路和依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实施何种类型的粮食补贴均对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从产量效应来分析,价格补贴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从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来分析,稻作大户对于当前实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认知程度较高,但补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程度较低。从直接补贴政策效果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于稻作大户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着的激励作用,且不同资源禀赋的稻作大户对于投入的偏好不同。对价格补贴的政策效果分析表明:粮食种植比例越高,土地规模经营越大的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反映更敏感,特别是价格补贴的影响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对稻作大户的收益产生负向影响,但稻作大户仍然选择不改变其种植结构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托底”。因此,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空间,探索“组合型”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适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和调动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分工理论,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补贴标准下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综合进行考量,弥补了学术界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割裂研究。（2）基于农户生产决策视角,从农户对于补贴政策的响应程度反观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绩效,丰富了仅从农民收入或粮食产出数量视角来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3）本文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形势的变化方向,重点研究的是30亩以上的稻作大户,以展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及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
杨芳[4]（2019）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小农户始终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但要素供需不平衡、生产条件不完善、制度配给不充分,使得小农经济基础依然薄弱。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模式（费孝通,1948;梁漱溟,1949）,与市场机制共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何清涟,1998;Allen et al.,2005）,从而有助于改善小农户的生产决策,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事实上,“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人情-面子”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资源配置的一个特殊媒介。无论是基于农业生产上的共恰互助,还是地理上的不可分割,亦或是基于文化传统上的传承共融,在既定社会环境下,农户家庭均形成了以血缘、旧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然而,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职业转换,催生出的以业缘、新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网络,并包含了丰富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分化过程中,农户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改善。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农地“三权分置”大大提高了土地要素流动性,为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的要素支持,进而改变其他生产要素匹配状况,促使农户生产决策发生变动。在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探讨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厘清“农户”“社会网络”“农户生产决策”等概念的基础上,以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逻辑思辨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转型时期农户社会网络的动态分化特征,重点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农地流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物质资本投入（流动性要素投入和固定要素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受要素配置约束较为明显的种植决策问题。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反映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要素投入决策和反映“粮食安全”的农户种植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是怎样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农业生产要素——土地,是如何在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包括:（1）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作为本文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其内涵、外延、边界的准确把握,是本文的逻辑起点;（2）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和农户生产决策事实特征描述。对农户社会网络和生产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展现研究问题宏观现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农户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初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挖掘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为统计推断和实证研究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3）社会网络对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其一,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是各生产要素联合匹配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改变生产经营规模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其投入决策具有特殊性。因此,首先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微观数据予以验证。其二,在土地要素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对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两个投入决策的影响;（4）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以及受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约束较为明显等特征,最后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此外,在微观数据的验证过程中,还尝试了从农户异质性、区域差异性等维度进行了分析;（5）优化农户生产决策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以改善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为目标,从加强城乡要素流动性、改进农户社会网络关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提高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等方面,构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并呈现出传统封闭和现代开放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乡土性”的,起源于农业社会。“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点,表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传统社会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要素的流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整体上表现出了分化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沿海工业化村庄和华南宗族型村庄仍具有较强的内聚力,而北方分裂型村庄和长江流域原子型村庄内聚力逐渐减弱,内部结构更加稀疏松散。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为农户社会网络分化提供了外部条件。（2）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其生产决策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看,随着转型时期市场深化改革,新型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而传统社会网络的影响逐渐弱化。原因在于新型社会网络能够为农户提供异质性资源（包括通过业缘和新地缘等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信息、技术,通过人际交往培养的生产经营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从而促进了农户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这与Granovetter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相似,前者拥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具有同质性,后者则相反。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新型社会网络在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中发挥着更加显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3）传统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效应显着。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化的渗透作用下农户社会网络开始分化,并表现出两极化特点,即传统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开始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化。经验分析表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网络并未影响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提供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并表现出了农户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弱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强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而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4）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生产性投资水平有所提升。农户社会网络既有利于农户农业流动性要素投资,也有利于农户机械投资。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社会网络仍然对农户流动性要素投资有促进作用,但并未对农户农业机械投资产生调节作用,这一结论符合农业机械使用的现实情况:目前中国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机械作业主要来源于机械服务,而非机械购买（Yang et al.,2013;Zhang et al.,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分工经济和农业服务外包的出现。另外,在不同的流动性投资阶段,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也有所不同,即在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社会网络与农户流动性投资呈U型关系。但对农户的机械投资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这与相对成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有关。（5）传统社会网络对农业劳动力投入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选择和生产要素联合决策等原因,新型社会网络并未通过扩大劳动力约束边界而使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而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从区域层面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结果并未发生变化;而从作用程度看,东部地区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中西部相对较小。由于农户土地规模调整幅度较小,并未发现土地转入在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但土地转出在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发生了中介效应。（6）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在总体上表现出了“离农”趋势。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农户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即农户社会网络的扩张及分化均导致了农户趋于摆脱传统种植业的发展趋势。从农户异质性看,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纯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兼业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兼业户的粮食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种植决策。从区域差异性看,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且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非粮化”的种植结构。根据分析结果,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也符合转型时期小农的发展需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从小农户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出发,考察了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对其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在农户生产决策中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社会网络在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中并未发生显着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着,其原因在于这些文献中采用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网络。相较于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分化角度去研究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及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创新性;（2）使用因子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赋值方法构建了农户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社会网络分化、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的界定,结合现有研究对社会网络度量指标的选择,在CFPS中分别选择代表亲缘和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网络异质性的变量对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进行量化。不仅弥补了社会网络度量单一性的缺陷,也体现了中国国情农情情境下农户社会网络特征,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社会网络研究边界和研究范畴;（3）从社会网络资本属性的角度考察了小农户的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农户农业生产决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选择、匹配和组合,以往研究重点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某一种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而本文重点讨论了农村“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交织的社会格局下社会网络在动态分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有助于农户跨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鸿沟”或“资源鸿沟”,改变了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路径,进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框架构建上表现出了创新性。
何在中[5]（2018）在《土地确权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不再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同时,农地之于农户而言,势必要完成由社会保障功能为主到追求经济价值为目的的功能转变。那么在现阶段中国特殊的农地产权制度背景下,薄弱模糊、权能受限的农地产权使得农地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仍旧不佳。在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入非农部门的现实背景下,农地转出、兼业化及抛荒成为配置农地资源的可选途径。但我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版）》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其土地。”对于大多数希望保有农地承包经营的农户而言,法律限制排除了农地闲置抛荒的可能,迫使其选择农地转出或者兼业化。考虑到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跨省（市）外出务工距离较远的现实制约,直接将农地转出相比兼业化而言更为经济。此时农地产权制度的薄弱使得农户无法提供权属清晰、表达规范的农地产权证明,市场化农地流转行为中较高的交易成本以及土地转入户侵占土地的可置信威胁迫使农户偏向将农地流转对象限定在亲戚或熟识朋友之间,此时农地流转更多的是出于产权安全而非经济效率考虑。对于在生活生产中需要资金的农户家庭而言,一方面薄弱模糊的农地产权使得农业生产经营的长期投资不足,收入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受现阶段相关法律限制,农地未能充当有效抵押品,农户家庭仍然面临来自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家庭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头均分的基本原则使得土地调整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制度要求,加之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产权模糊、“四至不清”使得地权不稳定、不完整的情况仍然存在。此时经营主体偏向于便于收回的短期生产投资行为,缺乏对农地的保护性农业长期投资激励,加速退化的耕地资源使农业增长难以为继。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国政府自2009年起开始了新一轮旨在“还能赋权”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2013年起在5年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完成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有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无论是从研究视角,还是从经验分析的技术方面来看,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以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农地确权政策为对象的研究,现有文献来看,还没有建立起契合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户家庭的农村信贷市场参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以及农业长期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分析体系,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家庭的农村信贷市场参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以及农业长期投资行为作用机制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仍有待明晰;二是,对农地确权与农民生产行为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三是,国外研究以定量分析居多,而国内在研究方法和技术层面仍以政策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定性分析和对局部试点地区的案例分析,没有能够利用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和计量模型准确评估农地抵押制度改革的信贷市场效应,并且困扰这一研究题目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本研究拟改进该领域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经验分析技术。农地确权这一渐进式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我们构建“准自然实验”框架研究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本文以农业部固定观察点2010-2015年的农户数据为基础,结合搭载问卷调查获取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市场参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信息以及农业长期投资信息,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结论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对农户的要素配置及生产经营行为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薄弱的农地产权迫使农户以诸如亲友流转、零租金等非市场化行为维持地权稳定,实证结果显示,以转出方来看,农地确权有利于拓宽农地流转市场的交易边界,促使农地向企业、合作社等更具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转出,同时降低农地在亲友间流转,即农地确权显着改变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参与结构,但对总体农地转出的概率和面积的影响并不显着。进一步地,农地确权显着提高了农地的有偿转出比例和签订合同比例,但对流转期限并无影响。以转入方来看,农地确权显着降低了作为村集体内部成员的农户家庭的转入农地概率与面积,但对农地经营期限并无影响。薄弱模糊的农地产权迫使农户在进行农地转出时更多考虑的是农地产权的稳定安全而非诸如租金、经营效率等其他因素,从而倒逼农户将土地以非市场化行为流转给亲友而非更具经营效率的新型农业主体,这与政府促进农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政策目标相悖。通过农地确权登记颁证等赋予农地产权以清晰稳定的规范法律表达,能够有效提高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规范化程度。因此未来应继续未来应在深化推进农地确权的同时,要做到相关配套制度实施的建设。二、现阶段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较为有限。就本文结论来看,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的参与集中在促进农户名义正规信贷需求。进一步地,农地现阶段由于法律限制仍然未能充当有效抵押品,原先具有名义信贷需求农户所面临的抵押担保品等要求仍然无法满足,较高的交易成本以及复杂的借贷申请程序仍然存在,因此农地确权并未表现出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显着积极影响。最后,本章考察了农地确权对转入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由于受到较短农地流转期限短的制约,农地确权对转入户的名义正规信贷需求、有效正规信贷需求以及正规信贷获得并无影响。在具有较长农地经营期限的转入户中,我们发现了农地确权对名义正规信贷需求的显着积极影响。农地确权作为农地相关信息标准化、正式化处理,赋予了权利主体相较之以前而言更加清晰稳定的产权预期,但若这种明晰的权利如果因为现行法律制约或是配套市场缺失等问题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那么农地权利的明晰化并不能切实有效缓解农村信贷约束问题。三、农地确权显着提高了农户的农业长期投资行为。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现阶段农地确权显着提高了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家肥投资。进一步地,农地确权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在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中更大,表现出一定异质性。其次,农户对自有农地的农家肥投资高于转入农地,这种不同农地产权状态间的农家肥投资强度差异会因农地确权进一步扩大。再有,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入户的农家肥投资激励效应受到农地经营期限的显着影响。较长的农地经营期限有利农地转入户响应农地确权带来的地权稳定性提高,进而提高农家肥投资水平。最后,农地确权对于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着影响。根据在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根据农地确权改革对农地流转、农村信贷市场和农业长期投资产生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借鉴其他国家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一般路径和经验,创新契合中国实际的农地产权制度,提出政府有效参与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方式以及创新政策实施机制和路径,为当前优化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以及确权政策提出改进建议最终为提高农地要素配置提出进一步的合理化建议。
史常亮[6]（2018）在《土地流转对农户资源配置及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合理流转不仅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户优化配置家庭资源的重要方式。过去十几年里,在中央和地方各项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快速发展起来。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35%的家庭承包地发生了流转,将近30%的农户流转出了自己的承包耕地。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将不可避免地对农户的家庭资源配置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其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本文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致力于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目前进行的土地流转是否起到了优化配置农户耕地资源的作用?那些农业生产能力更高的农户能否通过参加土地流转市场获得更多与其生产能力相称的土地?第二,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都很低,一些农户对土地流转的需求仍无法得到满足,这将会给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劳动生产率带来何种影响?第三,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将会对农户家庭的收入及收入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安排是会恶化还是会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本文使用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5年调查数据和中国农业大学在此基础上的补充调查数据,采用大量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土地流转市场总体上发挥了把耕地向更有效率的农户手中转移的配置功能,并显着提高了这部分农户的农业生产水平。通过参与土地流转市场,那些具有较高农业生产能力水平的农户将能够有机会从市场中获得更多与其生产能力相称的土地,从而有助于改善农户间的耕地配置效率。对农户转入土地所能获得的生产收益大小的进一步估计显示,转入土地后,农户的种植业产出实现了极为可观的增长,大约提高67%。第二,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市场并不完善,一些农户对土地流转的需求仍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通过构建度量村庄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土地流转配给指数”（指数越大,意味着有越多农户的土地流转需求未得到满足,市场发育越不完善）,本文研究发现,不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不仅对农户家庭的外出务工劳动力规模产生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而且还扭曲了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使得家庭无法将其劳动力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门,一方面导致外出务工劳动力性别结构趋向于男性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趋向于女性化和老龄化,并最终降低了家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总劳动生产率。第三,土地流转在显着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户间收入不平等;但如果能提高受“配给”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比重,收入差距将会缩小。首先,基于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总体上,参与土地流转显着增加了农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对于所有已流转过土地的农户,参与土地流转为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带来了约24%的收入增幅;对于已转入和转出过土地的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分别为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带来了约31%和45%的收入增幅。其次,使用含有内生处理变量的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UQTE）模型对土地流转在不同分位点上的收入效应的估计发现: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位于收入分布40分位以上的中、高收入农户上,而对低收入农户没有产生影响。最后,通过构造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如果不参加土地流转时的反事实收入,对土地流转市场出现前后的农村基尼系数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市场的出现扩大了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由于土地流转的影响,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052上升为0.3278。本文推测,穷人和富人参与土地流转市场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参与市场能力的高低不同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对此的反事实模拟结果显示:如果能够让那些受配给的农户全部参与到土地流转中来,则基尼系数将会下降。除数据来源较新、样本量较大这一优点外,相较以往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为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的重要性提供经验证据。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决定土地流转市场活跃性的诸多因素,而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的讨论却较少。本文从农户视角,评估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户家庭资源配置及收入的影响,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二,实证方法创新。除基本模型外,本文综合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双变量Tobit模型、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反事实模拟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弥补了以往研究在实证方法上的缺陷,得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其三,研究视角新。相对既往研究,本文的分析对象不仅包括了现实中实际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还包括了那些“有流转意愿、但没有真正发生流转行为”的农户,这不仅有助于揭示现有的土地流转市场是否完善,以及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潜能;而且允许我们对土地流转市场的改善所能带来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从而可以为下一步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所能释放的潜力大小提供一个预判。
李宁[7]（2016）在《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特征研究》文中认为建国之后农地产权变革的核心议题,在于农地权利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变化,即农地产权的结构变动问题。尤其是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可以发现随着国家产权管制放松,农户对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结构性权利的拥有与运用,日益变得多样与得到保护,即农地产权的结构配置逐渐倾向于以农户为主体。但在此过程中,农户对上述权能结构的获得,却伴随着显着的渐进性特征。首先在权利束的种类之间,先是获得农地使用权与收益权,而后才是对农地处分权的拥有。其次,在每一权利束的内部,其具体的界定内容与程度也是依次、结构性的发生变动。如农地使用权中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而后变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农地处分权中先是农地流转权的界定而后才是农地抵押权的变革等等。因此,结合上述地权结构变动的渐进性,便可以通过结构细分的特征概念,对这一时期的农地产权变迁进行总结、归纳,乃至于展开研究。虽然现有文献已经明确发现并指出了农地产权变迁中的这一结构细分特征,但缺乏以此为对象的深入阐述。首先,结构细分作为地权变迁的特征抽象,其更为具体的内容该如何提炼与表述?另外,农地产权变迁之所以呈现出结构细分特征的机理或者说是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再者,随着这一特征过程的推进,在产权的界定结果上带来的是什么,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农业的最终发展呢?无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不仅可以弥补历史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不足,而且还能为目前具有产权结构变动内涵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实践,提供历史维度的内涵解读与理论指导。因此,可以说对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特征展开研究,无论是在地权结构的理论层面,还是在历史变迁、体制改革的实践角度,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借助产权公共域、租值耗散、交易费用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洞见,并遵循“历史提炼—机理探究—改革启示”的逻辑分析框架,在农地产权变迁的这一大背景之下,对结构细分的这一特征进行深入剖析,具体而言:首先,从农地产权的结构内涵出发,基于配置变动的客观史实,总结并提炼出结构细分的特征内容;接着基于提炼的特征内容,在特征过程和特征结果的两层面,探究特征背后的总体机理。先通过对该特征呈现的原因分析,探究这一特征过程的发生机理。再通过对该特征带来产权界定的变化,及之下影响农业发展路径的分析,探究这一特征结果的绩效机理;最后,仍然先基于提炼的特征内容,从产权结构变迁的历史角度,把握农地“三权分置”这一个改革政策所具有的结构细分内涵。然后在此基础上,借助前述已探究出的变迁机理,解答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农地三权有效分置的问题,由此作为全篇特征分析的改革启示。最终,各部分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地产权的结构细分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权配置变动的典型特征。农地产权的配置内涵来源于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这三项权利束,在农户和非农户两类主体之间的组合结构。改革开放之前,农地产权的权利束配置集中于以集体和国家为主的非农户主体,结构僵化,而改革开放之后农地产权的结构在配置上逐渐过渡到以农户为中心。但在此过程中,农户是先获得农地使用权和农地收益权这两项权利束,然后才是对农地处分权这一权利束的获得。另外,农户对每一项农地权利束内容的获得,也呈现出渐次变化的特点。所以,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产权的变迁历史,站在农户的主体角度,就可以通过结构细分的这一特征概念,对农地产权变迁的这段历史进行抽象与概括。同时,可从阶段划分和阶段内容的两个层次识别地权的细分变动,以进行特征内容的提炼:首先,将农地权利束种类之间的细分变动,提炼为结构细分特征的第一层次内容,由此将1978年至2012年这段时期,划分为农地产权结构细分的第一阶段,且已经完成。而将2013年至今的时期,划分为农地产权结构细分的第二阶段,正在进行中;接着,将农地单项权利束各自内部的细分变动,提炼为结构细分特征的第二层次内容。由此,第一阶段的农地产权结构细分内容包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地所有权分置为特征的农地使用权第一次细分（1978-2012年）,以税费改革实现农地收益完全独享为特征的农地收益权完全细分（1978-2012年）,还有以农地流转权分离为特征的农地处分权第一次细分（1995-2012年）。而第二阶段的农地产权结构细分则主要包括以农地承包权与农地经营权分置为特征的农地使用权第二次细分（2013年至今）,还有以农地流转权和农地抵押权并重为特征的农地处分权第二次细分（2013年至今）。（2）结构细分特征出现的背景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管制放松,之后为了有效界定出农地相继变化的资源与资产租值,农地产权内部结构与农产品市场、农地要素市场形态间发生了互动演进,使其后续的变迁过程呈现出了结构细分的特征。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对农地产权结构与各种市场的僵化管制,使得农地产权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产权公共域,由此导致了农地资源与资产两类租值的大量耗散。为了降低租值耗散,提升农业绩效,国家放松的管制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产权结构配置变动的背景与前提。而改革开放即管制放松之后,农地产权的变迁之所以呈现出结构细分的典型特征,其背后的内在机理源于农地产权内部结构与农产品市场、农地要素市场形态间存在的双向互动,互动的目的在于界定农地相继变动的资源与资产租值。新世纪之前农地产权与农产品市场的互动演进,催生出了农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逐渐细分,以此界定出农地的资源租值。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满足生存、再生产的农地资源功能最为迫切,但这类需求要求该类农地租值在农产品市场上得以呈现与界定。由此,产权作为市场的基础,伴随发展农产品市场需要满足农产品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上的双重市场化要求,便首先相应催生出了农地使用权和农地收益权的细分。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农产品市场的逐渐完善,其所反映出的农产品消费（膳食）结构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需要通过在要素市场上流动农地以调整原生产结构和改变原收入结构,由此导致农地租值开始从资源属性向资产属性进行了转变。而为了有效界定这一租值,便需要相应的农地流转权及之后的农地抵押权细分,由此催生出了农地处分权的细分。但由于农地承包权的成员权和社会保障属性,对农地要素市场的运行和农地处分权的行使附加了额外的交易成本,于是为了推进农地要素市场的发育与完善,在细分农地处分权的同时便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分原有农地使用权和收益权。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农地处分权与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并重细分的变迁特征,直至目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3）伴随结构细分的特征过程,在地权界定的结果上预示着农户排斥其他主体干预程度的不断变化,这一变化通过作用农业生产要素经济效率的内在路径影响了农业发展。伴随农地产权结构的逐渐细分过程,在结果上农地产权的界定得以不断完整与清晰,同时农地的租值耗散程度也会得到逐步降低。对于前者,因为产权界定的最终目的是为不同主体提供相互行为间的边界与行为选择集,而边界的有效性又取决于主体行为的实际排他程度,因此,便可以通过构建“内容实质—主体干预—排他边界”的理论框架,对农地产权结构的细分程度进行具体测度。对于后者,作为农业用途范围内的农地使用,其租值耗散程度的降低也将反映在农业发展的绩效上。但对于前后两者发生联系的内在路径问题,即细分的农地产权结构到底如何影响农业发展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却并不能有效的回答。借助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通过1978年-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伴随农地产权结构的逐渐细分,农户产权排他性的提高,将通过作用农业生产要素经济效率的内在路径,最终影响农业发展。并且在该段时期内（隶属于第一阶段的农地产权结构细分）,但由于生产要素效率变动的程度最终来源于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变化的双重叠加,所以在最终的呈现结果上,不同种类的农地权利束在影响农业生产要素效率的方向与程度上存在差异。表现为随着农户对自主决策经营农地的行为日益具有排他性,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正向的显着影响,但影响幅度却在逐渐降低;在农地收益权方面,随着农户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效率同样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着影响,但劳动力要素效率却受到了持续弱化的正向显着影响;在农地处分权方面,随着农户对自由处置农地行为排他性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将受到持续增强的正向显着影响。随着使用权的细分程度接近顶点,其对土地要素边际贡献率的激励作用出现下降趋势。该结论也从侧面论证了当前以农地流转和抵押为核心新一轮农地改革（第二阶段的农地产权结构细分）的合理性与紧迫性。（4）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内容,在地权变动的历史与理论角度上,具有结构细分的特征内涵当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政策内容上一方面是要实现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另一方面是要在农地经营权分置的基础上,活化农地经营权。对于前者,因为农地使用权和农地经营权具有相同的实践与理论内涵,故而农地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分置也就是农地使用权的分置,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所有权已经分置（农地使用权第一次细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再次分置而已。因此,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此项政策内容,具有了农地使用权第二次细分的特征内涵（以农地经营权与农地承包权分置为内容）。而对于农地经营权的活化而言,因为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下,其实现需要借助农地要素的流转与抵押处分。所以,后者对农地流转权和抵押权的内在需求,使得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这一政策内容,同样具有了农地处分权第二次细分的特征内涵（以农地流转权和抵押权并重为内容）。（5）在结构细分特征的机理启示下,实现农地“三权分置”需要保障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以及协调农地经营权在要素流转与抵押两类市场上的活化方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可能是应对上述启示的较优组织选择。因农地“三权分置”具有结构细分的特征内涵,对其如何有效实现的探讨,便可借鉴已分析的结构细分特征机理:首先,循着结构细分特征结果的绩效机理,可知农地经营权分置是否有效在于能否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总体经济效率。在集体成员权仍然受到管制的背景下,虽然农地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分置,利于提高农地要素的配置效率,却容易在改变农地使用权主体的结果上,受到农业产业特性的影响而降低农地要素的生产效率,造成分置结果于要素总体经济效率变动上的两难。所以,基于特征的此项机理启示,在分置农地经营权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障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其次,循着结构细分特征过程的发生机理,可知农地经营权活化是否有效在于能否实现与农地要素市场之间的协调互动,即农地经营权的活化需要通过在农地流转与抵押要素市场上的具体处分。但农地经营权在农地流转市场上的部分活化方式（债权方式）,虽然可以促进农地流转权的细分,却并不利于农地经营权在农地要素抵押市场的活化和农地抵押权的细分。所以,基于特征的此项机理启示,在活化农地经营权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农地经营权在要素流转与抵押这两类市场上的活化方式。农地入股作为物权流转可能更有利于农地经营权在抵押市场上的活化。土地股份合作社因其核心股权的物权设置,利于保障农户经营主体地位和促进农地流转和抵押的同时开展,而成为应对上述启示的较优经济组织选择。由此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便可以从:（1）继续放松农地产权管制,坚持农户在地权结构配置上的主体地位;（2）渐进性的探索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农地要素市场交易的形式活化农地产权;（3）完善土地股份合作社立法,保障其有效建设与发展等方面入手,为实现农地产权结构后续的有效配置,提出原则性的政策建议。
孙巧玲[8]（2012）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逐步深入，各项政策和制度都在不断的发生着改革和变化，从农村到城市，社会转型关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最基本的物质载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地调整党的农村土地政策。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不断推动农业生产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保障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这为全面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文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农村土地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稳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新时期为时间界限，本人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确立的历史背景、回顾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历程、概述农村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归纳农村土地政策的特点和绩效，最后总结了农村土地政策确立和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方面，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以期对新形势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并贯彻实现好党在新时期的农村土地政策，起到促进作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诸多重要文献之中，本文围绕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注重文献研究、归纳分析和规律启示等方法。其主要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通过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进行深层次、整体性的创新研究，力求系统梳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脉络，这是本文的第一个亮点；二是力求对广大农民及现在农村的丰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丰富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理论，完善党在新时期的农村土地政策，为土地政策的发展提供借鉴，以打牢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这是本文的第二个亮点。
乐永海[9]（2012）在《“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研究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但是,农户的分散性和家庭经营的农地制度致使个体力量单薄,无法更好的形成集体合力。在市场信息强烈不对称背景下,忌讳大市场强权,使得农户没有充分的定价和议价能力,并在市场交换中处于弱势地位,最终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然而,如何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良好的流通对接是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增加本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以及实现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所在。基于此,在理论演绎中结合当前国内外经典文献得出农户与市场之间存在三种交易行为,延伸出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存在三种对接机制,即水平合作化对接机制、垂直一体化对接机制和网络虚拟化对接机制。在此基础之上运用产业经济学“SCP”分析框架得出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良好对接存在三种路径安排,并深入分析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理论基础、前提因素、具体模式以及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关系。在案例分析中,美、日、法发达国家和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与市场的对接经验为我国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奠定了依据。在实证研究中,笔者于2011年在湖北、河南、河北、江苏4省23县的相关乡镇通过方便抽样收集了958份有效农户数据,从而对上文的演绎结果予以验证。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小农户与大市场”间存在水平合作、垂直一体化和网络虚拟化三种对接机制,农户选择何种交易模式不仅受到市场环境和社会与市场规范的影响,又受到交易双方的专用性资产投资程度、交易频次的影响。二是在“交易特征—交易机制—交易绩效”结构中,影响农户交易绩效最大因素主要是供给、与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农户与购买者专用性资产投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机制对农户交易绩效产生了显着性影响,农户所选择的交易模式是实现农户自身交易绩效增加的有效手段。三是对接机制中承诺与信任约束力促使农户选择水平合作交易行为,权力与契约约束力对垂直一体化交易行为没有显着影响,社会与市场规范约束力促使农户选择网络虚拟化交易行为。依据研究结果笔者推演出实现农户与市场对接的水平合作化、垂直一体化和网路虚拟化三种执行路径的具体模式,即在不同交易特征和行为约束力背景下农户会选择不同的组织,诸如农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和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电子交易市场的农户联合组织来帮助其参与市场,通过各路径保障机制的建设有助于实现农户良好利用运行组织扩大自身绩效,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
董向芸[10]（2012）在《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理论视阈下云南农垦组织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垦组织是我国边疆区域长期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织，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带动与辐射作用举足轻重。本选题立足于云南农垦组织的发展与改革历程研究，运用调研、问卷、访谈以及文本、数据统计等方法，对农垦总局、分局、农场不同层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以结构功能主义和“内卷化”作为理论工具，阐释农垦组织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整合与分化现象。选题的创新在于：“特殊公权力组织理性”设定，组织学理论疆域和农垦研究视域的拓展，“组织内卷化”概念创新，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的立体实证结构等。从理论角度来说，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结构功能主义集中于研究系统承载的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结构，强调分析每一特定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试图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揭示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文中拟将组织视为一个系统，从而可以通过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和研究组织及其发展。另外，还引入了“内卷化”概念来对农垦组织改革状况进行描述。“内卷化”是一个可以用来回应、分析和解释许多层面现象和问题且尚未统一界定的概念，文中分别从经济层面有增长无升级，管理层面有汲取无控制，文化层面有惯习无突破来具体定性这一概念，归纳出基本的共性要素来进行相应的组织研究，使之成为本研究审视组织的重要理论工具。以上述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为基本理论支撑，两者在农垦组织的实证研究过程中最终达成有机契合，奠定了本研究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借鉴和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概念，如整合、分化、利益结构，制度学中的一些界定，如制度环境、非制度环境、成本效益的分析等，同时，将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对系统的理解引入组织理论的理解之中，综合融通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基本理论逻辑框架，研究整体思维进路为：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与组织所处的环境是紧密相联互为影响的，总要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当资源与利益分配失序时，组织的相关利益主体不能在现有组织结构功能体系下获得利益诉求的满足，就产生新的获利需求，进而推动组织变革以重获新的利益结构。具体到相应的变迁过程，则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在利益结构的解构与重构行动分析，如组织的成本收益比较、相关主体利益属性的多元性、利益博弈中的取舍动机、组织资源依赖等，来辨析宏观环境变迁下的组织变化情况，以及组织结构功能转型过程中的内卷化约束条件。即农垦组织作为一种特殊公权力组织，它的结构功能转型与内卷化是以特殊公权力组织理性为前提，在既有区域资源禀赋的条件限制下，以渐变的方式呈现出组织整合与分化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亦展示了组织变革结果与最初期望的悖离性，同时，相关的研究命题为下文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主要是从组织的形成环境与发生机制——组织结构功能演进——组织结构功能扩展过程来剖析云南农垦改制的组织变迁过程。云南农垦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组织，是建国之初特殊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它作为国家边疆管理的特殊手段，肩负着对地方整合与国家认同等政治社会功能。随着社会转型与发展，农垦组织也开始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其内容主要是改革传统的国有制和集权控制的资本组织形式，调整传统的国有所有制结构，使组织能够逐渐适应市场经济并转化为相应市场主体。这段时期农垦组织从结构与功能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本研究选取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农垦作为相应的实证样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的发展实效却往往并不符合其发展预期，农垦组织的演进过程就证明了组织发展的这一困境。随着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组织原有的优势随之解体，组织逐渐陷入“内卷化”困境，表现为组织结构层面的行政取向与部门复制化，以及组织功能层面的目标模糊与劳动收益的人均递减。自2007年末开始，组织再现重构的端倪，云南省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使组织重构步入了探索阶段。而这种组织结构功能重构的探索由于其关注点的不一致，使得云南农垦组织未能完全摆脱内卷化困境，获得组织结构功能的现代性。随着云南区域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农垦组织需继续维持组织结构功能的比较优势，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相关结构体制、功能机制以及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满足区域民众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建构农垦组织与当地发展的新场群关系。文章最后主要从内部与外部两种视角来探讨农垦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分别就新形势下农垦应有的功能与作用的进行讨论，从国家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来寻求界定组织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方向；继而深入组织内部，讨论组织本身的结构功能的逻辑形塑与安排，以及在今后发展中的完善途径；转向组织的外部环境建设，以组织发展的资源依赖与社会支持为对象，扩展分析组织与政策介入、与区域既有资源之间的互动机制和策略选择。
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绩效再检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绩效再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1）农地确权的农业生产绩效研究 ——以粮食主产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农地产权 |
| 1.2.2 农地确权 |
| 1.2.3 农业生产绩效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权理论 |
| 2.1.2 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地确权的相关研究 |
| 2.2.2 农业生产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2.3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2.4 文献总评 |
| 3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的现状分析 |
| 3.1 农地确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1 农地确权的由来 |
| 3.1.2 农地确权的现状 |
| 3.1.3 农地确权存在的问题 |
| 3.2 农业生产绩效的现状 |
| 3.3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的现状对比分析 |
| 3.4 小结 |
| 4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 |
| 4.2 农地确权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
| 4.3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绩效 |
| 4.4 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
| 5 农业生产绩效的测度与分析 |
| 5.1 测算方法的选取 |
| 5.2 相关指标及样本的选取 |
| 5.2.1 相关指标选取 |
| 5.2.2 样本选取 |
| 5.3 测算结果分析 |
| 6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取 |
| 6.1.3 模型设定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2.2 稳健性分析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政府强化落实政策引领,发挥引导作用 |
| 7.2.2 重视农地遗留问题,增强确权的长期积极效应 |
| 7.2.3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和平台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7.2.4 发挥农业多功能价值,促进农民收入提升 |
| 7.2.5 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中国农地产权政策变迁中的国家政策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已有文献述评 |
| (一)公共政策叙事研究 |
| (二)我国农地产权政策变迁研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结构主义叙事分析法 |
| (三)基于QSR Nvivo11 工具的内容分析法 |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五、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认识政策叙事：理论基础、内涵体系与现实功能 |
| 一、政策叙事的理论基础 |
| (一)叙事的构成：传统结构主义视角 |
| (二)叙事的建构：一种新的认知方式 |
| 二、政策叙事的内涵体系 |
| (一)政策叙事的内涵 |
| (二)政策叙事的特征 |
| (三)政策叙事的形式 |
| 三、政策叙事的现实功能 |
| (一)建构集体记忆 |
| (二)助推社会动员 |
| (三)凝聚政策认同 |
| (四)提升政府合法性 |
| 第二章 政策变迁中政策叙事的分析框架 |
| 一、构筑政策共识：政策叙事的内在意蕴 |
| (一)传统的政策共识：议程控制与社会参与 |
| (二)政策叙事下的政策共识：意义生产与认知扩散 |
| 二、政策共识下的政策叙事过程 |
| (一)政策叙事主体的联盟形成与话语宣称 |
| (二)政策核心议题的叙事建构与竞争 |
| (三)主流政策叙事下的共识形成 |
| 三、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叙事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
| (一)话语对象的选择 |
| (二)政策议题的构建 |
| (三)政策信念的生产 |
| (四)叙事策略的运用 |
| 第三章 从“个体”到“集体”：改革开放前国家农地产权的“集体中心”政策叙事 |
| 一、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农地产权改革 |
| 二、政策叙事中的话语对象选择：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 |
| (一)“弱者”角色：农民阶级及其生存状态 |
| (二)“坏人”角色：地主阶级及其“联盟” |
| 三、政策叙事中的议题构建：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及其效益“释放” |
| (一)是否需要建设：农业合作社优越性的论证 |
| (二)如何提高效益：加快迈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 |
| 四、政策叙事中的信念生产：农村土地“集体产权”观念的建立 |
| (一)对落后生产关系的摒弃 |
| (二)“集体产权”信念的塑造 |
| 五、政策叙事中的策略运用：“敌我”矛盾下的阶级斗争叙事 |
| (一)土地集体产权与私有制的“成本-收益”再计算 |
| (二)农业集体化中阶级斗争矛盾的再修饰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市场”：改革开放后国家农地产权的“市场中心”政策叙事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地产权改革 |
| (一)基本历程：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 |
| (二)本章研究设计 |
| 二、政策叙事中的话语对象选择：新型农地经营主体的兴起 |
| (一)新型家庭经营主体 |
| (二)新型农民合作社 |
| 三、政策叙事中的议题构建：聚焦农地产权的多元权能 |
| (一)农地使用权方面 |
| (二)农地处分权和求偿权方面 |
| 四、政策叙事中的信念生产：农地经营规模效率与权利平等保护 |
| (一)注重农地经营的规模效率 |
| (二)强调权利的平等保护 |
| 五、政策叙事中的策略运用：“民生”取向的市场叙事 |
| (一)逐渐弱化的家庭生产叙事 |
| (二)适度强化的脱贫和城镇化叙事 |
| 第五章 中国农地产权政策变迁与国家政策叙事转换 |
| 一、我国农地产权政策变迁：国家政策叙事的同步与衔接 |
| (一)政策变迁下国家政策叙事表达的同步性 |
| (二)国家不同政策叙事的相互衔接 |
| 二、国家农地产权多重叙事下的政策共识与行为选择 |
| (一)不同农地产权政策叙事下的政策认知和共识 |
| (二)不同农地产权政策叙事下的行为选择 |
| 三、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叙事建议 |
| (一)我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二)推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叙事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 后记 |
（3）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
| 1.3.1 农业补贴的定义 |
| 1.3.2 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 |
| 1.3.3 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文献述评 |
| 1.5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数据来源 |
| 1.7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理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分工理论 |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 2.1.3 农业补贴理论 |
| 2.2 农业补贴类型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2.3 理论分析框架:补贴政策—农户决策行为—农业生产 |
| 2.3.1 无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模型 |
| 2.3.2 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框架 |
| 2.4 农业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分析 |
| 2.5 农业补贴效应对比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及实施现状 |
| 3.1 粮食补贴的特征 |
| 3.2 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 |
| 3.2.1 无粮食补贴阶段:攫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1949-1978年) |
| 3.2.2 弱粮食补贴阶段:补贴粮食流通环节阶段(1978-2003年) |
| 3.2.3 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扶持小农发展(2004-2016年) |
| 3.2.4 政策体系改革深化阶段:支持适度规模经营(2013年-至今) |
| 3.3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补贴对象缺乏差异化激励 |
| 3.3.2 补贴金额缺乏区域协调 |
| 3.3.3 补贴政策执行成本高 |
| 3.4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构成 |
| 3.5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现状——以湖南省为例 |
| 3.5.1 湖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5.2 湖南省稻作大户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分析 |
| 4.1 研究基础 |
| 4.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4.3 数据来源 |
| 4.4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直接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实施 |
| 5.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5.4 实证分析 |
| 5.5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6.1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 |
| 6.2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6.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业补贴政策优化 |
| 7.1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经验 |
| 7.2 美国、日本和中国农业支持水平比较 |
| 7.3 未来改革思路及政策取向 |
| 7.4 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优化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湖南省种粮大户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调研县相关部门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博士期间成果简介 |
（4）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1.2.1 选题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内容结构 |
| 1.4 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社会网络及相关研究 |
| 2.1.2 农地流转及相关研究 |
| 2.1.3 农户生产决策及相关研究 |
| 2.1.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1.5 现有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网络理论 |
| 2.2.2 嵌入性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农地相关理论 |
| 2.3 现有研究和理论的启示 |
| 2.3.1 现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 2.3.2 现有理论对本文的启示 |
| 第3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概念范畴 |
| 3.1.1 农户 |
| 3.1.2 社会网络 |
| 3.1.3 农地流转 |
| 3.1.4 农户生产决策 |
| 3.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
| 3.2.1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获取 |
| 3.2.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整合 |
| 3.2.3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
| 3.3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1 农户生产决策目标 |
| 3.3.2 土地转入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3 土地转出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1 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3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总体分析框架 |
| 3.4.4 新型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与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1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的事实特征 |
| 4.1.1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
| 4.1.2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形成 |
| 4.1.3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分化 |
| 4.2 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2.1 农户农地流转的事实特征 |
| 4.2.2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3 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事实特征 |
| 4.3 农户种植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5.2 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3.3 模型选择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5.4.4 基于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的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6.2 机理分析 |
| 6.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间接影响 |
| 6.3 数据来源、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6.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 基准回归分析 |
| 6.5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5.1 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5.2 农地流转的偏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7.2 机理分析 |
| 7.2.1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直接影响 |
| 7.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间接影响 |
|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7.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区域差异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5.2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 |
| 8.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8.2 机理分析 |
| 8.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直接影响 |
| 8.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种植决策的间接影响 |
| 8.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构建 |
| 8.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8.4.3 基于粮食生产的区域性分析 |
| 8.5 稳健性检验 |
| 8.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2.1 加强农村非正式制度建设，提升小农户社会网络发展水平 |
| 9.2.2 健全农户生产要素配给体系，提升小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水平 |
| 9.2.3 加快创新发展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小农户传统生产方式转型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土地确权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说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现代产权理论 |
| 2.1.2 信贷配给理论 |
| 2.1.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市场影响的研究 |
| 2.2.2 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影响的研究 |
| 2.2.3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
| 2.2.4 简要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2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3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4 农地确权对转入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四章 政策分析及调查和数据来源 |
| 4.1 政策背景 |
| 4.2 政策历程 |
| 4.3 政策实践 |
| 4.3.1 总体情况 |
| 4.3.2 典型分析 |
| 4.4 调查设计和数据来源 |
| 第五章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5.1.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分析 |
| 5.1.2 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
| 5.1.3 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
| 5.2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
| 5.3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 |
| 5.4 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市场结构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选择及变量选取 |
| 6.2 描述性分析 |
| 6.3 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 |
| 6.4 农地确权对转入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地确权及其流转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7.1.2 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
| 7.2 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农业长期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2.1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 |
| 7.2.2 农地确权对转入户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本文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一) 分组标志及家庭成员构成情况 |
| (二) 土地情况 |
| (三) 固定资产情况 |
| (四) 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情况 |
| (六) 购买种植业生产资料情况 |
| (七) 家庭全年收支情况 |
| (八) 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村金融创新(农户调查表) |
（6）土地流转对农户资源配置及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 已有研究述评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演进及其目标 |
| 3.1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演进及其特征 |
| 3.2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目标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土地权利状况调查分析 |
| 4.1 引言 |
| 4.2 调查方法与样本结构 |
| 4.3 调查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流转的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数理模型 |
| 5.3 方法和数据 |
| 5.4 对土地流转耕地配置效应的检验 |
| 5.5 对土地流转在生产方面的潜在收益评估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证据 |
| 6.3 模型与估计方法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假说 |
| 7.3 实证策略 |
| 7.4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7.5 估计结果及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农地产权的法律界定与经济属性差别研究 |
| (二) 对农地产权结构的内涵与历史变迁研究 |
| (三) 对农地产权结构变迁机理的研究 |
| (四) 对农地产权结构的改革研究 |
| (五) 总体的简要评述 |
| 三、研究目标与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问题 |
| 四、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数据来源 |
| (三) 技术路线 |
| 五、全文结构 |
| 六、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主要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主要概念界定 |
| (一) 农地 |
| (二) 农地产权结构 |
| (三) 农地产权结构细分 |
| 二、理论基础梳理 |
| (一) 产权公共域理论 |
| (二) 租值耗散理论 |
| (三) 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分析框架构建 |
| (一) 历史提炼:特征总结与内容提炼 |
| (二) 机理探究:特征过程发生与结果绩效的机理分析 |
| (三) 改革启示:结构细分特征之下如何实现农地三权的有效分置? |
| 第三章 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特征总结与内容提炼 |
| 一、改革开放之前农地产权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一) 前人民公社时期:1951-1958年 |
| (二) 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 |
| 二、改革开放之后农地产权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一) 土地承包制初期:1978-1984年 |
| (二) 土地承包制完善期:1984-1995年 |
| (三) 土地承包制深化改革期:1995年至今 |
| 三、农地产权变迁的结构细分特征:历史总结与内容提炼 |
| (一) 已经完成的第一阶段结构细分:1978-2012年 |
| (二) 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结构细分:2013年至今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地产权结构细分特征过程的发生机理—为什么农地处分权的细分在新世纪之前滞后于收益权与使用权的细分，而后又与之并重？ |
| 一、特征过程的发生机理疑问:对特征呈现原因的重新思考 |
| 二、机理的初步分析:产权演进、市场发展与租值界定 |
| 三、特征过程的发生背景:改革开放前的产权管制与租值耗散 |
| (一) 改革开放前的农地产权结构管制 |
| (二) 产权管制之下的农地租值耗散 |
| 四、新世纪之前农地“收益权-使用权”细分:对农产品市场下农地资源租值的界定 |
| (一) 1978-1984年农地“收益权-使用权”细分:对农产品消费量下的资源租值界定 |
| (二) 1985-2000年农地“收益权-使用权”细分:对农产品交易价格下的资源租值界定 |
| (三) 新世纪之前的农地处分权细分滞后:农产品市场未发育成熟 |
| 五、新世纪之后农地处分权细分:对农地要素市场下的资产租值界定 |
| (一) 2000年之后的农地处分权细分:对农地要素市场下的资产租值界定 |
| (二) 农地处分权与农地“收益权-使用权”的细分并重:从农产品市场成熟到农地要素市场发育 |
| 六、“两田制”的历史兴衰:对机理分析的再阐释 |
| (一) 农产品市场双轨下的“两田制”兴衰 |
| (二) “两田制”的兴衰阐释:农产品市场发展与农地产权结构细分 |
| (三) “两田制”兴衰的简要启示:如何保证农地产权结构的有效细分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地产权结构细分特征结果的绩效机理—细分的农地产权结构到底如何影响农业发展？ |
| 一、特征结果的绩效机理疑问:细分的农地产权结构到底如何影响农业发展? |
| 二、农地产权结构的细分测度:框架构建与测度运用 |
| (一) 测度的框架构建:“内容实质—主体干预—排他边界” |
| (二) 测度框架的具体运用:农地产权结构细分程度的测度 |
| 三、细分的农地产权结构到底如何影响农业发展?:引入生产要素效率变化作为内在路径的思考 |
| (一) 文献综述:生产要素效率变化作为中间环节的引入 |
| (二) 研究假说 |
| 四、模型选择与数据处理 |
| (一) 模型设计与估计方法 |
| (二) 变量说明 |
| (三) 数据来源 |
| 五、模型估计与结果阐释 |
| (一) 长面板数据检验: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与组间截面相关 |
| (二) 农地产权结构、生产要素效率对农业绩效的影响:模型估计 |
| 六、本章小结 |
| (一) “合理界定”与“失当干预”:从生产要素效率对农地产权管制的进一步思考 |
| (二) 简要结论 |
| 第六章 农地产权结构细分特征分析的改革启示—结构细分特征之下如何实现农地三权的有效分置？ |
| 一、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结构细分的特征内涵 |
| 二、结构细分特征之下农地三权的有效分置:机理启示与组织治理 |
| 三、农地经营权分置结果的两难:特征结果的绩效机理启示 |
| (一) 农地经营权分置:农业发展下的农地使用权第二次细分 |
| (二) 特征结果对农地经营权有效分置的绩效机理启示:保障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 |
| 四、农地经营权活化方式的选择:特征过程的发生机理启示 |
| (一)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抵押的并重活化:农业发展下的农地处分权第二次细分 |
| (二) 特征过程对农地经营权有效活化的发生机理启示:注意农地要素处分中的方式选择 |
| 五、特征机理启示之下的农地“三权分置”治理:经济组织选择 |
| (一) 特征机理启示之下农地“三权分置”的组织治理:股份合作 |
| (二)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进一步阐述:应对启示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如何实现农地产权结构后续的有效配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所受奖助与发表论文 |
| 科研项目 |
| 奖助 |
| 论文发表 |
| 致谢 |
（8）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 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三、 主要内容与构架 |
|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部分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确立的历史背景 |
| 一、 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二、 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 三、 党确立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
| 四、 农民对人民公社土地政策的实践性突破 |
| 第二部分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历程 |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确立（1978 年—1983 年） |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稳定（1984 年—1991 年） |
|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深化（1992 年—2001 年） |
| 四、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逐步完善（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部分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二、 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三、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四部分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特点和绩效 |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特点 |
| （一） 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政策采取了渐进式的方略 |
| （二） 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
| （三） 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政策贯彻了依法治国的思想 |
| （四） 新时期党的农村土地政策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 |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绩效 |
| （一） 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 |
| （二）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
| （三） 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
| （四）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
| 第五部分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形成与发展的经验 |
| 一、 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 |
| 二、 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
| 三、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
| 四、 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9）“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研究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图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现实背景 |
| (二) 理论背景 |
| (三) 研究目的 |
| (四)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小农户”与“大市场”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三)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对策与解决措施研究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框架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农户与农户组织理论 |
| (一) 农户的内涵和本质 |
| (二) 农业组织的内涵和本质 |
| 二、交易成本理论 |
| 三、关系交易理论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比较 |
| 一、美国“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 |
| (一) 美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背景与历程 |
| (二) 美国“农户”与“市场”现状、特点和对接模式 |
| 二、日本“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 |
| (一) 日本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背景与历程 |
| (二) 日本“农户”与“市场”现状、特点和对接模式 |
| 三、法国“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 |
| (一) 法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背景和历程 |
| (二) 法国“农户”与“市场”现状、特点和对接模式 |
| 四、台湾(地区)“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 |
| (一) 台湾(地区)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背景与历程 |
| (二) 台湾(地区)“农户”与“市场”现状、特点和对接模式 |
| 五、发达国家(地区)“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比较与经验借鉴 |
| (一) 发达国家(地区)“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的比较 |
| (二) 发达国家(地区)“农户”与“市场”对接的经验借鉴 |
| 第四章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客观原因与要求 |
| (一)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客观原因 |
| (二)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客观要求 |
| 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前提因素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理论 |
| (一) 资产专用性 |
| (二) 不确定性 |
| (三) 交易频次 |
| (四) 其他因素 |
| 三、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分析 |
| (一) 水平化对接机制机理 |
| (二) 垂直化对接机制机理 |
| (三) 网络虚拟化对接机制机理 |
| 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绩效评估 |
| 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五章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的实证分析 |
| 一、“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的研究理论架构与假设 |
| (一)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的研究理论架构 |
| (二)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的实证研究计量模型与假设设定 |
| (三)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构面的变量定义与可操作化说明 |
| 二、“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的实证分析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样本特征分析 |
| (三) 信度检验 |
| (四) 效度检验 |
| (五) 变量的因子分析 |
| (六)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假设验证 |
| 三、研究结论分析与讨论 |
| 第六章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执行路径 |
| 一、“小农户”与“大市场”交易特征—行为—绩效的实现过程 |
| 二、中国“小农户”与“大市场”实现对接的三条执行路径 |
| (一) 水平合作化对接的执行路径 |
| (二) 垂直一体化对接的执行路径 |
| (三) 网络虚拟化对接的执行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 |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或主持的相关课题 |
| 附录3 关于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的调查问卷 |
（10）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理论视阈下云南农垦组织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提出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 既有研究的共识、局限与理论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资料来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研究局限 |
| 第二章 结构功能主义、内卷化与农垦组织研究的契合 |
| 第一节 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方法论意义 |
| 一、 结构功能主义的产生与新功能主义的发展 |
| 二、 结构功能主义的“整合-分化”理论逻辑 |
| 三、 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解读 |
| 第二节 “内卷化”概念与其基本规定性 |
| 一、 内卷化概念的溯源与拓展 |
| 二、 内卷化概念的基本内涵 |
| 三、 内卷化概念的定性分析 |
| 第三节 理论应用分析 |
| 一、 组织结构功能研究理论的借鉴与反思 |
| 二、 相关理论的契合性 |
| 三、 农垦组织、组织结构功能相对优势与组织内卷化 |
| 第三章 组织结构功能转型与内卷化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特殊公权力组织理性”的前提分析 |
| 一、 从“经济人”到“政治人” |
| 二、 “政治人理性”与公权力组织 |
| 三、 本研究前提：“特殊公权力组织”理性 |
| 第二节 理论框架构建与命题 |
| 一、 第一层次：环境既定情境及其与组织的互动 |
| 二、 第二层次：组织结构功能转型——整合与分化 |
| 三、 第三层次：组织变革方向的期望与其偏离性 |
| 第三节 研究的相关命题 |
| 一、 云南农垦组织的嵌入环境：层级权力体制及其利益形构 |
| 二、 云南农垦组织结构功能变革 |
| 三、 云南农垦组织的内卷化 |
| 第四章 云南农垦组织的发生与结构功能演进 |
| 第一节 组织的形成环境与发生机制 |
| 一、 云南区域自然历史状况与文化积淀 |
| 二、 建国初期的国家整合需求与农垦 |
| 三、 云南农垦组织的发生机制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功能的演进与扩展 |
| 一、 农垦组织角色设计 |
| 二、 结构演进：组织制度与管理体制 |
| 三、 功能扩展:组织资源与功能分析 |
| 第三节 微观透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农垦改革 |
| 一、 调查对象选择 |
| 二、 组织改革与资源分析 |
| 三、 组织结构的变迁 |
| 四、 组织功能的扩展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 组织结构功能改革的特征 |
| 二、 “结构功能双重性”的相对优势 |
| 第五章 云南农垦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卷化与重构 |
| 第一节 宏观环境变化与组织危机 |
| 一、 宏观制度变化下的背景 |
| 二、 组织原有相对优势的解体 |
| 三、 群体性事件与组织危机 |
| 第二节 云南农垦组织内卷化——以勐养、东风农场为例 |
| 一、 个案选择与实证方法 |
| 二、 云南农垦组织的内卷化困境 |
| 三、 组织结构内卷化分析 |
| 四、 组织功能内卷化考察 |
| 第三节 组织结构功能的重构探索 |
| 一、 云南农垦组织的“二次创业”改革 |
| 二、 云南农垦组织的属地化改革 |
| 三、 改革思路的比较分析 |
| 四、 组织职能定位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 组织相对优势变迁与内卷化 |
| 二、 组织结构功能的整合与分化 |
| 第六章 云南农垦内卷化突破与组织转型 |
| 第一节 政策介入路径选择 |
| 一、 新形势下对农垦组织功能的再认识 |
| 二、 政策支持原则与走向 |
| 三、 政策分类支持 |
| 第二节 组织“内卷化”的突破与结构功能转型 |
| 一、 农垦组织的发展逻辑 |
| 二、 组织“内卷化”的突破 |
| 三、 农垦组织的结构功能转型 |
| 第三节 农垦组织与环境支持 |
| 一、 组织社会支持的重建 |
| 二、 区域异质性资源禀赋与组织相对优势 |
| 三、 组织相对优势的扩展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后续研究 |
| 一、 现实问题的分析 |
| 二、 利益边疆研究视角的拓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调查问卷：关于云南农垦发展的认识调查 |
| 附录2. 建国以后有关云南农垦重要政策、讲话与文件汇总 |
| 附录3. 云南省各地农垦分局、国营农场简况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绩效再检验（论文参考文献）
- [1]农地确权的农业生产绩效研究 ——以粮食主产区为例[D]. 史慧敏.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1(12)
- [2]中国农地产权政策变迁中的国家政策叙事研究[D]. 曹志立. 吉林大学, 2019(10)
- [3]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周静.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
- [4]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杨芳. 西南大学, 2019(01)
- [5]土地确权背景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D]. 何在中.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6]土地流转对农户资源配置及收入的影响研究[D]. 史常亮.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7]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特征研究[D]. 李宁. 南京农业大学, 2016(12)
- [8]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研究[D]. 孙巧玲.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2(01)
- [9]“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机制研究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D]. 乐永海. 华中农业大学, 2012(02)
- [10]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理论视阈下云南农垦组织改革研究[D]. 董向芸. 南开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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