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沛鸿的人类学视界（论文文献综述）
杨来恩[1]（2018）在《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作为现代比较教育理论的发祥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研究曾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20-30年代,这些教育学家相继回国,运用留美所学的教育理论,共同致力于比较教育道路的本土化改造,并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与实践路向。庄泽宣的民族性改造范式、常道直的教育制度改进范式与罗廷光的学校变革范式即是三个颇具特色的典型个案。庄泽宣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状况与新教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最早系统地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为了求索新教育中国化的道路,庄泽宣将民族性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运用历史学与文学的方法揭示各国的民族性,进而探讨民族性与教育制度的相互关系。基于此,他试图建立自然环境、民族性、经济力、社会组织与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互渗关系网络,探求学校之外影响教育的力量。对民族性问题的重视深刻影响了庄泽宣的教育实践,他参与的“言文问题”的论辩,民众教育的推广,以及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的考察与实践,都是着眼于中国民族性的改良。常道直的丰富教育经历使其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实际状况有切身体悟。他负笈欧美并悉心研习比较教育,全面考察了欧美的各级各类学校,将各国教育制度作为研究的重心,旨在让国人系统了解西方的教育制度。关于各国教育制度的分析,常道直力图使研究客观化,主张将历史文化因素嵌入至教育制度之中,避免掺入过多的主观分析。其一生视教育制度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之工具,他的教育实践,如各国教育制度资料的编纂,教育改革的深度参与以及推动教育制度民主化与合理化,均是围绕教育制度领域而展开。罗廷光具有一线的教育实践经验。他坚信“教育科学化”对师生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效用。在构筑“教育科学化”研究体系的过程中,他综合贯通了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与比较的研究方法。与“教育科学化”相呼应,罗廷光的比较教育研究也贯穿了科学化的理念,强调以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针砭各国教育制度之特点与利弊。在教育实践领域,他关注的问题与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亦是一以贯之,即将比较的视角与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学校管理、教学及训育。在比较教育学术范式方面,三位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均是以谋求中国化教育道路为旨归,侧重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以历史-因素分析法作为核心方法。然而,受成长背景、留学时间与师承关系的影响,他们在致思理路与实践路径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并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探索。不容忽视的是,庄泽宣等人在理论体系构建与学科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对比较教育学,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龙跃[2]（2018）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与政治思潮 ——以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学为中心（1928-1949）》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学科的创始是“西学东渐”的本土回应,而其发展则是在各种政治思潮交替影响下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政治思潮对政治学研究内容和学科制度规范产生影响,同时,政治学科也探究政治思潮的内涵与意义。中央大学政治系位于首府,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践行国家教育理念的特殊使命,使它比一般高校政治系展现出更多的现实关怀。结合民国政治思潮背景,中央大学政治系的教学中呈现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四种极具张力的价值取向。中央大学政治系的建制发展与研究内容很大一部分都是欧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课程教育与教授着述中对宪法、分权、民主的探讨是自由主义衣钵的继承,中国政治学会的建立背景与研究内容更是自由主义的体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则是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形式。面对争取中国国际平等地位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问题,政治学的教学中亦奏起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双重变奏。国际法学者通过研究与撰述来表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呼声,得到了学术界、政界、民众的认可,社会呈现出上下一心的精神风貌。而抗战以来以党化教育为表现形式的国家主义的高涨,一方面实现了一致抗日的效用,国家至上成为一种共同信仰,赢得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与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校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中央大学政治系也萌发了共产主义思想,中共地下党员的出现和学生的职业选择,给国民党国家主义教育的失败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前景埋下了伏笔。总之,中央大学政治学教学的展开给我们勾勒出一幅民国政治学与政治思潮互动关系的全景。
宋泉[3]（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说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栗姣[4]（2017）在《乐器学视域下的壮族七弦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壮族七弦琴是壮族特色的拉弦乐器,中国古老的拉弦乐器轧筝与壮族七弦琴具有内在的关联。在壮族乐器文化中,七弦琴形制独特,音乐风格特异,体现着汉族音乐文化的气息。在不同地域中存在着与七弦琴相似的乐器,是轧筝流传的结果,其中壮族七弦琴是轧筝流变的“活化石”。壮族作为中华民族一支少数民族,轧筝流传至壮族并生根发芽,其特殊的意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壮族七弦琴为研究对象,从乐器学的研究视野出发,运用音乐学、乐器学、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史料考证与田野调查,结合历史考证学探究分析壮族七弦琴的起源与历史轨迹。以研究七弦琴的历史发展为纵向卷轴,以分析七弦琴的空间建构、乐器结构、音乐本体以及文化变迁为横向线索,全面阐释壮族七弦琴乐学特质及乐器文化。以壮族七弦琴发展历史研究为纵向坐标,首先考辨七弦琴的源流,推论其由汉族传入壮族的流传过程;其次,文章将壮族七弦琴的传承历史大致分为流传初期、兴盛时期、衰弱时期、韦联登保留时期、改良时期等几个不同阶段,根据零散的历史传说、民歌民谣及艺人口述梳理出其历史发展的大致过程,记述乐器存在的形态,以此把握壮族七弦琴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以壮族七弦琴乐器文化研究为横向坐标,从乐器学的角度分析七弦琴的乐器结构特质、制作材料、演奏方式、表演形态和音乐形态等方面,阐释与思考改良乐器的利与弊,并从音乐学的角度透析乐器文化的发展。运用乐器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阐述七弦琴的空间建构,生态文化圈与其生存的关系,研究七弦琴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分析其文化变迁的内外因,从乐器的音响和图像认知探讨壮民族的乐器文化内涵。此外,文章探索如何复兴壮族七弦琴,保留壮民族特有的文化财产。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培养七弦琴传承人,加大七弦琴保护力度,设立壮族七弦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七弦琴文化产业,构建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平台,以此实现壮族七弦琴的复兴与传承。
周兆海[5]（2016）在《农村教师社会地位：何以形成与能否提高》文中研究表明社会地位是指群体（个体）在等级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群体（个体）的社会地位是以其社会特质参与社会运行与竞争过程中获得稀缺性资源和社会规约体系认可的结果。然而,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地位形成所具备的稀缺性资源和规约体系认可有不同,这决定于社会系统中生存性资源和道德性资源的平衡情况。当生存性资源与道德性资源处于紧张时,侧重于占有稀缺性资源;当生存性资源与道德性资源处于平衡时,侧重于获得规约体系认可。与此对应,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形成受三大因素影响:一是稀缺性知识是决定性因素;二是礼制规约是约束性条件;三是城乡社会等级结构属于空间性限制。考察发现,农村教师社会地位总体经历了从道德去魅化到地位边缘化的变迁。传统社会的生存性资源总体趋于平衡,社会亦即追求道德性资源的扩展,随即建构起以“长者”“师者”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等级结构和一套完善且缜密的社会规约体系——文教道统。作为“长者”“师者”具体践行者的农村教师则被赋予道德性符号。然而,受王朝更替和近现代革命运动的影响,传统“长者”“师者”阶层群体和意识形态被打倒,替之以权力和利益为主的主导思想。农村教师逐步失却了来自社会结构和文教道统的道德性支持和道德权威,转而依附于权力和利益支配系统。而在生存性资源紧张而道德性资源式微的当代,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由其占有生存性资源的情况决定。但受知识稀缺性弱化、城乡社会与教育等级关系强化的三重因素影响,农村教师在生存性资源的占有和支配过程中处于明显弱势,以致地位的下沉有因而上升乏力。因此,在城乡社会等级结构既存的情况下,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提升有赖于实现知识的相对稀缺性,社会提供竞争性的薪酬待遇以及尊师的社会道德使命化。然而,考虑到远离知识中心、知识网络化、城乡社会与教育极化发展、生存性资源持续紧张、社会分配重竞争性而轻公益性以及社会个体化过度等社会实际,农村教师在未来较长时间段内难以实现知识相对稀缺性、获得竞争性薪酬待遇和赢得道德尊重。言之,农村教师社会地位在当下与未来的提升空间是有限的。
黄家周[6]（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黄家周[7]（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乔金霞[8]（2015）在《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学科建构》文中指出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发展史,教育与技术一直如影随形。历次教育变革均为新技术在教育中运用的结果,反过来,教育改革又推动了教育新技术的发明与创新。这种教育与技术之间的融合与互动,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前进与发展。时至近代,西方数百种新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推动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其中,一些媒体技术如幻灯、电影、广播等在改变人们休闲文明的同时,也悄然进入教育领域,改变着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凝聚着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与智慧的幻灯、电影,跟随传教士播撒基督教义的征途一路东进到中国,由最初传扬基督教义的工具转变为辅助教育发展的物件,并逐渐被国人接受和运用。由于其独有的科技特质与便捷的教育优势,被时人称为中国教育发展的利器,特称为“电化教育”,广泛运用于中国社会及学校教育领域,并在此基础上促发了中国电化教育学科的诞生。正是电化教育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平民化与普及化,在成为中国传统教学手段的有益补充、引起中国教育方式变革以及促发中国教育手段现代化的同时,还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进力量。电化教育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教育界追求教育手段现代化的奋斗求索史。由是可见,研究电化教育的传入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推进作用、电化教育学科的建构以及电化教育理论中国化过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无疑对信息化环境下利用媒体网络技术与通信技术发展中国教育、促进信息化教育良性发展以及实现教育强国梦想,有着重要的历史总结意义与现实借鉴价值。那么,新兴的媒介技术如何传入中国,又如何与中国的教育耦合在一起,如何被中国教育界接纳与吸收,电化教育学科又是如何创建的?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充当传播者角色的是哪类群体,传播的载体又是什么?这些传播者与传播载体在不同时段内传播了什么,对中国教育有何影响?中国电化教育学科是如何构建的,电化教育的传入与学科构建有何关联?基于对此类问题的思考,本题研究以传播学理论中的拉斯韦尔模式为基本分析框架,对电化教育整个传入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效应也即实践表征、中国教育界的接纳与吸收以及由此构建电化教育学科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同时,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电化教育传入中国植根并得到生发与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其时中国社会之动荡起伏与时代的变迁更迭,电化教育在中国的引入过程中,其引介主体与传播载体在传播内涵上均随之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呈现出极为明显的时代面貌与阶段特征。缘此,结合传播学5w传播模式与电化教育传入中国的实情,将研究内容做出如下章节安排：首先为导论部分,主要陈述了选择本论题的学术缘由、现实原因以及研究意义；对电化教育、传播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交代了选题的范围；对选题所处领域的既有成果进行梳理,阐明了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并对现阶段的研究现状予以分析；介绍了与选题比较契合的理论与方法。第一章分析了电化教育传入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包括近代西方各国电化教育的萌生与发展；近代中西教育与科技发展上的势差；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传入的早期宗教基础、文化背景及时代要求。第二章梳理了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社会主体,即传播者。包括分析电化教育传入的中西群体如传教士及其外围组织——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出洋的国人、教育考察者、留学生以及外国来华的教育人士等对电化教育的介绍与传引,阐明电化教育传入过程中不同传播主体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章阐述了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纸媒载体,即传播渠道。包括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报纸——《申报》,教育类杂志的主要代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以及综合类杂志《东方杂志》等纸质媒体,分析这些纸媒载体对电化教育的宣传,以期勾画此期丰富、多维的电化教育传入渠道。第四章解析了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实践表征。包括新式学校的试办及拓展、社会教育领域的运用以及电化教育运动的兴起,从而呈现国人在不同教育领域运用电化手段及其发挥教育功能的实况,借此论证电化教育学科创建的实践基础。第五章介绍了电化教育在中国的接受与吸纳情况。主要分析中国社会对电化教育认识的心理转化过程,中国学者对国外电化教育着作的翻译,一些教育家如陶行知、舒新城、雷沛鸿、陈友松等人的电化教育实践与思想,揭示电化教育手段被接受与被应用,电化教育理论被吸纳与中国化的历程,借此论证电化教育学科创建的思想基础。第六章阐释了近代中国电化教育学科建构的历程与内涵。从学科建构的基本要素出发,论述了电化教育系科创建与人才培养问题、论文与着作的发表情况与中国电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专业学会与期刊的创办历程等中国电化教育学科建构中的基本问题。文章结语部分主要是对电化教育在中国传入及学科构建中的主要特点加以总结,并对近代电化教育的引介及学科建构明示作者的认识与看法：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是教育手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电化教育不仅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的接受与吸纳,既需要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电化教育的传入催生了电化教育学科的创建。
张玥[9]（2013）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文中指出“超然”,是指知识分子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非功利化的心态潜心于研究本身从而从事学术的创造与创新；“介入”,是指当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关注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社会立场出发,主动介入社会。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者的核心,在大学的学术属性与行政权力之间如何抉择,在大学成为“象牙塔”还是“社会服务站”之间如何平衡。这是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问题起点。本文旨在以掌舵人角色作为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着眼点,以掌握到的史料和文献等资料为基础,以历史研究作为研究开展的主要研究方法,以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以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与大学的生存、发展与提升为研究展开的基本维度进行分析。组织生命理论中关于组织特征的分类是：组织创建阶段,组织发展阶段,组织成熟阶段。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之一,也具备这样的组织发展特征。这在文中具体表述为：“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首先,绪论部分对研究的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等做了具体说明。第一章作为研究的开端,对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大学校长做了仔细梳理和介绍；并在结合中外理论和校长们、研究者们的着述基础上,提出了“掌舵人”概念,将之作为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角色。第二章以“战时需做平时看”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和宗旨,以及具有战时特色的大学内迁,从而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国立大学生存的基本要义。第三章以“炸弹下长大”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发展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如何秉持通才教育与学生自治、如何坚守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从而实现了战时大学的发展和壮大,这就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大学发展的主要内容。第四章是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研究主题,从文化角度探究这些校长在大学提升层面的作为,以大学文化和精神作为大学内在提升的关键,以校训以及教风学风的建设作为精神文化的外在表达,从而构成大学走向成熟阶段的内在力量。最后,在前之研究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掌舵人的理念与治校进行总结与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得益于战时国立大学校长群体的智慧谋略、胸怀担当与个人魅力,从而使国立大学在内迁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保证了“战时需做平时看”的大学发展基调,立志于培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并实现了“炸弹下的长大”,从而终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大学发展之根本要义。在此基础上,总结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与当代启示：即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们领先于时代,超越于现实,通过“领导”大学、秉持学术、管理民主、文化建构,进一步引领了社会文化发展。研究还对大学校长的素质与遴选、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大学的外部发展环境进行了具有比较意义的借鉴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今的大学管理与发展提供改革的思路,值得今日为之观照。
杨育智[10]（2012）在《论社会教育内容》文中认为当下的社会教育常常被理解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社会教育内容也自然成了治愈社会问题的良药。社会教育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没有自己明确的领地,社会教育内容也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范围,比较零乱而不成体系,总是被诸多繁杂的社会问题牵着走。同时,社会教育内容的选择也不明确,只是这样的出现了,有的是为了“应急”,有的是为了“应景”,而没有真正的去分析和研究“属不属”和“能不能”的问题。社会教育并非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社会教育内容也不是无所不包,而是有着自己明确的范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社会教育应回到人的感性的、具体的、完整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教育内容也应真正关注人,关注人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揭示人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培育人的创造精神。本文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论。概括介绍了选题的原因、目的、意义及其相关研究,阐述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的研究方法。第二、社会教育内容的界定和特征。主要探讨的社会教育内容的概念及其主要特征,将社会教育内容界定为“为实现社会教育的目的而选择和组织的能够反映社会教育实质的内在要素”,具体总结和分析了社会教育内容的阶段性和整合性、适应性和超越性、实践性和先进性的特征。第三、社会教育内容的历史考察。从历史维度对社会教育内容从萌芽时期、初步确立时期、发展时期、分化时期、抗战时期五个阶段进行划分和实施考察。第四、社会教育内容的选择。在对社会教育内容历史考察基础上,从理论基础、依据、原则和范围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社会教育内容的选择。第五、社会教育内容的实施。在系统分析和总结研究的基础上,从目的、途径和保障三方面提出了社会教育内容的实施。
二、雷沛鸿的人类学视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雷沛鸿的人类学视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的启迪 |
| (二) 教育学家群体研究的相对薄弱 |
| (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与研究问题的确立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史的研究 |
| (二) 三位比较教育学家个体的研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比较教育 |
| (二) 学科 |
| (三) 范式 |
| 四、研究目的及总体构想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
| (一) 资料运用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成长 |
| 第一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早期教育研究传统 |
| 一、“用百科全书来描绘它”：孟禄与教育史研究的奠基 |
| 二、“征服教育学的新世界”：桑代克与科学化教育心理学的创立 |
| 三、“教育实践者的地图”：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奠定 |
| 第二节 “大传统中的小传统”：比较教育在师范学院的发展 |
| 一、拉塞尔、孟禄与比较教育学科的奠基 |
| 二、国际研究所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推进 |
| 三、康德尔与比较教育学科的建立 |
| 第三节 三位比较教育学家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渊源 |
| 一、庄泽宣的家世及其留学生涯 |
| 二、常道直的青少年时代及留美生活 |
| 三、罗廷光的求学经历与教育理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教育中国化”：庄泽宣的民族性改造范式 |
| 第一节 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 |
| 第二节 价值重心：“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 |
| 一、新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省思 |
| 二、新教育中国化的实现途径 |
| 三、新教育中国化理论的生成与民族性问题的思索 |
| 第三节 民族性与比较教育之维 |
| 一、民族性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 |
| 二、历史-因素分析法视域下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
| 三、首创列国并比的呈现体例 |
| 第四节 中国化教育蓝图的设计与实践 |
| 一、言文问题研究的科学化尝试 |
| 二、民众教育推行与中国民族的出路 |
| 三、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的全面考察 |
| 小结 |
| 第三章 “以制度贯彻理想”：常道直的教育制度改进范式 |
| 第一节 常道直：中国学制合理化的探索者 |
| 第二节 价值旨趣：“以制度作为贯彻理想之工具” |
| 一、制度设计与教育理想的实现 |
| 二、制度及其功用的整体把握与辩证阐发 |
| 三、教育制度借鉴与研究旨趣的确立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国家教育制度与背景因素的嵌合 |
| 一、国家教育体系作为研究单位 |
| 二、历史、文化诸因素与各国教育制度的嵌合 |
| 三、呈现体例：逐国叙述法 |
| 第四节 现代中国学制改进的规划与行动 |
| 一、各国教育制度资料的编纂 |
| 二、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度参与 |
| 三、学制合理化的“上下求索” |
| 小结 |
| 第四章 “教育研究科学化”：罗廷光的学校改革范式 |
| 第一节 罗廷光：中小学实际问题的研究者 |
| 第二节 价值追求：“教育研究的科学化” |
| 一、人生经历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寻绎 |
|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实际效用 |
| 三、教育科学研究核心方法之一：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学校制度比较研究 |
| 一、普通教育体系作为研究之重点 |
| 二、问题与背景分析相结合的比较研究法 |
| 三、集众家之长：“折衷法”的编辑体例 |
| 第四节 “大处落眼,小处下手”：学校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研 |
| 一、学校管理制度的系统探索 |
| 二、普通教学法：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贯通 |
| 三、中小学训育模式之探究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深层比较与历史评判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相同点 |
| 一、以谋求中国化教育道路为旨归 |
| 二、研究内容侧重于国外教育制度 |
| 三、历史-因素分析范式作为主要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差异 |
| 一、学术取向的分歧 |
| 二、实践路径的差异 |
| 三、学术范式差异的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历史评判 |
| 一、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贡献 |
| 二、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局限 |
| 小结 |
| 参考文献与资料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与政治思潮 ——以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学为中心（192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大学政治学教学的展开 |
| 第一节 西洋政治知识的传播 |
| 第二节 民国政治学科的建制 |
| 第三节 四种思潮间的合力与张力 |
| 第二章 中央大学政治学教学之主流——自由主义 |
|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散射:政治学教学的展开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的镜像:中国政治学会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变种:社会民主主义 |
| 第三章 中央大学政治学教学之变奏一——民族主义 |
| 第一节 国耻叙述:不平等条约和民族主义的交汇 |
| 第二节 民族认同:国际法学者的认知与实践 |
| 第三节 合法性的确认:不平等条约的另一种诠释 |
| 第四章 中央大学政治学教学之变奏二——国家主义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教育理念与政策 |
| 第二节 党化教育的课堂内外实践 |
| 第五章 风云激荡中的学生选择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思潮的形成 |
| 第二节 服务党国的志向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4）乐器学视域下的壮族七弦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课题研究综述 |
| (一) 辞典、志书类的壮族七弦琴研究 |
| (二) 着述类的壮族七弦琴研究 |
| (三) 论文类的壮族七弦琴研究 |
| 三、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一章 壮族七弦琴源流考辨 |
| 一、壮族七弦琴起源诸说 |
| (一) 壮族七弦琴出于轧筝说 |
| (二) 壮族七弦琴土生土长说 |
| 二、壮族七弦琴与轧筝的关系 |
| (一) 文献记载中的轧筝 |
| (二) 出土文物中的轧筝 |
| (三) 壮族七弦琴的族属 |
| 三、壮族七弦琴的共时比较 |
| (一) 福建文枕琴与壮族七弦琴的异同 |
| (二) 山西轧筝与壮族七弦琴的异同 |
| (三) 山东挫琴与壮族七弦琴的异同 |
| (四) 河南轧筝与壮族七弦琴的异同 |
| 四、壮族七弦琴的源流推论 |
| (一) 民族迁徙 |
| (二) 战争军队 |
| (三) 偶然事件 |
| 第二章 壮族七弦琴的田野寻踪 |
| 一、壮族七弦琴的空间建构 |
| (一) 地理环境 |
| (二) 文化概貌 |
| 二、壮族七弦琴的历史发展探寻 |
| (一) 壮族七弦琴的流传初期 |
| (二) 壮族七弦琴的兴盛时期 |
| (三) 壮族七弦琴的衰弱时期 |
| (四) 老艺人韦联登保留时期 |
| 三、壮族七弦琴的音乐学研究 |
| (一) 壮族七弦琴形制结构 |
| (二) 壮族七弦琴音响形态 |
| (三) 壮族七弦琴表演形态 |
| (四) 壮族七弦琴音乐形态 |
| 四、壮族七弦琴改良的实践 |
| (一) 彭民雄改良的拉筝 |
| (二) 张颖中与黄仲裕改良的琤尼 |
| (三) 孔宪钊改良的“七弦琴” |
| 五、壮族七弦琴文化内涵 |
| (一) 情歌的象征 |
| (二) 迎新的标志 |
| (三) 民族精神的表达 |
| (四) 悲壮与凄美的传奇 |
| 第三章 壮族七弦琴变迁的思考 |
| 一、壮族七弦琴为何消失 |
| (一) 文化内因与外因 |
| (二) 乐器硬件与软件 |
| 二、壮族七弦琴变迁的原因 |
| (一) 历史变迁维度 |
| (二) 地域变迁维度 |
| (三) 政治变迁维度 |
| 三、壮族七弦琴改良转型思考 |
| (一) 改良乐器质变的评价 |
| (二) 改良乐器所面临的困境 |
| (三) 改良乐器的发展思考 |
| 第四章 壮族七弦琴复兴的启示 |
| 一、传承壮族七弦琴乐器学的价值 |
| (一) 乐器制作工艺 |
| (二) 创作器乐曲目 |
| (三) 培养演奏者 |
| 二、发挥壮族七弦琴音乐文化的价值 |
| (一) 突显七弦琴音乐史学价值 |
| (二) 增强七弦琴文化自觉与认同感 |
| (三) 重视教育传承与展演 |
| 三、构建壮族七弦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
| (一) 建设七弦琴非遗保护区 |
| (二) 创建七弦琴非遗创意产业 |
| (三) 融合七弦琴非遗旅游产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农村教师社会地位：何以形成与能否提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农村教师理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实际却日渐边缘 |
| (二) 提升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政策诸多但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
| (三)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问题的相关研究繁多但有待深度挖掘 |
| (四) 提高农村教师社会地位是否是伪命题:个人的疑惑与思考 |
| 二、文献述评 |
| (一) 我国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 |
| (二) 外国教师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 |
| (三) 总结与展望 |
| 三、研究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追求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部分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理论审视 |
| 第一章 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社会地位的界说 |
| 一、社会地位的内涵 |
| 二、社会地位的特点 |
| 三、社会地位的作用 |
| 第二节 社会地位获得的两种途径 |
| 一、占有稀缺性资源:获得社会地位的社会冲突结果 |
| 二、获得规定性地位:获得社会地位的社会规约结果 |
| 三、占有稀缺性资源与获得规定性地位的关系 |
| 第三节 不同社会类型下获得社会地位的逻辑取向 |
| 一、社会地位获得方式与社会形态的互动变迁 |
| 二、不同社会类型下社会地位生成逻辑 |
| 三、我国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和获得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形成机制 |
| 第一节 稀缺性知识: 教师社会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 |
| 一、知识:教师职业存在的根基 |
| 二、知识:教师职业分层的依据 |
| 三、稀缺性知识: 教师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 |
| 第二节 礼制规约: 教师社会地位获得的约束性条件 |
| 一、礼制规约: 社会运行的准线 |
| 二、礼制规约: 教师社会地位的社会依托 |
| 第三节 城乡有别: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获得的空间性限制 |
| 一、城乡有别:城乡社会等级空间的形塑 |
| 二、城乡社会等级空间限制: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与城乡社会的互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部分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 |
| 第三章 去魅: 农村教师职业的现代性转化 |
| 第一节 文教道统:农村教师社会地位支持力量的构成与强化 |
| 一、以“长者”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结构的构建 |
| 二、以“师者”为核心的文教教化结构的构建 |
| 三、农村教师社会地位与农村社会的互构 |
| 第二节 道体下移: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社会支持力量弱化与瓦解 |
| 一、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现代性转型 |
| 二、农村社会文教道统的弱化与瓦解 |
| 第三节 生存为上: 农村教师道德理性与生存理性的冲突与妥协 |
| 一、社会发展的物质取向与农村教师的道德冲突 |
| 二、社会职业的大分化与农村教师的生存窘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边缘化: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当代窘境 |
| 第一节 农村教师知识稀缺性的弱化 |
| 一、知识神秘化消弭与(农村)教师知识神圣性弱化 |
| 二、知识实用主义转向与农村教师知识工具性弱化 |
| 三、知识西方主义转向与农村教师知识权威弱化 |
| 四、知识城市化取向与农村教师知识稀缺性弱化 |
| 第二节 城乡社会与教育系统之于农村教师的等级强化 |
| 一、城乡社会等级空间的结构性紧张关系 |
| 二、城乡教育等级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强化 |
| 三、城乡社会与教育的等级强化下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窘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来来展望 |
| 第五章 农村教师社会地位提升的可能性 |
| 第一节 农村教师能否实现自身知识的相对稀缺性 |
| 一、实现知识相对稀缺性是提升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前提 |
| 二、农村教师实现知识相对稀缺性的限度 |
| 第二节 社会能否提供农村教师具有竞争性薪酬待遇 |
| 一、竞争性薪酬待遇是提升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关键 |
| 二、提供农村教师具有竞争性薪酬待遇的限度 |
| 第三节 社会能否实现尊师与社会道德使命相吻合 |
| 一、尊师的社会道德使命化是维续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长久之计 |
| 二、实现尊师与社会道德使命相吻合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农村教师政策的重心转移 |
| 二、农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再审视 |
|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8）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学科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既有成果与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各国电化教育的萌生发展 |
| 一、近代西方电化媒介的问世 |
| 二、西方各国电化教育的初起 |
| 第二节 近代中西科技与教育发展的时代势差 |
| 一、近代中西科技发展的悬殊 |
| 二、近代中西教育水平的差异 |
| 第三节 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基础 |
| 一、早期基础：宗教传播借用的科技手段 |
| 二、西学东渐：电化教育传入的文化载体 |
| 三、时代转折：电化教育传入的内外动因 |
| 第二章 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社会主体 |
| 第一节 传入电化教育的“海外来客” |
| 一、传入电化教育的先行者——传教士 |
| 二、传入电化教育的群体组织——基督教青年会 |
| 第二节 引介电化教育的出国考察者 |
| 一、早期出洋国人的记叙 |
| 二、清末民初“游历”者的介绍 |
| 三、民国后期教育考察者的宣传 |
| 第三节 宣导电化教育的留学群体 |
| 一、晚清少数留学生的电化教育活动 |
| 二、民国时期留学生的电化教育宣传 |
| 三、民国后期电化教育留学生的派遣 |
| 第四节 助推电教发展的外国来华教育人士 |
| 一、民国前期欧美来华教育界人物的推进 |
| 二、中国电教不可或忘的“洋人”：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萨尔迪 |
| 第三章 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纸媒载体及内容 |
| 第一节 百科全书式纸媒的引介 |
| 一、晚清时期《申报》对电化教育的宣介 |
| 二、民国时期《申报》对电化教育的导引 |
| 第二节 教育专业类刊物的宣导 |
| 一、《教育杂志》对电化教育的积极引介 |
| 二、《中华教育界》对电化教育的密集介说 |
| 三、《新教育》对电化教育的深度介释 |
| 第三节 其他报刊的传引 |
| 一、《东方杂志》的持久宣传 |
| 二、《进步》的短暂介绍 |
| 第四章 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实践表征 |
| 第一节 新式教育机构的施为 |
| 一、教会学校的展示 |
| 二、国人自办学校的拓展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领域的应用 |
| 一、通俗教育时期：电化教育的试办 |
| 二、平民教育运动：电化教育运用的小高潮 |
| 第三节 电化教育运动的表现 |
| 一、高等学府的电化教育 |
| 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电化教育 |
| 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电化教育 |
| 第五章 中国对电化教育的接纳 |
| 第一节 观念的转变：由“奇技淫巧”而“教育利器” |
| 一、清末国人眼中的奇技淫巧与洋玩意儿 |
| 二、民国时期教育进步与变革的利器 |
| 第二节 先进的引领：教育家的电化教育实践与思想 |
| 一、陶行知的电化教育实践 |
| 二、雷沛鸿的电化教育实践 |
| 三、舒新城的电化教育思想 |
| 四、陈友松的电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真经”的译传：电化教育着作的翻译 |
| 一、播音教育的第一本译着：《学校播音的理论与实际》 |
| 二、视听教育的第一本译着：《视听教学法之理论》 |
| 第六章 电化教育在中国的学科建构 |
| 第一节 课程与学科：学校教育中电化教育人才的培养 |
| 一、大夏大学的电化教育课程 |
| 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电影播音教育专修科 |
| 三、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 |
| 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专业 |
| 第二节 论文与专着：近代学者构建电化教育学科的学术努力 |
| 一、电影教育研究 |
| 二、播音教育与幻灯教学研究 |
| 三、电化教育的综合研究 |
| 第三节 学会与期刊：电化教育学科创建与发展的交流平台 |
| 一、专业学会 |
| 二、专业期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大学校长”的已有研究 |
| (二) 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治校”的已有研究 |
| (三) 关于“抗战时期大学校长治校”的已有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选题的研究思路 |
| (二) 选题的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研究贡献 |
| (一)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二) 研究的贡献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大学掌舵人 |
| 一、抗战前后的国立大学 |
| (一) 抗战前建立的国立大学 |
| (二) 抗战后建立的国立大学 |
| (三) 关于“民国五大学” |
| 二、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 |
|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任职的概况 |
| (二) “大学的危难”与“校长的挑战” |
| 三、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角色：掌舵人 |
| (一) 大学校长角色论 |
| (二)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掌舵人”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 |
| 一、国立大学发展的基本问题 |
| (一) 抗战前国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
| (二) 抗战初期关于高等教育方针的争论过程 |
| (三) 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与大学办学经费 |
| 二、国立大学内迁的共同选择 |
|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内迁总况 |
| (二) 内迁中校长们的“各展其能” |
| (三) 大学内迁选择的双重意义 |
| 三、国立大学办学宗旨的确立 |
| (一) “国家文化之中心”与大学“教化”功能 |
| (二) 教育救国观 |
| (三) “全面抗战论”与“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
| (四) “学术救国”之责任 |
| (五) 大学“国立化”与“现代化” |
| (六) 患难中的大学认同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 |
| 一、校长与国立大学教师的发展 |
| (一) 大学教师的聘用 |
| (二) 大学教师的待遇和激励 |
| (三) 大学教师的发展 |
| (四)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教授治校” |
| 二、校长与国立大学学生的发展 |
| (一) 严格选拔和考试 |
| (二) 通才教育 |
| (三) 办学条件与学术风气建设 |
| (四) 以生为本与学生自治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
| 一、国立大学校长文化观的养成 |
| (一) 中西两种文化的融会贯通 |
| (二) 抗战时期特殊背景的催化 |
| 二、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文化 |
| (一) 科学民主的文化 |
| (二) 爱国进步的文化 |
| (三) 团结乐观的文化 |
| 三、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精神和校训 |
|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精神 |
| (二)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校训 |
| 四、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教风学风 |
| 五、小结 |
| 结论 |
| 一、关于大学校长的索质与遴选 |
| 二、关于大学的文化与大学的使命 |
| 三、关于大学的发展与外部关系 |
| 四、关于“大学校长领导力”的诠释 |
| 五、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 |
| 二、专着 |
| 三、学术论文 |
| 四、报刊杂志和网络资料 |
| 五、英文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
| 致谢 |
（10）论社会教育内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1.2.1 社会教育的历史研究 |
| 1.2.2 社会教育的比较研究 |
| 1.2.3 社会教育的理论研究 |
| 1.3 研究宗旨和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社会教育内容的界定和特征 |
| 2.1 何谓社会教育内容 |
| 2.1.1 社会教育的内涵 |
| 2.1.2 社会教育内容的界定 |
| 2.2 社会教育内容的特征 |
| 2.2.1 阶段性和整合性 |
| 2.2.2 适应性和超越性 |
| 2.2.3 实践性和理念性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教育内容的历史考察 |
| 3.1 社会教育内容发展的阶段划分 |
| 3.1.1 萌芽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 |
| 3.1.2 初步确立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 |
| 3.1.3 发展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 |
| 3.1.4 分化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 |
| 3.1.5 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 |
| 3.2 社会教育内容实施的历史考察 |
| 3.2.1 识字教育的实施考察 |
| 3.2.2 社会体育的实施考察 |
| 3.2.3 民众教育的实施考察 |
| 第四章 社会教育内容的选择 |
| 4.1 社会教育内容选择的理论基础 |
| 4.1.1 社会教育内容选择的哲学基础 |
| 4.1.2 社会教育内容选择的社会学基础 |
| 4.2 社会教育内容选择的依据 |
| 4.2.1 社会教育目标制约社会教育内容的性质 |
| 4.2.2 社会成员身心发展特点和发展水平制约社会教育内容的深度 |
| 4.2.3 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等制约社会教育内容的广度 |
| 4.2.4 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和社会成员的实际情况制约社会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
| 4.3 社会教育内容选择的原则 |
| 4.3.1 科学性与主体性相结合的原则 |
| 4.3.2 社会性与个体差异性相结合的原则 |
| 4.3.3 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的原则 |
| 4.3.4 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 4.4 社会教育内容选择的范围 |
| 4.4.1 社会关系方面的选择 |
| 4.4.2 社会实践方面的选择 |
| 第五章 社会教育内容的实施 |
| 5.1 社会教育内容实施的目标 |
| 5.2 社会教育内容实施的途径 |
| 5.2.1 开展理论性社会教育学习活动 |
| 5.2.2 组织实践性社会教育实施活动 |
| 5.2.3 建立综合性社会教育推广活动 |
| 5.3 社会教育内容实施的保障 |
| 5.3.1 政府机构和法律法规的保障 |
| 5.3.2 学校机构和学术研究的保障 |
| 5.3.3 社会团体和时代观念的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雷沛鸿的人类学视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D]. 杨来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2]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与政治思潮 ——以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学为中心（1928-1949）[D]. 龙跃. 南京大学, 2018(01)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4]乐器学视域下的壮族七弦琴研究[D]. 栗姣.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7)
- [5]农村教师社会地位：何以形成与能否提高[D]. 周兆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4)
- [6]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8]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学科建构[D]. 乔金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9]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D]. 张玥. 南京大学, 2013(08)
- [10]论社会教育内容[D]. 杨育智. 山西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