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中药标准提高行动计划（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2021）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桂政发[2021]11号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21年4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4月
毛和荣[3]（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管媛媛[4]（2021）在《吴深涛教授从内毒论治痛风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总结》文中提出目的 本研究是对导师吴深涛教授从内毒论治痛风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的总结,具体内容包括痛风相关文献整理、内毒基本理论概述、从内毒论治痛风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总结以及基于行动研究法的个案研究。在分析痛风病因病机的基础上,总结吴师运用化浊解毒法治疗痛风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并将行动研究法和个案研究相结合,使前两部分总结之学术思想和经验付诸于实践,旨在对诊疗过程中的辨治方法进行深入剖析,探索吴师知常达变的思维模式和进一步完善治疗策略。方法 1.以“无症状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亚临床痛风”、“痛风”、“痛风性关节炎”等具体病名和“毒”、“解毒”、“经验总结”等关键字进行文献检索,筛选并整理文献资料,了解痛风的病因病机、诊疗和内毒理论的基本内容。2.通过吴师口耳亲授、整理跟师笔记和医案资料、研读吴师着作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实验研究等方式总结诊疗经验。收录跟诊过程中代表性验案,采取前有医案后设按语的形式进行整理,以探讨吴师从内毒论治痛风的临床辨治思路,以期能够更加直观、更有针对性地体现吴师治疗痛风的经验。3.选取1例典型个案,运用行动研究法,在吴师指导下,研究者按照计划、行动、观察、反思、修正再计划的程序实施干预,进行深入研究,如此螺旋式进行了3轮,患者病情得到了改善。结果 1.内毒的病因涉及现代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环境、空气、食物污染等非感染性为主流之诸多方面,概括为饮食失宜、情志失调和物毒内蓄。痛风是内毒辨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病因病机具有内毒之共性,亦有痛风之特性。痛风发病最重要的病因为先天体质因素加饮食失宜,病理机制概括为:脾胃升清降浊失司,脾不散精,食谷不化反生浊淤酿毒,内毒是其核心要素。基于此,痛风的现代中医病名应以“浊毒痹”为宜,其传变规律为由气及血,再深入脉络、筋骨。2.内毒论于痛风治疗的具体应用应遵循“分期、辨证、综合”的原则。痛风根据病变阶段可分为潜伏期、发作期和缓解期。潜伏期以中焦气机升降失司为主,浊淤初蕴者,处以自拟芳淡渗浊饮芳香化浊、淡渗利湿;浊淤化热者,处以自拟渗浊运脾汤清热化浊、健运脾气。发作期以浊毒内蓄血脉为主,湿热壅盛者,处以自拟十妙解毒饮清热利湿、化浊解毒;痰瘀毒结者,处以上中下通用痛风方祛痰化瘀、清热解毒。至缓解期多正胜邪退,以肝肾不足为主,脾不散精者,处以自拟十味白术散运脾化浊、益气养阴;肝肾不足者,处以健步虎潜丸化裁补益肝肾、清热通络。3.所观察病例经过3轮行动研究,患者症状消失,血尿酸水平已降至正常范围,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于外无毒症内有指标异常的阶段,临床可以参考检测指标来辨病用药,最终形成之辨指标用药与“辨病、辨证、辨体”相结合的综合性诊疗思维方式,以丰富中医内毒病诊疗之内涵。结论 本研究从临床出发,最终又回归临床。吴师临证多年,学验俱丰,深谙当今时疾之发病特点,从“内毒”立论,认为现代痛风的病因病机为脾胃升清降浊失司,脾不散精,食谷不化反浊淤酿毒,内毒是其核心要素。治疗上将痛风之发病阶段划分为潜伏期、发作期、缓解期,遵循“分期、辨证、综合”的原则,同时注重饮食调摄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另外,对于痛风外无毒症,内有指标异常的阶段,临床可以参考检验指标来辨病,进而指导遣方用药,注重学习吴师临证过程中知常达变的辨证思维方式,反复体会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及加减变化,以期更好地服务临床。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孔少楠[6]（2020）在《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文中认为研究背景私人诊所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截至2014年,全国私人诊所数量达到149175家,占全国诊所数量的比例超过96%。私人诊所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此类诊所可及性好、患者就医方便且就医成本较低。但是,由于私人诊所未被纳入HIS等其他医疗IT系统管理,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以及私人诊所的管理一直处于卫生管理研究的边缘。医生的处方行为直接决定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是非常重要的的医疗服务环节。我国私人诊所的卫生服务市场与公立医院的卫生服务市场不同,很少能够纳入医保报销,因其受到支付方式、医疗服务范围、医生执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医生处方不合理的现象极其常见。普通感冒是人民群众的常见病之一,虽然该病的发病率高且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但是普通感冒是自限性疾病,通常7天内可自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在普通感冒的治疗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诊疗过程不规范、抗生素不规范使用、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等。近年来,相关管理部门已经注意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和监管措施来严格管理私人诊所的诊疗活动,希冀能够有效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但是由于私人诊所缺乏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手段,难以像对公立医疗机构那样对私人诊所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诊疗行为的分析,探讨影响医生处方行为的因素,有助于政府优化相应的卫生政策,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及市场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会在市场上出现诱导需求。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不能解释真实的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尤其是医生的种种行为,需要新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麦克圭尔提出了医生利他主义模型,认为医生的效用来自于三方面,分别是净收入、闲暇时间和对患者无效用的诱导。对前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由于利他主义存在测量难度、田野实验的难度也远远大于实验室实验,因此目前对利他主义和医生诊疗行为之间的研究仍然较少:（1）对于医生利他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缺乏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2）目前研究很少聚焦医生利他主义与处方行为、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以及医生的社会偏好是否保持一致性;（3）医生的社会性利他性仅仅从利他/利己两个角度进行区分,不够细致。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采用田野实验的方法,以青岛市私人诊所为例,采用匿名审计的方式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实验,借助普通感冒观察私人诊所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对现有的私人诊所医疗行为监管措施提出改善建议,促进全面健康水平的提升。本研究的具体目标为:（1）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诊疗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匿名审计实验,对医生具体的诊疗行为进行量化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优化和制定相关监管政策、优化监管手段提供决策依据。（2）分析不同性别的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疾病的诊疗行为上的差异,探索性别与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3）通过基于社会规范的利他主义实验对医生利他性进行评估,结合医疗情景下的医生利他水平,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与医疗情景下利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对象为青岛市私人诊所以及诊所中的执业医生。从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正式注册的西医诊所中,随机化抽样选择133家诊所作为本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经济学中随机配对的方法,保证了实验过程中私人信息保护问题。实验设计（1）:匿名审计医生诊疗服务行为。本研究面向大学生进行招募,共招募了 36名女性大学生（17组试验人员+2位备份）作为审计人员。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对审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和预实验,确保审计员陈述普通感冒症状时能够严格按照拟定的台词进行陈述,并且与医生的沟通过程具有一致性,避免影响实验结果。在实验中,审计员假装是病人,到诊所自述自己的症状（同普通感冒）,记录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离开诊所后填写本研究的“病人评估问卷”。实验设计（2）:通过利他主义实验来观察医生的利他性。在本研究中,调查员扮演成普通感冒病人到私人诊所中就诊,在就诊结束后将预先留有“失主”信息以及其他物品的钱包悄悄放到诊所。我们根据医生是否与“失主”联系以及如何处理钱包中的现金来判断医生在利他主义程度,并将其分为在社会规范方面的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同时与实验（1）中所表现出来的医生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三组医生行为差异。同时,在本研究中也分析了医生性别与处方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应用SPSS22.0（中文版）软件、MicrosoftOffice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性的因变量采用方差分析,并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于分类变量类型的因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私人诊所中医生在治疗普通感冒时,存在诊疗不规范和用药不规范现象。例如,在问诊过程中,询问患者是否咳嗽或者咳痰的医生比例低于50%,使用听诊器的医生比例不足20%,询问患者是否药物过敏的医生比例不足30%。虽然病人并不需要服用任何药品,但是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非常高。其中,开具药品的医生所占比例为88.72%,开具抗生素的医生所占比例为48.87%,开具中成药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2.93%,开具西药的医生所占的比例为64.66%,为患者开具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医生比例为70.68%。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高,但是提供药事服务的医生比例却不高,例如,告知病人用药方法的医生所占比例为64.66%;告知病人药物副作用的医生所占比例仅为9.02%,告知病人其他注意事项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8.95%。诊所中存在大量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现象,48.87%的医生为患者开具了抗生素处方,平均每个医生开抗生素0.49±0.91种。医生所开具的抗生素分为四类,其中,头孢菌素类占比最高,为56.92%,其次是大环内酯类,占比为16.92%,再次为青霉素类,占比为13.85%,最次是喹诺酮类,占比为12.31%。没有医生为患者开具两类或两个以上的抗生素。本研究中,有1位医生为“患者”开具了利巴韦林,占医生总数的0.75%。本研究中,为“患者”开具中成药的医生为97位,占医生总数的72.93%。在本研究中,所有的医生均为西医,在为患者开具感冒类中成药时,实际上是不能够对患者进行“望、闻、听、切”的诊断的,从而不能辩证用药。同时,患者并没有提到心脑血管或者骨科方面的不适,但是部分医生为了患者开具了心脑系统的中成药以及骨科中成药,这属于明显的超范围用药。本研究中针对病人的最优治疗方案中是不需要开药的,但是88.72%的医生都为“患者”开具了药品,平均每位医生开药1.80土0.92种,平均每位医生开药的价格为38.35±25.19元,诊所中诱导需求现象严重。（2）利他主义与医生处方行为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主义实验（“丢钱包”）中,医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利他性。在133家样本诊所中,有66家诊所打回电话,询问是否有人丢失了钱包,并在实验员的请求下将钱包及钱包内的东西寄回。有1家诊所打回电话,但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利他主义可以分为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和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两种。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是指个体同时关注自身和他人的利益。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是指个体仅关注他人的利益。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将38家寄回钱包且将剩余现金也归还的医生作为纯利他组,28家寄回钱包但未归还现金以及1家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的医生（共计29位）作为自我利他组,66家诊所的医生作为利己组。分析结果显示,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开药总种类、抗生素种类、药品总价格、抗生素药品价格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下:对于是否开具抗生素,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利己组,利己组的表现由于自我利他组。对于开药总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492）,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65）。对于抗生素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药品总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8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对于抗生素药品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164）,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医生和女性医生处方行为无显着差异。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占的比例90.9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的比例86.57%（58/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为50.00%（33/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47.76%（32/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为90.0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83.58%（56/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为74.24%（49/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76.12%（51/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为38.55±23.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38.72±26.93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为5.55±7.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6.20±8.05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3.00±22.29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2.52±26.06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药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88±19.35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64±16.75元。（4）利他主义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本研究发现,医生医疗行为中的部分其他医疗行为与社会利他性具有相关性,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患者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向父母推荐该医生的可能性得分以及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患者在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推荐可能性这两项的得分最能体现患者本次就医感受,我们对三组医生在这两方面得分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6.15±1.65分,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65±1.63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06±1.63分。患者对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5.42±2.17分,患者对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86±1.62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34±1.90分。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9.21±3.38分钟,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12±3.45分钟,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27±4.05分钟。（5）性别与医生的其他医疗行为诊疗时长与患者就医满意度以及医生的利他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男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06±3.87分钟,患者在女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8.63±4.15分钟。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医生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研究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私人诊所医生对于普通感冒的诊疗过程有待规范,例如诊疗流程不规范、抗生素使用不规范、违规使用利巴韦林、引致需求明显等。（2）私人诊所医生的社会利他性与医疗情景下的利他性相关。具有纯粹利他偏好的医生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患者满意度、诊疗时长方面的表现优于具有自我利他偏好和利己偏好的医生。具有自我利他偏好的医生的患者满意度虽然高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但是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方面的表现劣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3）私人诊所医生的性别与医生的处方行为无关,但与诊疗时长相关,女性医生的诊疗时长长于男性医生。基于本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进一步加强对私人诊所的监督力度,推广使用匿名审计。（2）对现有医疗价格体制进行调整和优化。（3）在私人诊所中也引入商业医疗保险或者社保,通过第三方监督降低居民医疗成本。（4）加强对普通感冒正确治疗方式的培训和教育宣传,减少抗生素使用不规范的现象。（5）提高医生的社会利他性水平,促进患者的健康收益。
杨秀华[7]（2020）在《医药新政下SL药业战略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快速提升和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政府对医药行业的管制日益严格,社会大众对医药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制药行业是朝阳产业,但在经济新常态,医疗改革增加了制药行业门槛、增加了制药企业成本,相关的医疗改革措施导致制药企业疲于应对,对制药企业的研发、生产、经营与服务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同时,也凸显出大部分制药企业存在着企业战略不清晰、战略方向不明确、企业战略不落地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为此,在医疗改革新政下,制药企业如何及时迎合国家大政方针调整战略方向、转变经营思路、明确战略转型目标和实施方案,是制药企业当务之急。为此,本文基于制度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分析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SL制药企业如何动态调整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首先,本文全面梳理了医药新政的具体内涵和表征,在把握SL药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SL药业的人力、财务以及基础设施资源状况和研发能力,厘清了SL药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剖析了医药新政对SL药业的主要冲击,从整体上加深了研究对象的认知。其次,分别运用PEST方法对SL药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行业生命周期和波特五力模型两个维度分析SL药业的行业环境,从价值链和SWOT两个维度分析SL药业的内部环境。然后,我们分析了SL药业转型的总体目标并对其进行阶段性分解,明确了战略转型的具体思路后,制定了具体的壮心战略及其实施方案。此外,为确保战略的有效实施,我们提出了相对应的保障措施。最后,我们提出了只要企业需要高度重视中医药的研发能力、重视产品质量、强化药品使用循证医学意识、创新营销模式、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才能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刘昌孝[8]（2020）在《药品监管科学发展十年（2010—2020）回顾》文中指出自2010年国际上倡导发展监管科学以来的10年间,对监管科学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及其研究开发新的工具、标准和方法来评估受监管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和性能,为指导药物创新、评估、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产生了积极作用。从6方面回顾和论述:（1）世界药品监管科学10年发展概况;（2）国际政府-产业-科学研究3方面的积极合作,特别是非政府机构推进国家管理部门重视监管科学的发展;（3）结合国情重视中药研发的监管科学建设;（4）推进生物技术药物监管科学的最新发展动向;（5）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对提高监管水平的新引擎作用;（6）在疫情特殊时期监管科学为防控新冠肺炎（COVID-19）所获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最后,为推进监管科学在我国的发展提出10条建议。
成瑞雪[9]（2020）在《论民族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文中提出民族药医院制剂是民族药成药的主体部分,是民族医医院临床用药的主要支撑,也是民族地区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保障,医院制剂及其调剂市场的存在满足了少数民族患者的用药需求。调剂市场的发展,对延长民族药产业价值链、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市场建设、对建立全国统一的药品市场,均有重要意义。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调剂了民族医医院之间制剂的余缺,保障了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药安全、充分、公平和有效的使用,有利于缓解少数民族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本文运用系统抽象法,注重矛盾分析,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全面考察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重要作用、市场结构、市场监管和市场发展趋势,为调剂市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民族药医院制剂是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市场主体涉及少数民族群众、民族医医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由调出方、调入方医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调剂价格等构成。拟调剂制剂具有商品化率低、可替代性弱、地域性强的特点。医院之间调剂制剂的程序、规则、范围都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制剂价格也由物价管理部门制定,由此形成了发育程度不同的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调剂市场进行了严格控制,从医院制剂注册、再注册和备案到管理制剂进入市场的数量、品种,再通过实施制剂调剂使用办法,管控着制剂市场的运行。药监部门对调剂程序的严格管控,缩减了制剂调剂规模、导致制剂市场调入调出不平衡、制剂调剂价格无法反映制剂供求关系、延长了制剂在调剂市场流通的时间、减少了医院利润,导致各民族医院内部出现大量的协定方剂以满足患者临床所需、增加民族医特色疗法提高医院收入,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在监管下具有显着的地方性和封闭性。从调剂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它最终会走向衰落,但还需要条件,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按药监部门对调剂市场的过严控制,阻碍了市场发展,加剧了少数民族患者用药的矛盾,医院为保障患者用药与维持运营只能购入国准字成药和使用协定方剂。但根据少数民族患者收入水平,医保目录中所纳入的民族药品可报销的范围和比例来看,过快取缔调剂市场不可行,医院制剂“简、便、廉、效”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因此,应扩大制剂配制和调剂市场规模,定期将部分医院制剂申报为国准字成药,降低协定方剂申报为医院制剂的难度,在逐步发展中提高少数民族患者收入水平和民族药医保报销比例,为促进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最终消亡创造条件。
索南邓登[10]（2020）在《青藏高原濒危藏药资源致危因素及可持续利用路径研究 ——以掌裂兰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藏医药学及其产业强劲发展,有限的藏药材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被消耗,越来越多的藏药材面临濒临灭绝的严峻现状。开展野生藏药药用植物资源的濒危状况研究并进行系统管理,是藏医药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前提。论文以野生濒危藏药材掌裂兰植物为典型案例,沿着―致危因素识别-濒危资源评价-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路径,采用文献梳理、理论研究、实地调研、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掌裂兰植物致危因素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了濒危藏药生态适宜平衡模型,以此为基础,构建濒危藏药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及影响濒危藏药药用植物可持续利用路径模型。论文主要工作包括:第一,针对藏药资源的自然致危因素和适宜性问题,对青藏高原区域内掌裂兰分布点和样地进行生境特征、植物区系、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和种间关系等调查。研究发现,掌裂兰具有种群规模小、个体数量少、地理分布狭窄,喜潮湿环境,抗寒旱能力弱等特征。提取掌裂兰分布区生态因子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研究发现青海省内掌裂兰适宜区总面积达30 700km2,其中河南县、泽库县、久治县和班玛县为主要适宜地,面积约为12 454 km2。构建了生态适宜面积平衡模型,为中藏药产业发展和规划种植奠定了基础,对藏药资源调查和管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二,针对掌裂兰致危性的人为因素问题,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全面分析青海、西藏、甘肃等地主要医疗机构资源的需求状况,提出保护意识淡薄、过度采挖、过度放牧、草地鼠害和旅游等活动为主要的致危因素。第三,依据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方法,从濒危性、遗传多样性、植物价值、管理利用等方面,构建了濒危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准则层指标、18个评价指标层和14个评价因素层。最后,基于致危自然及人为因素识别、评价体系、系统管理的过程对可持续利用能力提升的研究假设,通过353份调查问卷,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关键因素和作用路径,提出应建立专项濒危藏药植物园,开展就地保护与种质资源库,加强濒危藏药药用植物资源生境调查,开展适宜种植区和规范化人工种植,建立濒危藏药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濒危藏药资源的实时动态监测与市场监管。以政府为治理主体,对致危因素进行综合治理,是解决濒危藏药资源危机的路径。本文针对构建濒危藏药资源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濒危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治理能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国家中药标准提高行动计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中药标准提高行动计划（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4）吴深涛教授从内毒论治痛风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总结（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吴深涛教授从内毒论治痛风学术思想 |
| 1 内毒论概述 |
| 1.1 内毒概念 |
| 1.2 内毒病因 |
| 1.3 内毒病机 |
| 1.4 内毒之特征表现 |
| 2 痛风之病因病机 |
| 3 痛风之症候规律 |
| 3.1 潜伏期 |
| 3.2 发作期 |
| 3.3 缓解期 |
| 4 痛风之证候特征 |
| 4.1 外损肌肤 |
| 4.2 内蚀脏腑 |
| 4.3 易攻手足 |
| 4.4 病势疴痼重笃 |
| 4.5 反复发作 |
| 5 舌象 |
| 6 脉象 |
| 第二部分 吴深涛教授从内毒论治痛风临证经验 |
| 1 明确分期,精准治疗 |
| 1.1 潜伏期 |
| 1.2 发作期 |
| 1.3 缓解期 |
| 2 辨病、辨证、辨体相结合 |
| 2.1 必要性 |
| 2.2 吴深涛教授之临床应用 |
| 3 辨指标论治 |
| 4 综合调理,预防复发 |
| 5 病案举隅 |
| 5.1 潜伏期 |
| 5.2 发作期 |
| 5.3 缓解期 |
| 第三部分 基于行动研究法的个案研究 |
| 1 质性研究概述 |
| 1.1 质性研究定义 |
| 1.2 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区别 |
| 1.3 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联系 |
| 1.4 质性研究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的优势 |
| 2 行动研究法概述 |
| 2.1 行动研究法的定义 |
| 2.2 行动研究法的目的 |
| 2.3 行动研究法在中医临床研究中的适用性 |
| 2.4 行动研究法的基本步骤 |
| 3 个案研究法 |
| 3.1 个案研究法在中医临床研究中的适用性 |
| 3.2 关于个案研究代表性问题的探讨 |
| 4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人员 |
| 4.2 设计诊疗方案 |
| 4.3 资料收集 |
| 4.4 资料分析 |
| 5 研究内容 |
| 5.1 病案信息 |
| 5.2 第一轮行动研究 |
| 5.3 第二轮行动研究 |
| 5.4 第三轮行动研究 |
| 6 研究结果 |
| 6.1 症状体征 |
| 6.2 实验室指标 |
| 6.3 吴深涛教授痛风诊疗思路 |
|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痛风的中医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诊所发展现状分析 |
| 1.1.2医生处方行为现状分析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利他与医生行为 |
| 1.2.2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1.2.3 博弈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
| 2.2 医生行为模型 |
| 2.3 社会偏好与行为博弈论 |
| 2.3.1 人的社会偏好 |
| 2.3.2 社会偏好的微观结构 |
| 2.3.3 利他偏好下的行为博弈论 |
| 2.4 利他行为的测量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综述 |
| 3.1 利他主义及其基础 |
| 3.1.1 利他的生物学基础 |
| 3.1.2 利他的神经经济学基础 |
| 3.1.3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
| 3.1.4 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2 医生及其行为 |
| 3.2.1 医生与医学中的利他行为 |
| 3.2.2 医护人员的性别及诊疗行为 |
| 3.2.3 不合理的处方行为 |
| 3.3 利他主义与行为博弈论 |
| 3.3.1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
| 3.3.2 行为博弈论 |
| 3.4 关于利他主义的田野实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验原理、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 |
| 4.1 实验原理 |
| 4.1.1 关于实验经济学 |
| 4.1.2 田野实验 |
| 4.1.3 审计实验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 |
| 4.2 实验设计和分析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4.2.2 伦理学问题 |
| 4.2.3 实验设计 |
| 4.2.4 质量控制 |
| 4.2.5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五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5.1 一般性结果 |
| 5.1.1 样本诊所的基本情况 |
| 5.1.2 样本诊所医生的基本情况 |
| 5.1.3 利他主义实验的基本情况 |
| 5.1.4 审计实验中医生诊疗行为的基本情况 |
| 5.2 利他性、性别与医生医疗行为关系的分析结果 |
| 5.2.1 利他性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2 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3 利他性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关系分析 |
| 5.2.4 性别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3 定性分析 |
| 5.3.1 关于普通感冒的处方行为 |
| 5.3.2 关于就医体验等其他医疗行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方法学的讨论 |
| 6.1.1 田野实验在医疗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
| 6.1.2 匿名审计实验数据具有高可靠性 |
| 6.1.3 数据质量保证 |
| 6.1.4 数据分析方法 |
| 6.1.5 实验细节的设计 |
| 6.2 实验结果的讨论 |
| 6.2.1 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利他主义与医生行为 |
| 6.2.3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6.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3.1 结论 |
| 6.3.2 政策建议 |
| 6.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6.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4.2 本研究的不足 |
| 附件1 病人评估问卷 |
| 附件2 病人台词 |
| 附件3 接线员台词 |
| 附件4 准考证 |
| 附件5 学生名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医药新政下SL药业战略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医药新政 |
| 2.1.2 战略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理论 |
| 2.2.2 动态能力理论 |
| 第3章 SL药业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1 SL药业的发展历程 |
| 3.2 SL药业的资源与能力分析 |
| 3.2.1 人力资源 |
| 3.2.2 财务状况 |
| 3.2.3 基础设施 |
| 3.2.4 研发创新 |
| 3.3 SL药业基本经营情况 |
| 3.3.1 收入与利润 |
| 3.3.2 市场营销 |
| 3.3.3 产品结构 |
| 3.4 医药新政对SL药业主要冲击 |
| 第4章 SL药业内外部环境分析 |
| 4.1 SL药业外部环境分析 |
| 4.1.1 政治环境分析 |
| 4.1.2 经济环境分析 |
| 4.1.3 社会环境分析 |
| 4.1.4 技术环境分析 |
| 4.2 SL药业行业环境分析 |
| 4.2.1 SL药业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
| 4.2.2 SL药业的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
| 4.3 SL药业内部环境分析 |
| 4.3.1 价值链分析 |
| 4.3.2 SL药业的SWOT分析 |
| 第5章 SL药业战略转型制定与实施 |
| 5.1 战略转型的思路 |
| 5.2 SL药业战略转型的总体目标及分解 |
| 5.3 SL药业战略转型的战略制定与实施方案 |
| 5.3.1 制定步骤 |
| 5.3.2 转型战略的行动计划及其差异分析 |
| 5.3.3 转型战略的实施 |
| 5.4 保障措施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8）药品监管科学发展十年（2010—2020）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1 世界药品监管科学10年发展回顾 |
| 2 推进国家管理部门重视监管科学的发展 |
| 3 结合国情重视中药研发的监管科学建设 |
| 4 推进生物技术药物监管科学的最新发展 |
| 5 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是提高监管水平的新引擎 |
| 6 监管科学在防控新冠肺炎（COVID-19）中的作用 |
| 7 监管科学发展更上一层楼 |
（9）论民族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政府控制的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市场 |
| 二、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市场研究的新领域 |
| 三、系统抽象法在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中的运用 |
| 第一章 民族药医院制剂市场调剂的重要性 |
| 第一节 民族药医院制剂及其地位 |
| 一、民族药成药的主体部分是医院制剂 |
| 二、民族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品种 |
| 三、民族药医院制剂在民族医医院临床用药中的主体地位 |
| 第二节 民族药医院制剂是民族地区医疗保障体系的支撑 |
| 一、医院制剂在民族地区医疗保障体系中占重要地位 |
| 二、医院制剂在各民族地区医疗保障中发挥的作用 |
| 三、医院制剂在民族地区医疗保障中的用药范围 |
| 第三节 医院制剂的市场调剂是民族医医院临床用药的保障 |
| 一、民族医医院的结构及其分布 |
| 二、民族医医院调剂使用制剂的原因 |
| 三、民族医医院临床用药调剂制剂所占比重 |
| 第四节 医院制剂的市场调剂是少数民族患者用药的重要保障 |
| 一、少数民族患者大多愿意接受民族医治疗 |
| 二、民族地区常发病、多发病民族药有独特疗效 |
| 三、少数民族患者使用民族药医院制剂药费低 |
| 第五节 医院制剂调剂有利于民族医医院的发展 |
| 一、能增加制剂调出医院的收入 |
| 二、有利于提高民族药医院制剂的生产质量和水平 |
| 三、制剂调剂有利于民族医医院特色的形成 |
| 第二章 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结构 |
| 第一节 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调出方和调入方 |
| 一、调出方(卖方) |
| 二、调入方(买方) |
| 三、调入方和调出方买卖制剂的特点 |
| 第二节 调入方与调出方的调剂协议与批准 |
| 一、买卖双方协议的达成 |
| 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
| 三、制剂调剂是一个有严格监管的市场 |
| 第三节 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价格 |
| 一、制剂的调剂价格由物价部门制定执行 |
| 二、医院制剂调剂价格的评价 |
| 三、民族药品市场内部价格变化对调剂市场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民族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 |
| 一、调剂市场主要涉及藏、蒙、维吾尔族药医院制剂 |
| 二、五藏区藏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 |
| 三、八蒙区蒙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 |
| 四、维傣彝苗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 |
| 第三章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控制 |
| 第一节 民族药医院制剂的注册与再注册 |
| 一、对民族药医院制剂注册的要求 |
| 二、有效期与再注册 |
| 三、高昂的注册与再注册成本阻碍民族药医院制剂发展 |
| 四、注册困难限制了市场调剂制剂的品种与结构 |
| 第二节 对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控制 |
| 一、对每一笔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的批准 |
| 二、调剂市场监管阻碍市场正常运行 |
| 三、大量院内协定方剂产生和民族医特色疗法产生 |
| 四、制剂调剂市场行政控制地方性和封闭性突出 |
| 第三节 从注册制到备案制的转变缩小了制剂调剂市场规模 |
| 一、备案制的出台及其主要内容 |
| 二、备案制必将导致调剂市场规模缩减 |
| 第四章 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发展的趋势 |
| 第一节 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消亡的条件 |
| 一、中药医院制剂所走过的道路 |
| 二、民族药国药品种数量必须增加 |
| 三、医疗保险和少数民族收入水平提高 |
| 第二节 现阶段必须扩大民族药医院制剂配制和调剂市场 |
| 一、民族药国药品种数量有限 |
| 二、市场是民族医医院之间调剂制剂余缺的唯一途径 |
| 三、扩大制剂配制和调剂市场满足少数民族患者用药需求 |
| 第三节 为民族药医院制剂调剂市场的消亡创造条件 |
| 一、定期将部分民族药医院制剂申报为国准字成药 |
| 二、降低医院协定方剂申报为医院制剂的难度 |
| 三、逐步增加民族医医院临床用药中的国药比重 |
| 四、提高民族药医保报销比例和少数民族收入水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青藏高原濒危藏药资源致危因素及可持续利用路径研究 ——以掌裂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概念及理论 |
| 2.1.2 公共自然资源理论 |
| 2.1.3 中药资源生态学理论 |
| 2.1.4 风险管理过程研究 |
| 2.1.5 计划行为概念及相关理论 |
| 2.1.6 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分析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中藏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现状 |
| 2.2.2 濒危藏药资源灭绝风险等级 |
| 2.2.3 濒危藏药资源管理现状 |
| 2.2.4 濒危藏药资源立法与保护现状 |
| 第3章 濒危藏药掌裂兰自然致危因素识别与分析 |
| 3.1 濒危藏药掌裂兰生物学特性及濒危现状 |
| 3.1.1 濒危藏药掌裂兰生物学特性 |
| 3.1.2 濒危藏药掌裂兰研究现状 |
| 3.2 濒危藏药掌裂兰植物区系分析 |
| 3.2.1 濒危藏药植物区系分析 |
| 3.2.2 濒危藏药兰科植物区系分析 |
| 3.2.3 濒危藏药掌裂兰植物区系分析 |
| 3.3 濒危藏药掌裂兰生态适宜性区划分析 |
| 3.3.1 濒危藏药掌裂兰适宜区 |
| 3.3.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3.3 结果与分析 |
| 3.3.4 小结 |
| 3.4 掌裂兰植物群落结构及优势种群特征分析 |
| 3.4.1 濒危藏药掌裂兰分布区 |
| 3.4.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4.3 结果与分析 |
| 3.4.4 小结 |
| 3.5 生境对掌裂兰致危因子分析 |
| 3.5.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5.2 结果与分析 |
| 3.5.3 小结 |
| 3.6 气候、土壤与对掌裂兰适宜性分析 |
| 3.6.1 气候、土壤与适宜面积平衡论 |
| 3.6.2 构建气候、土壤与适宜面积平衡模型 |
| 3.6.3 气候、土壤与适宜面积模型问题分析 |
| 3.6.4 结果与分析 |
| 3.6.5 小结 |
| 第4章 濒危藏药掌裂兰人为致危因素识别与分析 |
| 4.1 开发利用对掌裂兰的致危因素分析 |
| 4.1.1 濒危藏药掌裂兰利用状况 |
| 4.1.2 收录国家、省部级法规标准情况 |
| 4.1.3 收录藏医药典籍情况 |
| 4.1.4 濒危藏药掌裂兰的市场流通情况 |
| 4.2 濒危藏药资源危机产生的人为因素分析 |
| 4.2.1 濒危藏药资源保护行为认知分析 |
| 4.2.2 长期过度采挖造成药用植物生境破坏 |
| 4.2.3 长期过度放牧造成药用植物资源生境退化 |
| 4.2.4 草地鼠害对濒危藏药适生生境的破坏 |
| 4.2.5 旅游活动造成药用植物资源环境污染 |
| 4.3 小结 |
| 第5章 濒危藏药掌裂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
| 5.1 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
| 5.1.1 指标体系 |
| 5.1.2 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法 |
| 5.1.3 野生药用植物濒危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 |
| 5.1.4 野生药用植物遗传价值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 |
| 5.1.5 野生药用植物价值评价指标 |
| 5.1.6 管理利用因素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 |
| 5.1.7 评测说明 |
| 5.2 权重分配及计算 |
| 5.2.1 权重分配 |
| 5.2.2 权重确定及计算 |
| 5.3 综合评价结果 |
| 5.3.1 野生药用植物濒危系数评价结果 |
| 5.3.2 野生药用植物遗传系数评价结果 |
| 5.3.3 野生药用植物价值系数评价结果 |
| 5.3.4 野生濒危藏药管理利用系数评价结果 |
| 5.3.5 各项准则层得分比较 |
| 5.4 小结 |
| 第6章 濒危藏药可持续利用路径分析 |
| 6.1 路径假设和概念模型 |
| 6.1.1 路径假设 |
| 6.1.2 概念模型 |
| 6.2 问卷设计和样本初测 |
| 6.2.1 问卷设计 |
| 6.2.2 样本数据预测 |
| 6.3 正式问卷数据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信效度检验 |
| 6.3.3 实证分析 |
| 6.3.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
| 6.4 濒危藏药可持续利用优化路径 |
| 6.4.1 利用动态监测系统,彻查濒危藏药资源量 |
| 6.4.2 开展濒危藏药资源替代品研究 |
| 6.4.3 建立专项濒危藏药植物园 |
| 6.4.4 开展就地保护与种质资源库 |
| 6.4.5 公众参与濒危藏药资源保护 |
| 6.4.6 加强立法,更新开发利用观念 |
| 6.4.7 建立濒危藏药生态采集模式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国家中药标准提高行动计划（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J].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1(09)
- [3]“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4]吴深涛教授从内毒论治痛风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总结[D]. 管媛媛. 天津中医药大学, 2021(01)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D]. 孔少楠. 山东大学, 2020(04)
- [7]医药新政下SL药业战略转型研究[D]. 杨秀华.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8]药品监管科学发展十年（2010—2020）回顾[J]. 刘昌孝. 药物评价研究, 2020(07)
- [9]论民族药医院制剂的调剂市场[D]. 成瑞雪.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10]青藏高原濒危藏药资源致危因素及可持续利用路径研究 ——以掌裂兰为例[D]. 索南邓登. 天津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