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一号文件的回归（论文文献综述）
张婷婷[1]（2021）在《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中央一共发布了23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重心都集中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上,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性、紧迫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证明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抓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体现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2018年、2019年、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科学规划,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聚焦乡村振兴,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和民生的根本,而且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古语云“民以食为天”。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农耕文明根基深厚。农业是人民生活的源泉,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农业实力强,国家才能强大。农业起到安邦济民的作用,是治国的关键,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也是中央自新农村建设以后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乡村振兴直接关乎现代化农村经济体系的建立,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所以振兴乡村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首要内容。而乡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持续大量的金融资本的投入,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覆盖面广、专业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农村金融改革是农村金融能够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的使命与责任,乡村振兴也为农村金融改革带来重要的机遇,同时农村金融改革更需要现代农业这个大市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倍差长期高达2.5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十分明显,东部受益于改革开放、要素流入以及较快的城镇化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了率先发展,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城乡差距也相对较小。金融发展方面,东部农村金融机构种类更加丰富、网点覆盖更广、渗透率更高、金融服务能力更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民收入渠道有限,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增长较慢,农村金融机构相对单一,渗透率低,金融服务能力偏弱,尤其是广大偏远的西部地区获取优质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为此,应着手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的金融推进机制。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我国以“起点低、发展滞后、政府高度重视”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影响农民收入和消费方面呈现出何种规律?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否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问题均是我国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且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回答上述几个基本问题不仅有助于评价我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可以动态地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角度理解农村经济发展规律。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全面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性、主要内容和任务,以及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与现状,分析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别分析了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供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以理论机制的分析为基础,运用滚动回归模型和TVP-SV-VAR模型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同时,运用我国30个省市2002-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强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次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弱的。农村金融发展可以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以及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两个途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并且具有明显时变特征。从时点差异看,新时代的影响强度最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期影响次之,农村改革初期最低,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在这三个时期呈现出台阶式上升的特征。从期限差异看,短期效应最弱,中期有所增强,长期影响强度最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以中长期效应为主。从区域差异看,东、中、西的阶梯性差序格局,东部区域的影响强度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从实证分析还可以得出,农村金融发展的乡村振兴效应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长短期限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因此有实现再平衡的必要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应当以基础性制度建设和长期性战略为基本方向。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以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支持的相关经验,并提出了金融支持要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思路,最终提出我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策略,包括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政策支持体系、金融生态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等。
胡鑫[2]（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作出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快乡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众多原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乡村人才队伍发展瓶颈制约,这就为农业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课题。论文采用比较研究、系统分析、规范研究等方法,通过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探寻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探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论文由以下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绪论。这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这一章首先对人力、人才、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人才支撑体系等概念进行了释义;其次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后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包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拥有的机遇。第三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国外学者的相关思想,即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即以农为本思想、政以才治思想、养护农民思想。第四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在释义和阐述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紧迫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释义和阐述乡村专业人才内涵、类型、作用以及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释义和阐述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合理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释义和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客观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在阐述社会各界内涵、社会各界是乡村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必然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第五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包括实施阳光工程、实施雨露计划、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实施特岗教师计划、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包括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包括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包括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第六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即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即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即教师定期服务乡村、医生定期服务乡村、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即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才兼职取酬、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即增加财政涉农资金、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在系统梳理了人力、人才、人才资本、人才资源等概念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维度,全面阐释了人才支撑体系概念。二是论文以各类人才资源为研究主体,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实践路径。三是论文完整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崔叶辰[3]（2021）在《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红利”的释放使我国农业在现代化道路上飞速前进,农业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增长,但期间也带来了“逆生态化”的累积效应,使我国农业发展付出了诸如面源污染、土壤肥力下降、食品安全等巨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也由此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密切关注,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将农业生态问题放在农业发展的突出地位;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尽快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新疆是一个农业大省,但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干旱,水资源匮乏,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同时因地处偏僻、远离国家科研创新中心而使其相对缺乏科学的种田技术,农业生产多以产量为导向,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农业生产过程中不能科学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地膜、机械等生产要素,引发了较其他区域更为严重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在目前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耦合为主流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提高新疆农业生态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农业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源,避免过度投入,如何提升生态效率目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本文基于DEA（数据包络模型）,对新疆2012～2018年14个地州市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生态效率进行进一步分解,以确定农业生态纯技术效率和农业生态规模效应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其次对全要素生产率ML指数分析研判,并根据Zofio分解方法,进一步分解为PEC、SEC、PTC、STC四个指数;第三,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进行检验,以确定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最后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这些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样本研究期间内,2013、2014、2015、2018年达到农业生态效率的有效状态;新疆农业生态效率低于农业生产效率,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非期望产出;农业投入和非期望产出冗余率较高,污染排放比碳排放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多。（2）在研究期间内,新疆14个地州市的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14个地州市达到农业生态效率有效状态的城市逐渐增加;新疆农业生态纯技术效率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改善的潜力较大,新疆14个地州市中,排名前7位的城市在研究期间都曾达到过农业生态纯技术效率有效状态;新疆14个地州市的农业生态规模效应处于较高水平,农业生态规模效应有效城市的变动情况与农业生态效率有效城市的情况较为一致。（3）新疆14个地州市农业生态效率损失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为农业生态纯技术效率过低影响农业生态效率水平;第二种为农业生态规模效应过低影响农业生态效率水平;第三种为农业生态纯技术效率和农业生态规模效应交叉影响农业生态效率水平。（4）各地州市的投入指标和非期望产出指标都出现了严重的冗余,南疆各项指标的冗余率普遍高于北疆。（5）新疆14个地州市的农业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状态。PEC、SEC、PTC、STC的进步和退步直接影响着农业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减,是农业生态效率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6）为了检验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方式,对其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显示,存在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7）从水资源角度和多维视角两个方向进行指标选择,分别研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作用。利用面板Tobit回归,经过聚类标准误检验,选择随机效应分别对新疆和南疆、北疆的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各个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王雅静[4]（2021）在《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问题的“主力军”,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通过识别市场机会,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良性发展。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尽管每个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企业家才能,但是,随着企业家通过理论学习和“干中学”,其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发生了变化。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不同,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就会不同,企业家才能绩效必然有差异性。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要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本研究通过历史回溯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企业家才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揭示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内在关系。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进行文献回顾,并作简要概括和评论;第二,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内在关系;第三,运用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回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演进脉络及其发展概况,探寻企业家才能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同时利用江苏扬州数据检验和典型案例研究,揭示企业家才能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良好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机理是:其一,捕捉市场机会的才能,是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对此进行识别和预测,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快速反应和行动,及时做出市场决策,为企业带来可能的盈利机会的能力。其二,组织生产要素的才能,是企业家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以较小的要素投入实现高效的产出,实现市场平均利润的能力。其三,创新发展的才能,是企业家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在技术、产品、管理、市场、组织等方面进行有目的性的变革,使企业获取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互为影响,贯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过程。第二,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动态变化关系。具体表现在:其一,企业家才能具有累积性。农业企业家在学习教育和“干中学”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累积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得良好的绩效,良好的绩效又对企业家才能形成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农业企业家再一次累积企业家才能。其二,企业家才能具有异质性。差异化的企业家才能形成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企业家才能越高,取得的经营绩效越好。在每一个农业企业家的企业家才能内部,企业家才能的维度结构具有异质性。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应均衡发展,形成企业家才能的整体合力。其三,企业家才能具有匹配性。企业家才能应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动态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的发展要求。从本研究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项目、税收、金融等支持的同时,要加大培育力度,更加注重培育农业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的企业家才能。特别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发展阶段,在农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关注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进行动态跟踪培养。要改变低层次、重复化的培育方式,加强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农业企业家具备程度更高、维度结构更完整、与企业发展要求更匹配的企业家才能。第二,打破偏重工商企业家、城市专业技术人才下乡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想,鼓励青年农民、农民工、村干部、农村大学生等有乡土根基、有农业创业意愿、有一定企业家素质和才能的群体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者,让乡土农民这个最大的潜在创业群体创成业、创好业,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对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本研究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创新性地提出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三个维度的属性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第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和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测度指标。本研究建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素质、能力和绩效指标体系,研究谁将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本研究既拓展了企业家才能理论的研究领域,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赵秋倩[6]（2021）在《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加速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质量兴农战略的重要命题。目前,农业生产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化学投入品的过量施用,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地板”的抬升,而且容易引发农业污染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推进农药减量施用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内容,但是农药减量行动的开展依然面临重重困境。一方面农户家庭就业非农化现象严重,留守劳动力生产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农药减量施用的替代技术较为复杂,农药减量行动的技术支撑体系还不完整。因此,有必要从技术推广视角研究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切实破解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中的劳动力困境与技术难题,达到技术要素助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效果。基于此,本文以蔬菜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在系统综述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扩散理论、技术推广框架理论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理论,构建了“技术推广类别（推广技术属性）——技术推广组织方式——技术推广渠道”的分析框架,系统研究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利用山东省和陕西省957户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对样本区域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和问题进行剖析,分别从技术推广的内容属性、组织方式、推广渠道三个维度,考察其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的影响机理,并分析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的行为效应,旨在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蔬菜生产中农户农药过量施用问题严重。从农户层面看,菜农过度依赖农药,对农药减量施用存在认知偏差;从村庄层面看,农户行为羊群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从政府层面看,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农药减量支持体系缺乏;从技术层面看,农药减量替代技术较为复杂,替代优势不明显。（2）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在行为意向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在行为决策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3）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在行为意向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则具有显着负向影响,三者边际效应绝对值为农资经销商>合作社>农技推广站。在行为决策阶段,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有显着负向影响,农技推广站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农资经销商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负向影响。（4）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不同渠道之间存在替代、互补关系。在技术推广渠道影响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及其下属的人际渠道数量和人际渠道质量、互联网渠道下的互联网浅层使用和互联网深层使用变量均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在行为意向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互联网深层使用均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呈现替代关系。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均对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具有显着的替代作用,互联网深层使用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均呈现互补关系。（5）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和食品安全效应。进行农药减量施用对蔬菜种植户的亩均年产出影响不显着,对蔬菜种植户亩均年净收益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可以提高蔬菜种植户亩均年收入1845.49元。蔬菜种植户进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农业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水平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6）典型案例分析中,合作社的推广示范、替代技术的推广、良好的产销体系,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且农药减量会带来经济、生态、食品安全多方面效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孙鹏飞[7]（2021）在《农户分化视角下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影响研究 ——以安徽金寨县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农村宅基地改革是当前中国农村“三块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创新宅基地制度,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此外,伴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工业部分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加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松动,农户对土地依赖性下降,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农户分化现象出现,而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改变农户原有生产、生活方式,加剧农户分化程度。分化后农户与同质性纯农户相比,在生产行为、政策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现行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先退后补”,且补偿缺乏多样性,未考虑宅基地退出后农户分化加剧的特征,未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退出政策（补偿）需求给予其补偿,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福利水平难以提升,阻碍了宅基地退出政策的顺利实施。可见,基于农户分化视角,探讨农户宅基地退出对其福利的影响,对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提升宅基地退出户福利水平和加快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系统回顾福利经济学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满意度理论和社会分化理论基础上,构建宅基地退出、农户分化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理论逻辑框架,应用2018年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的农户调研数据,从农户分化视角出发,探究宅基地退出是否加剧农户职业分化和农户收入分化;对比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及其主要障碍因子的差异,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具体需求;从家庭经济、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和心理情感5个方面构建农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的福利变化;探究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以及对不同类型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考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具体需求,进一步分析了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获得的且存在高退出政策需求的补偿（即补偿额度、补偿方式、补偿账务公开、补偿资金监督管理等）对不同类型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以期为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福利水平、加快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进程提供相应对策建议。按照上述视角和逻辑,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现实状况及其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后在农户分化、所获补偿及其满意度、退出政策需求、家庭居住条件、家庭居住环境、社区活动参与、农户看病、孩子上学和日常消费支出等方面的现实状况,发现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后存在农户分化显着、所获补偿种类单一、不同类型农户对所获补偿评价存在差异、不同类型农户对退出政策的需求存在差异和农户退出后福利水平较难实现大幅度提升等现实问题。（2）对宅基地退出能否加剧农户分化进行计量分析。在构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分化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有序Probit、PSM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分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加剧了农户分化,宅基地退出通过提高农业经营成本、增加家庭负债和提升外出务工便利性三个途径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剧了农户职业分化;宅基地退出降低了农户经营性收入,提高了工资性收入,且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强度大于经营性收入,使其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加剧了农户收入分化。（3）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需求分析。在构建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方法、障碍度模型,从农户分化视角,对比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及其主要障碍因子的差异,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具体需求。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需求存在差异。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较好,伴随农户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评价越高,这也说明低职业分化和低收入分化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更为不满,期望得到更多补偿,即存在较高的退出政策（补偿）需求。此外,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准则层和指标层障碍因子的障碍度存在差异。（4）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福利变化分析。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从家庭经济、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和心理情感5个方面构建了农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专家打分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分别计算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的福利值,探究不同职业分化、不同收入分化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的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且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福利水平提升幅度有所差异,高职业分化和高收入分化农户宅基地退出后其福利水平提升幅度相对较大。从对农户功能性活动的影响来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社会保障与居住条件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家庭经济、生活环境和心理情感仅略微提升。（5）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分析。在构建宅基地退出、农户分化与农户福利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PSM模型,探究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水平有正向显着影响。基于农户分化视角,宅基地退出对非农户福利的提升作用最强,兼业农户次之,纯农户最弱;宅基地退出对高收入农户福利的提升作用最强,中收入农户次之,低收入农户最弱。（6）农户所获退出补偿对不同类型农户福利变化影响的分析。考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具体需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户所获退出补偿对不同类型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所获补偿额度、补偿方式、补偿账务公开、补偿资金监督管理、政策协议签订流程、补偿弥补损失效果和生活适应性对农户福利变化均有正向显着影响,且补偿额度、补偿账务公开和补偿资金监督管理对不同类型农户福利变化均正向影响显着,而补偿方式和政策协议签订流程仅对中收入、高收入、兼业和非农户存在显着正向影响,补偿弥补损失效果和生活适应性仅对低收入农户和纯农户正向影响显着。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根据农户类型逐步、差异化实施宅基地退出,进一步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内容,重点关注宅基地退出政策对低收入农户、纯农户的补偿弥补损失效果和生活适应性的影响,丰富对中收入、高收入、兼业和非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降低中收入、高收入、兼业和非农户政策协议签订流程的复杂性,进一步优化宅基地退出补偿相关配套政策和所获补偿核算,加强安置区环境建设,丰富宅基地退出户心理情感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为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福利水平提供一定借鉴。
李青[8]（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提出
史晓玲[9]（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杨广勇[10]（2020）在《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文中研究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领域,相继作出了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财政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然而,地方政府自有财力供给不足和大量财政资金沉淀并存的矛盾相当普遍,财政资金配置低效问题在涉农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配置,集中有限资源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央政府于2016年启动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将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中央财政涉农资金按照原渠道下达,但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贫困县,由其按照权责匹配原则自主实施。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在现有财政体制框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和地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鉴于此,论文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提出进一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纾解的有序衔接提供决策依据。理论上,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渠道主要包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整合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整合,这是由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决定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涉及决策主体、审批主体、实施主体、监督评价主体。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预算理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助推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而且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聚焦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可以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从政策变迁看,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自2013年以来逐步由地方自主探索转变为区域整体推进。通过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整体情况分析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总体规模庞大且保持增长态势,但其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在涉农领域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财政分权程度相对更低。进一步通过湖南省和安徽省两个不同类型贫困县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在整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项目配置方面,均以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为主,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规模在2019年均提升了 60%以上,而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资金配置相对不足,其中湖南省洞口县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出现36.65%的降幅;在整合资金的项目选择依据和绩效考评方面,均建立了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制度,且编制了绩效目标,但均存在着项目库资金缺口过大、绩效管理链条不全等问题。为实证分析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中部四省229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显着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即产生增产效应,贫困县的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较非贫困县可提高1.47个百分点;不同类别的贫困县产生的增产效应均是显着的,但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扶贫重点县最高,增产效应高达2.55个百分点,连片特困地区县次之,达到1.22个百分点,省级扶贫重点县最低,仍达到1.04个百分点;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即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通过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仍不牢固;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增产效应被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长遮掩了 5.5%,增收效应被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的增长遮掩了71.18%,适度规模下的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和涉农投入绩效提升更为可取。最后,提出促进财政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层面,加快涉农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深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推进财政涉农资金实质整合;地方政府层面,推动地方涉农部门职责的分工协调,深化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配套政策层面,通过加快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管理等立法进程,提升财政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从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出发,尝试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双向传导机制,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传导机制、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传导机制,其可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从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验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2）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我国首次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的涉农资金重大改革试点,对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实施四年多以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因果推断研究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涉及的。本研究在梳理我国贫困县政策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基础上,从粮食主产区中部四省选择了 129个贫困县和100个非贫困县共229个县1374个观测样本,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具有显着的增产效应,但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3）发现连片特困地区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增产效应的异质性。按照处理组样本贫困县类别进行分类检验,发现不同类别的贫困县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中产生的增产效应存在显着差异,连片特困地区县的增产效应低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但明显高于省级扶贫重点县。考虑到连片特困地区县农业生产成本等因素,这一结论更具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未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改善相对贫困状况,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二、中央一号文件的回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一号文件的回归（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可能的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马克思经济学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 |
| 2.1.1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马克思的农村集体经济理论 |
| 2.1.3 马克思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
| 2.2 马克思的金融资本理论 |
| 2.2.1 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 |
| 2.2.2 马克思的信用与信用制度理论 |
| 2.3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 2.3.1 金融抑制与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 2.3.2 金融深化与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 2.3.3 金融约束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
| 2.4.2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 |
| 2.4.3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
| 2.4.4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相关研究 |
| 2.4.5 乡村振兴及其金融支持的研究 |
| 2.4.6 对现有文献的述评 |
| 第3章 我国乡村振兴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与问题 |
| 3.1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 |
| 3.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
| 3.1.2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
| 3.1.3 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 |
| 3.2 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与现状 |
| 3.3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
| 3.4 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分析 |
| 3.4.1 乡村振兴金融需求的主要特点 |
| 3.4.2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要金融需求 |
| 3.4.3 乡村振兴金融支持的对象主体 |
| 3.5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供给分析 |
| 3.5.1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演变 |
| 3.5.2 农村金融供给现状与问题 |
| 第4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1 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1 供需层面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金融功能层面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 变量、数据和时变性检验 |
| 4.2.1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4.2.2 时变性检验 |
| 4.3 实证研究 |
| 4.3.1 TVP-SV-VAR模型 |
| 4.3.2 农村金融发展指数合成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1 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1.1 PVAR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和数据 |
| 5.2 实证研究 |
| 5.2.1 平稳性检验和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方差分解 |
| 5.3 区域差异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分析 |
| 6.1 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支持乡村振兴案例分析 |
| 6.2 长春发展农商银行支持乡村振兴案例分析 |
| 6.3 小结 |
| 第7章 我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策略 |
| 7.1 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 |
| 7.1.1 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
| 7.1.2 充分发挥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 |
| 7.1.3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 7.1.4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 7.2 构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 |
| 7.2.1 货币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 7.2.2 信贷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 7.2.3 监管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 7.3 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
| 7.3.1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
| 7.3.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 7.4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 |
| 7.4.1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
| 7.4.2 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 7.5 加快贷款抵押担保方式创新发展 |
| 7.5.1 创新土地等抵质押方式 |
| 7.5.2 促进担保机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人力 |
| 2.1.2 人才 |
| 2.1.3 人力资本 |
| 2.1.4 人才资源 |
| 2.1.5 人才支撑体系 |
| 2.2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
| 2.2.1 产业兴旺 |
| 2.2.2 生态宜居 |
| 2.2.3 乡风文明 |
| 2.2.4 治理有效 |
| 2.2.5 生活富裕 |
| 2.3 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 |
| 2.3.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 |
| 2.3.2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挑战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机遇 |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 |
| 3.1.2 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 |
| 3.1.3 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 |
| 3.2.2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 |
| 3.2.3 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 |
| 3.3 国外学者相关思想 |
| 3.3.1 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 |
| 3.3.2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 |
| 3.3.3 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4.1 以农为本思想 |
| 3.4.2 政以才治思想 |
| 3.4.3 养护农民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4.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4.1.1 职业农民 |
| 4.1.2 新型农民 |
| 4.1.3 新型职业农民 |
| 4.1.4 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紧迫性 |
| 4.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 4.2.1 乡村专业人才 |
| 4.2.2 乡村专业人才的类型 |
| 4.2.3 乡村专业人才的作用 |
| 4.2.4 乡村振兴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
| 4.3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
| 4.3.1 农民工 |
| 4.3.2 新生代农民工 |
| 4.3.3 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 |
| 4.3.4 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合理性 |
| 4.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
| 4.4.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4.4.2 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 |
| 4.4.3 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 |
| 4.4.4 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客观性 |
| 4.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
| 4.5.1 社会各界 |
| 4.5.2 社会各界是乡土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 |
| 4.5.3 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 |
| 4.5.4 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必然性 |
| 第5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
| 5.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 |
| 5.1.1 实施阳光工程 |
| 5.1.2 实施雨露计划 |
| 5.1.3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
| 5.1.4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
| 5.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
| 5.2.1 实施特岗教师计划 |
| 5.2.2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 |
| 5.2.3 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
| 5.2.4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
| 5.2.5 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 |
| 5.3 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的路径 |
| 5.3.1 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 |
| 5.3.2 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 |
| 5.3.3 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
| 5.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路径 |
| 5.4.1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
| 5.4.2 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
| 5.4.3 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 |
| 5.4.4 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
| 5.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路径 |
| 5.5.1 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 |
| 5.5.2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
| 5.5.3 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 |
| 5.5.4 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 |
| 第6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
| 6.1 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 |
| 6.1.1 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 |
| 6.1.2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
| 6.1.3 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 |
| 6.2 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
| 6.2.1 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2 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3 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3 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
| 6.3.1 教师定期服务乡村 |
| 6.3.2 医生定期服务乡村 |
| 6.3.3 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3.4 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4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
| 6.4.1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
| 6.4.2 科技人才兼职取酬 |
| 6.4.3 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 |
| 6.5 建立资金保障机制 |
| 6.5.1 增加财政涉农资金 |
| 6.5.2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
| 6.5.3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农业生态效率的评价方法研究 |
| 1.2.2 农业生态效率的应用研究 |
| 1.2.3 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收敛性分析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目标及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说明 |
| 2.1.1 效率 |
| 2.1.2 生态效率 |
| 2.1.3 农业生态效率 |
| 2.1.4 农业生态化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经济收敛理论 |
| 2.2.3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2.2.4 生态经济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1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内在机理分析 |
| 3.1.1 资源稀缺约束农业生态效率 |
| 3.1.2 环境污染约束农业生态效率 |
| 3.1.3 经济增长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双重影响 |
| 3.1.4 技术进步推动农业生态效率 |
| 3.2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发展趋势理论分析 |
| 3.3 新疆农业生态与生产效率评价理论分析 |
| 3.4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收敛性的理论分析 |
| 3.5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农业-生态发展现状 |
| 4.1 新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概况 |
| 4.1.1 新疆社会经济概况 |
| 4.1.2 新疆自然资源禀赋 |
| 4.1.3 新疆生态环境现况 |
| 4.2 新疆农业投入产出概况 |
| 4.2.1 新疆农业投入 |
| 4.2.2 新疆农业产出 |
| 4.3 新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与污染概况 |
| 4.3.1 新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使用强度 |
| 4.3.2 新疆农业污染排放情况 |
| 4.4 中国及新疆农业生态化发展概况 |
| 4.4.1 农业生态化发展阶段分析 |
| 4.4.2 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特征与问题 |
| 4.4.3 农业生态化发展的政策变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综合评价 |
| 5.1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
| 5.1.1 农业生态效率主要研究方法 |
| 5.1.2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模型选择 |
| 5.1.3 指标数据选择与描述统计 |
| 5.2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分析 |
| 5.2.1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分析 |
| 5.2.2 新疆农业不同要素投入的损失结构分析 |
| 5.2.3 新疆14 个地州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及分解 |
| 5.2.4 新疆14 个地州市各项效率波动分析 |
| 5.2.5 新疆14 个地州市农业生态–生产效率对比分析 |
| 5.2.6 新疆14 个地州市农业生态效率损失结构分析 |
| 5.3 新疆农业生态全要素生产率ML指数分析 |
| 5.3.1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
| 5.3.2 新疆农业生态全要素生产率ML指数测度及其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1 收敛性分析方法 |
| 6.1.1 σ收敛 |
| 6.1.2 绝对β收敛 |
| 6.1.3 条件β收敛 |
| 6.1.4 俱乐部收敛 |
| 6.2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2.1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σ收敛 |
| 6.2.2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绝对β收敛 |
| 6.2.3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条件β收敛 |
| 6.2.4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的俱乐部收敛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7.1 研究方法 |
| 7.1.1 面板回归模型—Tobit回归方法 |
| 7.1.2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7.1.3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
| 7.2 影响因素及变量选择 |
| 7.2.1 水资源角度变量选择 |
| 7.2.2 多维视角下变量选择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水资源角度结果分析 |
| 7.3.2 多维视角下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相关建议 |
| 8.2.1 推广清洁生产,加强控污减排 |
| 8.2.2 提高科技创新,强化技术推广 |
| 8.2.3 科学治水用水,推广节水灌溉 |
| 8.2.4 促进区域协调,加快南疆建设 |
| 8.2.5 提高综合实力,实现全面发展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4）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样本选择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才能 |
| 2.1.1 企业家 |
| 2.1.2 企业家才能 |
| 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 2.2.1 农业企业家 |
| 2.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 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2.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基本特征 |
| 2.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 2.4.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 |
| 2.4.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 2.4.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 |
| 2.5 简要的研究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企业家 |
| 3.1.2 企业家才能 |
| 3.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3.2 企业家才能理论 |
| 3.2.1 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 |
| 3.2.2 创新理论 |
| 3.2.3 人力资本理论 |
| 3.3 企业理论 |
| 3.3.1 分工理论 |
| 3.3.2 生产函数理论 |
| 3.3.3 契约理论 |
| 3.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 3.4.1 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
| 3.4.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 3.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历史回顾 |
| 4.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1.1 1949年到1978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1.2 1978年至20世纪末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1.3 21世纪初至今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2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变迁 |
| 4.2.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变迁 |
| 4.2.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变迁 |
| 4.2.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变迁 |
| 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3.1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3.2 企业家才能的异质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3.3 企业家才能的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研究 |
| 5.1 案例介绍 |
| 5.2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关系的阐释 |
| 5.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家庭农场发展 |
| 5.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家庭农场发展 |
| 5.3 经营绩效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研究 |
| 6.1 案例介绍 |
| 6.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关系的阐释 |
| 6.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 6.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 6.3 经营绩效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典型案例研究 |
| 7.1 案例介绍 |
| 7.2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关系的阐释 |
| 7.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业企业发展 |
| 7.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业企业发展 |
| 7.3 经营绩效 |
| 7.4 本章小结 |
| 7.5 三个案例讨论 |
| 第8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江苏扬州数据检验 |
| 8.1 理论基础 |
| 8.1.1 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的认识 |
| 8.1.2 关于企业家才能指标的研究现状 |
| 8.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 |
| 8.2 数据来源与检验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信度效度检验 |
| 8.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1 企业家才能素质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 8.3.2 企业家才能能力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 8.3.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绩效的差异性分析 |
| 8.3.4 讨论 |
| 8.4 实证分析 |
| 8.4.1 变量选择与含义 |
| 8.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研究结论 |
| 9.1 讨论与结论 |
| 9.2 理论贡献 |
| 9.3 政策建议 |
| 9.4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农药施用相关研究 |
| 1.3.2 蔬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技术推广相关研究 |
| 1.3.4 技术推广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的研究 |
| 1.3.5 农户农药减量施用效果研究 |
| 1.3.6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蔬菜种植户 |
| 2.1.2 技术推广 |
| 2.1.3 推广技术属性 |
| 2.1.4 技术推广渠道 |
| 2.1.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 |
| 2.1.6 蔬菜生产中的农药减量施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技术扩散理论 |
| 2.2.4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2.5 技术推广框架理论 |
| 2.3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分析 |
| 2.3.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阶段划分 |
| 2.3.2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蔬菜生产特征与产业发展趋势 |
| 3.1.1 蔬菜生产特征 |
| 3.1.2 蔬菜产业发展趋势 |
| 3.2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与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2.1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 |
| 3.2.2 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 |
| 3.3.1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 |
| 3.3.2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 |
| 3.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 |
| 3.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果 |
| 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问题 |
| 3.4.1 农户层面:生产习惯使然,农户农药施用存在认知偏差 |
| 3.4.2 村庄层面:羊群行为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
| 3.4.3 政府层面: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减量支持政策乏力 |
| 3.4.4 技术层面:过度依赖化学农药,农药减量替代技术推广任重道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2.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3 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
| 4.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4.3.2 研究方法 |
| 4.4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4.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5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5.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6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6.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7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分析 |
| 4.7.1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分析 |
| 4.7.2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2 农资经销商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3 农技推广站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3 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6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7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进一步讨论 |
| 5.7.1 内在传导机制:安全生产认知的中介作用 |
| 5.7.2 农户感知差异: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 |
| 5.8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进一步讨论 |
| 5.8.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空间自相关判断 |
| 5.8.2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施行为实施影响的空间效应 |
| 5.8.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示范效应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2 互联网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3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 |
| 6.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6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7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分析 |
| 6.8 老龄化背景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与行为实施讨论 |
| 6.9 稳健性检验 |
| 6.10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模型选择 |
| 7.4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t检验结果 |
| 7.4.2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决策方程估计 |
| 7.4.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蔬菜产出和收入影响估计 |
| 7.4.4 双重检验 |
| 7.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生态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食品安全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7 稳健性检验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的案例分析 |
| 8.1 调研方法选择与案例选取 |
| 8.2 访谈设计与过程介绍 |
| 8.3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3.1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3.2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3.3 典型经验总结 |
| 8.4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4.1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4.2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4.3 典型经验总结 |
| 8.5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5.1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5.2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5.3 典型经验总结 |
| 8.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潜力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蔬菜生产中农户过量施药问题严重 |
| 9.1.2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 |
| 9.1.3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 |
| 9.1.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不可忽视 |
| 9.1.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多维效应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 |
| 9.2.2 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 |
| 9.2.3 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 |
| 9.2.4 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 |
| 9.2.5 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农户分化视角下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影响研究 ——以安徽金寨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宅基地 |
| 2.1.2 宅基地退出 |
| 2.1.3 农户福利 |
| 2.1.4 农户分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2.2 可行能力理论 |
| 2.2.3 满意度理论 |
| 2.2.4 社会分化理论 |
| 2.3 研究框架 |
| 2.3.1 总体逻辑框架 |
| 2.3.2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分化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3.3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需求的理论框架 |
| 2.3.4 宅基地退出、农户分化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现实状况及其问题分析 |
| 3.1 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3.1.1 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历史演变 |
| 3.1.2 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历史演变的特征 |
| 3.2 研究区域概况 |
| 3.2.1 研究区域选择 |
| 3.2.2 研究区域基本概况 |
| 3.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3.1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3.2 调查区域的确定及其样本选取 |
| 3.3.3 调查数据的获得 |
| 3.3.4 样本农户基本信息 |
| 3.3.5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测 |
| 3.4 样本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现实状况 |
| 3.4.1 农户分化状况 |
| 3.4.2 农户宅基地退出所获补偿及其满意度状况 |
| 3.4.3 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需求状况 |
| 3.4.4 农户家庭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状况 |
| 3.4.5 农户社区活动参与状况 |
| 3.4.6 农户看病、孩子上学状况 |
| 3.4.7 农户日常消费支出状况 |
| 3.5 样本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现实状况的问题分析 |
| 3.5.1 农户分化显着 |
| 3.5.2 农户宅基地退出所获补偿种类单一 |
| 3.5.3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所获补偿评价存在差异 |
| 3.5.4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需求存在差异 |
| 3.5.5 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福利水平较难实现大幅度提升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分化的影响:是否加剧了农户分化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职业分化的影响:是否加剧了农户职业分化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择 |
| 4.2.3 农户职业分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4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职业分化的影响 |
| 4.2.5 内生性检验——基于PSM模型 |
| 4.2.6 进一步讨论 |
| 4.3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分化的影响:是否加剧了农户收入分化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4.3.3 农户收入分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4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分化的影响 |
| 4.3.5 内生性检验——基于PSM模型 |
| 4.3.6 进一步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农户分化视角的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需求分析 |
| 5.1 问题提出 |
| 5.2 不同类型农户对退出政策的需求分析:基于农户退出政策评价视角 |
| 5.2.1 理论分析 |
| 5.2.2 模型构建 |
| 5.2.3 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4 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的贴近度分析 |
| 5.2.5 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的障碍因子诊断 |
| 5.3 农户对退出政策需求的进一步验证:基于农户退出政策评价影响因素的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5.3.2 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农户分化视角的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福利变化分析 |
| 6.1 问题提出 |
| 6.2 农户福利测度及分析 |
| 6.2.1 理论模型 |
| 6.2.2 农户福利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2.3 农户福利测度方法的选择 |
| 6.2.4 农户福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5 总样本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福利变化分析 |
| 6.3 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福利变化: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
| 6.3.1 不同职业分化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福利变化 |
| 6.3.2 不同收入分化农户宅基地退出前后福利变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水平及其变化的影响——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
| 7.1 问题提出 |
| 7.2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
| 7.2.1 理论分析 |
| 7.2.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7.2.3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水平影响 |
| 7.2.4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组群差异分析 |
| 7.2.5 稳健性检验 |
| 7.3 农户所获退出补偿对其福利变化的影响——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
| 7.3.1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7.3.2 农户所获退出补偿对其福利变化影响 |
| 7.3.3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户所获退出补偿对其福利变化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建议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贫困县脱贫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界定 |
| 3.1.1 财政涉农资金的范围 |
| 3.1.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内容 |
| 3.1.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解 |
| 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理论依据 |
| 3.2.1 公共产品理论 |
| 3.2.2 财政分权理论 |
| 3.2.3 公共预算理论 |
| 3.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理 |
| 3.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的传导路径 |
| 3.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民收入的传导路径 |
| 第4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变迁与实施情况 |
| 4.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演变历程 |
| 4.1.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2005-2012年 |
| 4.1.2 区域性整体推进阶段:2013年至今 |
| 4.2 财政涉农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1 整体概况 |
| 4.2.2 农业发展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3 农民脱贫增收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与典型案例 |
| 4.3.1 贫困县发展概况 |
| 4.3.2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 |
| 4.3.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典型案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对农业产出的效应 |
| 5.3.3 对农民收入的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中介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农业产出的传导效应 |
| 6.3.3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传导效应 |
| 6.3.4 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传导效应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与奖励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中央一号文件的回归（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D]. 张婷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胡鑫.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疆农业生态效率研究[D]. 崔叶辰.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4]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D]. 王雅静. 扬州大学, 2021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D]. 赵秋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7]农户分化视角下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福利影响研究 ——以安徽金寨县为例[D]. 孙鹏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8]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9]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10]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D]. 杨广勇. 山东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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