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于少波[1]（2020）在《试论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原因——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由玉林本地商人、国内其他地方的玉林籍商人、国外玉林籍华侨商人三部分构成,是近代广西本土商人中的佼佼者,不仅在玉林经济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外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具有相当实力。玉林籍商人群体在近代快速形成并脱颖而出,既有玉林商人勤劳智慧的个体因素,又与玉林独特的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以及外商、时局等的影响密切相关。
张继焦,吴玥[2]（2020）在《粤商及其所建立的岭南地区和全国性市场体系——与费正清和施坚雅的对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和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都有广泛影响。明清时期粤商及其所建立的岭南和全国性市场体系,都是基于中国本土的自我发展,并非费正清所言是西方对中国市场冲击的反应。作者从粤商的社会结构分析其市场行为后认为:从官商关系角度看,中央政府通过"一口通商"等优惠政策对以十三行为主的行商进行"朋友式庇护",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而在民间贸易中,粤商的行商型"蜂窝"、会馆型"蜂窝"、商号型"蜂窝"与商户型"蜂窝"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资源配置发展商品贸易。在自上而下的"伞式"支持与自下而上的"蜂窝式"力量双重作用下,粤商建立起岭南乃至全国的市场体系,并促进了各地形成与市场体系相对应的区域与全国城市结构。
王飞[3]（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高扬励[4]（2020）在《会馆剧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会馆剧场,指会馆内专门用于戏曲演出及观赏的场所。本论文以会馆剧场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对会馆剧场的田野调查及搜集、整理与会馆剧场相关的文献材料,运用戏曲学、宗教学、建筑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会馆剧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会馆剧场是中国古代剧场的类型之一,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演剧场所,其形制、布局与当时的戏曲演出密切相关,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无疑对中国古代剧场史的建构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本论文首先对会馆及会馆剧场的基本概况进行梳理,分析会馆剧场的产生动因及发展历程;其次,对各地区会馆剧场的建筑布局、建筑形制及建筑装饰进行总结,考察会馆剧场的实际状况;再次,对室内会馆剧场及娱人小剧场的建筑实物及史料遗存予以整理分析,总结剧场之特征;最后对会馆剧场的演剧活动进行梳理,对会馆剧场的演剧类型、剧场及演剧活动的管理进行总结,探讨会馆剧场对于戏曲传播的作用。会馆剧场作为会馆的构成部分,其自身特征受会馆的直接影响。会馆剧场是会馆祭祀、联谊需求的产物,以满足会馆成员敬神、娱乐的目的而建。从时间上看,会馆剧场初兴于明代中后期,在清代发展至鼎盛,民国走向衰落。整体上看,会馆受商人、官员、移民的流动而遍布全国,因而会馆剧场也分布于全国各地。具体而言,会馆剧场主要分布于北京、工商业繁荣的城市、水陆交通要地以及人口聚集的市镇。会馆剧场继承神庙剧场的建筑形制,建筑风格多样,装饰文雅华丽。会馆剧场仿照神庙剧场而建,采用时代流行的剧场样式。会馆剧场的戏台以过路台为主,两侧设有看楼。有的会馆设有多座戏台来满足会馆繁盛演剧的需要。因会馆成员的审美及会馆所处地区建筑风格、地形的不同,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会馆剧场在建筑布局、建筑形制上形成区域特征。匾额、楹联、雕塑和彩绘是会馆剧场的主要装饰,这些装饰彰显会馆成员的经济实力,寄托他们的美好愿望,也使会馆剧场成为中国古代剧场装饰艺术的代表。室内会馆剧场和娱人小剧场是会馆剧场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剧场建筑的设计上更加考虑观众观剧的舒适性及剧场的专业性。室内会馆剧场在剧场顶部设置屋顶,将看楼设置成包厢,大厅摆放桌椅。室内会馆剧场虽与戏园相仿,但仍存差异。娱人小剧场多设在会馆较隐蔽的院落,规模较小,可容纳的观众数量有限。娱人小剧场摆脱了敬神演剧的功能,完全为娱乐而设,戏台面朝议事厅、看楼等建筑。会馆剧场的演剧活动分祭祀演剧、行业演剧和团拜演剧。演剧时间以定时为主,随时为辅。会馆剧场演剧场次繁多,对于剧场及演剧活动进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会馆通常会设立条规,对剧场租用、演剧活动秩序、戏资收缴等方面予以规范,确保演剧活动的顺利进行。明清时期数量繁多、分布广泛的会馆剧场,是戏曲发展、传播的重要载体。会馆剧场不仅是家乡声腔向外传播的平台,亦是其他声腔展演的舞台。由此而言,会馆剧场对于中国戏曲的发展也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赵俊丽[5]（2019）在《清中期西江中游的广府商人》文中认为商人是地方社会的活跃人群,既同农工阶层又与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联系紧密。他们流动性强,活动范围甚至跨越多个区域,形成跨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重交流。在西江中游的梧州、桂平、贵港等地区,广泛流传着“无东不成市”的谚语,大量的广东籍商人建立的会馆留存至今,人们懂粤语、建骑楼。这种相似性的背后应该与清代粤商在此经商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即以广东商人为中心,探究其在西江中游地区的经商背景、活动和影响。明清时期,在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成熟的航海技术、发达的交通体系,与“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捐纳奉赠、补官等政治举措,士商交融的社会潮流的推动下,长途贩运的广东商帮迅速崛起。由明入清,他们开始进入广西地区经商。这些商人经营的领域几乎涵盖整个市场,不仅有盐、铁、铜、木材、布、米、油、茶、药、糖、果品,烟草、香烛等,还从事典当、高利贷等。他们在西江中游的贸易网络非常广阔,既通过内地市场深入各县圩市,又通过密集的交通网络走向海外,达到“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的地步。西江中游至今保存有100多座明清时期粤东会馆。这些会馆具有聚会、议事、储货、祭祀等多样化功能。从中既能看到当时广东商人的经济活动,又可窥见其社会生活。正是在粤东会馆的组织和调适下,土客矛盾得以缓和,不仅维系了市场的良性运转,更形成了清代以来西江中游跨区域、跨阶层的社会文化。
贾瑞[6]（2019）在《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有清一代,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南北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前者负责对俄贸易,后者负责对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尽管两者均为对外贸易口岸,但在信用机制、管理方式、商人主体、贸易结构、税收结构上既有相同,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来看,在信用机制上,两者的信用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结合商业发展特点形成了一套包含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恰克图贸易中商业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信用为商业信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保障,俟至晚清,政府失信,致使商业信用无法发挥作用,进而加速了晋商的衰落;对于广州贸易而言,前期发展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但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十三行商人退出历史舞台,外商自由雇佣买办的兴起,商业信用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恰克图的商业活动前期主要由土谢图汗进行属地兼管,后期主要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税收则由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处税关负责征税;而广州的商业活动和税收活动由粤海关管理,并以政府委任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为中介具体负责实施。这种设置方式都源于清政府御控外藩的天朝上国思想和稳定边境的基本国策。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的税收与市场管理相分离,而广州的税收与市场管理在同一地区;管理机构设置的目的上,恰克图重在稳定边境,敦促两国关系的友好;广州则在于御控外商,预防滋扰,避免纠纷。在管理政策上,清政府要求进入恰克图市场的中俄商人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相应执照。在乾隆朝,恰克图虽因俄商及劫匪滋事进行过三次闭关,但时间甚短,从长时段来看,基本处于自由贸易状态;在广州,无论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由十三行行商具体负责管理,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废除,实行领事担保制度。恰克图与广州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的管理较为宽松,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后者的管理则较为严格,类似于“垄断市场”;恰克图贸易商的居住与交易方式的管理相对于广州行商都较为自由宽松。在商人发展变迁上,恰克图的商人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宁夏商人等,但主要是晋商,而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人有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等。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很大,风俗习惯各异,决定了恰克图以北方商人为主,广州以南方商人为主。近代以来,两地商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从共同点来看,首先,商人利益集团的弱小使其无力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逐渐衰弱的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又加速了晋商和行商的衰落;其次,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对于商人的予取予求直接导致了两地商人的衰落。从不同点来看,首先,交易费用上升引起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和恰克图晋商的衰败,但恰克图贸易中管理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还可以正常经营,而广州十三行贸易管理中管理和买卖的交易费用较高,导致其较早衰败;其次,外来掠夺型制度是恰克图市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部分十三行商人却向近代化买办转型。在商品结构上,无论是恰克图还是广州,出口的都是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棉花等商品。在贸易初期,恰克图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广州的贸易额。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与广州贸易额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并且两处的出口商品都以茶叶为主。19世纪50年代以后,恰克图贸易量产生剧烈波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后迅速衰落下去;广州则面临着南方众多外贸口岸的竞争,贸易商品种类持续增多,贸易量增幅较小,仍保持原有规模。在税收结构上,两地的税收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都没有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贸易商品是在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征收常关税,而广州贸易的商品是在粤海关征收海关税;恰克图贸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免税规定,而广州贸易中不仅不存在这些免税规定,而且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征收一些杂税;从税收总额上看,粤海关的税收总额比北路三关大,其对于清政府的财政贡献率也较大。最后,从两地贸易的意义上看,两地贸易都推动了内地社会分工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恰克图贸易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广州贸易促进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圈的形成;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为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广州贸易推动了中国南方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清一代,南方和北方开展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也印证了清朝前中期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并没有使整个国家走上近代化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南北两地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变化:恰克图贸易在起伏跌宕中逐渐衰亡,而广州贸易量虽有减少,但仍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
李丹丹[7]（2019）在《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与地方开发》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活动,来探讨当地社会发展模式及山区文化与平原文化发生碰撞后的反应。文章主体内容分四章,共约5万余字。由于地处边疆,历史以来黔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较为缓慢,但却体现出独特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性特征,其发展演变不仅体现了该地区从“化外”走向“化内”的历程,也是贵州地区社会发展的缩影和表现。明初,王朝在黔西南设卫所屯田,第一批大规模的军事移民随之来到此地驻扎。这些移民包括军人、军人家属、受朝廷指派来此经商的商人。部分驻军及其家属在靠近卫所的地方屯田种植,客观上有利于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方式传入黔西南地区。这些移民主要集中分布在交通干线或者人口聚集的城镇,该区较为平坦的地区得到开发,屯田经济得到发展。明中后期,大量屯兵流亡,屯田荒废,屯田制名存实亡,屯田经济也宣告破产。此时,少量的自发性移民也开始来到此地,他们开垦较为平坦地区的土地,并按照之前的生活方式,从事各类行业,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微弱的影响。整个明代,移民对黔西南社会的影响较弱,黔西南社会变化并不明显,土着人民大部分仍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进入清代以后,由于大批移民的涌入,该区社会发展进程在明代的基础上大大加快。清前期,出于政治需要与军事需求,清廷在此进行改土归流与卫所改制,使得该区域社会焕然一新。清中后期,中原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大量人口为寻求生计,自发来到该区。黔西南山区在这一时期得到彻底开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资源的日益紧张,土客之间、先来的客民与后来的客民、当地各土着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成为王朝治理该区域的一大难题。经过明清两代的积累和发展,黔西南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大量移民的进入,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渗透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外来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黔西南特有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地方少数民族逐渐由“化外”转为“化内”之民,王朝教化取得了成效。
张旭杨,韦国友[8]（2019）在《明清至民国时期“桂商”群体的形成、发展与作用》文中认为文章认为近代以前是桂商孕育时期,晚清至民国早期是桂商形成发展时期,民国以后至解放前是桂商的发展壮大时期。桂商的发展壮大逐步成为沟通城镇、城乡之间各民族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媒介,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对全省性统一的城镇商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均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桂商的构成,客商本土化是一个显着的现象,尤其是以粤、湘、赣、闽等地客商为主。官绅阶层是桂商组成的又一重要来源。本土商人在客商的示范带动下逐步产生壮大。此外,华侨和新式留学生也产生了部分桂商。
于少波[9]（2018）在《清代民国粤商对玉林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基于玉林粤东会馆相关文物遗存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文物实证的角度出发,结合史料,对玉林粤东会馆相关文物遗存进行梳理研究,进而考察清代民国时期粤商对玉林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作用,同时指出粤东会馆在培养玉林民众对粤文化、粤商文化认同感方面的巨大作用,而这正是近代玉林本土商人崛起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最后,对粤东会馆相关文物的保护利用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利用粤东会馆闲置空间、相关文物建立玉商博物馆的建议。
覃鉴淇[10]（2018）在《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天后信仰民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后圣母、娘妈等,妈祖诞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是我国沿海地区及海外华人民间所信仰的航海保护神。妈祖信仰是以我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汉族民间信仰,一千多年来,妈祖信仰主要通过海员、闽粤商人、华侨等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沙头镇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最北部的乡镇,沙头镇沙头村旧街（即旧沙头圩）建有一座天后宫,庙内供奉着妈祖神像,当地人习惯称妈祖为“天后”。沙头旧街人世代口传天后宫始建于明末清初,并于清朝嘉庆元年（1796）重修。经过历史变迁,天后宫成为沙头旧街唯一保留至今的庙宇,与之对应的天后信仰是旧街的传统民间信仰。沙头旧街天后信仰活动主要有日常祭祀活动、花灯节祭祀活动、天后诞活动以及三年一届的天后宫醮会活动等,民俗活动形式较为丰富。本文对沙头旧街天后信仰民俗进行研究,运用了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等研究方法进行论文写作,对沙头旧街天后宫的主要历史变迁过程、民间口头传说等进行收集整理,并记录分析了天后信仰民俗活动及祭祀形态。论文接着分析天后信仰的群体特征,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得知,沙头旧街居民的祖籍大部分为粤籍,当时粤籍商人通过西江二级支流东安江来到旧沙头圩经商落户,随之带来了天后信仰,并得到其后裔传承。天后信仰民俗活动有道教斋醮文化、族群文化认同、“求花”习俗、供品的趋吉寓意、传承民间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天后信仰民俗的文化功能有心理调节功能、维系功能和宣泄功能。本文还实地调查了苍梧的龙圩镇粤东会馆天后宫、石桥镇天后宫的天后信仰民俗,并结合本文研究对象沙头旧街天后信仰民俗,总结苍梧各地天后信仰的传播特征,并探求苍梧各地天后信仰民俗的现代意义。
二、明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试论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原因——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概况 |
| 二、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形成原因 |
| （一）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达 |
| （二）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
| 1. 玉林地区是近代广西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 |
| 2. 近代玉林地区是广西人均耕地最少的地区之一 |
| （三）独特的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 |
| （四）外来商人的影响 |
| 1. 商人移民的影响 |
| 2. 外来商人的影响 |
| （五）时局和政治的影响 |
| 1. 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
| 2. 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 3. 新桂系政府的上台 |
（2）粤商及其所建立的岭南地区和全国性市场体系——与费正清和施坚雅的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以往研究综述和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一）以往研究综述 |
| 1. 费正清与施坚雅的相关研究 |
| 2. 对粤商的相关研究 |
|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三、二元社会结构下粤商的组织及市场行为 |
| （一）伞式社会下的粤商及其市场行为 |
| （二）蜂窝式社会下的粤商及其市场行为 |
| 1. 行商型“蜂窝” |
| 2. 会馆型“蜂窝”（含各地会馆、公所） |
| 3. 商号型“蜂窝” |
| 4. 商户型“蜂窝” |
| （三）小结 |
| 四、粤商所建立的岭南地区和全国市场体系 |
| （一）岭南地区的市场体系 |
| （二）岭南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结构互相连接 |
| 五、结论 |
（3）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会馆剧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会馆剧场相关研究现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会馆及其剧场的兴建 |
| 第一节 会馆概述 |
| 一、会馆的兴衰 |
| 二、会馆的分类 |
| 三、会馆的分布 |
| 第二节 会馆的功能与剧场的创建 |
| 一、会馆功能概说 |
| 二、会馆剧场的创建缘由 |
| 三、会馆剧场的创修经费 |
| 第二章 会馆剧场的发展历程与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会馆剧场的发展历程与遗存 |
| 一、会馆剧场的演变 |
| 二、会馆剧场的遗存 |
| 第二节 会馆剧场的建筑形制 |
| 一、剧场的设置 |
| 二、会馆剧场的建筑特征 |
| 第三章 北方地区的会馆剧场 |
| 第一节 剧场的布局 |
| 一、空间布局 |
| 二、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剧场的建筑形制 |
| 一、剧场的建筑特征 |
| 二、典型剧场举隅 |
| 第四章 南方地区的会馆剧场 |
| 第一节 剧场的布局 |
| 一、空间布局 |
| 二、平面局部 |
| 第二节 剧场的建筑形制 |
| 一、剧场的建筑特征 |
| 二、典型剧场举隅 |
| 三、正面看楼与看台 |
| 四、过街剧场 |
| 第五章 室内会馆剧场 |
| 第一节 室内会馆剧场的遗存 |
| 一、现存室内会馆剧场 |
| 二、碑刻及文献载录的室内会馆剧场 |
| 第二节 室内会馆剧场的特征 |
| 一、时空分布 |
| 二、建筑形制 |
| 三、室内会馆剧场与戏园之比较 |
| 第六章 娱人小剧场 |
| 第一节 娱人小剧场的遗存 |
| 第二节 娱人小剧场的特征 |
| 一、出现时间及功能 |
| 二、剧场的空间设置 |
| 三、戏台的建筑形制 |
| 四、观剧场所的设置 |
| 第七章 会馆剧场的建筑装饰 |
| 第一节 匾额与楹联 |
| 一、匾额 |
| 二、楹联 |
| 第二节 雕塑与彩绘 |
| 一、雕塑 |
| 二、彩绘 |
| 第八章 会馆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会馆剧场的演剧类型 |
| 一、祭祀演剧 |
| 二、行业演剧 |
| 三、团拜演剧 |
| 第二节 剧场及演剧活动的管理 |
| 一、剧场的租用 |
| 二、演剧活动的管理 |
| 三、戏资的来源 |
| 第三节 商路与戏路:会馆剧场的演剧与戏曲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全国现存会馆剧场名录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清中期西江中游的广府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 第二章 清中期广东的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自然与生产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农业的发展 |
| 三、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海河兼优：交通条件 |
| 一、内河网络 |
| 二、海洋网络 |
| 三、船艺 |
| 第三节 环境因素与商业观念 |
| 一、社会环境 |
| 二、社会心理 |
| 第三章 广府商人在西江中游的商业经营 |
| 第一节 粤商“入桂” |
| 第二节 商业经营概况：商人资本、商品与销售 |
| 一、商人资本与商贸产品 |
| 二、陆海皆备：销售市场 |
| 第四章 商人群体与社会整合 |
| 第一节 外来商民与土着居民 |
| 第二节 广府商人的地缘性发展 |
| 第三节 调适：商人与士绅的联动 |
| 一、与同乡士绅交结 |
| 二、建设地方公益事业 |
| 三、协助地方政务处理 |
| 第四节 融合：西江中游神灵崇拜的包容与多元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恰克图贸易 |
| 1.3.2 广州贸易 |
| 1.3.3 恰克图、广州外贸的比较及税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文章结构与安排 |
| 第二章 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变迁 |
| 2.1 恰克图贸易概述 |
| 2.2 广州贸易概述 |
| 第三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信用机制的比较 |
| 3.1 恰克图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2 广州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四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管理方式的比较 |
| 4.1 管理机构的比较 |
| 4.1.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2 广州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4.2 管理政策的比较 |
| 4.2.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2 广州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五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人盛衰变迁及原因的比较 |
| 5.1 两地商人发展及原因的比较 |
| 5.1.1 恰克图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2 广州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5.2 两地商人衰落及原因的比较 |
| 5.2.1 衰落的原因 |
| 5.2.2 衰落的理论分析 |
| 第六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品结构与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1 两地商品结构的比较 |
| 6.1.1 恰克图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2 广州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6.2 两地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2.1 恰克图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2 广州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七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意义的比较 |
| 7.1 相同之处 |
| 7.2 差异之处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与地方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黔西南地区的区位与人文历史 |
| 第一节 地形与气候 |
| 一、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 |
| 二、气候与水文 |
| 第二节 行政区划与建置沿革 |
| 第二章 明代屯田制下的移民与地方开发 |
| 第一节 明前期卫所屯田与土地开发 |
| 一、卫所屯田制与移民 |
| 二、明初屯田经济 |
| 第二节 明中后期制度调整下的移民与地方开发 |
| 一、屯田制度调整下的移民 |
| 二、移民与地方开发 |
| 第三章 清代制度与社会变动下的移民与山区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制度变动下的移民与地方开发 |
| 一、制度变动与政府招徕 |
| 二、官营矿冶业发展与山区开发 |
| 第二节 清中后期移民与山区开发 |
| 一、地方动乱后的移民潮 |
| 二、经济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移民与地方冲突 |
| 第四章 国家认同与文化体系建构下的文教事业 |
| 第一节 官学教育的深入 |
| 第二节 书院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社会风气的转变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清代民国粤商对玉林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基于玉林粤东会馆相关文物遗存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缘起 |
| 二、玉林粤东会馆建筑遗存述略 |
| (一) 玉林粤东会馆 |
| (二) 北流粤东会馆 |
| 三、公共活动空间——粤东会馆建筑与玉林民众的社会生活 |
| 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从粤东会馆相关可移动文物看清代民国粤商对玉林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
| (一) 从清“北流总埠”铭石权看粤商在玉林商业中的主导性地位 |
| (二) 清光绪二年“粤东会馆”款狮耳石香炉 |
| (三) 民国“粤东会馆”款消防水柜 |
| 四、玉林粤东会馆相关文物遗存的保护和利用 |
| (一) 玉林粤东会馆相关文物遗存的保护和利用的现状 |
| (二) 关于玉林粤东会馆相关文物遗存的保护和利用之建议 |
（10）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天后信仰民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妈祖信仰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苍梧县沙头镇概况及信仰生态 |
| 第一节 沙头镇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 |
| 一、地理环境 |
| 二、主要历史沿革 |
| 三、沙头镇沙头村旧街 |
| 第二节 沙头镇民间信仰生态 |
| 一、沙头镇的民间信仰 |
| 二、沙头旧街的庙宇神社 |
| 第二章 沙头镇天后信仰形态与民俗活动过程 |
| 第一节 天后信仰的物质形态及口头传说 |
| 一、沙头旧街天后宫概况 |
| 二、沙头旧街天后宫的历史变迁 |
| 三、沙头旧街天后信仰的口头传说 |
| 第二节 天后信仰的民俗活动过程 |
| 一、日常祭祀活动 |
| 二、花灯节祭祀活动 |
| 三、天后诞活动 |
| 四、三年一届的天后宫醮会 |
| 第三章 天后信仰的群体特征及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天后信仰的群体特征 |
| 一、旧沙头圩的民众来源 |
| 二、粤商与旧沙头圩天后信仰的关系 |
| 第二节 天后信仰民俗活动文化内涵 |
| 一、道教斋醮文化 |
| 二、族群文化认同 |
| 三、“求花”习俗 |
| 四、供品的趋吉寓意 |
| 五、传承民间艺术 |
| 第三节 天后信仰民俗文化功能 |
| 一、心理调节功能 |
| 二、维系功能 |
| 三、宣泄功能 |
| 第四章 苍梧各地天后信仰的传播特征及现代意义 |
| 第一节 苍梧其他地方的天后信仰 |
| 一、龙圩镇粤东会馆天后宫 |
| 二、石桥镇天后宫 |
| 第二节 苍梧各地天后信仰的传播特征 |
| 一、物质载体：庙宇和会馆 |
| 二、在地化的发展趋势 |
| 三、思乡象征与乡情凝聚 |
| 第三节 苍梧各地天后信仰民俗的现代意义 |
| 一、天后文化传承意义 |
| 二、学术研究意义 |
| 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 |
| 四、丰富西江文化内涵 |
| 第四节 苍梧各地天后信仰民俗发展建议 |
| 一、政府引导支持 |
| 二、加强天后信仰民俗宣传及学术研究 |
| 三、参考广西各地天后信仰民俗活动的发展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东安沙头天后宫第六届妈祖文化民间艺术节安排表 |
| 附录二 田野调查主要采访对象情况 |
| 附录三 田野调查图片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明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试论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原因——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一[J]. 于少波. 广西地方志, 2020(04)
- [2]粤商及其所建立的岭南地区和全国性市场体系——与费正清和施坚雅的对话[J]. 张继焦,吴玥. 贵州民族研究, 2020(06)
- [3]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4]会馆剧场研究[D]. 高扬励.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清中期西江中游的广府商人[D]. 赵俊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9(10)
- [6]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D]. 贾瑞. 山西大学, 2019(01)
- [7]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与地方开发[D]. 李丹丹. 南昌大学, 2019(02)
- [8]明清至民国时期“桂商”群体的形成、发展与作用[J]. 张旭杨,韦国友.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9(01)
- [9]清代民国粤商对玉林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基于玉林粤东会馆相关文物遗存的实证研究[J]. 于少波.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8(04)
- [10]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天后信仰民俗研究[D]. 覃鉴淇. 广西师范学院,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