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连地区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及流行病学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宁超群[1]（2021）在《芽囊原虫在其感染者家庭成员和家养动物中的流行情况及基因多态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了解芽囊原虫在小学生及其家庭成员和家养动物中的感染情况与基因多态性,探索芽囊原虫在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与家养动物之间传播的可能性。为当地人群和动物芽囊原虫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20年6月,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重庆市江津区某小学三至五年级在校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统计分析使用SPSS25.0软件。采集小学生新鲜粪便样本,提取粪便样本基因组DNA,应用PCR方法进行核酸检测,同时获取扩增序列,对序列进行拼接和对比,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序列的拼接使用DNAStar软件的SeqMan程序,使用MEGA5.0软件进行序列的比对并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确认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现状及基因型分布。2020年6月至2020年8月,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将横断面调查中小学生芽囊原虫阳性者作为病例组,在小学生中随机选取相应的芽囊原虫阴性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对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两组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和卫生习惯等。采集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庭成员和家养动物的粪便样本,提取粪便样本基因组DNA,应用PCR方法进行核酸检测,同时获取扩增序列,对序列进行拼接和对比,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了解两组家庭成员和家养动物芽囊原虫感染现状及基因型分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庭成员、家养动物芽囊原虫感染情况。统计分析使用SPSS 25.0软件。结果:共调查427名小学生,男生214人,女生213,平均年龄（10.42±0.97）岁。芽囊原虫感染率为7.49%（32/427）。男生感染率为7.9%（17/214）,女生为7.0%（15/213）,男女生芽囊原虫感染率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2=0.125,P=0.723）。居住在农村的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率为7.2%,城镇小学生感染率为8.8%,两组学生感染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2=0.224,P=0.636）。不同年级（χ2=1.438,P=0.487）和不同民族（χ2=0.001,P=1.000）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经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水冲厕所[OR=2.256,95%CI:（1.007,5.053）]是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腹泻、恶心、呕吐、腹胀、发热、食欲不振及乏力等临床症状在芽囊原虫感染者与非感染者中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学生感染基因型包括四种:ST1、ST3、ST4 和 ST6,其中以 ST3 为最多 71.9%（23/32）,其次为 ST1（18.8%,6/32）,ST4 和 ST6 分别为 1（3.1%）和 2（6.2%）例。本研究调查32个病例组家庭中家庭成员92人,与病例组为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关系的家庭成员分别有26、29、28、10人;32个对照组家庭中家庭成员82人,与对照组为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关系的家庭成员分别有32、26、23、1人。病例组中家庭成员芽囊原虫感染率为10.87%（10/92）;在对照组家庭成员中未发现芽囊原虫感染者,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家庭成员中兄弟姐妹感染率最高17.9%（5/28）,其次是父母15.4%（4/26）,不同家庭成员感染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280,P=0.196）。家庭成员芽囊原虫感染者的基因型包括三种:10%为ST1（1）、70%为ST3（7）,20%为ST4（2）,ST3为优势基因型。基因型与临床症状之间未发现相关性。小学生和家庭成员中感染者来自32个家庭,出现2例及以上感染者的家庭有8个,其中,5个家庭中所有感染者基因型一致。本研究在32个病例组家庭采集家养动物（包括家畜、家禽和宠物）粪便样本85份,包括鸡、鸭、猪、鹅、狗和猫6种动物,粪便样本分别为24、28、11、16、5、1份;32个对照组家庭中采集家养动物粪便样本60份,包括鸡、鸭、猪、鹅、狗和猫6种动物,粪便样本分别为29、13、5、3、9、1份。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养动物芽囊原虫检出率率分别为8.2%（7/85）和8.3%（5/60）,两组检出率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中鸡的检出率分别为12.5%（3/24）和10.3%（3/29）;病例组中鸭的检出率为3.6%（1/28）,对照组15份鸭粪便样本中未发现感染;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猪的检出率分别为27.3%（3/11）和40.0%（2/5）。鸡、鸭和猪三种动物在病例组和对照组的检出率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病例组和对照组的鹅、狗和猫的粪便样本中均未检测出芽囊原虫。病例组鸡感染基因型为:ST6（2）,ST7（1）;对照组为:ST6（1）,ST7（2）。病例组鸭感染基因型为:ST7（1）。病例组猪感染基因型为:ST5（3）;对照组为:ST5（2）。两组家养动物感染的基因型包括ST5（41.7%;5/12）,ST6（25.0%;3/12）和ST7（33.3%;4/12）,这三种基因型均为人兽共患基因型。其中,ST5为主要基因型,仅在猪的粪便样本中检出;感染鸡的基因型主要为ST6（50%;3/6）和ST7（50%;3/6）;鸭中仅检出1例为阳性,基因型为ST7。感染芽囊原虫的动物粪便样本来自10个家庭,与该10个家庭中家庭成员基因型进行比较,未发现家庭成员与家养动物基因型一致的情况。结论:重庆市江津地区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率相对较高（7.49%）,基因型包括ST1、ST3、ST4和ST6,其中以ST3为最多71.9%（23/32）,非水冲厕所是影响当地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的主要因素。病例组家庭成员芽囊原虫感染率显着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同一家庭中所有感染者出现相同基因型,提示芽囊原虫在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传播的可能。在本次调查中仅ST6在人群和家养动物同时存在,但同一家庭中未发现家庭成员和家养动物基因型一致的情况,表明芽囊原虫在家庭成员与家养动物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较小。本次研究结果可为对当地人群和动物芽囊原虫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曹思宇[2]（2021）在《江苏部分集约化养殖场山羊消化道寄生虫监测与球虫、隐孢子虫种类鉴定》文中指出寄生虫病是严重危害养羊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却一直被忽视。在江苏,肉羊是养殖业中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肉羊生产以山羊为主。虽然寄生虫病被大家广泛认知,但由于其多为隐性感染,临床表现易藏匿于其它疾病之下,严重的麻痹了养殖人员的防范意识。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江苏集约化养殖场内山羊消化道主要寄生虫的流行病学调查,以此来摸清江苏集约化养殖场内山羊球虫和隐孢子虫的感染种类和感染情况。2019～2020年,在江苏地区7个市的8个集约化肉羊养殖基地（均为高架床养殖）共采集新鲜的山羊粪便样品446份,经离心沉淀法、网筛过滤法以及饱和盐水漂浮法对山羊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检测。调查结果显示,消化道寄生虫的总感染率为77.58%（346/446）,共检测到三类消化道寄生虫虫卵,分别为球虫、线虫和绦虫,其中球虫为感染优势虫种,感染率为76.91%（343/446）。对不同地区的感染率进行分析,高邮地区的感染率最高,达96.43%（27/28）;其次为徐州,为83.33%（20/24）。分析不同季节山羊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夏季感染率最高;将腹泻羊粪便样品和健康羊粪便样品进行球虫感染强度对比,腹泻山羊的感染强度显着高于健康山羊。为了进一步了解山羊艾美耳球虫的感染类型及感染强度,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选择江苏省海门市某集约化山羊养殖场进行重点调查。对该养殖场的山羊按照不同月龄划分后进行粪便样品采集,分析样品检测数据发现青少年山羊的艾美耳球虫感染率要高于羔羊;采用2.5%的重铬酸钾溶液将山羊艾美耳球虫卵囊孢子化后,镜检观察做形态学鉴定,共鉴别出6种山羊艾美耳球虫,分别为阿氏艾美耳球虫（E.arloingii）（78.9%）、雅氏艾美耳球虫（E.ninakohlyakimovae）（72.2%）、约氏艾美耳球虫（E.jolchijevi）（68.9%）、克氏艾美耳球虫（E.chiristenseni）（62.2%）、艾丽艾美耳球虫（E.alijevi）（42.2%）和家山羊艾美耳球虫（E.hirci）（24.4%）,感染优势虫种为阿氏艾美耳球虫和雅氏艾美耳球虫;分析山羊艾美耳球虫感染强度表明,感染强度和动物月龄之间呈反比关系,山羊的月龄越小平均感染强度越高（P<0.05）。在早期的镜检调查过程中,疑似发现了隐孢子虫病原。为了解江苏地区隐孢子虫的流行情况,对前期采集的粪便样品提取粪便全基因组DNA,合成隐孢子虫18S rRNA基因引物后,采用巢式PCR方法对提取到的粪便DNA样品进行扩增,共有20个扩增出隐孢子虫的目的基因,隐孢子虫的总体感染率为4.48%（20/446）。对扩增基因片段回收纯化并测序,目的基因序列经Blast对比分析鉴定隐孢子虫感染的种类和基因型,检测样品的山羊源隐孢子虫虫种为泛在隐孢子虫（C.ubiquitum）和微小隐孢子虫（C.parvum）,且与从人类宿主病例中分离到的隐孢子虫株同源关系亲近。调查结果表明,江苏省集约化养殖场内山羊普遍感染消化道寄生虫,以山羊艾美耳球虫为主要优势虫种;山羊隐孢子虫病感染的虫株种类为泛在隐孢子虫（C.ubiquitum）和微小隐孢子虫（C.parvum）,其可能会成为人类隐孢子虫病的潜在风险来源。
李蕴慧[3]（2021）在《陕西部分规模猪场猪的三种重要肠道原虫感染情况和种群结构研究》文中提出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spp.）、结肠小袋纤毛虫（Balantioides coli）和毕氏肠微孢子虫（Enterocytozoon bieneusi）是寄生于人及多种动物肠道内的三种重要原虫,均通过粪-口途径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三种病原的感染不仅会造成畜禽生产性能下降,也可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陕西省是中国西北部发展地方特色生猪产业的重要地区,但该省猪中三种肠道原虫的感染情况和种群分布特点鲜有报道。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上述三种肠道原虫在陕西省部分规模猪场不同年龄段猪中的感染情况和种群结构进行了研究,获得如下结果:（1）猪的三种肠道原虫感染情况: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省周至县、临潼区、岐山县、勉县和榆阳区5个规模猪场,采集了包括哺乳仔猪（<25日龄）、断乳仔猪（1～4月龄）、育肥猪（5月龄～3岁）和成年猪（>3岁）4个年龄段共计560份猪粪便样品。形态学检测发现,在40×10倍显微镜下可见近似椭圆形的隐孢子虫卵囊,大小约为4～6μm,外具较厚卵囊壁,内部可见卵囊残体或1～4个弧形子孢子。结肠小袋纤毛虫的滋养体在20×10倍显微镜下可见,形状呈梨形,长度在50μm左右,可运动。基于隐孢子虫的18S r RNA基因、结肠小袋纤毛虫的ITS1-5.8S r RNA-ITS2基因和毕氏肠微孢子虫的ITS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检测发现,所调查猪场猪的隐孢子虫、结肠小袋纤毛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总感染率分别为20.7%（116/560）、16.8%（94/560）和78.9%（442/560）。共计496份样品（88.6%,496/560）存在至少一种原虫的感染,其中14份样品（2.8%,14/496）存在三种原虫混合感染,128份样品（25.8%,128/496）存在两种原虫混合感染。三种病原中仅隐孢子虫和结肠小袋纤毛虫在各年龄段和采样点间的感染率分布差异极显着（P<0.01）,而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分布则未呈现显着差异（P>0.05）。（2）猪的隐孢子虫种类和种群结构:对116份隐孢子虫阳性粪便样品的18S r RNA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猪感染的隐孢子虫分别属于3种隐孢子虫种,即种母猪隐孢子虫（C.scrofarum）、猪隐孢子虫（C.suis）和微小隐孢子虫（C.parvum）,其中C.scrofarum为优势虫种（90.5%,105/116）,在各年龄段和采样点均呈显着优势分布（P<0.05）,而C.suis和C.parvum分别占比3.4%（4/116）和6.0%（7/116）,仅分别分布于周至县断乳仔猪和榆阳区哺乳仔猪中。三个虫种均有人感染的相关报道,可能存在公共卫生风险。（3）猪的结肠小袋纤毛虫种群结构:对94份结肠小袋纤毛虫阳性粪便样品的ITS1-5.8S r RNA-ITS2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猪的结肠小袋纤毛虫共存在两种基因型,即基因变体（genetic variant）A和基因变体B,其中基因变体B为优势基因型,占阳性样品的69.1%（65/94）。两种基因型均在所有采样点和年龄段中有分布,其中基因变体B在除哺乳仔猪（27.3%,3/11）与成年猪（40.0%,2/5）外的所有年龄段和采样点中均呈优势分布。（4）猪的毕氏肠微孢子虫种群结构:对352份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粪便样品的ITS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猪的毕氏肠微孢子虫共存在34种基因型,包括12种已知基因型（CHC5、CHG3、CHG19、CHN7、CHS5、CM6、D、Ebp A、H、Henan-IV、Pig Eb4和Pig EBITS5）和22种可能的新基因型（根据基因型包含的样品名称命名为SHZA1、SHZC1、SLTC1～3、SMXB1、SMXC1、SMXD1～2、SYLA1～5、SYLC1、SYLD1、SZZA1～2、SZZB1、SZZC1和SZZD1～2）,其中新基因型SZZD1为优势基因型（23.0%,81/352）。多位点基因分型结果显示,在MS1、MS3、MS4和MS7位点分别形成了29、19、17和22个基因型,109个分离株在4个基因位点全部成功扩增,共形成了87个多位点基因型（multilocus sequence genotypes,MLGs）。综上,本研究阐明了陕西省部分规模猪场不同年龄段猪的隐孢子虫、结肠小袋纤毛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感染情况和种群结构,研究结果为探究猪中三种病原的生物学特性、评估人畜共患风险及制定有效防控策略提供了基础数据。
宁超群,艾琳,胡主花,陈军虎,田利光[4]（2021）在《我国人群和动物芽囊原虫感染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芽囊原虫（Blastocystis）是一种可寄生于人类和多种动物的单细胞、厌氧性肠道原虫,在全球广泛分布。芽囊原虫感染在我国健康人群、儿童、学生、门诊及住院患者、腹泻等人群中均有报道,免疫力低下人群感染率较高,广西和云南地区人群感染率相对较高。根据小亚基核糖体RNA（small-subunit ribosomal RNA,SSU rRNA）基因序列差异,芽囊原虫分为17种亚型（ST1～ST17）,其中ST1～ST9、ST12亚型可感染人和动物,ST10～ST17亚型仅感染动物。我国人群芽囊原虫基因亚型以ST1～ST3为主,并存在ST1和ST3、ST1和ST2、ST2和ST3等混合基因亚型感染。本文就我国人群和不同动物感染芽囊原虫的流行病学、基因分型进行综述。
程如[5]（2020）在《河南省部分地区鸟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十二指肠贾第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文中认为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十二指肠贾第虫是三种常见的人畜共患肠道寄生虫,可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可感染人类、哺乳动物和多种鸟类。感染这三种寄生虫均可引起宿主发生腹泻,免疫力正常的宿主可发生自限性腹泻,免疫缺陷的宿主可发生持续性水样腹泻,严重者可导致死亡。因此这三种肠道寄生虫对公共卫生、人类健康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鸟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养鸟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与鸟的接触更加频繁,但是鸟作为许多肠道寄生虫的宿主,不但活动范围广泛,而且种类繁多,大大增加了人畜共患寄生虫向人类传播的风险,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为了解河南省地区鸟肠道寄生的流行情况,本研究采样卢戈氏碘液染色法和饱和蔗糖水漂浮法对河南省404份鸟粪便样品进行显微镜检查,肠道寄生虫总感染率为73.51%。3.96%（16/404）的样品混合感染2种寄生虫。本研究共检测出6种肠道寄生虫,其感染率分别为球虫63.37%、圆线虫5.45%、细颈线虫0.50%、毛细线虫2.72%、蛔虫3.96%和吸虫1.49%,球虫为优势虫种。为了解河南省地区鸟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十二指肠贾第虫的流行情况和虫种/基因型,从河南省7个地区采集1005份鸟粪便样品,基于SSU rRNA基因位点,进行巢式PCR扩增隐孢子虫,结果发现21份隐孢子虫,总感染率为2.09%。不同地点鸟隐孢子虫感染率为0-3.80%,感染率统计学差异极显着（P<0.01）。开封感染率最高为3.80%,濮阳、驻马店和南阳未发现阳性样品,郑州、洛阳和漯河的感染率分别为2.95%、3.70%、1.32%;共发现5种隐孢子虫,分别为C.meleagridis（4/21）、C.galli（5/21）、C.baileyi（10/21）、C.andersoni（1/21）和 C.parvum（1/21）。C.baileyi为优势虫种。C.meleagridis、C.andersoni和 C.parvum具有人畜共患性。基于ITS基因位点,通过巢式PCR共扩增出45份毕氏肠微孢子虫,总感染率为4.48%,仅在鸽子和斑鸠粪便样品中检测到阳性样品。其感染率分别为8.18%和27.78%。共鉴定出2种基因型即Peru 6（44）和PtEb Ⅰ（1）,Peru 6是优势基因型,且属于Groupl,具有人畜共患性。基于SSU rRNA基因进行巢式PCR扩增十二指肠贾第虫,总感染率为3.28%。经鉴定发现阳性样品均属于集聚体E。综上所述,通过对河南省地区的鸟进行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十二指肠贾第虫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和人畜共患风险评估,为人和动物隐孢子虫病、微孢子虫病和贾第虫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邱鸿宇[6]（2020）在《东北地区犬、猫人兽共患寄生虫的流行情况调查及风险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犬猫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的人们素有养殖犬猫的习惯,养殖数量很大,然而犬猫不仅自身可以感染多种病原,并可将一些病原传播给人类,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人兽共患寄生虫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了解东北四地区犬、猫人兽共患寄生虫感染情况,评估这些寄生虫对人类的危害风险,对促进宠物行业健康发展,保障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粪便病原检查、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来自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个省区的406份粪便和913份血液样本进行人兽共患寄生虫的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品中寄生虫的总感染率为20.77%,共检出11种人兽共患寄生虫,分别是犬弓首蛔虫、猫弓首蛔虫、钩虫、犬复孔绦虫、棘球绦虫、日本棘隙吸虫、圆圃似颈吸虫、华支睾吸虫、犬隐孢子虫、猫隐孢子虫和弓形虫。消化道寄生虫的检测结果显示,犬和猫人兽共患寄生虫的总感染率分别为37.65%和17.22%。在犬,犬弓首蛔虫、犬隐孢子虫、犬复孔绦虫和钩虫的感染率分别为28.23%、14%、3.52%和1.17%;棘球绦虫、日本棘隙吸虫、圆圃似颈吸虫和华支睾吸虫的感染率均为0.39%,犬弓首蛔虫和犬隐孢子虫感染率高、地理分布广,为四省区的优势虫种。在猫,犬复孔绦虫、猫弓首蛔虫、猫隐孢子虫和弓形虫的感染率分别为11.92%、5.29%、4.63%和3.31%,犬复孔绦虫为优势虫种。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成年犬消化道寄生虫的感染率小于幼年犬,且差异显着（P<0.05）,肉用犬、流浪犬和宠物犬之间消化道寄生虫的感染率差异显着（P<0.05）;流浪猫和宠物猫之间消化道寄生虫感染率差异显着（P<0.05）,其他差异不显着（P>0.05）。本研究的血液样品中,仅发现了弓形虫感染,没有检出利什曼原虫与梨形虫。犬和猫的弓形虫血清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5.26%和18.31%,为优势虫种,动物的不同生活环境之间差异显着（P<0.05）。风险因素分析显示,动物的生活方式是主要的风险因素,流浪犬猫的弓形虫和消化道寄生虫的感染率都很高,且流浪犬猫活动范围广,不受人们约束,更容易造成寄生虫的传播,在公共卫生方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虽然伴侣动物人兽共患寄生虫的感染率不及流浪动物高,但因其与人类接触更为密切,是重要贮存宿主和感染来源,有传播人兽共患病的潜在风险,也应引起重视。本研究初步摸清了东北四省区犬、猫人兽共患寄生虫感染情况并进行了风险因素分析,为这些地区犬、猫寄生虫病的防控提供了基础资料,对于预防人类人兽共患寄生虫感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永华[7]（2020）在《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文中研究表明辽东湾是渤海三个海湾之一,位于渤海东北部,此海湾盛产扇贝、鲍鱼、对虾、牡蛎等,是辽宁近海重要的海产捕捞区和人工养殖区。辽东湾有多条河流携带大量陆源污染物汇入其中,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特殊的地理地貌导致辽东湾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较差,变相加剧了此地的污染。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重要渔业资源种群衰退,对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辽东湾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是生物（细菌、病毒、寄生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生物污染可引起人的食物中毒、感染患病及海洋生物患病甚至死亡。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均是具有潜在风险的环境污染物,其毒性效应对人类具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双壳贝类生活在泥沙滩涂中（如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或固着在礁石上（太平洋牡蛎和紫贻贝）,或生活在坚硬海底（虾夷扇贝）,通过沉积取食或过滤取食从沉积物或海水中获取浮游生物与海藻营生,这种取食方式极易富集重金属和微生物。因此,开展辽东湾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主要重金属污染水平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对辽东湾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产品安全标准修订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2013-2017年,选择辽东湾近海沿岸的普湾（S1）、鲅鱼圈（S2）、二界沟（S3）、凌河口（S4）、老河口（S5）、葫芦岛（S6）和沙后所（S7）7地作为采样点,每年7-8月,采集双壳贝类（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毛蚶、太平洋牡蛎、紫贻贝和虾夷扇贝）和表层沉积物,对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调查并做生态风险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双壳贝类生物污染调查:在7个采样点采集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通过PCR检测和生化鉴定的方法检测样品中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并进行污染状况分析。2、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及风险评估: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的Cd、Cr和Pb含量,用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检测As和Hg含量,并分析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程度、分布特征及组织积累情况;利用重金属含量计算目标危害系数（THQs）和最大日消费量（CRmax）,评价贝类中重金属对人类造成的潜在健康风险。3、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调查及生态风险分析:检测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通过对表层沉积物中地累积指数(Igeo)、污染指数（Cfi）、污染程度指数（mCd）和污染负荷指数（PLI）的计算,分析该地区重金属的污染程度;通过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ri）、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和沉积物质量标准（SQGs）分析,评估重金属污染的潜在生态风险。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辽东湾双壳贝类主要生物污染情况7个采样点的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中均检出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率分别为10.29%、7.49%和9.74%,被检贝类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平均感染率为9.28%。7个采样点的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中均有病毒存在,其中甲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为8.19%,诺如病毒的感染率为3.62%,A群轮状病毒的感染率为8.81%。在普湾和沙后所的太平洋牡蛎中检出尼氏单孢子虫,感染率为2.10%;在普湾的太平洋牡蛎中检出沿岸单孢子虫,感染率为1.26%。在普湾的太平洋牡蛎和虾夷扇贝中检出微细胞虫,感染率为1.01%。在普湾、凌河口、老河口和葫芦岛的紫贻贝中检出条纹槌虫,感染率为1.57%。2、辽东湾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污染情况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5种金属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As含量缓慢降低,Cd和Cr含量下降明显,Hg和Pb的含量有波动。在沙后所As的含量远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三种贝类中Cd污染严重,葫芦岛、沙后所菲律宾蛤仔中Cd含量接近海洋生物质量III类标准,其他采样点Cd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普湾贝类中Cr的含量、凌河口贝类中Hg的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显着高于其他采样点;各采样点Pb的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老河口贝类中Pb的含量高于其他点,但低于海洋生物质量II类标准。整个辽东湾贝类中As、Cr和Hg的含量较低,低于或接近各金属的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Cd和Pb的含量在各个金属海洋生物质量I类和II类标准之间。3、辽东湾东西两岸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分布特点辽东湾西岸四角蛤蜊中As、Cd和Cr的含量,菲律宾蛤仔中As、Cd、Cr、Hg和Pb的含量,毛蚶中As、Cd和Pb的含量均显着高于东岸（p<0.05）,其他重金属东西岸差异不显着（p>0.05）。四角蛤蜊的金属污染指数（MPI）按S5>S6>S4>S7>S3>S1>S2的顺序降低,菲律宾蛤仔的MPI按S6>S4=S7>S5>S3>S1>S2的顺序降低,毛蚶的MPI按S5>S6>S7>S4>S1>S3>S2的顺序降低。西岸（S4-S7）的MPI都高于东岸（S1-S3）,这些结果表明,辽东湾西岸的重金属污染比东岸严重。4、辽东湾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组织特异性及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双壳贝类内脏中的As、Cr和Hg含量显着高于肌肉组织（p<0.05）;而肌肉组织中Cd含量显着高于内脏（p<0.05）,Pb在两种组织中差异不显着（p>0.05）。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Cd的THQs均高于其他重金属且大于1,其他重金属的THQs<1,说明辽东湾近海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Cd的污染最重,对人体存在健康风险,而其他金属对人类没有显着风险。三种贝类中Pb的CRmax相对较高,Cd的CRmaxs最低,显着低于其他重金属的CRmaxs,表明食用这三种贝类,由Cd带来的健康风险概率高于其他重金属。5、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检测结果及生态风险分析与其他采样点相比,沙后所表层沉积物中As和Cd的含量略高,但差异不显着,凌河口的Hg、普湾、鲅鱼圈、二界沟和沙后所的Pb含量较高,但都低于海洋沉淀物质量I级标准。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Igeo和Cfi显示,重金属的污染程度是Cd>Pb>As>Hg>Cr。Cd为轻度污染,其他重金属为清洁级,表明Cd是该地区的主要污染物。m Cd和PLI分析都表明该地区无污染或污染程度很低。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Cd和Hg的Eri值逐年缓慢下降,其他3种重金属无明显变化,结果表明辽东湾重金属的生态风险顺序为:Cd>Hg>As>Pb>Cr,Cd存在一定生态风险。RI分析表明,各种重金属的生态风险逐年降低,2013-2014年的凌河口、2013-2016年的沙后所RI值在130-260之间,为中等污染,其他各点为低污染。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平均RI值小于130,为低污染水平。通过负面生物学效应和沉积物毒性的计算分析,表明As、Cd、Cr、Hg和Pb这5种重金属的组合对环境造成毒性风险的几率为21%,毒性风险不大。以上结果表明,双壳贝类体内和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造成的健康风险不重,但是这些污染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连续监测。
周春香[8]（2019）在《不同饲养模式下三个品种猪肠道寄生虫调查及隐孢子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养猪大国,更是猪肉消费大国。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监测数据,2017年我国生猪存栏量为43325万头,出栏商品猪68861万头;2017年猪肉消费量5456.55万吨,人均猪肉消费量达39.76千克,占人均肉类消费结构的60%以上。所以,养猪业是我国农业中的重要产业,对保障肉食品安全供应有重要作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也是农村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感染猪的寄生虫种类繁多,在养猪生产中猪感染寄生虫十分普遍,给养猪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有些寄生虫还可以感染人体,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产生很大威胁。中国种猪资源丰富,有很多优质地方猪种,如藏猪、豫南黑猪、民猪、太湖猪等。此外,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还引进多个外来品种,如长白猪、杜洛克猪、约克夏猪等。因地域条件因素,中国多种养猪模式并存,有原始放牧模式、养殖场散养模式、公司集约化养殖模式等。在不同饲养模式下、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品种猪的寄生虫感染与流行有何不同,为此本文在西藏林芝米林县、工布江达县和河南三门峡、开封市等4个地区,对不同饲养模式条件下3个品种猪（藏香猪、豫南黑猪、长白猪）的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调查,对猪隐孢子虫虫种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进行鉴定,以及人兽共患风险和种系进化关系进行分析,为该地区制定猪寄生虫病的防控策略奠定理论基础,为保障公共卫生与健康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丰富猪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资料。1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采集了河南省（开封长白猪229份和三门峡豫南黑猪246份）和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藏香猪225份和米林县藏香猪490份）4个区域的1190份新鲜猪粪便样本,采用卢戈氏碘液法和饱和蔗糖溶液漂浮法对粪便样品进行寄生虫检查,共检出5种寄生虫:猪蛔虫（Ascaris suis）、食道口线虫（Oesophagostomum ssp）、猪毛尾线虫（Trichuris suis）、猪等孢球虫（Isosp ora suis）和阿米巴原虫（Amoeba protozoa）,感染率分别为15.71%、11.17%、1.09%、19.07%和26.72%。总的猪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51.59%（614/1190）。西藏林芝地区的感染率为64.34%,河南地区的感染率为32.42%。自然放牧养殖模式寄生虫感染率为90.10%,分别高于散养模式（60.10%）、集约化养殖模式（37.99%）和阶段放养模式（28.86%）的猪。藏香猪、豫南黑猪和长白猪的寄生虫感染率分别为64.34%、27.23%和37.99%。感染的优势虫种,在自然放牧模式和集约化养殖模式均为猪等孢球虫和阿米巴原虫,在散养模式为阿米巴原虫和猪蛔虫,在阶段放养模式为猪等孢球虫和食道口线虫。自然放牧和散养猪均可发生2～4种寄生虫的混合感染,而集约化养殖和阶段放养猪未发现3种及以上寄生虫的混合感染。结论:猪肠道寄生虫的感染及感染的优势虫种与猪饲养模式、猪品种和地理区域有直接关系。2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隐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隐孢子虫体积微小,卵囊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4～6 μm。因显微镜检测方法的准确率较低,故采用分子检测方法,提取1190份新鲜猪粪便样品的DNA,PCR扩增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SSU rRNA基因并进行序列分析,结果发现23份样品呈Cryptospoidium阳性,总感染率为1.93%（23/1190）。长白猪隐孢子虫感染率为8.30%（19/229）,明显高于地方品种藏香猪0.42%（3/715）和豫南黑猪0.41%（1/246）;保育阶段仔猪（1～2月龄）隐孢子虫感染率为4.36%（21/482）,明显高于哺乳阶段（<1月龄,0.21%,1/467）和育肥阶段（>2月龄,0.41%,1/241）的猪（P<0.01）;集约化养猪模式隐孢子虫感染率为8.30%（19/229）,明显高于自然放牧（0%,0/101）、散养（0.49%,3/614）和阶段放养（0.41%,1/246）等饲养模式的猪;河南省猪隐孢子虫的感染率为4.21%,高于西藏地区的猪（0.42%）（P<0.01）。在1头哺乳仔猪（<1月龄）和1 1头保育仔猪（1～2月龄）的粪便样品中检测到C.suis,在10头保育仔猪（1～2月龄）和1头育肥猪（>2月龄）检测到C.scrofarum。分离到的12个C.suis（52.17%,12/23）和11个C.scrofarum均为种类单独感染（47.83%,11/23）,无混合交叉感染。结论:猪隐孢子的感染及感染的种类与猪品种、饲养模式、日龄（或饲养阶段）及所在地理区域有直接关系,C.suis主要感染2月龄以下仔猪,C.scrofarum主要感染2月龄及以上的大猪。3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毕氏肠微孢子虫同隐孢子虫一样是一类个体微小的人兽共患肠道寄生原虫,因显微镜检测方法准确率低,实验室常采用分子检测方法。提取1190份新鲜猪粪便样品的DNA,PCR扩增毕氏肠微孢子虫（Entercorytozoon bieneusi）ITS基因,并对MS1、MS3、MS4和MS7位点进行多位点序列分析。结果发现猪E.bieneusi的总感染率为54.2%（645/1190）。在西藏工布江达县猪的感染率为41.3%（93/225）,西藏米林县为44.1%（216/490）,河南三门峡地区75.6%（186/246）,河南省开封地区65.5%（150/229）。西藏藏猪感染率为43.2%（309/715）,豫南黑猪感染率75.6%（186/246）,长白猪感染率65.5%（150/229）。自然放牧模式感染率为13.9%（14/101）,养殖场模式感染率为57.9%（631/1089）,两者之间有显着差异（P<0.01）。60日龄以上的感染率为94.6%（228/241）,30～60日龄的感染率为64.3%（310/482）,30日龄以下的感染率为44.3%（207/467）,三者间差异显着（P<0.01）。将获得的序列校准比对后共发现10种E.bieneusi基因型,其中8个为已报道的基因型（EbpC,EbpA,CHG19,CHC5,Henan-Ⅲ,I,D和H）,2个为新基因型（XZP-Ⅰ和XZP-Ⅱ）。基于对小卫星/微卫星位点MS1、MS3、MS4和MS7上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分别获得18、7、16和13个基因型。通过强连锁不平衡（LD）和重组事件分析,显示本研究检测到的猪E.bieneusi种群为克隆性群体结构。群体间成对遗传距离（FST）和基因流（Nm）均较低,表明来自不同寄主的E.bieneusi群体的基因流动有限,系统发育分析、基因结构分析和遗传网络分析结果均显示存在寄主适应性和地理隔离。结论:猪E.bieneusi的感染与猪饲养模式、日龄有直接关系,猪E.bieneusi不同基因型的分布具有广泛流行性、宿主适应性、地理区域隔离性和人兽共患潜力的存在。
徐宁[9]（2019）在《湖南农村部分地区肠道原虫分子流行病学及广西宾阳人群隐孢子虫感染预测的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掌握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及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等肠道原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以及预测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为制定我国农村地区肠道原虫感染的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1.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以湖南农村地区为研究现场,根据地理方位将湖南省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片区,随机抽取2个片区,在每个片区内随机抽取一个市/州,在每个市/州内按照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一个乡镇,在该镇内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本次研究中。每个镇每年至少调查300人,总计每年至少调查600人。收集其新鲜的粪便样本并抽提粪便样本DNA,采用PCR方法分别检测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获得其感染率及亚型/种/基因型/集聚体特征,采用单因素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该地区人群肠道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2.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在上述调查地区结合人群居住环境,随机收集不同种动物的新鲜粪便样本,抽提动物粪便样本DNA,并采用PCR方法检测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获得其感染率及亚型/种/基因型/集聚体特征。3.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分析利用2014、2016、2017和2018年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率数据,建立非等间距灰色模型,预测未来两年该地区人群隐孢子虫的感染趋势。模型的检验采用残差检验、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研究结果:1.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共检出人芽囊原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2种肠道原虫,隐孢子虫和贾第虫未检出。人芽囊原虫阳性率为5.5%（34/619）,其中男性感染者占26.5%（9/34）,女性感染者占73.5%（25/34）。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是否饮用生水是人芽囊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χ2=6.282,P=0.012;χ2=11.972,P=0.00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P=0.012,OR=0.363,95%CI:0.165,0.797）、饮用半瓶生水/周（P=0.001,OR=4.282,95%CI:1.855,9.885）、饮用多于半瓶生水/周（P=0.040,OR=2.562,95%CI:1.044,6.290）和家中饲养家畜（P=0.048,OR=4.356,95%CI:1.014,18.702）是人芽囊原虫感染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在农村人群中检测出人芽囊原虫包含5种亚型,其中ST1占20.6%（7/34）、ST2占 11.8%（4/34）、ST3 占 58.8%（20/34）、ST5占 2.9%（1/34）和 ST7 占 5.9%（2/34）。本研究在该地区农村人群检出3份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样本,2份来自男性,1份来自女性。对3份阳性样本进行生物学分析,均为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D。2.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共收集192份动物粪便样本,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均检出,感染率分别为14.6%（28/192）、1.6%（3/192）、0.5%（1/192）和0.5%（1/192）。感染人芽囊原虫的动物分别为鸡（n=16）、鸭（n=5）、猪（n=4）、犬（n=2）和猫（n=1）。人芽囊原虫亚型分别为ST5（1/28）、ST6（2/28）、ST7（23/28）和ST10（2/28）。在1只鸡和2只猫粪便中检出隐孢子虫,分别为C.avian genotype Ⅲ（n=1）和C.felis（n=2）。在1只犬粪便中检出贾第虫,为集聚体A。在1头牛粪便中检出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D。3.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分析本研究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率预测模型为:X（0）（k.+1）=-6.8395/Δki+1（1-e-0.2891 Δki+1）e-0.2891Δki+1。根据该模型得到的 2014、2016、2017和2018年的拟合值分别为:2.9%、1.5%、1.0%和0.7%。2019年和2020年的预测值分别为0.5%和0.4%。预测模型绝对误差分别为0.000 0、-0.001 6、0.136 8 和-0.121 4,相对误差分别为 0.000 0、0.001 1、0.124 4 和 0.202 3。关联度r=0.667 7,后验方差比C=0.106 8,后验概率P=1.00。研究结论:本研究中,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的感染率相对较高,以ST3亚型为主,其中女性、饮用生水和饲养家畜等因素为该地区人芽囊原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应提高对这类人群的健康宣传,控制肠道原虫病的感染。该地区农村人群微孢子虫感染率较低,均为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D。本研究未在研究人群粪便样本中检测到隐孢子虫和贾第虫。该地区动物粪便样本中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均检出,且大部分具有人兽共患性,因此应该提高对该地区动物粪便的管理以及人群的卫生意识,防止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传播。本研究建立的广西宾阳地区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非等间距灰色模型GM（1,1）,模型预测精度较好,可用于本地区隐孢子虫的预测。
徐梦[10]（2019）在《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及其肠道菌群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状况、基因型特征和危险因素以及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的变化,为完善当地华支睾吸虫病的防控措施提供理论基础,也为华支睾吸虫病的诊断、治疗及防控提供新思路。方法:通过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广西部分农村地区若干个自然村作为本次调查点。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被调查者社会人口学等相关信息,采集3岁以上常驻居民粪便,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测粪便华支睾吸虫虫卵并计数,一粪三检。随机抽取部分镜检阳性粪便样本用于DNA提取,通过PCR扩增华支睾吸虫内转录间隔区ITS2基因,将测序结果在NCBI核酸数据库作比对分析。SPSS 20.0用于华支睾吸虫感染分布状况及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危险因素的分析。与此同时,选择89份粪便样本（47份镜检阳性,42份镜检阴性）用于细菌总DNA提取,采用特异性引物对细菌16S rRNA的V3-V4序列进行扩增,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测序,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及相关统计学分析获得感染组肠道菌群的变化情况及菌落丰度改变与感染度的相关关系。结果:1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分析本研究显示,广西宾阳人群华支睾吸虫总感染率为20.49%（404/1972）。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男性（aOR=5.79,95%CI:4.16,8.04）、壮族（aOR=2.50,95%CI:1.70,3.69）、农民（aOR=3.63,95%CI:2.32,5.68）、初中（aOR=1.63,95%CI:1.17,2.26）、大专及以上（aOR=3.37,95%CI:1.62,7.02）、生熟食物砧板不分开（aOR=1.57,95%CI:1.13,2.18）及频繁食鱼生（1 次/年:aOR=4.73,95%CI:3.40,6.58;1～2 次/月:aOR=13.89,95%CI:9.37,20.58;1 次/周:aOR=37.49,95%CI:3.68,382.20）是华支睾吸虫感染危险因素,而年龄（aOR=1.09,95%CI:0.80,1.49）及家中宠物饲养种类（aOR=1.23,95%CI:0.83,1.80）是华支睾吸虫感染的混杂因素。2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调查及病原分子鉴定1)本研究发现,广西藤县华支睾吸虫总感染率为43.33%（260/600）,以轻度感染为主（71.54%,186/260）。天平镇感染率最高,为66.50%（133/200）,其次为金鸡镇（37.50%,75/200）,孟江镇感染率最低为26.00%（52/200）;男性感染率为 54.69%（169/309）,显着高于女性（31.27%,91/291）（χ2=33.47,P<0.001）;30～40岁年龄段华支睾吸虫感染率最高,为57.57%（76/132）,其次为40～50岁（54.14%,72/133）;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感染率最高,为56.81%（25/44）,小学及以下人群感染率最低为27.13%（51/188）。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教育程度,华支睾吸虫感染率差异均有显着意义（χ2=59.90,30.03,P<0.001）。2)基于华支睾吸虫ITS2基因,PCR扩增出长156 bp特异性条带,经Blast比对分析发现,该序列与NCBI核酸数据库中的越南岘港地理株（GenBank登录号:MF 319655,）及广西地理株（GenBank 登录号:KU 175246 和 KJ 137227.1）等对应的ITS2序列部分同源性均为100%。3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研究1)在OTU水平上,感染组OTU数目高于对照组;20～60岁年龄组,两组间有2 587种细菌重叠,60岁以上年龄组有1 149种细菌重叠。2)与对照组相比,20～60岁年龄组,感染组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显着增加（P<0.05）;60岁以上年龄组,肠道菌群α多样性未见明显改变。3)与对照组相比,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落丰度及菌群结构均发生显着变化。主要表现为:20～60岁年龄段,感染组与对照组之间有19个分类单元丰度存在显着差异;60岁以上年龄组,两组间有16个菌落丰度存在显着差异。华支睾吸虫感染后,肠道拟杆菌和双歧杆菌丰度显着降低;肠杆菌科、肠球菌以及与炎症相关椰子菌丰度显着升高。此外,在感染组中还检测到较高丰度的外环境菌落,如贪噬菌及土壤农杆菌。4)肠道菌群丰度的改变与华支睾吸虫每克粪便虫卵数（Eggs Per Gram,EPG）之间存在相关关系。20～60岁年龄组,拟杆菌（r=-0.37）、Parabacteroides（r=-0.31）、颤螺菌（r=-0.29）、韦荣球菌（r=-0.28）、Paraprevotella（r=-0.26）和嗜血杆菌（r=-0.24）与EPG存在负相关关系,肠杆菌（r=0.21）、毛球菌（r=0.24）和Collinsella（r=0.25）与EPG存在正相关关系。60岁以上年龄段人群,拟杆菌（r=-0.64）、韦荣球菌（r=-0.53）、梭菌（r=-0.35）和双歧杆菌（r=-0.50）与EPG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奇异菌（r=0.50）、放线菌（r=0.55）和颗粒链菌（r=0.57）与EPG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两个年龄段感染人群中均发现拟杆菌、韦荣球菌丰度与EPG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结论:1广西宾阳农村地区属华支睾吸虫感染超重流行区;其中男性、壮族、农民、初中、大专及以上、生熟食物砧板不分开以及频繁食鱼生是感染华支睾吸虫的危险因素。因此,应加强对该地华支睾吸虫病的防控,尤其是具有感染华支睾吸虫危险因素特征的人群;加强该地区华支睾吸虫病相关的健康教育,进而改变其感染危险行为,降低该地华支睾吸虫的感染率。2广西藤县农村地区华支睾吸虫感染率为43.33%,属华支睾吸虫感染超重流行区,应加强该地区的防治管理,尤其是男性、青壮年等华支睾吸虫高感染人群。该地区华支睾吸虫分离株ITS2基因序列与越南岘港地理株及广西地理株相对应的ITS2基因序列一致,未见变异及新的基因型。3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结构与健康人群存在差异,且部分菌落丰度较对照组发生显着变化。拟杆菌、双歧杆菌以及韦荣球菌丰度降低,炎症相关菌落椰子菌以及致病菌肠杆菌、肠球菌丰度明显升高,肠道菌群的这些改变可能促进华支睾吸虫病的发生及发展。此外,感染组中发现较高丰度的外环境菌落（如农杆菌及贪噬菌）,可能与华支睾吸虫病的发展有关。华支睾吸虫感染者肠道菌群的改变与感染度（EPG）存在相关关系。
二、大连地区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及流行病学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连地区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及流行病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芽囊原虫在其感染者家庭成员和家养动物中的流行情况及基因多态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重庆市江津区小学生中芽囊原虫的流行现状、基因型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方法 |
| 1.4 伦理学问题 |
| 1.5 质量控制 |
| 1.6 实验主要试剂和仪器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
| 2.2 临床表现 |
| 2.3 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
| 2.4 小学生芽囊原虫感染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2.5 芽囊原虫SSU rRNA基因PCR扩增结果 |
| 2.6 小学生中芽囊原虫感染者基因型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二部分 芽囊原虫在家庭成员中的感染情况及基因多态性分析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方法 |
| 1.4 伦理学问题 |
| 1.5 质量控制 |
| 1.6 实验主要试剂和仪器 |
| 2 结果 |
| 2.1 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基本特征 |
| 2.2 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庭成员的基本特征 |
| 2.3 病例组与对照组中不同家庭成员芽囊原虫感染情况 |
| 2.4 家庭成员芽囊原虫PCR扩增结果 |
| 2.5 家庭成员中芽囊原虫感染者基因型 |
| 2.6 芽囊原虫感染者基因型与临床症状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第三部分 芽囊原虫在家养动物中的流行现状和基因多态性 |
|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方法 |
| 1.4 伦理学问题 |
| 1.5 实验主要试剂和仪器 |
| 2 结果 |
| 2.1 家养动物基本情况 |
| 2.2 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养动物芽囊原虫的感染情况 |
| 2.3 家养动物芽囊原虫的PCR扩增结果 |
| 2.4 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养动物芽囊原虫感染的基因型分布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全文总结 |
| 1.主要结果 |
| 2.创新点 |
| 3.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附件 |
（2）江苏部分集约化养殖场山羊消化道寄生虫监测与球虫、隐孢子虫种类鉴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山羊艾美耳球虫与隐孢子虫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1 山羊艾美耳球虫 |
| 1.1 山羊艾美耳球虫种类 |
| 1.2 生活史 |
| 1.3 山羊球虫病病原检测方法 |
| 1.4 山羊球虫病的流行病学 |
| 1.5 山羊球虫病的防治 |
| 2 隐孢子虫 |
| 2.1 山羊隐孢子虫的种类 |
| 2.2 生活史 |
| 2.3 隐孢子虫病病原检测方法 |
| 2.4 隐孢子虫的流行病学 |
| 2.5 隐孢子虫病的防治 |
| 3 江苏省肉羊养殖业概况 |
| 4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篇 实验研究 |
| 第一章 江苏部分集约化养殖场山羊主要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 |
| 1 实验材料 |
| 1.1 新鲜粪便样品的采集 |
| 1.2 仪器与耗材 |
| 1.3 试剂配制 |
| 1.4 样品处理 |
| 2 实验方法 |
| 2.1 粪便样品质量与消化道寄生虫感染强度校准 |
| 2.1 显微镜直接观察法 |
| 2.3 感染强度计算(OPG和EPG值) |
| 2.4 结果判定标准 |
| 3 实验结果 |
| 3.1 虫卵或卵囊的形态学鉴定 |
| 3.2 各养殖场山羊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 |
| 3.3 不同季节山羊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 |
| 3.4 消化道寄生虫感染强度分析(OPG和EPG值) |
| 4 讨论 |
| 第二章 海门集约化养殖场山羊球虫种类的鉴定 |
| 1 实验材料 |
| 1.1 新鲜粪便样品的采集 |
| 1.2 仪器与耗材 |
| 1.3 试剂配制 |
| 1.4 样品处理 |
| 2 实验方法 |
| 2.1 饱和盐水漂浮法统计球虫感染情况 |
| 2.2 感染强度计算(OPG值) |
| 2.3 重铬酸钾法孵育球虫卵囊 |
| 2.4 球虫卵囊形态学观察与种类的鉴定 |
| 2.5 结果判定标准 |
| 2.6 统计学方法 |
| 3 实验结果 |
| 3.1 球虫种类检测结果与形态描述 |
| 3.2 不同月龄山羊球虫感染情况 |
| 3.3 不同月龄山羊球虫感染强度(OPG值) |
| 4 讨论 |
| 第三章 江苏部分集约化养殖场山羊隐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及其鉴定 |
| 1 实验材料 |
| 1.1 样品来源 |
| 1.2 仪器与耗材 |
| 1.3 试剂配制 |
| 2 实验方法 |
| 2.1 粪便全DNA组的提取 |
| 2.2 巢式PCR技术检测隐孢子虫阳性序列 |
| 2.3 改良抗酸染色法检测隐孢子虫卵囊 |
| 2.4 巢式PCR产物纯化(回收) |
| 2.5 PCR产物与载体pMD@19-T Vector的连接与转化(18S rRNA基因克隆) |
| 2.6 扩增产物转化结果判定 |
| 2.7 阳性菌液测序及虫种鉴定 |
| 2.8 隐孢子虫分子种系发育分析 |
| 3 实验结果 |
| 3.1 隐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2 改良抗酸染色法检测隐孢子虫卵囊结果 |
| 3.3 扩增产物转化结果 |
| 3.4 PCR产物测序结果 |
| 3.5 18S rRNA扩增序列对比同源性分析结果 |
| 3.6 18S rRNA扩增序列分子种系分析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全文结论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陕西部分规模猪场猪的三种重要肠道原虫感染情况和种群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猪的重要肠道原虫感染情况和种群结构研究进展 |
| 1.1 猪常见肠道原虫的感染情况 |
| 1.1.1 隐孢子虫感染情况 |
| 1.1.2 结肠小袋纤毛虫感染情况 |
| 1.1.3 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情况 |
| 1.2 隐孢子虫、结肠小袋纤毛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的种群结构 |
| 1.2.1 隐孢子虫种类和基因分型 |
| 1.2.2 结肠小袋纤毛虫基因分型 |
| 1.2.3 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分型和多位点基因分型 |
| 1.3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试验研究 |
| 第二章 陕西部分规模猪场猪的三种重要肠道原虫感染情况分析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材料 |
| 2.1.2 方法 |
| 2.2 结果 |
| 2.2.1 肠道原虫的形态学检查结果 |
| 2.2.2 肠道原虫目的基因的PCR扩增结果 |
| 2.2.3 三种肠道原虫的感染情况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陕西部分规模猪场猪源隐孢子虫种类鉴定与种群结构分析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材料 |
| 3.1.2 方法 |
| 3.2 结果 |
| 3.2.1 猪源隐孢子虫种类鉴定结果 |
| 3.2.2 猪源隐孢子虫种类分布特征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陕西部分规模猪场猪源结肠小袋纤毛虫种群结构分析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材料 |
| 4.1.2 方法 |
| 4.2 结果 |
| 4.2.1 猪源结肠小袋纤毛虫基因型鉴定结果 |
| 4.2.2 猪源结肠小袋纤毛虫基因型分布特征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陕西部分规模猪场猪源毕氏肠微孢子虫种群结构分析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材料 |
| 5.1.2 方法 |
| 5.2 结果 |
| 5.2.1 猪源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鉴定结果 |
| 5.2.2 猪源毕氏肠微孢子虫多位点基因分型结果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我国人群和动物芽囊原虫感染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人群感染芽囊原虫的流行病学特征与基因亚型 |
| 1.1 健康人群 |
| 1.2 学生 |
| 1.3 儿童 |
| 1.4 门诊及住院患者 |
| 1.5 腹泻患者 |
| 1.6 其他患者 |
| 1.6.1 HIV感染者 |
| 1.6.2 肺结核患者 |
| 1.6.3 癌症患者 |
| 1.6.4 慢性病患者 |
| 2 动物感染芽囊原虫的流行病学特征与基因分型 |
| 3 人群和动物感染芽囊原虫基因亚型的地区分布 |
| 3.1 人群 |
| 3.2 动物 |
| 4 展望 |
（5）河南省部分地区鸟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十二指肠贾第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引言 |
| 1 隐孢子虫 |
| 1.1 隐孢子虫的病原学 |
| 1.1.1 病原分类 |
| 1.1.2 病原形态 |
| 1.2 隐孢子虫的生活史 |
| 1.3 隐孢子虫的流行病学 |
| 1.3.1 宿主 |
| 1.3.2 传播途径 |
| 1.3.3 人隐孢子虫的流行病学 |
| 1.3.4 鸟隐孢子虫的流行病学 |
| 2 毕氏肠微孢子虫 |
| 2.1 毕氏肠微孢子虫病原学 |
| 2.1.1 病原分类 |
| 2.1.2 病原形态 |
| 2.2 毕氏肠微孢子虫的生活史 |
| 2.3 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流行病学 |
| 2.3.1 宿主 |
| 2.3.2 传播途径 |
| 2.3.3 人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流行情况 |
| 2.3.4 鸟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流行情况 |
| 3 十二指肠贾第虫 |
| 3.1 十二指肠贾第虫的病原学 |
| 3.1.1 病原分类 |
| 3.1.2 病原形态 |
| 3.2 十二指肠贾第虫的生活史 |
| 3.3 十二指肠贾第虫的流行病学 |
| 3.3.1 宿主 |
| 3.3.2 传播途径 |
| 3.3.3 人十二指肠贾第虫的流行情况 |
| 3.3.4 鸟十二指肠贾第虫的流行情况 |
| 4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部分 河南省部分地区鸟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样品采集与处理 |
| 2.2 主要试剂及耗材 |
| 2.3 主要仪器设备 |
| 2.4 常用溶液的配制 |
| 2.5 实验方法 |
| 2.6 虫种鉴定 |
|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1 虫卵和卵囊形态学鉴定 |
| 3.2 肠道寄生虫的感染情况及感染率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河南省部分地区鸟隐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样品采集 |
| 2.2 主要试剂及耗材 |
| 2.2.1 主要试剂 |
| 2.2.2 主要耗材 |
| 2.3 主要仪器设备 |
| 2.4 常用溶液的配制 |
| 2.5 粪便样品DNA的提取 |
| 2.6 PCR扩增 |
| 2.7 琼脂糖凝胶电泳 |
| 2.8 阳性样品测序 |
| 2.9 核苷酸序列分析及虫种鉴定 |
| 2.10 分子种系发育分析 |
| 2.11 统计学分析 |
|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1 隐孢子虫的感染情况 |
| 3.2 不同地区的鸟隐孢子虫的感染情况 |
| 3.3 不同品种的鸟隐孢子虫的感染情况 |
| 3.4 鸟是否驱虫与隐孢子虫感染的关系 |
| 3.5 粪便性状不同的鸟隐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6 不同饲养条件下鸟隐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7 隐孢子虫虫种/基因型鉴定及系统进化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四部分 河南省部分地区鸟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样品采集 |
| 2.2 主要试剂及耗材 |
| 2.2.1 常用试剂 |
| 2.2.2 常用耗材 |
| 2.3 主要仪器设备 |
| 2.4 常用溶液的配制 |
| 2.5 粪便DNA的提取 |
| 2.6 PCR扩增 |
| 2.7 琼脂糖凝胶电泳 |
| 2.8 阳性样品测序 |
| 2.9 核苷酸序列分析及鉴定 |
|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1 鸟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2 不同地区的鸟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3 不同品种的鸟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4 鸟是否驱虫与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的关系 |
| 3.5 粪便性状不同的鸟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6 不同饲养条件下鸟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情况 |
| 3.7 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鉴定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五部分 河南省部分地区鸟十二指肠贾第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样品采集 |
| 2.2 主要试剂及耗材 |
| 2.2.1 常用试剂 |
| 2.2.2 常用耗材 |
| 2.3 主要仪器设备 |
| 2.4 常用溶液的配制 |
| 2.5 粪便DNA的提取 |
| 2.6 PCR扩增 |
| 2.7 琼脂糖凝胶电泳 |
| 2.8 阳性样品测序 |
| 2.9 核苷酸序列分析及鉴定 |
|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1 鸟十二指肠贾第虫感染情况 |
| 3.2 不同地区鸟十二指肠贾第虫感染情况 |
| 3.3 不同品种的鸟十二指肠贾第虫感染情况 |
| 3.4 鸟是否驱虫与十二指肠贾第虫感染的关系 |
| 3.5 粪便性状不同的鸟十二指肠贾第虫感染情况 |
| 3.6 不同饲养条件下鸟十二指肠贾第虫感染情况 |
| 3.7 十二指肠贾第虫集聚体鉴定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六部分 全文总结与创新点 |
| 全文总结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ABSTRACT |
（6）东北地区犬、猫人兽共患寄生虫的流行情况调查及风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犬、猫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
| 1.2 犬、猫的主要人兽共患寄生虫 |
| 1.2.1 线虫 |
| 1.2.2 绦虫 |
| 1.2.3 吸虫 |
| 1.2.4 原虫 |
| 1.3 动物寄生虫的检测方法 |
| 1.3.1 粪便检查 |
| 1.3.2 血清学检测 |
| 1.3.3 分子生物学检测 |
| 1.4 犬、猫传播人兽共患寄生虫风险 |
| 1.5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实验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主要仪器设备 |
| 2.2 方法 |
| 2.2.1 粪便检查 |
| 2.2.2 血清学检测 |
| 2.2.3 分子生物学检测 |
| 2.2.4 数据处理及风险因素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粪便寄生虫检测 |
| 3.1.1 犬、猫消化道寄生虫感染情况 |
| 3.1.2 形态学鉴定 |
| 3.1.3 隐孢子虫的分子鉴定 |
| 3.1.4 弓形虫虫卵的分子鉴定 |
| 3.1.5 粪便中分离到成虫的分子鉴定 |
| 3.2 血液样本检测 |
| 3.2.1 犬、猫血液原虫感染情况 |
| 3.2.2 犬弓形虫血清学检查 |
| 3.2.3 猫弓形虫血清学检查 |
| 3.3 风险因素分析 |
| 3.3.1 不同因素下犬消化道寄生虫的感染情况 |
| 3.3.2 不同因素下猫消化道寄生虫的感染情况 |
| 3.3.3 不同因素对猫弓形虫血清学阳性率的影响 |
| 3.3.4 不同因素对犬弓形虫血清学阳性率的影响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粪便检查 |
| 4.2 血液检查 |
| 4.3 人兽共患风险及防治措施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7）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污染调查的背景及意义 |
| 1.2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污染特征 |
| 1.2.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生物性污染现状 |
| 1.2.2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现状 |
| 1.3 双壳贝类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
| 1.3.1 双壳贝类生物污染的风险评价 |
| 1.3.2 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评价 |
| 1.3.3 基于辽东湾近海沉积物重金属总量的生态风险评价 |
| 1.4 辽东湾近海贝类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1.4.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生物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4.2 辽东湾近海贝类重金属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4.3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主要仪器和设备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常见溶液配制 |
| 2.1.4 引物序列 |
| 2.2 试验总体设计 |
| 2.2.1 技术路线 |
| 2.2.2 样品采集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双壳贝类中常见生物污染的检测 |
| 2.3.2 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检测 |
| 2.3.3 辽东湾近海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检测 |
| 2.3.4 数据统计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双壳贝类中细菌检测结果 |
| 3.1.1 贝类中细菌PCR产物电泳结果 |
| 3.1.2 细菌培养结果 |
| 3.1.3 细菌感染情况分析 |
| 3.2 双壳贝类中病毒检测结果 |
| 3.2.1 贝类中病毒PCR产物电泳和测序结果 |
| 3.2.2 辽东湾双壳贝类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
| 3.3 双壳贝类中寄生虫检测结果 |
| 3.3.1 贝类中主要寄生虫PCR产物结果 |
| 3.3.2 双壳贝类中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 |
| 3.4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检测结果 |
| 3.4.1 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不同采样点三种贝类中重金属含量分析 |
| 3.4.2 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毛蚶中五种重金属的年际变化情况分析 |
| 3.4.3 辽东湾东岸和西岸近海三种贝类中重金属的地理分布特点 |
| 3.4.4 菲律宾蛤仔肌肉和内脏中重金属的累积分析 |
| 3.4.5 贝类中重金属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价 |
| 3.5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分析 |
| 3.5.1 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情况 |
| 3.5.2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I_(geo) |
| 3.5.3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C_f~i |
| 3.5.4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mCd |
| 3.5.5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PLI的空间分布 |
| 3.5.6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E_r~i的时空分布 |
| 3.5.7 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负面生物学效应和沉积物毒性 |
| 4 讨论 |
| 4.1 辽东湾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检测点、检测对象的确定 |
| 4.2 辽东湾双壳贝类中生物污染分析 |
| 4.2.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的细菌和病毒污染分析 |
| 4.2.2 辽东湾双壳贝类中寄生虫的感染分析 |
| 4.3 辽东湾近海重金属的来源 |
| 4.4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污染分析 |
| 4.5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潜在健康风险评价 |
| 4.6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评价 |
| 5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论文中英文缩写对应中文名称 |
| 附录 B 论文参考相应标准 |
| 附录 C 双壳贝类图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不同饲养模式下三个品种猪肠道寄生虫调查及隐孢子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我国猪肠道寄生虫的防治研究进展 |
| 第二章 隐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第三章 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第二篇 试验研究 |
| 第一章 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河南省和西藏林芝地区猪隐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和西藏地区猪毕氏肠微孢子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全文结论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湖南农村部分地区肠道原虫分子流行病学及广西宾阳人群隐孢子虫感染预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四类肠道原虫的概述 |
| 1.2 四类肠道原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1.2.1 人芽囊原虫 |
| 1.2.2 隐孢子虫 |
| 1.2.3 贾第虫 |
| 1.2.4 毕氏肠微孢子虫 |
| 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内容 |
| 2.3 技术路线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湖南农村部分地区人群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3.1 研究人群的基本信息 |
| 3.2 肠道原虫的感染状况 |
| 3.2.1 人芽囊原虫感染状况、亚型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2.2 微孢子虫感染状况及基因型分析 |
| 3.2.3 隐孢子虫和贾第虫的感染状况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动物人芽囊原虫、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1. 引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3. 结果 |
| 3.1 粪便样本的构成 |
| 3.2 动物中肠道原虫的感染状况 |
| 3.2.1 人芽囊原虫感染状况及亚型分析 |
| 3.2.2 隐孢子虫的感染状况及虫种/基因型分析 |
| 3.2.3 贾第虫的感染状况及集聚体分析 |
| 3.2.4 微孢子虫的感染状况及基因型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广西宾阳县农村人群隐孢子虫感染趋势分析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3.1 隐孢子虫感染率 |
| 3.2 预测模型及感染率 |
| 3.3 模型拟合效果检验 |
| 3.3.1 残差检验 |
| 3.3.2 关联度检验 |
| 3.3.3 后验差检验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总结 |
| 1. 研究结果 |
| 2. 研究意义 |
| 致谢 |
| 附表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10）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及其肠道菌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华支睾吸虫病概况 |
| 1.1 华支睾吸虫病原学 |
| 1.2 华支睾吸虫流行状况 |
| 1.3 华支睾吸虫病的危害 |
| 1.4 华支睾吸虫病诊断 |
| 2 肠道菌群概述 |
| 2.1 肠道菌群结构 |
| 2.2 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 |
| 2.3 肠道菌群在寄生虫领域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样本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主要材料及仪器 |
| 2.2 主要方法 |
| 2.2.1 调查点与调查对象选择及调查问卷设计 |
| 2.2.1.1 调查点选择 |
| 2.2.1.2 调查对象纳入排出标准 |
| 2.2.1.3 调查问卷设计 |
| 2.2.2 调查方法 |
| 2.2.3 粪便改良加藤厚涂片法镜检 |
| 2.2.4 质量控制 |
| 2.2.5 统计学分析 |
| 2.2.6 调查变量的定义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
| 3.2 影响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3.3 影响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调查及病原分子鉴定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样本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主要仪器 |
| 2.1.4 试剂配制 |
| 2.2 方法 |
| 2.2.1 调查点与调查对象选择及调查问卷设计 |
| 2.2.1.1 调查点选择 |
| 2.2.1.2 调查对象纳入排出标准 |
| 2.2.1.3 调查问卷设计 |
| 2.2.2 调查方法 |
| 2.2.3 粪便改良加藤厚涂片法镜检 |
| 2.2.4 华支睾吸虫分子鉴定 |
| 2.2.4.1 华支睾吸虫成虫DNA提取 |
| 2.2.4.2 粪便样本DNA提取 |
| 2.2.4.3 PCR扩增ITS2基因 |
| 2.2.4.4 PCR产物测序 |
| 2.2.5 统计学分析 |
| 2.2.6 分析软件 |
| 3 结果 |
| 3.1 调查点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 广西藤县农村地区华支睾吸虫感染状况 |
| 3.3 华支睾吸虫分离株分子鉴定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人群粪便样本 |
| 2.2 研究对象诊断标准及分组 |
| 2.3 主要实验仪器 |
| 2.4 主要试剂 |
| 2.5 粪便样本DNA提取 |
| 2.6 16S rRNA基因扩增V3-V4区域 |
| 2.7 扩增产物纯化及定量 |
| 2.8 测序文库制备 |
| 2.9 序列优化 |
| 2.10 生物信息学与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 高通量测序结果及0TU聚类分析 |
| 3.3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Alpha多样性分析 |
| 3.4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物种丰度分析 |
| 3.5 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肠道菌群结构分析 |
| 3.6 肠道菌群与华支睾吸虫感染者EPG相关性分析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文章 |
| 附件 |
四、大连地区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及流行病学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芽囊原虫在其感染者家庭成员和家养动物中的流行情况及基因多态性研究[D]. 宁超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江苏部分集约化养殖场山羊消化道寄生虫监测与球虫、隐孢子虫种类鉴定[D]. 曹思宇. 扬州大学, 2021
- [3]陕西部分规模猪场猪的三种重要肠道原虫感染情况和种群结构研究[D]. 李蕴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4]我国人群和动物芽囊原虫感染研究进展[J]. 宁超群,艾琳,胡主花,陈军虎,田利光.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21(01)
- [5]河南省部分地区鸟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和十二指肠贾第虫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D]. 程如. 河南农业大学, 2020
- [6]东北地区犬、猫人兽共患寄生虫的流行情况调查及风险因素分析[D]. 邱鸿宇.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0(10)
- [7]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D]. 刘永华.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7)
- [8]不同饲养模式下三个品种猪肠道寄生虫调查及隐孢子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研究[D]. 周春香. 扬州大学, 2019(01)
- [9]湖南农村部分地区肠道原虫分子流行病学及广西宾阳人群隐孢子虫感染预测的研究[D]. 徐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
- [10]广西部分农村地区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风险因素及其肠道菌群研究[D]. 徐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