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县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论文文献综述）
姜耀[1]（2020）在《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长效治理机制研究 ——以J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扫黑除恶工作开展以来,全国打掉了一批涉黑涉恶组织和“保护伞”,其中不乏村“两委”干部。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在2019年截至9月25日,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7.38万个,清理黑恶势力干扰渗透的村党组织1700余个。可见,黑恶势力正逐渐向基层组织渗透,干扰基层政权。然而,在整治黑恶势力干扰渗透的基层党组织工作中,不少地方还存在党委统筹协调作用发挥不明显、政府职能部门履职尽责不到位、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运行不顺畅等问题,特别是有的地方还未建立健全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问题的长效治理机制,导致治理工作一阵风、走过场,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长期得不到提升。针对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问题,必须要建立一套长效治理机制。在参考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黑恶势力干扰渗透基层政权的形势和背景,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等方式,以J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为基础,收集该县3个存在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情形的村的相关资料,并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梳理案件发生的背景、发展历程和产生的危害,总结整治过程中的举措和成效,研究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微见着,探索治理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问题的长效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村民自治制度,推进农村基层法治和基层社会治理。
李晨阳[2]（2020）在《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根据地的英模是顺应抗日战争的历史大势、得益于中共的塑造培养而大规模涌现的时代典型,他们具有着无私忘我、不辞艰险的精神品质,坚持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价值导向,是令人敬佩的最可爱的人。抗日英模的出现,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可以展现人民英雄的丰功伟绩、积淀典型人物宣教的重要经验、坚定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另一方面更加有利于英模文化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丰富研究,丰富抗日胜利的影响动因,提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以及拓宽中华人民共合国史的研究新思路。抗日战争的爆发是抗日英模诞生的直接动因,面对这场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战争,中国人民在领土不断沦丧、悲观情绪蔓延的情形下通过不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成功的开辟了敌后战场,英模人物的出现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增加斗志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成为抗日英模诞生的根本动因。为了更好的宣传教育抗日英模,中共在学习借鉴苏联革命英雄主义、功勋奖章制度及自身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宣教模式,并进一步体现出伴随抗日战争而不断发展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丰富阶段为主要特征的阶段特征。在对于抗日英模进行宣教的过程中,中共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塑造出完备的英模宣教的制度体系。首先,中共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塑造出符合时代条件的战斗英模、劳动英模、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的人物谱系,并具有特殊的类别和等级划分,进而体现出贫苦的家庭出身、鲜明的党员角色、多重的身份特征、平民英模比例的鲜明特征。其次,为了服务于抗日战争的主要目标,中共划分出针对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三个地区的不同宣教对象,构成了以缅怀与悼念、表彰英勇斗志、宣传劳动事迹和工作成绩的宣教内容。此外,在具体形式上,中共结合中国古代经验、苏联经验、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创造出以表彰优抚、新闻报刊、文学艺术、题词标语、会议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宣教形式,并进而构造出以党政宣传教育机构、文艺机构、报刊机构、党校及培训机构为主的组织基础,以评选制度和奖励制度为基础为主的制度基础。抗日战争是一场事关中华儿女的全民战争,抗日英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对于抗日英模的大规模宣传教育,其重要性体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改革与建设过程的方方面面。此外,其现实作用体现在英模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历史传承、党的领导的鲜明导向、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此,对于抗日根据英模宣教的研究既有着历史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既存在学理价值也存在政治价值,既是一项广大青年的思想洗礼又是一项爱国主义的政治教化,回顾和重温那艰苦的抗日岁月,缅怀用鲜血和生命铸就胜利的英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代人始终努力的方向。
王天丹[3]（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史跃鸣[5]（2019）在《山西省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1949-1957） ——以整党、整风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最为直接也最为紧密,其在领导群众开展工作和稳定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1949年后,洪洞县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羁绊。因此,需要加紧整顿以使党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历经八年时间,主要结合整党、整风运动进行,从而达到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1950年,洪洞县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的大背景下也开始了具体的工作。首先,县里组织领导小组制定整风办法;随后,采取逐级召开会议或举办短期训练班等办法开展整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时间短,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善不良作风,为进一步整顿党组织中的问题,此后开展了整党运动。1951年初至1954年初的整党运动分为训练整党干部、整党的典型实验和教育党员三方面。结合整党运动洪洞县农村在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包括:“消灭山区支部空白”、改造落后支部、完善支部的制度;对党员进行普遍教育、规范党员管理;吸收非党积极分子、培养预备党员。同时结合当时各种社会运动,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国内经济初步好转,部分党员、干部存在作风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党的内部优化。1957年洪洞县开展起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结合整风运动洪洞县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包括:纠正支部工作的不正之风;加强党员教育;选拔培养干部、加强干部管理、下放干部到基层锻炼、开展审干工作。通过对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洪洞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紧密结合开展各项社会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效。以史为鉴,这些宝贵的经验对当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刘志鹏[7]（2014）在《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活动最早可上溯至同盟会时期,此时国民党以一个革命党的身份出现在华北这一君主专制基础浓厚的地区。民国初建,由于华北这一原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军阀势力雄厚,南方革命军始终未能进入,国民党仅有少数人潜伏活动,党务影响薄弱。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于1928年底逐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政权,“党治”体制确立,华北地方党部由秘密逐步转向公开。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华北的政治社会环境,却又迫使地方党部由公开转向秘密。国民党党部在华北昙花一现的过程,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党部在与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及日本势力角逐中的边缘化境地,也是国民党弱势“以党治国”在华北地方社会实践中的尴尬现状。完备的组织系统是国民党进行政党领导的重要前提,而战前由于日本的压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国民党在华北的各级党部基本陷入停顿。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决定恢复华北各级党部。经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之决议,华北沦陷区各级党务机构纷纷重建。但是不同于大后方的国统区党部,华北沦陷区各省党部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不断迁徙流动,成为流动的省党部。严格说来,国民党党务组织只有省县两级党部,为加强华北沦陷区党部在地方抗战中的领导,国民党中央指示各省依军事地势及交通等情形,实行党务分区制,以解决省与县之间存在的脱钩现象,同时还致力于完善各级县党部组织。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省、区、县三级党务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是其领导华北沦陷区党务的重要组织前提。由于地处沦陷区域的特殊环境,华北地区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和党员群体的构成形态不同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国民党中央及各方努力下,沦陷区党员数量曾一度增长,但由于取消了预备党员制度,党员的吸收没有经过预备期的考察和甄审,直接发展为正式党员,致使党员素质下滑,加剧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基层党组织的涣散无力,以致于国民党在沦陷区只能依靠地方党部委员群体支撑着党务在地方基层的发展。然而华北沦陷区形势错综复杂,处于日伪、地方势力及中共等多方杂处的境域,党务运作异常艰难。战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国民党中央的派任与管理下,蛰伏于山东敌后担负发展党务及领导抗战建国的工作,为抗日御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最终受恶劣环境、本身素质及内外纷争等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党务工作推进缓慢无力,不仅无法抵御日伪的进攻,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训练、宣传及经费管理构成了国民党党务运作的重要内容。鉴于华北沦陷区特殊的环境及国民党组织机构的流动性,沦陷区人员的教育及训练,除国民党中央所属训练团轮流调训外,还专门在战区筹设中央训练团分团就近训练,华北各战区及省市亦根据自身沦陷区的实际情形,相应成立各级训练机关训练党务干部及国民党党员。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十分脆弱,加上日军的打击,愈益潜伏不张。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逐步恢复华北地区的宣传工作,在建立省县各级党务宣传机构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宣传途径进行宣传。华北党务经费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划拨与分配,这些经费对于党务活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汇转困难、紧缺与管理不善的弊端。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党军、党团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华北党部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关系发展基本态势在表面上是党政分开到党政领导一元化的过程,具体到各地情形也多有不同,但实际上地方党权难以撼动地方政权,战区及沦陷区的党政纠纷二直未曾中断。党军关系体现在军队党务与政工机构的设置与实际运行上。抗战军兴,国民党中央开始重设政治部与军队特别党部,同时党务由军队政工兼办,党军关系仍然是“以军统党”的形态。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团务即是党务。华北沦陷区特殊政治生态下的三青团在发展组织、争取青年、普及教育等方面进行过一定的努力,但却一直停滞不前,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其与地方党部既有某种联系,又有组织人事上的冲突,反映了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华北地方上的延伸。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对外的党务活动还表现在与日伪、中共、民众等势力或力量的关系处理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区国民党针对日伪的军事打击、情报调查、策反活动及思想清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给予日本侵略者及各地伪组织一定程度的抗击,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其对日伪的打击程度与国民党当初的设想还存在很大差距。抗战初期国共的合作抗日在很多方面都卓有成效。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对待党外政治团体,尤其是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屡屡挑起反共摩擦,在华北沦陷区对中共态度起伏较大。此外,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建立各种民运机构,组织和训练农民、工人、妇女、青年等民众团体,并发动和指导民众在敌后进行破坏、情报、劳军等活动,这些对取得民族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党务运作的薄弱性、动员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指导思想的反共性,逐渐被华北民众所抛弃。战时平津党务系统的运作,展现了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城市党务的拓展。抗战期间,平津党务系统渐次恢复,处于沦陷区的党务人员借助天津租界及秘密技术潜伏活动,处境备极艰危。虽然组织松懈、党务人员附逆等不良情形所在多见,但也有许多党务人员能不计危险、奋力完成各种工作。新建的天津党部依托于天津租界为掩护,其负责下的民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以国民党原设于天津英法租界和由华北其他地区移于英法租界的单位为班底,联合平、冀、绥、察、热、鲁等日占区的机构而设立的一个隐蔽性的联合组织,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主负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军的联络与协助。总之,华北沦陷区的国民党代表了国民党地方党务中一个特殊的形态,其组织运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地域特点。因应抗战需要,国民党在党务组织,党员吸纳,干部选拔,日常的训练、宣传与经费管理,处理政党内派系间、党军间、政党间及与民众的关系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为其在狭促的沦陷区环境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政治空间,这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国民党在沦陷区的种种失利,除了局势艰危之外,也是国民党自身固有弊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结果。
蔡清伟[8]（2014）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上、中、下三篇为结构叙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坚持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通过对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采取的基本上是全能式的领导。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是在“家庭经营”的产权基础上,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达到“村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因此,本论文通过上、中、下三篇的论述认为：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的根本保证。农村党组织建设和发展,是保证广大农民群众行使自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农村的根本。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村民当家作主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中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和谐农村社会的建立,只能通过广大村民共同遵循的民主程序才能保证,通过村民的民主监督方能实行,民主和法治向来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依法治村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社会的根本途经,也是中国共产党60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所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证村民各项民主权利,实行依法治村。这就是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也是中国共产党60多年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的主旨。具体三篇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上篇是党的领导篇,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前后分为两章,叙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党组织对于“三农”领导机制、体制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历程。总的看来,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紧紧围绕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广泛展开,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农村的政治任务的实现。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尽管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看来是党的“左”倾指导思想恶性循环的20年。这2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农村党组织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既有很大的成绩,也有严重失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①,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是一次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强调坚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的同时,逐渐改变党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一元化”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权力结构模式的比较成功的转变。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并不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党始终是主导性的力量。这种主导性的力量的发挥不应依赖于对农村社会的直接管控来实现的,而要通过改变其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来实现的。但作为一种“自治”制度必须以不断提升“自治”功能为根本。“自治”功能提高的出发点应是构建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和村民主体地位的政治互动,这种政治互动也应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中篇以“村民当家作主”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村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变迁。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共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社会管控模式,虽然从理论上一直讲权力的人民性,但权力运行方式上一直是不断升级的高度集中的“代民作主”的管理体制。从农民协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村民当家作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政治委托权利”的成分则逐渐增多。1978年对中国农村来说,是新中国以来乡村治理模式一次范典的转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次转换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创新的内源和动力来自于中国最基层的乡村。1978年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是乡村经济管理革命的里程碑。小岗村“大包干”的成功实践诱发了农村社会治理新机制的诞生。1980年村民委员会在广西乡村诞生。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象征。村民自治标志着村民真正逐渐开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下篇以“依法治村”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共“依法治村”的曲折探索。任何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必定应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从新中国诞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法制的瘫痪,但也正是“无法无天”的十年使中共领导人及中国公民更加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理念指导下,中国法制一步步更加完备,“法治”理念也逐渐彰显,最终在党的十五大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战略,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下,中国底层农村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
刘树芳[9]（2013）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发展等,都离不开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边区中共党组织的研究,除了一些在传统革命史叙事模式之下的重视党组织机构沿革和人事变动的“区域”组织史外,对边区党组织运行实态,尤其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实态研究,迄今仍未见有成果发表。鉴于此,与以往边区党的组织史研究侧重组织沿革和制度条文而忽视实际运作不同,本文在掌握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研究重点转向党组织的实践和实际运行层面。通过爬梳边区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有关档案资料,运用历史学,并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晋察冀边区乡村党组织的规模、党员群体、干部群体、党群关系等实际状况,及其乡村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深入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作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和新中国的雏形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中概括出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乡村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论文共分导论、主体和结论三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凡五章,每章间存在相互交织、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论文第一章介绍了抗日战争前边区乡村环境,并追溯了抗战前党组织的运行状况。第二章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乡村党组织的重构中党员组织规模的扩大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党组织的调整和巩固。第三章从乡村党员的社会构成、身份构成和支部教育方面,分析了党员群体的基本状况,说明边区党组织确立了以乡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必然建基于党组织所期望的党员素质和乡村农民现实利益的满足上。第四章以乡村干部群体为对象,从乡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成份、任用与流动、纪律执行和工作效能的角度,探讨了乡村干部群体的基本形态,分析了党组织的干部政策和路线在实践中矛盾、调整对各项工作的影响。第五章从党组织构建党群关系出发,围绕乡村动员和政权改造及其建立乡村宗教统一战线工作,深入揭示党群密切关系的形成及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冲突、调适、协商的复杂纠葛,从而揭示出乡村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奠定了以后赢得抗战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社会基础。本文在上述探讨中,没有回避当时中共乡村党组织遇到的各种问题,而是力图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并总结其在当时艰难环境中获取的经验、教训。论文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乡村党组织在建党、建政、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尤其是在这些实践中乡村党组织的内外运行网络,深刻影响着未来该区域党组织的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政治架构。此阶段晋察冀边区党组织汲取了此前南方革命和西北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进取,从而使边区党组织的执政实践奠定了人民共和国政治的重要基础。
把增强[10]（2013）在《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时期，为了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应对日军疯狂侵略，中共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军政建设。由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就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健全到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使得根据地社会从上到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迨至1940年代，伴随着侵华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与“蚕食”，中共的很多军政建设呈现出一些不合于战争时局的严重问题。就军队系统而言，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发展，战争机构与战时情况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地区越分割，日军“扫荡”越频繁、“蚕食”越加深，抗日根据地就越需要有足够的兵力去积极应对，否则就不能在敌后生存。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缩小了，弄得鱼大水小，兵多了平日养不起，反“扫荡”时则运转不灵。就政权系统而言，表现有三：一是因盲目追求政权建设的“完善”，致使政权机构的重复建设严重；二是过度追求事无巨细的工作，致使政权机构脱离生产的人员日渐增多；三是因政权机构与人员的日益膨胀，致使民力负担日渐加重。以上就是中共精兵简政提出前的重要时代背景。背景虽然清楚，但如果没有一套合适的理论加以统领，仍然不能对精兵简政为何会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提出并得以推广作有力阐释。其实，内外因原理不失为解析精兵简政政策提出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按照该原理来释读的话，精兵简政提出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更加频繁，手段更加残暴，使得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日渐缩小；二是自然灾害频发，且危害极大，使得抗日根据地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国民党断绝并封锁了中共的外援通道，从而使得抗日根据地集财集力渠道被压迫到一个相对很小的空间。内部因素亦主要有三个：一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共抗日根据地仍普遍存在着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浪费；二是中共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过多，民众负担沉重，陷入“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严重困难局面；三是中共对所出现困难局面的解困摸索与精兵简政在要义上暗合。也就是说，精兵简政是多方因素叠加在一起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陷入困境后“思变”的产物。不过，尽管身处困局，并历经事先摸索，但在中共精兵简政过程中，无论是在军队系统，还是在政权系统，都普遍存有一些普适性问题。这其中既有因对精兵简政政策领悟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分歧，亦有因对精兵简政政策体悟有别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差别化做法，甚有个别人员不惜违反中共指示来抵制该政策的实施。比如，对于精兵简政指示，有些地区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仅仅是限于重视指示本身，而并未予以普遍实施和认真贯彻；有些地区，虽然上级机关给予了应有重视，并制定了精兵简政计划，且派员到下级机关督促调整，但因下级机关人员未曾了解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不能有效执行；还有少数地方则直接漠视，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甚者还在想扩大部队、添设机关学校，如此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不同认识中，不仅被精简者有之，执行精简者亦有之。就被精简者而言，利益受损与对未来出路的迷茫或对未来安置的不满是造成这一群体对精兵简政怀有怨言的主要原因。就执行者而言，无论是认为简政就是“减政”，陷入精简主义；还是囿于“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认识，陷入繁政论的窠臼；抑或是得过且过的“近视眼”观点以及一味幻想未来的“远视眼”观点，均与其对精兵简政的差别化领悟密切相关。有鉴于此，中共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之举。如果按照军队系统与政权系统分而论之的话，就是在军队系统厉行精兵建设，在政权系统厉行简政建设。中共抗日根据地军队系统的精兵建设涉及范围极广，其中既有对作战部队的编整，如对野战军与地方军等正规军的编整、对各地基干团与民兵的编整等，也有对部队中非作战部门的编整，如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野战医院、卫生学校、战斗剧社等等，几乎囊括了军队系统中的所有部门。在政权系统简政方面，中共抗日根据地主要采取了全面紧缩、局部调整、重点加强与有效安置的策略，并秉持了两个不妨害原则：即精兵简政决不要妨害到战争；精兵简政决不能妨害到工作。当然，对于不同部门，在实施精兵简政时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不同，动员与实施的策略也各异。比如，为了尽量减少人们的不安心理，避免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并能较好地完成精简任务与目标，在精兵简政开始前，各地大多进行了周密的组织与领导，并在精兵简政开展过程中广泛采取了教育动员以及开会传达与教育讨论相结合等多种方式。为避免人心浮动，在裁减人员时，各地大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裁减标准与处理方式，并力求区别对待、多元安置，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一系列具体做法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正是由于其探索性特征，在具体实施中才存在着很多变数，即政策在很多时候都是经过调适与变通才推行下去的。而对这种具体过程的勾勒显然也是既往研究的缺失所在。当然，站在理性的角度，任何研究只有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才会更具前瞻性。本选题亦是如此。唯需再加交代的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较之既往研究还是有着很大不同。具体讲，既往精兵简政研究成果大多采取的是传统革命史书写套路，即在研究精兵简政时大多囿于传统的习惯思维而采取“政策—效果”式单一向度的研究模式。而本文则力图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在“政策—效果”模式之间加入互动过程，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并重点阐释精兵简政给政府、军队与被精简人员带来的影响，解说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对精兵简政政策的感性化、世俗化理解，以及被精简人员的反应和中共对被精简人员思想症结的疏导等。然而，如此繁复的曲折过程以及如此多群体的多元互动，显然需要多种方法来解说。基于此，本文在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统领全篇的同时，还力图融汇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以及唯物辩证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以当时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为主要分析依据，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证性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而对中共精兵简政的此等多维解读，不仅会使人们对精兵简政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更符合历史实际的了解和认知，还会给人以摆脱传统认知的清新感和思想启悟。
二、赵县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赵县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论文提纲范文）
（1）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长效治理机制研究 ——以J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 |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创新观点 |
| 1.4.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的创新观点 |
| 第2章 我国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治理情况及特点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村“两委” |
| 2.1.2 黑恶势力 |
| 2.2 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基本情况 |
| 2.3 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基本特点 |
| 2.3.1 从方式上来说,村干部和黑恶势力之间存在“相互转换” |
| 2.3.2 从目的上来说,为了牟取物质利益,掌控基层权力 |
| 第3章 J县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治理现状 |
| 3.1 Y村概况 |
| 3.1.1 Y村基本情况 |
| 3.1.2 Y村“两委”班子基本情况 |
| 3.2 Y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问题的形成 |
| 3.2.1 背景 |
| 3.2.2 发展历程 |
| 3.2.3 具体表现和产生的危害 |
| 3.2.4 形成的原因 |
| 3.3 Y村“两委”涉黑涉恶治理整顿措施 |
| 3.3.1 侦查定案 |
| 3.3.2 整顿工作举措 |
| 3.3.3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
| 3.3.4 治理整顿工作存在的不足 |
| 第4章 建立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长效治理机制 |
| 4.1 建立以政治委牵头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联动联治机制 |
| 4.1.1 政法部门发挥牵头抓总的龙头作用 |
| 4.1.2 纪检监察部门抓早抓小、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 |
| 4.1.3 公安系统加强警务力量,强化案件侦查打击 |
| 4.1.4 其他相关部门履行各自工作职责 |
| 4.2 建立乡镇党委为主体的村干部监督管理机制 |
| 4.2.1 统筹协调基层站所协同参与 |
| 4.2.2 建优建强村“两委”干部队伍 |
| 4.2.3 加大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力度 |
| 4.2.4 发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
| 4.3 建立村党组织领导下群众共商共议的民主自治机制 |
| 4.3.1 完善民主议事决策制度 |
| 4.3.2 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
| 4.4 建立广泛凝聚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的协同协作机制 |
| 4.4.1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资源、力量下沉 |
| 4.4.2 社会组织履行公益职能 |
| 4.5 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 |
| 4.5.1 立足工作职能,合理设置考核评价指标 |
| 4.5.2 实行互评互考,确保公平公正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存在的不足及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处 |
| 5.2.1 存在的不足 |
| 5.2.2 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处 |
| 5.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2）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选题论证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对抗日根据地宣传教育的研究现状 |
| (二)对于抗日根据地英模的研究现状 |
| 四、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概念界定 |
| 五、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学术探讨难点 |
| (三)学术创新点 |
| 第一章 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抗日英模的诞生 |
| 一、中共对英模宣传教育的渊源探析 |
| (一)中国古代的旌表制度 |
| (二)苏联英模宣传教育的借鉴作用 |
| (三)土地革命时期对英模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二、抗日战争对根据地英模人物的呼唤 |
| 三、社会变革与抗日英模的涌现 |
| 四、抗日根据地英模宣教的阶段划分 |
| (一)初始阶段(1931—1937) |
| (二)发展阶段(1937—1942) |
| (三)丰富阶段(1942—1945) |
| 第二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人物特征 |
| 一、类别概览 |
| (一)战斗英模 |
| (二)劳动英模 |
| (三)国际友人 |
| (四)爱国华侨 |
| 二、称号概览 |
| (一)类别划分 |
| (二)等级划分 |
| 三、特征概览 |
| (一)贫苦的家庭出身 |
| (二)鲜明的党员角色 |
| (三)多重的身份特征 |
| (四)平民英模比例 |
| 第三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内容及对象 |
| 一、英模宣传教育的内容 |
| (一)缅怀与悼念 |
| (二)表彰英模的英勇斗志 |
| (三)宣传英模的劳动生产事迹 |
| (四)宣传英模的工作成绩 |
| 二、英模宣传教育的对象 |
| (一)面向根据地的党政军民 |
| (二)面向国统区的党政军民及海外华侨、爱好和平者 |
| (三)面向敌占区的敌伪军和广大群众 |
| 第四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形式 |
| 一、抗日根据地对英模的表彰优抚 |
| (一)对英模的表彰奖励 |
| (二)对于英模的优待抚恤 |
| 二、抗日报刊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抗日根据地报刊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二)国统区报刊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三、抗日根据地文学艺术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小说诗歌及报告文学 |
| (二)戏剧美术 |
| (三)影视作品 |
| 四、抗日根据地题词标语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纪念题词 |
| (二)标语口号 |
| 五、抗日根据地会议运动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会议宣传 |
| (二)运动宣传 |
| 第五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机制 |
| 一、机构沿革 |
| (一)党政宣传教育机构 |
| (二)文艺机构 |
| (三)报刊机构 |
| (四)党校及培训机构 |
| 二、制度类别 |
| (一)英模评选制度 |
| (二)英模奖励制度 |
| 第六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一、陕甘宁劳动英模吴满有 |
| 二、晋察冀爆炸英雄李勇 |
| 三、模范党员张初元 |
| 四、归国华侨民族英雄李林 |
| 五、国际友人白求恩 |
| 六、英雄主义的刘老庄连 |
| 第七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历史与现实 |
| 一、历史作用 |
| (一)促进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 |
| (二)积淀解放战争的雄伟力量 |
| (三)积累新中国英模宣教的丰富经验 |
| 二、经验启示 |
| (一)充分发挥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 |
| (二)推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现实融入 |
|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四)发挥人民群众蕴含伟大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山西省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1949-1957） ——以整党、整风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宏观研究 |
| (二)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
| (三)整党和整风问题的研究 |
| (四)干部队伍研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相关界定 |
| (一)洪洞县 |
| (二)时间界限 |
| (三)整党与整风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背景 |
| 一、党面临诸多问题 |
| (一)基层党建亟待加强 |
| (二)国民经济亟待发展 |
| (三)社会问题突出 |
| 二、洪洞县基层党组织概况 |
| (一)基层支部急需加强 |
| (二)党员区域分布和文化程度不均 |
| (三)党员与干部作风问题突出 |
| 第二章 整党运动: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完善 |
| 一、洪洞县学习并部署整党工作 |
| (一)中央出台整党政策 |
| (二)洪洞县部署整党工作 |
| 二、洪洞县开展整党工作 |
| (一)健全党的基层组织 |
| (二)加强党员教育及管理 |
| (三)培养后备力量 |
| 三、整党的工作成效 |
| (一)基层党支部得到了发展 |
| (二)党员思想觉悟提高 |
| 第三章 整风运动: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内部优化 |
| 一、洪洞县学习并部署整风工作 |
| (一)中央制定整风办法 |
| (二)洪洞县部署整风工作 |
| 二、洪洞县开展整风工作 |
| (一)净化基层党组织 |
| (二)整顿干部队伍 |
| 三、整风运动的成果 |
| (一)纠正了干部不良作风 |
| (二)密切了党群关系 |
| 第四章 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成效及评价 |
| 一、成效 |
|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成效 |
| (二)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
| (三)社会问题基本解决 |
| 二、评价 |
| (一)经验 |
| (二)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与文章架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及行文规范 |
| 第一章 抗战前华北地方国民党的生存样态 |
| 第一节 北伐胜利及国民党在华北的“治党”实践 |
| 一、北伐胜利初期的华北党务 |
| 二、党派纷争与党部虚弱的华北政治生态 |
| 三、反蒋集团的形成与华北党务的重新整理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 |
| 一、地方势力干涉与国民党的地下活动 |
| 二、日本干涉华北与国民党组织的撤销与潜伏 |
| 三、抗战初期“华北党务办事处”的设置及运作 |
| 第二章 华北沦陷区党务机构述略 |
| 第一节 流动的省党部 |
| 一、艰难图存的山东省党部 |
| 二、飘泊省外的山西省党部 |
| 三、消而复立的河北省党部 |
| 四、境内流亡的河南省党部 |
| 五、华北沦陷区省党部的特点 |
| 第二节 地方党务分区制 |
| 一、党务分区制的战时确立 |
| 二、党务督导区的划分与完善 |
| 三、关于分区党务督导制的利弊得失 |
| 第三节 县以下基层党部组织 |
| 一、县以下党部组织的健全 |
| 二、县级党部人员的选拔与任用 |
| 三、县以下基层党部组织的完善 |
| 第三章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群体形态探究 |
| 第一节 国民党党员群体形态考察 |
| 一、沦陷区党员征收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二、沦陷区国民党清理党籍政策与效果 |
| 三、党员征收体制的实际运作状态考察 |
| 四、征收党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沦陷区党务干部群体探究——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为个案 |
| 一、党部委员群体的构成与演变 |
| 二、党部委员群体的概况与特征 |
| 三、党部委员群体的敌后抗战 |
| 四、省党部委员的分派与管理 |
| 五、党部委员群体的内外纷争 |
| 六、党部委员的生活画像 |
| 第四章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务运作实态 |
| 第一节 国民党训练工作考略 |
| 一、沦陷区国民党训练工作的重要性 |
| 二、国民党中央对沦陷区的党务干部训练 |
| 三、沦陷区地方训练机关对基层党务干部训练 |
| 四、沦陷区内的党员训练 |
| 五、华北沦陷区国民党训练工作的成效与不足 |
| 第二节 国民党宣传工作探究 |
| 一、国民党对沦陷区宣传工作的设置与推展 |
| 二、华北沦陷区宣传机构的具体改进与实施 |
| 三、宣传人才的延揽与基层工作的拓展 |
| 四、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及宣传品的灵活应用 |
| 五、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宣传工作的实效及其启示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务经费探源 |
| 一、华北党务经费的来源与分配 |
| 二、沦陷区党务经费的管理与使用——以河北省党部为中心的分析 |
| 三、沦陷区党务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五章 战时华北沦陷区党政军团关系剖析 |
| 第一节 华北沦陷区党政关系解析 |
| 一、沦陷区党政关系的政策框架 |
| 二、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关系运作实态 |
| 三、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纠纷与党权实效 |
|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党军关系廓清 |
| 一、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军队政工党务系统 |
| 二、沦陷区困境中的政工与党务 |
| 三、党军关系在华北的实态 |
| 第三节 华北沦陷区三青团评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筹建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设置 |
| 二、三青团的组织发展与内部运作 |
| 三、三青团所开展的对外团务活动 |
| 四、华北沦陷区地方三青团检讨 |
| 第六章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对外活动考略 |
| 第一节 国民党打击日伪活动考察 |
| 一、国民党对华北日伪的军事打击 |
| 二、国民党对华北日伪的情报调查 |
| 三、国民党对华北日伪的策反工作 |
| 四、国民党针对华北日伪的思想清肃 |
|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的国共党际关系 |
| 一、华北沦陷区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 |
| 二、国民党党务系统以“组织对抗组织” |
| 三、国民党利用内线对中共进行情报调查 |
| 四、国民党党部策动外部力量“借力打力” |
| 五、国共两党在华北党际关系的检讨 |
| 第三节 国民党民运工作研究 |
| 一、华北沦陷区国民党民运机构的恢复 |
| 二、国民党对华北沦陷区民众团体的组训 |
| 三、国民党指导下的华北沦陷区民运活动举要 |
| 四、华北沦陷区国民党民运工作检讨 |
| 第七章 战时平津城市党务系统运作考察 |
| 第一节 抗战期间平津党务运作窥探 |
| 一、平津两市党部组织变迁概述 |
| 二、褚承猷与赢弱失序的北平市党部 |
| 三、王若僖与天津市党部的地下活动 |
| 四、战时平津城市党务工作检讨 |
| 第二节 李桂庭与国民党天津民运工作考察 |
| 一、国民党天津民运组织的完善 |
| 二、经费运转与天津民运工作的开展 |
| 三、天津民运工作的拓展与实施 |
| 第三节 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探析 |
| 一、联处的组织机构及沿革 |
| 二、联处自身运作情形 |
| 三、联处的联络及推动工作 |
| 四、余论 |
| 结语 |
| 一、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组织及其运作特征 |
| 二、启示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1.2.3 研究综述评析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上篇：党的领导 |
| 第2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回顾 |
| 2.1 1949-195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探索 |
| 2.1.1 公开建党：建党方式的新选择 |
| 2.1.2 从限制发展到大发展：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政策演变 |
| 2.1.3 “集体化”语境：农村整党和“三反”教育 |
| 2.1.4 新部署新任务：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 |
| 2.1.5 中共八大：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总结 |
| 2.2 1957-197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曲折道路 |
| 2.2.1 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左”倾错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
| 2.2.2 主题转换：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组织建设 |
| 2.2.3 犯“左”与纠“左”：“大跃进”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2.2.4 从整风整社到四清运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2.2.5 “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党组织建设的畸形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视域下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3.1 政党治理转型中的农村党组织功能的新定位 |
| 3.1.1 多元化：改革开放后政党治理模式探索的新取向 |
| 3.1.2 党的治理转型：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逻辑起点 |
| 3.1.3 “顶层设计”效应：农村党组织功能的重构 |
| 3.2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
| 3.2.1 党的领导：村民自治良性运行发展的政治核心 |
| 3.2.2 一致与冲突：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两委”关系 |
| 3.2.3 建构与创新：健全村党组织、发挥党的核心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中篇：村民当家作主 |
| 第4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村民当家作主的演变 |
| 4.1 重建乡村基层政权：村民当家作主的新探索 |
| 4.1.1 划乡建政：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重建 |
| 4.1.2 民主建政：理论建构与现实语境的紧张 |
| 4.1.3 土地改革：农民权力和国家意识的建构 |
| 4.2 农业合作化运动：村民当家作主探索的转向 |
| 4.2.1 新的话语：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
| 4.2.2 四次农业合作会议：强制性参与的文件解读 |
| 4.2.3 小脚女人效应：合作社升级扩社 |
| 4.2.4 进退两难：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多重考量 |
| 4.3 人民公社：代民作主的乡村管理模式 |
| 4.3.1 人民公社：“大跃进”热潮中催生的农村管理组织 |
| 4.3.2 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
| 4.3.3 二元的户籍管理：难以流动的农民 |
| 4.3.4 包产到户：村民自治的呐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发展的变迁 |
| 5.1 经济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实践 |
| 5.1.1 主体明晰：首抓农业这一环 |
| 5.1.2 破土而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5.1.3 从争论到国家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艰难正名 |
| 5.1.4 从定心丸到长效丸：不断创新完善的乡村家庭承包制度 |
| 5.2 村民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乡村治理模式 |
| 5.2.1 一个历史分析：村民自治的渊源 |
| 5.2.2 庄稼汉的政治壮举：村民委员会的诞生 |
| 5.3 提升与健全：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境地 |
| 5.3.1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营造村民自治发展的新环境 |
| 5.3.2 组织与参与：农村基层自治功能的提升 |
| 5.4 本章小结 |
| 下篇：依法治村 |
| 第6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进程的回眸 |
| 6.1 1949-1956年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的初建阶段 |
| 6.1.1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中国法制的新纪元 |
| 6.1.2 土地改革法：农民获取土地的法律保障 |
| 6.1.3 人民法庭：土地改革的审判机关 |
| 6.1.4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土改农民协会运作的法制保障 |
| 6.1.5 “一化三改”的立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动指南 |
| 6.2 1957-1976年农村法制建设的踯躅与滑坡 |
| 6.2.1 1957-1965年：法制突变的岁月 |
| 6.2.2 1966-1976年：法制悲剧的十年 |
| 6.2.3 阶级斗争：农业集体化时期治村的“灵丹” |
| 6.2.4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能忘记的教训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革开放后依法治村的新探索 |
| 7.1 农村法制化建设的新征程 |
| 7.1.1 依法治国：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 |
| 7.1.2 农村政策的基石：乡村家庭承包的法制化 |
| 7.1.3 从实践到规范的进路：村民自治的法制化 |
| 7.2 村民依法治村活动的新实践 |
| 7.2.1 历史跨越十年：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 |
| 7.2.2 从选举型到参与型：村民自治功能提升的法治化个案分析 |
| 7.2.3 特点与启示：村民自治发展的内在轨迹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 |
| (二) 关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党组织的研究 |
| 三、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视角 |
| 四、文献说明 |
| 五、相关概念的界说 |
| 第一章 乡村环境与抗战前的中共党组织实态 |
| 第一节 抗战前乡村环境 |
| 1.1.1 自然环境 |
| 1.1.2 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抗战前的组织状况 |
| 1.2.1 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和发展概况 |
| 1.2.2 党员群体及其构成 |
| 1.2.3 农民、党与地方社会 |
| 第二章 战争与党：中共乡村党组织重构 |
| 第一节 不断变动的晋察冀边区 |
| 第二节 党组织的大发展 |
| 2.2.1 党组织的发展与重建 |
| 2.2.2 新党员的吸纳 |
| 第三节 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
| 2.3.1 组织初步调整与巩固 |
| 2.3.2 组织的进一步调整 |
| 2.3.3 组织的全面巩固 |
| 2.3.4 整风与组织建设 |
| 第三章 乡村党员群体的社会形态 |
| 第一节 党员社会构成 |
| 3.1.1 党员群体的阶级构成 |
| 3.1.2 农民入党的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党员社会身份构成 |
| 3.2.1 性别构成 |
| 3.2.2 年龄构成 |
| 3.2.3 受教育水平 |
| 3.2.4 党员职业 |
| 第三节 支部教育 |
| 3.3.1 乡村支部的取民就广及其问题 |
| 3.3.2 支部教育的范例 |
| 第四章 乡村干部群体的社会形态 |
| 第一节 干部群体规模和社会构成 |
| 4.1.1 干部队伍的建立与发展 |
| 4.1.2 社会成份构成 |
| 4.1.3 社会身份构成 |
| 第二节 干部群体的控制与工作效能 |
| 4.2.1 干部任用与流动 |
| 4.2.2 组织纪律的执行 |
| 4.2.3 乡村干部工作效能 |
| 第五章 形势变动中的党群关系 |
| 第一节 乡村动员运动中的党群关系 |
| 5.1.1 乡村动员运动的兴起：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活动 |
| 5.1.2 组织起来：乡村动员运动的巩固 |
| 5.1.3 乡村动员运动的深化 |
| 5.1.4 大生产运动中乡村动员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政权改造中的党群关系 |
| 5.2.1 村选运动中的党群关系 |
| 5.2.2 “三三制”实施中的党群关系 |
| 第三节 武装动员中的党群关系 |
| 第四节 乡村宗教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 |
| 5.4.1 打击伪红枪会组织 |
| 5.4.2 争取天主教会 |
| 5.4.3 团结佛教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基本理路 |
| 四 创新之处 |
| 五 需要说明的三个问题 |
| 第一章 从仁政到减政：“精兵简政”的历史形态 |
| 第一节 仁政：“精兵简政”的古代形态 |
| 一 罢除兵事，以民为本 |
| 二 并省郡县，并官省职 |
| 三 恭俭节约，务从约省 |
| 第二节 减政：“精兵简政”的近代形态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减政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减政 |
| 第二章 困境与思变：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提出与推广 |
| 第一节 精兵简政提出的历史动因 |
| 一 精兵简政提出的主要外部因素 |
| 二 精兵简政提出的主要内部因素 |
| 第二节 精兵简政的提出与推行 |
| 一 精兵简政的提出与确立 |
| 二 精兵简政的推广 |
| 第三章 普适性问题与应对：以精兵简政推行之初为中心 |
| 第一节 精兵简政推行之初存在的普适性问题 |
| 一 精兵简政推行之初的认识分歧与论争 |
| 二 精兵简政推行之初的各种做法 |
| 第二节 普适性问题的应对“药方” |
| 一 从思想上导引 |
| 二 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
| 第四章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贯彻与实施 |
| 第一节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原则与方法 |
| 第二节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动员与实施 |
| 一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动员 |
| 二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中的人员裁减及处置 |
| 第三节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成效与不足 |
| 一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成效 |
| 二 军队系统精兵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五章 精兵建设与荣退军人的安抚 |
| 第一节 荣退军人释义及退伍标准的选定 |
| 一 荣退军人释义及相关问题之规定 |
| 二 退伍标准的选定及应注意的问题 |
| 第二节 荣退军人的供给、组织与管理 |
| 一 荣退军人的供给 |
| 二 荣退军人的组织与管理 |
| 第三节 荣退军人安置：成效、问题与应对 |
| 一 荣退军人的安置及成效 |
| 二 荣退军人安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
| 第四节 精兵建设中的另类“退伍潮”及其应对 |
| 第六章 政权系统简政的全面紧缩与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全面紧缩 |
| 一 紧缩行政区划，减少各级区划数目 |
| 二 紧缩机构，明确编制 |
| 三 紧缩人员 |
| 第二节 局部调整 |
| 一 专署、县、区、村政权建设方面的局部调整 |
| 二 编制、区划、上级主管部门及各部门内部是否合科的调整 |
| 三 在区村数目、各级编制人员数目及经费使用上的调整 |
| 四 干部配备：紧缩人员过程中的局部调整 |
| 五 建设、教育、警卫及其他：几个具体工作的调整与加强 |
| 六 局部调整中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
| 第七章 政权系统简政的重点加强与有效安置 |
| 第一节 重点加强 |
| 一 重点加强基层政权干部建设 |
| 二 重点加强基层政权中的一元化领导建设 |
| 三 重点加强基层政权的工作效能建设 |
| 四 重点加强基层政权的领导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有效安置 |
| 一 安置编余人员的基本原则 |
| 二 安置编余人员的基本路径 |
| 三 安置编余人员的成效与不足 |
| 余论 精兵简政的特点、成效与历史启迪 |
| 一 精兵简政的特点 |
| 二 精兵简政的成效 |
| 三 精兵简政的历史启迪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赵县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论文参考文献）
- [1]村“两委”干部涉黑涉恶长效治理机制研究 ——以J县为例[D]. 姜耀. 南昌大学, 2020(01)
- [2]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D]. 李晨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3]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山西省洪洞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1949-1957） ——以整党、整风为中心的考察[D]. 史跃鸣.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D]. 刘志鹏. 山东大学, 2014(11)
- [8]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D]. 蔡清伟.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1)
- [9]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D]. 刘树芳.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10]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D]. 把增强. 河北大学,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