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行年度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经济将加快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李宗芳[1]（2021）在《机制复杂性背景下国际制度设计研究》文中认为为什么特定议题领域内新建（或转移）的国际制度却沿用了已有制度的规则与设计?随着国际制度扩散,很多议题领域国际机制间形成部分重叠,且不存在等级关系的“机制复合体”,已有研究认为新建重叠的制度是在对现有制度不满的条件下,通过新建或机制转移挑战现有规则、规范,追求实现与现有制度不同的目标。这一视角夸大了制度间竞争,本文发现新建（转移）制度延续了已有制度的规则与设计,并尝试提出分析框架解释这一问题。新旧制度间延续制度设计,主要指延续制度规则、成员资格和决策机制设计。特定议题领域内,现有制度安排会引导和限制新制度规则和设计。本文假定行为体是有限理性和损失规避的,一方面,行为体决策时面临诸多不确定,往往会选择较为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优结果;另一方面,相比较未来收益,行为体更在意失去现有收益,因此会冒险规避损失。议题领域内既有制度弹性和制度竞争促成了新旧制度间延续制度设计。制度弹性指制度规则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新行为体重新解释和执行,或者说制度改革者在解释和运用旧规则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制度竞争是指由国家推动发起的,旨在改变制度现状,且与现有制度在制度规则和具体实践方面存在冲突的制度新建或制度转移形式。本文提出了三个假设:当既有国际制度弹性高,新建（转移）制度接受现有规则的可能性高,既有制度弹性低的情况下,新建（转移）制度更可能提出新的规则和设计特征;当既有制度弹性高,议题领域内制度竞争程度激烈的情况下,新制度更倾向于提出新规则;在既有制度弹性高,议题领域内制度竞争程度低的情况下,新建或转移的制度会延续已有制度设计,接受主要规则。因为既有制度弹性高低决定了制度规则可解释性和包容性的强弱,以及能否容纳新制度行为体偏好;制度间竞争程度影响制度“后入者”的竞争成本。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由中国主导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接受了世界银行的主要制度规则,成员资格、决策机制也与世界银行相似。一方面,世界银行规则弹性高。世界银行规则可以被亚投行解释、运用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虽然世行没有设置灵活性条款,但其专业权威保证了政策规则的中立性。另一方面,致力于发展融资领域的制度竞争程度低,世界银行享有焦点权威,不利于新制度规则的发展,反而通过与世界银行建立正式的联系,有助于亚投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是知识产权领域重要的国际机制,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但严格的规则也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药品相关专利保护规则的不满,通过将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推上世界卫生组织的议程,发展中国家推动了机制转移,但世界卫生组织依旧在TRIPs规则体系内运行。本文发现,TRIPs设置了灵活性条款,并在发展中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推动下,TRIPs规则灵活性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需要来解释和使用这些条款,保障药品获得;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虽然机制复杂,但由于议题涉及范围广泛,新出现的机制无法挑战TRIPs的优先地位,且TRIPs拥有保障其规则不被挑战的物质资源,对于推动机制转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既有制度体系内,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和进一步议价权力。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本文认为议题领域内,行为体新倡建或推动转移的机制与已有制度间并不一定是竞争的,可能在制度设计过程和结果方面产生协调,有利于双方避免规则冲突,形成专业分工。中国作为当前国际制度领域的“后来者”,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推动制度变革与发展,需要认清当前制度背景现状,通过制度内和制度间适应促成国际制度的渐进变革,维持制度变迁过程平稳、缓和发生,避免与现存国际秩序发生重大断裂或冲突。
瞿连贵[2]（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蒲诗璐[3]（2021）在《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指出毋庸讳言,政府债务已成为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融资手段或者调控工具,无论是为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还是为调整经济结构、熨平经济周期,抑或改善融资渠道,政府债务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政府债务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累积水平过高以致于超过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就可能成为引爆经济动荡甚至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据国际金融协会报告,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达到281万亿美元的新高,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超过355%,这表明债务高企已成为困扰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Covid-2019疫情却又使全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全球经济正在债务上走钢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爆发世界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印度是新兴发展中大国,近年来其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经济增长明显提速。但是,伴随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印度政府债务规模也在持续攀升,在当前全球债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印度政府债务究竟有没有风险,其可持续性状况到底如何?是否真正潜伏着危机?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加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加强财政管理和债务管理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选择印度政府债务的演变、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弄清印度政府债务演变的特征、问题及其成因。更重要的是试图探讨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过程中所遵循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中国政府如何防范债务风险、增强债务可持续性、提升债务资金的效率提供参考和借鉴。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如下。绪论部分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明确指出了本选题的研究对象、研究边界和研究意义。在全球债务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以印度政府债务的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丰富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有关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问题的理论探索,还可以在实践上为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管理工作提供借鉴。第二章从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政府债务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政府债务风险理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等几个方面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并进行了文献梳理。逻辑上层层递进,既明确了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范围,也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思路、任务和目标,为全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思路引导、以及方法（论）指导。第三章从宏观上对印度政府治理体制、财政分权关系、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演进进行了详细梳理,同时还对印度近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莫迪政府财税改革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剖析,旨在为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演变特征提供制度维度的解释。研究认为,财权和事权不断从中央向地方分散;政府债务积累是长期推行扩张性投资政策、快速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对各邦援助、以及国内外非债务性资源动员不足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融资管制不断放松;为防范债务危机政府也加强了关于财政和债务管理的制度建设。第四章研究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总量和结构上对印度内债和外债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别揭示了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变化特征;二是采用债务评估单一指标法分别对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风险进行了评估。结论认为:（1）内债。快速增长开始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达到峰值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内债始终是拉动政府债务变化的主导力量;主要原因可能有经济增长缓慢、税收和非税收入的拓展空间有限、五年发展计划对资金的需求过大、财政支出中非发展性支出占比过高等等;内债风险主要集中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2003年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三个时段。（2）外债。快速增长集中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峰值16.3%出现在1991年）;外债增长不仅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而且跟对外贸易状况有直接关系;主权外债占比较低、多边主权债务占比较高、币种安排较为分散表明印度外债的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控;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年份里外债风险相对较小,而外债风险相对较大年份主要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即印度债务危机爆发时期。第五章以Romer（2005）跨期预算约束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府内债动态方程（35）b（28）pd-s（10）b（r-g）和政府外债动态方程Df（28）z（10）（ex-i）*e,分别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1）内债的不可持续性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从“质”来看,经济增速慢于债务利率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从“量”来看,财政赤字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2）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和可持续性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可持续性较差的时段集中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90年代末到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3）外债的不可持续也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从“质”来看,外贸出口增长率（外债资金的出口创汇能力）小于美元外债的利率;从“量”来看,外贸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状态。（4）1970-2018年间大多数年份里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而80年代初到1992年前后又是印度外债可持续性最差的时段,导致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的主要因素是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第六章依据“财政疲劳”理论构建印度财政反应函数,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测算出印度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上限及财政空间,进而设计四种研究情境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模拟。研究结论认为:（1）印度政府负债率的理论上限为80.3%,历年实际负债率处于37.7%-82.1%之间,多数年份实际负债率低于负债率的理论上限,这表明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1990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实际债务率超过债务率理论上限的年份较多,表明这两个时段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最差。（2）采用工具变量数值情境模拟方法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缺口、债务偿付利率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率、经济产出缺口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正相关关系。第七章根据前文研究得出五点结论,即印度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规模、债务利率水平等因素及其波动情况等宏观变量对债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提出对中国的启示或建议: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合理确定债务规模,防范债务风险或危机;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降低政府债务成本和风险;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当以防范政治风险而非债务风险为主。本文的创新工作主要表现在:第一,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债务可持续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无法对一国债务可持续性与否作出准确的判断,本文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研究,既有描述性分析,也有单一指标评估,还通过自建模型对其可持续性进行测度,此外还从相关政策或制度维度对其可持续性的演变特征进行解释,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任务同时发力和研究结论相互佐证,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第二,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全新的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35）b（28）pd-s（10）b（r-g）和外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Df（28）z（10）（ex-i）*e,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又以跨期预算约束理论、财政反应函数理论、“疲劳财政”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上限阈值测度和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识别的实证模型,是对债务可持续性指标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第三,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如,本文认为带给印度政府债务风险最大的是外债而不是内债;又如,本文认为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与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目前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可持续性,风险总体可控,但政府进一步提高债务水平的财政空间越来越小。
白宇[4]（2021）在《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研究 ——教育援助的视角》文中指出国际教育援助发展至今已经历了起源、调整、深化、发展等多个阶段的演进,而作为世界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知识的最大来源之一的世界银行,其教育援助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阶段的发展,教育援助模式及路径也在不断转变,2010年,世行启动开发面向一国或地区教育政策的测评工具,对教育政策的完整度、成熟度、执行情况等进行评估,并给出对策建议。2011年世界银行正式推出该工具,在《世界银行2020教育战略》中,世行将这一工具定名为“为了更好教育成果的教育政策测评”（Systems Approach for Better Education Results,简称SABER）。尽管批评者认为,这是世行为创造贷款需求、增加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但我们也要看到,SABER测评作为其进行教育援助的新路径,通过对全球教育系统各领域的表现良好案例进行基准测试,创建了强大的证据基础和分析框架,试行仪器和数据收集,测试评级系统开发,制定了具有科学性的测评框架。而由于其主要面向的是各国政府,不像经合组织的PISA测评一样受众面广。因此,目前国内外对于世界银行SABER测评的研究并不多见。但作为首次在世行教育战略中推出的教育测评项目及世行参与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要工具,SABER测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研究将聚焦于世行SABER测评项目,从教育援助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国际教育援助与世界银行国际教育援助发展的梳理,通过梳理将国际教育援助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别为国际教育援助的兴起与发展阶段,困难调整阶段,深化阶段,全面发展阶段。世界银行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教育援助从硬投资转向软投资,二是拓展阶段,扩大了教育援助范围,重视结构调整,三是调整阶段,援助重点从资金投入转向技术援助,四是提升阶段,新型援助方式及测评工具的开发。第二部分是对SABER测评的目标与领域、主体框架、反馈性评估、以及基于评估结果对各国提供的教育改革建议进行系统的介绍,从而总结出世界银行教育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援助目标,建立全球教育系统监测平台,为教育系统各领域设置完整的监测框架,制定切实可操作性的反馈性评估工具,基于评估结果对各国提供教育改革建议作为援助途径。第三部分从教育援助路径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并选取佛得角、斐济、尼日利亚、芬兰参与SABER测评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得出世行的援助路径主要包括知识型援助、技术型援助、资金型援助、合作型援助。第四部分从教育援助的目标与效果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在援助效果方面,世行通过SABER测评以评促建,帮助各国完善其教育系统;以评促研,促进跨国、跨区域教育政策领域的比较研究;以评固权,巩固世行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第五部分为对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客观认识及思考启示,总结出世行SABER测评在教育援助中存在使教育援助趋于市场化,使教育援助捆绑附加条件的问题。同时,通过SABER测评为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援助提供了启示,我国在参与教育援助时应注重教育援助的有效性,坚持“维护自主性”的教育援助平等原则,进一步提升教育援助国际合作。
丁辉[5]（2020）在《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要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签署了巴黎协议,同意把控制气温上升在2摄氏度以内作为共同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预测应对气候变化仍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其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量的新建基础设施需求而带来的气候资金短缺问题尤为显着。气候投融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建立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因此,本论文尝试研究与气候投融资政策有关的要素,为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企业、金融机构和学者开展气候投融资工作提供参考。通过文献回顾和调研成果,论文提出气候投融资的政策体系建设的八个基本要素,包括:（1）定义和范围、（2）政策目标和需求、（3）机构框架、（4）政策评估体系、（5）气候投融资的标准、（6）气候金融工具、（7）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及（8）激励机制。覆盖范围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定义政策体系的区域范围（全球、多边、双边、全国、区域、省市）以及用户层面（政府、企业或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是定义涉及碳排放和气候适应有关的行业和项目类型。政策目标是在覆盖范围的基础上,制定的排放或适应目标,受国家中长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影响（如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政策框架涵盖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把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适应的外部价值内部化（如财政补贴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同时包括开展气候投融资政策有关的金融工具监管政策和投资审批和核准的约束性或鼓励性政策。机构框架包括直接涉及气候投融资政策的有关政府部门。气候投融资标准包括开展气候投融资各项工作的标准或指引性文件,包括统计标准、金融工具筛选标准、气候效益评估标准等因素。气候投融资工具包括与股权、债权和风险管理有关的工具。激励机制包括健全的统计体系和对气候友好投资者的引导,也包括对气候额外性较强的项目进行政策性支持的激励,引导投资者识别和避免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的投资。从定义方面,论文考虑气候金融的概念应当扩充到“气候投融资”,既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包括有关项目的融资;概念的延伸是本研究的一项创新。“气候金融”从概念上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有关的融资活动,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使用。尽管从理论上,广义的“气候金融”可以涵盖企业的气候投资及风险管理,但从政策层面上气候金融往往只涉及金融管理部门,不利于投资有关的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如中国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的相关司局）。因此,气候投融资既能够更直观地整合和体现气候投资和气候金融概念,也能够更好地调动投资和金融有关政府部门逐步建立的政策体系。气候投融资的项目类型应当包括所有具有社会效益的低碳和适应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与封存、节能和终端燃料转换等低碳技术,同时也包括高效使用水资源、抵抗极端气候的建筑、防洪工程、农作物的改良、能够抵御风暴和火灾的林业管理模式、协助物种迁移的土地走廊等适应技术。部分低碳技术在不需要政策支持下能够实现商业投资,如部分居民节能、工业节能技术和部分水电项目。所有低碳项目在一定的政策情景下都能够达到商业回报,但是大部分适应项目往往只能够体现社会效益并没有完善的商业模式,依赖政策性投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需要区分不同类型项目的商业化情景,避免政策缺失,同时防止过度的政策支持为商业可行的项目带来暴利现象。在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方面,政府应当建立评估体系。通过政府引导第三方进行事前评估,在规则内以市场化手段进行事中和事后评估;论文建立低碳项目现金流分析模型,并以海上风电和海堤工程案例进行分析。大部分低碳和适应项目都有非常长的生命周期,使用商业贴现率评估不利于项目现值,往往是进行气候投资决定的主要障碍。论文回顾和研究了商业和社会贴现率的构成,提出使用商业和社会贴现率差额产生的价值作为基础制定公共部门支持水平。部分低碳项目的财务价值取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碳排放的价格,本文提出应用实物期权模型对项目经济可行性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煤电项目的富氧燃烧碳捕集改造进行研究,并利用该模型评估了钢铁行业碳捕集改造的期权价值。在气候投融资标准建设要素方面,本文在政策制定思路上建议气候投融资标准借鉴绿色金融体系经验、充分融入绿色金融体系。但同时气候投融资需要有清晰的发展路线图和明确的政策导向,例如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如何更高效率地调动有限的政策资源。本文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议区分“气候投融资统计”和“气候投融资激励”,前者考虑所有具有气候效应的投资和融资项目,同时重点引导投资者支持具有引领作用的项目,对于气候投融资激励,论文建议需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优先的项目产生额外减排量,实现真正的额外性,因此建议在气候投融资标准建设中强调项目质量,重点参考项目的示范属性、创新属性和社会意义。在风险管理方面,本文回顾了国外企业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企业和系统性气候风险的政策体系。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信息披露是气候投融资的重要发展动力,论文建议政策引导企业根据市场环境预测和制定中长期的内部碳价格,有利于降低投资的气候风险,并研究如何向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披露。本文结合文献回顾和数据分析,重点研究了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的部分关键要素,包括定义与范围、政策评估体系、气候投融资标准和气候风险管理体系。由于研究时间的局限性,许多关键要素仍然需要未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进一步研究和分析,部分创新性建议如额外性评估与政策的结合、期权战略价值的实现仍需要更深入研究,并通过实践论证。
高荣斌[6]（2020）在《YH电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实现了快速扩张,导致近年来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中国也遇到了突出的环境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国家也先后出台了“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和相关配套实施细则,严格控制国内过剩产能,尤其是电力去产能被提上了优先日程,中国电力工程承包市场出现了“断崖式”萎缩,“走出去”开发国际市场成为中国电力工程企业“活下去”所不得不面临的选择。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对中国企业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应具备的国际化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YH电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电力工程公司。自2006年进军国际市场以来,公司先后在十余个国家承建了数十台中小型电站工程,项目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然而,受管理理念和国际化水平的局限影响,近年来公司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在上述背景下,本文根据战略管理理论和国际化战略理论,通过对企业战略管理多种模型的应用,分析了企业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资源和能力,确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制定了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即采用利基战略,采取错位竞争战术,聚焦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刚性电力需求,以国内产能升级释放出的二手电站设备为契机和突破口,对接国内外市场,稳步夯实“三大支柱业务”（二手电站总承包、新能源建设和电站检修业务）,以“低成本、高效率、一站式、定制化”服务为核心建立竞争优势,力争实现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小型电站建设领域国际一流承包商。为保证上述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电力需求、市场竞争形势等确定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主要目标市场,确定了三个战略实施阶段（2020年至2025年、2025年至2030年和2030年以后）,从企业文化、组织层面、人力资源、流程化管理和风险管控维度制定了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在为YH公司制定国际化战略、选定目标市场、确定战略实施保障措施的同时,本文也对国内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定位所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对国内同类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李波[7]（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徐佳利[8]（2020）在《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文中研究指明“知识分享”指国际发展参与主体用来分享、复制和推广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由于全球治理效力长期不足,提高国际发展成效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组织,世界银行把“知识分享”列为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核心战略。那么面对多元的发展路径,世界银行为什么会选择“知识分享”?主要动因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如今“知识分享”已进入国际发展舞台的“中央”,成为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世界银行“知识分享”成果持续凸显,对于消除全球极度贫困和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世界银行在机制协调性、知识结构、知识供需匹配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为此,世界银行只有其不断提升机制效能、深化国际知识合作和拓展国际交流渠道,才能使“知识分享”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王伟[9]（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刘亮亮[10]（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二、世行年度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经济将加快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行年度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经济将加快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机制复杂性背景下国际制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Abbreviations）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理论框架和案例设计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制度设计理论回顾 |
| 第一节 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设计理论视角 |
| 第三节 相似制度设计的理论视角 |
| 第二章 制度弹性、制度竞争与相似国际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国际制度设计相似性 |
| 第二节 理论假定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建制度与亚投行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亚洲地区多边开发银行现状 |
| 第二节 新建国际制度与影响 |
| 第三节 制度弹性、制度竞争与亚投行制度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机制转移与公共卫生相关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规则设计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保护兴起与演进 |
| 第二节 机制转移与影响 |
| 第三节 制度弹性、制度竞争与规则延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制度竞争与合作 |
| 一、国际制度间竞争与合作 |
| 二、反思制度竞争研究议程 |
| 三、国际制度间关系的前景 |
| 四、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及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 |
| 2.1.1 政府债务的内涵 |
| 2.1.2 政府债务的特征 |
| 2.1.3 政府债务的类型 |
| 2.1.4 政府债务的功能 |
| 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 |
| 2.2.1 政府债务的形成机理 |
| 2.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以及“财政疲劳”理论 |
| 2.3 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 |
| 2.3.1 政府债务有害论 |
| 2.3.2 政府债务中性论 |
| 2.3.3 政府债务有益论 |
| 2.3.4 政府债务的非线性效应论 |
| 2.4 政府债务风险理论 |
| 2.4.1 政府支出扩张及预算约束理论 |
| 2.4.2 债务危机风险 |
| 2.4.3 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估 |
| 2.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 |
| 2.5.1 政府债务可持续的内涵 |
| 2.5.2 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 |
| 2.5.3 一般均衡条件下政府债务跨期预算理论 |
| 2.5.4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 |
| 2.5.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
| 2.6 文献综述 |
| 2.6.1 政府债务理论沿革综述 |
| 2.6.2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研究综述 |
| 2.6.3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研究综述 |
| 2.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
| 2.6.5 文献评析 |
| 2.7 核心概念界定 |
| 2.7.1 财政赤字 |
| 2.7.2 赤字财政政策 |
| 2.7.3 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 |
| 2.7.4 发展性支出与非发展性支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印度财政体制及债务管理制度的变迁 |
| 3.1 印度国家治理体系 |
| 3.1.1 宪法及政治体制 |
| 3.1.2 国家权力三权分治 |
| 3.2 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
| 3.2.1 央、地事权划分 |
| 3.2.2 央、地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
| 3.2.3 央、地税收权力划分 |
| 3.3 财政收支运行状况 |
| 3.3.1 央、地财政收入情况 |
| 3.3.2 央、地政府财政支出状况 |
| 3.3.3 财政盈余/赤字及债务状况 |
| 3.4 印度政府债务管理 |
| 3.4.1 政府债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及职能 |
| 3.4.2 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 |
| 3.4.3 印度国债市场的演变 |
| 3.4.4 《财政责任与预算管理法(2003)》 |
| 3.5 莫迪政府财税改革 |
| 3.5.1 财税改革背景 |
| 3.5.2 财税改革目标 |
| 3.5.3 财税政策及改革措施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趋势及风险描述性分析 |
| 4.1 印度政府内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1.1 印度政府内债的规模分析 |
| 4.1.2 印度政府内债的结构分析 |
| 4.2 印度政府外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2.1 印度政府外债规模分析 |
| 4.2.2 印度政府对外债务结构分析 |
| 4.3 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 4.3.1 印度内债风险分析 |
| 4.3.2 印度外债风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1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1.1 理论分析框架 |
| 5.1.2 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3 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2.1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2.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2.3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3.1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3.2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3.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
| 6.1 “财政疲劳”及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1.1 “财政疲劳”与政府债务可持续 |
| 6.1.2 基于“财政疲劳”理论的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2 研究模型构建 |
| 6.2.1 理论模型构建与推导 |
| 6.2.2 实证模型构建及标准设定 |
| 6.3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检验 |
| 6.3.1 变量、样本与数据说明 |
| 6.3.2 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3 政府债务上限测度 |
| 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子识别 |
| 6.4.1 研究情境设计 |
| 6.4.2 影响因子识别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 |
| 7.1.2 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 |
| 7.1.3 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 |
| 7.1.4 宏观经济变量与债务可持续性的关联 |
| 7.2 对中国的几点启示或建议 |
| 7.2.1 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 |
| 7.2.2 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 |
| 7.2.3 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 |
| 7.2.4 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应主要防范和规避政治风险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研究 ——教育援助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对于国际教育援助的研究 |
| 二、对于世界银行与教育发展的研究 |
| 三、对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SABER)的研究 |
| 第三节 问题提出与概念界定 |
| 一、问题提出 |
| 二、关于SABER |
| 第四节 研究方案设计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教育援助与世界银行 |
| 第一节 国际教育援助概述 |
| 一、国际教育援助的兴起与发展(二战后——20 世纪60 年代) |
| 二、国际教育援助的调整时期(20 世纪70——80 年代) |
| 三、国际教育援助的深化阶段(20 世纪90 年代——21 世纪初) |
| 四、国际教育援助的全面发展(进入21 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世界银行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审视 |
| 一、起步阶段:从教育硬投资转向软投资 |
| 二、拓展阶段:扩大教育援助范围 |
| 三、调整阶段:援助重点从资金投入转向技术援助 |
| 四、提升阶段:新兴援助融资方式及测评工具开发 |
| 第三章 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概况分析 |
| 第一节 目标与领域 |
| 一、世行开发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目标 |
| 二、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主要领域 |
| 第二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主体框架 |
| 第三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反馈性评估 |
| 第四节 基于评估结果对各国提供教育改革建议 |
| 第四章 从教育援助路径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 |
| 第一节 知识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佛得角案例 |
| 第二节 技术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斐济案例 |
| 第三节 资金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尼日利亚案例 |
| 第四节 合作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芬兰案例 |
| 第五章 从教育援助的目标与效果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 |
| 第一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与教育援助目标 |
| 第二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与教育援助效果 |
| 一、以评促建:助力各国完善其教育系统 |
| 二、以评促研:促进跨国、跨区域教育政策领域的比较研究 |
| 三、以评固权:世行巩固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话语权 |
| 第六章 思考与启示 |
| 一、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进一步加大教育援助市场化性质 |
| 二、世界银行测评使教育援助捆绑附加条件 |
| 三、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对我国教育援助的启示 |
| (一)注重教育援助的有效性 |
| (二)坚持“维护自主性”的教育援助平等原则 |
| (三)进一步提升教育援助国际合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要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 |
| 1.1.2 应对气候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 1.1.3 气候投融资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关键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架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研究的创新点 |
| 2.研究综述 |
| 2.1 气候投融资概念内涵 |
| 2.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研究 |
| 2.2.1 政策制定研究 |
| 2.2.2 与气候投融资相关的环境经济学研究 |
| 2.2.3 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
| 2.3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 2.3.1 气候效益评估 |
| 2.3.2 经济性评估 |
| 2.4 气候风险管理研究 |
| 2.5 小结 |
| 3.气候投融资的政策体系构建要素分析 |
| 3.1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
| 3.1.1 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概述 |
| 3.1.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 |
| 3.2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的经验 |
| 3.2.1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历程 |
| 3.2.2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要素 |
| 3.3 中国气候投融资体系发展现状 |
| 3.4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要素分析 |
| 3.4.1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管理体制 |
| 3.4.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 |
| 3.4.3 利益相关方对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要素的意见 |
| 4.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方法 |
| 4.1 国外政策评估制度 |
| 4.1.1 日本政策评估制度 |
| 4.1.2 英国政策评估制度 |
| 4.1.3 美国政策评估制度 |
| 4.1.4 欧盟政策评估制度 |
| 4.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体系构想 |
| 4.3 气候投融资政策的额外性评估 |
| 4.3.1 气候投融资政策额外性评估的框架 |
| 4.3.2 海上风电项目的额外性讨论 |
| 4.3.3 绿色债券的额外性讨论 |
| 5.气候投融资政策制定的经济要素 |
| 5.1 制定气候投融资激励政策考虑的经济因素 |
| 5.2 气候投融资项目贴现率的研究 |
| 5.2.1 贴现率研究的意义 |
| 5.2.2 商业气候项目贴现率的确定 |
| 5.2.3 社会气候项目贴现率的确定 |
| 5.2.4 贴现率的创新:递减的贴现率 |
| 5.2.5 通过降低贴现率促进气候投融资:案例分析 |
| 5.3 基于项目层面的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 5.3.1 海上风电案例 |
| 5.3.2 海堤工程气候适应项目案例 |
| 6. 气候投融资标准及工具 |
| 6.1 金融市场投融资工具及资金来源概述 |
| 6.2 绿色金融标准及对发展气候投融资的启示 |
| 6.3 潜在气候投融资工具及其政策意义 |
| 6.3.1 气候债券 |
| 6.3.2 气候信贷 |
| 6.3.3 气候基金 |
| 6.3.4 气候股权融资 |
| 6.3.5 环境权益市场 |
| 7. 气候风险管理 |
| 7.1 气候风险概述 |
| 7.2 通过保险转移气候风险 |
| 7.2.1 环境保险背景 |
| 7.2.2 气候风险保险 |
| 7.3 市场主体气候金融风险管理 |
| 7.3.1 金融监管部门气候风险管理路径:以英国央行为例 |
| 7.3.2 保险公司气候风险评估框架 |
| 7.3.3 企业责任投资与信息披露回顾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气候投融资的政策体系构建要素分析 |
| 8.1.2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方法 |
| 8.1.3 气候投融资标准及潜在工具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件: 气候投融资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领导调查问卷及结果统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 致谢 |
（6）YH电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访谈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战略管理理论 |
| 2.2 国际化战略理论 |
| 2.3 “一带一路”理论 |
| 2.4 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和目标 |
| 2.5 简要评述 |
| 第3章 YH公司的内外部环境分析 |
| 3.1 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 |
| 3.1.1 宏观环境分析 |
| 3.1.2 行业环境分析 |
| 3.2 企业的内部环境分析 |
| 3.2.1 企业简介 |
| 3.2.2 企业资源分析 |
| 3.2.3 企业能力分析 |
| 3.3 SWOT矩阵分析 |
| 第4章 YH公司国际化战略选择与实施 |
| 4.1 公司的使命和愿景 |
| 4.2 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 |
| 4.2.1 公司的总体目标 |
| 4.2.2 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 |
| 4.3 国际市场选择 |
| 4.3.1 亚洲 |
| 4.3.2 非洲 |
| 4.3.3 拉丁美洲 |
| 4.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4.4 国际化战略的定位及考量因素 |
| 4.4.1 市场因素 |
| 4.4.2 竞争态势 |
| 4.4.3 企业能力 |
| 4.5 国际化战略的阶段与重点 |
| 4.6 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措施 |
| 4.6.1 对外调整营销网络,对内强化国内采购,储备战略资源 |
| 4.6.2 根据战略方向调整战略资源配置,培育核心业务能力 |
| 4.6.3 三大业务协同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
| 4.6.4 狠抓政策机遇,助推企业跨越式发展 |
| 第5章 YH公司国际化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 5.1 企业文化保障 |
| 5.2 国际化组织层面保障 |
| 5.3 国际化人力资源保障 |
| 5.4 管理流程化保障 |
| 5.5 大力提升国际风险管控水平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附: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8）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知识分享”的定义、发展、内容和形式 |
| 第一节 “知识分享”的定义 |
| 第二节 “知识分享”的发展 |
| 第三节 “知识分享”的内容 |
| 第四节 “知识分享”的形式 |
| 第二章 世行“知识分享”的动因 |
| 第一节 提升新型援助对象的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迎接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三节 强化世行自身核心竞争力 |
| 第四节 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 |
| 第三章 世行“知识分享”的进程 |
| 第一节 知识收集 |
| 第二节 知识传播 |
| 第三节 知识应用 |
| 第四章 世行“知识分享”面临的主要挑战 |
| 第一节 机制协调性有待加强 |
| 第二节 知识结构有待优化 |
| 第三节 知识供需匹配度有待提高 |
| 第四节 “知识分享”氛围有待强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全球化的徘徊 |
| 1.1.2 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
| 1.3.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
| 1.3.3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 |
| 1.3.4 综述小结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权力导向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2.1 欧洲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均势秩序 |
| 2.1.1 欧洲的主导地位 |
| 2.1.2 同盟均势下的帝国主义决策机制 |
| 2.1.3 作为经济竞争副产品的新帝国主义 |
| 2.1.4 丛林法则理念推动下的殖民活动 |
| 2.2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
| 2.2.1 首个完整的全球性世界 |
| 2.2.2 作为保障机制的金本位制 |
| 2.2.3 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 |
| 2.2.4 贸易保护升级下的经济全球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规则导向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 |
| 3.1 美式霸权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 3.1.1 欧洲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崛起 |
| 3.1.2 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 3.1.3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霸权属性 |
| 3.2 20世纪80年代前的世界经济 |
| 3.3 规则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3.3.1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延伸 |
| 3.3.2 生产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崛起 |
| 3.3.3 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
| 4.1 两轮经济全球化的比较分析 |
| 4.2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
| 4.2.1 非中性规则的变现途径 |
| 4.2.2 非中性规则的后果 |
| 4.3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困境 |
| 4.3.1 全球化的“脱嵌”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 4.3.2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
| 4.4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全球化 |
| 4.5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1 制度质量与现代经济增长 |
| 5.1.2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质量 |
| 5.2 实证研究分析 |
| 5.2.1 实证研究思路 |
| 5.2.2 静态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2.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数据相关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交互效应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视角下的国别参与路径研究 |
| 6.1 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则的先导地位 |
| 6.2 南北国家制度需求的差异性 |
| 6.3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
| 6.3.1 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
| 6.3.2 放宽市场准入 |
| 6.3.3 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 |
| 6.3.4 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 |
| 6.4 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改革 |
| 6.4.1 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 |
| 6.4.2 推动全球化“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 |
| 6.4.3 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1 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理论 |
| 7.1.1 全球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内涵的外延 |
| 7.1.2 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 |
| 7.2 伴随着地区主义兴起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7.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
| 7.2.2 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关系 |
| 7.3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3.1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
| 7.3.2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7.3.3 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
| 7.4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7.4.1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 |
| 7.4.2 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7.4.3 整合过剩的公共产品 |
| 7.4.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定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国际秩序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
| 8.1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8.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8.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
| 8.3.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
| 8.3.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有反作用 |
| 8.4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 |
| 8.4.1 主导价值观的合法性开始弱化 |
| 8.4.2 西方阵营内部的危机 |
| 8.5 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
| 8.5.1 无界的国际秩序 |
| 8.5.2 包容的价值规范 |
| 8.5.3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
| 8.6 本章小结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
| 第9章 结论与启示 |
| 9.1 本文主要结论 |
| 9.2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世行年度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经济将加快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机制复杂性背景下国际制度设计研究[D]. 李宗芳. 外交学院, 2021(11)
- [2]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3]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D]. 蒲诗璐. 四川大学, 2021(12)
- [4]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研究 ——教育援助的视角[D]. 白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要素研究[D]. 丁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6]YH电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D]. 高荣斌. 山东大学, 2020(05)
- [7]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8]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D]. 徐佳利. 外交学院, 2020(07)
- [9]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