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城农民热衷“家门口工程”（论文文献综述）
孙可敬[1]（2016）在《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三农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现代化不仅是城市的现代化,它更是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农民的现代化。我国的城镇化也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它正在向以人为本的人的城镇化转型。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转型的主体,农民已然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城镇化和现代化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扭转农民传统的思维方式,使其传统的臣民意识、乡土意识逐渐向公民意识转型。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转型以及农民幸福梦想的实现,均与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培育有极大的关联性。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不仅具有农民内在需求的人本意蕴:它有利于我国惠农社会工程的成功实施、我国农民社会权益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培育:同时它也具有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它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章以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研究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公民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指导,以公民身份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为知识借鉴,以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历史梳理为基础,从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实然”现状为研究起点,以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模式的建构为目标,沿着“理论基础-知识借鉴--历史梳理-现状剖析-制约因素探究-培育体系建构”的逻辑思路而展开,研究内容概括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前提。在界定农民、公民、公民意识、农民公民意识等相关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价值,通过对其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的探求以明晰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为主体、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立统一为前提、以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为核心和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公民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公民国家价值观、公民社会价值观和公民道德价值观等研究作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梳理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历史演变,即1840-1949年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萌生期所形成的农民民族意识、自强意识、革命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和爱国意识,1949-1978年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迂回期所形成的国家认同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以及1978年以后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发展期所形成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和自由意识等三个阶段,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形成和培育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的借鉴。第二部分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实证分析内容,它主要研究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问题及制约因素。通过对河南省部分农村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形式以把握农民公民意识形成与培育现状。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发现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现状呈现不平衡性:即农民爱国意识较强但基层公正意识偏低、农民自由意识逐渐增强但家庭责任意识相对较弱、农民民主意识渐增但法治意识较低、农民平等意识提升但自强意识呈现分化、农民友善意识提升但公共意识淡薄、农民文明意识增强但诚信意识欠缺的现象;同时,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在培育过程中存在培育内容片面、培育方法单一、培育环境失衡、培育路径受阻、培育主体模糊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剖析得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形成和培育受到国家层面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户籍制度以及我国三农领域法治建设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同时它也受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健全、乡村治理结构不合理、农村公民社会的不完善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结构失衡等社会层面因素的制约;另外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农民组织能力较弱以及农民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等个人层面的因素的制约,这部分研究为进一步建构我国公民意识培育体系奠定实证基础。第三部分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的思考,它主要包括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原则、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路径、培育环境和培育主体等研究内容。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在培育原则上坚持价值利益诉求、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时代精神培育与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相结合;在培育内容上不仅包含公共层面的民主意识、公正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和公共意识,同时也涵盖了个人层面的爱国意识、责任意识、文明意识、友善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强意识等内容;在培育方法上,将社会活动育人法、社会组织育人法、大众传媒育人法、学校育人法和家庭育人法相结合;在培育环境上,将现代地方环境的建设和历史环境的传承、生活环境的投入和工作环境的付出、经济环境的追求和文化教育环境的塑造以及现实环境的可视性和虚拟环境的接受性相结合;在培育路径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完善、农村公民文化和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来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基础;在培育主体上,从农民内在自觉生成、社会组织内外沟通以及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微观、中观、宏观的多向路径来探求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主体的三位一体模式。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多方合作的过程,具有培育时间的长期性和培育过程的艰巨性特点,由此,通过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模式的建构和实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将会从肯定阶段、否定阶段而过渡到新的肯定阶段,在培育内容上做到开拓创新,在培育方法上做到与时俱进,进而实现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质的飞跃。
谭逊[2]（2014）在《超越苦难 ——论刘醒龙小说的苦难叙事》文中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刘醒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作家。作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他执着于书写现实，表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这使他得到了“社会书记员”这一称号。但刘醒龙的苦难叙事并非仅仅展示苦难，而是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对苦难的超越，达到对于人们苦难生活的救赎。因此，论文选取“苦难叙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刘醒龙对于苦难的独特书写和体验，探讨小说的苦难场景、思想蕴含、作家主体思考及其苦难超越方式，研究他对于苦难的艺术表现对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论文主要从刘醒龙小说对于苦难的独特叙事、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的人性伦理深度和小说艺术高度以及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及其局限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刘醒龙执着地从表现苦难的角度切入生活，书写生活中存在的各种苦难，从不同角度表现生活中的苦难，并以此呈现生活的厚重，表达作家对生活中苦难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感悟。一方面，刘醒龙小说突出地描写出当下现实生活中苦难，包括物质匮乏给人们造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上的创伤；另一方面，作家也不回避建国以来的极左政治和“革命”暴力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和劫难。但刘醒龙的苦难叙事并非仅仅展示苦难，而是通过“于苦难处转身”和“直面苦难”两种方式表现出对苦难的超越。由于深受传统道德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影响，刘醒龙前期小说苦难叙事选择的是通过“于苦难处转身”即走向传统道德和走向田园牧歌两种模式，在遮盖和遗忘中达到对于苦难的超越。而随着刘醒龙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化，近期的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选择通过直面人性和直面社会体制，与苦难不断进行抗争，从而完成对于苦难的超越和救赎。这两种超越方式既体现了刘醒龙个人从对善恶进行价值判断到从人性和体制审视现实的发展过程，也体现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刘醒龙的苦难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显然具有深刻反映时代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超越苦难的美学意义。
钟靖[3]（2014）在《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媒介无处不在,它对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因如此,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范式。同时,近年对于“空间”的研究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空间实则为媒介。从媒介环境的视角研究空间,不但能发掘空间作为信息载体的特点,并且更能专注于探讨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由此,本文以“空间”和“权力”为逻辑起点,以上海人民广场作为空间媒介文本,将其作为研究城市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针对它展开文化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广场空间的生产,空间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进而探究广场空间的文化政治、文化实践与差异变化,以此解读人民广场的文化嬗变。并期待从一个侧面关照上海这座城市不同时期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特点,折射出上海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城市民众生活与文化水平变化,进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把握不同时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文化特征。并且期盼通过对上海人民广场的解析,揭示全国同类型城市中心广场的变迁特点、规律及广场文化嬗变的深刻原因。研究发现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的风格经历了由人为主导到物为支配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人民广场,作为群体而出现的人构成了广场的主体；九十年代以来的人民广场,标志性建筑组成的符号取代了散落于广场的个体建构出了广场的主要媒介景观。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生产或编码存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其前身跑马厅长久持续性地传递着殖民者的权力话语,并且不断以此固化人们对跑马厅功能的认知。建国后的人民广场被打造成为巩固和强化政党合法性权力的政治空间,被重塑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符号。九十年代改建后的人民广场,由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人民大厦以及城市规划展示馆等风格不一的标志性建筑拼贴共同组建的人民广场整体空间,被作为集中传播与展示上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新形象的窗口。广场空间传播呈现支配性（及主导性）、协商性和对抗性三种不同解码方式,以支配性和协商性为主要解码特点。支配性和协商性的解码行动总体上都可以归为符合权力编码的空间活动,占广场空间消费、传播与实践的绝大部分。而挑战性的解码行为则是对空间控制权的逾越与背反。人民广场的空间再现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空间解码实践,由此会产生多维度的再现空间。其中由支配性解码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而成的再现空间属于正式、主流的空间,符合权力的构想与定位。反之,挑战或对抗式的空间解码形成的再现空间则是边缘化的空间,并且仅有狭小有限的空间余地。人民广场的空间实践活动呈现由多元趋向于单一再回归多元的特点。权力控制力强化时,各种社会关系趋于组织化,被规范、整合,空间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就趋于单一。权力控制减弱时,各种社会关系更加多维,空间消费、传播和实践的活力才会被真正释放,呈多元化特点。权力具体作用于人民广场空间（涵盖跑马厅时期）,管理风格不断变化,体现出规范化——行政化——规范化的转变特点。在广场的整体空间-权力运作中,体现出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风格转变,但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权力作用的减弱,权力是以一种更加隐而不显的方式进行着潜藏化运作,实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唐立红[4]（2013）在《长沙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以“光明村”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农家乐旅游在我国发展迅猛,不仅成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也完善和充实着旅游业的构成。农家乐旅游逐渐受到游客的青睐,成为了旅游业中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显得十分突出,由于人们闲暇时间和休闲观念的深入,农家乐旅游成为城镇居民出游的首选。因此,农家乐旅游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发展潜力。本文以长沙望城区农家乐为研究对象,指出了其当前发展的情况,同时分析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为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农家乐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助光明村农家乐发展调查进一步指出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中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措施。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以及国内外农家乐旅游的相关研究。第二章主要介绍农家乐旅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国内外农家乐旅游的发展概况。第三章介绍了望城区农家乐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以望城区光明村农家乐旅游为例,介绍了其旅游资源及发展优势,实证了农家乐旅游的发展经验。第五章针对望城区农家乐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第六章为结语,对全文的研究做了简要总结,指出研究中的不足及下一步研究的展望。
操家齐[5]（2012）在《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公民权的实现问题。本文主要以历史制度主义和冲突与回应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实证调研、文献分析为技术手段,通过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半个多世纪来的互动关系,跟踪中国逐步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国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他们既有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博弈的一面,合作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冲突和博弈也同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同样,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传统的农民,开始向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现代国民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农民改变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改造了农民,“国民同构”,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本文以农民工的公民权为具体研究视角,先从国家出于快速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为稳定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使农民无法自己把握经济自由、人身自由谈起,而农民通过争取“包产到户”为手段,顽强争取经济权利,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包产到户”,取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人身上重新获得自由。从而也为“农民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农民成为农民工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曲折,为争取合法打工的权利,实现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通过努力,农民工的身份终于得到认可,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然而,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依然不能得到平等的保障,在本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具体分析、描述了农民工各项权利的现状,并分析了原因。近年来农民工争取权利、维护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与过去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本文通过富士康事件、增城事件、本田罢工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把握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这些事件说明解决农民工公民权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也说明如果引导得法,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农民的成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共同成长与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以说,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成长与发育。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是一个冲突与回应的过程。农民在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一直是在扮演着传统不合理制度框架的冲撞者的角色,国家也不断为此调整着既有的制度框架,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双方不断磨合、调适,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公民权取得的过程是一个宪政赋权、行政赋权、市场赋权、社会赋权、外力赋权、自力赋权合力共同作用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今农民工公民权的进步主要还是来自市场赋权,但长远来看更需要国家主动赋权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市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进步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农民工在现在和过去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农民工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权利向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转移,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财富的多寡而出现社会地位的参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使平等、人权、公民、法治等现代性意识深入人心。农民工一方面多数接受了现代教育,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其权利意识又得以普遍增强,同时维护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得到提高。农民工公民权的回归过程与现代国家的成型过程是同步的,农民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之日,也将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之时。可以说,在今日中国,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农民的权益保障的不完善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不完善,当农民工公民权得以平等实现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王亚平[6]（2011）在《望城区格塘镇农民集中安置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民集中居住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政府决策是不可能顺利推进的。如何在科学的理论支撑下,配合相关的政策,在兼顾农民的利益和国家需求的双赢状态下,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将集中居住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由无序向有序推进是一直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格塘镇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1年三年的现场调研和入户访谈资料、村庄规划以及格塘镇总体规划等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格塘镇农民集中安置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就如何创新这种模式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希望对望城区城乡一体化工作的推进提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议。望城区格塘镇属于半岗地—半湖区乡镇,农村居民点的发展形态、发育程度等各不相同,本文从分析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结构特征入手,总结归纳出格塘镇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户均占地面积超标严重,从格塘的空间结构来看,特别是在丘陵区表现尤为突出,户均面积较大,大部分在300 m2以上,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低下；二是沿路集中居住偏好普遍,尤以东南部湖区最典型,农村居民点沿公路、河流、山体等呈线形、弧形分布,规模居中；三是分散居住现象严重,北部丘陵区农村居民点以零散分布为特征,规模较小。本文还从个体特征、家庭基本情况、对现有居住环境和预期目标的评价、政策因素等方面归纳和分析了格塘镇住房意愿、集中安置的主要障碍等问题。对农民集中安置模式的创新作了初步探索,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提出了格塘镇农民集中安置模式创新的对策和建议。本文认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格塘镇农民集中安置模式的创新工作,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认识,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积极加强规模农业产业基础,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重视文化引导、帮助农民适用现代生活方式,通过集中安置模式创新,加强就业、社保等各项保障制度。限于作者水平和精力,论文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熊凤水[7]（2011）在《流变的乡土性：移植·消解·重构 ——一个外出务工型村庄的调查》文中指出本文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源自于农业文明的乡土性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呈现出怎样的流变过程?文章以一个外出务工型村庄为调查对象,采用实地调查的定性研究方式,运用社会转型论和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阐述乡土性在村民城乡流动中的流变过程。认为乡土性的核心内涵是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乡土性的外延非常广泛,侧重于从家意识、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村落权威、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等六个方面来分析。以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为时间转折点。在没有外出务工之前,农民是从“土”上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人生半径局限在“乡”的范围内,是“凝固的土”和“封闭的乡”,原生态的乡土性正源自于此。在家意识上,是伸缩自如的家。横向层面上可以由家庭延伸到房,由房延伸到村落,由村落延伸到更大的范围。纵向层面上,由祖宗（父母）延伸到自己,由自己延伸到子孙。自己往往只是这个纵向上长长序列中的一环,是一个过渡环节,是客体；在人际关系上,是男性主导的差序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本位主义,以男性的血缘关系为维度展开,强调的是男系一支的家族关系；在社会秩序上,是乡规民约与力治的结合,乡规民约的组成主体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礼”,只是“礼”不再具有杀人性质。力治就是靠“拳头”治理,是村庄中存在的“欺负人”与“被人欺负”现象。在村落权威上,是长老与村干部并存。此阶段的乡土性可称为接近于“原生态的乡土性”,只是由于国家政权触角向基层的延伸,突出了村干部的权威。“凝固的土”和“封闭的乡”是过于刚性的制度和基本缺位的市场共同促成的。从漫长封建年代的重农政策到改革开放前的限制人口流动制度,都把农民死死地束缚在土上,限制在乡内,个体的能动性处于被压制状态,个体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不平等的非自愿秩序结构,是恶性互构下的机械静止型状态,市场的缺位导致村民发展机会的迷失。村民外出务工后,由农村来到了城市,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在城市内部存在流动的象征边界,务工村民与城市市民在身体、工作、居住、交往、婚姻等诸多方面存在象征符号边界。为了在城市里更好地生存、生活和发展下去,务工村民把乡土性有选择地移植进城市社会中。在家意识上,根据务工村民家庭成员是否常年生活在一起,把家分为“现实中的家”、“分离中的家”和“记忆中的家”,其中“分离中的家”占据大多数,但这种离散化的家庭是“形散而神不散”,仍然呈现出整体上的稳定性,是分散中的弥合；在寻找工作、化解风险和人际交往上,把血缘、地缘关系借用到城市社会,出现职业特征的地缘化：务工村民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农村的岁时节庆,包括春节和清明节；在城乡奔走中,坚守乡土社会的人生礼仪,包括生育、结婚、丧葬等,以获得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归属感。务工村民把乡土性移植进城市社会,是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的表现,务工村民的身份纬度和职业纬度出现了分离,是“第三种人”。这是不完善制度下的被动型自我封闭保护,他们在城市社会面临制度型排斥,同时,由于在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和职业积累等方面均不占据优势,集中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流动的象征边界是制度与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但是村民通过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是挣脱了土的束缚与乡的限制,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不再是“凝固的土”与“封闭的乡”,原生态乡土性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解。在家意识上,是缩小的家。从横向层面上看,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增多,房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村落作为共同体的观念也急剧淡化。在祖宗、自己和子孙的纵向层面上,自己作为主体的色彩大为增强,作为客体的观念在淡化,更加重视今生的奋斗与成就,是缩小的家：在人际关系上,由男性血缘关系的“亲”变成“亲”、“情”、“利”三者并存的局面,利益正在占据上风,成为差序格局的主导维度,突出的表现是姻缘关系日渐重要,业缘关系得到发展；在社会秩序上,是法治、能人治理、乡规民约甚至力治并存在的混杂状态,是旧风俗与新观念并存的格局；在村落权威上,是钱与权的齐头并进,突出了财富与权力的分层指标。村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土的束缚与乡的限制,是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对过于刚性的制度进行改革,个体的能动性逐渐突出,个人与社会进入初级良性互构,务工村民在城乡之间钟摆型流动,市场体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务工村民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改变了同土与乡的关系,原生态的乡土性出现消解。但是,改革是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在制度不健全与市场不完善的合力作用下,乡土性的有些方面出现过度消解,表现在家庭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老人权威丧失与孝道衰落、诚信互助精神的深度滑坡、破坏环境的初级发展等方面。随着“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真正贯彻落实,政府继续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变革,走向理想中的刚柔相济制度,同时,在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带动下,建设一个充分、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在刚柔相济制度和充分完善市场的体制下,个体的能动性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是全面发展的个体,个体与社会进入真正良性的互构谐变阶段,在这种理想状态中,乡土性面临着深刻的重构,原有的“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状况得以改善。乡土性的重构包括两个方面：改造与建设。改造乡土性中不利于现代化的不合理之处,以适应现代需要；建设乡土性中有积极价值但在不完善制度和市场机制中被过度消解的东西,以促进社会和谐。在改造乡土性中,论述了两个方面,分别是差序格局与礼治思想。在差序格局与市场经济中,二者存在深刻的张力,是一种双向消解的二元关系：差序格局在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在瓦解着差序格局的存在基础,要用市场经济的公平、平等去瓦解差序格局的特殊、等级：在礼治与依法治国中,要对礼治进行合理的扬弃：抛弃礼治思想中的特权和人治观念,创造性地利用和转化礼治思维中可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分；在建设乡土性中,论述了四个方面,分别是永远的家,尊老敬老,诚信为本、助人为乐和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观。在乡土性的重构中,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在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实践中,乡土性正经历着深刻的流变,不断地走向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文章包含着两层努力,两个对话。第一层努力是论证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乡土性由静止型的原生态走向变迁中的乡土性,理论对话的目标是费孝通教授的静止型原生态乡土性。第二层努力是论证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在村民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乡土性正在不断地经历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理论对话的目标是“传统—现代”的分析视角。“传统—现代”是一种直线单向式的分析思维,认为村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不断地由传统一端向现代一端转移,即传统性的减少与现代性的增加,二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认为,在制度和市场的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持续的、动态的、复杂的、迂回的、胶着的。村民同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直接收益走向间接收益,再走向彻底脱离,村民同乡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从经济层面脱离走向行政层面脱离,再走向社会层面脱离,村民同土、乡关系变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乡土性的流变不是“传统一现代”模式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不断地经历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
路畅[8]（2011）在《《河南日报》“三农”新闻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的现代化、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收入水平的增加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目前,“三农”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新闻报道中独具特色而又至关重要的一个报道类型。媒介在传播“三农”信息、对“三农”问题进行舆论引导、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南作为我国第一农业大省、第一人口大省、,是“三农”新闻报道的富矿,其“三农”问题在全国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的“三农”新闻报道为样本进行研究。《河南日报》作为河南省党委和政府的舆论喉舌,在对河南省委省政府“三农”政策进行解读、对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行推进以及对重大事件进行舆论引导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仅在河南省社会群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直接反映了河南省委省政府“三农”工作的力度、强度,反映了河南农业、农民、农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河南媒体的“三农”报道中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河南日报》的传播角色主要是紧紧围绕政府工作大局,作为党委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以极强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发布“三农”信息、解读“三农”政策、反映“三农”情况,引导“三农”舆论。具体来讲,《河南日报》“三农”报道在内容上主要以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一个时期的“三农”政策和“三农”工作重心为主,选择与之密切的相关问题进行报道,并且根据河南省农村政策的变化而适时变化,能够比较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河南省委省政府“三农”工作的重心和核心。但是由于报纸本身占有的政策资源丰富,基层采访较少,现场性强的新闻多为通讯员所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纸下情上达、反映农村经济生活风貌、关注农民生活切实问题的定位。《河南日报》的“三农”新闻报道在主题上偏重于粮食生产报道,这与河南省的省情定位密切相关,报纸对于这方面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在报道态度上多倾向于正面报道,这与报纸作为省级党报的定位密切相关,也是舆论引导的需要,但是这种报道方式容易形成报纸的“刻板”印象。总而言之,《河南日报》的“三农”新闻报道具有立场鲜明、数量稳定、议题广泛、重点突出、形式多样、内外兼顾、新闻精品意识强、主题报道亮点迭现等特点,但同时也存在受众本位意识相对缺乏、视角相对单一、部分报道生硬、新闻表现技巧有待提高、主体调研观念不强,深度报道缺失等问题。《河南日报》“三农”新闻报道作为河南省“三农”报道的主力军,要进一步提升报道水平,加强传播效果,就必须在报道观念上改变传统的“以传者为本位”的报道观念,树立受众意识;在报道内容上努力改变以往只重物质、生产,不重生活、民生的报道视角,力争将更多的版面留给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相关的问题;在传播形式上要注意充分运用新闻传播技巧,同时恰当、合理地吸收借鉴其它文化传播形式的手法,使新闻报道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在报道体裁上要注意加强新闻调研,强化深度报道力度,围绕河南省“三农”工作大局做好选题,不断推出能深刻反映省情、国情、世情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三农”调研报道。最后,要做好“三农”新闻报道,还要加强新闻策划,加强报道的针对性,提升报道的传播效果。
杨文学[9]（2009）在《苍山三农》文中研究表明一位权威的经济学家在一个重要学术峰会上慷慨陈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它的成功就缺乏有效的证据。"三农"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验证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试金石。此言一出,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共鸣和广泛的认同,也许这位颇有良知的经济
何钉萍[10]（2008）在《中国农民工形象的媒体再现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文中指出近几年,中国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大众媒介报道的重要议题,中国农民工与大众媒体的互动关系也日益受到中国传播学者的关注。本论文以中国最具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人民日报》为例,研究1989年至2006年这18年间的《人民日报》中的中国农民工报道,考察我国媒体对中国农民工形象的建构情况。本文综合运用再现理论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有关编码的理论指导整体研究,借用利萨·泰勒和安德鲁·威利斯在《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一书中研究当代媒介中的青年形象的模式,对我国媒体里的中国农民工形象进行定量描述,并仔细分析我国媒体对中国农民工形象再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经研究发现,我国媒体报道里呈现出了中国农民工的三种形象,即“制造麻烦的外地人”形象、“先进的打工者”形象、“需要帮助的外来打工者”形象,其中,外地人形象是中国农民工始终不变的媒介形象。此外,在中国特殊的新闻体制下,我国媒体对中国农民工形象的再现与中国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导向保持高度一致,且随政策导向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我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农民工问题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报道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表面化和“跟风化”现象十分明显。本研究对媒体改进中国农民工报道,更加客观、真实地再现中国农民工形象,增进社会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了解,促进中国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陆城农民热衷“家门口工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陆城农民热衷“家门口工程”（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重点难点及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点 |
| 二 重点难点 |
| 三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概念和价值 |
| 第一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相关概念 |
| 一 农民 |
| 二 公民 |
| 三 公民意识和农民公民意识 |
| 第二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价值 |
| 一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价值诉求 |
| 二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价值目标 |
| 第三章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公民思想 |
| 一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公民思想的主体 |
| 二 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公民思想的前提 |
| 三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公民思想的核心 |
| 四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公民思想的目标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基本内涵 |
|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
| 第三节 公民身份理论 |
| 一 古典公民身份理论的产生及其类型 |
| 二 现代公民身份理论及其发展 |
| 三 中西公民教育理论 |
| 第四节 公共领域理论 |
| 一 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 |
| 二 尤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
| 第四章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历史梳理 |
| 第一节 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萌生期 |
| 一 1840-1911年晚清时期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孕育 |
| 二 1912-1949年民国时期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探索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迂回期 |
| 一 土地改革时期国家指导下农民公民意识初露端倪 |
| 二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公民意识逐渐扩展 |
| 三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公民意识渐趋失衡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发展期 |
| 一 农民主体意识的形成 |
| 二 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 |
| 三 农民平等意识的确立 |
| 第五章 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解析 |
| 第一节 调查样本的选择 |
| 第二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分析 |
| 一 我国农民爱国意识现状 |
| 二 我国农民公正意识现状 |
| 三 我国农民自由意识现状 |
| 四 我国农民平等意识现状 |
| 五 我国农民民主意识现状 |
| 六 我国农民法治意识现状 |
| 七 我国农民责任意识现状 |
| 八 我国农民自强意识现状 |
| 九 我国农民友善意识现状 |
| 十 我国农民公共意识现状 |
| 十一 我国农民文明意识现状 |
| 十二 我国农民诚信意识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内容片面 |
| 二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方法单一 |
| 三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环境失衡 |
| 四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路径受阻 |
| 五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主体模糊 |
| 第六章 城镇化过程中制约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制约因素 |
| 一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
| 二 户籍制度的制约 |
| 三 我国三农领域法治建设不完善 |
| 第二节 社会层面的制约因素 |
| 一 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 |
| 二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不合理 |
| 三 我国农村公民社会发展滞后 |
| 四 我国农村公民文化结构失衡 |
| 第三节 个人层面的制约因素 |
| 一 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 |
| 二 农民组织能力较弱 |
| 三 农民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 |
| 第七章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的思考 |
| 第一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原则 |
| 一 价值利益诉求与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相结合 |
| 二 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与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相结合 |
| 三 时代精神培育与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相结合 |
| 第二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内容 |
| 一 公共层面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内容 |
| 二 个人层面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内容 |
| 第三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方法 |
| 一 大众传媒育人法 |
| 二 社会活动育人法 |
| 三 社会组织育人法 |
| 四 学校育人法 |
| 五 家庭育人法 |
| 第四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环境 |
| 一 将现代地方环境的建设和历史环境的传承相结合 |
| 二 将生活环境的投入和工作环境的付出相结合 |
| 三 将经济环境的追求和文化教育环境的塑造相结合 |
| 四 将现实环境的可视性和虚拟环境的接受性相结合 |
| 第五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路径 |
| 一 农民参与市场经济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经济基础 |
| 二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政治基础 |
| 三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完善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社会基础 |
| 四 农村公民文化建设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文化基础 |
| 五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生态文明基础 |
| 第六节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主体 |
| 一 国家宏观顶层设计和外在制度保障 |
| 二 社会中观协调网络和内外沟通桥梁 |
| 三 个人微观底层思考和内在生成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超越苦难 ——论刘醒龙小说的苦难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目标和方法 |
| 2 文学中的苦难叙事 |
| 2.1 苦难与文学 |
| 2.2 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苦难叙事的流变 |
| 2.3 苦难叙事与刘醒龙小说 |
| 2.3.1 刘醒龙创作的发展 |
| 2.3.2 刘醒龙小说与苦难叙事 |
| 3 刘醒龙小说的苦难叙事 |
| 3.1 现实苦难 |
| 3.1.1 灾难和贫穷中的物质性苦难 |
| 3.1.2 权势压迫下的生存苦难 |
| 3.1.3 外界冲击下的精神苦难 |
| 3.2 历史苦难 |
| 3.2.1 “极左”政治造成的灾难 |
| 3.2.2 暴力革命带来的创伤与痛苦 |
| 4 刘醒龙小说对于苦难的超越 |
| 4.1 于苦难处转身 |
| 4.1.1 走向传统道德 |
| 4.1.2 走向田园牧歌 |
| 4.2 直面苦难 |
| 4.2.1 直面人性 |
| 4.2.2 直面社会体制 |
| 5 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的价值意义及局限 |
| 5.1 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的社会意义 |
| 5.2 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的文学意义 |
| 5.3 刘醒龙小说苦难叙事的局限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3）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广场意义的演变 |
| 三、空间、权力的界定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五、研究主题、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人民广场前尘回顾 |
| 第一节 权力角逐下的跑马厅 |
| 第二节 跑马厅——新型公共空间的出现 |
| 第三节 微型公共政治舞台——权力的显性展示 |
| 第四节 体育休闲娱乐之所——权力的隐性渗透 |
| 第五节 跑马厅的衍生空间 |
| 第二章 空间生产与权力敞视 |
| 第一节 “政治化”广场的生产 |
| 第二节 城市市民广场的重构 |
| 第三节 广场空间品质的进深解读 |
| 第三章 单音独鸣与众声喧哗 |
| 第一节 庆典仪式：政治狂欢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泛政治化宣传的形成与消解 |
| 第三节 展览：观看的单一到多元 |
| 第四节 体育：革命化向休闲化的演进 |
| 第五节 娱乐的遮蔽与启封 |
| 第四章 广场空间的控制与对抗 |
| 第一节 广场“规训”：权力的控制 |
| 第二节 广场管理下的遵从与挑战 |
| 第三节 非常态：广场的异质活动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摊贩与黑车管理下的生存博弈 |
| 第五章 人民广场的叙事与扩散 |
| 第一节 广场叙事与印象 |
| 第二节 人民广场的扩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长沙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以“光明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农家乐旅游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农家乐旅游概念及内涵 |
| 2.1.1 农家乐旅游定义 |
| 2.1.2 农家乐旅游相关概念辨析 |
| 2.1.3 农家乐旅游的起源及发展 |
| 2.1.4 农家乐旅游的基本特征 |
| 2.1.5 农家乐旅游的类型 |
| 2.2 农家乐旅游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多功能理论 |
| 2.2.2 旅游体验理论 |
| 2.2.3 消费行为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概况 |
| 3.1 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现状 |
| 3.1.1 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概述 |
| 3.1.2 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特征 |
| 3.2 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产品同质化严重，不能充分体现农家特色 |
| 3.2.2 开发无序 |
| 3.2.3 宣传力度不够，营销渠道不畅通 |
| 3.2.4 人员培训不到位 |
| 3.2.5 基础设施不完善 |
| 3.2.6 农家乐管理不明确，规范化程度低 |
| 3.2.7 农家乐旅游给农村带来了生态负担 |
| 4 光明村农家乐旅游发展做法及经验 |
| 4.1 光明村农家乐旅游发展情况 |
| 4.1.1 光明村农家乐旅游资源 |
| 4.1.2 光明村农家乐旅游优势 |
| 4.2 光明村“农家乐”旅游发展经验总结 |
| 4.2.1 农民自主，成立农村土地经营专业合作社 |
| 4.2.2 积极开拓，市场意识较强 |
| 4.2.3 注重对农家乐从业人员素养的培训 |
| 4.2.4 注重卫生、消除隐患 |
| 4.2.5 农家乐建设与传承湖湘文化相结合 |
| 4.2.6 坚持生态优先与改善基础设施相结合 |
| 4.2.7 坚持产业发展与对接城乡消费相结合 |
| 5 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对策 |
| 5.1 政府引导、政策扶持 |
| 5.2 科学规划、规范管理 |
| 5.3 主打农字、塑造品牌 |
| 5.4 加强营销、拓展渠道 |
| 5.5 市场调研，对口需求 |
| 5.6 人才培训、提升服务 |
| 5.7 挖掘文化，突出特色 |
| 5.8 注重环保、促进发展 |
| 6 结语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不足与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5）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国家的规制与农民的回应 |
| 一、缘起：正视“熟悉的陌生人” |
| 二、意义：农民与国家的现代化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权 |
| (二) 农民公民权 |
| (三) 农民工公民权 |
| (四) 问题的根源 |
| (五) 解决之道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 理论方法 |
| (二) 实证方法 |
| 第二章 不屈的抗争：包产到户的实现与自由身份的获得 |
| 一、弱者的武器：农民“反行为” |
| 二、把颠倒的颠倒过来：包产到户的顽强回归 |
| 三、人民公社的废除和农民自由身份的初步恢复 |
| 第三章 遏制与突破：农民工流动大潮的形成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工政策的演进 |
| 二、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兴起 |
| (一) 清退“盲流” |
| (二) 离土不离乡 |
| (三) 离土又离乡 |
| (四) 阻遏中的前行 |
| (五) 拐点：孙志刚事件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
| 第四章 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与“非完整公民”身份 |
| 一、农民工的贡献 |
| 二、“非完整公民”身份 |
| (一) 政治权利 |
| (二) 经济权利 |
| (三) 社会权利 |
| 第五章 抗争的新趋势——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
| 一、无望弃世与消极抗争：富士康跳楼事件剖析 |
| (一) 恐怖的“十连跳”与“富士康”代工王国 |
| (二) 泰勒制流水线下的三重“异化”悲剧 |
| (三) 各方回应与富士康后危机时代的“围城困境”解析 |
| 二、失范性抗争：“砍手党”案例剖析 |
| (一) 黑道乡村：砍手党的家族背景 |
| (二) 堕落渊薮：砍手党在城市的聚居区 |
| (三) 从受辱者到抢劫犯：几位主犯的人生曲线 |
| (四) 原因透析 |
| 三、暴力型集体抗争的典型范本：潮州事件及增城事件 |
| (一) 不应发生的“雄起” |
| (二) 非典型维权 |
| (三) 当地政府对事件的回应与反思 |
| 四、新生代农民工理性集体抗争：本田罢工样本 |
| (一) 劳资理性互动 |
| (二) 意义：现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样本 |
| (三) 标志：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 |
| 第六章 合力赋权：农民工公民权实现路径 |
| 一、宪政赋权：道义的高度与事实的限度 |
| 二、外力赋权：全球化的力量 |
| 三、行政赋权：责任与利益的博弈 |
| 四、市场赋权：权利的现实来源 |
| 五、社会赋权：成长的力量 |
| 六、自力赋权：以公民的名义 |
| 第七章 基本结论 |
| 附录一：农民工访谈笔记选登 |
| 附录二：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诗两首 |
| 附录三：一位农民工的返乡过年日记 |
| 附录四：农民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望城区格塘镇农民集中安置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
| 1.1.2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需要 |
| 1.1.3 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创新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 |
| 1.2.2 缓解征地矛盾的措施 |
| 1.3 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相关经验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与实践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 |
| 1.5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现状 |
| 2.1 格塘镇概况 |
| 2.1.1 区位条件 |
| 2.1.2 自然条件 |
| 2.1.3 社会经济 |
| 2.1.4 资源基础 |
| 2.1.5 基础设施 |
| 2.2 农民居住现状 |
| 2.2.1 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特征 |
| 2.2.2 农民居住意愿的调查与分析 |
| 3 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障碍 |
| 3.1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惯性 |
| 3.2 现有土地承包制度 |
| 3.3 就业与生活风险 |
| 3.4 资助标准 |
| 3.5 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 |
| 3.6 建设资金缺乏保障 |
| 3.7 配套设施不到位 |
| 3.8 规划建设品位低 |
| 4 模式创新的思路 |
| 4.1 探索以人为本的集中安置居住新模式 |
| 4.2 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集中安置居住新模式 |
| 4.3 探索现代文明的集中安置居住新模式 |
| 4.4 探索保障机制健全的集中安置居住新模式 |
| 5 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 5.1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认识 |
| 5.2 重视文化引导 |
| 5.3 创新安置补偿和就业服务 |
| 5.4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
| 5.5 整合资金渠道 |
| 5.6 创新社区管理制度 |
| 5.7 科学规划,因地制宜 |
| 5.7.1 整合提升已编规划 |
| 5.7.2 完善规划监控机制 |
| 5.7.3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
| 5.8 逐步稳妥推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流变的乡土性：移植·消解·重构 ——一个外出务工型村庄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传统—现代二元模式框架 |
| (二) 文化框架 |
| (三) 以往研究的述评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五) 研究方法 |
| (六) 特色与创新之处 |
| 四、调查对象概况 |
| 五、资料收集说明 |
| 第二章 生发于泥土中的乡土性 |
| 一、植根于"土"上的生活 |
| 二、乡土性: 土的凝固与乡的封闭 |
| (一) 家意识: 伸缩自如的家 |
| (二) 人际关系: 男性主轴的差序格局 |
| (三) 社会秩序: 乡规民约与力治的结合 |
| (四) 村落权威: 长老与村干部 |
| 三、个人与社会间的恶性互构 |
| (一) 过于刚性的制度 |
| (二) 基本缺位的个体 |
| (三) 恶性互构下的机械静止型状态 |
| 四、缺位市场下发展机会的迷失 |
| (一) 重农抑商的传统 |
| (二) 人情经济制约了市场经济 |
| (三) 计划经济与割"资本主义尾巴" |
| (四) 自给自足下市场经济的"无空间" |
| (五) 文化上的探讨 |
| 五、需要交代的几个问题 |
| (一) 制度与思维的惯性 |
| (二) 生产合作社和文革对"原生态"乡土性的冲击 |
| (三) 自然条件制约下的先天不足 |
| 第三章 外出务工兴起与乡土性的移植 |
| 一、外出务工的兴起 |
| 二、流动的象征边界: 带入城市的农村 |
| 三、乡土性的城市选择性移植 |
| (一) 家: 分散中的弥合 |
| (二) 血缘、地缘关系的借用 |
| (三) 流动中延续的岁时节庆 |
| (四) 奔走中坚持的人生礼仪 |
| 四、自我认同模糊: 事实上的"第三种人" |
| (一) 农民: 身份意义逐渐大于职业意义 |
| (二) 市民: 职业意义相对接近与身份意义依旧遥远 |
| (三) "第三种人": 农民与市民的中间位置 |
| 五、不完善制度下的被动型封闭保护 |
| (一) 城市社会的制度型排斥 |
| (二) 制度不完善与制度不落实及其原因分析 |
| 六、市场的分类与门槛 |
| (一) 两类劳动力市场 |
| (二) 务工村民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游走于城乡之间乡土性的消解 |
| 一、流动到城市打工:挣脱土的束缚与乡的限制 |
| 二、务工背景下的乡土性消解 |
| (一) 家意识: 缩小的家 |
| (二) 人际关系: 利益主导的差序格局 |
| (三) 社会秩序: 法治、能人治理与乡规民约的混杂 |
| (四) 村落权威: 钱与权的齐头并进 |
| 三、个人与社会间的初级良性互构 |
| (一) 渐行柔性的制度 |
| (二) 日益突出的个体 |
| (三) 渐入初级良性互构下城乡钟摆型流动 |
| 四、市场体制下发展机会的扩充 |
| (一) 农村商品市场 |
| (二) 城市劳动力市场 |
| 五、制度不健全与市场不完善合力下的乡土性过度消解 |
| (一) 家庭不稳定性因素增加 |
| (二) 老人权威丧失与孝道衰落 |
| (三) 诚信、互助精神的深度滑坡 |
| (四) 破坏环境的初级发展 |
| 第五章 和谐社会建设视域下乡土性的重构 |
| 一、村民职业的更新升级 |
| (一) 在城市工作中迈向更高层次的市场与单位 |
| (二) 农村非农产业 |
| (三) 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 |
| 二、个人与社会之间走向更高级阶段的良性互构 |
| (一) 迈向刚柔相济的制度 |
| (二) 步入全面发展的个体 |
| (三) 互构谐变下的有机和谐型流动 |
| 三、迈入充分完善市场下的城乡一体化道路 |
| (一) 城乡就业市场 |
| (二) 城乡商品市场 |
| 四、和谐社会建设: 乡土性的重构 |
| (一) 差序格局与市场经济 |
| (二) 礼治与依法治国 |
| (三) 永远的家 |
| (四) 尊老敬老 |
| (五) 诚信为本、助人为乐 |
| (六) 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观 |
| 五、乡土性重构的机制 |
| (一) 政府主导 |
| (二)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
| 第六章 讨论与结论 |
| 一、制度、市场双维作用下村民同土、乡关系的演变 |
| (一) 土: 直接收益、间接收益与彻底脱离 |
| (二) 乡: 经济层面、行政层面与社会层面 |
| 二、土、乡与乡土性: 两层努力,两个对话 |
| (一) 与"原生态"乡土性的对话 |
| (二) 与"传统——现代"分析视角的对话 |
| 三、乡土性: 转型中国古老又常新的话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河南日报》“三农”新闻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1. “三农”问题的由来 |
| 2. “三农””新闻报道现状概述 |
| 3. 河南“三农”新闻报道现状 |
|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思路 |
| 1. 研究设计 |
| 2. 研究方法 |
| 一、《河南日报》“三农”新闻报道基本状况 |
| （一） 《河南日报》是河南“三农”新闻报道的主力军 |
| 1. 《河南日报》情况介绍 |
| 2. 《河南日报》“三农”报道现状 |
| （二） 《河南日报》“三农”报道具有的优势 |
| 1. 作为省级党报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
| 2. 地处河南具有丰富的“三农”新闻资源 |
| 二、对《河南日报》“三农”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 《河南日报》2010 年“三农”报道数量分析 |
| （二） 《河南日报》2010 年“三农”报道版面位置分析 |
| （三） 《河南日报》2010 年“三农”报道主题分析 |
| 1. 关于粮食生产问题的报道 |
| 2. 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报道 |
| （四） 《河南日报》2010 年“三农”报道类型分析 |
| （五） 报道态度分析 |
| （六） 结论分析 |
| 三、《河南日报》“三农”新闻报道的特点总结 |
| （一） 立场鲜明，数量稳定 |
| 1. 坚持正确的“三农”工作舆论导向 |
| 2. 保持稳定的“三农”新闻报道数量 |
| （二） 议题广泛，重点突出 |
| 1. 基本涵盖“三农”领域里所有议题 |
| 2. “三农”新闻报道重点突出 |
| （三） 形式多样，内外兼顾 |
| 1. 多种报道方式，增强传播效果 |
| 2. 全局战略眼光，内外统筹兼顾 |
| （四） 具有新闻精品意识，主题报道亮点迭现 |
| 四、《河南日报》“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 |
| （一） 受众本位意识相对缺乏，视角相对单一 |
| （二） 部分报道生硬，新闻表现技巧有待提高 |
| （三） 主体调研观念不强，深度报道缺失 |
| 五、《河南日报》“三农”报道改进的对策建议 |
| （一） 树立受众意识，确立农民视角 |
| 1. 改变报道观念，树立受众意识 |
| 2. 转换报道视角 |
| （二） 加强新闻表现力，贴近贴近再贴近 |
| （三） 进一步增强精品意识，不断推出思想性、新闻性、可看性高度统一的报道佳作 |
| 1. 提高思想性，打造精品佳作 |
| 2. 追求高品质，打造精品佳作 |
| （四） 加强新闻调研，强化深度报道力度 |
| 1. 围绕大局做好选题 |
| 2. 在调研中深入实际 |
| （五） 进一步加强新闻策划，提高报道针对性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中国农民工形象的媒体再现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农民工 |
| 1.2.2 形象 |
| 1.2.3 再现 |
| 1.3 国内外形象再现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西方有关形象再现的研究 |
| 1.3.2 中国有关形象再现的研究 |
| 1.4 研究问题和方法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媒体再现中国农民工形象的语境分析 |
| 2.1 政治语境分析 |
| 2.1.1 国家的农民工政策 |
| 2.1.2 中国的新闻体制 |
| 2.2 社会语境分析 |
| 2.3 文化语境分析 |
| 第三章 媒体里的中国农民工形象 |
| 3.1 数据统计及总体描述 |
| 3.1.1 中国农民工报道数量统计 |
| 3.1.2 中国农民工报道议题内容统计 |
| 3.1.3 中国农民工报道的体裁统计 |
| 3.2 中国农民工媒体形象描述 |
| 3.2.1 “制造麻烦的外地人”形象 |
| 3.2.2 “先进的打工者”形象 |
| 3.2.3 “需要帮助的外来打工者”形象 |
| 3.3 内容分析总结 |
| 3.3.1 我国媒体的报道与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导向高度一致 |
| 3.3.2 我国媒体对中国农民工形象的再现是可变的 |
| 第四章 中国农民工报道存在的问题 |
| 4.1 中国农民工报道存在表面化现象 |
| 4.2 中国农民工报道“跟风”现象严重 |
| 4.3 本章 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 |
| 5.1 结论 |
| 5.2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人民日报》抽样附录 |
四、陆城农民热衷“家门口工程”（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D]. 孙可敬. 郑州大学, 2016(03)
- [2]超越苦难 ——论刘醒龙小说的苦难叙事[D]. 谭逊. 重庆师范大学, 2014(02)
- [3]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D]. 钟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4]长沙望城农家乐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以“光明村”为例[D]. 唐立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3(06)
- [5]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D]. 操家齐.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6]望城区格塘镇农民集中安置模式创新研究[D]. 王亚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7]流变的乡土性：移植·消解·重构 ——一个外出务工型村庄的调查[D]. 熊凤水.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9)
- [8]《河南日报》“三农”新闻报道研究[D]. 路畅. 河南大学, 2011(08)
- [9]苍山三农[J]. 杨文学. 中国作家, 2009(24)
- [10]中国农民工形象的媒体再现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D]. 何钉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