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发展政策建议——“十五”金融业发展研究之三（论文文献综述）
王梓利[1]（2021）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区域金融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金融资源分布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不均衡特征,也是构成区域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因而对区域金融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关注金融在空间上的非匀质性,并开始考虑到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即有助于削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摩擦,促进金融交易的达成,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但少见中观维度下,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作用的系统性分析。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区域金融学理论,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构建了“运输成本—作用机制—空间效应”的逻辑框架,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区域金融发展及其空间分布。在理论上,是对区域金融理论拓展的尝试,也能够从金融视角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在实践上,关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研究既能够为地方金融服务业的实践提供参考,也可为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首先进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历史研究,基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分析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阶段演变,并探讨演变过程中交通作用的转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机理分析,以金融业自身的信息依赖、资金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地域选择特征和金融空间运动为基础,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的自身特性和空间属性。从运输成本出发,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循环累积因果”、“共享、匹配和学习”以及“外部经济”思想,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区域发展布局,进而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区域金融空间效应,构成了本文的机理分析框架。接下来,分别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作用机制检验部分,构建了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运输成本的四种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在空间效应部分,首先运用Dagum基尼系数与收敛模型,以金融货币资源与金融人力资源为主要维度,对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差异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金融收敛条件进行研究,之后对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空间联系强度进行了测算,构建了包含相对距离的综合引力强度,比较了时间距离改变前后金融引力强度的变化,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测度了时间距离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随着运输化水平的提升,金融发展经历了“货币金融—资本金融—交易金融”的历史演化。在“前前运输化”和“前运输化”时期,“物物交易”走向“物币交易”,金融处在以货币为主体功能的阶段,金融功能局限于便利交易,即“货币金融”阶段;运输化1.0和2.0时期,由“物币交易”发展到“币权交易”,金融以社会投融资需求为主导,即“资本金融”阶段;在运输化3.0时期,交易走向虚拟化,金融功能得到扩展,信息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交易金融”阶段。这是在运输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货币外延的扩大、金融机构和市场作用的增强、金融功能扩张的过程,交通的作用也由扩大市场规模、创造金融需求,拓展至软信息传递和风险规避、优化金融供给。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存在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基于运输成本产生的,即旅行时间成本节约效应带来的学习共享机制与人力资源匹配机制,货运成本降低效应带来的市场潜能扩张与产业集聚机制;四种机制的影响在不同的空间距离下存在差异。在空间效应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条件影响着“金融初始发展不平衡→金融发散→金融收敛→金融一体化”的空间运动过程,在前期,交通基础设施使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趋于扩大;在后期则促进区域金融差异趋于收敛。同时,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金融资源空间流动,加强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第三,中国八大经济区的金融货币资源自1997年以来表现为“倒U”型变化;金融人力资源整体区域差异呈不断上升趋势;两者的主要差异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对金融资源的区域差异存在收敛机制,但出现阶段性变化特征,交通条件改善促进区域金融货币资源“先发散后收敛”,旅行时间节约对区域金融人力资源的作用表现为“无显着作用—发散—收敛”。从空间上看,交通基础设施对八大经济区金融资源的收敛机制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第四,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空间格局表现为“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京津冀为“北京-天津”模式、珠三角的“深圳-广州”模式和长三角的“上海-多核心”模式。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地区内部的金融联系强度高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时存在明显的内部不均衡特征。交通基础设施使区域内时间距离缩短,强化了整体区域金融联系强度,也将促使资本流入自身具有强金融联系的城市。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理论解释的拓展与创新,构建了中观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创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区域金融发展理论机理,丰富了区域金融理论思想。第二,实证研究方面的创新,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改进,考虑了区域内城市之间相对距离的作用。第三,基于历史研究揭示了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演变阶段特征,以及此过程中交通角色的拓展,是从历史维度上对区域金融发展研究的延伸与探索。
刘星宇[2]（2021）在《基于F-H模型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决定大力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要求,推进一体化发展,唱响“双城记”。当代,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中起着支撑作用。通过对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水平、发展规划、推进机制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本文选取成渝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2010-2019年相关经济金融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根据研究目的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阐述区域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地理理论和区域金融增长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对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基础进行描述,并且从货币化率和金融相关率、金融聚集力、金融辐射力三方面对圈内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详细分析;第四,运用F-H模型对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第五,借鉴国内其他经济圈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经验,为成渝双城经济圈提供重要经验借鉴;第六,在前文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从而提出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成都市与重庆市作为金融中心城市,金融聚集力最强,但圈内的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2）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成都市与重庆市的金融辐射范围不广,不能完全覆盖圈内其他14个城市。（3）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水平很低,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打破行政壁垒,促进金融一体化发展;第二,共建高效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助力金融中心建设;第三,打造特色金融产业,发挥各市比较优势;第四,打造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第五,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细化交通网路布局。
张栋一[3]（2021）在《我国省域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同时金融业也开始面临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研究二者发展程度与协调程度有利于把握其内在联系。本文在探讨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与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发展的实际,使用熵值法通过计算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系数,以此得出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数。除此之外,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得出新型城镇化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作用与发展速度差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分析动态变化特征,有利于更好的了解各省份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关联,对于丰富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因为港澳台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很多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以我国其余三十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三十个省份2009年-2018年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新型城镇化指标的测度,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进而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新型城镇化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作用。结果表明:第一,经过2009年到2018年十年的发展,我国三十个省份金融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各省发展速度较慢且不均衡,还未到达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还需要较长时间不断在实践中改进。2009年至2018年间我国金融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之间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略微增大。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省份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之间差距不大。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目标,新型城镇化道路近些年受到极大重视,2009年到2018年,我国三十个省份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不同省份之间的差距缩小,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到达了新的高度,成效显着。分区域总体来看,四大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较快,已达到中级水平,2018年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2018年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略高于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速度最慢的是东北部地区。总体而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高于金融高质量发展速度,且差距较大。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个别省份例如北京、上海等达到了较高级别的耦合协调等级,其余省份大多仍在勉强协调阶段。虽然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有一定增长,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分区域来看,四大区域发展较为平稳,经过十年的发展,四大区域都提升了一个耦合协调等级。东部地区达到了初级协调阶段,相比于其他三个地区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达到了勉强协调阶段,三大区域耦合协调度差距不大。2009年至2018年,三十个省份新型城镇化相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总体波动上升,除了北京和上海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金融高质量发展较为同步外,其余省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金融高质量发展速度。分区域来看,我国四大区域相对发展度都较高,且处于增大的趋势,说明四大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均明显快于金融高质量发展。其中,中部地区的相对发展度一直在四大区域中最高,东部地区相对发展度一直在四大区域中最低,但数值仍然较高。最后本文就金融高质量发展程度不高与耦合协调度较低两个问题提出相应建议:加强政府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发展政策性金融;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发挥新型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
王毅[4]（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郑立纯[5]（2020）在《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质量与效应评价》文中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经过近四十年的逐步完善,成为推动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现有文献对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缺乏系统性研究,并且鲜有文献对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及其效应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本论文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层面出发,对绿色金融政策进行系统性研究与评价,为支持中国绿色金融深度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七章构成,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面临的制约因素两方面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引出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给出了相关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以及本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章首先对绿色金融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归纳总结现有文献基础上,尝试界定绿色金融概念。其次,介绍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构成。再次,本章介绍了绿色金融实践取得的有益经验。最后,本章梳理了绿色金融政策相关理论,为后文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首先界定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在多边合作框架中的积极进展。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特征。本章对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演进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对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阶段性效应加以分析,考察了不同政策发展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初步评价了绿色金融政策效果。第四章建立了绿色金融政策的评价体系,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顶层设计文件为基础,制定评价指标,使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构建为评价体系。根据这一评价体系,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进行评价。第五章分别讨论了五类绿色金融政策的内涵,并对各类绿色金融政策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使用实证方法分别对各类绿色金融政策效应进行评价。第六章依据前文界定的绿色金融政策阶段,使用实证方法考察在不同绿色金融政策发展阶段中国金融业规模对经济绿色化发展的作用效果,评价不同阶段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对金融业绿色化发展的导向作用。第七章对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对策建议。本论文通过系统研究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质量与效应加以评价,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界定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演化的三个阶段。第二,依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原理对不同阶段二氧化碳排放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三,建立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评价体系,对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质量进行量化,并依此对绿色金融政策加以排序。第四,分别对各类绿色金融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绿色信贷政策所倡导的绿色贷款有助于商业银行提升盈利能力。二、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中国债券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三、绿色基金与政府及第三方资本的合作模式取得了积极进展,对于促进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以及助力中国节能环保和碳减排事业均具有显着的推进作用。四、绿色保险对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发展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五、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方面具有积极影响。第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着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粗放式金融发展模式,显着提升了经济绿色化发展水平。同时,政策制定仍需进一步完善,政策效果仍有进步空间。
程雪军[6]（2020）在《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消费金融由于科技突破、经济深化、社会发展以及法律支持而获得创新发展,但是这种小额、分散、无抵押的互联网信用贷款,主要面对中低净值的“长尾”用户,类似于中国版“次贷”,倘若缺乏有效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与风险防范,则有可能诱发中国版“次贷风险”。目前对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以及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由于该问题横跨法律、金融与互联网三大学科,所以众学科讨论者甚多,但是深入研究者甚少。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其逻辑起点在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法律结构。通过对“消费金融”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有效明晰消费金融的概念与主要模式。然后通过对消费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分析,厘定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并进一步对互联网消费金融、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网络借贷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边界。对比传统金融理论,作为新型金融科技业态的互联网消费金融,虽起源于域外但却在中国迅猛发展,这有其发展的应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本文采用Citespace对互联网消费金融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并结合1000余份《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风险调研问卷（2019）》,基于传统金融基础理论框架,本文认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理论支柱主要包括发展动因、发展模式、风险规制以及法律规制等,并具有逻辑推进关系。关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参照互联网技术成熟度曲线,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分为萌芽发展、新兴成长、快速成长以及主流市场阶段。并基于数据分析测算出我国当前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为23062.10亿元左右。此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特征,以及法律、经济、社会、科技视角下的发展动因。而在这些快速发展背后,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相较于域外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一种两分法发展模式:消费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互联网机构的消费金融化,然后对其进行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分析。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快速发展的背后,我国也存在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的问题与风险。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及司法裁判现状,分别选择“两分法”发展模式下消费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捷信消费金融公司案）与互联网机构的消费金融化（分期乐公司案、腾讯公司案）三起典型案件,对其进行案例剖析与法律问题探究。并基于这些微观法律现象问题,将其上升到宏观法律风险层面。然而,传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非法学分类方法,更多的是构建于行业内部特点之上,而非基于法学视野。通过借鉴“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本文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解构为主体风险（经营者主体风险与消费者主体风险）以及行为风险（经营者行为风险与消费者行为风险）。从法学视野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重构之后,本文进一步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域外经验考察。通过对国内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比较研究,深度剖析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体风险;在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为风险方面,本文对综合利率上限、经营者不正当竞争、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的违约信用以及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方面比较研究,并且充分借鉴域外风险规制经验。通过对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模式以及风险研究,构建与完善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则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需要明晰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的逻辑以及目标,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行业稳健发展、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二,通过分析我国当前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一种“多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其三,从互联网消费金融主体风险与行为风险两方面加强法律规制,前者包括加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适格性规制;后者包括积极推进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引入“监管沙盒”以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风险的动态平衡,加快信用体系等互联网消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市场规制以构建公平化、法治化的市场竞争环境,构建金融科技监管以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刘晓飞[7]（2020）在《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指出文化产业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兴则国家兴,产业强则国家盛,文化产业发展则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参与环节。政府、企业、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金融行业的支持不可或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反作用于金融业。文化金融将为国家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提供的有效支持。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为38737亿元,较2004年增长了10.3倍;2005-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实现了年均增长18.9%,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也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文化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随着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IPO注册制和互联网金融的相继启动,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增强,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现在诸多因素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欠佳、文化产业本身高风险的特点、融资渠道单一、融资量严重不足而致的文化产业融资约束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如何发挥金融推动作用,构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再受到融资的困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构建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探讨金融支持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安全的互动机理,以便于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基础,从而使政府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文章从文化产业的基本涵义、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别从我国的财政文化支出、银行业、资本市场、债券融资、保险业、文化产业基金、担保机构及风险投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指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现存的金融支持体系无法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于文化产业的效应。包括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及对保护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在对文化产业发展效应分析中,将数据按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部分划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主成分回归模型,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框架,建立文化产业的安全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与熵权法分析了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安全效应。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金融业的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及保护文化产业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设计合理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是本文的重点和归宿,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金融支持体系并不完善,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进而对该原因从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金融支持体系架构的不完善和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三方面记性分析。之后,探讨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构成要素,提出构建包括政府、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企业自身在内的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设计建立包括财政经费支持、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投资公司、资本市场及风险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支撑的文化金融体系。最后,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用担保机制、社会化的融资服务体系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周辰[8]（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周悦[9]（2020）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完美配合。金融的本质要求就是要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虽是相辅相成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备受重视。一方面,金融体系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资金,可以改善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作为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实体经济贡献了一部分产出。鉴于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本文将选择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三个维度,分别研究这三个维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适配性,然后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分析了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动态适配效应,最后探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适配方式。本文在分析中较多的采用省际层面的数据,因此比以往学者的研究考察得更加全面和详尽。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和第2章为绪论和文献回顾,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并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进行界定,提出将选取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三个维度。进一步阐述了以往学者对金融体系及三个维度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随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些研究结论与实际发展相悖,本文对此进行了说明与分析。在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研究进行凝练梳理后,发现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金融体系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别,因此在我国提出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背景下,本文将对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适配效应进行研究,并探寻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方式。第3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现状及关联性研究。在阐述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的适配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选取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做进一步研究是合理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最大;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度较高;在样本观测期内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较弱,金融规模的增长与其拉动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匹配。基于研究发现的问题,后文分别对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关联效应进行分析,以发挥它们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补齐金融体系运行的短板。第4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结构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将金融结构分为宏观金融结构和金融行业结构两部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省际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本地的金融市场结构和证券业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直接的正向作用。通过间接效应分析发现宏观金融结构存在溢出效应,也就是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便利性,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有利于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相邻地区的金融资源也存在竞争性,相邻地区会效仿更完善的金融结构,甚至产生恶意竞争,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总效应来看,宏观金融结构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都有显着影响,但金融行业结构的影响不显着,无论是对本地区还是相邻地区的实体经济贡献度都较小。那么在构建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方式时要更多地考虑宏观金融结构的影响,提升金融行业结构的整体水平。第5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效率动态效应视角。首先分析了我国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省际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比较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估计结果的差异,研究表明动态系统GMM模型估计系数更显着,保险赔付比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而金融机构存贷比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原因是保险业发展相对缓慢,保险业效率提高对实体经济的边际效应较大。而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能力较强,充足的资金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但当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融通资金的方式就不能局限于通过金融机构贷款。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更利于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本章为搭建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方式指明方向。第6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规模门槛效应视角。本章对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分别进行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无论是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还是省际面板数据结果都表明金融规模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从全国层面来讲,当金融规模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的区域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一旦超过这个区间,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仍保持正向促进,但边际效应就会降低。从省际层面来讲,当金融规模低于一定门槛值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是存在抑制作用的;而当金融规模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是正向促进的;当金融规模超过门槛区域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边际效应会降低。分析全国和省际结果的区别,主要是由于我国省际之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金融规模存量也有着显着的差别,对于欠发达地区融资成本高,金融规模尚未达到门槛值,实体经济发展受阻;而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规模存量较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载量,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已超过了最高点。因此在分析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时要注意省际金融规模的差异。第7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动态关联效应视角。本章采用PVAR模型分析了省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联效应,结果表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宏观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联度较强,但其中的金融产业规模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呈负向作用。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呈正向动态关联关系,当金融效率提高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但是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呈负向冲击效应。在对实体经济冲击金融体系的分析中,结果发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带来的影响是短暂的、时效性有限,而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带来的影响是持续的、时效性较长。在结论、启示和展望部分,基于以上计量分析结果,本文提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动态适配效应,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动态调整的,要提高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适配性,发挥宏观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协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将金融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优化金融效率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提高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适配效应;协调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适配性,过量的金融规模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均衡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实体经济也应该适当反哺金融发展;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为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营造安全的环境。最后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王飞[10]（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二、金融发展政策建议——“十五”金融业发展研究之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融发展政策建议——“十五”金融业发展研究之三（论文提纲范文）
（1）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交通基础设施 |
| 1.4.2 金融 |
| 1.4.3 金融资源 |
| 1.4.4 金融发展 |
| 1.4.5 区域金融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区域金融理论 |
| 1.5.2 金融地理理论 |
| 1.5.3 新经济地理理论及其发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1.1 距离与信息 |
| 2.1.2 制度与文化 |
| 2.1.3 经济发展 |
| 2.1.4 市场发展 |
| 2.1.5 人力资本 |
| 2.2 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 |
| 2.2.1 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
| 2.2.2 资本流动及其空间特征 |
| 2.2.3 金融集聚及其发展模式 |
| 2.2.4 金融辐射与金融一体化 |
| 2.3 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 |
| 2.3.1 交通基础设施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
| 2.3.2 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2.3.3 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贸易的影响 |
| 2.4 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4.1 马克思流通理论的相关论述 |
| 2.4.2 产业经济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4.3 金融地理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4.4 历史分析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5 综合述评 |
| 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历史演变分析 |
| 3.1 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与交通的作用 |
| 3.1.1 地中海贸易时期金融集聚的雏形 |
| 3.1.2 商业革命时期区域金融中心的转移 |
| 3.1.3 工业革命时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
| 3.2 不同时期交通影响下的区域金融发展案例 |
| 3.2.1 16-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航运、贸易及融资方式 |
| 3.2.2 战前美国银行业的稳定性:铁路的作用 |
| 3.2.3 近代上海金融业发展:港口贸易的繁荣 |
| 3.3 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阶段演变 |
| 3.3.1 由“物物交易”走向“物币交易”阶段 |
| 3.3.2 由“物币交易”发展“币权交易”阶段 |
| 3.3.3 虚拟交易阶段 |
| 3.3.4 交通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4.1 金融业特性及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属性 |
| 4.1.1 金融业自身特性 |
| 4.1.2 空间视角下的区域金融发展 |
| 4.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的学习与共享机制 |
| 4.2.2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的人力资源匹配机制 |
| 4.2.3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的市场潜能扩张机制 |
| 4.2.4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的产业集聚机制 |
| 4.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效应的作用分析 |
| 4.3.1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区域金融空间差异 |
| 4.3.2 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区域金融空间联系 |
| 4.4 本章小结 |
| 5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 |
| 5.2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1 旅行时间成本节约的作用 |
| 5.2.2 货物运输成本降低的作用 |
| 5.3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节约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学习与共享机制 |
| 5.3.2 人力资源匹配机制 |
| 5.4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降低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 |
| 5.4.1 市场潜能扩张机制 |
| 5.4.2 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内生性处理 |
| 5.6 本章小结 |
| 6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空间差异的实证分析 |
| 6.1.1 空间差异分解 |
| 6.1.2 收敛机制分析 |
| 6.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
| 6.2.1 金融空间联系强度的构建与分析 |
| 6.2.2 时间距离对金融联系强度影响的计量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基于F-H模型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与路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和不足 |
| 1.3.1 主要的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金融一体化理论研究 |
| 2.1.2 金融一体化测度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金融一体化理论研究 |
| 2.2.2 金融一体化测度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区域金融发展理论 |
| 3.1.1 区域金融差异理论 |
| 3.1.2 区域金融合作理论 |
| 3.2 区域金融地理理论 |
| 3.2.1 区域金融聚集理论 |
| 3.2.2 区域金融辐射理论 |
| 3.2.3 区域金融地域系统理论 |
| 3.3 区域金融增长理论 |
| 3.3.1 区域金融带动储蓄量增长 |
| 3.3.2 区域金融提升资本形成效率 |
| 第4章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
| 4.1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基础 |
| 4.1.1 成渝双城经济圈整体金融发展基础 |
| 4.1.2 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市金融发展基础 |
| 4.2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水平 |
| 4.2.1 成渝双城经济圈货币化率与金融相关率 |
| 4.2.2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聚集力水平 |
| 4.2.3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辐射力水平 |
| 第5章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水平测度 |
| 5.1 模型选择与介绍 |
| 5.2 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
| 5.3 平稳性检验 |
| 5.4 基于F-H模型测度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水平 |
| 5.4.1 无条件的F-H模型测度 |
| 5.4.2 有条件的F-H模型测度 |
| 第6章 国内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6.1 京津冀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 |
| 6.2 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 |
| 6.3 粤港澳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潜在约束 |
| 7.2.1 圈内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 |
| 7.2.2 圈内金融中心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
| 7.2.3 圈内金融联动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
| 7.2.4 圈内交通网路建设不足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打破行政壁垒,促进金融一体化发展 |
| 7.3.2 共建高效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助力金融中心建设 |
| 7.3.3 打造特色金融产业,发挥各市比较优势 |
| 7.3.4 打造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
| 7.3.5 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细化交通网路布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我国省域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AR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研究 |
| 1.3.2 国内文献研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理论基础 |
| 2.1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内涵阐述 |
| 2.1.1 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2.1.2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
| 2.2 现代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3 新型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4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互影响分析 |
| 2.4.1 金融高质量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
| 2.4.2 新型城镇化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3 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现状 |
| 3.1 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金融运行现状 |
| 3.1.2 金融支持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金融支持协调发展现状 |
| 3.1.4 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现状 |
| 3.1.5 金融支持开放发展现状 |
| 3.1.6 金融支持共享发展现状 |
| 3.2 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
| 3.2.1 人口城镇化现状 |
| 3.2.2 经济城镇化现状 |
| 3.2.3 生态城镇化现状 |
| 3.2.4 社会城镇化现状 |
| 4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实证分析 |
| 4.1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构建 |
| 4.1.2 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标构建 |
| 4.2 数据来源 |
| 4.3 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分析 |
| 4.3.1 熵值法方法介绍 |
| 4.3.2 熵值法权重计算结果 |
| 4.3.3 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
| 4.3.4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
| 4.4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
| 4.4.1 耦合协调度模型介绍 |
| 4.4.2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测度分析 |
| 4.5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水平分析 |
| 4.5.1 相对发展度模型介绍 |
| 4.5.2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对发展度测度分析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5）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质量与效应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绿色金融政策内容相关研究 |
| 1.2.2 绿色金融政策效果研究 |
| 1.2.3 绿色金融政策问题与对策研究 |
| 1.2.4 相关文献评价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绿色金融政策及其理论基础 |
| 2.1 绿色金融政策 |
| 2.1.1 绿色金融与绿色金融政策范畴界定 |
| 2.1.2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构成 |
| 2.2 绿色金融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外部性问题 |
| 2.2.2 庇古税 |
| 2.2.3 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
| 第3章 绿色金融政策及其体系 |
| 3.1 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发展 |
| 3.1.1 绿色金融政策及体系萌芽阶段 |
| 3.1.2 绿色金融政策及体系初建阶段 |
| 3.1.3 绿色金融政策及体系完善阶段 |
| 3.1.4 绿色金融政策国际合作新趋势 |
| 3.2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特征 |
| 3.2.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特征 |
| 3.2.2 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阶段性特征 |
| 3.2.3 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阶段分析 |
| 3.3 绿色金融政策阶段性效应 |
| 3.3.1 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原理分析 |
| 3.3.2 数据选取 |
| 3.3.3 变量设置 |
| 3.3.4 回归结果 |
| 3.3.5 研究结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金融政策质量分析 |
| 4.1 评价指标设计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4.1.2 评价维度与指标体系设计过程 |
| 4.1.3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内容 |
| 4.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1 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
| 4.2.2 绿色金融政策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3 分析与评价 |
| 4.3.1 评价方法选取 |
| 4.3.2 模糊综合评价计算与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政策差异视角的绿色金融政策效应及其评价 |
| 5.1 绿色金融政策分析 |
| 5.1.1 基于政策差异视角的绿色金融政策分析 |
| 5.1.2 绿色金融政策结构调整效应机制分析 |
| 5.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2.1 绿色信贷政策效应评价:基于对银行业的研究 |
| 5.2.2 绿色债券政策效应评价:基于对债券业的研究 |
| 5.2.3 绿色基金政策效应评价:基于对基金业的研究 |
| 5.2.4 绿色保险政策效应评价:基于对保险业的研究 |
| 5.2.5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效应评价:基于对试点数据的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政策发展阶段差异视角的绿色金融政策效应及其评价 |
| 6.1 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对废水排放的影响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与数据 |
| 6.1.3 实证分析 |
| 6.1.4 实证结论与效应评价 |
| 6.2 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与数据 |
| 6.2.3 实证分析 |
| 6.2.4 实证结论与效应评价 |
| 6.3 实证结果的综合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
| 7.2.1 绿色信贷政策 |
| 7.2.2 绿色债券政策 |
| 7.2.3 绿色基金政策 |
| 7.2.4 绿色保险政策 |
| 7.2.5 完善碳市场交易政策制度体系 |
| 7.3 完善绿色发展协同机制 |
| 7.3.1 绿色金融政策与环保政策相协同 |
| 7.3.2 绿色金融政策与制度建设相协同 |
| 7.3.3 绿色金融政策与国际合作相协同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6）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边界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分析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 |
| 四、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规制逻辑 |
| 五、域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与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法律结构 |
| 第一节 消费金融概述 |
| 一、消费金融的界定 |
| 二、消费金融的主要模式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厘定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边界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结构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基本业务模式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结构 |
| 第二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建构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基础理论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理论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理论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风险规制理论 |
| 四、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理论 |
| 第三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与动因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特征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具体发展动因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概述 |
| 二、域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 |
| 三、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具体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一、电子商务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二、分期购物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三、网络借贷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第四章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与风险重构 |
| 第一节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现状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依据与规制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司法层面的规制现状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案例与问题剖析 |
| 一、捷信消费金融公司与陈建民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
| 二、崔华与分期乐网络科技公司等培训借款合同纠纷案 |
| 三、腾讯公司与力天无限网络技术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 第三节 法学视野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重构 |
| 一、传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与反思 |
| 二、法学视野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 |
| 第五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体风险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适格性风险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消费者适格性风险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行为风险 |
| 一、综合利率上限风险 |
| 二、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 |
| 三、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
| 四、消费者的违约信用风险 |
| 五、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 |
| 第六章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及路径建构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与目标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目标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重构 |
| 一、当前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多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重构 |
| 第三节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建构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主体风险的法律规制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为风险的法律规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中图示清单 |
| 附录二 文中表格清单 |
| 附录三 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的立法情况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文化的涵义及其层次 |
| 2.1.2 文化产业的内涵 |
| 2.1.3 文化产业的分类 |
| 2.1.4 文化产业的融资约束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 |
| 2.2.2 产业发展理论 |
| 2.2.3 产业安全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 2.3.2 文化产业安全的研究综述 |
| 2.3.3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 3 我国文化产业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文化产业现状分析 |
| 3.1.2 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比较 |
| 3.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 3.2.1 文化产业的政府财政支持现状分析 |
| 3.2.2 文化产业的社会资本支持现状分析 |
| 3.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财政税收投入的有限性与文化产业的资金需求量大的矛盾 |
| 3.3.2 政府制度的制约机制与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
| 3.3.3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性使得中小文化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支持 |
| 3.3.4 风险投资的发展缓慢不能满足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 3.3.5 资本市场对文化企业融资存在诸多限制 |
| 4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效应分析 |
| 4.1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 4.1.1 我国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2 基于区域差异性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分析 |
| 4.1.3 我国金融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 4.2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分析 |
| 4.2.1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效应的理论分析 |
| 4.2.2 文化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
| 4.2.3 综合评价方法选取与数据采集 |
| 4.2.4 文化产业安全的实证评价分析 |
| 4.2.5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
| 5 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基于部分国家的经验与借鉴 |
| 5.1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1.1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证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 5.1.2 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 5.1.3 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
| 5.2 日本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2.1 日本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资本支持 |
| 5.2.2 社会多渠道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 5.2.3 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 |
| 5.2.4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
| 5.3 韩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3.1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促进金融业支持文化企业 |
| 5.3.2 金融业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 |
| 5.3.3 社会资本通过多渠道支持韩国文化产业 |
| 5.4 启示与借鉴 |
| 5.4.1 政府在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
| 5.4.2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渠道的多样化 |
| 5.4.3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
| 5.4.4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
| 6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 6.1 我国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6.1.1 金融支持体系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 |
| 6.1.2 金融支持体系运行架构的不完善 |
| 6.1.3 金融支持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 |
| 6.2 构建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构成要素 |
| 6.2.1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交易主体 |
| 6.2.2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组成要素 |
| 6.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 6.3.1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2 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3 资本市场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4 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4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与监管架构设计 |
| 6.4.1 货币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2 金融监管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3 财政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4 构建连接各项文化金融各项政策的协调和信息反馈机制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 本文的研究范畴 |
| 1.3.1 实体经济的界定 |
| 1.3.2 金融体系的界定 |
| 1.4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与研究述评 |
| 2.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2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3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4 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关联性研究 |
| 3.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1.2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2 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论 |
| 3.2.2 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 |
| 3.2.3 金融约束论 |
| 3.2.4 其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3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性基本分析 |
| 3.3.1 灰色关联度理论 |
| 3.3.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4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性实证分析 |
| 3.4.1 变量无量纲化处理 |
| 3.4.2 计算关联系数 |
| 3.4.3 计算灰色关联度 |
| 3.4.4 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结构空间溢出效应视角 |
| 4.1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宏观金融结构发展现状 |
| 4.1.2 金融行业结构发展现状 |
| 4.2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
| 4.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2.4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4.2.5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确定最优空间计量模型 |
| 4.3.2 Hausman检验 |
| 4.3.3 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
| 4.3.4 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效率动态效应视角 |
| 5.1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5.2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分析 |
| 5.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系统GMM模型的构建 |
| 5.3.2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3.3 动态关系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规模门槛效应视角 |
| 6.1 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6.2 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分析 |
| 6.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金融规模的门槛效应研究 |
| 6.3.1 门槛模型的构建 |
| 6.3.2 基于金融规模时间序列门槛模型的构建 |
| 6.3.3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
| 6.3.4 金融规模的单一门槛效应分析 |
| 6.3.5 金融规模的双重门槛效应分析 |
| 6.4 省际金融规模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6.4.1 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 |
| 6.4.2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4.3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
| 6.4.4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基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时间序列门槛效应检验 |
| 6.5.2 基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面板门槛效应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动态关联效应视角 |
| 7.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PVAR模型的构建 |
| 7.2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关联性基本分析 |
| 7.2.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样本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7.3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关联效应实证研究 |
| 7.3.1 PVAR模型基本分析 |
| 7.3.2 方差分解 |
| 7.3.3 脉冲响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金融发展政策建议——“十五”金融业发展研究之三（论文参考文献）
- [1]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梓利.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基于F-H模型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D]. 刘星宇.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3]我国省域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研究[D]. 张栋一.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5]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质量与效应评价[D]. 郑立纯. 吉林大学, 2020(01)
- [6]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D]. 程雪军.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7]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刘晓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8]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9]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研究[D]. 周悦. 吉林大学, 2020(08)
- [10]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