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Use of Desirable Dietary Pattern (DDP) for Study of Dietary Pattern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f Jiangsu（论文文献综述）
谢栋[1]（2021）在《中国生猪及猪肉生产水足迹时空演变解析与评价（2004-2017）》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膳食结构的改变,人们对肉类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畜产品产量随之增长。进而饲料消耗量大幅升高,饲料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大了农业水资源压力。动物水足迹是指通过生产链的各个步骤来量化的关于牲畜饲养所消耗和污染的直接和间接的淡水的体积,畜产品水足迹是基于动物水足迹,与产品加工所必需过程的水足迹之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同时猪肉也是我国主要的畜产品,但是猪肉产量剧增且各地猪肉产量空间分布不均,以及作物种植、生猪养殖以及水资源分布的空间不一致性为我国本就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可利用蓝水资源已无法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求,超出可利用蓝水量的蓝水足迹被视为“不可持续蓝水足迹”。本文以生猪及猪肉为研究对象,将生猪养殖系统分为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四种养殖方式,量化并解析2004-2017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生猪及猪肉生产蓝、绿和灰水足迹时空演变规律;基于“蓝水足迹可持续性”概念,对比评价了2008年和2017年生猪水足迹及饲料虚拟水流动的可持续性,以明确我国畜产品生产对区域用水的效率和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中国多年平均生猪单产消耗型水足迹（绿水足迹+蓝水足迹）和灰水足迹分别为343 m3/头和204 m3/头。多年平均生猪年度消耗型和灰水足迹分别为2254.25亿m3/a和1352.14亿m3/a。（2）2004-2017年,生猪生产用水效率逐步提升,但养殖总耗水量持续增长。生猪单产消耗型水足迹和灰水足迹分别降低8%和3%,但随着生猪出栏量的增长（14%）,生猪年度消耗型水足迹和灰水足迹分别增长3%和11%。（3）畜牧业对水质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不同规模的生猪单产绿水足迹和蓝水足迹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的灰水足迹分别增加3%、5%和8%。响应集约化养殖方式需格外关注畜牧业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效应。（4）规模化生产模式对提升生猪用水效率有积极影响。散养是生猪水足迹最大的养殖模式,大规模是生猪水足迹最小的养殖模式,如果将2017年生猪养殖方式全部换成大规模,可节约130亿m3消耗型水足迹和103亿m3灰水足迹。特别强调,尽管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生猪水足迹最小,但其灰水足迹呈增长态势,鼓励规模化养殖的同时需控制生猪排泄物对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5）我国省际间饲料作物虚拟水流动加剧区域水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的现状,缺水地区的用水安全状况严峻。不可持续蓝水足迹占生猪生产蓝水足迹的86%,其中饲料消费不可持续蓝水足迹贡献了91%。且生猪生产不可持续蓝水足迹高值区集中在水资源短缺的北方地区。2017年由缺水地区输出的不可持续虚拟蓝水已达省际间饲料作物虚拟蓝水流动量的91%。
贾中民[2]（2020）在《渝西北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源解析与生态健康风险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壤重金属污染关系生态系统健康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而影响人体健康,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有研究深入分析了城市和农业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并评价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态健康风险,有利于土壤环境质量的提高和人居环境的改善。然而重庆市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其城镇快速发展区土壤与农作物重金属污染水平、生态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价的系统研究相对有限。重庆市西北部的潼南区、合川区、铜梁区和大足区是建设主城菜篮子基地、实现重庆市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区域之一,城郊特色效益农业潜力巨大,为重庆市民提供了大量的粮油、生猪、水产、蔬菜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开展该区域土壤重金属的系统研究十分必要。为更好地了解渝西北地区（潼南区、合川区、铜梁区和大足区）土壤重金属生态环境风险及农产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4个区高密度采集了土壤样品1695件,采集水稻籽实101件、玉米籽实139件和叶类蔬菜88件,以及各类作物相同数量的根系土,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分析测试各类样品8种重金属元素含量、部分土壤样品重金属7步形态和其他相关理化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统计学理论、GIS技术、多元回归分析、污染评价与源解析及生态健康风险评价等多种方法,系统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1）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含量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2）土壤重金属污染种类、程度及范围,查明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及其贡献率;（3）土壤—作物系统重金属元素迁移累积特征及其安全性,并构建农作物超标重金属含量吸收模型;（4）表层土壤与农作物重金属元素的生态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水平。以期为当地土壤污染防治、农作物安全性及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风险管理等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结论如下:1.渝西北表层土壤As、Cd、Cr、Cu、Hg、Ni、Pb和Zn平均含量分别为6.21、0.33、75.49、6.99、0.077、27.9、35.24和87.91 mg·kg-1。除Cr元素含量略低于背景值外,As、Cd、Cu、Hg、Ni、Pb和Zn元素平均值均超过背景值,7种重金属元素在表层土壤不同程度累积,Cd元素是背景值的3.01倍,累积效应最大,其余6种元素是背景值的1.07～1.28倍。2.空间变异分析结果表明Cd、Pb元素拟合为线性模型,As、Ni元素拟合为球状模型,其余元素理论模型拟合为指数模型。8种元素的块基比[C0/（C0+C）]介于0.40～0.71之间,属于中等程度空间自相关关系,说明它们的空间变异受到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克里格插值结果显示,研究区除Hg在东部含量较高外,Zn、Cd、Pb、As、Ni、Cu和Cr 7种元素在研究区西部含量较高,且元素含量空间分布与地层界线基本耦合,但Cd和Pb存在局部的高值区,表明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含量明显受控于成土母质及成土作用过程,而Cd、Hg和Pb元素还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3.研究区土壤Cr、Ni、Cu、Zn和As元素含量主要受地层（成土母岩）控制,更接近于强烈的空间自相关;而Hg受人为活动的影响更为明显,接近于很弱的空间自相关;Cd和Pb则受成土母岩和人为活动的共同影响。总体上,成土母质决定了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和空间分布,表生地球化学作用重塑了表层土壤重金属元素分布的宏观趋势,强烈的人类活动（如工矿业活动、农业生产活动等）破坏了Hg、Cd和Pb等元素的自然分布规律。4.研究区地累积指数平均值均小于1,由大到小依次为Cd>Pb>As>Zn>Ni>Hg>Cu>Cr;单因子污染指数平均值也小于1,依次为Cd>Cr>Cu=Zn>Ni>As>Pb>Hg,综合污染指数平均值为0.6;富集因子由大到小依次为Cd（3.03）>Hg（1.30）>As（1.26）>Ni（1.1）=Zn（1.1）>Pb（1.09）>Cu（1.04）>Cr（0.95）。3种评价方法结果虽略有不同,但总体结果基本一致。研究区总体上土壤污染程度较低,以无污染和轻微污染为主,存在一定程度的中-重度污染,即有一定数量的土壤点位中重金属Cd、Hg和As等具有较高的指数,这表明研究区已存在这些重金属元素的污染或背景值较高,尤其是Cd污染最为突出。5.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绝对主成分分数-多元回归方程受体模型（PCA/APCS-MLR）分析表明,研究区土壤重金属主要来源有自然源、工业源与农业源、大气降尘源。其中土壤Cu、Cr、Ni、Zn和As主要来源于自然源,对5种重金属的贡献率分别为85.51%、84.75%、86.78%、71.14%和83.95%,受地质背景（成土母质）控制明显;Cd主要来源于工农业活动源和自然源,贡献率分别为56.49%和43.51%,研究区工矿企业和农业活动造成的Cd输入明显,其生态效应需引起重视;Pb以工业活动源和农业活动源为主,贡献率为55.2%,同时自然源（成土母质）也是Pb的来源之一;而Hg以人为排放的大气降尘为主要来源,贡献率为86.9%。从源头上控制主要污染元素在农田土壤中的积累有助于降低农产品重金属富集风险,对研究区土壤Cd污染的控制应采取防止土壤酸化、减少工业活动排放和农业施肥输入等综合措施,土壤Pb主要是控制工业活动的排放,而控制煤炭燃烧产生的大气污染则是防治土壤Hg污染的重要措施之一。6.水稻、玉米和叶类蔬菜的根系土中Cd和Ni的超标率分别为25.5%和20.6%、27.3%和30.2%、45.5%和15.9%,其他如As、Cr、Cu、Pb也有超标点位存在,总体上蔬菜地>玉米地>水稻田。而对应农作物仅水稻籽实和玉米籽实Cd有超过标准限制值的点位,超标率分别为9.90%和8.63%。生物富集系数以Zn和Cd较高,Hg在蔬菜中虽有最高的富集系数,但蔬菜中Hg含量未超过标准限制值。这说明研究区重金属Cd及Zn的生物有效性较强,而其他重金属生物有效性较弱,这也是农作物Cd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7.水稻、玉米和叶类蔬菜及其根系土中重金属含量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酸性条件下作物内Cd含量会出现较高的误判,即作物内重金属含量和土壤里重金属含量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需引入其他土壤关键因子进一步研究。利用Cd的生物富集系数并引入土壤其他因子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构建作物吸收模型显示,水稻籽实、玉米籽实和叶类蔬菜中Cd含量与土壤p H值呈负相关,土壤偏酸性会促进作物对Cd的吸收累积。同时土壤中Ca O对水稻籽实中的Cd累积、土壤K2O和S对玉米籽实和叶类蔬菜中的Cd累积具有抑制作用,而土壤中Si O2对水稻籽实Cd积累具有促进作用。实际生产中可以通过控制土壤酸碱度及相关因子含量来减缓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有效性,提高研究区农产品质量。8.研究区表层土壤整体处于中等潜在生态风险等级,重金属危害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Cd>Hg>As>Pb>Cu>Ni>Cr>Zn,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足（184.9±57.6;平均值±S.D.）≈铜梁（182.0±90.8）>潼南（165.6±36.9）≈合川（165.4±71.3）,Pb、Cu、Ni、Cr和Zn均为轻微生态危害等级,As基本处于轻微生态危害等级,Cd和Hg主要处于中等生态危害等级,二者可能造成的生态危害应引起重视。9.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环境无风险或可忽略（优先保护类）的点位占81%,可能存在环境风险但风险可控（安全利用类）的样点占19%,无明显环境污染风险区（严格管控类）。优先保护类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和东北部,整体围绕安全利用类土壤呈连续性分布;安全利用类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南部,零星分布在中西部,主要呈不规则的斑块状分布。风险评估码（RAC）显示,除Cd外其他重金属元素主要以残渣态形式存在,无环境风险或风险较低,而土壤Cd处于高风险状态,生物有效组分达到39.67%,与其他地区比较发现非地质高背景区土壤重金属Cd的生物活性明显高于地质高背景区。因此,研究区土壤环境风险主要由Cd元素及其较高的生物有效性引起。10.研究区可能存在由重金属引起的非致癌健康风险,除了膳食摄入重金属成人致癌风险高于儿童外,无论土壤重金属致癌、非致癌风险或膳食摄入重金属非致癌风险,儿童更容易受到潜在健康风险影响。土壤Ni元素对非致癌健康风险贡献率最大,且儿童的单一非致癌健康风险指数大于1;土壤Cr对致癌风险贡献率最大;农作物中As对非致癌贡献率最大,而Cd对致癌贡献率最大。土壤—农作物系统中8种重金属对成人和儿童的综合非致癌风险系数分别为0.397和2.17,成人没有显着的非致癌风险,儿童综合非致癌风险指数大于1,可能存在非致癌风险,主要是由Ni元素通过土壤皮肤接触产生的非致癌风险引起的。成人和儿童总致癌风险指数平均值处于10-6～10-4之间,处于可接受水平。综上所述,基于污染评价、生态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价部分可知,研究区应将Cd、Hg和Ni列为优先控制的重金属元素,而As、Pb和Cu等重金属元素因某些点位含量超过GB15618-2018D的风险筛选值或者指数（Igeo、EF和RI）较高也不能忽视。因此,需重视研究区土壤Cd的安全利用问题,应积极采取农艺调控或筛选低累积品种进行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现状,同时减少工矿业活动对Cd和Hg的排放及农业生产活动（如含高Cd磷肥的施用等）对土壤Cd的输入,并避免儿童过多地接触土壤以便消除儿童的非致癌健康风险。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的首次系统评价为当地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信息,评价提供的定量证据表明迫切需要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以保护居民免受排放到环境中重金属的危害。
刘思雨[3]（2020）在《中国膳食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统计建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农业工作者们使用农药来控制病虫草等有害生物、有效调节和保护作物生长。然而,农药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药残留。尤其是,农药除对大气、土壤以及水体等生态环境会造成污染,还会通过食物链传递等途径而富集于人体内,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作用范围不断扩大、施用量不断提高,其农药残留问题日益凸显,食品安全隐患逐日增加。如今,对膳食中农药摄入风险进行评估尤为重要。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摄入风险进行评估:对原始数据及研究理论方法进行论述。关于原始数据,介绍未检出数据的处理、参数分布拟合以及拟合优度检验方法等;关于风险评估,介绍评估过程的步骤及含义,根据数据利用程度的不同,分别对点评估、简单分布评估及概率评估方法进行讨论。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掌握膳食消费情况和农药检出情况,发现农药残留主要来自蔬菜和水果两类膳食,并且蔬菜类膳食中的残留含量较高。对农药的暴露风险进行评估。利用膳食消费量与农药残留浓度数据的不同形式（如点值形式、分布形式）,从农药种类、人群年龄以及居住地区多个角度,分别进行慢性暴露评估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在评估模型方面,点评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其评估范围有限;简单分布评估由于农药残留浓度为均值点数据,使得分析得到的高暴露评估结果精度有限;概率评估不单一考虑均值数据,可作为整体的日常情况。在慢性暴露评估结果方面,对于3种不同农药,氯氰菊酯的暴露风险较高,氯氟氰菊酯次之,甲氰菊酯的风险较低;对于4组不同年龄段人群,儿童始终呈现高暴露情况,青少年次之,成年和老年的暴露量一直相对较低;对于2类不同地区,暴露情况始终因农药、年龄段以及暴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刘炬吟[4]（2019）在《云南省元阳县农村寄宿制哈尼族学龄儿童营养干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寄宿制哈尼族学龄儿童的基本营养状况,针对其存在的营养问题,探索行之有效的营养干预方法,提高寄宿制学校哈尼族学龄儿童的营养和健康水平。[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红河州元阳县3所寄宿制小学3-5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体格检查、营养KAP问卷调查、膳食调查以及对学生和老师进行访谈。体格检查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的要求,对学生身高、体重、血压值进行测量;学生、老师营养KAP调查以及访谈内容以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调查表为基础,结合课题目标,自行设计问卷。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采用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进行调查,结果根据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s）换算的标准人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值进行比较分析;选取BMI值和KAP得分无统计学差异的两所学校学生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学生进行为期6个月的营养宣教和体育锻炼干预,并评估干预效果;采用Epidata软件对KAP问卷进行数据录入,SPSS25.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自主开发的“昆明医科大学孕产妇与儿童膳食营养评价系统”对3天24小时膳食调查的数据录入和分析。[结果]1、基线调查调查对象BMI平均值为16.8±2.2,其中低体重占2.1%,超重占4.3%,肥胖占2.9%,1.9%的小学生血压值偏高;营养知识总体合格率为55.8%;75.0%的学生愿意学习营养健康知识;每天吃早餐的学生占总人数的41.0%;68.2%的学生喜欢参加课外体育活动。调查对象能量及蛋白质摄入量分别占推荐摄入量的76.3%、72.9%,脂肪摄入量接近推荐摄入量,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为平均需要量的1.69倍;维生素与矿物质摄入不足,维生素A仅占20.4%,Ca仅占23.2%;膳食结构不合理,谷类、薯类偏高,其余几类食物的摄入均偏低,特别是水产品类、奶类、大豆类、坚果类的摄入量明显不足。2、干预效果评价干预组BMI平均值为17.7±2.3,血压在正常范围的学生占98%。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BMI值和血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营养知识、态度部分得分明显提高（P<0.05）,但行为部分仅有一题干预组中间频次的学生多于对照组,其余几题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膳食部分蛋白质摄入量干预组高于对照组（P<0.05）,其余宏量营养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C,以及矿物质Ca、P、Fe、Se,干预组摄入量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干预前后相比,BMI值和血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营养知识、态度部分得分明显提高（P<0.05）,行为部分仅有两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几题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膳食部分能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占比均高于干预前（P<0.05）,维生素的摄入量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矿物质Ca、P、Fe、Zn干预后的摄入量高于干预前（P<0.05）。[结论]1、基线调查表明,调查对象超重、肥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却比云南省平均水平高;营养认知方面存在不足,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膳食结构不合理,谷类摄入较多,总能量、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不足;虽然睡眠时间较为充足,但学生整体较缺乏体育锻炼。2、通过“营养宣教+体育锻炼”的综合干预,学生营养知识、态度的得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营养行为以及膳食结构方面改善的不明显。说明此次营养健康干预方式能够提高小学生营养知识水平,端正小学生合理膳食的态度,对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有促进作用,但仍然任重道远。3、提高学生营养健康水平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需要政府、学校、老师、家长以及学生共同参与,长期坚持,共同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路昌[5]（2018）在《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现阶段配置土地资源、落实土地管理制度、实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后经历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现行规划编制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可以更好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差异化利用和区域协调化利用。近年来不论是在政策规定方面还是实践案例方面,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均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出现了如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京津冀协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规划案例,重要性日益突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老工业基地,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和编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效果明显,较好地完成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建设用地指标区域分配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较低、规划实施区域协调性偏低、土地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严重等问题,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现行规划编制思路与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2017年10月,十九大提出“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入了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东北振兴对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如何通过规划调整推动区域土地资源实现协调、可持续利用迫在眉睫。因此,通过开展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思路和方法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探讨,推动东北地区区域土地资源实现差异化利用和区域协调化利用,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和谐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已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实施效果评价或环境影响评价、创新“多规合一”的协调机制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理论、思路和方法的研究。粮食主产区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地区,其土地利用特点、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但是现有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践案例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粮食主产区的关注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以实现土地利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三类基本需求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基本理论基础,首先对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构建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理论框架;其次,以东北地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评价结果和基于三生空间的东北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分析作为切入点构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然后,以土地利用“本底-现状-潜力”三维分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的土地利用综合分区方案作为规划的区域划分方案,依据差异化的土地发展战略确定不同类型区各项规划指标的调控策略;最后,选取松嫩平原北部农牧粮食生产区进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验证构建的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思路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可为国内其他粮食主产区编制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研究结果如下:（1）依据规划编制相关理论基础,将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理念确定为:以土地利用综合分区为基础,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为核心,针对不同类型分区制定不同的区域发展方向和土地利用发展战略,得到差异化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调整优化方案,通过对区域整体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区域整体“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2）东北地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实施至2015年的总体评价得分仅为79.52,等级为“一般”,规划整体实施效果处于一般水平,规划实施和编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包括较好地完成了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提高了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存在着建设用地现实需求与规划控制指标矛盾突出、土地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偏低、规划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益重视不足、规划的社会意识度亟待加强等问题。（3）1995～2015年间,东北地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0.581持续下降至0.575,研究期间东北地区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东北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生产用地持续增加、生态用地持续减少和生活用地持续增加,前期剧烈后期趋缓;三生用地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各类功能用地的空间分布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和不均衡性;研究期间辽宁省较为发达、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较为落后的区域差距格局依然存在,研究后期则有所缓和。（4）以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分析作为切入点构建了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共有18项指标,其中保留现行规划指标体系中的12项指标,将现行指标体系中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林地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3项指标调整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森林覆盖率、土地利用开发强度,新增水域面积、生态用地比例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3项指标。新的指标体系在较好的兼顾了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土地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等各个方面。（5）构建的土地利用“本底-现状-潜力”三维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清晰地反映粮食主产区土地利用的自然本底条件、开发现状和未来发展潜力特征,其中土地发展潜力相关指标的选取不应只单纯反映经济效益,应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也考虑在内,综合反映土地资源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方面潜在的发展潜力。（6）东北地区可划分成3种类型共12个分区,各分区之间土地利用条件、开发程度、发展潜力均存在明显地域差异,由北向南基本上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经济发展区是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土地利用综合水平整体较高,规划指标调整战略应为适度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和林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粮食生产区是农业生产集中区域,规划指标调整战略应为少量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适度增加林地面积;林农生态区是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地区,土地利用综合水平整体较低,规划指标调整战略应为适度增加林地面积,保持耕地面积稳定,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7）在构建的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约束下,利用多目标规划法得到了松嫩平原北部农牧粮食生产区2020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其中,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7.51%、6.14%、6.35%。优化方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分别为2303.97亿元、526.84亿元、487.17亿元、3317.98亿元,优化方案全面优于现行规划方案。优化方案较好地实现了粮食生产区“优先满足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需求,其次满足生态安全需求,协同平衡经济发展需求”的整体土地利用发展策略。本研究构建了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理论框架,并针对东北地区构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和土地利用综合分区方案,基于不同类型分区构建土地利用情景分析框架,最终得到差异化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验证了理论框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作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补充,通过编制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区域（市、县）级别通过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制定差异化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三类基本需求侧重方案,进而在地区（全国、省）级别最终实现统筹满足“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三类基本需求,是一种可行的思路。
马云倩,徐海泉,郭燕枝,王秀丽[6]（2017）在《基于VARX模型的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预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食物平衡表数据为依据,在分析食物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带有外生变量能够反映食物类别之间内在联系的VARX模型,预测了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结构及消费量:谷类155.98 kg,薯类35.17 kg,豆类1.38 kg,植物油11.73 kg,水果95.29 kg,蔬菜495.73 kg,肉77.10 kg,蛋27.88 kg,奶44.78 kg,水产品10.09 kg。与《201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数据比较发现,到2020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尚不合理,存在明显的饮食不均、食物浪费与热量摄入过高等问题。
褚运松[7]（2017）在《吉林省农村地区中老年居民膳食模式与血脂关系的调查分析》文中认为目的:1.分析吉林省农村中老年居民的膳食模式构成;2.分析不同膳食模式与血脂异常的关系;3.分析不同膳食模式与血脂各定量指标的关系;4.为中老年人科学的调节和控制血脂提供膳食指导。方法:本次研究数据来自ICDC国际协作慢性病前瞻性队列研究,以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吉林省四平市伊通镇、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九台市龙家堡镇、公主岭市南崴子镇4个镇中的8个自然村的中老年居民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则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将调查项目内容完整且符合本次研究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均统一用Epi Data3.1软件录入,并用Excel2010进行筛查命令检查,及时纠正错误,从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调整混杂因素后,分析膳食模式与血脂异常之间的关系,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调整混杂因素,分析膳食模式与血脂各定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1.本研究的1323人中,血脂正常的为683人,血脂异常的为640人,异常率为48.4%;男性人群中血脂正常的为247人,血脂异常的为254人,异常率为50.7%,女性人群中血脂正常的为436人,血脂异常为386人,异常率为47.0%。2.本研究中的1323名研究对象通过因子分析得到4种膳食模式,蔬菜类膳食模式（以熟食的蔬菜、生吃的蔬菜、咸菜类、干豆及坚果类等为主）,肉类膳食模式（以禽肉类、饮料、面食、鱼类等为主）、奶类膳食模式（以奶类及奶制品、饼干、水果类、米饭等为主）、酒类膳食模式（以酒类、调味品、米饭、禽肉类等为主）。3.从四种膳食模式的因子模型计算得出的膳食模式因子积分,取最大值来确定每个个体的膳食模式分类,其中蔬菜类膳食模式342人,占25.85%;肉类膳食模式308人,占23.28%;奶类膳食模式329人,占24.87%;酒类膳食模式344人,占26.00%。且四种膳食模式在性别、民族、学历分布上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4.在校正了多个可能影响因素后,肉类膳食模式、奶类膳食模式、酒类膳食模式与蔬菜类膳食模式相比,血脂异常率增加（OR=2.026,OR=1.534,OR=1.972）,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11,P<0.001）。蔬菜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减少血脂异常的患病率（OR=0.612,P=0.001）;肉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增加血脂异常的患病率（OR=1.951,P<0.001）,酒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增加血脂异常的患病率（OR=2.211,P<0.001）。5.校正了多个可能影响因素后,膳食模式因子积分与总胆固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肉类、酒类膳食模式与蔬菜类膳食模式相比,能明显增加总胆固醇水平（P<0.001）;蔬菜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减少0.071mmol/L的总胆固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7）;肉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增加0.260mmol/L的总胆固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酒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增加0.168mmol/L的总胆固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膳食模式因子积分与甘油三脂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肉类膳食模式与蔬菜类膳食模式相比,能明显增加甘油三酯水平;肉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增加0.071mmol/L的甘油三酯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膳食模式因子积分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蔬菜类膳食模式因子积分T3比T1可以减少0.106mmol/L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1.研究对象的血脂异常患病率为48.4%。2.吉林省农村中老年居民存在4种膳食模式,即蔬菜类膳食模式、肉类膳食模式、奶类膳食模式和酒类膳食模式,在性别、民族、学历上分布存在差异。3.校正了影响因素后,肉类、酒类膳食模式是血脂异常发生的危险因素,而蔬菜类膳食模式是血脂异常发生的保护因素。4.校正了影响因素后,蔬菜类膳食模式可以降低总胆固醇水平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而肉类、酒类膳食模式可以升高总胆固醇水平,肉类膳食模式可以升高甘油三脂水平。
丁泽丽[8]（2017）在《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环境脏乱、饮食不洁、卫生意识淡薄、医药技术滞后等,以致民众死亡率居高不下。红十字会以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诞生。它脱胎于战争救护,最初未涉足公共卫生工作,因其践行人道主义的宗旨与公共卫生的理念不谋而合,公共卫生逐渐纳入红十字会的例行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特殊卫生状况及人道主义宗旨的促使下,开始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自晚清至民国终结,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历经奠基起步、迅速发展、砥砺前进、全面拓展四个阶段。红十字会卫生制度由“一概而论”发展为“分门别类”,卫生机构数量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卫生人员培养由“医护包干”发展为“卫生人才”,业务内容由单一的“疫疠防护”发展为综合的“社会服务”。这四点勾勒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疫病防治、卫生宣传教育、难民卫生、妇幼卫生四个方面。疫病防治自1912年开始正式纳入红十字会工作范畴,标志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正式开始。为保证该项事业顺利进行,中国红十字设立常设公立医院及临时防疫医院,平时开展接种牛痘、注射时疫药水等预防工作,疫情肆虐时,设立时疫医院,派遣救疫队等展开救治工作。疫病防治工作的实施中体现了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医权共享,惠及贫苦;防治兼施,以防为主;城乡渐进,由城及乡;医患共融,同御疫疠。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方开始正式开展,战前的卫生教育主要为卫生理论教育,通过红十字人着文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的卫生“补白”向民众灌输疫病预防、饮食卫生、日常保健等卫生常识。战后,红十字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沿袭战前卫生理论宣传的同时,开展难民卫生教育、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难民卫生为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总会留沪人员组织中外慈善人士成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的卫生工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等卫生组织的同时,联合中华医学会、工部局卫生处成立上海防疫会及难民卫生合作委员会,改善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开展难民疫病防治,注重难民饮食卫生等。1938年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难民卫生工作相继停办后,由中国红十字总会接办医务委员会工作,直至沪地收容所解散,难民疏散。妇幼卫生工作至复员时期方真正落实,1936年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妇女部,然因战争影响,徒有虚名,至复员后方名副其实。事实上,在此之前红十字会常设医院的接生工作,抗战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产科医院及开展妇幼身体检查等为复员期间的妇幼工作奠定了基础。复员后,中国红十字会依托各地分会医院、诊疗所、护士学校、产科学校开展此项工作,为保证工作有序进行,制订相关制度。经精心筹划后,各分会妇幼卫生工作有序进行,于妇女推进科学接生的同时,进行妇女卫生训练,于儿童设立儿童营养站,开展儿童健康竞赛等。经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及相关组织的协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公共卫生工作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红十字会推进工作,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历程中,随国内环境变化及红十字事业发展需要,公共卫生事业发生明显变化。其变迁特点主要为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为其在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其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人力物力财力掣肘、房屋问题重重、卫生工作效力受限、红十字标志遭亵渎等困境。追其缘由,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仍,中国红十字会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救援各项灾难,力不从心,及近代中国对公共卫生事业不够重视,投入低;另一方面限于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组织局限。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在曲折中实现自身价值,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戴建兵[9]（2015）在《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6月,民政部选取江苏昆山、浙江海宁、河南洛宁、广东深圳4地作为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第一批试点地区。2014年4月,民政部进一步选取北京市房山区等46个市（县、区）作为第二批试点地区。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工作的开展,拉开了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序幕。试点过程中,试点地区高度重视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工作,努力加强制度创建,取得较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需要在理论上厘清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理念、原则和思路,需要根据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蓝图。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制度分析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平理论、需要理论等为理论分析框架,以软系统方法论（SSM）为方法上的指导,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计量分析法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上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本文沿着三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问题逐次展开,分别是：（1）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由来和现状；（2）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3）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探索。论文分析了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由来和现状,考察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相关理论,构建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理念、原则和思路,提出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三阶段”模式,并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从福利覆盖范围、福利内容体系、财政资金保障、法律法规建设、管理运行、绩效评价等方面探索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方案。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变迁而来,是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二,我国正处于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初级阶段,儿童社会福利覆盖面有待扩大,福利项目有待增加,福利水平有待提高,专门立法有待制定,管理运行有待完善,绩效评价有待规范。影响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状况。第三,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精神为宗旨,以我国现实国情为蓝本,以国际经验为参照,以满足儿童需求为导向,充分考察儿童权利优先序列,科学合理构建；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逐步、适度、统一”的原则。第四,根据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和民主发展进程,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初级阶段（2010-2020年）、中级阶段（2021-2030年）和高级阶段（2031-2050年）。初级阶段,儿童社会福利覆盖范围从孤儿逐步扩大到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最终实现特殊儿童全覆盖；儿童社会福利内容以生存性福利为主,兼顾发展性福利,福利项目逐步增多；儿童社会福利水平从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步提高。中级阶段,儿童社会福利覆盖范围从特殊儿童扩大到部分普通儿童；儿童社会福利内容实现生存性福利和发展性福利并重,城乡福利项目和内容多样化；儿童社会福利水平逐步提高,实现较高的福利给付。高级阶段,儿童社会覆盖范围从全体特殊儿童扩大到全体普通儿童；儿童社会福利内容广泛,为全体儿童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福利项目；儿童社会福利水平高,实现高水平的福利供给。第五,我国应逐步增加儿童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规模,2020年时儿童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达到0.50%,2030年时逐步提高到0.95%-1.03%,2050年时达到2.38%-2.66%。2050年时儿童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应接近OECD国家2009年的平均水平（2.61%）。第六,我国应加快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律法规建设,逐步建立起以《儿童福利法》为母法,包含儿童生活、教育、医疗、就业、司法保护等专项福利法律法规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儿童社会福利法律法规体系。第七,我国应完善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行政管理职能,在国家层面建立儿童福利局或“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第八,我国应完善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绩效评价机制,建立起以符合儿童发展为目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有如下特色和创新：第一,深化和发展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概念的内涵。第二,比较系统地提出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理念、原则和思路。第三,相对完整地构建起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三阶段”模式。第四,将软系统方法论（SSM）引入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具有创新性。第五,较早地将绩效评价引入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在评价手段上具有创新性。最后,本文分析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陈翔[10]（2013）在《云南贫困山区五个高海拔山村居民膳食多样化现况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膳食多样化与营养素摄入量及其充足状态呈正相关,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中国的膳食指南都建议人们通过膳食多样化（dietary diversity）来提高膳食营养质量。膳食多样化评分（Dietary Diversity Score, DDS）作为一种特别适合于农村居民膳食营养状况评价的方法,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但贫困地区高海拔山村居民的膳食多样化状况及其评分,目前还很少得到关注。高海拔的地理学定义是1500-3500米,云南多数山村居民的居住环境正是在这一范围,而本研究选取的三个村庄海拔高度是2580-2700米,另两个村庄在2000-2100米之间；这一区域,由于气温的限制,大多数喜温农作物,包括谷类、豆类、蔬菜等不适合种植,因为贫困、山高、缺少水库和灌溉设施,季节性缺水,更加限制了农作物的种类,进而影响村民的膳食供应。因此,云南贫困高海拔山村的膳食多样化状况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研究价值。研究目的了解云南贫困山区五个高海拔山村日常膳食结构,分析评价居民膳食多样化程度及营养素摄入充足状态,同时对各村,各人群,包括山地、半山区和坝区等不同类型村落的具体营养问题进行分析,为开展营养宣教及推广适合于高海拔寒凉山区的农作物新品种和农业技术提供基础数据和建议。研究方法采用相互对照的方法,在云南高海拔贫困山区选取山地、半山区、坝区三种不同类型村落作为项目点；采用系统抽样方法进行膳食多样化调查,以户为单位,按照住户花名册,从1599户中抽取300户以上家庭中主要负责日常膳食采购及烹饪的妇女为调查对象。采用24小时膳食回顾问卷及面对面的访谈形式调查农村家庭的基本膳食情况,抽样单位与总体的比例大于16%。结果不同海拔高度、地理环境和民族成分的村庄膳食多样化评分及膳食结构（食物组间摄入率）差异较大,相对高海拔村落与相对低海拔村落面临的具体营养问题呈现出较大的反差,但共同的营养问题是鱼和海产品、乳及乳制品摄入率低。海拔2580-2700米的三个山地村庄和海拔2000-2100米的两个半山区和坝区村庄膳食结构有较大差异,前者24小时16类膳食多样化评分为8.6879±1.9646,谷类与根茎类相结合为主要粮食模式,豆类摄入率低是其主要问题。后者DDS为7.1451士2.9188,以谷类为主,根茎类为辅。在海拔2500米以上三个村庄,含有vitA原的蔬菜摄入率明显较高（52.9%：24.2%,P<0.001）,新鲜肉类摄入率较高（91.6%：66.1%,P<0.001）,内脏类摄入率差异不显着（9.2%：3.2%,P=0.105）；但豆类、坚果和种子类食物摄入率明显较低（36.6%：62.9%,P<0.001）,乳及乳制品摄入率也较低（5.5%：16.1%,P<0.01）,鱼和海产品摄入率无统计学差异（5%：6.5%,P=0.650）。结论和建议山区相对低海拔村落的地理因素、区位条件和多民族聚居形成的饮食习俗有利于膳食的多样化；而典型高海拔山地村落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是促进膳食多样化的积极因素,但受到居民文化程度较低、区位条件差的限制,依然存在诸多膳食营养问题：应加强宣教,利用当地丰富的vitA原类食物资源预防亚临床vitA缺乏,特别对海拔2000-2100米的两个村应加强宣教,倡导居民多摄入富含vitA原的蔬菜；对当地高海拔山区孕产妇和儿童应加强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LCP, Long chain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摄入量的研究、监测和宣教。应倡导山区中老年妇女对乳类、豆类和坚果的摄入；应提倡利用当地富含色氨酸、蛋氨酸的各类膳食资源弥补山区居民膳食模式的不足；应重点加强对当地苗族和回族居民的膳食营养状况的关注；农业技术扶持和优质蚕豆、豌豆等品种的推广对于海拔2500米以上三个村庄的营养改善尤为重要：鉴于山区畜牧业的发展并未改善居民乳类摄入状况,应积极探索通过畜牧业改善乳类营养状况的方法。
二、Use of Desirable Dietary Pattern (DDP) for Study of Dietary Pattern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f Jiangsu（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Use of Desirable Dietary Pattern (DDP) for Study of Dietary Pattern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f Jiangsu（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生猪及猪肉生产水足迹时空演变解析与评价（2004-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足迹研究进展 |
| 1.2.2 动物及动物产品水足迹 |
| 1.3 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1.1 研究目标 |
| 2.1.2 研究内容 |
| 2.2 技术路线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生猪生产水足迹计算 |
| 2.3.2 猪肉生产水足迹计算 |
| 2.3.3 生猪生产蓝水足迹可持续评价 |
| 2.3.4 饲料虚拟蓝水流动格局可持续评价 |
| 2.4 数据来源 |
| 第三章 生猪水足迹时空演变解析 |
| 3.1 生猪单产水足迹时间演变 |
| 3.2 生猪单产水足迹空间变异 |
| 3.3 生猪年度水足迹时间演变 |
| 3.4 生猪年度水足迹空间变异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猪肉水足迹时空演变解析 |
| 4.1 猪肉生产水足迹时间演变 |
| 4.2 猪肉生产水足迹空间变异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猪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价 |
| 5.1 饲料虚拟水流动格局解析与评价 |
| 5.2 2008 年和2017 年生猪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价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创新点 |
| 6.2 主要结论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渝西北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源解析与生态健康风险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土壤重金属污染 |
| 1.1.1 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 |
| 1.1.2 土壤重金属污染来源 |
| 1.1.3 土壤重金属污染特点与危害 |
| 1.2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与源解析 |
| 1.2.1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
| 1.2.2 土壤重金属污染源解析 |
| 1.3 土壤重金属生态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价 |
| 1.3.1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
| 1.3.2 土壤重金属环境风险评价 |
| 1.3.3 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
| 第2章 绪论 |
| 2.1 选题依据和意义 |
| 2.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2.2.1 研究目标 |
| 2.2.2 研究内容 |
| 2.3 技术路线 |
| 2.4 论文创新点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研究区的选择 |
| 3.1.2 自然地理 |
| 3.1.3 地质背景 |
| 3.1.4 矿产资源 |
| 3.1.5 土壤类型 |
| 3.1.6 土地利用现状 |
| 3.1.7 农业和农村经济 |
| 3.2 样品采集与测试 |
| 3.2.1 土壤样品采集与前处理 |
| 3.2.2 植物样品及根系土样品采集与前处理 |
| 3.2.3 土壤样品的测试与质量评述 |
| 3.2.4 土壤形态分析样品测试与质量评述 |
| 3.2.5 植物样品测试与质量评述 |
| 3.3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第4章 土壤重金属含量特征与空间分布 |
| 4.1 土壤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 |
| 4.2 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 |
| 4.2.1 半变异函数及其模型 |
| 4.2.2 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分析 |
| 4.2.3 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5章 土壤重金属污染与来源解析 |
| 5.1 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与分析 |
| 5.1.1 地累积指数 |
| 5.1.2 富集因子 |
| 5.1.3 内梅洛污染指数 |
| 5.2 土壤重金属污染源解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相关性分析 |
| 5.2.3 主成分分析(APC)—重金属来源分析 |
| 5.2.4 APCS—MLR源解析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第6章 土壤—作物系统重金属累积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土壤和作物安全性评价方法 |
| 6.1.2 生物富集系数 |
| 6.1.3 作物吸收重金属模型构建方法 |
| 6.2 土壤—作物系统中重金属含量特征及其累计规律 |
| 6.2.1 根系土中重金属含量特征及其安全性 |
| 6.2.2 水稻、玉米和叶类蔬菜重金属含量特征及安全性 |
| 6.2.3 土壤—作物系统重金属迁移累积规律 |
| 6.3 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6.3.1 生态效应吸收模型 |
| 6.3.2 数据异常值处理 |
| 6.3.3 可预测性分析 |
| 6.3.4 农作物吸收模型 |
| 6.4 讨论 |
| 6.5 小结 |
| 第7章 土壤与农作物重金属的生态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价 |
| 7.1 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特征与分析 |
| 7.1.1 评价方法 |
| 7.1.2 土壤重金属单项生态风险 |
| 7.1.3 土壤重金属综合生态风险 |
| 7.2 土壤重金属环境风险特征与分析 |
| 7.2.1 评价方法 |
| 7.2.2 土壤环境风险类型划分 |
| 7.2.3 基于重金属生物活性的风险评估 |
| 7.3 土壤与农作物重金属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
| 7.3.1 基于土壤重金属的健康风险特征与分析 |
| 7.3.2 基于自产作物的健康风险特征与分析 |
| 7.3.3 土壤和作物健康风险综合对比分析 |
| 7.4 讨论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课题 |
（3）中国膳食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统计建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2.1 数据来源 |
| 2.1.1 膳食消费量数据 |
| 2.1.2 农药残留浓度数据 |
| 2.1.3 人口学相关数据 |
| 2.1.4 农药检出限 |
| 2.1.5 农药健康指导值 |
| 2.2 未检出数据处理 |
| 2.3 参数分布拟合 |
| 2.4 拟合优度检验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理论及方法 |
| 3.1 风险评估理论概述 |
| 3.1.1 危害识别 |
| 3.1.2 危害特征描述 |
| 3.1.3 暴露评估 |
| 3.1.4 风险特征描述 |
| 3.2 风险评估应用方法 |
| 3.2.1 点评估 |
| 3.2.2 简单分布评估 |
| 3.2.3 概率评估 |
| 3.2.4 变异性分析 |
| 3.2.5 不确定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膳食消费量与农药残留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 膳食消费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1 膳食消费人数及其占比 |
| 4.1.2 膳食消费量平均数与中位数 |
| 4.2 膳食农药残留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氯氰菊酯农药检出情况 |
| 4.2.2 氯氟氰菊酯农药检出情况 |
| 4.2.3 甲氰菊酯农药检出情况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膳食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模型应用 |
| 5.1 点评估 |
| 5.1.1 膳食消费量均值数据 |
| 5.1.2 农药残留浓度均值数据 |
| 5.1.3 膳食农药残留点评估 |
| 5.2 简单分布评估 |
| 5.2.1 膳食消费量分布 |
| 5.2.2 农药残留浓度均值数据 |
| 5.2.3 变异性和不确定性的度量 |
| 5.2.4 膳食农药残留简单分布评估 |
| 5.3 概率评估 |
| 5.3.1 膳食消费量分布 |
| 5.3.2 农药残留浓度分布 |
| 5.3.3 变异性和不确定性的度量 |
| 5.3.4 膳食农药残留概率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膳食消费量数据处理代码 |
| 附录B 简单分布评估代码 |
| 附录C 农药残留浓度数据处理代码 |
| 附录D 概率评估代码 |
| 致谢 |
（4）云南省元阳县农村寄宿制哈尼族学龄儿童营养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青少年儿童营养健康的重要性 |
| 1.2 青少年儿童存在的营养问题 |
| 1.3 农村地区青少年儿童营养现状 |
| 1.4 云南红河州哈尼族基本概况 |
| 1.5 哈尼族农村寄宿制小学生营养状况及研究现状 |
| 1.6 营养干预现状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3.1 基线调查 |
| 3.1.1 营养KAP问卷 |
| 3.1.2 3天24小时膳食调查 |
| 3.1.3 体格检查 |
| 3.1.4 体育活动情况调查 |
| 3.1.5 访谈 |
| 3.2 健康干预 |
| 3.2.1 营养健康宣教 |
| 3.2.2 体育锻炼 |
| 3.3 干预效果评价 |
| 3.3.1 营养KAP问卷 |
| 3.3.2 3天24小时膳食调查 |
| 3.3.3 体格检查 |
| 4 材料与方法 |
| 4.1 研究对象 |
| 4.1.1 对象来源 |
| 4.1.2 对象纳入标准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抽样方法 |
| 4.2.2 营养KAP问卷 |
| 4.2.3 3天24小时膳食调查 |
| 4.2.4 体格检查 |
| 4.2.5 干预方法 |
| 4.2.6 干预效果评价 |
| 4.2.7 数据处理 |
| 4.2.8 技术路线 |
| 4.3 质量控制 |
| 5 结果 |
| 5.1 基线调查 |
| 5.1.1 KAP调查结果 |
| 5.1.2 3天24小时调查结果 |
| 5.1.3 教师KAP调查 |
| 5.1.4 教师、学生营养问题访谈 |
| 5.1.5 A、B小学体格检查及KAP基线调查结果比较 |
| 5.1.6 A、B小学3天24小时对比结果 |
| 5.2 干预效果评估 |
| 5.2.1 干预组、对照组体格检查及KAP对比结果 |
| 5.2.2 干预组、对照组3天24小时膳食调查对比情况 |
| 5.2.3 干预组干预前后KAP对比 |
| 5.2.4 干预组干预前后3天24小时膳食调查对比情况 |
| 6 讨论 |
| 6.1 基线调查 |
| 6.1.1 体格检查 |
| 6.1.2 营养KAP、体育锻炼调查和访谈 |
| 6.1.3 3天24小时膳食调查 |
| 6.2 干预效果评价 |
| 6.2.1 BMI及血压值干预效果 |
| 6.2.2 营养KAP干预效果 |
| 6.2.3 3天24小时膳食情况 |
| 7 结论 |
| 8 建议及研究的局限性 |
| 8.1 建议 |
| 8.2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9 附表 |
| 10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11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12 致谢 |
（5）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国情背景 |
| 1.1.3 区域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动态 |
| 1.3.2 国外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
| 1.5.2 两维图论聚类法 |
| 1.5.3 多目标规划法 |
| 1.6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7 创新点 |
| 1.7.1 构建了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思路与方法 |
| 1.7.2 构建了基于“三生空间”的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 |
| 1.7.3 构建了“本底-现状-潜力”三维土地利用综合分区评价指标体系 |
| 第2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理论基础和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 2.1.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法 |
| 2.1.3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 |
| 2.1.4 土地利用综合分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土地区位理论 |
| 2.2.2 地域分异理论 |
| 2.2.3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思路 |
| 2.3.1 跨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 |
| 2.3.2 规划编制理念 |
| 2.3.3 规划编制原则 |
| 2.3.4 规划编制流程 |
| 2.4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法 |
| 2.4.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
| 2.4.2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
| 2.4.3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构建 |
| 2.4.4 土地利用综合分区 |
| 2.4.5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自然环境条件 |
| 3.1.1 地形地貌 |
| 3.1.2 气候条件 |
| 3.1.3 水文条件 |
| 3.1.4 土壤条件 |
| 3.2 社会经济情况 |
| 3.2.1 人口条件 |
| 3.2.2 经济发展 |
| 3.2.3 粮食生产 |
| 第4章 东北地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
| 4.1 数据来源与评判标准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评判标准 |
| 4.2 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选取原则 |
| 4.2.2 指标体系确立 |
| 4.3 规划实施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3.1 指标的标准化 |
| 4.3.2 权重的确定 |
| 4.4 规划实施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4.1 规划实施综合评价 |
| 4.4.2 规划实施成效分析 |
| 4.4.3 规划实施和编制存在的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构建 |
| 5.1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
| 5.1.3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
| 5.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规划指标体系的发展 |
| 5.2.2 现行规划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 |
| 5.2.3 规划指标体系的确立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综合分区方案确定 |
| 6.1 土地利用综合分区目的和原则 |
| 6.1.1 分区目的 |
| 6.1.2 分区原则 |
| 6.2 土地利用综合分区过程 |
| 6.2.1 分区思路 |
| 6.2.2 指标体系构建 |
| 6.2.3 数据来源 |
| 6.2.4 指标数值空间分布 |
| 6.2.5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6.2.6 两维图论聚类分析 |
| 6.3 土地利用综合分区结果 |
| 6.3.1 经济发展区 |
| 6.3.2 粮食生产区 |
| 6.3.3 林农生态区 |
| 6.4 各分区土地利用战略 |
| 6.4.1 经济发展区土地利用战略 |
| 6.4.2 粮食生产区土地利用战略 |
| 6.4.3 林农生态区土地利用战略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 |
| 7.1 案例选择及数据来源 |
| 7.1.1 区域位置概况 |
| 7.1.2 自然环境条件 |
| 7.1.3 社会经济概况 |
| 7.1.4 数据来源 |
| 7.2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
| 7.2.1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
| 7.2.2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 |
| 7.2.3 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
| 7.3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指标调整 |
| 7.3.1 现行规划控制指标存在的问题 |
| 7.3.2 规划控制指标调整策略 |
| 7.3.3 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预测 |
| 7.3.4 规划控制指标预测 |
| 7.3.5 规划控制指标调整方案确定 |
| 7.4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
| 7.4.1 决策变量设置 |
| 7.4.2 多目标函数建立 |
| 7.4.3 约束条件设置 |
| 7.4.4 优化方案分析 |
| 7.5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
| 7.5.1 法律手段 |
| 7.5.2 行政手段 |
| 7.5.3 经济手段 |
| 7.5.4 技术手段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获奖情况 |
（6）基于VARX模型的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中国食物消费模式与影响因素 |
| 1.1 中国食物消费模式 |
| 1.2 食物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
| 2 未来人均食物消费量预测 |
| 2.1 数据描述 |
| 2.2 数据检验及协整分析 |
| 2.3 基于VARX模型预测食物消费量 |
| 3 结论 |
（7）吉林省农村地区中老年居民膳食模式与血脂关系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词 |
| 第1章 前言 |
| 1.1 血脂异常流行特征 |
| 1.2 膳食模式 |
| 1.3 膳食模式在国外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
| 1.3.1 代谢综合征 |
| 1.3.2 超重和肥胖 |
| 1.3.3 心血管疾病 |
| 1.3.4 癌症 |
| 1.4 膳食模式在国内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
| 1.5 立题依据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问卷调查 |
| 2.2.2 膳食调查 |
| 2.2.3 体格检查 |
| 2.2.4 血液样品检测 |
| 2.3 研究方法 |
| 2.4 体力活动及血脂异常判定标准 |
| 2.5 质量控制 |
| 2.6 统计学分析 |
| 第3章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
| 3.1.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3.1.2 研究对象的既往史和家族史的分布情况 |
| 3.1.3 研究对象的体检和生化指标的分布情况 |
| 3.2 膳食模式 |
| 3.2.1 膳食模式分析 |
| 3.2.2 四种膳食模式人口学特征的分布情况 |
| 3.3 膳食模式与血脂异常的关系研究 |
| 3.3.1 男性调查对象血脂异常的分布情况 |
| 3.3.2 女性调查对象血脂异常的分布情况 |
| 3.3.3 男性调查对象膳食模式与血脂异常的关系 |
| 3.3.4 女性调查对象膳食模式与血脂异常的关系 |
| 3.3.5 膳食模式与血脂异常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3.4 膳食模式与血脂各定量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4.1 吉林省农村中老年居民血脂分布情况 |
| 4.2 吉林省农村中老年居民膳食模式分析 |
| 4.2.1 膳食模式的提取 |
| 4.2.2 膳食模式的命名 |
| 4.3 膳食模式与血脂异常的关系 |
| 4.4 膳食模式与血脂各定量指标之间的关系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
| 一、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 |
| 二、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宗旨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历程 |
| 一、奠基起步阶段：1904-1918 年 |
| 二、迅速发展阶段：1919-1936 年 |
| 三、砥砺前进阶段：1937-1945 年 |
| 四、全面拓展阶段：1946-1949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红十字会疫病防治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医疗机构 |
| 一、常设公立医院 |
| 二、临时防疫机构 |
| 第二节 防治行动与成效 |
| 一、总会于沪期间（上）：沪地治疫 |
| 二、总会于沪期间（下）：赴外救疫 |
| 三、总会离沪期间：沪地分会防疫 |
| 第三节 疫病防治中的公共性 |
| 一、医权共享 惠及贫民 |
| 二、防治兼施 以防为主 |
| 三、城乡渐进 由城及乡 |
| 四、医患共融 同御疫疠 |
| 小结 |
| 第三章 红十字会卫生教育工作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之前：宣传卫生理论知识 |
| 一、印发红十字卫生书籍 |
| 二、红十字人的卫生理论教育 |
| 三、《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上的卫生“补白”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之后：理论与实践共进 |
| 一、卫生理论宣传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战时上海难民卫生教育 |
| 三、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 |
| 小结 |
| 第四章 红十字会难民卫生事业 |
| 第一节 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 |
| 一、难民云集与所内环境卫生 |
| 二、环境卫生机构的成立 |
| 三、卫生整饬行动的开展 |
| 四、改善效果与行动分析 |
| 第二节 难民疫病防治 |
| 一、疫病流行概况 |
| 二、组设疫病防治机构 |
| 三、预防措施及成效 |
| 四、救治行动及成效 |
| 第三节 难民饮食卫生 |
| 一、收容所自来水供应 |
| 二、改良难民膳食标准 |
| 三、变更标准与终止给养 |
| 小结 |
| 第五章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的背景与筹备 |
| 一、妇婴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
| 二、妇婴卫生工作的“前车之鉴” |
| 三、妇女生活指导部的“名副其实” |
| 第二节 妇女卫生工作的开展与成果 |
| 一、红十字医疗机构的科学接生 |
| 二、红十字妇女卫生训导 |
| 三、工作方式及成效分析 |
| 第三节 红十字儿童卫生工作——以儿童营养供给为中心 |
| 一、设立儿童营养站 |
| 二、儿童健康调查 |
| 三、营养供给与成就 |
| 小结 |
| 第六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评析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变迁的特点 |
| 一、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 |
| 二、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 |
| 三、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作用 |
| 一、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 |
| 二、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 |
| 三、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 |
| 四、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 |
| 第三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与成因 |
| 一、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 |
| 二、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困境的成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福利、社会福利和社会福利制度 |
| 二、儿童和儿童社会福利 |
| 三、三种形态的儿童社会福利制度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分析理论 |
| 二、福利测量与提供理论 |
| 三、公平理论 |
| 四、需要理论 |
| 第四章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现状评估 |
| 第一节 取得成就 |
| 一、覆盖范围逐步从孤儿扩大到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 |
| 二、福利内容逐步从单一服务发展到服务与津贴综合提供 |
| 三、福利水平逐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并实现自然增长 |
| 四、法律法规逐步增多并建立起儿童社会福利专门的法律 |
| 五、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并逐步完善儿童社会福利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存在问题 |
| 一、儿童社会福利尚未实现全面覆盖 |
| 二、福利内容中需增加津贴和服务项目 |
| 三、儿童社会福利财政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
| 四、综合性的《儿童福利法》亟需制定 |
| 五、儿童社会福利管理职能亟需整合 |
| 六、儿童社会福利绩效评价有待完善 |
| 第三节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发展较长时间处于不发达水平 |
| 二、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相对不合理 |
| 三、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相对滞后 |
| 四、对儿童社会福利认识相对不足 |
| 五、结论及其启示 |
| 第五章 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国际比较 |
| 一、儿童社会福利内容体系比较 |
| 二、儿童社会福利资金投入比较 |
| 三、儿童社会福利管理运行比较 |
| 四、儿童社会福利法律制度比较 |
| 第二节 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际经验借鉴 |
| 一、国际经验 |
| 二、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必要性分析 |
|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
| 二、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 |
| 三、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 |
| 四、有利于满足儿童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可行性分析 |
| 一、具备的经济基础 |
| 二、具备的政治基础 |
| 三、具备的思想基础 |
| 第三节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理念与思路分析 |
| 一、建设理念 |
| 二、建设思路 |
| 第四节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 |
| 二、逐步扩大,循序渐进原则 |
| 三、适应经济,适度普惠原则 |
| 四、统筹兼顾,逐步统一原则 |
| 第五节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路径分析 |
| 一、我国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二、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预测 |
| 三、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三阶段”路径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探索 |
| 第一节 儿童社会福利覆盖范围扩大探索 |
| 一、儿童分类划分及其理论依据 |
| 二、覆盖范围扩大的三阶段探索 |
| 第二节 基于SSM的儿童社会福利内容体系构建探索 |
| 一、SSM及其在儿童社会福利中运用的可行性 |
| 二、感知和表述儿童社会福利问题情境 |
| 三、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目标活动模型构建 |
| 四、目标活动模型与现实世界比较 |
| 五、SSM方法下儿童社会福利内容体系三阶段构建 |
| 第三节 儿童社会福利财政资金保障探索 |
| 一、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下满足需要的支出分析 |
| 二、微观视角下满足儿童个体需要福利标准的确定 |
| 三、宏观视角下儿童社会福利财政支出规模三阶段测算 |
| 四、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财政支出可能性分析 |
| 五、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财政支出保障机制 |
| 第四节 儿童社会福利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探索 |
| 一、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或《儿童福利条例》 |
| 二、尽早构建完善的儿童社会福利法律法规体系 |
| 三、尽力保障儿童社会福利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
| 第五节 儿童社会福利管理运行建设探索 |
| 一、整合行政管理职能 |
| 二、健全行政管理机构 |
| 三、完善行政管理规章 |
| 四、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
| 五、推进社会化管理 |
| 第六节 基于AHP方法的儿童社会福利绩效评价建设探索 |
| 一、AHP方法及其在儿童社会福利领域运用的可行性 |
| 二、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基于AHP方法的绩效评价实证分析 |
| 四、基于AHP方法的儿童社会福利绩效评价过程管理 |
| 五、促进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绩效评价的建议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各类儿童福利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儿童福利需求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 附录四：专家咨询表 |
| 附录五：专家打分表 |
（10）云南贫困山区五个高海拔山村居民膳食多样化现况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定义与术语 |
|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1.1 云南贫困山区五个高海拔山村居民膳食多样化状况分析 |
| 3.1.2 云南贫困山区五个高海拔山村居民膳食多样化状况改善对策研究 |
| 3.2 研究对象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问卷调查 |
| 3.3.2 膳食分类及多样化评分方法 |
| 3.3.3 三种不同类型村落的相互对照方法 |
| 3.4 抽样方法 |
| 3.4.1 方法 |
| 3.4.2 最小样本量的估算 |
| 3.5 质量控制 |
| 3.5.1 方案设计阶段 |
| 3.5.2 现场调查阶段 |
| 3.5.3 数据录入阶段 |
| 3.5.4 资料整理与分析阶段 |
| 3.5.5 质量控制指标 |
| 3.6 技术路线 |
| 4 结果 |
| 4.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
| 4.1.1 自然地理条件和民族情况 |
| 4.1.2 经济水平及贫富分布 |
| 4.1.3 文化程度 |
| 4.2 膳食多样化状况分析 |
| 4.3 膳食多样化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自然地理条件对山区居民膳食多样化现状的影响 |
| 4.3.2 经济水平对山区居民膳食多样化现状的影响 |
| 4.3.3 民族饮食习俗对山区居民膳食多样化现状的影响 |
| 4.3.4 文化程度对山区居民膳食多样化现状的影响 |
| 5 讨论 |
| 5.1 五个高海拔山村居民的膳食多样化特点 |
| 5.2 不同类型村落的膳食多样化特征 |
| 5.3 高海拔贫困山区面临的主要膳食多样化问题 |
| 6 结论 |
| 7 膳食多样化及营养状况改善对策 |
| 8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综述 膳食评价方法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
| 1 以营养素为主的膳食评价方法 |
| 1.1 推荐的膳食营养素供给量(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s,RDAs) |
| 1.2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DRIs) |
| 2 以食物为主的膳食评价方法 |
| 2.1 理想膳食模式(Desirable Dietary Pattem,DDP)评分法 |
| 2.2 中国膳食平衡指数(Diet Baiance Index,DBI) |
| 3 营养素与食物相结合的膳食评价方法 |
| 3.1 健康饮食指数(Healthy Eating Index,HEI) |
| 3.2 膳食质量指数(Diet Quality lndex,DQI) |
| 3.3 中国膳食质量指数(INFH-UNC-CH DQI) |
| 4 膳食评价方法的运用和发展趋势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四、Use of Desirable Dietary Pattern (DDP) for Study of Dietary Pattern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f Jiangsu（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生猪及猪肉生产水足迹时空演变解析与评价（2004-2017）[D]. 谢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2]渝西北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源解析与生态健康风险评价[D]. 贾中民. 西南大学, 2020
- [3]中国膳食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统计建模研究[D]. 刘思雨.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4]云南省元阳县农村寄宿制哈尼族学龄儿童营养干预研究[D]. 刘炬吟. 昆明医科大学, 2019(06)
- [5]东北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方法研究[D]. 路昌. 东北大学, 2018(12)
- [6]基于VARX模型的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预测[J]. 马云倩,徐海泉,郭燕枝,王秀丽. 农业展望, 2017(09)
- [7]吉林省农村地区中老年居民膳食模式与血脂关系的调查分析[D]. 褚运松. 吉林大学, 2017(01)
- [8]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D]. 丁泽丽. 苏州大学, 2017(04)
- [9]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研究[D]. 戴建兵.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3)
- [10]云南贫困山区五个高海拔山村居民膳食多样化现况及对策研究[D]. 陈翔. 昆明医科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