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Life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论文文献综述)
李丹[1](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指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焦骏峰[2](2020)在《庐山东林寺现代净土文化》文中研究指明“庐山东林寺”始建于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之手,她是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祥地。由此,慧远大师所创立的净宗一派,传承一千六百多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净土宗所提倡的“念佛法门”颇为流行,广为传播,可所谓在佛教八大宗派中,净土宗“念佛法门”巨星璀璨,灵光独耀。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净土宗祖庭“庐山东林寺”,在快节奏与充满竞争现代社会中,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它所形成独特的净宗文化,如何发挥着积极作用去调和处于多变的现代人类?净宗文化,它又有何魅力吸引着现代社会大众的目光?要想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不得不追溯到净土宗祖庭“庐山东林寺”,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缘起。论文以现代净土文化发祥地“庐山东林寺”为中心展开论述,本文先从历史去探讨净宗文化的发源以及东林寺千年历史的变迁。在第三章中,深入地研究东林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它所形成的净土文化通过怎样的方式去适应现代社会,又是如何影响现代人类?尤其在第四章中,祖庭“庐山东林寺”是如何进行一种现代性转化?会着重在东林寺文物胜迹与现代寺院建筑风格艺术上去体现。后面的章节会依次探讨,东林寺所具有独特的现代净土道风、现代僧团建设、现代佛事活动,现代寺院管理、对现代人类临终关怀、民间慈善行谊、弘法教化,国内外净宗文化的弘扬与交流,践行“人间净土”,构建和谐社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东林寺在现代社会中,与时代发展的同步性。因此,对庐山东林寺的考察对于研究与挖掘净土宗文化、人文特点以及对现代社会影响,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宋保林[3](2016)在《分享技术的认知结构、实践取向及社会本质》文中研究指明分享技术是促进信息、知识迅速流动,具有叙事、承载和创新意向的技术或技术人工物。古今中外技术史表明,分享技术既古老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分享技术随着人类文明产生而产生,包括书写记录技术、造纸印刷技术以及以自媒体为主的现代分享技术。分享技术的认知结构包括技术主体的存在和扩展、技术规则的构建和修正以及技术语言的设计和使用。传播基础上的规约和创新功能是分享技术的实践取向。在分析分享技术认知结构和实践取向基础上引出分享技术的社会本质,即在"人—分享技术—人"理论框架下深化和发展传统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
王小盾[4](2016)在《论新石器时代鸟崇拜兼及月蛙信仰的起源》文中认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流行两种鸟崇拜:一种是东方水泽族群对于猛禽或短尾鸟的崇拜,另一种是西方山地族群对于华禽或长尾鸟的崇拜。前者(东方短尾鸟崇拜)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以鸱鸮和玄鸟为标志的图腾崇拜,以及以鹰隼和鸷鸟为标志的王权崇拜;后者(西方长尾鸟崇拜)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鸟纹和鱼纹并存、翟雉型鸟纹和踆乌型鸟纹并存、由写实型鸟纹发展为三羽九尾型鸟纹。在后两个阶段,鸟、蛙两种符号的并存亦曾演变为日、月两种符号的并存,由此催生了日鸟、月蛙这两种历史悠久的象征传统。据此可以推断,上古中国人的月蛙信仰,用逻辑眼光看,乃来源于月崇拜与蛙崇拜中各种文化要素的重合;用历史眼光看,则来源于族群融合所造成的符号抽象化——从蛙符号向月亮符号的提升。
杨群[5](2013)在《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文中指出濮阳西水坡M45蚌塑龙虎墓自1987年被发现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考古学和各相关学科对它的科学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至今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濮阳西水坡M45蚌塑龙虎墓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后,为距今6460±35年(公元前4510年)[1],属仰韶文化后冈类型(或称后冈一期文化)早期中段,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最繁荣兴盛时期。但规模如此宏大的墓葬主人却是一位男性老年人。这是非常值得令人深思的重大
王丽娟[6](2010)在《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思想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易斯·芒福德是着名的城市规划家、文学评论家、建筑评论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的思想深刻,观点富有洞察力,吸引了无数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本文分别阐述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对芒福德的研究状况,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根据芒福德的作品为依据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对这四个阶段学者研究状况的简单回顾与总结,我们能够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并且我们不难感受到其思想的博大精深。60余年来,他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家和批评家形成了一种挑衅和挑战,尤其是关于城市理论的思想。今天,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城市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诸如环境污染、核武器、城市人口膨胀等等。因此,研究芒福德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城市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丽娟[7](2010)在《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思想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刘易斯·芒福德是着名的城市规划家、文学评论家、建筑评论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的思想深刻,观点富有洞察力,吸引了无数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本文分别阐述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对芒福德的研究状况,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根据芒福德的作品为依据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对这四个阶段学者研究状况的简单回顾与总结,我们能够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并且我们不难感受到其思想的博大精深。60余年来,他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家和批评家形成了一种挑衅和挑战,尤其是关于城市理论的思想。今天,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城市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诸如环境污染、核武器、城市人口膨胀等等。因此,研究芒福德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城市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玉香[8](2007)在《古代埃及的水利灌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灌溉是农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在少雨的干旱沙漠地带。埃及是一个典型的以河流为中心的国家,除了几个小绿洲之外周围几乎全是沙漠,又加上少雨的气候条件。这就决定了水利灌溉在古代埃及农业以及社会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尼罗河是古埃及主要的灌溉水源。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不仅造成了埃及的冲积土壤,保证了这种土壤的肥沃,而且还使土地得到充足的灌溉水源,从而给尼罗河流域和三角洲地带的人们生存和经济发展创造了—切自然的前提。古埃及的水利灌溉既有尼罗河的周期性泛滥而形成的自然灌溉;又有人们修建堤坝,开凿河渠等有目的规划的人工灌溉。人工灌溉既有小规模的局部的地方性的盆地灌溉,又有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主持的灌溉网络系统的建设。古埃及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从前王朝后期开始,经过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发展,到托勒密时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水利灌溉对古代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埃及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伊拉·拉比多斯,郭子林,李岩[9](2006)在《城市与社会:美索布达米亚和希腊都市文明产生之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引言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城市更加重要的了。我们把自己归属自然界,但我们却为处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感到自豪。第一批城市永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城市在炎热的美索布达米亚冲积河谷中建立起来——乌鲁克(Uruk)、乌尔(Ur)、拉伽什(Lagash)和基什(Kish);希腊干旱山区的城市——斯巴达、科林斯和雅典——从古老的坟墓中被挖掘出来,我们可以再次领略它们的光彩。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如此复
伊拉·拉比多斯,郭子林,李岩[10](2006)在《城市与社会:美索布达米亚和希腊都市文明产生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引言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城市更加重要的了。我们把自己归属自然界,但我们却为处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感到自豪。第一批城市永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城市在炎热的美索布达米亚冲积河谷中建立起来——乌鲁克(Uruk)、乌尔(Ur)、拉伽什(Lagash)和基什(Kish);希腊干旱山区的城市——斯巴达、科林斯和雅典——从古老的坟墓中被挖掘出来,我们可以再次领略它们的光彩。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如此复
二、Life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Life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一、易学中的“数”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一、易学中的“象”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二、“太极”非“天主” |
三、“太极”即“天主”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二、“圣人”为耶稣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庐山东林寺现代净土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状况 |
1.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2 文献综述 |
第2章 庐山东林寺的历史 |
2.1 东林寺的历史沧桑 |
2.2 历代名僧与东林寺 |
2.2.1 莲宗初祖—慧远大师 |
2.2.2 西林鼻祖—慧永大师 |
2.2.3 东方释迦—智者大师 |
2.2.4 日本高僧—澄圆大师 |
2.2.5 六次东渡—鉴真大师 |
2.2.6 明代高僧—憨山德清 |
2.2.7 临济宗师—释常总 |
2.2.8 禅宗泰斗—虚云大师 |
2.3 历代名士与东林寺 |
2.3.1 桃源中人—陶渊明 |
2.3.2 丹元道人—陆修静 |
2.3.3 脱去青衫便是僧—白居易 |
2.3.4 民族英雄—岳飞 |
2.3.5 阳明心学—王守仁 |
2.3.6 向往东林寻莲社—陆游 |
2.3.7 护持东林道风—崔黯 |
2.3.8 维新领袖—康有为 |
2.3.9 佛教领袖-赵朴初 |
第3章 东林寺与现代社会 |
3.1 现代社会信仰的缺失 |
3.2 构建现代人类心灵的一片净土 |
3.2.1 净土宗文化的流变及对现代人的影响 |
3.2.2 净土法门之特色与现代人修行 |
第4章 净土宗文化的外化—东林寺现代建筑与造像 |
4.1 东林祖庭的建筑布局与特征 |
4.2 东林祖庭的文物胜迹与景观艺术 |
4.3 东林大佛 |
4.3.1 顺天应人—启建东林大佛 |
4.3.2 启建大佛的助缘与艰辛过程 |
4.3.3 大佛造像的意义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
4.4 东林净土苑 |
4.4.1 东林净土苑的建筑布局与造像壁画风格 |
4.4.2 东林净土苑是现代净土文化荟萃与结晶 |
第5章 现代东林道风 |
5.1 东林寺现代伽蓝僧团 |
5.2 东林寺现代佛事活动 |
5.2.1 东林寺的佛七与闭关 |
5.2.2 东林寺的往生助念与临终关怀 |
5.2.3 东林寺的慈护与放生 |
5.3 东林寺义工精神 |
第6章 现代东林寺方丈对净土文化的弘扬与贡献 |
6.1 中兴之师—果一上人 |
6.1.1 果一上人的出家因缘 |
6.1.2 重光祖庭,振锡东林 |
6.1.3 勤俭苦修,佛门楷模 |
6.2 正法传续—传印法师 |
6.3 继往开来—大安法师 |
第7章 践行“人间净土”开创现代净土文化传播的新局面 |
7.1 东林寺现代净土文化传播机构设置 |
7.1.1 《净土》杂志的创办 |
7.1.2 开办净土研习班与网络班 |
7.1.3 东林印制部与佛艺研究所 |
7.1.4 视听部与发行部 |
7.1.5 文宣部与网络部 |
7.1.6 净宗文化研究所 |
7.2 净土文化佛学夏令营 |
7.3 民间慈善行谊,弘扬净土精神 |
7.4 净土文化交流 |
7.5 东林寺现代净土文化所表现出的意义与价值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3)分享技术的认知结构、实践取向及社会本质(论文提纲范文)
一、分享技术涵义及特征 |
1. 具有叙事情结 |
2. 具有沟通无限 |
3. 具有经济驱使 |
二、分享技术演变的历史进程 |
1. 分享技术的萌芽 |
2. 传统的分享技术 |
3. 现代的分享技术 |
三、分享技术的认知结构 |
1. 技术主体的存在和扩展 |
2. 技术规则的构建和修正 |
3. 技术语言的设计和使用 |
四、分享技术的实践取向 |
1. 分享技术的规约功能 |
2. 分享技术的创新功能 |
五、分享技术的社会本质 |
结语 |
(4)论新石器时代鸟崇拜兼及月蛙信仰的起源(论文提纲范文)
一、古今中国对鸟的分类 |
(一) 游禽, 即具有水中活动能力的鸟类。 |
(六) 鸣禽, 即善于鸣唱的鸟类, 一般属于雀形目。 |
二、玄鸟和鸷鸟:东方短尾鸟崇拜 |
(一) 天帝派遣玄鸟, 降而生商。 |
三、西方长尾鸟崇拜及其同图腾信仰的关联 |
四、从三羽到九尾:关于西方长尾鸟形象的形成 |
五、关于中国月蛙信仰的起源 |
(5)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一、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期: |
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 |
四、新石器时代末期: |
下面详细剖析之。 |
一、洪荒时代男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和自觉能动性的被激活 |
二、争取社会承认获取社会荣誉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精英男子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 |
三、权力男性精英的出现是母系向父系过渡的转折点———濮阳西水坡M45蚌塑龙虎墓试析 |
四、广大男性在氏族内部争得对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使父权制最终取代了母权制 |
五、濮阳西水坡M45蚌塑龙虎图像的艺术美学特色 |
(6)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国外学者对芒福德的研究 |
1. 技术 |
2. 城市 |
3. 有机主义 |
4. 区域主义 |
5. 建筑 |
二、国内学者对芒福德的研究 |
(8)古代埃及的水利灌溉(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前言 |
一、尼罗河:埃及的生命之河 |
(一) 古埃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 |
(二) 尼罗河水的自然灌溉 |
二、古代埃及的人工水利灌溉 |
(一) 古埃及人工水利灌溉的发展概况 |
(二) 人工水利灌溉的方式 |
(三) 水利灌溉的组织与管理 |
三、古埃及水利灌溉的影响 |
(一) 经济 |
(二) 政治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后记 |
导师及作者简介 |
四、Life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2]庐山东林寺现代净土文化[D]. 焦骏峰. 南昌大学, 2020(01)
- [3]分享技术的认知结构、实践取向及社会本质[J]. 宋保林.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09)
- [4]论新石器时代鸟崇拜兼及月蛙信仰的起源[J]. 王小盾. 中原文化研究, 2016(03)
- [5]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J]. 杨群.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06)
- [6]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思想研究综述[J]. 王丽娟. 都市文化研究, 2010(00)
- [7]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思想研究综述[A]. 王丽娟. 都市文化研究(第6辑)——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 2010
- [8]古代埃及的水利灌溉[D]. 李玉香. 吉林大学, 2007(04)
- [9]城市与社会:美索布达米亚和希腊都市文明产生之比较研究[J]. 伊拉·拉比多斯,郭子林,李岩. 都市文化研究, 2006(00)
- [10]城市与社会:美索布达米亚和希腊都市文明产生之比较研究[A]. 伊拉·拉比多斯,郭子林,李岩. 都市文化研究(第2辑)——都市、帝国与先知,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