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增长的经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文华[1]（2021）在《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我国“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力度,对中国高质量能源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自此,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成为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然而,在走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的路上,存在诸多管理决策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极为突出的就是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相关问题。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高,电力系统将面临更大的波动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出现大量弃风、弃光的情况发生,提升系统灵活性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此,研究建立并完善提高系统灵活性、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探索电力行业优化发展路径,有助于为能源监管部门提供科学的管理决策依据,减少无效投资,对“十四五”规划乃至2035年远景规划有重大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出发,以“安全、经济、低碳”三元目标为优化方向,从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以及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三个方面构建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体系。其次,通过构建基于MLR-ANN（多元回归和人工神经网络耦合）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和基于Gompertz曲线的电力经济增长规律分析模型,系统LCOE（系统平准化发电成本）技术经济分析模型和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以及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等模型,建立了新型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思维范式。然后,本文也应用所构建模型分析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1-2035年中国电力行业潜在的发展路径,并运用电力系统运行模拟方法对形成的规划方案进行了可靠性验证。最后,针对优化路径,提出了公正合理的政策建议,为国家能源高质量发展献策。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基本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灵活性和中长期电力规划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从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出发,以“安全、经济、低碳”三元目标为优化方向,阐述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优化思路,形成了从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以及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三个方面构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体系的整体思路。（2）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分析。重点梳理和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电力行业在电源结构、跨省跨区输电线路和全社会用电量等主体构架方面的变化趋势,以及发电技术经济性、线损、厂用电率、煤耗、需求响应规模等成本效率方面的演变趋势。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的构建和电力行业优化路径的探索提供了参数设定依据。（3）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首先,重点分析了引起全社会用电量变化的相关因素,基于MLR模型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提取了影响全社会用电量变化的显着影响变量。并通过时间序列ANN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分别预测了显着影响变量的未来值。其次,通过构建的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分别用两组数据预测了我国2021-2035年的全社会用电量。然后,基于Gompertz曲线模型对主要发达国家电力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研究了用电量“拐点”的问题。最后,整合了国内外权威研究机构对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的结果,结合对中长期电力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结论,对本文构建的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结果进行了校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MLR+最小二乘+ANN”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预测结果可靠。（4）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首先,分别构建了以系统成本为核算基础的系统LCOE技术经济分析模型和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补充了已有的技术成本分析研究中存在的灵活性和需求侧资源考虑缺失的问题。然后,充分模拟电力市场环境,利用所构建模型分析了 2021-2035年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情况。最后,基于电力市场化背景,综合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分析结论,分析了各类发电资源和需求侧灵活性资源的年均新增规模及发展潜力,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约束条件设立了较为客观的定义域。（5）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首先,基于电力规划基本原理,通过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特性的分析,论述了中长期规划视角中需充分考虑满足系统灵活性要求,进而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的必要性。其次,以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作为切入点,嵌入电力行业碳达峰约束与灵活性平衡约束进行优化,构建基于系统灵活性的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新型电力规划模型,并叠加前文子模型的互动,共同形成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然后,基于所构建的MLR-ANN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系统LCOE模型以及双因素学习曲线模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构建的基准情景、加强政策情景、“碳中和”情景以及1.5℃情景等四种不同政策情景,应用该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1-2035年全国层面和局部区域电力规划方案,探索了 2021-2035年我国电力行业优化发展路径。最后,采用运行模拟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本文所建立的规划模型呈现的规划方案能满足各项约束条件,是一个优化的结果。（6）政策建议。基于不同政策情景下全国层面和局部区域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结论,分别从电源侧、电网侧以及需求侧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保障优化路径得以实施的相关政策建议。同时,还针对优化路径引发的相关公正转型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王姝睿[2]（2021）在《储能在区域电力系统中应用的经济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社会对于提高能源效率、更有效地调度和使用电力、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力系统关于能源的合理安排和战略调度对我国未来能源行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再生能源、储能、互联器在区域电力系统中的作用和经济价值有关研究,为当地电力系统参与方的风险控制以及规避进行支持、也为市场政策的拟定方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对国家未来清洁发电目标的稳健实现具有战略布局意义。本文对2030年典型区域电力系统进行技术经济、电力电价和CO2排放上的预测,并确定增加大量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的好处,以及储能在其中的作用及技术经济性开展研究。采用的具体研究对象为内蒙古电力市场。该电力系统中的清洁发电占比相对较高,现有风电机组以及规划新增清洁能源发电机组容量增加,因此更加适合模拟电力系统中的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搭建了内蒙古电力系统模型,并对研究储能技术、可再生发电渗透率、互联容量等在电力市场中的经济价值评估。基于电力市场经济学理论,根据电网容量约束的要求,采用日前市场与日内市场联合模拟、省内市场与省间市场联合模拟的方法,构建竞争市场模型。采用不同时间粒度对市场进行模拟,使得模型结果更加接近于实际市场运行决策结果。采用地理上省内与省外联合模拟的方法,对互联器运行情况进行模拟,同时采用省外的容量模拟更好地辅助竞争市场省内的模型运行,使得省内运行结果精确度更高。确定了竞争电力市场模型的经济性分析评估指标主要包含年度批发系统边际价格（SMP）、总发电成本、总发电净收入和CO2排放量。使用经济性分析评估指标,采用模型验证的方式,验证了竞争性电力市场模型的可用性和准确性。研究建立了 2030年典型区域电力系统的三种情景,即可再生能源情景、储能情景、互联情景,并分别进行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情景建立是根据现有的政策预测,并结合情景规划方法进行推演得到。可再生能源情景评估了内蒙古地区具有不同水平的电力可再生能源（RES-E）目标时,对电力市场整体产生的技术经济性和环境上的影响。储能情景包含四个具有不同储能容量的案例研究,用来从经济性的角度预测对于内蒙古电力市场来说合适的储能类型和容量。互联情景设计了四种具有不同互联容量的案例,以确定内蒙古电力市场的2030年恰当的互联容量值。研究表明,实现2030年的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可以降低消费者的电费,还可以实现总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模拟结果得出,内蒙古电力市场2030年的储能总容量在中等储能规模时可以最优化电力系统目标函数。更高容量的互联对降低电价、总发电成本和内蒙古电力市场的CO2排放具有有益的影响。对于典型区域电力系统进行敏感性情景分析,确定燃料价格波动因素、电力机组退役因素、储能成本因素以及储能政策因素对于模型结果的影响。采用经济性分析评估指标,在敏感性分析情景下进行模拟。结果表明该模型模拟结果鲁棒性较好,模型结果表现稳定。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甘娜（Ganbaatar Gantulga）[4]（2020）在《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从古至今,人们都不会放弃对法律的研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法律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从法律的基本属性而言,是一种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法律的固有属性强调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效率,进而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为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而蒙古国劳动合同作为1999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一种法律形式,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劳动关系稳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固有的经济体制,使得蒙古国经济出现一定的萎靡现象,致使很多蒙古国的企业与劳动者不满足当前的市场状况,要求对其的权益进行相应地规定。这导致,蒙古国社会劳动关系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了蒙古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古国社会劳动关系的进步,对蒙古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干扰。基于此背景下,笔者展开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与法学角度对当前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阐述。在本文的研究分析过程中,法经济学可谓是研究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关键。法经济学理论最早可追溯至十八世纪中叶,由于法经济学理论强大的框架体系与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其被广泛运用于法律与经济领域。笔者通过对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从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对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过程。笔者认为,在蒙古国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缺乏对劳动者的重视与保护,而基于此背景下,很多企业经营者由于蒙古国劳动法的实施,认为正常的劳动合同法所调整的社会劳动关系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破坏,这才使得出现蒙古国投资环境较差、经济形势不佳等现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片面,不能很好地认识到社会劳动关系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而从客观角度而言,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与实施本质是在于调整社会正常的劳动关系,在尊重彼此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劳动者权益的合法保护,注重劳动者所面临分非法侵害问题,并侧重于解决当前落后的企业劳动观念与用人现状,而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蒙古国企业的经营生产及用人行为,净化了混乱的社会市场劳动环境,并突出了法律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功能,也是蒙古国对劳动者合法权益认知过程的再度升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国市场经济体系正在逐步构建,而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政治环境及相关法律的帮助,因此,根据蒙古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可利用经济分析法对其劳动合同法进行有效地分析,在综合借鉴专家学者的研究经验基础之上,综合评估蒙古国的法律环境,并通过笔者的研究来设计出有利于蒙古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相关内容,在有效实现蒙古国资源最佳配置的基础上,扩大其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笔者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有关于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资料,从现实角度出发对蒙古国劳动合同法当前的实施状况及主要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地阐述与表达,借用经济分析法对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诸多内容进行认真仔细的审视过程,最后在借鉴诸多学者专家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完成对蒙古国劳动合同法完善的修改建议,并提出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大致发展方向,为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继续完善提供一定的帮助。
张爱萍[5]（2020）在《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研究》文中指出搭售是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产业组织理论和反垄断领域对搭售行为研究颇多,但都缺乏对消费者福利的特别关注。在交通出行中,有些搭售现象也很有趣:一些损害消费者福利的搭售行为,如火车票搭售保险,仍有消费者选择这一搭售组合;一些有益于消费者福利的搭售行为,如高铁出行搭售网约车服务,但是很多消费者更偏好通过第三方平台约车;还有一些搭售行为,如网约车搭售“感谢费”和第三方平台购买火车票搭售“加速包”,平时很少有人问津,但在特定条件下（如出行高峰期）则被消费者争相抢购。这些现象表明,一是传统以消费者剩余为标准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很难解释这些交通出行领域中发生的新现象,二是时空特征的差异也会影响消费者出行决策行为。因此,本文引入了心理账户理论,建立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框架,从消费者特定时空出行决策的视角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问题。特定时空带来的经济评价决定了消费者福利,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比较消费者福利的差异并阐释出行决策。基于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分析发现,心理账户的核心是消费者对经济结果进行评估并分类记账以获得满意最大化,评估就是对决策结果差异化的经济评价,而特定时空出行决策是消费者心理账户的基础。心理账户理论认为,消费者购买活动获得的总效用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获得效用即消费者剩余,另一个是交易效用即相比参考价格的收益或基于商品成本定价的收益。消费者购买搭售组合获得的总效用与分开购买独立商品的效用总和之比,即不可替代率,可用来分析特定时空下消费者对搭售的经济评价。物信同步关系、同物异信关系、异物同信关系和物信异步关系四种物信关系下交通出行服务的消费者经济评价具有明显差异性,消费者心理账户对满意最大化的要求会驱动出行服务向物信关系统一方向发展。物信关系的改善,会直接提升消费者交通出行特定时空的经济评价结果。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改善了物信关系,改变了消费者经济评价,形成了独立的消费者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本质区别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有技术层面和心理层面两个体现,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应重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基于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依次对合约型搭售、技术型搭售和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进行分析,并以合理原则为基础对搭售行为进行反垄断经济分析可以得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果。在合约型搭售下,假设搭售组合总成本为1,则存在临界价格1.87使得消费者选择从纯搭售向混合搭售转变,同时消费者剩余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大小关系不是同向变化。在技术型搭售下,一家企业投资而另一家企业不投资是稳定的纳什均衡,同时交通出行企业开放基础服务合作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在心理型搭售下,消费者选择交通出行服务不是只关注价格,特定时空的出行服务质量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经济评价。以“合理原则”在反垄断审查过程中的经济分析为基础,结合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行业特性,本文提出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原则,综合分析技术不可替代性和心理不可替代性。综上所述,本文结论有四点:考虑行为因素的消费者福利分析可以更有效地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问题。基于交通出行消费者决策中的行为因素,将心理账户理论和搭售理论相结合,建立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消费者心理账户中经济评价的变化结果,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问题。两种决策结果的经济评价不以固定比例稳定存在即为不可替代性,这与微观经济学中两种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商品具有可替代性的概念有了很大区别。心理账户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购买总效用包括获得效用和交易效用两部分,基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弥补了仅考虑消费者剩余的不足。基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能解释消费者决策与消费者剩余之间并非必然关系。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理论基于消费者购买总效用的消费者福利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解释以往通过消费者剩余分析方法难以阐释的消费者决策与消费者剩余变化方向不一致的矛盾现象,一是消费者购买总效用与消费者剩余的增减幅度不一致,二是交通出行服务的开放合作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因物信关系统一而效率提升的心理型搭售在增加消费者福利的同时也受到负面物信关系的制约。基于对搭售理论发展历程的梳理并结合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诸多现象,研究发现交通出行附加服务中广泛存在心理型搭售。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商品与为了更高效获取和使用该商品的服务进行搭售,即心理型搭售。心理型搭售是交通出行业追求物信关系统一的竞争策略,一方面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增加现在福利,另一方面也会受到物信关系风险制约。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中可能涉及的反垄断经济分析应兼顾技术不可替代性和心理不可替代性。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支配地位的交通出行企业采用搭售策略会产生排除竞争或市场封锁的结果,时空因素对消费者交通出行具有重要影响,因而针对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进行反垄断经济分析应兼顾技术不可替代性和心理不可替代性。技术不可替代性程度较高则是垄断存在的直接依据,心理不可替代性程度较高是参考依据。图18幅,表19个,参考文献179篇。
戴燕[6]（2020）在《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文中指出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强调,地方立法作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的地方立法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顺应我国已经带来的新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要求、呼应人民群众热切关心、紧跟党中央新部署,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在1979年7月1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当中明确赋予了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在这之后,各种地方立法在我国蓬勃发展,地方立法总体量已经远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数量之上。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格局作出了改变,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扩大了享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主体范围,据大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15年3月到2017年12月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数量为595件,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1）如此体量和急速增长的地方立法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追求立法数量,填补立法空白领域的面子工程,超过了对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关注;大量的重复国家立法,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大量僵尸法规规章,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沉睡。因此,我国急需一种立法评估手段或者评估方法,解决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相对综合全面的评估工具,主要通过法经济学的方法评价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用比较立法成本和效益的方法,确定是否应当立法或者是否采取某种制度（2）。美国是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制度设计、操作经验都相对丰富和完备。从1974年福特总统制定并发布的《通货膨胀影响声明》,到1993年克林顿签署12866号行政命令《联邦规制经济分析》,再到2011年奥巴马颁布的13563号行政命令《改善规章和规制审查》,美国已经形成了由行政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和政府部门文件等组成的系统的行政立法和政府规制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其它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成本效益评估具有属性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立法中去评估成本效益实质上不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当中,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策性程序,任何决策者在作出立法这样的重大决定前,都会运用多种评估手段来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利弊权衡或者是成本和收益利益评估,从程序的角度看整个美国行政立法制度体系,成本效益评估是被作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中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其次,成本效益评估在法理上被认为是一种实体性标准,因为在成本效益评估中要求行政机关的规制必须是效益能证明成本是正当的,换言之就是作出行政规制所形成的成本与得到的效益应当成合理的比例,效益必须要明显大于规制成本,同时成本效益评估要求为得到效益所作出的规制手段造成的负担最小化。第三,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科学化、严谨化的规制影响分析方法,其能够为立法和行政决策者提供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而能非常准确的评估出将要实施的规制耗费的成本和获取的效益,使决策者能够作出既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又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所以,成本效益评估这种方法不仅是一项必要的决策性正当程序,也是一种实体性正当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规制影响分析工具。成本效益评估因其有着许多特有的制度化积极功能,使得近年来其地位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在美国行政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学者高秦伟认为:成本效益评估之所以会越来越盛,一方面是经济分析法学思潮在规制与行政法领域充分应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它适应了规制缓和的需求。随着经济学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化和多样化,对于立法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评估不仅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还能够预防行政机关滥规制与不规制,有效的优化行政规制的质量。除此而外,成本效益评估的正确运用,还能有效提升行政合法性,让“民主赤字”危机所遭受的争议有所缓和。成本效益评估从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判一直相伴相随。集中起来有几种声音,包括成本效益评估只能反映客观上现有的财富、资源和投入的水平、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弊端就是无涉价值和难以考虑到道德因素,无视社会价值重视个人价值,依靠市场价值比较了不可比较的和定价了不可定价的,忽视不可量化的价值,忽视了代际公平。折现率、基准线和计算方法欠缺科学方法造成成本效益的差距巨大等等。这些质疑和批评推动了成本效益评估自身的完善,在实务领域已经不断的创新和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弥补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传统法哲学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会对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法律的效益问题就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目标,而且发展为当代法律的所追求价值之一。（1）在经济分析法学中曾经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即真正的正义、公正、自由和公共的善只能通过成本效益评估才能判断,以及确定它们在现实当中的存在状态和程度,才能在更进一步的程度上去实现它们”。（1）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在更高层次上能够实现对法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目标。随着地方立法对地方经济发展规制的更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再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利益需要更加公平分配和有序的协调。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正是基于对立法成本和立法收益对比产生的净现值的正负,体现出立法效益的大小,从而不断增进立法收益,降低立法的成本,实现立法效益最大化。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有过一个着名的论述:“传统的法律保障人们公平分享蛋糕;当代的法律不仅要保证公平分享蛋糕,更要让人们努力把蛋糕做大。”（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最后的确立都非常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任务和目的,对于我国地方在立法程序中能够科学配置和调动各种地方立法资源,突出地方立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和科学上保障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现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最早规定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中指出,我国各地方要探索和建立对政府行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特别指出尤其对经济立法项目要适用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对其立法的过程成本和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追求立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实施意见》率先尝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我国的立法评估的理论和实务风起云涌,立法后评估已经被我国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加以固定,《立法法》中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人士开始更多的认识到立法中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性,成本效益评估是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是重要方法和制度。成本效益评估是评估标准中难度最大,但也是提高目前中国立法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引入都不是全盘的照搬,必须结合所在地的国情做适度的调整,特别是在我国法律经济学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形下,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需要精准发力,分步实施。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比较好的模式选择是培育参与主体,建立独立的审查主体,由相对专业和独立的审查主体,制定出台我国的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指引性文件,在实施阶段强化对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政府信息收集和公开,为成本和效益的货币化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对于暂时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补充。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程序、或者说是方法和标准,运用到我国地方立法中,将使得我国政府所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地方行政立法等政府行为更加科学化、客观化、理性化,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程序和标准的建立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吴凯[7]（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王滢波[8]（2020）在《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文中指出经济学家应该放弃对于市场的完美幻想。市场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并不完美。市场失灵不仅仅体现在科斯所谓的外部性上,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总会造成严重的垄断和贫富差距,原因正在于市场是收益递增,而非收益递减的。政府的职能边界也不应仅仅限定在明晰产权上。收益递增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垄断和增长是同时出现的,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就没有资本积累,也就没有创新和发展。收益递减从来只是技术中性前提下的一种假设,而非现实。自由竞争从来就不存在,均衡更是水中镜花。传统的均衡经济学研究的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即在技术水平不变和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的条件下如何最大化产出,本质上是一种存量和静态经济范式。这两个约束条件才是导致收益递减的前提。但事实上,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只是假设,并非事实。一方面技术进步在持续加速,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稀缺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限制越来越低。均衡经济学隐含的一个结论是经济的增长是有天花板的,一定会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经济理解为信息处理系统,那么其增长可能是没有尽头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甚至我们未来可以再造原子,我们将面临一个没有增长极限的经济体系。这也就意味着均衡经济学的两个约束条件都不再成立。约束条件的变化也意味着收益递减并不成立,收益递增才是真实世界的规律。斯密其实已经观察到了收益递增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只是他没有理顺其中的逻辑关系。斯密指出,技术进步和分工会导致收益递增和垄断,他同时也指出,分工是效率的来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显然,收益递增、垄断和增长是同时出现的,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帮助斯密厘清其中的逻辑链条:即分工和技术进步导致垄断,垄断产生利润,利润促进创新,创新促进增长。这才是斯密分工理论背后的核心逻辑所在,其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市场并不完美。然而,对于市场的信仰使得斯密陷入了两难。他自己显然也没有意识到他这两个观点之间的矛盾所在。马歇尔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有意识地摒弃了斯密理论中和市场有效性相矛盾的分工和收益递增理论,但同时他也放弃了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他完全忽视了技术进步与分工,建立了一套静止的没有增长的均衡理论。在马歇尔收益递减的均衡世界里,没有利润,没有分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垄断,也就没有创新和增长。自从马歇尔均衡理论建立以来,经济学家唯一的任务就是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因为市场能够自行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完美的资源配置手段。科斯提出了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但却指出错不在市场,而在于产权的不明晰。只要产权明晰,市场仍然可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凯恩斯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市场并不会自发实现均衡,但是他仍然关注的是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避免因为预期变动导致生产的大起大落,而非核心的增长问题。直到杨小凯才重新延续了斯密有关分工的理论脉络,经济增长的问题才重新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然而,遗憾的是,他虽然承认收益递增,但却不敢质疑均衡理论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他只看到了收益递增会导致垄断,却没有意识到分工导致的收益递增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是建立各种莫须有的约束因素,试图在马歇尔的均衡框架中来解释收益递增问题。市场从来不完美,自由主义也非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然而要承认这一点却需要极大的勇气。经济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经济增长表现为信息处理能力的上升。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最大的差别在于信息处理方式的不同,也就是人脑和电脑的差别,或者说是原子和比特的差别,具体而言,可总结为以下三点:发展速度从线性到指数,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增长的限制;资源从稀缺到冗余,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从分隔走向连接,外部性越来越高,边际收益越来越高。全球经济正在向数字经济迁移,数字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传统经济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传统的GDP统计方式大大低估了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数字技术不仅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驱动力,而且正在成为比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动力,使得经济持续加速增长。收益递减成立的前提是技术外生以及实物资源不可再生所导致的不可再生性。最初的收益递减来自于对于农业的观察,土地的肥力是有限的,随着人力投资的增加,土地的产出一定是边际收益下降的。但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实物资源对于增长的限制,使得收益递减不再成立,具体而言可归为以下三个原因:1.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产能的限制;2.技术的边际成本趋近零;3.技术具有更强的外部性,边际收益为正。显然,经济中存在着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是不可再生的原子经济所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一个是比特经济所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当技术进步缓慢,收益严重依赖于土地等天然资源时,经济就会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例如传统的农业、建筑业、矿业,这正是马歇尔观察到的现象;相反,当技术进步突破了自然资源的局限,当土地等实物资源在整体收益中占比越来越低时,经济就会呈现出收益递增的趋势,例如数字经济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未来,如果技术进步发展到能够再造原子的程度,那么不可再生性也将不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因素就会完全消失,那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再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增长的空间将被完全打开,收益递增将越来越普遍。收益递增意味着不存在所谓最优的均衡状态,马歇尔均衡不再成立。由于技术不存在不可再生性,边际成本会持续下降,边际收益则会持续上升。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不复存在,最优产量和最优市场份额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均衡也不再存在。收益递增意味着赢者通吃,规模越大,价格越低。通过创新和技术的快速迭代建立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并快速占领市场已经成为厂商唯一的竞争策略。打破这种循环的唯一途径是更高维度的创新。经济更多地呈现出创新-垄断-更高维度的创新-破坏性颠覆的动态迭代过程,而非静态的均衡过程。技术进步加速也大大降低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收益递增意味着增长带来更多增长,技术进步和创新速度不断加快,经济增长呈现持续加速的态势。随着诸如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经济的周期性正在下降,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大大下降。只有在经济停滞,技术进步缓慢的背景下,经济才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凯恩斯所谓的投资和储蓄的均衡,预期导致消费倾向的下降只适用于没有技术进步的“短期”。凯恩斯对此从不否认,正如其所说,“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但是技术的加速进步已经将其认为的所谓“长期”变为了“短期”,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的最重要工具,传统的货币和财政工具更像是在技术停滞状态下为了避免因预期波动导致经济衰退而打的强心针,虽然短期看似有效,但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来都是供给创造需求,而非相反。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收益递增意味着收入差距呈现“马太效应”,而非均衡经济学所谓的“涓流效应”。库兹涅兹所谓的人均收入倒U型曲线只是人类贫富差距扩大浪潮中一个美丽的意外。技术一方面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不平等,而且日甚一日。收益递增也意味着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不存在,先发优势至关重要。最初微弱的优势很快就会变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后发国家要想完成对先发国家的超越,只能依靠更高维度的创新和产业政策。鉴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强力产业政策和幼稚产业保护可能是后发国家迫不得已的选择。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高速发展证明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国家之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贸易冲突和摩擦会持续加剧。技术进步导致收益递增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对于收益递增的研究仍处于萌芽期,面临着不少困难,具体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思维惯性。技术的加速发展只是最近几十年的现象,人们在心理上还处于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正在持续加速,收益递增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是仍然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因素,很多人对于技术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依然充满怀疑;2.机械物理学范式的束缚和数学方法上的困难。均衡经济学诞生的时期,牛顿物理学大行其道,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只有均衡系统才能实现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因此收益递减成为均衡经济学大厦最坚实的基础,而收益递增则面临数学方法上的困难。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观察到了收益递增现象,但是收益递增会导致一个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无法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构造一个类似于收益递减理论的完美体系。收益递增使得经济系统更加类似于自然界的进化选择,具有不可预测性,也使得诸多经济学家望而生畏;3.自由主义信仰的约束。虽然有些经济学家承认收益递增,但却不敢推翻马歇尔的均衡范式,原因在于市场的有效性和被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信仰息息相关。收益递增意味着不存在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哲学观上要突破自由主义的僵硬框架,追求建立更具弹性的社会和经济机制。绝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将导致灾难。绝对的平等就是最大的不平等。绝对的自由主义会导致绝对的贫富差距,从而孕育出对于极度平均主义的渴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提。绝对的平均主义会导致绝对的贫困,触发绝对的自由主义,这正是计划经济崩溃的根源。对于完美状态的追求往往会走向反面。接受不完美才能长治久安。可行的目标是追求建立更具弹性的经济体制,使得资源能够根据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中间更加灵活地进行调配。研究范式上应该突破机械物理论的束缚,打破单一的数学逻辑,寻求生物演化逻辑的支持,以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经济。
刘欢[9]（2020）在《T公司组建中国—加纳航线锰矿船队技术经济分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加纳一中国航线属于冷门航线,承运船舶数量和船型较少,运输成本高,运价波动性大。随着国际航运市场运力的饱和,目前国际新造船市场供给量大于需求量,考虑到货物运输运力风险、成本因素以及当前造船的成本优势,本文提出组建中国一加纳航线锰矿石运输的货主船队运营模式,以降低运输成本,增强抵抗货运市场风险能力,提高企业效益。本文主要运用调查法、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及经济技术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货主企业由加纳运输锰矿石回国的造船项目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利用技术经济学中的盈亏平衡分析以及敏感性分析,验证中国一加纳航线组建锰矿石运输货主船队的可行性。得出企业从加纳自营船舶运输锰矿石回国的内部收益较高,项目安全系数较高的结论。同时,分析说明市场运价以及燃油成本是影响货主船队运营成本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货主组建船队后,应合理调配货主船队运输与租船运输的组合比例,以达到控制风险,实现运输成本的最小化的目的。
刘晓凌[10]（2020）在《光伏发电产业现状及项目技术经济分析 ——以香港某光伏发电项目为例》文中指出光伏作为新能源的代表,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成为清洁能源的主力军,在过去十年中累计装机规模增长了25倍。2009年全球光伏总装机规模为23GW,2017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400GW。香港光伏发展真正意义的起飞是在2018年政府颁布了上网电价政策后,政府期许通过大力度的光伏补贴政策,鼓励发展可再生新能源,提高电网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优化电源结构,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世界光伏发展不同阶段,特别是德国、日本的光伏发展情况。接着从装机容量发展及产业链发展两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光伏发展的历史及现状,从中了解到经过多年的发展及整合,中国无论在装机容量还是光伏产品产能、产量上都位居全球首位;更是个光伏产品的出口大国。再着手香港光伏发展情况,分析发展存在的限制因素及香港政府采取的“上网电价”政策的由来;最后以香港屋顶光伏项目为实例,对之进行技术和经济分析,论证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接着运用财务分析知识对项目的投资情况、总成本费用、项目投资现金流量利润及利润分配进行具体计算分析,得出近200万港元的投资下项目能得出财务内部收益率为38.7%,税前投资回收期为3.31年的重要经济指标结论,证明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同时对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剖析,并提出风险防范或减少的对策,做到风险可控,保证项目收益。
二、企业增长的经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增长的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 1.2.1 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 |
| 1.2.2 不同发电技术经济性评价 |
| 1.2.3 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 |
| 1.2.4 煤电供给侧改革与灵活性改造 |
| 1.2.5 促进系统灵活性的市场政策机制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总体思路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重点 |
| 1.3.4 研究难点 |
| 1.3.5 研究路线图 |
| 1.4 研究成果及创新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系统灵活性和中长期电力规划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引言 |
| 2.2 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 |
| 2.3 电力系统灵活性基本内涵 |
| 2.4 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方法 |
| 2.4.1 传统需求预测模型 |
| 2.4.2 基于计算机软件的需求预测模型 |
| 2.5 系统优化算法 |
| 2.5.1 粒子群算法 |
| 2.5.2 蚁群算法 |
| 2.5.3 遗传算法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电力行业主体构架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发电装机容量 |
| 3.2.2 跨省输电线路 |
| 3.2.3 全社会用电量 |
| 3.3 中国电力行业成本效率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发电技术经济性 |
| 3.3.2 线损和厂用电率 |
| 3.3.3 发电煤耗和供电煤耗 |
| 3.3.4 需求响应规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基于MLR-ANN的中长期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构建 |
| 4.2.1 MLR基本原理 |
| 4.2.2 ANN基本原理 |
| 4.2.3 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 |
| 4.3 全社会用电量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及其数据整理 |
| 4.3.1 全社会用电量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全社会用电量影响因素数据整理 |
| 4.4 基于MLR-ANN的2021-2035年全社会用电量预测 |
| 4.4.1 用电量显着影响变量提取 |
| 4.4.2 2021-2035年显着影响变量预测 |
| 4.4.3 2021-2035年全社会用电量预测 |
| 4.5 电力需求预测定性分析与结果修正 |
| 4.5.1 基于Gompertz曲线的电力经济增长规律分析与国际比较 |
| 4.5.2 不同研究机构对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结果对比 |
| 4.5.3 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结果校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 |
| 5.1 引言 |
| 5.2 基于系统LCOE和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 |
| 5.2.1 LCOE模型基本原理 |
| 5.2.2 系统LCOE技术经济分析模型构建 |
| 5.2.3 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构建 |
| 5.2.4 2021-2035年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分析 |
| 5.3 电力资源增长潜力分析 |
| 5.3.1 各类电力资源禀赋分布及新增电源布局 |
| 5.3.2 各类电力资源增长潜力分析 |
| 5.3.3 区域电力流向及传输规模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研究 |
| 6.1 引言 |
| 6.2 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构建 |
| 6.2.1 电力规划模型基本原理及衍生 |
| 6.2.2 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基本特征 |
| 6.2.3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特性分析 |
| 6.2.4 模型目标函数 |
| 6.2.5 模型约束条件 |
| 6.3 全国层面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3.1 情景设定 |
| 6.3.2 参数设定 |
| 6.3.3 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4 区域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4.1 电力资源现状分析 |
| 6.4.2 基于系统LCOE的各类发电资源技术经济分析 |
| 6.4.3 参数设定 |
| 6.4.4 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5 电力规划方案运行模拟 |
| 6.5.1 运行模拟与系统灵活性定量评估方法 |
| 6.5.2 典型场景下区域电网运行模拟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引言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储能在区域电力系统中应用的经济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际电力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
| 1.2.2 中国电力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
| 1.2.3 电力储能发展现状与趋势 |
| 1.3 本文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竞争电力市场经济分析与评估模型 |
| 2.1 竞争电力市场运行机制及交易模型 |
| 2.1.1 区域电力市场及交易模型 |
| 2.1.2 互联电力市场及交易模型 |
| 2.2 竞争电力市场建模 |
| 2.2.1 建模方法与逻辑 |
| 2.2.2 经济性分析指标 |
| 2.3 模型验证 |
| 2.3.1 综合单一电力市场 |
| 2.3.2 英国大不列颠电力市场 |
| 2.3.3 法国电力市场 |
| 2.3.4 模型验证结果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典型区域电力市场情景分析 |
| 3.1 情景建立 |
| 3.1.1 可再生能源情景 |
| 3.1.2 储能情景 |
| 3.1.3 互联情景 |
| 3.2 可再生能源情景结果分析 |
| 3.2.1 系统边际价格 |
| 3.2.2 平准化电力成本 |
| 3.2.3 系统总发电成本 |
| 3.2.4 电力系统净利润 |
| 3.2.5 碳排放 |
| 3.3 储能情景结果分析 |
| 3.3.1 系统边际价格 |
| 3.3.2 平准化电力成本 |
| 3.3.3 系统总发电成本 |
| 3.3.4 电力系统净利润 |
| 3.3.5 碳排放 |
| 3.3.6 储能在区域电力系统中的作用 |
| 3.4 互联情景结果分析 |
| 3.4.1 系统边际价格 |
| 3.4.2 系统总发电成本 |
| 3.4.3 电力系统净利润 |
| 3.4.4 碳排放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敏感性情景分析 |
| 4.1 燃料价格 |
| 4.2 电力机组因素 |
| 4.3 储能成本因素 |
| 4.4 储能政策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创新点 |
| 5.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相关文献述评 |
| (一)中国研究现状 |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 (三)蒙古国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劳动法 |
| 二、蒙古国劳动法 |
| 三、蒙古国劳动合同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交易成本理论 |
| 二、博弈论 |
| 三、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 |
| 四、成本收益理论 |
| 五、信息不对称理论 |
| 第二章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制定及实施的现状 |
| 第一节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及讨论 |
| 一、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
| 二、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特征 |
| 三、蒙古劳动合同法存在的争议及讨论 |
| 第二节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现状 |
| 一、各类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博弈 |
| 二、劳动者反应及面临的问题 |
| 三、政府的政策 |
| 第三章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特点及存在的争议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特点及存在的争议 |
| 一、中国劳动合同法立法背景 |
| 二、中国劳动合同法的特点 |
| 三、中国劳动合同法存在的争议及讨论 |
| 第二节 日本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特点及存在的争议 |
| 一、日本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
| 二、日本劳动合同法的特点 |
| 三、日本劳动合同法存在的争议及讨论 |
| 第三节 俄罗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特点及存在的争议 |
| 一、俄罗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
| 二、俄罗斯劳动合同法的特点 |
| 三、俄罗斯劳动合同法存在的争议及讨论 |
| 第四章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立法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 |
| 一、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成本分析 |
| 二、劳动合同法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三、在博弈中实现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
| 第二节 劳动合同法立法功能 |
| 一、劳动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经济分析 |
| 二、倾斜性保护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
| 第五章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执行问题及解决方法 |
| 第一节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执行问题 |
| 一、某些条款不符合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相关规定 |
| 二、发生以存在雇主不能剥夺劳动合同法律保护的权力 |
| 三、劳动争议无法解决阶段 |
| 第二节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执行问题解决方法 |
| 一、按国际公约规定执行 |
| 二、扩大劳动合同法的监管关系及范围 |
| 三、低成本劳动争议及缩短劳动争议解决期 |
| 第六章 劳动合同法履行、效力及违法责任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履行的经济学分析 |
| 一、蒙古国劳动合同法订立的经济学分析 |
| 二、蒙古国劳动合同解除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二节 蒙古国劳动合同法律效力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三节 违反劳动合同法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一、用工单位违法成本,收益分析 |
| 二、用工单位违法博弈分析 |
| 第四节 劳动者的权利救济成本分析 |
| 一、财力成本 |
| 二、精神和时间成本 |
| 三、法律成本 |
| 第七章 完善劳动合同法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制度安排 |
| 一、提高劳动者技能教育培训 |
| 二、提高劳动者普法教育 |
| 第二节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 一、完善失业救济制度 |
| 二、就业服务 |
| 第三节 推动企业战略调整 |
| 第四节 强化政府监管 |
| 第五节 政府、社会提供更好、更全面的就业机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现象发现与问题提出 |
| 1.1.1 搭售现象的广泛存在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附加服务与交通出行附加服务 |
| 1.2.2 搭售的概念及其与捆绑的区别 |
| 1.2.3 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相关阐释 |
| 1.2.4 其他相关概念简述 |
| 1.3 研究现状与进展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1.4.4 创新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评述 |
| 2.1 搭售理论 |
| 2.1.1 哈佛学派与杠杆理论 |
| 2.1.2 芝加哥学派与单一垄断理论理论 |
| 2.1.3 后芝加哥学派与非定价效率动机 |
| 2.1.4 双边市场理论与定价策略 |
| 2.2 心理账户理论 |
| 2.2.1 心理账户理论的发展 |
| 2.2.2 心理账户理论的特征 |
| 2.2.3 心理账户理论的作用机制 |
| 2.3 附加服务理论 |
| 2.3.1 基本服务与附加服务 |
| 2.3.2 交通出行附加服务 |
| 2.4 文献评述和本文研究方向 |
| 2.5 本章小结 |
| 3 解释框架:物信关系视角下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3.1 交通出行特定时空决定消费者心理账户基础 |
| 3.1.1 特定时空出行服务对心理账户的影响 |
| 3.1.2 特定时空出行心理账户的不可替代性 |
| 3.1.3 附加服务搭售对心理账户的影响 |
| 3.2 心理账户驱动特定时空下的物信关系进步 |
| 3.2.1 物信关系类型 |
| 3.2.2 出行服务的物信关系 |
| 3.2.3 心理账户引导物信关系改善 |
| 3.3 物信关系改善交通出行特定时空的结果 |
| 3.3.1 搭售的物信关系变化 |
| 3.3.2 物信关系统一改善出行特定时空 |
| 3.3.3 附加服务搭售的物信关系改善心理账户 |
| 3.4 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与反垄断经济分析 |
| 3.4.1 搭售问题实质上就是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分析 |
| 3.4.2 搭售问题的反垄断经济分析应重视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3.5 本章小结 |
| 4 合约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1 我国铁路的合约型搭售发展历史 |
| 4.1.1 我国铁路发展历史 |
| 4.1.2 铁路服务产品的变化 |
| 4.1.3 合约型搭售的形式变化 |
| 4.2 合约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2.1 多产品市场下的基础模型 |
| 4.2.2 纯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2.3 混合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4.3 火车票与保险合约型搭售的结果分析 |
| 4.3.1 纯搭售与不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对比 |
| 4.3.2 混合搭售与不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对比 |
| 4.3.3 混合搭售与纯搭售的消费者购买总效用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5 技术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1 中国高铁的技术型搭售发展历史 |
| 5.1.1 中国高铁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 |
| 5.1.2 高铁出行中的服务产品变化 |
| 5.1.3 技术型搭售的产品服务形式 |
| 5.2 技术型搭售的产品改进与消费者福利 |
| 5.2.1 “赢者通吃”市场下的基础模型 |
| 5.2.2 产品改进策略下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2.3 技术搭售策略下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3 高铁出行与外卖服务技术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5.3.1 技术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比较 |
| 5.3.2 产品改进策略下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5.3.3 技术型搭售下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5.4 本章小结 |
| 6 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
| 6.1 我国网约车的心理型搭售发展历史 |
| 6.1.1 我国网约车发展的历史 |
| 6.1.2 网约车服务产品的变化 |
| 6.1.3 心理型搭售的产品服务形式 |
| 6.2 网约车心理型搭售的出行服务分析 |
| 6.2.1 网约车与出租车的基本服务差异 |
| 6.2.2 网约车与出租车的附加服务差异 |
| 6.2.3 网约车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价值评价 |
| 6.3 网约车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购买总效用分析 |
| 6.3.1 心理型搭售的消费者购买总效用 |
| 6.3.2 附加服务心理型搭售的经济评价 |
| 6.3.3 心理型搭售与物信关系风险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的反垄断经济分析 |
| 7.1 附加服务搭售的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 |
| 7.1.1 附加服务合约型搭售 |
| 7.1.2 附加服务技术型搭售 |
| 7.1.3 附加服务心理型搭售 |
| 7.2 “合理原则”下附加服务搭售的反垄断经济分析 |
| 7.2.1 限制不利于消费者的技术不可替代性 |
| 7.2.2 改善有益于消费者的心理不可替代性 |
| 7.2.3 基于“特定时空不可替代性原则”的经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的实践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 |
| (二)规范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实证分析法 |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辨析 |
| 一、地方经济立法的含义和特征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表现形式、地位和作用 |
| 三、地方经济立法的发展历程和时代使命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理论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概念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假定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 |
| 一、发展进程 |
| 二、历史规律 |
| 第四节 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地方经济立法的制度功效 |
| 一、促进地方经济立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 |
| 二、推动地方立法资源配置科学化 |
| 三、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
| 四、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民主立法 |
| 第五节 对成本效益评估的质疑和挑战 |
| 一、忽视了对法的多维度价值的考量 |
| 二、注重功利性而忽视了道德准则 |
| 三、成本效益量化不精确 |
| 四、成本效益评估自身运作成本过高 |
| 第二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对象和标准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 |
| 一、我国现有的立法评估主体 |
| 二、建立多元化的成本效益评估主体 |
| 第二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对象 |
| 一、确立成本效益评估对象的依据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适用对象 |
| 第三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标准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一般标准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特殊标准 |
| 第三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 |
| 一、立法成本的构成 |
| 二、立法收益的构成 |
| 第二节 立法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方法 |
| 一、立法成本收益的可测量性 |
| 二、立法成本的量化 |
| 三、立法收益的量化 |
| 第三节 成本和收益计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一、成本收益量化的前提——基线 |
| 二、成本收益的时间问题——折现率 |
| 三、分配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立法效益的计算方法 |
| 一、立法成本和收益的加总计算 |
| 二、立法效益的判断标准 |
| 第五节 其他分析方法 |
| 一、成本有效性分析 |
| 二、风险分析 |
| 三、敏感性分析 |
| 第四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程序 |
| 第一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概述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关系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要素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启动 |
| 一、制定评估方案 |
| 二、选择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运行 |
| 一、信息收集 |
| 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 |
| 三、成本效益评估报告 |
| 第四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回应 |
| 一、立法评估结果回应的含义 |
| 二、立法评估回应方式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适用的困境 |
| 一、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合理的评估技术与量化方法 |
| 三、参与成本效益评估主体不明确 |
| 四、公众参与立法的深度不够 |
| 第二节 《立法法》的规定和顶层设计 |
| 一、《立法法》对地方立法评估的规定 |
| 二、《立法法》的顶层设计 |
| 第三节 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构想 |
| 一、我国地方经济立法评估制度的现状 |
| 二、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设想 |
| 第四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措施 |
| 一、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评价制度 |
| 二、建立我国大数据信息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译着类 |
| (三)中文论文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核心理念 |
| 五、莫里斯·多布的学术历程 |
| 第一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 1.1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 |
| 1.1.1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
| 1.1.2 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 |
| 1.1.3 《资本论》理论价值再考察 |
| 1.2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反思 |
| 1.2.1 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评价 |
| 1.2.2 以经济计划性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1.3 融合近代经济学传统 |
| 1.3.1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 |
| 1.3.2 传承与发展经验主义传统 |
| 1.4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体理论环境 |
| 1.4.1 人民阵线运动的时代契机 |
| 1.4.2 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功用 |
| 1.4.3 1956年危机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1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 2.1.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 |
| 2.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1.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 |
| 2.2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 |
| 2.2.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商业形式 |
| 2.2.2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制度 |
| 2.2.3 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暂时性 |
| 2.3 以经济与政治双重演进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 |
| 2.3.1 市场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表征 |
| 2.3.2 政府与市场的理性组合模式 |
| 2.3.3 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
| 3.1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
| 3.1.1 作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 |
| 3.1.2 作为哲学立场的意识形态 |
| 3.2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反映 |
| 3.2.1 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 3.2.2 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促进 |
| 3.2.3 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 |
| 3.3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 |
| 3.3.1 商业化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掩饰 |
| 3.3.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展现 |
| 3.3.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 |
| 4.1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哲学基础 |
| 4.1.1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
| 4.1.2 否定之否定原则 |
| 4.2 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辩护 |
| 4.2.1 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历史意义 |
| 4.2.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
| 4.2.3 集中管理与分散决策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设想 |
| 4.3 对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
| 4.3.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必须认真总结 |
| 4.3.2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实可行的 |
| 4.3.3 落后国家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
| 小结 |
| 第五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
| 5.1 现代化国家治理职能的主要内涵 |
| 5.1.1 坚持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
| 5.1.2 坚持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相结合 |
| 5.2 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增强 |
| 5.2.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能力悖论 |
| 5.2.2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家能力的弱化与重构 |
| 5.2.3 工人自治作为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可行模式 |
| 5.3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 |
| 5.3.1 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 |
| 5.3.2 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客体价值 |
| 5.3.3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同价值 |
| 小结 |
| 第六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和评价 |
| 6.1 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6.2 深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 |
| 6.3 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
| 6.4 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规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8）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目的和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基本框架 |
| 三、主要观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拓展研究方向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今后拓展研究方向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收益递减理论综述 |
| 第二节 收益递增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从原子到比特–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差别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的定义和范围 |
| 一、经济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 |
| 二、数字经济是基于比特的信息处理系统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别 |
| 一、从线性到指数–技术进步持续加速 |
| 二、从不可复制走向无限复制-边际成本趋向零 |
| 三、从分隔走向连接-外部性导致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高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主流的经济形态 |
| 一、全球经济正在向数字经济迁移 |
| 二、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大大低估了数字经济的贡献度 |
| 三、企业大力投资于数字经济 |
| 四、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比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生产资料 |
| 第四章 收益递减还是收益递增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中收益递增成为普遍现象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是收益递增的原因 |
| 一、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产能的限制 |
| 二、边际成本趋近零,边际收益递增 |
| 第四节 收益递增始于何时 |
| 第五节 收益递增是增长的源泉 |
| 第五章 均衡还是非均衡? |
| 第一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以马歇尔范式为代表的微观均衡不再成立 |
| 一、技术进步加速使得马歇尔均衡不再成立 |
| 二、收益递增导致数字经济呈现显着的非均衡性 -- “赢者通吃” |
| 三、更高维度的创新成为打破原有收益递增循环的唯一手段 |
| 第二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长期停滞理论可能不再成立 |
| 一、收益递增意味着增长持续加速 |
| 二、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 |
| 第三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强烈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流效应 |
| 第四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竞争从来不存在 |
| 一、路径依赖意味着必须不遗余力创新,占领科技制高点,取得先发优势 |
| 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只有依靠高维创新和改变规则才能打破既定的路径依赖 |
| 第六章 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已经刻不容缓 |
| 第一节 当前收益递增理论研究面对的难题 |
| 一、思维惯性 |
| 二、机械物理学范式的束缚和数学上的困难 |
| 三、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束缚 |
| 第二节 哲学观上要突破自由主义的僵硬框架,建立更具弹性的机制 |
| 第三节 研究范式上要突破机械物理论的范式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要从静态最优化转向动态非均衡增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相关科研成果 |
| 后记 |
（9）T公司组建中国—加纳航线锰矿船队技术经济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表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理论 |
| 2.1 基本理论 |
| 2.2 基本概念 |
| 第3章 中国-加纳航线运力供需分析 |
| 3.1 案例详述 |
| 3.2 中国-加纳航线锰矿石航运市场分析 |
| 3.2.1 航运市场分析 |
| 3.2.2 国际现有船队分析 |
| 3.2.3 中国—西非航线情况 |
| 3.3 中国-加纳航线锰矿石的贸易需求分析 |
| 3.3.1 国家贸易需求分析 |
| 3.3.2 企业贸易需求分析 |
| 3.4 相关船型运力现状及二手船市场分析 |
| 3.4.1 相应船型市场现状 |
| 3.4.2 相应船型二手船市场情况分析 |
| 3.5 新造船市场现状及分析 |
| 3.5.1 新造船市场现状 |
| 3.5.2 新造船市场展望 |
| 3.6 船型选择 |
| 第4章 组建货主船队的财务评价 |
| 4.1 资金方案 |
| 4.2 财务基准收益率 |
| 4.3 现金流量估算 |
| 4.3.1 项目收入 |
| 4.3.2 固定成本 |
| 4.3.3 变动成本 |
| 第5章 组建货主船队的财务风险及不确定性分析 |
| 5.1 盈亏平衡分析 |
| 5.2 敏感性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光伏发电产业现状及项目技术经济分析 ——以香港某光伏发电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 |
| 2.1 技术经济分析理论 |
| 2.1.1 技术经济分析概念 |
| 2.1.2 工程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 |
| 2.2 技术经济分析原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光伏发电概念及基本原理 |
| 3.2 世界光伏发展现状 |
| 3.2.1 德国光伏发展经历 |
| 3.2.2 日本光伏发展经历 |
| 3.3 我国光伏发展现状 |
| 3.3.1 装机容量发展情况 |
| 3.3.2 光伏产业链发展情况 |
| 3.4 香港光伏发展现状 |
| 3.4.1 发展背景 |
| 3.4.2 发展潜力 |
| 3.4.3 发展现状 |
| 3.4.4 发展障碍及限制 |
| 3.4.5 发展完善措施 |
| 3.4.6 发展完善措施之上网电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香港屋顶光伏实例技术分析 |
| 4.1 项目概述 |
| 4.1.1 项目规模 |
| 4.1.2 地理条件及气候特征 |
| 4.1.3 太阳能资源 |
| 4.2 项目技术方案分析 |
| 4.2.1 适用标准 |
| 4.2.2 光伏组件选型分析 |
| 4.2.3 逆变器选型分析 |
| 4.2.4 光伏阵列设计分析 |
| 4.3 光伏发电单元设计分析 |
| 4.4 气象数据采集设备选型分析 |
| 4.5 技术风险防范措施 |
| 4.5.1 沿海地区防腐措施 |
| 4.5.2 光伏电站防台风措施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香港屋顶光伏实例经济分析 |
| 5.1 项目投资概况 |
| 5.2 年上网电量测算 |
| 5.3 财务评价指标分析 |
| 5.3.1 财务投资、费用以及成本分析 |
| 5.3.2 利润与利润分配 |
| 5.3.3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 |
| 5.3.4 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
| 5.4 风险分析 |
| 5.4.1 调查与专家打分法分析风险 |
| 5.4.2 风险对策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企业增长的经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D]. 张文华.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2]储能在区域电力系统中应用的经济性研究[D]. 王姝睿.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2021(02)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蒙古国劳动合同法经济学分析[D]. 甘娜（Ganbaatar Gantulga）.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交通出行附加服务搭售研究[D]. 张爱萍.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6]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D]. 戴燕. 吉林大学, 2020(08)
- [7]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8]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D]. 王滢波.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11)
- [9]T公司组建中国—加纳航线锰矿船队技术经济分析研究[D]. 刘欢.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3)
- [10]光伏发电产业现状及项目技术经济分析 ——以香港某光伏发电项目为例[D]. 刘晓凌.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