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顾典[1]（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张莉[2]（2021）在《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产能过剩、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诸多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增长又会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即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仅存在对应关系,而且能够互相影响,这也被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产业结构演变进程间存在的耦合性不断证实。对于想要获得迅速发展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借鉴先发展国家产业变革的经验,适时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扫清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并奠定产业发展的基础,不失为加速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弯道超车”的良好手段。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其产业结构和税制结构都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一方面,区域经济差异造成产业结构呈现区域异质性的特点,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当下经济增速放缓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发达国家长时期形成的更合理更高级的产业结构,除了依靠市场利用供需关系自由引导资源配置外,更需要政府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远见和干预,因此税制结构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引致的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主题,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税制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本文梳理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间的关系,指出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效应,即资源配置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同时从需求侧、供给侧和对外开放三个角度阐述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效应。实践层面,本文采用中国1994年至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测度了中国产业结构偏离度和Moore指数（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其次通过PVAR模型、门槛效应模型计量分析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效应、区域异质效应、门槛效应等影响;再次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检验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中介效应;随后利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最后,基于前文研究结论,为税制结构调整提出具体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借鉴并拓展了税制结构及产业结构衡量指标体系。（1）本文组建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分别从税制结构的宏观和中观角度测评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相较已有研究,本文针对税制结构的衡量主要增加了中观指标,该指标更能体现出税制结构内部不同税种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2）选择结构偏离度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指标,结构偏离度指数能够将整体分割成组内与组间差异,通过标准化处理得到产业结构距离理想均衡状况的差异。采用Moore结构变动指数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基于空间向量度量的方法,通过不同时期两组向量空间中的夹角来测度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使得空间向量夹角大小的变动能够作为三次产业结构内部变化幅度的依据,进而刻画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Moore结构变动指数对结构演变的动态过程反应更为灵敏,对三个产业的变动刻画得更为细致,同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整体测度也更为全面。第二,测度了中国产业结构偏离度和Moore指数。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对中国1994年至2017年的省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自200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增值税改革和所得税改革,实施结构性降税,税制结构逐步得到优化,税收负担不断减轻,消费和投资水平不断提高,各产业间关系更加协调,产业供给与国民需求相匹配,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近十几年来,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日益合理化。（2）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变动速率在增强,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大,而发达省份高度化程度高,但是高度化趋势相对较缓,上升空间相对有限。总体来看,各省份产业结构变化速率均经过或者正在经历由低值上升到高值而后下降的过程。第三,考察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均会产生抑制性的影响,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区域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2）企业所得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均具有抑制作用,而个人所得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三个地区均具备促进作用,增值税和消费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并不具有一致性。其次,本文基于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不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对直接税系而言,当人均实际GDP高于门槛值时,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直接税系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2）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偏离度都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间接税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的抑制效果被削弱。（3）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的促进效果会增强。这意味着直接税和间接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且相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高发展水平下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会明显增强。第四,构建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路径。采用OLS对建立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实证研究发现:（1）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当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投资需求、劳动供给、资金供给与对外开放为中介变量,而当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投资需求、劳动供给和资金供给为中介变量。（2）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当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中介变量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为中介变量,而当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技术供给和对外开放为中介变量。第五,论证了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准自然实验论证税制结构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考虑到税制结构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因此本文选择以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改革及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变动来构建税制结构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准自然实验,并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对政策改革效果进行识别,实验结果为“营改增”以及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显着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是深入剖析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机理。本文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等层面分析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机理,解释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同时基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对外开放等层面探究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机理,阐明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这对理论界继续探讨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二是探寻并拓展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多条传导路径。本文系统梳理并归纳总结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并通过新古典投资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模型加以分析,发现税制结构可通过多条作用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然后采用并行多重中介模型验证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路径。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明晰了税制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和渠道,为更好的发挥税制结构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三是全面考察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相较于以往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本文构建的影响其优化的税制结构体系更为全面。先是基于税制结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提出门槛效应假设,并且就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进行验证。随后就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检验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间是否存在传导效应。亦即实证检验了税制结构是如何通过“直接影响——门槛效应——中介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最后,利用准自然实验方法考察了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相较已有研究,本文针对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分析更为全面,构建的税制结构体系也相对完整,为有关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
关帅[3]（2021）在《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这一系列的成果皆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是中国经济新高地的见证。但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同步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破解能源资源约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发挥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与经济政策提供参考。1.本文在论述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中国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规制起步阶段（1972—1991）、环境规制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环境规制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总体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6）、产业结构调整阶段（1978—1991）、市场加速改革阶段（1992—2003）、科学发展阶段（2004—2008）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9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向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移。用于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整体素质和效率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2.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联性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显着。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冲击作用的构成,发现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37.75%的变化,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高度化23.5%的变化。说明利用环境规制变化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说服力较强,环境规制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向均衡化发展;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不利影响。3.鉴于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线性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也表现出显着的门限特征;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效应逐渐凸显。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当以人力资本水平为转换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经济与财政自主权,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弹性,为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打开机会之窗。因此,通过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支出、监督和收益执行三个环节出发,研究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意味着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将相应地放松环境管制,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抑制本地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亦未减弱邻地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驱动产业高度化发展,进一步证实“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工具执行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支出执行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监督和收益则略逊一筹。环境规制执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总体而言,并未显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国务院在1998年批准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旨在防治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因此,我们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两控区”政策显着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来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严格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双赢”,这将为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有力证据。其次,我们对“两控区”政策的持续效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长期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再次,“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该结果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各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后,就区域层面而言,“两控区”政策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显着地推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姜宝中[4]（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徐洋[5]（2020）在《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增长背后的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这不仅影响人们的健康,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导致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搭便车”或者环境治理行为不积极的现象。故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是难以实现的,此时,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就得以凸显。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其中;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保护环境;十九大强调坚持节约、保护和恢复优先的方针,建设保护环境和资源节约的空间格局。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问题成为推进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水土污染防治。可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提升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治理环境的有效工具,其目的是通过税费、源头治理、末端治理等方式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并通过“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明确各经济主体的治污责任,规范和限制各经济主体的环境行为,以保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正是有效解决环境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背景,如何客观准确的评价当前我国环境规制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厘清并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将成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据此,本文围绕着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阐释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机理,通过测度和经验观察把握现阶段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变化趋势以及动态演进特征,通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以及传导效应,相应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若干建议。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阐明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过程中环境规制的不可或缺性质。其次,介绍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来明晰本文的总体研究框架和方法运用。最后,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一是环境规制相关文献综述,包括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环境规制强度测算、环境规制效果。二是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测算方法选择。三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包括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行为、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就业。四是文献评述,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归纳和总结,阐释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必要性。第三章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机理分析部分。一是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微观视角从企业的进入转移、规模分布、经营绩效、投资偏好和居民的健康支出、幸福感、收入分配入手进行阐释,中观视角从产业的转移、升级和区域的环境质量、社会需求入手进行阐释,宏观视角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进行阐释。二是从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视角,分析政府间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及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三是从技术创新、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就业五个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四章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经验观察部分。一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包括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测度环境规制,从五大发展理念测度经济发展质量。二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经验观察,包括对环境规制的变化趋势、增长率变动以及演进特征进行观察,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增长率变动以及演进特征进行观察,以及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拟合的经验观察。第五章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证分析部分。一是采用我国2006-2017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从基准估计、稳健性以及异质性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二是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中,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从基准估计、稳健性、空间效应分解以及异质性来探讨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三是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基准估计和稳健性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六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传导效应三个方面阐释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理。其中,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探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突破静态传统分析框架,从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溢出效应;从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入手,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作用机制,等等。第二,在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中选择R&D经费投入强度、城乡居民收入比、区域能源耗费量/GDP、教育经费/总人口等20个指标,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使指标体系更加全面完善。同时,在构建方法上,突破传统测度采用的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熵值法,采用标准欧式距离法,从多维度构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丰富了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第三,采用差异化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以及传导效应。其中,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
保先涛[6]（2020）在《内生增长理论下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西部九省数据分析》文中提出资源约束、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环境投入而忽视了资源循环利用、充分利用,造成环境压力。仅凭政府之力治理环境问题势单力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挥绿色金融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控、信息提供等功能作用助力环保产业才是缓解外部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从理论上分析绿色金融的内生性、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通过把绿色金融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从数学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数学模型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实证部分以西部地区为例,分析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西部是否实现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结构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其中,灰色关联度分析研究结论是:重庆、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五省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明显,但绿色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四省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结构的影响和绿色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较明显,综合来说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结构发展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并不明显。PVAR模型的研究结论是:西部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着,绿色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显着,故西部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结构形成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并不明显。西部地区若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必然对西部经济和西部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绿色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应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并对绿色产业结构发力,夯实经济增长基础。
王小宁[7]（2019）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健康是人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众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两大因素。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能通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进而有效改善公众健康,因此探索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文献评述—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的现状及问题—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基于经济增长的多维度,首先全面评估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将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公众健康的主要路径,揭示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并由此得出优化环境规制保障公众健康的路径。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如下:从保障公众健康是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出发,本文将环境规制概念界定为: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保障公众健康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我国当前环境政策实践来看,环境保护法主要关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保障公众健康虽然列入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尚未真正进入法律制度安排,而学术界主要关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对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关注相对薄弱。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是长寿且健康的生活,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更能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在梳理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和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四个经济增长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分析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最后分析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实践,以及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将环境规制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开创、发展、深化和成熟阶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采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分别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绿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显着正相关,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都显着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抑制经济增长绿色水平,整体上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均显着地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证明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存在多重路径,需要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实证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就总体效应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效应为正但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改善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着地降低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就中介效应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三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但总效应为正,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增强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四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且总效应为负。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来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都通过抑制经济增长缓解了公众健康的恶化,不同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恶化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优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判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处于环境规制演变的第三阶段,公众参与型市场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这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西部地区改善公众健康水平的政策建议。首先需要优化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来改善公众健康水平,论文提出从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优化环境管理体制三个方面来优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和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两个方面优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其次重点从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方面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研究路径分析环境规制的健康效应,并构建以经济增长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具体作用机理,是对“环境规制—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传统研究思路的完善,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路径,对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经济—健康”系统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戴潇[8]（2019）在《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通过讨论不同维度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综合导出我国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一般认为,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由于信息自由传递的边界性、产业结构网络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使得传统理论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解释力偏弱。另一方面,在我国不同区域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空间壁垒和信息壁垒,在这些多重效应和历史发展特征的综合作用下,使这些区域的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些困境使我们并不能在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中,完全还原劳动力演化是如何平稳嵌入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体系之中,甚至不能还原这部分信息与产业结构作用的前因后果。因此,如何驱动劳动力的自增强反馈机制并进一步逐步演化出具有规模扩散效应、人力资本红利效应的收益递增路径,是保证我国顺利实施“供给侧”经济改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这需要我们结合现实情况与理论基础,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演化问题。唯有明晰了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才能寻求到避免不良路径依赖的有效措施。本研究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明确研究对象运行轨迹的非线性特征;二是明确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的多尺度度量问题,并讨论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三是综合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非线性机制,并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最优演化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工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深入阐述了应用“演化”这一隐喻于劳动力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度量维度,并结合复杂性科学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演化的非线性特征。随后,通过分析现有关于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归纳出部分与路径依赖理论相类似的观点,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深入讨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的科学性。第二,讨论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的非线性特征。基于复杂性科学视角,本研究认为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均属于非线性的分析范畴,而非线性的重要特征是系统的无序性,但这仅是在文献理论基础上的验证。因此,必须在用理论推演定性的同时,需辅以实证定量验证。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后文中所设计一切模型能够保持其所在的讨论框架的统一性。通过相空间重构,我们发现主要研究对象的主要代表性指标的柯尔莫哥洛夫熵非零且不同,表明要素之中存在的功能、关系均发生在不同的度量尺度上,即系统复杂且具有典型的多尺度特征。第三,讨论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数量演化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数量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所有地区的劳动力数量演化均是协同效应。我国整体劳动力技能演化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与产业结构升级为双向协同效应,在中部是双向的挤出效应,在西部为劳动力技能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反之是协同效应。正是由于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实证结果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非匀质性,使得劳动力数量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第四,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情景约束下的作用。首先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数理模型,具体探讨了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现实特征。结果显示,目前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较为平稳,而另两者波动较大,充分体现出我国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随后构建了门槛模型,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我国整体还是我国的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门槛效应明显。从全国的整体角度而言,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在其路径依赖程度不高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而言,东部的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正向作用,而对产业机构合理化则是负向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正向作用,同时二者的异质型劳动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也是互为对立面,即中部为促进机制,西部为抑制机制。第五,揭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导出不同地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的最优路径。东部地区劳动力应以内部环境为路径依赖方向,着重推动异质型劳动力技能演化,加强劳动力对于当下产业结构环境的认同度;中部地区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外部影响为主的路径依赖情境下,推动同质型劳动力数量演化,二是改变路径依赖方向,同时推动同质型与异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西部地区则必须改变现在的路径依赖方向,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目标,提升同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本文的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揭示了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实现了多维度的考察,丰富了现有的研究;二是,以路径依赖理论解释地区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区域性差异;三是,从生物学角度讨论研究对象之间是协同还是挤出效应;四是,充分考虑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运行轨迹,将时空效应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特别是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路径依赖模型。
郭宏毅[9]（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翟晓东[10]（2019）在《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新常态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要务之一,产业结构调整是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山东省是经济大省,也是传统产业大省,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偏重,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偏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凸显,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深度融合,是实现“到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步走在全国前列”目标的关键。论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文献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和新时代融合发展理论为支撑,首先基于2002年、2012年及2017年截面数据,对山东17个城市和四个区域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总体状况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发现尽管不同城市多个指标存在一定差距,但从区域城市群角度来看,各指标差距不大;纵向比较发现各城市和各区域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这表明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形成。在定性归纳基础上,论文分别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为各指标客观赋权,整理山东省17个城市2000-2017年相关指标数据并标准化,聚合得到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层和各系统层指数,为定量分析奠定数据基础。基于评价结果,论文分别对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层指数和系统层指数样本期内变动态势进行考察。在目标层指数考察过程中,从不同维度对省域、区域和市域三个层面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以时间维度考察的目标层指数在样本期内均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以两目标层指数联立形成的二维坐标则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变动态势,根据变动态势特征可归纳为倾斜爬升型、垂直爬升型、水平爬升型及中部盘旋型四种类型。在系统层指数考察过程中,分别对四种类型代表性城市两目标层指数受各系统层指数变动的影响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经济和谐、产业就业人员变动等系统层指标分别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指数与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基于对两指数目标层和系统层变动态势的考察,可初步判断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已呈现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融合发展态势。为进一步判断山东省17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发展程度,论文对两指数相关性、耦合度、交互影响及双向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首先对17城市两指数散点图和相关系数进行考察,发现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数与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存在强正相关性;其次,采用耦合度模型对各城市两指数的耦合特征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尽管不同城市两指数协调度与发展度存在一定差别,但两指数耦合度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良性发展态势;再次,通过构建不变系数和变系数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山东省整体两指数间存在显着的正向促进交互影响,不同类型城市两指数尽管也存在正向促进交互影响,但显着水平上差别较大;最后,采用Bootstrap模型选取四种类型典型城市进行双向因果关系检验,发现部分倾斜爬升型城市两指数已呈现出双向因果关系特征,其他类型城市两指数为单向因果关系或不具有因果关系特征。基于相关性、耦合度、交互影响及双向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可推断出倾斜爬升型城市两指数已达到较高融合发展度,其他三种类型城市两指数则处于从中等向较高融合度过度阶段。综合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发展基本条件、基本态势和基本程度的评价结果,论文依据评价体系各指标,从省域、区域和市域三个层面对促进两者深度融合提出对策建议:省域层面应重在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点;区域层面则重在发挥集群效应,培育生态型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市域层面则根据所属类型,垂直爬升型重在“先破”,继续打破传统产业,水平爬升型重在“先立”,继续建设生态基础设施,倾斜爬升型重在“保持”,而中部盘旋型则重在“培育”新型生态类产业。
二、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2）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制结构相关研究 |
| 2.1.1 税制结构及其优化理论 |
| 2.1.2 税制结构的经济效应 |
| 2.2 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研究 |
| 2.2.1 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界定 |
| 2.2.2 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
| 2.3 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中的政府角色及其政策有效性 |
| 2.3.2 税系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
| 2.3.3 税种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现有文献取得的成果 |
| 2.4.2 研究启示 |
| 第3章 中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与产业结构演变实践分析 |
| 3.1 中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
| 3.1.1 中国税制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特征 |
| 3.1.2 中国区域税制结构变更进程 |
| 3.2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 |
| 3.2.1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阶段及特征 |
| 3.2.2 三次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 3.2.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 |
| 3.3 中国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性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
| 4.1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作用机理 |
| 4.1.1 资源配置效应 |
| 4.1.2 全要素生产率效应 |
| 4.1.3 门槛效应 |
| 4.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作用机理 |
| 4.2.1 需求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2.2 供给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2.3 对外开放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测度 |
| 5.1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 |
| 5.1.1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方法 |
| 5.1.2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水平测度 |
| 5.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 |
| 5.2.1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方法 |
| 5.2.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测度 |
| 第6章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基准模型与实证检验 |
| 6.1.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实证研究设计 |
| 6.2.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2.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影响 |
| 6.3.2 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异质性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
| 7.1 实证研究设计 |
| 7.1.1 中介效应模型 |
| 7.1.2 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7.1.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1.4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7.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
| 7.2.1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总体效应 |
| 7.2.2 税制结构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2.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直接效应 |
| 7.2.4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
| 7.3.1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总体效应 |
| 7.3.2 税制结构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3.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直接效应 |
| 7.3.4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4 税制结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性检验 |
| 7.4.1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影响 |
| 7.4.2 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异质性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7.5.1 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稳健性检验 |
| 7.5.2 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1.1 政策背景 |
| 8.1.2 研究假设 |
| 8.2 实证研究设计 |
| 8.2.1 双重差分法 |
| 8.2.2 模型设定 |
| 8.2.3 变量与数据 |
| 8.2.4 共同趋势检验 |
| 8.3 “营改增”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
| 8.3.1 基准回归 |
| 8.3.2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
| 8.3.3 稳健性检验二:反事实分析 |
| 8.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
| 8.4.1 基准回归 |
| 8.4.2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
| 8.4.3 稳健性检验二:反事实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增值税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
| 9.2.2 推动消费税改革以引导消费行为促进产业转型 |
| 9.2.3 完善企业所得税改革“加减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
| 9.2.4 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助推产业升级 |
| 9.2.5 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协调区域产业结构发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3）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环境规制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理论 |
| 2.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现状 |
| 3.1 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和现状 |
| 3.2 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 3.3 产业结构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型构建 |
| 4.3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
| 5.1 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 |
| 5.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3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
| 6.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2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实证设计 |
| 6.3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两控区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1 “两控区”政策 |
| 7.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3 “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特区 |
| 2.1.2 开发区 |
| 2.1.3 城市新区 |
| 2.1.4 国家级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 4.1.1 基本思想 |
| 4.1.2 模型设置 |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 4.1.4 模型检验 |
| 4.2 假说提出 |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安慰剂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安慰剂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环境规制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 |
| 2.1.2 关于环境规制强度测算 |
| 2.1.3 关于环境规制效果 |
| 2.2 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内涵 |
| 2.2.2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
| 2.2.3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测算方法选择 |
| 2.3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 |
| 2.3.2 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
| 2.3.3 关于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3.4 关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 |
| 2.3.5 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 |
| 2.3.6 关于环境规制与就业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机理 |
| 3.1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分析 |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视角 |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中观视角 |
| 3.1.3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宏观视角 |
| 3.2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3.2.1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形成 |
| 3.2.2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经济发展质量 |
| 3.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分析 |
| 3.3.1 技术创新传导 |
| 3.3.2 地方政府竞争传导 |
| 3.3.3 外商直接投资传导 |
| 3.3.4 产业结构调整传导 |
| 3.3.5 就业传导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及经验观察 |
| 4.1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 |
| 4.1.1 环境规制测度 |
| 4.1.2 经济发展质量测度 |
| 4.2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经验观察 |
| 4.2.1 环境规制经验观察 |
| 4.2.2 经济发展质量经验观察 |
| 4.2.3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拟合经验观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证分析 |
| 5.1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实证检验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3 基准估计检验 |
| 5.1.4 稳健性检验 |
| 5.1.5 异质性检验 |
| 5.2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溢出效应实证检验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空间权重矩阵设置 |
| 5.2.3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 5.2.4 基准估计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 |
| 5.2.6 溢出效应分解 |
| 5.2.7 异质性检验 |
| 5.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实证检验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基准估计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本文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1.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 |
| 2.促进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
| 3.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的传导机制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内生增长理论下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西部九省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绿色金融研究 |
| 1.2.2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绿色金融内生化的理论基础 |
| 2.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根源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
| 2.1.3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
| 2.2 金融内生性 |
| 2.2.1 金融内生性概念 |
| 2.2.2 金融内生性主要特征 |
| 2.2.3 金融内生性的发展 |
| 2.3 绿色金融 |
| 2.3.1 绿色金融概念 |
| 2.3.2 绿色金融特点 |
| 2.3.3 绿色金融功能 |
| 2.3.4 绿色金融内生性 |
| 2.3.5 绿色金融内生性研究 |
| 第三章 绿色金融的内生机理分析 |
| 3.1 绿色金融内生增长模型 |
| 3.2 资源利用率与绿色产业结构关系 |
| 3.3 基于绿色产业结构的绿色金融内生传导机制分析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
| 4.1.2 PVAR模型分析法 |
| 4.2 研究步骤 |
| 4.3 指标选取与数据收集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数据收集 |
| 第五章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5.1 指标评价权重 |
| 5.2 灰色关联度分析 |
| 5.2.1 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5.2.2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5.2.3 绿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5.2.4 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5.3 各省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分析 |
| 5.3.1 重庆、陕西、青海、宁夏、新疆 |
| 5.3.2 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数据检验 |
| 6.1.1 平稳性检验 |
| 6.1.2 协整检验 |
| 6.1.3 格兰杰检验 |
| 6.2 PVAR估计结果 |
| 6.2.1 滞后项选取 |
| 6.2.2 GMM估计 |
| 6.3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6.3.1 脉冲响应函数 |
| 6.3.2 方差分解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推动西部省份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2.1 深入绿色发展理念 |
| 7.2.2 丰富绿色金融工具 |
| 7.2.3 健全绿色金融制度 |
| 7.2.4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
| 7.2.5 实现绿色金融与地区绿色资源结合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3 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4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内容安排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经济增长 |
| 2.1.3 公众健康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健康生产函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 |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3.2 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 3.2.1 经济增长数量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2 劳动生产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3 产业结构升级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3 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 3.3.1 基于经济增长四个维度的中介效应 |
| 3.3.2 基于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的总体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状况分析 |
| 4.1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 4.1.1 环境规制的起步阶段(1949-1978年) |
| 4.1.2 环境规制的发展阶段(1979-1999年) |
| 4.1.3 环境规制的深化阶段(2000-2020年) |
| 4.2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1 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2 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3 西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3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地方政府在思想上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 |
| 4.3.2 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对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不足 |
| 4.3.3 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体制上权责不清 |
| 4.3.4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工具上重政府、轻市场 |
| 4.3.5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对公众参与重视不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5.1.1 经济增长数量 |
| 5.1.2 劳动生产率 |
| 5.1.3 产业结构升级 |
| 5.1.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 |
| 5.1.5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
| 5.2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 6.1 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 |
| 6.2 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的政策建议 |
| 7.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1.1 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 7.1.2 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 |
| 7.1.3 优化环境管理体制 |
| 7.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2.1 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 |
| 7.2.2 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 |
| 7.3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3.1 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
| 7.3.2 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 7.3.3 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
| 7.4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水平的其他政策建议 |
| 7.4.1 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原则 |
| 7.4.2 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 |
| 7.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观点与研究结论 |
| 8.2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
| 2.1 产业结构升级 |
| 2.1.1 产业结构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 2.1.4 研究简评 |
| 2.2 劳动力演化 |
| 2.2.1 劳动力演化的概念 |
| 2.2.2 劳动力演化的特点 |
| 2.2.3 研究简评 |
| 2.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 2.3.1 基于结构演进的规律论 |
| 2.3.2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 |
| 2.3.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性和适配性 |
| 2.3.4 研究简评 |
| 2.4 理论框架 |
| 2.4.1 复杂性科学 |
| 2.4.2 路径依赖理论:复杂性系统、作用机制、门槛约束 |
| 2.4.3 进一步讨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特征 |
| 3.1 系统非线性特征分析的方法选择 |
| 3.2 相空间重构及变量选取 |
| 3.2.1 嵌入维数与延迟时间 |
| 3.2.2 柯尔莫哥洛夫熵(K熵) |
| 3.2.3 变量选取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理论基础 |
| 4.1.2 双主体时空协同演化模型 |
| 4.1.3 参数估计方法 |
| 4.2 关键指标测度与选取 |
| 4.2.1 关键指标的测度 |
| 4.2.2 数据收集与描述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劳动力数量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 4.3.2 劳动力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的情景分析 |
| 5.1 方法的选择 |
| 5.1.1 面板门槛模型 |
| 5.1.2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门槛模型 |
| 5.2 关键变量测度与描述 |
| 5.2.1 解释变量 |
| 5.2.2 被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我国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4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的区域性差异 |
| 5.4.1 各区域门槛效应检验 |
| 5.4.2 各区域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策略 |
| 6.1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
| 6.2 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案例分析 |
| 6.2.1 东部地区 |
| 6.2.2 中部地区 |
| 6.2.3 西部地区 |
| 6.3 路径优化策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
| 二、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
| 三、融合发展研究 |
|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 三、融合发展理论 |
| 四、各理论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生态文明建设指数 |
| 二、产业结构调整指数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总体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山东省市域与区域样本界定 |
| 第二节 市域与区域横向分析 |
| 一、生态文明建设横向比较 |
| 二、产业结构调整横向比较 |
| 第三节 市域与区域纵向分析 |
| 一、生态文明建设纵向比较 |
| 二、产业结构调整纵向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评价体系构建及赋权 |
| 第一节 构建思路与指标选取步骤 |
| 一、构建思路 |
| 二、指标选取步骤 |
| 第二节 评价体系指标解释与数据说明 |
| 一、生态文明建设各层指标解释 |
| 二、产业结构调整各层指标解释 |
| 三、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评价体系各指标赋权 |
| 一、主成分分析法赋权步骤 |
| 二、各指标赋权结果汇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基本态势评价 |
| 第一节 生态文明建设指数与产业结构调整指数测算 |
| 第二节 测算结果分析 |
| 一、目标层指数分析 |
| 二、系统层指数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性与耦合度研究 |
| 第一节 两指数相关性分析 |
| 一、散点图特征分析 |
| 二、相关系数分析 |
| 第二节 两指数耦合度分析 |
| 一、耦合模型及其耦合机制 |
| 二、不同层面两指数耦合度测度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交互影响与双向因果研究 |
| 第一节 交互影响回归分析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面板回归模型选择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双向因果检验 |
| 一、模型基本原理 |
| 二、数据相依性与异质性检验 |
| 三、双向因果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张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D]. 关帅.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宝中. 吉林大学, 2020(01)
- [5]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D]. 徐洋. 辽宁大学, 2020(01)
- [6]内生增长理论下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西部九省数据分析[D]. 保先涛. 兰州大学, 2020(01)
- [7]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D]. 王小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D]. 戴潇.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9]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10]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发展研究[D]. 翟晓东. 青岛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