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蓉[1](2021)在《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戴东新[2](2021)在《埃德蒙·威尔逊的社会文化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重视文艺作品的内在价值,批评时表现出社会敏感性与责任担当。其文艺批评往往从社会文化视角切入,因为他认识到对社会文化批评会对人的世界观产生积极影响。威尔逊的批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具体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变化,而包括文艺批评思想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发展史有一定的史学意义和思想价值。第一章绪论包括:问题的提出,选题意义,前期研究成果综述,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威尔逊文艺批评中的历史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表现,对此进行梳理对于探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一定的史学意义,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建设和开拓文学批评视域方面有着借鉴意义。在对国外与国内前期研究成果进行研究综述时,发现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探索空间:对其社会文化批评理论源头的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身份定位,批评三个阶段代表作的系统发掘,以及少数族裔的文化批评和人类学调查。第二章以威尔逊文艺批评三阶段为基础,分别阐释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与40、50年代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此些背景下威尔逊文艺批评表达。此章中有针对性地加入美国社会历史的叙述,旨在通过背景介绍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威尔逊的批评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紧密关系。第三章对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进行四方面溯源,探讨了其社会文化批评与泰纳的历史批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的关系。这四种批评方法让威尔逊深刻地认识到:批评家通过文艺批评自愿地投身于社会,只有牢牢地把握人类社会的整体,批评在社会文化层面才能有一定的深入性和综合性;文艺批评肩负着从文化角度进行理性社会批评的责任,在实施“破旧立新”的扬弃批评功能时,既要珍惜、保护经典文化,又要接受时代的优秀思想。泰纳的“三要素”说传达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其“永恒长青”的批评方法。其社会文化批评对阿诺德的“两希”文化价值理念和“试金石”理论标准表现出一定的继承和超越。他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运用到《创伤与神弓》中对各位作家及作品进行分析,一方面应用精神分析,另一方面将作品创作与社会相互结合。威尔逊利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进行文艺批评时,在四个方面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原则:走向社会文化批评,关注现代文学和文学断代史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批判文学和批评的“建制化”,因此他是批判意识不断升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第四章对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进行三个层面的系统综述:“社会文化批评的政治批评层面”,“社会文化批评的历史批评层面”,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角下的大众文化批评”。从其批评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看,他批评关注文学的自律与他律,启蒙和审美等文学审美特性的悖论,揭示了文艺批评的审美实践性和社会价值。文学的价值与政治的介入并不冲突。就历史批评而言,其历史批评方法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批评与泰纳“三要素”说的结合。威尔逊的“传记批评”表明时代环境始终会影响个体,“传记批评”是其历史批评方法和历史观的表现。另外,威尔逊对文化多元主义持肯定态度,因为它允许不同群体的人有自己的文化标准,让人在文化领域中有一定的民主选择,给人带来一定的文化自由。第五章对威尔逊批评三阶段的三部代表作做以具体的分析和阐释。每部作品都是从题目的源起及结构进行介绍和分析。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并非谴责象征主义作家的创作技巧,而是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他对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具有辩证的认识:一方面,他不鼓励作家用艺术笔触描绘的幻想世界作为真正生活的天地,另一方面阐述了这种艺术手法的进步性。在《到芬兰车站》这部书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作品中,威尔逊从米什莱和泰纳两位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陈述写起,再到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写和传播,最终到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部分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威尔逊批评的特质:“对历史写作中艺术和自我投射的认识”以及“威尔逊历史写作中的辩证法”。在《爱国者之血》中,从威尔逊批评中的“历史性”和“人文性”,其历史政治层面的道德批评和美国民族性剖析,以及作品中威尔逊的“美国”剖析三方面来阐释他的历史观。在“威尔逊历史政治层面的道德批评”部分,凸显了威尔逊在《爱国者之血》中描述的人类道德问题,突出了内战中各个人物的道德冲突,这说明文学作为“媒介”的独特作用:文学是文化生产,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伦理,道德,宗教等相互联系。本文旨在系统探讨埃德蒙·威尔逊的社会文化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突破外,在结语部分指出了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还存在的研究空间。
李海青[3](2021)在《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全盘西化,传扬各种主义和现代精神,并将之奉为创造新道德、新文化的利器时,早在19世纪末,美国着名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就注意到了一个他们有意扬弃的问题:两希文化及中国儒学保有的古典视野,以神性、人性和物性三个维度看待生活的视野,一种复杂和整全的视野,逐渐被他们抛弃和遮蔽。那时,世界主流的文化已嬗变为大多数人青睐理性及生存问题。这致使很少人追问现代精神中是否存在危机。在他看来,这一现象起于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面对此危机,白璧德选择了回归古希腊哲学,并承认基督教对人的德性有救拔作用,认为此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次要之事僭越了道德的中心地位,形成了新道德成为宗教代替品的新局面,最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生活。白璧德对卢梭的批评,正好重申了这一古典视野,道出了现代危机的种种面貌。以此视野看待中国问题,才能找到当时吴宓关心的根源问题。众所周知,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核心是文化与道德。但是,如果人们谈论他们的要核问题,即道德问题时,遗忘了神性、人性和物性并存于生活的古典视野,那么,他们只能将这场论争看成是门派之争,或者是同一生存视野之下的主义之争,而无法回答新旧道德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对文学的根本影响是什么。吴宓借鉴白璧德的道德思想,重申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秩序关系。他在批判维新者崇奉的科学主义时,批判的并非是科学主义本身,批判的是维新者引入科学主义之时,遮蔽了古典视野,进而引发了诸多危机。这一问题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也许有所启示。
季婧[4](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黄丽贤[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18年,周作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问世,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自此便开始备受关注,但以往的相关研究鲜见探讨现代化进程如何影响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为此,本文借助教育学相关理论,以改革开放至今的多部经典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为个案,并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为背景,对比梳理多部教材的异同,重点探讨现代化进程与其编写趋势的关系,主要包含不同时期政治、文学、教育及伦理价值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七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缘由,界定相关概念,说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方法,厘清本研究总体思路。第二章综述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研究情况,并对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进行溯源。第三章为理论基础,以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根据,为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提供科学指导方针。第四章探讨1978-1984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新面貌的帷幕,这一时期几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在“左倾”风潮转向“实事求是”思想的过渡中初试锋芒,对比这几部教材的同异之处,就那一时期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教育、文学及伦理价值背景如何影响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进行叙述。第五章探究1985-1999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化的趋势。这一时期几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在繁荣的文化、活跃的思想中褪去文革色彩,开始走向多元,依据教育学理论分析几部教材编写的进步与不足之处,并论述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下政治、教育、文学及伦理价值现代化对教材编撰的影响。第六章考察2000-至今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的深化与推进。新世纪几部外国文学史的编撰趋势在新的世界格局、新的挑战中日新月异。以教育学理论为根据,探讨几部新世纪外国文学史编写嬗变的异同点,并阐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教育、文学、伦理价值等方面演变对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影响趋势。第七章为结语,阐述本研究的发现、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归纳总结本研究发现,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建议。基于史料分析和案例对比研究,本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外国文学史编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1984年,新时期之初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种类少、阶级特色鲜明。现代化进程中依然是政治主导,教育、文学和伦理价值观现代化的推进相对滞后,相应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政治色彩显着,其教育性、文学性和传授伦理价值的功能等被忽略。第二阶段为1985-1999年,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已取得不小成果,占主导的政治现代化逐渐让位于文学现代化,教育和伦理价值观在现代化建设中也紧跟步伐。文学理论空前繁荣、教育的革新和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这一时期外国文学史教材种类多样、内容丰富,而且教材属性凸显,但教材编写理念和内容较之文学研究领域相对滞后,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研究仍有差距。第三阶段为2000-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我国外国文学教材编写的多元化不断深化与稳定,信息化和多样化显着,这里的多样化涉及内容、编写形式及呈现方式的多元化。教材编写较之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延时性愈发不明显,但距离成熟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教材仍有一定差距。
黄元军[6](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LEE W00NG[7](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梁向楠,秦伟[8](2020)在《埃德加·爱伦·坡恐怖小说中的浪漫主义——以《黑猫》为例》文中提出《黑猫》是埃德加·爱伦·坡着名的恐怖小说,坡通过阴森氛围的描写、人物扭曲心理的呈现和恐怖意象的深入将浪漫主义和恐怖结合在一起,深刻地揭露出人性邪恶的一面,让读者毛骨悚然的同时又有感同身受的快感,享受美的同时也通过艺术创造实现心灵净化。
史丽娜[9](2020)在《华兹华斯诗学研究》文中提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自然诗歌举世闻名,流传广泛。乔纳森·贝特认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关注不仅为浪漫时代与环保主义思想搭桥,也开启了华兹华斯研究的新纪元。美国生态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也声称环境问题将取代种族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最迫切的问题。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生态批评兴起发展的关窍所在,因此,生态批评家们在追溯生态文学的源头时,英国浪漫主义被视为“一块肥沃多产的土壤”,作为浪漫主义的开山诗人,华兹华斯首先进入生态批评视野。他的诗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超时代的生态智慧,对后世的自然生态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重估。华兹华斯诗学思想中对自然的关注直接引导了后世英美文学创作中对自然的观察、感受和抒写方式。他对诗人情感和想象力的强调与张扬,也是以大自然为源泉的。在他眼中,大自然永远充溢着激越的生命力量,他对诗学原则的思考,他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背景、人物、风物、语言以及情感、哲学思想等等,几乎一切的要素都是他在大自然的恩泽、启迪与引导下完成的。他热爱自然、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他将诗学建构与诗歌创作实践作为参与社会文学改革的工具,其诗学思想饱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既批判资本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也反思批判了资本科技理性对人们心灵的戕害。他终身都在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疗救复元人们被减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而努力。而这种对人与自然间田园式相处的文学构建努力,既与当代生态批评遵循的生态整体论哲学信仰转变、呈现作家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立足生态的“环境想象”等几大批评原则一脉相通、也与生态存在论美学强调的“家园意识”以及当代生态伦理提出的“管理伦理”有着内在渊源,更是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发展走向和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种启迪与可能。泛神论宗教哲学观是华兹华斯诗学的基础。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自然万物“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为主要特征,注重在大自然中宣扬上帝的内在性,尊崇自然,以期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提高感受的敏锐度,培养人们的善德,帮人们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缩小人与自然的距离。泛神论使华兹华斯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先知,他以描写自然世界和自然人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含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较早出现的对人类中心倾向的批判。他诗歌中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泛神意识,则是一种信仰纬度的转变,为当代生态哲学基础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同时,他的诗歌也可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源泉,与我们当代倡导的“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是一脉相通的。感受崇高是华兹华斯的崇高观。他在18世纪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将心灵在感知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继承前人朗吉弩斯、伯克的崇高思想,同时借鉴了同时代康德、柯勒律治崇高理论,独创了自己的感受崇高思想。他将传统崇高理论中典型的崇高体验对象——自然壮丽景观进一步扩展到一花一木,涵盖了自然万物。他借助想象力去弥合感性与理性间的裂隙,借泛神论思想,将神性内在化,赋予心灵超凡的感受功能。他的感受崇高思想有望唤醒人们为工具理性所麻痹的心灵,借助大自然的支持和培育,恢复心灵的感受功能和想象的自由。这也对转变传统中错误的认识论思想,应对当代的精神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华兹华斯诗歌的社会功能就在于通过风景权威的建立,来疗救人们的为资本妆害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作品可以被视作最早的典型的诗人有意识去构建的布伊尔式的“环境想象”。他认为诗乃人与自然之映像,相信诗歌在提升心灵的感动能力和疗救人们精神失衡方面的影响力,相信诗歌可以帮人们重建信仰,获得心灵解放。他尝试通过对湖区风景旅游的介绍和保护以及个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引领与回归,以期建立自己风景鉴赏的权威话语地位,这种对自然风景与人的理想相处模式的“环境想象”引导和改变了人们感受风景的方式,能够提升心灵的感受力,华兹华斯诗歌的治愈力得到了时代的认证。而他的风景权威地位的形成过程也恰为我们展示了环境文本是如何去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的,这正是当代的文学生态批评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所努力的方向。当然,在今天,华兹华斯眼中那个可爱的、能拯救人类的自然好似已经起了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得以重构。针对满目怆然的自然的疯狂报复,在生态整体论指导下的“管理伦理”似乎可以让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看到一丝重归和谐的希望。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识性词汇之一。华兹华斯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将自然视为培育想象力的源泉与摇篮,认为人类想象之河发源于童年的自然之境。他说随着心灵的成长,为俗世所扰,这条河流可能会意外中断,但只要回归自然、热爱自然并尊崇自然,那减损的想象力就必能接续起来。他还对想象与幻想做了区分,认为幻想是一种穿越时空场景的能力,而想象的目标则是追求一种情感上的永恒。他认为想象力是心灵的内在之眼,是个体超越世俗、追寻自由的最佳手段。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将文学想象与自然完美合璧起来,这成为当代生态批评中“环境想象”理论原则的滥觞。华兹华斯认为情感是进行诗歌创作的基调。在他眼里,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这种强烈却是一种平静中的强烈,是回忆中往昔的情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触发重现。这时的情感不同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宣泄,它已经获得了永恒的价值。这样的情感在文学中呈现出来就能触发读者的感受力,收获一种普遍的同情。华兹华斯认为这种永恒的爱之情感也是自然导师赋予他的,他也由对自然之爱引发了对人之爱。华兹华斯的宗教情感虽不单纯却很虔诚。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然诗人和诗学建构者,他对自然的虔敬和对人们心灵精神世界的始终如一的关爱,正是他呈现出来的一种较早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语言是华兹华斯进行诗歌实验依赖的直接工具。然而他又不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表达工具,而是认为语言乃是思想的呈现与化身。他放弃古典传统中既定雕琢的表达习气,将日常生活用语入诗,强调语言的自然与纯朴。他为诗歌语言改革选取的主要是存在于大自然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中的常人的语言。他打破了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界限,认为散文语言也可以入诗。华兹华斯的诗学以自然思想为线索,将泛神论哲学观、诗歌功能论、情感论、想象论以及语言观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无论对后世的自然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甚或是社会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诗歌和诗学中由“自然”生发的相关理论,在21世纪的生态文学批评实践中引起极大的关注,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实践范本,也为了当代文学生态批评原则的建立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佐证,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诗学的构建。他对自然能提升人们感受力的抒写方式、对想象力乃永恒情感追寻手段的定位,都为当下身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人们带来一股思想上的清风,也为他们增添了一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勇气。
谢静[10](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2)埃德蒙·威尔逊的社会文化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埃德蒙·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前期研究成果综述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1.2.2.1 国内汉译本资料及对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的单一性分析 |
1.2.2.2 国内对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的整体性研究 |
1.3 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威尔逊文艺批评及其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
2.1 20 年代社会文化背景与威尔逊文艺批评 |
2.1.1 “金色”20 年代的“喧嚣”思想和文化与威尔逊批评的表现 |
2.1.1.1 “迷惘”的一代与威尔逊批评表达 |
2.1.1.2 格林威治村的反文化与威尔逊对此的认知 |
2.1.1.3 20 年代开始在美国文学中盛行的弗洛伊德主义 |
2.2 30 年代社会文化背景与威尔逊文艺批评 |
2.2.1 经济大萧条及“改良”和“革命”两种反应 |
2.2.2 威尔逊的历史报道——《美国大震荡》 |
2.2.3 美国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
2.2.3.1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的影响与威尔逊批评 |
2.2.3.2 30 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衰退与威尔逊批评 |
2.3 20 世纪40、50 年代社会文化背景与威尔逊文艺批评 |
2.3.1 二战后美国地位的加强和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表现 |
2.3.2 冷战和“第二次赤色恐怖”与《爱国者之血》中的战争批评 |
小结 |
第三章 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溯源 |
3.1 威尔逊对泰纳历史批评方法的批判性发展 |
3.1.1 认同泰纳界定的历史批评范本 |
3.1.2 威尔逊批评中的泰纳思想具象及对其“三要素”说的突破 |
3.2 阿诺德的文化批评对威尔逊的影响 |
3.2.1 阿诺德的文化批评观及“两希”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
3.2.1.1 解读阿诺德的文化观——文化的功能及其批评维度 |
3.2.1.2 确定以“两希”文明为代表的文化及其意义和价值 |
3.2.2 阿诺德与威尔逊认可“文学洞察人类生活”和古典文化价值 |
3.2.3 阿诺德和威尔逊批评中的多重切入视角 |
3.3 威尔逊和弗洛伊德主义 |
3.3.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人格结构与意识层次 |
3.3.2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文学批评:分析作家的白日梦和本能升华 |
3.3.3 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批评 |
3.3.3.1 威尔逊“精神分析”对人性、现实和性格冲突的剖析 |
3.3.3.2 威尔逊心理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结合 |
3.4 威尔逊批评中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观的涉入 |
3.4.1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
3.4.2 威尔逊“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身份定位 |
3.4.3 威尔逊文艺批评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原则的表现 |
3.4.4 威尔逊对少数族裔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 |
3.4.4.1 执笔《死海古卷》,发掘希伯来文化 |
3.4.4.2 调研印第安人文化,保护易洛魁人 |
3.4.4.3 威尔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观点表达 |
小结 |
第四章 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的三个层面 |
4.1 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的政治批评层面 |
4.1.1 文学的自律与政治批判认识 |
4.1.2 社会政治语境和文学关系的辩证视域 |
4.2 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的历史批评层面 |
4.2.1 “文学的历史性阐释”——批评方法的适当融合 |
4.2.2 传记中的历史批评 |
4.3 威尔逊社会文化批评的大众文化批评层面 |
4.3.1 威尔逊的大众文化批评综述 |
4.3.2 从威尔逊批评实践看其大众文化观 |
4.3.2.1 对好莱坞电影商业化的批判 |
4.3.2.2 从对胡迪尼的批评看威尔逊的艺术人格观 |
4.3.3 多元文化主义和民主一致性 |
小结 |
第五章 威尔逊文艺批评三阶段及代表作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
5.1 威尔逊文艺批评三阶段划分 |
5.2 第一阶段——《阿克瑟尔的城堡》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
5.2.1 《阿克瑟尔的城堡》的缘起及结构追溯 |
5.2.1.1 题目的缘起 |
5.2.1.2 文集结构的追溯 |
5.2.2 威尔逊象征主义批评中的“辩证法” |
5.2.3 《阿克瑟尔的城堡》中的“艺术政治”观——文学超越性 |
5.2.4 社会批判和审美需求 |
5.3 第二阶段——《到芬兰车站》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
5.3.1 《到芬兰车站》的缘起及结构追溯 |
5.3.1.1 题目的缘起 |
5.3.1.2 作品结构追溯 |
5.3.2 对历史写作中艺术和自我投射的认识 |
5.3.3 威尔逊历史写作中的辩证法 |
5.4 第三阶段——《爱国者之血》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
5.4.1 《爱国者之血》的缘起及结构追溯 |
5.4.1.1 题目的缘起 |
5.4.1.2 作品结构追溯 |
5.4.2 威尔逊批评中的“历史性”和“人文性” |
5.4.3 威尔逊历史政治层面的道德批评 |
5.4.4 《爱国者之血》中威尔逊的“美国”剖析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国内人文主义研究 |
第三节 为何重申人文主义 |
第一章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 |
第一节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
第二节 人文主义的现代危机 |
第三节 人文主义的道德批评 |
第二章 人文主义的秩序问题 |
第一节 视野层级及其秩序 |
第二节 怜悯与宗教替代品 |
第三节 性善论与道德努力 |
第四节 田园幻想与自然秩序 |
第五节 道德目的与艺术秩序 |
第六节 秩序的崩坏:次要僭越中心 |
第三章 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 |
第一节 吴宓与白璧德 |
第二节 吴宓与东西文化调和论 |
第三节 两种文艺复兴 |
第四章 国内人文主义的视野问题 |
第一节 视野之争与科玄论战 |
第二节 以理制欲与中庸之道 |
第三节 新旧之争与进步主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白璧德年谱简表 |
(二)吴宓年谱简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生平经历 |
二、思想流变 |
三、研究综述 |
(一)罗蒂思想研究现状 |
(二)罗蒂文学文化观研究现状 |
四、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 |
五、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罗蒂的文学文化观释义 |
一、文学文化的演进——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
二、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与救赎真理相呼应 |
三、文学文化的双重含义——以人文主义乌托邦为视角 |
四、文学文化中的文学批评——从黑格尔到反讽主义者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 |
一、以偶然性为基础 |
(一)语言的偶然性 |
(二)自我的偶然性 |
(三)自由社会的偶然性 |
二、以想象力为立足点 |
(一)何谓想象力 |
(二)想象力的三维界定 |
三、以反讽为重要手段 |
(一)反讽主义者与形而上学家 |
(二)反讽主义的两种典型 |
四、在自我中心中获得救赎 |
(一)以文学阅读巩固自律的自我 |
(二)以小说阅读代替宗教崇拜 |
(三)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平等对话 |
五、在道德伦理中实现社会团结 |
(一)特里林的道德现实主义 |
(二)罗蒂与玛莎·努斯鲍姆 |
(三)文学的自主性与公共性 |
六、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罗蒂文学文化的时代之维——新实用主义 |
一、对古典实用主义承续与“反叛” |
(一)古典实用主义的来源 |
(二)杜威和詹姆斯的启示 |
(三)古典实用主义的式微与蜕变 |
二、后现代转向与欧陆思想的影响 |
(一)与尼采权力意志的勾连 |
(二)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强误读 |
(三)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寻找灵感 |
三、语言学转向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冲击 |
(一)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契合 |
(二)继承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 |
(三)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的同构 |
四、新实用主义中的文化立场 |
(一)在种族中心主义者与“文化左派”之间 |
(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的文学文化观的价值 |
一、化解“非此即彼”的定势思维 |
二、承袭人文主义的批判智慧 |
三、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 |
四、罗蒂文学文化观的问题与局限 |
五、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概念界定 |
1.2.1 现代化 |
1.2.2 外国文学 |
1.2.3 教材与教科书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教材编写与教材研究 |
2.2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史教材研究 |
2.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历史分期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3.1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
3.2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 |
3.3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
第四章 1978-1984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反思与调整 |
4.1 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现代化背景 |
4.1.1 政治的拨乱反正 |
4.1.2 文学的正本清源 |
4.1.3 教育的补偏救弊 |
4.1.4 伦理价值观的矛盾与醒悟 |
4.2 1978-1984外国文学史类教材 |
4.2.1 单一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
4.2.2 改革开放初期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 |
4.3 1978-1984: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史类教材编写反思 |
第五章 1985-1999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格局的形成 |
5.1 改革开放中后期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现代化背景 |
5.1.1 政治的民主改革 |
5.1.2 伦理价值观的个人倾向 |
5.1.3 文学的百家争鸣景象 |
5.1.4 教育的自主革新 |
5.2 1985-1999外国文学史教材 |
5.2.1 趋于多样化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
5.2.2 改革开放中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 |
5.3 1985-1999: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史类教材编写反思 |
第六章 2000-至今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格局的深化 |
6.1 新世纪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现代化背景 |
6.1.1 政治的中国特色建设 |
6.1.2 教育的创新意识与国际意识 |
6.1.3 文学的多元共融趋势 |
6.1.4 伦理价值观的全球化视野 |
6.2 2000-至今外国文学史教材 |
6.2.1 重点各异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
6.2.2 不断再版的外国文学史经典 |
6.2.3 新世纪至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 |
6.3 2001-至今: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史类教材编写反思 |
第七章 结语 |
7.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7.2 对当代与未来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启示 |
7.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致谢 |
(6)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6.1.2 格律层面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6.3.1 宗教文化 |
6.3.2 习俗文化 |
6.3.3 古希腊文化 |
6.3.4 工业文明 |
第七章 结语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1) 研究现状 |
(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1) 女性作家批评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第七章 结论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埃德加·爱伦·坡恐怖小说中的浪漫主义——以《黑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美国浪漫主义文学 |
(一)背景 |
(二)文学特征 |
二、《黑猫》中的浪漫主义 |
三、结语 |
(9)华兹华斯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第一章 华兹华斯诗学的成因 |
第一节 逃离城市:华兹华斯的自然人生和心灵成长 |
第二节 诗学原则自身的历史演变 |
第三节 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状况 |
第四节 浪漫主义思潮的硕果——湖畔派 |
第二章 华兹华斯诗学之泛神论宗教哲学观 |
第一节 华兹华斯的诗歌与“同一个生命和灵魂”的泛神论思想 |
第二节 华兹华斯的泛神论思想与生态意识 |
第三节 “同情”是华兹华斯诗学中泛神论的精髓 |
第三章 华兹华斯的崇高观——“感受崇高” |
第一节 华兹华斯“感受崇高”的历史渊源 |
第二节 华兹华斯“感受崇高”的内涵与特征 |
第三节 “感受崇高”与精神生态危机 |
第四章 华兹华斯的诗歌功能论——使心灵感动 |
第一节 “诗是人与自然之映像”——华兹华斯的诗歌事业 |
第二节 自然与华兹华斯诗歌的感受力和治愈力 |
第三节 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重构 |
第五章 华兹华斯的自然想象论 |
第一节 浪漫主义想象力:对自然的认知与超越 |
第二节 想象力与审美力的削弱与复元——对风景“如画”的批判 |
第三节 幻想与想象的区分:穿越时空场景与追求情感永恒 |
第四节 想象力:“在生活常态中洞见一个新世界” |
第六章 华兹华斯的自然情感论 |
第一节 华兹华斯的情感观与大自然的“秀美与震慑” |
第二节 未来“瞬间”与平静的情感 |
第三节 感受力、同情与情感 |
第四节 “对自然的爱引致对人的爱” |
第五节 宗教情感——大自然是“至爱” |
第七章 华兹华斯的语言观 |
第一节 日常语言的适用性: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之争 |
第二节 语言是思想的呈现和化身 |
第三节 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有机统一 |
第八章 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
第一节 对英国自然生态文学的影响 |
第二节 与欧陆浪漫主义文学的对话 |
第三节 对美国社会改革与生态文学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背景与契机:理性逻辑的辩证法 |
第一节 理性的分裂 |
一、理性的原初统一 |
二、“理性”与感性的分裂 |
第二节 技术理性的统治 |
一、技术理性的产生 |
二、技术理性对感性的压抑 |
第三节 理性的颠覆与重建 |
一、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统治的颠覆 |
二、辩证理性的复归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思想先声与理论来源 |
第一节 《德国艺术家小说》的美学思想 |
一、黑格尔的艺术形态演进理论对马尔库塞的启发 |
二、卢卡奇的生活、心灵、形式理论的影响 |
三、《德国艺术家小说》对浪漫主义反讽的继承与超越 |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影响 |
一、从浪漫主义文学到存在主义美学 |
二、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改造 |
三、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吸收 |
四、马尔库塞对生存现象学的批判与改造 |
第三节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发 |
一、以审美人性为基础重释《手稿》的原因 |
二、人性基础在于哲学中的劳动概念 |
第四节 黑格尔的影响 |
一、历史总体性中的否定概念 |
二、否定辩证法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潜能”的实现 |
三、开启浪漫主义的深层构境:否定的乌托邦与革命的姿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思想展陈 |
第一节 政治美学的批判指向:单向度危机 |
一、发达工业社会 |
二、苏联社会 |
三、纳粹极权主义 |
四、肯定性的文化 |
第二节 政治美学批判的目标:爱欲解放 |
一、心理学范畴成为政治范畴 |
二、为爱欲而战的解放路线 |
三、美学形象成为政治形象 |
第三节 美学问题的政治意蕴 |
一、艺术“乌托邦”的现实性 |
二、艺术与革命 |
三、审美形式的自律性与异在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思想特质 |
第一节 作为政治美学的批判理论 |
一、政治美学的提出及内涵 |
二、政治美学化与美学政治化 |
三、以爱欲与新感性为批判武器 |
第二节 新感性对技术理性的反叛 |
一、技术理性与新感性的博弈 |
二、新感性已成为政治因素 |
三、新感性本体论的政治批判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评析 |
第一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贡献与限度 |
一、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 |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内的政治美学 |
第二节 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的当代启示 |
一、对当代美学与政治研究的影响 |
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四、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诗学研究[D]. 王美蓉.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埃德蒙·威尔逊的社会文化批评研究[D]. 戴东新. 辽宁大学, 2021
- [3]人文主义再研究 ——以白璧德和吴宓为中心[D]. 李海青.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4]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D]. 黄丽贤. 南京邮电大学, 2020(02)
- [6]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7]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8]埃德加·爱伦·坡恐怖小说中的浪漫主义——以《黑猫》为例[J]. 梁向楠,秦伟. 青年文学家, 2020(26)
- [9]华兹华斯诗学研究[D]. 史丽娜. 山东大学, 2020(01)
- [10]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