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城县桑麻生产日益壮大（论文文献综述）
孙贺[1]（2021）在《晋东南地区抗战碑刻研究》文中指出晋东南地区有丰富的抗战碑刻资料,且该地区的抗战碑刻在数量、树立时间的延续性上、空间分布的广泛性上都较山西其他地区突出。晋东南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主要的活动范围。结合资料情况和地区抗战历史,将研究目光聚焦到晋东南地区的抗战碑刻上,将碑刻作为一种抗战文本来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对晋东南地区的抗战碑刻进行搜集、统计和分类,并对抗战碑刻的纪念对象、树立空间和树立时间特点以及抗战碑刻的纪念内涵等进行讨论。晋东南地区有深厚的抗战历史。依靠已出版的碑刻资料集和田野考察对山西省内的抗战碑刻进行搜集整理后发现,晋东南地区的抗战碑刻极具代表性。从数量上看,目前搜集到的山西地区821通抗战碑刻中,晋东南地区就占541通。从碑刻树立的时间来看,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树立的抗战碑刻。在空间上看,晋东南地区15个县有抗战碑刻的分布,碑刻分布范围较为广泛。抗战碑刻物理形式和文本形式多样,且图文并茂。碑刻上的装饰图案和碑文结合能够更好的突显纪念对象的政治身份和树碑者的政治表达。晋东南地区的抗战碑刻类型多样。以碑文内容来进行分类的话,有抗战人物碑、抗战事迹碑、抗战建筑标识碑和抗战题词碑四大类。抗战英烈碑属于抗战人物碑的一种,其在晋东南地区的抗战碑刻中占很大比重。在晋东南地区抗战英烈碑的纪念对象里,中共抗战英烈占了绝大多数,此外还有国民党抗战英烈和朝鲜援华的抗日烈士。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安抚民众,实现维持,也会为中国抗战英烈树碑。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抗战英烈的树碑主体主要有国家和地方。地方抗战碑刻的树立主体构成复杂,除了地方政府,家族和个人也会在树碑活动中产生影响。抗战碑刻的树立还能体现记忆与空间的关系。抗战碑刻树立的地点具有开放性、公共性的特点。一些空间和地点因为承载了抗战纪念的功能,民众对此空间的历史记忆也会发生改变。抗战记忆有地区属性,地区民众对该区域内的抗战历史有深刻的记忆,为纪念英烈而更改地名是对当地民众集体记忆的一次塑造。关于抗战时期“反派人物”的记忆也是抗战记忆的一部分,高平地区的抗战碑刻上有关姬镇魁的记录展示了该地区民众对其的仇恨记忆。抗战碑刻的树立时间选择,与抗战纪念日和烈士纪念日相关。在国家级的抗战纪念日和烈士纪念日外,地方也会有自己的烈士纪念日。在晋东南地区壶关县的抗战碑刻上看到,当地民众会将传统民俗节日设为烈士纪念日。为抗战英烈树碑本身就是一种纪念活动,在晋东南地区,中共是举办抗战纪念活动的绝对主导。中共在不同时期会为同一抗战英烈举办纪念活动,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中共为同一抗战英烈举办纪念活动的原因和表达的政治内涵亦不相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武士敏在沁水牺牲,中共不同时期对武士敏的纪念活动最能体现不同时代下抗日英烈纪念活动的内涵差异。抗战碑刻不仅记录了抗战历史,而且透露出树碑者对抗战历史的认识、评价与记忆,这些内容通过开放性的碑刻文本传达给民众。
秦鼎[2]（2021）在《明清泽潞地区的风俗嬗变——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泽潞地区的风俗经历了一个漫长、渐进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始于明代中叶,发展于清代康雍乾时期,守成于嘉庆、道光之后。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民众将官方所倡导的礼仪教化同民间信仰巧妙地结合起来,用以调和社会风俗,稳定社会秩序,共同增益对地方社会的引领和治理。而在风俗嬗变的影响下,泽潞地区的民间信仰得到丰富发展,村社职能渐趋完备,逐渐形成了治理与教化并重的社会特点。
吴明怿[3]（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提出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王洋[4]（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说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龙晶[5]（2020）在《唐肃代德时期鄂州的几个问题》文中指出肃、代、德三朝时期是唐帝国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首先,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对唐帝国影响深远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唐帝国的国力空前强大,其文治武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朝廷无力将叛乱彻底平息,最终形成了藩镇林立的格局,安史之乱成为唐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其次,这是唐帝国承上启下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李唐的统治者接手的是一个衰败的王朝,但这几位统治者都在尽最大努力去维护自身的统治,试图恢复唐王朝的荣光,最后终于在宪宗元和年间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成为唐王朝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在战争中,物资供给成为战争的关键。在安史之乱期间和建中之乱中,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大运河时常被叛军阻绝,为了保证军队和后方充足的粮食供给,唐王朝只能依靠江汉漕运来运输物资,江汉漕运成为战争时期唐王朝的生命线。为了运用和保护江淮物资,唐中央不得不重点经略江汉漕运及周边地区。鄂州,地处长江中下游,是江、淮物资北上的必经之地,正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鄂州成为军事重镇,在战争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第一章描写唐代鄂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还对鄂州具有特色的网络交通状况作出着重强调,可以知道鄂州位置居要,水路交通发达便利,有成为转运港的天然优势。第二章着重分析鄂州在肃、代、德时期的军事战略意义。肃、代、德期间唐中央经历两个破坏力惊人的战争,一个是安史之乱,另一个是建中之乱。在这两场战争中,运河交通时常被阻绝,阻挡江淮的财富的上贡,于是朝廷在运河阻绝期间大多都是通过汉沔运道运输物资。而鄂州就恰好在这条珍贵通道的关键之处,成为唐朝廷与江淮财富联系的中心。第三章主要探讨在以鄂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鄂岳镇。在战争中,武力是保证安全的唯一手段,所以为了运道的安全,唐中央不得不在重要的地方建立军事重镇来进行武力威慑。通过深挖鄂岳镇建立的原因可以了解鄂岳镇在战争期间为中央恢复统治作出的贡献,还可以通过分析鄂岳镇长官的选任了解中央对鄂岳镇的经略,进一步明确鄂岳镇对中央的依托和联系。第四章主要明确鄂岳镇在肃、代、德期间作用和意义。在维护唐中央生命线的同时助力中央平定叛乱维护自身统治。第五章总述了鄂州的发展和壮大,在经历了战争洗礼后,鄂州不断发展,唐中央也用心经略,在唐后期,成为了唐朝重要的军事重镇,一个长期稳定的地区。
秦鼎[6]（2020）在《明清晋东南二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仙信仰是晋东南地区典型的民间信仰之一。该信仰发源于唐朝末年壶关县的紫团山下,发展壮大于两宋之际,成熟完善于明清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仙信仰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地方民众,以二仙庙宇为核心展开的祭祀仪式和募化活动也得到了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明清时期的晋东南地区,二仙庙宇较多地分布在商业集镇、交通沿线和地方村社等附近区域,因为这些地区能够为二仙信仰的发展提供便利的商业、交通和人口条件。二仙信仰以这些庙宇为基础,向四周区域传播扩散,吸引信徒,逐渐形成了以壶关县神郊村真泽宫为核心的区域信仰网络,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二仙信仰的传说在某些地区也发生了本土化的改变。庙宇是民间信仰重要的载体,庙宇数量的多少、规制的宏阔与否都是这个信仰兴衰成败最直接的反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新的庙宇被创建,有年代久远的庙宇被重修,也有无人问津的庙宇逐渐坍塌、消失,在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下,二仙庙宇能够得到多次的重修、补葺、增扩,从而保留至今,其关键在于重修工程得到了地方民众的广泛参与。无论是求雨、祈晴、求子还是去病,民众们发现,但凡有所祷求,只要进入二仙庙中向二仙娘娘虔诚叩拜,愿望总会被得到满足,因此乡民为了吸引二仙娘娘来村内驻跸,不惜花重金修建宏阔的二仙庙宇。地方官员希望二仙能保佑其政绩优良、帮助其推广风俗教化,工商业者希望二仙能保佑其生意兴隆、财运亨通,村社民众希望二仙能凡有祷求无所不应,故二仙庙宇在重修之时,晋东南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皆能积极参与其中,广为捐施,为重修工程提供充足的人力财力。庙宇即是村社组织的办公地点,同样也是维系村社系统的核心所在,故每当庙宇遭受风雨剥蚀、即将倾塌之际,村社社首总会提出倡议,凝聚全村社的人力财力,协调安排,组织分工,为庙宇的重修提供组织上的保障。明清两朝处于传统社会末期阶段,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晋东南地区作为华北乡村社会的代表区域,其社会风俗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明初以来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民众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社会风俗由俭入奢。明清易代,晋东南地区在饱受兵火摧残之后,社会风俗经历了由崩坏到重塑、由俭再次入奢的循环之中。在社会风俗变迁的背景之下,二仙信仰一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以二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同社会风俗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地方民众的精神世界。而在社会风俗变迁的影响下,晋东南地区的村社组织也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运行方式,企图不断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姚晶[7]（2020）在《南宋桥记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桥记,是记载桥梁营缮事的散文。南宋时期由于大量桥梁的营建及许多文人对这一类事件的记载,因此留下了数量颇丰的桥记。这些桥记大多散见于文人文集（大部分都收录在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地方志）等浩瀚的古籍之中,还有一些留存于碑刻,史料价值颇高,但因为分布太散,因而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整理与利用。本文对留存下来的南宋桥记进行整理与研究。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桥记的整理篇,将其按南宋地区行政区划进行整理,共有两浙路、江南东路、福建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川峡四路、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七大区域,另有两篇桥记无法确定桥梁的所在位置,共92篇。整理篇主要由解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解题主要是对桥记作者、修建桥梁之人、桥梁相关知识、桥记出处的介绍。正文主要是桥记内容的录入和注释的整理。桥记内容多以《宋集珍本丛刊》、《四库全书》和地方志的影印本为底本,注释除了对桥记中个别难解字词进行解释,还标注了不同版本之间字词的差异,并对其中的错误之处进行纠正。下篇为研究篇,主要分桥记的书写与桥记所见南宋桥梁的营缮两大部分。桥记的书写主要从桥记的范式、桥记书写的原由、桥记的作者、桥记的价值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对桥记这一散文进行全面的剖析。桥梁的营缮主要探讨了桥梁的营缮环节、桥梁的结构与景观、桥梁与交通生活等相关方面的内容,对南宋时期基层事务的运作有诸多反映。
余聿莹[8]（2020）在《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延续非遗文化生命力的动力源泉,对凸显宝贵的人类智慧和精神血脉,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使之在当代社会中得以保存,实现价值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采用了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主要借鉴文化地理学、空间计量学等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空间分布格局、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做了整体的宏观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利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指数、核密度、变异系数等ArcGIS空间计量学研究方法,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全国33个行政区为研究区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整体空间分布和不同类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分布特征为研究内容,通过对传承人空间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非遗传承人整体在空间分布上属于集聚分布。分布均匀度较低,区域分布差异明显,表现出较强分布不均衡。形成2个高密度圈,4个次高密度圈和多个小核心圈。东西中部空间分布格局中东部地区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少。从类型分布来看,各类型非遗传承人都为典型的聚集型分布,同时在集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从空间分布差异来看,各类型非遗传承人承载着独特的地域属性和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程度上的空间差异。从空间分布密度来看,各类项目传承人分布集中在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省际间文化碰撞融合交界等地区。影响我国非遗传承人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一是与中国人口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的有关,二是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密切关系,三是与民族性地域性密切关联,四是具有相同文化属性和文化风格的文化地理区的影响,五是受到评选和认定传承人的过程与政策因素的影响。针对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要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加大对中部、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让生活性保护成为一种常态,实现非遗传承的活力和生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政策法规体系;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高文豪[9]（2020）在《河南新修家谱初探》文中提出家谱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质的文化之一。家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载体,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其独特的优势在于广泛生动地记录了底层普通民众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河南,即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姓氏文化源远流长,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了重修家谱的热潮;21世纪之后,民间新修家谱数量又创新高,目前这些新修家谱分散于河南各地,但尚缺少系统整理与研究。此文章选取1949年后的河南新修家谱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了一个系统研究,力图说明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编写河南新修家谱目录,以此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为各个地区的家谱数量、出版的年代、各个家谱的基本信息等,对河南部分新修家谱做一个基础的文献资料整理,并对其作简要分析。其次以亲自察验及所编新修家谱目录为基础,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细致分析与研究,通过整理分析新修家谱目录、编修缘由、编修过程和编修主要内容,探究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不足之处,并阐述新修家谱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张慧仙[10]（2020）在《流变与固守：民国晋东南民间信仰研究（1912-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某个区域内自然、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情况。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民国时期晋东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变迁反映了晋东南地区的宗教状况及社会环境、政府政策、民众心态的转变。本文以1912-1945年间晋东南地区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民国期间各级政府、不同阶层对民间信仰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晋东南民众如何调整民间信仰以应对政府政策的变更,揭示民间信仰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变迁与坚守。晋东南地区灾害频繁,干旱少雨,以农业为主的民众为避免灾难向神灵祈求福佑,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民间信仰,各类神灵及祠堂分布于晋东南各个地区。民众信仰种类繁多,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历史人物崇拜等民间信仰,又有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信仰,且随着神灵职能多样化的发展,晋东南地区的神灵多为全能神,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明清时期各种祈祷祭祀活动不断。民国时期,新政权反对孔孟之说、不信鬼神,科学、理性和现代性是中华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过去的民间信仰被新型知识分子斥为迷信,政府力求破除迷信,对庙宇进行毁坏,对赛会活动进行严厉打击。1912-1937年间,国民政府通过毁淫祠和庙产兴学运动来破除迷信,打击民间信仰。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批判,但晋东南知识分子则对这种批判发出了质疑,撰文反击,地方乡绅仍然继续修庙、进行祭祀。民众利用正统神灵,持续着多神信仰。在神灵功能上,则更崇拜具有高尚道德的神灵。民众的祈祷活动不断,继续演戏酬神,设坛祈雨,民间信仰仍然兴盛。1937-1945年间,晋东南卷入抗战,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国统区对民间信仰由严格管控转为松弛,中共抗日根据地为集聚抗战力量,对民众的信仰进行积极改造并加以利用。知识分子也转变批判态度,深入探究民众迷信思想的根源,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动员民众参军参战。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转变思想,开展科学生产,神灵奉祀渐废;同时积极支援抗战,民间信仰活动减少,神灵数量随之骤减,继续存在的神灵职能也有所转变,多为抗战服务。晋东南民间信仰走向衰落。本文以二仙信仰的个案印证晋东南民间信仰的这一变迁历程。二仙信仰是晋东南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从唐至明清,一直深受民众崇拜。民国政权建立后,二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1912-1937年间,由于地方精英对二仙信仰的坚守与支持,民众对二仙信仰的依赖与痴迷,地方政府对二仙信仰的抑制政策有所松缓,任其发展。1937-1945年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联合广大民众抗日,国家对信众极多的二仙信仰进行了争取、利用与改造,地方精英对二仙信仰的功能也进行了创新,借用二仙信仰的团结和教化功能倡导民众抗日,民众思想发生转变,积极参战,二仙信仰被忽视,衰落迹象初现。通过对晋东南民间信仰社会变迁的梳理,可以看出晋东南的民间信仰与政府、地方精英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有对抗,也有合作,有冲突,也有融合,这种互动关系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显得尤为突出,凸显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随着社会环境、国家政策、民众心态的变化,民间信仰自身也会做出调适,彰显出晋东南民间信仰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极强的调整性和实用性。
二、阳城县桑麻生产日益壮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阳城县桑麻生产日益壮大（论文提纲范文）
（1）晋东南地区抗战碑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资料来源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在晋东南发现抗战碑刻 |
| 第一节:全面抗战时期晋东南地区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抗战碑刻的界定与选取 |
| 第三节 晋东南地区抗战碑刻的数量情况 |
| 第二章 晋东南地区抗战碑刻的形式与类型 |
| 第一节 晋东南抗战碑刻的形式及举例 |
| 一、物理形式 |
| 二、文本形式 |
| 三、装饰图案样式 |
| 第二节 晋东南抗战碑刻的类型——基于碑文内容的分类和举例 |
| 一、抗战人物碑 |
| 二、抗战事迹碑 |
| 三、抗战建筑标识碑 |
| 四、抗战题词碑 |
| 第三章 晋东南地区英烈碑所见的抗战英烈 |
| 第一节 抗战英烈的认定标准 |
| 第二节 永远铭记:为抗击侵略而牺牲的英烈们 |
| 一、中共游击部队牺牲的英烈 |
| 二、国民党军队的英烈纪念 |
| 三、在晋牺牲的异乡人 |
| 第三节 英烈纪念碑的树立主体 |
| 一、中国不会忘记:国家与地方政府为英烈树碑 |
| 二、光耀门楣:树碑的家族与个人 |
| 三、包藏祸心:侵略者树立的碑刻 |
| 第四章 空间与记忆:抗战碑刻所见地理空间与抗战记忆 |
| 第一节 抗战碑刻所处空间 |
| 一、抗战碑刻的树立地点选择 |
| 二、抗战纪念场所的历史记忆变迁 |
| 第二节 乡村地名与烈士英名 |
| 一、赵正中烈士和正中村 |
| 二、张法中烈士与法中村 |
| 三、李学孟烈士与学孟村 |
| 四、任义汉烈士与义汉村 |
| 五、石小平烈士与小平村 |
| 第三节 晋东南地区抗战碑刻的上的“反派人物” |
| 一、高平有个姬镇魁 |
| 二、碑刻上的姬镇魁 |
| 第五章 岁月留痕:抗战碑刻的树立时间特点 |
| 第一节 晋东南地区抗战碑刻树立的年代情况 |
| 一、晋东南各县各历史时段抗战碑刻数量分布情况 |
| 二、碑文内容与树碑年份“冲突” |
| 第二节 纪念日与抗战碑刻的树立日期 |
| 一、抗战碑刻树立月份的特点 |
| 二、英烈碑所见烈士纪念日 |
| 第三节 不同时期英烈纪念活动的内涵差异——以中共对武士敏将军的纪念活动为例 |
| 一、武士敏将军生平及与中共关系 |
| 二、1949 年之前中共对武士敏的纪念 |
| 三、八十年代中共对武士敏的纪念活动 |
| 四、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对武士敏的纪念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明清泽潞地区的风俗嬗变——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明代泽潞地区风俗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明前期风俗淳朴勤俭 |
| (二)明中后期风俗浇漓攀奢 |
| 二、清代泽潞地区风俗的继承与嬗变 |
| (一)大规模的迎神赛社活动 |
| (二)大量禁约碑刻的产生 |
| 1．禁约碑刻出现的原因 |
| 2．民间信仰对禁约颁行的影响 |
| 三、明清泽潞地区风俗嬗变的特点和影响 |
| (一)明清泽潞地区风俗嬗变的特点 |
| 1．风气渐进，以礼化俗 |
| 2．礼俗信仰，适中调和 |
| (二)明清泽潞地区风俗嬗变的影响 |
（3）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AR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与创新、意义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史料运用说明 |
| 六、论文思路与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冀鲁豫根据地出现粮食危机的原因 |
| 一、冀鲁豫边区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成立 |
| (二)根据地的行政区划 |
| 二、冀鲁豫根据地环境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边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 |
| (二)旱灾害所造成的民力与粮食损失 |
| (三)蝗虫灾害对粮食的危害 |
| 三、敌人侵略活动对边区所造成的民力和粮食损失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生产自救 |
| 一、积极救灾,克服灾荒 |
| (一)政府筹粮,实施急赈 |
| (二)向地主豪绅借粮 |
| (三)开展赎地运动 |
| (四)提供优惠的救灾借贷政策 |
| (五)开展灭蝗斗争 |
| 二、开展广泛的农业生产建设活动 |
| (一)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劳动互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 (三)边区合作社发展对缓解粮食困境所发挥的作用 |
| (四)为扶持农业生产提供贷粮贷款 |
| (五)促进生产发展的其它措施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推动减租减息,减轻民众税负 |
| 一、冀鲁豫边区农民的受剥削情况 |
| (一)几种租佃形式与剥削情况 |
| (二)地主对承种人的超经济与高利贷剥削 |
|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
| (二)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逐渐走向完善 |
| (三)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渐完善与推广 |
| (四)开展集体倒粮运动,保护减租减息成果 |
| (五)与地主豪绅的减租减息斗争 |
| (六)边区减租减息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
| 三、推行合理负担,采取累进征税制度 |
| (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 |
| (二)负担的计算方法 |
| (三)累进等级与累进率的制定 |
| (四)加强合理负担政策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
| (五)土地调查评议工作 |
| (六)负担的减免 |
| (七)公粮征收的一般过程 |
| 四、开展清查黑地的斗争 |
| (一)抗战时期边区的黑瞒地情况 |
| (二)清查黑地的措施方法 |
| (三)查黑地斗争中的困难和取得的成果 |
| 五、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加强粮食管控,保证粮食安全 |
| 一、对粮食贸易采取统制政策 |
| (一)“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的确立 |
| (二)通过“贸易统制”调节需用,保护边区粮食安全 |
| (三)采取粮食专卖政策 |
| (四)公营商店在边区粮食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 |
| 二、加强集市管理,保障粮食交易 |
| (一)冀鲁豫边区集市管理的背景 |
| (二)对中心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集市管理政策 |
| (三)建立集市交易所,开展粮食等特殊商品的交易 |
| (四)适时转移集市,保证粮食交易的安全 |
| 三、开展金融斗争,支持农业生产 |
| (一)抗战初期冀鲁豫边区的货币金融情况 |
| (二)抗战中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三)抗战后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
| 四、做好粮食的管护工作 |
| (一)加强粮食存储 |
| (二)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径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边区财粮制度,保障党政军民粮食供应 |
| 一、加强财粮工作机构建设和组织领导 |
| 二、建立健全根据地的财粮供给制度 |
| (一)采取统筹统支和分区财粮统一供给制度 |
| (二)建立健全边区的财粮审计制度 |
| (三)完善根据地的财粮预决算制度 |
| (四)实行粮票制度 |
| (五)清理尾欠,掌握现粮 |
| 三、对各级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制度和标准 |
| (一)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机关的财粮供给 |
| (二)对各级群众团体的粮食供给 |
| (三)对军队和抗属的财粮供给 |
| 四、边区党政军民的粮食供给情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唐肃代德时期鄂州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唐代鄂州地理形胜、人文环境和行政建置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网状式的道路交通 |
| 第三节 人文环境 |
| 第四节 行政建置沿革和辖区变化 |
| 第二章 肃、代、德三朝时期鄂州的战略意义 |
| 第一节 东南物资的集聚地 |
| 第二节 江汉漕运的“桥头堡” |
| 第三节 事关天下的江汉漕运 |
| 第三章 鄂岳镇的设置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鄂岳镇的设置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鄂岳镇名称的演变 |
| 第三节 鄂岳镇辖区的变化 |
| 第四节 鄂岳镇长官及其特点分析 |
| 第四章 鄂岳镇的贡献和意义 |
| 第一节 维护江汉漕运道路的安全 |
| 第二节 助力平定李希烈之乱 |
| 第三节 击杀江贼保证地方平安 |
| 第五章 鄂岳镇的治理和发展 |
| 第一节 鄂岳镇的地方民治 |
| 第二节 鄂岳镇的人口增长 |
| 第三节 鄂岳镇的经济发展 |
| 第四节 东南巨镇的形成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明清晋东南二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晋东南地区概念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方法 |
| 第一章 二仙信仰的起源与发展 |
| 一、二仙信仰起源的环境基础 |
| 二、二仙信仰的传说及历史演变 |
| 第二章 二仙庙宇及其信仰网络 |
| 一、二仙庙的数量及空间分布 |
| 二、二仙信仰网络的形成 |
| 第三章 二仙庙的修建和地方民众的参与 |
| 一、庙宇修建的精神动力 |
| 二、参与庙宇修建的社会群体 |
| 三、庙宇修建的组织基础 |
| 第四章 二仙信仰与明清晋东南地方社会变迁 |
| 一、二仙信仰下的社会风俗变迁 |
| 二、二仙信仰下的村际关系变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南宋桥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与不足 |
| (四)研究路径 |
| 上篇:整理篇 |
| 两浙路 |
| 苏诵《重修板桥记》 |
| 陈骙《天台临川桥记》 |
| 孙应时《桐庐县重作政惠桥记》 |
| 李廷忠《浮溪桥记》 |
| 洪咨夔《浮溪桥记》 |
| 孙应时《客星桥记》 |
| 叶适《利涉桥记》 |
| 唐仲友《修中津桥记》 |
| 高文虎《重建中津桥记》 |
| 叶适《台州重建中津桥记》 |
| 陈耆卿《处州平政桥记》 |
| 方逢辰《严陵浮桥记》 |
| 桂锡孙《广利桥记》 |
| 唐仲友《重修桐山桥记》 |
| 《宜兴长桥记》 |
| 王伯庠《西湖重修湖桥记》 |
| 范成大《重修行春桥记》 |
| 毛幵《双溪桥记》 |
| 曹纬《重建跨塘桥记》 |
| 叶挺《如京桥记》 |
| 毛宪《章戴桥记》 |
| 林子燕《席场桥记》 |
| 潘梦旗《重建夏侯桥记》 |
| 黄士毅《文学桥铭》 |
| 胡朝颖《重修百丈桥记》 |
| 王遂《青溪桥记》 |
| 王应麟《登台桥碑》 |
| 林千之《寿安桥记》 |
| 江南东路 |
| 方岳《徽州重建庆丰桥记》 |
| 柯咏《广利桥记》 |
| 黄震《广德军沧河浮桥记》 |
| 胡次焱《明经桥记》 |
| 韩元吉《信州新作二浮桥记》 |
| 朱熹《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 |
| 汪应辰《平政桥记》 |
| 真德秀《上饶县善济桥记》 |
| 洪适《庆善桥记》 |
| 汪应辰《诸溪桥记》 |
| 吴儆《相公桥记》 |
| 丘崇《乾道重修二桥记》 |
| 刘叔向《重建镇淮饮虹二桥记》 |
| 梁椅《镇淮桥记》 |
| 刘叔向《白下桥记》 |
| 福建路 |
| 张元干《福州连江县潘渡石桥记》 |
| 陈元晋《崇安衢川桥记》 |
| 黄櫄《三十五桥记》 |
| 林希逸《岳安石桥记》 |
| 陈宓《安溪县龙津桥库记》 |
| 袁枢《万石桥记》 |
| 庄夏《云龙桥记》 |
| 王遂《重修拱辰桥记》 |
| 黄时亨《通济桥记》 |
| 江南西路 |
| 王庭珪《凤林桥记》 |
| 周必大《安福县重修凤林桥记》 |
| 洪适《知政桥记》 |
| 周必大《邹公桥记》 |
| 吕祖谦《抚州新作浮桥记》 |
| 陈傅良《袁州分宜县浮桥记》 |
| 杨万里《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 |
| 程珌《武宁桥记》 |
| 黄震《抚州崇仁县黄洲桥记》 |
| 黄震《建昌军溢溪桥记》 |
| 陈宓《修江桥记》 |
| 刘辰翁《习溪桥记》 |
| 滕强恕《平政桥记》 |
| 周梦若《立义桥记》 |
| 冯椅《上高浮虹桥记》 |
| 董楷《锦江桥记》 |
| 萧崱《新修安浦桥记》 |
| 何时《鳌溪桥碑阴记》 |
| 文天祥《龙泉县上宏修桥说》 |
| 荆湖南路 |
| 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 |
| 高斯得《跃龙桥记》 |
| 陈兰孙《南堤文星桥记》 |
| 赵栉夫《濂溪大富桥记》 |
| 田事深《金厢桥记》 |
| 川峡四路 |
| 王之望《潼川修城堤三桥记碑阴》 |
| 刘光祖《万里桥记》 |
| 京镗《驷马桥记》 |
| 魏了翁《绵竹县湖桥记》 |
| 白禄《潼川府学泮桥记》 |
| 尹商彦《魏城县通济桥记》 |
| 陈季习《重熙桥记》 |
| 赵渥《洴溪桥铭》 |
| 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 |
| 许应龙《漳浦桥记》 |
| 刘受祖《海棠桥记》 |
| 曾丰《平政桥记》 |
| 赵汝献《循阳五桥记》 |
| 许骞《西新桥记》 |
| 梁该《重建德生桥记》 |
| 游九言《蓝桥记》 |
| 释宝昙《石桥记》 |
| 下篇:桥记研究 |
| 第一章 桥记的书写 |
| 第一节 桥记的范式 |
| 一、桥记所见桥梁的命名 |
| 二、桥记的开头 |
| 三、桥记的收尾 |
| 四、桥记中的常用典故 |
| 五、桥记的分布 |
| 第二节 桥记书写的原由 |
| 一、传承为政之志 |
| 二、表彰地方官民之功德 |
| 三、传承修桥之志 |
| 第三节 桥记的作者 |
| 一、桥记作者的身份 |
| 二、桥记作者的态度 |
| 第四节 桥记的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社会价值 |
| 三、文学价值 |
| 第二章 桥记所见南宋桥梁的营缮 |
| 第一节 桥梁的营缮环节 |
| 一、人力招募 |
| 二、物料、资金征集 |
| 三、建后修护 |
| 第二节 桥梁的结构与景观 |
| 一、桥屋 |
| 二、桥亭 |
| 三、祠庙 |
| 第三节 桥梁与交通生活 |
| 一、桥梁与当地交通 |
| 二、桥梁与社会生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南宋桥记信息统计表 |
| 两浙路 |
| 江南东路 |
| 福建路 |
| 江南西路 |
| 荆湖南路 |
| 川峡四路 |
| 广南东、西路 |
| 地点不详 |
| 附录二 |
| 《全宋文》中二十九篇南宋桥记内容整理表 |
| 两浙路、福建路 |
| 江南西路 |
| 川峡四路 |
| 广南东、西路 |
| 致谢 |
（8）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分类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
| 第四节 空间统计学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空间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整体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一、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类型分析 |
| 二、非遗传承人分布集中程度分析 |
| 三、非遗传承人分布均衡程度分析 |
| 四、非遗传承人聚集程度分析 |
| 第三节 地域分区分布特征分析 |
| 第四章 各类项目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各类项目非遗传承人现状 |
| 第二节 各类项目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一、各类项目非遗传承人的空间分布分析 |
| 二、各类项目非遗传承人的空间分布差异分析 |
| 三、各类项目非遗传承人的聚集程度分析 |
| 第三节 各类项目非遗传承人地域分异分布特征 |
| 第五章 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人口因素 |
| 第二节 经济因素 |
| 第三节 民族因素 |
| 第四节 文化地理区 |
| 第五节 评选过程与政策 |
| 第六章 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加大对中部、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 |
| 第三节 让生活性保护成为一种常态 |
| 第四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政策法规体系的建构 |
| 第五节 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河南新修家谱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一 河南省民间兴起修谱热潮 |
| 二 家谱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三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重点难点 |
| 三 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河南新修家谱概况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区域分布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年代分布 |
| 第三节 新修家谱姓氏分布 |
| 第二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编修方式 |
| 第一节 个人独力编修 |
| 第二节 群体编修 |
| 一 倡修家谱 |
| 二 成立修谱机构 |
| 三 筹措资金 |
| 四 编修印刷 |
| 第三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的内容及特色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的主要内容 |
| 一 谱序方面的内容 |
| 二 凡例方面的内容 |
| 三 图片方面的内容 |
| 四 世系源流方面的内容 |
| 五 世系图表方面的内容 |
| 六 人物传记方面的内容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的思想特色 |
| 第四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之学术及社会价值 |
| 第一节 极具地方史料价值 |
| 一 社会之沧桑变迁 |
| (一)时代中个人命运的起伏变化 |
| (二)乡路漫漫之变化历程 |
| (三)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发展 |
| 基层山村的医疗资源紧缺 |
| 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进步 |
| 第二节 河南灾难之真实记录 |
| 一 豫西匪患 |
| (一)宜阳县乡村匪患猖獗 |
| (二)当地村民深受土匪残害 |
| (三)各乡村建村寨以避匪患 |
| (四)民国宜阳县政府软弱无力 |
| (五)当地存在亦农亦匪的现象 |
| 二 河南灾荒 |
| (一)农民受灾之真实状况 |
| (二)乡村灾害之真实记录 |
| (三)战乱之苦 |
| 第三节 为婚姻及习俗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
| 一 乡村婚姻及习俗之反映 |
| (一)婚姻观的转变 |
| (二)乡村高价彩礼的兴起 |
| (三)高价彩礼之根源 |
| 二 少数民族婚姻及习俗之记载 |
| 第四节 实录了回、汉两个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
| 一 对回汉文化融合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
| 二 回族民族的抗日斗争 |
| 第五节 新修家谱之社会价值 |
| 一 尊祖敬宗、敦亲睦族的社会价值。 |
| 二 教化子女,警励后人之主要目的。 |
| 三 为民立传和为国写史的观念。 |
| 四 海外同胞寻根问祖之心愿。 |
| 结语 |
| 附录： 河南新修家谱目录 |
| 一 郑州地区新修家谱 |
| 二 开封地区新修家谱 |
| 三 洛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四 新乡地区新修家谱 |
| 五 许昌地区新修家谱 |
| 六 安阳地区新修家谱 |
| 七 商丘地区新修家谱 |
| 八 焦作地区新修家谱 |
| 九 濮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 鹤壁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一 周口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二 驻马店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三 平顶山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四三 门峡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五 济源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六 信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七 南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10）流变与固守：民国晋东南民间信仰研究（1912-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及论文框架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前晋东南民间信仰概况 |
| 第一节 晋东南民间信仰的生成环境 |
| 一、孕育民间信仰的自然环境 |
| 二、民国前民间信仰的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晋东南民间信仰的特点 |
| 一、多神信仰 |
| 二、神灵职能多样化 |
| 第三节 晋东南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 |
| 一、大型的祭神迎神仪式 |
| 二、民众日常祈祷活动 |
| 第二章 1912—1937:晋东南“迷信活动”盛行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控制民间信仰的措施 |
| 一、反迷信,毁淫祠 |
| 二、庙产兴学运动 |
| 第二节 地方精英对民间信仰的支持和参与 |
| 一、地方乡绅对民间信仰的坚守 |
| 二、晋东南知识分子对反迷信活动的批驳 |
| 第三节 底层民众对民间信仰的依赖与痴迷 |
| 一、各地修庙活动不断,多神信仰延续 |
| 二、祭祀祈祷活动盛行 |
| 第三章 1937—1945:晋东南民间信仰“衰落” |
| 第一节 抗战期间各政权对民间信仰的抑制与利用 |
| 一、中共抗日根据地:争取、利用、改造 |
| 二、国统区:从严格管控到逐渐松弛 |
| 第二节 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
| 一、深入探究民众迷信之根源 |
| 二、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文化教育 |
| 第三节 民众对民间信仰热情的消减 |
| 一、民众积极参战,奉祀渐废 |
| 二、民间信仰活动减少,神灵职能有所转变 |
| 第四章 传承与变迁:以民国时期二仙信仰的境遇为个案 |
| 第一节 二仙信仰的传承概况 |
| 一、从故事到信仰 |
| 二、二仙的祭祀仪式 |
| 第二节 民国期间晋东南二仙信仰的变迁 |
| 一、二仙信仰:从地方政府的放任到抗日根据地政府的改造 |
| 二、二仙庙宇:从地方乡绅屡次重修到知识分子庙中讲学 |
| 三、二仙祭祀仪式:从民众持续举办到逐渐隐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阳城县桑麻生产日益壮大（论文参考文献）
- [1]晋东南地区抗战碑刻研究[D]. 孙贺. 山西大学, 2021
- [2]明清泽潞地区的风俗嬗变——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考察[J]. 秦鼎. 运城学院学报, 2021(02)
- [3]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
-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5]唐肃代德时期鄂州的几个问题[D]. 龙晶. 山东大学, 2020(11)
- [6]明清晋东南二仙信仰研究[D]. 秦鼎. 河南大学, 2020(02)
- [7]南宋桥记整理与研究[D]. 姚晶.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D]. 余聿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河南新修家谱初探[D]. 高文豪. 郑州大学, 2020(08)
- [10]流变与固守：民国晋东南民间信仰研究（1912-1945）[D]. 张慧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