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民国时期广西银行纸币壹元券（论文文献综述）
王玺[1]（2020）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纸币防伪印刷发展研究 ——以英、美代印以及国内印刷纸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政权变更、社会动荡,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纸币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经过了一系列物质材料革新和印刷技术改良后,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同时近代纸币印刷技术已经先后从西方传入我国,相伴而来的还有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新式纸币,它们采用了特殊的优质印刷材料和先进的制版印刷工艺技术,其生产难度随之增加。新式纸币采用了这些新材料和新技术,因此他们的防伪形式更加多样,防伪能力大幅提升。大量新式纸币的出现是进行纸币研究的肥沃土壤。目前,在同时期的纸币研究中,鲜有学者对纸币防伪技术进行综合、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同时也缺少对此时期具体纸币样品的细致分析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这一时期的纸币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实验分析法、对比分析法,首先对纸币防伪印刷技术进行划分,再运用扫描仪、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等工具对英、美代印以及国内印刷纸币样品进行观察和分析,继而对纸币的显微形貌特征和防伪技术特点进行总结并得出相关结论,此外还可为纸币的分类归纳、真伪鉴定及艺术鉴赏提供理论依据。通过文献查阅和实验探索,笔者主要从图文设计防伪、印刷工艺防伪和印刷材料防伪三方面对英、美代印以及国内印刷的纸币防伪技术进行研究。总体来说,英、美代印纸币的防伪技术整体上较为先进、复杂;而国内印刷纸币的防伪技术整体上则较为薄弱、单一。具体分析结论如下:在图文设计防伪方面,国外代印纸币的底纹图案出现频率较高,且多为渐变色底纹;团花图案尺寸较大,且十分精美;花边图案形态各异,整体较为复杂、美观,且带有浓厚的西式风格;浮雕图案仅出现在中国银行发行的美国钞票公司版纸币上;暗记图文多见于人像边框、主景、团花边缘、边框卷花等隐蔽的角落、线条之间,部分风格较为独特,尤其是美国钞票公司的暗记图文包含其公司名称缩写。国内印刷纸币的底纹图案出现频率较低,且多为单色底纹;团花图案尺寸较小,线条较为单一;花边图案相对简单,亦带有西式风格;浮雕图案则在样品中未曾发现;暗记图文种类丰富。在印刷工艺防伪方面,国外代印纸币的印刷色种类较多;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版印刷运用较多,尤其是凹版印刷使用频繁;组合运用了套印、叠加印刷、隔色印刷或接线技术等多种印刷方式,工序繁杂。国内印刷纸币的印刷色种类较少;凸版印刷、平版印刷使用较多,凹版印刷使用较少;印刷方式较为简单,工序较少。在印刷材料防伪方面,国外代印纸币所用钞票纸多为道林纸,水印纸多为英国公司使用;色纤维纸中,色纤维丝纸多产自英国公司,彩色圆片纸多产自美国公司。国内印刷纸币所用钞票纸结合了道林纸和证券纸两种,水印纸和色纤维纸均极少见。
蔡玉[2]（2020）在《近代河北省银行研究》文中提出河北省银行于1929年3月7日成立,当时河北省金融紊乱,经济衰颓,百废待兴,急需成立一个省银行以整顿全省之金融秩序。河北省银行成立后,积极发展省银行职能,代理省库、发行纸币、推广省钞、救济农村经济、调剂省内金融、完善全省金融网络。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沦陷,河北省银行被日伪劫夺;抗战胜利后短暂复业,解放后被天津市军管金融处接管,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以近代河北省银行为中心,对不同时期河北省银行业务发展变化与管理特点进行研究,以探求近代河北省银行在历史上所发挥的调剂地方经济、稳定地方金融、救济农村经济等区别于一般商业银行的特殊职能。本文研究主首先分析了近代河北省银行创建历程与第一次改组及改组后纸币风波危机的解决;其次,考察了近代河北省银行在新的发展时期依托冀察政务委员会,救济农村,推广省钞,扶持省内经济建设,并在法币政策上与南京国民政府争夺纸币发行权;最后分析了因战争影响,省行被日伪劫夺,省钞被日伪整理停止流通。抗战胜利后光复,并积极开展存放款等银行业务,以调剂社会金融流通,因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并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致使省行业务开展困难,最终随着国民党在天津的失败而被军管金融处接收。经考察本文得出如下结论:河北省银行作为官办地方银行,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对省内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农村救济、金融网络完善及货币统一做出了贡献,促进了河北省经济发展与金融近代化。抗战胜利后,河北省银行光复。本有机会对省内金融进一步调节,以恢复省内正常商贸活动及农工矿业的生产,但因南京国民政府推广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导致河北省银行业务收缩,难以为继。发起内战,既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也违背了民心,必然会失败。河北省银行曲折的发展历程,也是诸多抗战时期省地方金融机构的缩影。
黄文波[3]（2019）在《桂林版《大公报》中的货币资讯（1941—194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桂林版《大公报》创办于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以丰富的资讯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豫湘桂战役大溃退这段时间国际、国内和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其中金融领域的货币资讯较多,集中反映了国内和广西有关货币发行、流通的历史背景,以及有关伪币、假币的历史事件,这些货币资讯对于抗战时期广西金融史和货币史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张格[4]（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刘舒清[5]（2018）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梧州银钱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银钱业是中国传统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押、典当业共同支撑起传统金融业的发展。梧州银钱业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旧式银号和新兴银行,两者一脉相承,前期以银号为代表,后期以银行为主,其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迁。文章以晚清至民国时期梧州钱银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梧州银钱业发展的环境和制度作为背景,以梧州银钱业和主要社会力量以及广西社会经济的联系为文章的脉络,对梧州银钱业的产生发展及衰落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充分挖掘和利用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比较、分析、归纳等方法,进一步探讨梧州银钱业在近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文章的主体内容一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晚清梧州银钱业的产生及曲折的发展过程,包括银号与银行的产生及其发展背景和经营状况。提出梧州银号与银行均在晚清崛起,但银号利用自身的优势及抓住发展的机遇率先获得发展,银行则因受政治的挟制,前期发展并不顺利。民国前期银行与银号之间的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双赢的局面。新桂系主政广西之后,银号与银行由合作转向竞争,而新桂系的政策,使得银号不断走向衰落,银行则逐步占据了梧州银钱业的主导地位。直到抗战时期,梧州的银钱业已是银行一家独大的局面,准确来说是新桂系与中央金融机构的双雄并立局面。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梧州银钱业的经营业务,从最早以银两和制钱的兑换为主,到梧州开关后迎来银钱业的飞速发展,银号逐渐接受存款、放贷、发行信用票据并从事汇兑、找换等业务,而银行偏向官方业务,发行钞票,收解官方款项。至民国时期,梧州广西银行甚至开始涉及保险、保管贵重物品、买卖金银等业务,还直接设立进出口机构,经营进出口业务。从其经营业务范围和发展亦可一探近代梧州银钱业的发展概貌。第三部分分析近代梧州银钱业的内部结构,尤其是其中的帮派势力。指出梧州银钱业从开始就有行帮之分,且帮派复杂。不仅有赣、楚等小帮派,还有晋、粤、桂三个大帮派。这不仅反映了该地区的商业辐射力,也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商帮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帮派之间,既存在对立与竞争,也有合作,此消彼长,反映了近代梧州银钱业的发展变化。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梧州银钱业与近代梧州主要社会力量之关系,包括与新旧桂系政权,与近代广西省财政、与中央金融机构的合作与竞争,以及与西方经济势力的互动。近代梧州银钱业的生存之道及曲折发展,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变迁的反应。第五部分总结近代梧州银钱业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分别从工矿交通、农业、商业和贸易等诸个方面逐一分析梧州银钱业的影响。文章最后试图用发展的眼光,对近代梧州银钱业的发展作一综合考察。在肯定近代梧州银钱业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地位的同时,也点出其局限性。通过考察近代梧州银钱业的发展历程、历史经验对当今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思考,同时也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之处。
李尧[6]（2018）在《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汉口开埠,武汉地区的变化较为显着。晚清时期,在张之洞建议之下,湖北地区设立湖北官钱局以解决“钱少价昂”的难题。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时局变动,湖北官钱局在各方争夺之中,终在1926年破产。一时间湖北地区缺乏调解市场的金融机构,加之湖北省财政困难频繁,资金难以周转,创设湖北省银行成为必需。1928年张难先回鄂省主持财政,在其建议之下,湖北省政府设立湖北省银行。创建伊始,湖北省银行就与省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的领导任职均由省政府决策。作为湖北地方较为重要的官办银行,湖北省银行支持工商业发展,合理的调整农村金融市场,对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省银行创设的重要原因是为解决湖北地方财政困难,因而,湖北省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外,主要是代理公库,发行公债、辅币券等,以帮助政府整理财政,筹集资金,缓解财政的困境。公库的代理是湖北省银行财政性职能最为有效的体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省银行财政性职能呈现出由集中到分散的走向。而发行公债是湖北省银行特有的权利,发行公债理由各式各样,但总体是为解决省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难题。公债发行之后,后期还本付息出现超期等问题,加大了整理的难度。在整理公债的过程当中,湖北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其他银行保持联系。创建省银行之初,就筹划发行辅币券,以便于商民交易,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财政筹措资金,辅币券本以调解金融市场为目的,然而在流通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种种问题,假钞的出现,辅币券流通额控制不周,致使湖北地方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但整体上,湖北省银行在不断向前发展。总之,自1928-1938年,湖北省银行日益发展合理化、现代化,也为湖北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解决湖北财政困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唐湘雨[7]（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表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刘志英[8]（2015）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文中提出省地方银行肩负着本地区金融的调度和融通,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基于特殊的环境和需要,在国民政府鼓励支持下,省地方银行得到空前发展,并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其地位。为适应"抗战建国"及强化国家资本垄断的需要,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与战前相比,战时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由局部扩大到全方位:加强对省地方银行的发行监管、对省地方银行业务的全面监管以及专门派驻省地方银行监理员等三个方面。国民政府监管的强化,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也增强了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并最终确立对银行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垄断。
高蓉芳[9]（2015）在《四联总处与战时广西经济》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时期,随着中国沿海及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沦陷,“大后方”遂成为战时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基地,在此期间,沦陷区的各行业纷纷迁入后方,“大后方”便成为国民政府发展的重点。四联总处作为战时国民党最高的经济金融组织,对后方各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方面的贷款,并实施了颇多政策,这对“大后方”各省的金融、经济史的演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广西作为战时大后方省份之一,基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四联总处实施贷款的重要省份,文章在对大量原始资料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四联总处对广西经济各行业的贷款及政策的实施”为研究重点,试图透视战时国民政府政策对“大后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抗战时期,因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及四联总处自身的职能与政策的演变,使四联总处对广西经济各方面的贷款亦随之发生变化。四联总处对广西诸多方面的贷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但其在贷款中实施的政策又存在诸多弊端,贷款效果因此大打折扣。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简述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对国内外关于四联总处的研究状况进行详细梳理,并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切入点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目标。第二部分主要研究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与衰落的历史。包括论述其在各阶段的组织框架及其管理体制的演变、权力与职能的变化。第三部分是介绍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农贷。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农贷政策因时局的变迁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对广西农业生产诸多方面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时广西农业的发展,但四联总处自身的缺陷又使广西农贷存在诸多致命的弊端,农贷效果并不理想。第四部分介绍四联总处在广西工贷的情况。四联总处对广西工矿业的贷款主要集中在1941到1944年,并因国际国内局势的变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工贷具有工贷对象以公营企业为主、区域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审核“严格”、工贷规则不合理及带有战时性等特点。工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工矿业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民营企业的衰落及工矿业发展的不平衡,工贷在广西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五部分主要论述四联总处对广西金融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联总处在广西设立并完善金融网、控制并调剂货币发行、通过节储运动吸收游资以减轻通货膨胀。在中央通过四联总处及国家行局控制与管理广西金融的过程中,广西政府一方面对四联总处的政策予以“妥协”,以合作的姿态配合四联总处金融政策的执行,但另一方面,却因双方利益的冲突而或为夺回自己在金融领域的权力而表现出“反抗”的一面。四联总处对广西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广西金融的近代化转型,但是,由于四联总处政策的不合理,致使包括广西银行在内的广西金融业呈现出对四联总处政策反抗的趋向,广西金融业转型艰难。第六部分主要为四联总处对广西商业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四联总处对广西盐业的贷款及物价的平抑。四联总处对广西的盐贷,对国统区食盐的供给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在盐贷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重公轻私”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广西盐业的衰落；在抗战初期,四联总处的物价管理曾对广西物价的平稳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到抗战中后期,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迁、纸币的大量发行、各商业机关的囤积等,广西物价迅速上涨,并最终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广西商业亦随之没落。第七部分内容为四联总处对广西交通发展的影响。主要为对广西铁路建设的贷款。湘桂、黔桂铁路的建设,方便了国际、国内物资的运输,对广西乃至整个大后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因铁路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铁路虽建设迅速,其使用期限亦很短暂。第八部分是对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对广西经济金融的影响做历史评价和现实思考。主要内容是结合前文的论述,对四联总处对广西经济金融的发展在历史地位上作出评价；然后以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和启示,思考并尝试解决现实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廖建夏[10]（2013）在《试析陆荣廷治桂时期的广西商业贸易》文中指出陆荣廷从1912年利用辛亥革命爆发登上广西都督职位,掌握广西军事财政大权,到1924年被新桂系集团逐出广西,前后统治广西13年。陆荣廷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旧桂系实力雄厚,雄踞西南,不仅在广西的历史上,而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曾经广泛开展各项实业建设,包括商业,而这也是成果较为明显的经济成果。
二、浅谈民国时期广西银行纸币壹元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民国时期广西银行纸币壹元券（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上半叶纸币防伪印刷发展研究 ——以英、美代印以及国内印刷纸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 纸币图文设计防伪 |
| 2.1 纸币图文设计防伪特征 |
| 2.1.1 底纹 |
| 2.1.2 团花 |
| 2.1.3 花边 |
| 2.1.4 浮雕 |
| 2.1.5 暗记 |
| 2.2 纸币图文设计防伪技术分析 |
| 2.2.1 实验样品 |
| 2.2.2 实验条件 |
| 2.2.3 实验结果 |
| 2.2.4 讨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纸币印刷工艺防伪 |
| 3.1 纸币印刷工艺防伪特征 |
| 3.1.1 凸版印刷 |
| 3.1.2 平版印刷 |
| 3.1.3 凹版印刷 |
| 3.2 纸币印刷工艺防伪技术分析 |
| 3.2.1 实验样品 |
| 3.2.2 实验条件 |
| 3.2.3 实验结果 |
| 3.2.4 讨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纸币印刷材料防伪 |
| 4.1 纸币印刷材料防伪特征 |
| 4.1.1 纸张材料 |
| 4.1.2 油墨色料 |
| 4.2 纸币印刷材料防伪技术分析 |
| 4.2.1 实验样品 |
| 4.2.2 实验条件 |
| 4.2.3 实验结果 |
| 4.2.4 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5 纸币辨伪特征与科技分析 |
| 5.1 纸币的辨伪特征分析 |
| 5.1.1 图文设计 |
| 5.1.2 印刷工艺 |
| 5.1.3 印刷材料 |
| 5.2 纸币防伪特征的科技分析 |
| 5.2.1 纸币防伪特征的科技分析方法 |
| 5.2.2 纸币防伪特征案例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近代河北省银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河北省银行的创建 |
| (一)河北省银行的成立背景 |
| (二)河北省银行的组建历程 |
| 二、河北省银行的业务 |
| (一)发行纸币,取缔私票 |
| (二)一般商业银行业务 |
| (三)特殊营业 |
| 三、河北省银行的新发展与新冲突 |
| (一)河北省银行的新发展 |
| (二)河北省银行的业务扩展 |
| (三)法币改革下与南京政府的冲突 |
| 四、七七事变后的河北省银行 |
| (一)七七事变下的河北省银行 |
| (二)日伪对河北省银行纸币的控制 |
| (三)抗战时期的河北省银行 |
| 五、光复后的河北省银行 |
| (一)接收伪河北银行 |
| (二)组织及人事 |
| (三)业务开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桂林版《大公报》中的货币资讯（1941—1944）（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有关货币发行的资讯 |
| （一）纸钞券的发行 |
| （二）辅币的发行 |
| 二、有关货币流通的资讯 |
| （一）旧币流通问题 |
| （二）货币收兑问题 |
| 1. 铜元 |
| 2. 港钞 |
| （三）大小票问题 |
| 三、有关伪币、假币的资讯 |
| 四、结语 |
（4）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5）晚清至民国时期梧州银钱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晚清时期梧州银钱业的兴起与发展 |
| (一) 梧州银号的兴起与发展 |
| 1. 晚清时期的梧州银号 |
| 2. 民国时期的梧州银号 |
| (二) 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梧州银行的兴起与发展 |
| 1. 晚清时期的梧州银行 |
| 2. 北洋政府时期的梧州银行 |
|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梧州银行的扩张与分布 |
| 1. 广西省政府在梧州设立的银行 |
| 2. 中央政府在梧州设立的金融机构 |
| 3. 外省金融机构在梧州的分布状况 |
| 二、梧州银钱业的主要经营业务 |
| (一) 存款 |
| (二) 放款 |
| (三) 汇兑 |
| (四) 找换 |
| (五) 发行凭票和钞票 |
| 三、梧州银钱业的帮派势力 |
| (一) 晚清时期梧州银钱业的帮派势力 |
| (二) 民国时期时期梧州银钱业的帮派势力 |
| 四、梧州银钱业与主要社会力量的关系 |
| (一) 梧州银号与旧桂系政权的关系——以纸币低折风潮为例 |
| (二) 梧州银号与新桂系政权的合作与斗争 |
| (三) 梧州广西银行与中央金融机构的较量 |
| (四) 梧州银钱业与广西财政的关系 |
| 五、梧州银钱业的社会经济影响 |
| (一) 抗战前的梧州银号与地方社会经济 |
| (二) 抗战前的梧州银行与地方社会经济 |
| (三) 抗战时梧州的银行与地方社会经济 |
| (四) 解放战争时期梧州银钱业与地方社会经济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湖北省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第一节 张难先与湖北省银行的创设 |
| 一、近代湖北经济与金融发展概况 |
| 二、湖北省银行创建始末 |
| 第二节 省银行的演进 |
| 一、机构设置与组织演变 |
| 二、内部发展 |
| 三、人事管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湖北省银行与省政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以官为职主导的资本结构 |
| 一、省政府与省银行的资本演变 |
| 二、省政府主导下的省银行资产 |
| 第二节 省政府对省银行的控制 |
| 一、省银行主要人员情况 |
| 二、省政府对省银行人员的任免 |
| 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兼任省银行行长 |
| 第三节 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演变 |
| 一、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地方银行的管理 |
| 二、省银行的财政性职能 |
| 三、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变化——由集中到分散 |
| 小结 |
| 第三章 湖北省银行对公债的经营与整理 |
|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湖北财政的基本概况 |
| 一、湖北省财政收入构成 |
| 二、湖北省级财政收支结构 |
| 第二节 省银行发行公债及其统计分析 |
| 一、二三十年代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概况 |
| 二、省银行发行公债的开展 |
| 三、省银行发行的公债统计及分析 |
| 第三节 公债与湖北财政收入分析 |
| 一、公债的后续整理 |
| 二、公债对湖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
| 第四节 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一、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二、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辅币券的发行与地方财政 |
| 第一节 发行辅币券的背景 |
| 一、湖北财政困境 |
| 二、辅币券问题的提出与实施 |
| 三、辅币券——筹措资金的手段 |
| 第二节 辅币券的发行及流通 |
| 一、省银行发行及销毁辅币券 |
| 二、民众生活当中的辅币券 |
| 三、辅币伪造案的出现：吕方正假托鄂省银行伪造辅币角票 |
| 四、辅币券导致地方金融市场混乱 |
| 第三节 辅币券印制法规的颁布及省银行的调整 |
| 一、《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印制辅币券暂行规则》的颁布 |
| 二、湖北省银行对辅币印制的调整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湖北省银行与地方财政 |
| 二、湖北省银行与地方金融 |
| 三、湖北省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湖北省银行历年大事记(1928-1938) |
| 湖北省银行章程(1936年公布) |
| 湖北省银行监理委员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理事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监察人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人事管理规则 |
| 湖北省银行储蓄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放款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分支行处所在地小本工商借贷章程 |
| 各类图表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战时省地方银行的发展与曲折 |
| 二、对战时省地方银行发行的监管 |
| 三、对战时省地方银行业务的监管 |
| 结论 |
（9）四联总处与战时广西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目标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四联总处的组织架构及其管理体制 |
| 一、四联总处、分支处的建立及初步发展 |
| 二、四联总处及分支处的强盛 |
| 三、四联总处的衰落及其分支处职权的延续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农贷 |
| 一、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农贷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
| (一) 第一阶段：农贷的发起与扩大(1938—1941) |
| (二) 第二阶段：农贷的收缩(1942—1945) |
| 二、四联总处在广西农贷的流向 |
| (一) 合作事业的贷款 |
| (二) 购储粮食,平采粮价 |
| (三) 扶植农场贷款 |
| (四) 农田水利贷款 |
| (五) 扶植自耕农贷款 |
| (六) 战后农业救济 |
| 三、四联总处在广西农贷的意义 |
| (一) 维护广西农贷秩序 |
| (二) 促进农村借贷关系的转型 |
| (三) 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
| 四、四联总处在广西农贷的缺陷 |
| (一) 合作社农贷之不合理 |
| (二) 大部分社员利益受损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工贷 |
| 一、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工贷的阶段性分析 |
| (一) 第一阶段：工贷的起步与发展(1938—1942) |
| (二) 第二阶段：工贷的萎缩(1943—1945) |
| 二、四联总处在广西工贷的特点 |
| (一) 工贷对象以公营工矿业为主 |
| (二) 工贷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
| (三) 工贷审核较为“严格” |
| (四) 工贷规则之不合理 |
| (五) 工贷之战时性 |
| 三、四联总处在广西实施工贷的影响 |
| (一) 工贷有利于战时广西工矿业的持续发展 |
| (二) 对民营工矿业贷款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营企业的衰落 |
| (三) 工贷结构之不合理,加速了广西工矿各业发展的不平衡 |
| 四、简单的结论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金融政策 |
| 一、四联总处在广西设立金融网 |
| (一) 四联总处的金融措施 |
| (二) 广西金融网的形成 |
| 二、货币的发行与钞券的调剂 |
| (一) 货币的发行 |
| (二) 钞券的流通 |
| (三) 吸收游资与节储运动 |
| 三、金融政策在广西实施的特点 |
| (一) 四联总处对广西金融的“垄断”与“管理” |
| (二) 广西省金融界对四联总处政策的“妥协”与“反抗” |
| (三) 四联总处金融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脱节” |
| 四、四联总处在广西金融业发展中的影响 |
| (一) 促进了广西金融的现代化转型 |
| (二) 维持了战时广西金融业之稳定 |
| (三) 金融制度的不合理因素使政策的实施未达到理想效果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物价政策 |
| 一、四联总处平定物价政策的制定 |
| 二、四联总处协助平价机关实施平价 |
| (一) 资金协助 |
| (二) 配合平价之各项业务 |
| 三、四联总处为物资调剂提供贷款 |
| (一) 购储粮食贷款 |
| (二) 盐务贷款 |
| (三) 购销贷款 |
| 四、四联总处在广西商业发展中的影响 |
| (一) 促进了战时济湘盐的发展 |
| (二) 平价机构的不健全影响了平价工作的顺利展开 |
| 第六章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交通贷款 |
| 一、四联总处在广西的铁路建设贷款 |
| 二、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公路建设之贷款 |
| 三、四联总处在广西交通贷款的影响 |
| (一) 促进了广西交通事业的发展 |
| (二) 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四联总处在广西政策实施的两面性 |
| 二、四联总处政策实施的现实启示 |
| (一) 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
| (二) 重视政府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三) 把握机遇、更新机制,增强经济发展 |
| (四)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各层机构之间的配合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方志、资料汇编、报刊杂志史料类 |
| 二、专着类 |
| 三、期刊论文类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浅谈民国时期广西银行纸币壹元券（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上半叶纸币防伪印刷发展研究 ——以英、美代印以及国内印刷纸币为例[D]. 王玺. 北京印刷学院, 2020(08)
- [2]近代河北省银行研究[D]. 蔡玉.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桂林版《大公报》中的货币资讯（1941—1944）[J]. 黄文波. 广西地方志, 2019(03)
- [4]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5]晚清至民国时期梧州银钱业研究[D]. 刘舒清.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D]. 李尧.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7]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J]. 刘志英. 历史研究, 2015(04)
- [9]四联总处与战时广西经济[D]. 高蓉芳.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10]试析陆荣廷治桂时期的广西商业贸易[J]. 廖建夏. 广西地方志,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