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三年新建600处自然保护区（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文中提出
种岚妮[2]（2021）在《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及其保护传承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拥有7000多年农耕文明史的国家,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传承深厚的古村落,它们鲜活地反映着文明的进步和历史的记忆,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那份最为浓郁的“乡愁”[1]。然而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乡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给古村落带来了负面影响[2]。在西安这片历史文化如此丰富的区域中,古村落是其文化格局当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当前西安古村落正在逐渐消解与破败,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保护与传承并没有得到广泛有效的重视。古村落作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文化、社会价值[3],对其进行研究从更广阔的视野谋求乡村历史文化保护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搭建“基础研究-要素梳理-典型古村落空间格局分析-本土格局结构组织的共性特征-提出保护传承策略”的研究框架;综合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访谈调查、归纳总结等方法,依次围绕西安山水人文大环境特质,以尚存的37个古村落为对象,剖析其在特定的生成环境（历史、自然、社会等环境）下形成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特征。山水人文环境的差异导致古村落形成多样的类型,基于基础信息,并结合文物、考古资料,以及实地的调研,通过对古村落的山水要素与人文要素进行挖掘,对37个西安古村落从“古村落所在地形地貌分区”,“古村落与河流水系的关系”,“古村落与山塬地势的关系”,“古村落与山川形胜的关系”、“古村落与人文胜迹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类分析,共分得六类:滨水冠塬型、滨水笼塬型、滨水邻塬型、近水冠塬型、近水邻塬型、望水邻塬型。进而以南豆角村、北堡寨村和石船沟村这三个典型古村落为例,深入进行山水人文空间结构分析。通过分析西安不同地貌区典型古村落案例的空间格局,归纳凝练既各具特色形式,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人居空间组织的层次性”、“内外环境秩序的关联性”、“人文结构要素的凸显性”这三大本土空间格局的共性特征。反思目前西安古村落保护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古村落保护的实质,提出了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保护原则以及“做好及时抢救挖掘研究工作”,“自然人文基底的保护分区”,“人文空间要素的保护、标示与复兴”,“关联秩序线性空间的优化”,“关键空间营造及特色路线的组织”,“民俗文化活动的宣传与举办”保护与传承的策略,以期最终实现西安古村落永续健康发展。
牛杨杨[3]（2021）在《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山西太行山保护空间优化研究》文中指出有效利用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一直以来是进行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设计和管理所要实现的目标。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以野生动植物作为保护对象进行保护优先区识别是实现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优化的有效途径。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发现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同时纳入保护对象来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对于提高其保护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太行山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极高的保护价值。本论文以山西太行山为研究区域,基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双重保护目标,通过识别重要的物种保护区、生态功能区以及生态保护区,并与现有自然保护地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进而提出空间优化的保护对策。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对于生物多样性为保护目标,本论文基于物种和生境两个维度,选取物种丰富度、物种重要性空间和重要物种适宜生境3个指标分别对研究区内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价,并通过叠加分析识别出生物多样性的物种保护重要区。研究结果将物种保护区划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极重要、重要、较重要和一般地区,其中极重要区主要分布于山西太行山北部的恒山-五台山、中西部的系舟山-太岳山、中东部的云龙山地区和东南部的中条山-历山地区,总面积为13785km2,占研究区的16.6%;重要区分布于极重要区的周边地带,总面积为28653 km2,占研究区的34.4%;较重要区分布于研究区东南部大部分区域及北部,总面积为27422km2,占研究区的32.9%;一般地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南部的平原和山地交界的地势低平区域和丘陵总面积为13375 km2,占研究区的16.1%。（2）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保护目标,本论文基于In VEST模型和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选择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存储三个功能对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并以此为基础识别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区。研究结果根据重要性大小划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极重要、重要、较重要和一般地区,其中极重要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偏北的大面积地区,少量分布于东部地区,总面积10431 km2,占研究区的12.7%;重要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偏北的较大面积地区,少量分布于东部地区和东南部边缘山地,总面积25556 km2,占研究区的31%;较重要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南部大部分地区,少量分布在中东部地区,总面积33416 km2,占研究区的40.5%;一般地区主要分布于西南部及南部边缘地带,总面积13026km2,占研究区的15.8%。（3）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双重目标,本论文基于分级赋值和空间叠加的方法,将物种保护极重要区与生态功能极重要区进行叠加分析,最终得到山西太行山生态保护重要区,总面积为3908km2,占研究区的4.7%。将生态保护重要区与现有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进行叠加与对比,从而提出具体的空间优化策略,具体包括:（1）对现有自然保护地的重叠区域进行整合规划;（2）在现有自然保护地外识别到的物种保护或生态功能的极重要地区,建议新建或扩建自然保护地;（3）在现在自然保护地外识别到的生态保护重要区（即物种保护和生态功能同时为极重要区）,建议筹划国家公园,以此来构建整个山西太行山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本论文通过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双重保护目标下对山西太行山的植物多样性优先保护进行空间优化研究,旨在为山西太行山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提供借鉴作用。
张芳玲[4]（2020）在《我国东北地区自然保护地特征及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了响应这一指导意见,促进我国东北地区国家公园的建设以及自然保护地的整合,本文收集了我国东北地区的10类57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数据信息,包括建设年代,自然属性,边界范围或地理坐标等。根据收集到的信息,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的方法,对东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重要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数据对东北地区国家公园建设的适宜区域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东北地区自然保护地的整合方案。主要结果和结论如下:（1）我国东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在19562016年这60年间,经历了停滞、发展、爆发3个阶段,无论是类型、数量还是面积,均呈上升趋势。受社会、经济、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自然保护地类型之间存在范围交叉重叠的现象,其中尤以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范围重叠最多。按照自然属性给东北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进行归类,可将其大致归为森林生态系统,内陆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草原草甸和地质遗迹6类,其中,东北地区分布最广泛的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地。（2）我国东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在空间上呈现聚集分布的格局,东南密,西北疏。辽东半岛-环渤海区域,长白山区域,张广才岭区域,大黑山和小兴安岭区域是自然保护地建设的高密度区域。东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倾向于分布在临近河流,交通通达性高的区域。东北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建设水平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无关。（3）我国东北地区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分布区域有8处,分别为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呼玛河-黑河鄂伦春山地,分水岗-完达山,松嫩平原,张广才岭,长白山脉和龙岗山-千山。适宜建立国家公园的区域外,共有吉林龙湾国家自然保护区,吉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靖宇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靖宇火山地质矿泉群地质公园等3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适宜进行优化整合。
杨朝辉[5]（2020）在《基于C-Plan技术的贵州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利用科学规划方法,对核心保护价值区域制定科学保护体系,以提高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效率,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各国需完成的关键任务。贵州省地处我国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是以典型喀斯特地貌为主的省份。研究表明,省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但生态较脆弱,一旦遭受破坏将极难恢复。为缓解生物多样性受胁程度,现已建立105个自然保护区予以保护,但受限于最初对科学保护的认识,缺乏科学规划手段,使现有保护区体系规划不尽合理,保护效率有待提高。鉴于此,本研究以全省尺度,通过系统保护规划方法,对现有保护区体系进行重新调整规划。以C-Plan保护规划软件与GIS技术计算研究区域各规划单元的不可替代性指数（Irreplaceability）,以高不可替代性指数规划单元识别保护优先区,结合现有保护区体系识别保护空缺（GAP）;通过保护效率值C及互补性（Cjk）对现有保护区体系进行评估;使用不可替代性指数及人类活动指数进行保护区间划分,最后对现有保护区体系范围及功能区重新规划,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贵州省生物多样性较丰富,11.06%的区域面积具有高保护价值（0.6<Irreplaceability≤1）,并形成6大保护优先区,即H1-黔西高原山地针阔混交林区、草山农牧业保护优先区;H2-黔北山原中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及黔北西部丹霞山地常绿阔叶林、竹林保护优先区;H3-黔中丘原盆地常绿阔叶林喀斯特脆弱生态保护优先区;H4-黔东北中低山常绿阔叶林、黔东南山地丘陵常绿阔叶林及针叶林保护优先区;H5-黔东南山地丘陵与黔南山地盆谷常绿阔叶林保护优先区;H6-黔西南河谷季雨林保护优先区。（2）现有保护区体系内,61.23%的区域面积保护价值较低（Irreplaceability≤0.6）;全省保护区保护效率值C为62.12,仅有26.39%的保护对象实现保护目标（Ti≥100）;不同级别保护区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效率最高（C=37.66）;各保护区之间互补性较高,41.86%的保护区百分比互补性值在80%以上,大部分保护区保护对象选取较为合理。（3）贵州省现有保护区仅覆盖了全省16.94%的优先区面积,其余优先区面积形成5个保护空缺,即GAP1-黔西南河谷季雨林保护空缺;GAP2-黔东南山地丘陵保护空缺;GAP3-黔西高原山地保护空缺区域;GAP4-黔中山原盆地保护空缺区域;GAP5-黔北山原中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保护空缺区域。（4）对现有保护区体系进行范围及功能分区调整,并在空缺区域拟建新保护体系后,保护网络体系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效率C达86.37,较规划前提高24.25,规划后66.67%的保护对象均实现了保护目标,贡献值Ti达60以上的保护对象比例达88.89%。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后,保护效率C提高了2.12,各核心区保护效率均得到了相应提升。
孙蓉[6]（2020）在《基于InVEST模型与MaxEnt模型在自然保护区中保护效益的评价》文中提出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保存了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使区域生物多样性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用最小的代价将有限的保护资源分配到最值得保护的地区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江西省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拥有森林生态、湿地、野生动植物等多种类型保护区共54处。本文以江西省38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首先基于2018年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利用InVEST模型,选取城市、农村居民点、耕地、国道、省道、县道、铁路、高速公路以及乡道为威胁因子,对自然保护区的生境质量进行模拟分析;其次,结合45种珍稀濒危野生保护植物作为保护区的代表物种,利用MaxEnt模型,对物种潜在分布区进行预测,得到45个物种在全省的丰富度分布格局。最后,在两种模型模拟基础上,综合分析生境质量和物种丰富度格局,结合现有自然保护区筛选得到最佳生境区域和生境优化重点保护区,分析生境空间优先排序保护,为自然保护区生境优化提供科学有效的评价依据。研究取得主要结果如下:（1）2018年全省森林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生境状况良好,保护区受人为影响较小。从生境退化指数来看,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生境退化程度整体水平较低,生境退化可能性较小,其中38处省级以上森林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中有36处保护区生境退化等级属于基本无退化,只有南方红豆杉和抚河源这2处保护区生境退化等级属于轻度退化;从生境质量指数来看,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生境质量程度整体较高,其中有29处自然保护区生境质量等级为优、6处自然保护区生境质量等级为良,1处自然保护区生境质量等级为一般。（2）以45个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作为保护区的代表物种,物种丰富度存在50%的“低”等级,物种丰富度有待提高。从潜在分布区阈值整合结果所得到的物种丰富度来看,其中有6处保护区物种丰富度等级属于高级,14处保护区物种丰富度等级属于中级,18处保护区物种丰富度等级属于低级。（3）综合两种模型模拟,最终得到了7个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价等级,对于生境评价等级为“优”且物种丰富度“高”为等级的13处自然保护区视为最佳生境区;物种丰富度为“高级”且生境评价等级为“一般”等级的1处自然保护区视为生境优化重点保护区,应给予高度关注和优先保护。本研究从生物学和地理学角度出发,在模型模拟的基础上结合了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定量分析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其结果可为江西省省级以上森林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的优先保护规划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朱晓强[7]（2020）在《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 ——以大兴安岭中南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矿产资源基地是矿业经济的主要载体,能够统筹矿产资源集中勘查开发、保证矿物原料高效生产利用和促进下游产业集聚,从而保障国家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然而,我国矿产资源基地只有名称没有边界,导致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时没有充分考虑资源基地的空间位置,这既压缩了矿业活动范围,也不利于矿政管理以及“三区三线”的划定。因此,急需开展矿产资源基地的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明确基地的边界,为将矿产资源基地纳入我国“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实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双赢。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区位论、矿产资源安全、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为基础,对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取得的成果如下:1.界定矿产资源基地的内涵并进行了分类,明确基地划界的原则、依据和方法,建立了划界理论框架。2.从地质资源、技术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了适用于划界的7个指标和适用于综合评价的15个二级指标。3.从基地、重点区和限制区、核心区三个层次构建矿产资源基地划界等级体系,提出了我国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案。4.以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资源基地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以研究区所在的大兴安岭Sn-Cu-Pb-Zn-Ag-Au-Nb-Ta矿床Ⅲ级成矿带为依据,分析区域断裂构造、成矿规律、矿床分布等信息,初步划定基地边界。在对划界指标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运用GIS核密度分析和空间叠置法确定矿产资源密集区,并结合断裂构造、化探异常等要素修正基地的边界。综合考虑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因素,最终确定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基地的边界。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划定的基地进行评价,结合实际情况,认为基地边界划定合理。最后,提出管理政策建议,为制定差别化矿政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鱼晓惠[8]（2020）在《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生态环境恶化使人居环境建设面临挑战,探索兼顾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的绿色发展道路,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秦巴山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具有多样的生态类型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中国内陆地区生态系统安全的坚实基础。但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规模增加和城市用地范围的扩展,人居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区域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商洛,尽管人均生态足迹尚处于生态盈余状况,但城市发展中资源能源消耗增加,生物多样性水平逐渐降低,环境污染逼近临界,社会经济效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效益增长不匹配,城市物质空间拓展与功能空间产生矛盾,这一系列问题都聚焦于城市空间的建设发展。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解析城市空间的系统、要素与所在的生态、产业经济系统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规律,探求这一生态敏感区城市的绿色发展目标,并构建稳定、持续、动态趋向绿色发展目标的城市空间模式成为应对上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下城市空间模式为核心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陕南秦岭地区城市空间建设的存在问题,以商洛城市空间为主体研究对象,对人居环境建设的绿色发展评价因子、指标权重、评价标准与城市空间结构因素的关联等内容,进行推导和确定,确立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以此目标为导向,分析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等视角,剖析不同空间尺度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构建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组织原则,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宏观尺度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乡空间一体多元模式,着重在于地区的生态空间与产业经济要素的循环运行,在城市集群区域的尺度下,建立系统的空间结构,促进城市流强度的提升,增进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使城市集群区域的空间联系逐渐紧密,一体化程度持续加强。中观尺度商洛城区空间复合流动模式,建立城市自然生态空间山水格局的城市“绿色支撑基底”,保障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维护城市基本生态格局,进行交通-土地复合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以基质连通形成“以点带面、以线带片”的流动空间效应,促进物质流、能量流的循环,形成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互相协调。微观尺度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紧凑宜居模式,围绕“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相互结合,与城市经济系统产生互动,通过自然要素的生态调节、资源利用与物质循环的紧凑节能、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实现生活空间中的节能降耗和物质循环。在此基础上,建构多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为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组织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基于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提出商洛城市面临空间拓展导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性,山地川道地形制约下城市空间发展的受限性,城市建设用地带状蔓延的危害性,城市土地粗放扩张的低效性等问题。其次,基于城市空间价值维度和主体维度的分析,对当前绿色发展目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对商洛城市空间要素与绿色发展要素进行提取,剖析二者的协同关系,确立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模式的目标体系。对商洛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定量与定位分析,通过生态网络分析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的特征,审视城市物质空间节点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揭示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现状特征,为绿色发展导向的城市空间模式提供基础条件研判与发展规律认知。第三,针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由地理空间单元系统、人居环境系统、区域经济系统与景观生态格局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由自然生态基底、交通-土地复合基面与产业及基础设施基质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由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构建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第四,通过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系统关联特性,对城市功能空间与物质空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从空间层级组织、空间格局组织、功能空间组织、时空阶段组织四个方面提出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综合考虑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的层级性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构成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体系;依据发展的绿色程度需求,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差异性的绿色人居空间格局,依据“协调-发展-持续”三个目标阶段,构建空间模式的时序性。研究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通过对传统人居空间单元模式和人类聚居的层级单元模式分析,提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基础构成,并阐述其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解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并依据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构建原则,整合各个层级空间模式,建立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综上所述,研究通过对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探讨,为生态资本地区城市空间绿色发展提供思路。目前以城乡规划学科为本体的绿色发展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确立城市空间的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建构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建立绿色发展理念与城乡规划之间的联系,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并提供更多的依据。
安冬·萨娜[9]（2020）在《裕固族游牧文化及其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意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游牧文化中的生态价值体现着游牧民族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行为模式和生态智慧,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裕固族游牧文化根植于祁连山生态系统,祁连山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样得益于裕固族游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本文对裕固族游牧文化及其生态知识进行整理总结,分析裕固族游牧文化中生态知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为裕固族游牧文化带来的影响,讨论裕固族游牧文化中的生态价值对建立有效的生态保护机制以及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合理运行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本研究调查的田野点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镇,是裕固族在东部地区的主要聚居地。笔者以世居在祁连山区的裕固族牧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生态人类学知识和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口述史等方法,对裕固族游牧环境、游牧模式及草原利用、生态价值观进行总结,对裕固族游牧文化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意义及发展进行思考。本文第一章主要描述裕固族的形成过程及其游牧环境,在描述游牧环境变迁过程中逐步提出问题,对当前牧区生态状况及相关问题的背景做出阐释。第二章描述裕固族的游牧模式和草原利用状况,整理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动、植物知识,分析传统游牧经济中的生态保护方式和生态价值。第三章从物质、精神生活两方面对裕固族的生态观念进行分析,肯定裕固族生态价值观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影响。第四章分析国家公园建设中裕固族游牧文化的价值体现和国家公园建设对裕固族游牧文化的影响。裕固族游牧文化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具有促进祁连山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存在与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彼此嵌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尹航[10]（2019）在《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胶东半岛位于山东省东部沿海,其范围主要涵盖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东、北、南三面环海。胶东半岛历来为道教发展的前沿地区,早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就云集求仙的方士,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方仙道、黄老道的形成,半岛地区的低山丘陵如崂山、昆嵛山、罗山、大泽山、艾山、伟德山、铁槎山、马山、成山等历来为道教活动集中之处。自金元时期,形成了以全真道为主流,以崂山、昆嵛山为两大核心的道教山群。胶东半岛道教的形成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且道派以内丹派全真道为主,故本研究对于发掘滨海山地道教景观特色,发掘内丹派全真道宫观园林环境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学科交叉、图形论证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其中背景探查、基础梳理部分以文献分析法为主,各尺度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研究主要以田野调查法、学科交叉法、图形论证法为主。本文的研究内容总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即本文的绪论及研究背景。第二,概括胶东半岛自然景观、地理环境特征,梳理胶东半岛道教、宫观历史发展脉络。同时,明确胶东半岛道教的派系特征及其在道教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从宏观至微观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宏观研究发现,宫观总体布局呈现出“双核散点、倾向海洋”的特征,并具有“风水聚炁”“海上仙境”“海上仙山”三种模式。宫观园林择址的自然环境呈现出“三分规律”“偏于支流”“倾向有光”“巧避刚风”的特征,基址周围的山水组合具有7种“环境单元”、6种“道家文化特征”。中观研究发现,宫观群环境的景观序列具有“戒、定、慧”三境,与内丹经典《内经图》所绘景象与空间具有较大相似性。微观研究发现,宫观园林庭院构成与空间具有“先尊后卑”“四象格局”“渐次聚焦”“阴阳分明”的特点。第四,以史为鉴,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原则与对策。总体论之,本文从风景园林学视角出发,结合道教文化、义理,基于古籍资料,从名山缘起、资源梳理、历史沿革、总体布局特征、择址特征、景观序列、庭院空间等方面深入分析与研究,探讨了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群的形成原因,并总结了宫观园林从宏观到微观的环境空间特征及其内涵。研究发现,半岛低山丘陵宫观园林和环境空间的营造与道教义理关系紧密,且表现出地域性特征。宫观园林的环境与空间,自宏观至微观视角,依风水理论可分为风水大聚局、中聚局、小聚局、微聚局。在这四重尺度下,宫观园林倾向分布之地,多为风水术在相应尺度下所崇尚的理想环境。不同风水“聚局”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又表现出与其他地域性道教理论、文化的微妙关系。在风水“大、中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布局、择址与齐地古代神仙文化关系紧密。在风水“小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的分布、景观序列表现出与全真道文化、内丹理论的相关性。在风水“微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则主要与全真道组织文化联系密切。除此之外,各尺度下宫观园林选址与环境空间的营造,均表现出倾向海洋的特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成果创新——综合历史、宗教、地理、地貌、气象等学科内容,建立胶东半岛山岳宗教文化景观的研究体系,发掘半岛滨海山岳道教文化景观的“海洋”特征,填补研究空白。（2）研究视角创新——以地域整体地貌区划作为研究范围,以区内群山宫观园林作为研究对象,将风水理论拆分为大、中、小、微“聚局”四重尺度,分别对宫观园林环境空间进行分析。（3）研究方法创新——风景园林学与风水学理论交叉,生成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的4级分层——4重“聚局”;通过“概念拆分,量化分析”的方法,多指标、多角度对宫观布局与择址的自然环境特征进行分析。
二、全国三年新建600处自然保护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三年新建600处自然保护区（论文提纲范文）
（2）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及其保护传承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古村落的消解与破坏 |
| 1.1.2 古村落的保护与振兴 |
| 1.1.3 西安古村落保护的迫切性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挖掘梳理优秀古村落文化价值,构建历史格局图谱 |
| 1.2.2 揭示古村落空间格局背后所蕴含的地域特色 |
| 1.2.3 提出西安地区古村落空间格局的保护传承策略 |
| 1.3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1.3.1 人居环境科学研究 |
| 1.3.2 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相关研究 |
| 1.3.3 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
| 1.3.4 村落保护理论与发展研究 |
| 1.3.5 陕西西安地区及其村落空间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古村落 |
| 1.4.2 传统村落 |
| 1.4.3 历史文化名村 |
| 1.4.4 空间格局 |
| 1.5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6.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西安山水人文环境特质及其影响下村落的定址类型 |
| 2.1 西安的地理位置及村落演变历程与现状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西安村落演变历程 |
| 2.1.3 西安古村落现状分布 |
| 2.2 西安的自然山水环境特质 |
| 2.2.1 地形地貌 |
| 2.2.2 气候条件 |
| 2.2.3 河流水系 |
| 2.2.4 山川形胜 |
| 2.3 西安的历史人文环境特质 |
| 2.3.1 宗教信仰 |
| 2.3.2 人文遗产 |
| 2.3.3 风水思想 |
| 2.4 融合地域山水人文环境的古村落空间格局分类 |
| 2.4.1 古村落所在地形地貌分区 |
| 2.4.2 古村落与河流水系的关系 |
| 2.4.3 古村落与山塬地势的关系 |
| 2.4.4 古村落与山川形胜的关系 |
| 2.4.5 古村落与人文胜迹的关系 |
| 2.4.6 古村落历史空间格局类型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安典型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挖掘与分析 |
| 3.1 西安古村落空间格局的挖掘与分析方法 |
| 3.1.1 古村落的历史格局挖掘方法 |
| 3.1.2 古村落的历史格局分析方法 |
| 3.2 滨水冠塬型古村落空间格局研究——以石船沟村为例 |
| 3.2.1 石船沟村山水人文环境特质 |
| 3.2.2 石船沟村山水人文格局要素挖掘梳理 |
| 3.2.3 石船沟村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组织秩序特征分析 |
| 3.3 滨水笼塬型古村落空间格局研究——以北堡寨村为例 |
| 3.3.1 北堡寨村山水人文环境特质 |
| 3.3.2 北堡寨村山水人文格局要素挖掘梳理 |
| 3.3.3 北堡寨村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组织秩序特征分析 |
| 3.4 近水邻塬型古村落空间格局研究——以南豆角村为例 |
| 3.4.1 南豆角村山水人文环境特质 |
| 3.4.2 南豆角村山水人文格局要素挖掘梳理 |
| 3.4.3 南豆角村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组织秩序特征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本土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的共性特征 |
| 4.1 人居空间组织的层次性 |
| 4.1.1 结合自然山水的“三形”理念 |
| 4.1.2 人居空间组织的层次性解析 |
| 4.2 内外环境秩序的关联性 |
| 4.2.1 山水人文关联相关理念 |
| 4.2.2 内外环境秩序的关联性解析 |
| 4.3 人文结构要素的凸显性 |
| 4.3.1 人文优先理念 |
| 4.3.2 人文结构要素的凸显性解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保护与传承策略构想 |
| 5.1 西安古村落空间格局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保护实质 |
| 5.1.1 古村落空间格局保护的困境 |
| 5.1.2 古村落文化传承受阻的困境 |
| 5.1.3 古村落空间格局保护的实质 |
| 5.2 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保护与传承原则 |
| 5.2.1 注重自然优先因地制宜 |
| 5.2.2 注重古村空间序列建构 |
| 5.2.3 传承历史文化要素配置 |
| 5.3 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保护策略 |
| 5.3.1 做好及时抢救挖掘研究工作 |
| 5.3.2 自然人文基底的保护分区 |
| 5.3.3 人文空间要素的保护、标识与复兴 |
| 5.4 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传承策略 |
| 5.4.1 关联秩序线性空间的优化 |
| 5.4.2 关键空间营造及特色路线的组织 |
| 5.4.3 民俗文化活动的宣传与举办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3）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山西太行山保护空间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进展 |
| 1.2.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进展 |
| 1.2.3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方法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自然资源概况 |
| 2.2.1 气候 |
| 2.2.2 土壤 |
| 2.2.3 水系 |
| 2.2.4 地质地貌 |
| 2.3 主要生态问题 |
| 第三章 数据与方法 |
| 3.1 构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体系 |
| 3.1.1 概念框架 |
| 3.1.2 指标构建原则 |
| 3.1.3 评估体系构建 |
| 3.2 数据及来源 |
| 3.3 生物多样性的评估方法 |
| 3.3.1 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分析方法 |
| 3.3.2 物种重要性空间分布分析方法 |
| 3.3.3 重要物种适宜生境识别方法 |
| 3.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的评估方法 |
| 3.4.1 InVEST模型与模块的选取 |
| 3.4.2 水源涵养功能评价方法 |
| 3.4.3 土壤保持功能评价方法 |
| 3.4.4 碳存储功能评价方法 |
| 3.5 生态保护重要区评估方法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4.1 山西太行山生物多样性物种保护重要区的评估结果 |
| 4.1.1 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 |
| 4.1.2 物种重要性的空间分布 |
| 4.1.3 重要物种的适宜生境 |
| 4.2 山西太行山生态功能重要区的评估结果 |
| 4.2.1 水源涵养功能评估结果 |
| 4.2.2 土壤保持功能评估结果 |
| 4.2.3 碳存储功能评估结果 |
| 4.3 山西太行山的生态保护重要区 |
| 4.3.1 基于生物多样性评估的物种保护重要区 |
| 4.3.2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 |
| 4.3.3 基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保护重要区 |
| 4.4 山西太行山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研究 |
| 4.4.1 现有自然保护地概况 |
| 4.4.2 保护空缺性分析 |
| 4.4.3 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 |
| 第五章 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我国东北地区自然保护地特征及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2.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自然保护地概念及发展现状 |
| 2.1.1 自然保护地概念 |
| 2.1.2 我国自然保护地类型及发展现状 |
| 2.2 国家公园概念及研究进展 |
| 2.2.1 国家公园的概念 |
| 2.2.2 国家公园的研究进展 |
| 2.3 自然保护地及国家公园分布格局研究 |
| 2.3.1 自然保护地分布格局和优化整合研究 |
| 2.3.2 国家公园选址布局研究 |
| 3.研究区域概况 |
| 3.1 地理位置 |
| 3.2 地质地貌 |
| 3.3 气候 |
| 3.4 水文 |
| 3.5 野生动植物资源 |
| 4.东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数量特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自然保护地发展历程分析 |
| 4.2.2 自然保护地类型统计分析 |
| 4.2.3 自然保护地重叠情况分析 |
| 4.2.4 自然保护地自然属性分析 |
| 4.3 小结与建议 |
| 4.3.1 小结 |
| 4.3.2 建议 |
| 5.东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探究 |
| 5.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自然保护地省际及类型分布结构特征 |
| 5.2.2 自然保护地最邻近指数分析 |
| 5.2.3 自然保护地核密度分析 |
| 5.2.4 自然保护地分布与地表水域的关系 |
| 5.2.5 自然保护地分布与自然地貌的关系 |
| 5.2.6 自然保护地交通可达性分析 |
| 5.2.7 自然保护地分析与地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
| 5.3 讨论与小结 |
| 5.3.1 讨论 |
| 5.3.2 小结 |
| 6.东北地区国家公园空间布局与自然保护地整合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指标选取 |
| 6.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 结果分析 |
| 6.2.1 东北地区陆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分析 |
| 6.2.2 东北地区国家公园建设的适宜区域分析 |
| 6.2.3 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 |
| 6.3 讨论与小结 |
| 6.3.1 讨论 |
| 6.3.2 小结 |
| 7.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东北国家公园潜在分布区内自然保护地统计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5）基于C-Plan技术的贵州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性研究进展 |
| 1.3.2 生物多样性评估及保护网络构建 |
| 1.3.3 系统保护规划研究进展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贵州省地理概况 |
| 2.1.1 地质地貌 |
| 2.1.2 气候 |
| 2.1.3 水文 |
| 2.1.4 土壤 |
| 2.1.5 植被 |
| 2.1.6 动植物资源 |
| 2.2 贵州省自然保护区概况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保护目标对象选择标准 |
| 3.2.3 保护优先性研究方法 |
| 3.2.4 保护现状评估分析方法 |
| 3.2.5 保护区体系优化方法 |
| 4 研究结果 |
| 4.1 保护目标对象选择结果 |
| 4.1.1 优先保护植物选择结果 |
| 4.1.2 优先保护动物选择结果 |
| 4.2 保护优先结果 |
| 4.2.1 保护目标结果 |
| 4.2.2 不可替代性结果及保护优先序 |
| 4.2.3 高保护价值区域 |
| 4.3 贵州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分析 |
| 4.3.1 现有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 |
| 4.3.2 互补性结果 |
| 4.3.3 保护空缺结果 |
| 4.4 贵州省保护区体系优化结果 |
| 4.4.1 人类活动指数结果 |
| 4.4.2 新增保护网络体系优化结果 |
| 4.4.3 现有保护区体系优化结果 |
| 4.4.4 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的功能区划结果 |
| 5 讨论与结论 |
| 5.1 贵州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性 |
| 5.2 贵州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
| 5.3 贵州省自然保护区体系优化 |
| 5.4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参与项目及发表论文 |
（6）基于InVEST模型与MaxEnt模型在自然保护区中保护效益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际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
| 1.3.2 InVEST模型应用研究进展 |
| 1.3.3 MaxEnt模型应用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研究区简介 |
| 2.2 自然地理概况 |
| 2.2.1 地理位置 |
| 2.2.2 地质地貌 |
| 2.2.3 气候特征 |
| 2.2.4 水文水系 |
| 2.2.5 土壤分布 |
| 2.2.6 生物资源 |
| 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1 InVEST模型数据准备 |
| 3.1.1 土地利用/覆被数据 |
| 3.1.2 威胁因子数据 |
| 3.1.3 威胁因子影响最大距离与权重 |
| 3.1.4 生境对威胁因子敏感度 |
| 3.2 MaxEnt模型数据准备 |
| 3.2.1 物种数据 |
| 3.2.2 DEM数据 |
| 3.2.3 气象数据 |
| 3.2.4 NDVI数据 |
| 3.3 模型的运行 |
| 3.3.1 InVEST模型的运行 |
| 3.3.2 MaxEnt模型的运行 |
| 4 生境质量分析 |
| 4.1 InVEST模型生境质量分析 |
| 4.2 保护区生境质量分析 |
| 4.2.1 保护区生境退化评价 |
| 4.2.2 保护区生境质量评价 |
| 5 物种潜在分布与丰富度格局 |
| 5.1 MaxEnt模型物种丰富度分析 |
| 5.2 保护区物种丰富度评价 |
| 6 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分析 |
| 6.1 保护区优先区与现存自然保护区评估 |
| 6.2 江西省自然保护区保护对策 |
| 6.2.1 着力改善栖息环境,加强生态监测 |
| 6.2.2 加快形成野生植物保护合力 |
| 6.2.3 加强科研宣教,提高生态保护认识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不足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 ——以大兴安岭中南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区划理论研究现状 |
| 1.2.2 矿产资源区划研究现状 |
| 1.2.3 保护区与矿产资源基地研究现状 |
| 1.2.4 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
| 1.2.5 存在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工作量 |
| 1.6 创新点 |
| 第2章 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理论框架 |
| 2.1 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区位理论 |
| 2.2.3 区域产业集聚理论 |
| 2.2.4 矿产资源安全理论 |
| 2.2.5 地域分工理论 |
| 2.2.6 综合评价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2.3.1 划界原则 |
| 2.3.2 划界依据 |
| 2.3.3 划界方法 |
| 第3章 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 |
| 3.1 影响因素 |
| 3.1.1 资源 |
| 3.1.2 技术经济 |
| 3.1.3 环境 |
| 3.2 指标构建原则 |
| 3.3 指标的选取和解释 |
| 3.3.1 划界指标的选取 |
| 3.3.2 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
| 3.3.3 指标的解释 |
| 3.4 指标的标椎化 |
| 3.5 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 |
| 3.5.1 层次分析法(AHP) |
| 3.5.2 模糊综合评价法(FCE) |
| 第4章 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案 |
| 4.1 基地分类 |
| 4.2 基地划界等级体系构建 |
| 4.3 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案 |
| 第5章 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 |
| 5.1 研究区概况 |
| 5.1.1 自然地理条件 |
| 5.1.2 地质调查工作程度 |
| 5.1.3 地质资源条件 |
| 5.1.4 生态环境条件 |
| 5.1.5 技术经济条件 |
| 5.2 基地划界 |
| 5.2.1 划界指标权重 |
| 5.2.2 划界指标标准化 |
| 5.2.3 基地划界 |
| 5.3 基地综合评价 |
| 5.3.1 综合评价指标权重 |
| 5.3.2 指标数据资料处理 |
| 5.3.3 综合评价 |
| 5.4 勘查开发布局 |
| 第6章 矿产资源基地管理政策建议 |
| 6.1 统一管理政策建议 |
| 6.2 差别化管理政策建议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绿色发展的全球共识 |
| 1.1.2 秦巴山地区的生态战略意义 |
| 1.1.3 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导致生态环境结构失衡 |
| 1.1.4 城市空间建设缺乏对绿色发展目标的深入关注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绿色城市相关研究进展 |
| 1.3.3 空间模式相关研究进展 |
| 1.3.4 秦巴山地区城乡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
| 1.3.5 国内外研究趋势与述评 |
| 1.4 研究范围与内容 |
| 1.4.1 研究范围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创新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基础理论与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1 研究相关的科学基础 |
| 2.1.1 系统论基础 |
| 2.1.2 生态学基础 |
| 2.1.3 生态经济学原理 |
| 2.2 绿色发展理论 |
| 2.2.1 绿色发展的缘起 |
| 2.2.2 绿色发展的理论模型 |
| 2.3 绿色发展的建设实践 |
| 2.3.1 欧洲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2 日本的生态城镇群及循环型社会建设 |
| 2.3.3 中国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4 绿色发展建设实践的经验与不足 |
| 2.4 绿色空间的建设实践 |
| 2.5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1 基本概念解析 |
| 2.5.2 城市空间结构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
| 2.5.3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4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原则 |
| 2.6 本章小结 |
| 3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 |
| 3.1 陕南地区人居环境特征 |
| 3.1.1 地理位置居于秦巴山地区核心地段 |
| 3.1.2 自然生态条件优势明显 |
| 3.1.3 人居环境建设受自然环境影响明显 |
| 3.2 商洛城市环境状况 |
| 3.2.1 商洛城市生态环境优越 |
| 3.2.2 商洛城市产业经济具有转型潜力 |
| 3.2.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率不高 |
| 3.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拓展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3.1 1990-2015年商洛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拓展 |
| 3.3.2 商洛城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4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 |
| 3.4.1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态势及空间效能 |
| 3.4.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问题 |
| 3.4.3 论文研究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4.1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价值取向 |
| 4.1.1 “绿色增长”导向的城市空间扩展 |
| 4.1.2 空间环境效能导向的城市生态安全 |
| 4.2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2.1 现有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
| 4.2.2 现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不足与缺失 |
| 4.2.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3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量分析 |
| 4.3.1 定量分析模型方法 |
| 4.3.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状况评价 |
| 4.3.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
| 4.3.4 基于定量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4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位分析 |
| 4.4.1 空间句法分析法 |
| 4.4.2 商洛城市重点功能用地空间的定位分析 |
| 4.4.3 基于定位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 |
| 4.5.1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的前提条件 |
| 4.5.2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模型构建 |
| 4.5.3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评价 |
| 4.5.4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生态关系分析 |
| 4.5.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的空间结构分析 |
| 4.6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总结 |
| 4.6.1 “绿色协调度”的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均衡性 |
| 4.6.2 “绿色发展度”的城市经济产业空间建设集约性 |
| 4.6.3 “绿色持续度”的物质循环再利用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覆盖共享性 |
| 4.7 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具有绿色发展内涵的空间模式 |
| 4.8 本章小结 |
| 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1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1.1 垂直分异明显的地理空间系统 |
| 5.1.2 沿水系与交通趋向分布的人居环境系统 |
| 5.1.3 典型的“弱单核”要素流与区域经济系统 |
| 5.1.4 “基质-廊道-斑块”楔形环拥的景观生态格局 |
| 5.1.5 “水平+垂直”维度的绿色发展区域空间结构 |
| 5.2 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2.1 自然生态空间——城区空间结构基底 |
| 5.2.2 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方式——城区空间结构基面 |
| 5.2.3 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城区空间结构基质 |
| 5.2.4 “基底-基面-基质”的绿色发展城区空间结构 |
| 5.3 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3.1 “微气候-水系统-居住用地资源”构成的本底要素 |
| 5.3.2 “生态循环-经济循环-社会化”的功能协同要素 |
| 5.3.3 “节能降耗-物质循环”的绿色发展住区空间结构 |
| 5.4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4.1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成 |
| 5.4.2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研究 |
| 5.4.3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织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6.1 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6.1.1 传统的城市空间模式 |
| 6.1.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与空间模式 |
| 6.1.3 “宏观-中观-微观”的层级性原则 |
| 6.1.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差异性原则 |
| 6.1.5 “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整体性原则 |
| 6.1.6 “协调-发展-持续”的时序性原则 |
| 6.1.7 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体系构建 |
| 6.2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一体多元空间模式 |
| 6.2.1 自然生态空间的一体有序 |
| 6.2.2 产业经济空间的一体循环 |
| 6.2.3 “水平+垂直”维度的自然生态空间与产业空间立体融合 |
| 6.2.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类型的城乡空间一体多元 |
| 6.3 商洛城区复合流动空间模式 |
| 6.3.1 自然空间结构的生态互动 |
| 6.3.2 经济空间结构的复合连通 |
| 6.3.3 社会空间结构的包容稳定 |
| 6.3.4 “功能联结-交错弹性”的城区空间复合流动 |
| 6.4 商洛城市住区紧凑宜居空间模式 |
| 6.4.1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的理论基础 |
| 6.4.2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构成与特征 |
| 6.4.3 1 5.0hm2规模的商洛城市住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6.4.4 自然要素维持的生态调节 |
| 6.4.5 资源利用与经济循环的紧凑节能 |
| 6.4.6 “邻里-基层”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 |
| 6.4.7 代谢共生的住区空间紧凑宜居 |
| 6.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 |
| 6.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启示 |
| 6.6.1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哲学内涵 |
| 6.6.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的组织机制 |
| 6.6.3 生态资本地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适宜模式 |
| 6.7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1.2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7.1.3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 |
| 7.1.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7.1.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7.2 论文创新点 |
| 7.2.1 通过“绿色协调度”、“绿色发展度”、“绿色持续度”内涵的量化指标建立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2.2 依据绿色发展程度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人居空间格局 |
| 7.2.3 商洛城市15hm2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工作及成果 |
（9）裕固族游牧文化及其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前沿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第一章 裕固族的形成过程及游牧环境 |
| 第一节 裕固族民族形成过程略述 |
| 第二节 游牧环境变迁史 |
| 一、游牧—轮牧—定居 |
| 二、当前牧区生态状况 |
| 第二章 裕固族的游牧模式与草原利用 |
| 第一节 四季转场 |
| 第二节 生产生活中的动、植物知识 |
| 一、畜群结构 |
| 二、草种与害兽 |
| 第三节 辅助性生产活动:狩猎、采集、交换 |
| 一、狩猎习俗中的生态智慧 |
| 二、采集活动中的生态智慧 |
| 三、交换以保护生态 |
| 第三章 裕固族游牧文化中的生态观念 |
| 第一节 游牧生活中的生态观念 |
| 一、衣食住行中的生态观念 |
| 二、传统习俗中的生态观念 |
| 第二节 精神生活中的生态观念 |
| 一、宗教观中的生态观念 |
| 二、生命观中的神山圣湖系统 |
| 三、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观念 |
| 第四章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框架下的裕固族游牧文化 |
| 第一节 国家公园建设框架下裕固族游牧文化的价值体现 |
| 一、从自然保护区到国家公园 |
| 二、游牧文化知识的适应与传承 |
| 三、文化制衡下游牧文化知识的价值体现 |
| 第二节 国家公园建设对裕固族游牧文化的影响 |
| 一、国家公园建设强化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
| 二、国家公园建设中裕固族游牧文化面临的发展处境 |
| 结语 裕固族游牧文化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意义及发展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
| 附表2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胶东半岛“仙境”之源 |
| 1.1.2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的特殊性 |
| 1.1.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发展的主要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范畴 |
| 1.3.1 胶东半岛 |
| 1.3.2 低山丘陵 |
| 1.3.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 |
| 1.3.4 宫观风景与园林环境 |
| 1.3.5 时间范畴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山岳风景名胜相关研究 |
| 1.4.2 道教及道教文化相关研究 |
| 1.4.3 道教宫观建筑相关研究 |
| 1.4.4 道教园林环境相关研究 |
| 1.4.5 园林美学及理法相关研究 |
| 1.4.6 滨海山岳景观、滨海道教相关研究 |
| 1.4.7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相关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框架 |
| 2 中国道教与宫观园林发展概述 |
| 2.1 道教的发展、道派及主要思想 |
| 2.1.1 “道”的由来 |
| 2.1.2 道教始祖与老子 |
| 2.1.3 道教的主要流派 |
| 2.1.4 内丹道派的发展及其理论思想 |
| 2.2 古代道教宫观园林发展及特点概述 |
| 2.2.1 古代道教宫观园林的发展 |
| 2.2.2 道教宫观的筑建思想 |
| 2.2.3 道教宫观的文化 |
| 2.3 道教思想与宫观园林艺术 |
| 2.3.1 宫观的筑建与自然规律——人法地,地法天 |
| 2.3.2 宫观的筑建与符号景观——天人合一 |
| 2.3.3 宫观的筑建与神仙信仰——人间仙境 |
| 2.4 小结 |
| 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自然、人文景观概述 |
| 3.1 胶东半岛的自然景观特征 |
| 3.1.1 气候与气象 |
| 3.1.2 水文条件 |
| 3.1.3 地质地貌 |
| 3.1.4 植被状况 |
| 3.2 胶东半岛山脉的山、水条件 |
| 3.2.1 半岛总体山、水形势 |
| 3.2.2 昆嵛山低山丘陵区 |
| 3.2.3 朱雀山招虎山低山丘陵区 |
| 3.2.4 崂山中低山丘陵区 |
| 3.2.5 艾山、牙山低山丘陵区 |
| 3.2.6 大泽山低山丘陵区 |
| 3.3 胶东半岛道教、宫观发展的人文因素 |
| 3.3.1 道教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
| 3.3.2 秦汉时期——神仙思想催生道教 |
| 3.3.3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分化、发展 |
| 3.3.4 隋唐五代时期——道教迅速发展 |
| 3.3.5 北宋时期——道教兴盛 |
| 3.3.6 金朝——全真道创立 |
| 3.3.7 蒙元——全真道鼎盛 |
| 3.3.8 明代——全真龙门支派兴起 |
| 3.3.9 清代——龙门中兴 |
| 3.4 小结 |
| 4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总体布局 |
| 4.1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调查情况概述 |
| 4.2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时空演变和总体布局 |
| 4.2.1 至秦、汉时期 |
| 4.2.2 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北宋时期 |
| 4.2.3 至金、元时期 |
| 4.2.4 至明、清时期 |
| 4.2.5 建造年代不详的宫观分布 |
| 4.2.6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地带道教宫观总体布局特点 |
| 4.3 影响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总体布局的地理环境因子 |
| 4.3.1 山川大势与风水形势 |
| 4.3.2 “海上仙境”模式 |
| 4.3.3 “海上仙山”模式 |
| 4.4 小结 |
| 5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择址特征分析 |
| 5.1 宫观择址与自然环境因子 |
| 5.1.1 地形相关性分析 |
| 5.1.2 水系相关性分析 |
| 5.1.3 光照相关性分析 |
| 5.1.4 风环境分析 |
| 5.2 宫观择址与山水组合关系 |
| 5.2.1 “环境单元”的基本类型 |
| 5.2.2 诸山脉宫观群的山水组合关系 |
| 5.3 宫观择址与道教文化 |
| 5.3.1 道家堪舆文化——纳真炁,藏“风”又得“水” |
| 5.3.2 道家仙境文化——仿仙居,一“山”一“仙境” |
| 5.3.3 道家组织文化——分层级,上“宫”而下“院” |
| 5.3.4 道家洞天文化——坐环堵,前“宫”而后“洞” |
| 5.3.5 道家农耕文化——打尘劳,上“圃”而下“田” |
| 5.3.6 道家美学文化——勾山水,“画”中觅“福地” |
| 5.4 小结 |
| 6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环境的景观序列与空间分析 |
| 6.1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之内涵 |
| 6.1.1 景观序列之“意”——“仙、人”对话 |
| 6.1.2 景观序列之“规律”——“三关三境界” |
| 6.1.3 景观序列之“组成”——“一关一境一意象” |
| 6.1.4 景观序列之宏观、微观模式 |
| 6.2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之空间特征分析 |
| 6.2.1 “三境”与“六远” |
| 6.2.2 景观序列之空间转换 |
| 6.2.3 景观序列节点之布局规律 |
| 6.3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实例分析 |
| 6.3.1 “三谷”谷前之“戒境” |
| 6.3.2 “三谷”谷中之“定境” |
| 6.3.3 “三谷”谷末之“慧境” |
| 6.3.4 “三谷”景观序列之空间分析 |
| 6.4 小结 |
| 7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空间特征分析 |
| 7.1 宫观园林的规模与类型 |
| 7.1.1 “溪谷”之内 |
| 7.1.2 “溪谷”之外 |
| 7.1.3 宫观之规模分类 |
| 7.2 宫观园林与风景环境的组合规律 |
| 7.2.1 轴线与山体之关系 |
| 7.2.2 风水“微聚局”之环境模式 |
| 7.3 宫观园林的构成与规制 |
| 7.3.1 宫观园林的总体构成 |
| 7.3.2 宫观园林之建筑组成 |
| 7.3.3 宫观园林的建筑规制 |
| 7.4 宫观园林的空间特征 |
| 7.4.1 院落组合特征 |
| 7.4.2 院落空间尺度特征 |
| 7.4.3 院落空间的渗透与交融 |
| 7.5 宫观庭院的风水文化解读 |
| 7.5.1 寻龙、观水与察砂 |
| 7.5.2 穴地与立向 |
| 7.5.3 阴阳、四象与五行 |
| 7.5.4 宫观风水聚局模式总结 |
| 7.6 小结 |
| 8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保护与发展对策探讨 |
| 8.1 保护对策 |
| 8.1.1 注重地域风景地脉与历史文脉 |
| 8.1.2 重新划分道教宫观保护单元 |
| 8.1.3 确保宫观庭院的原真性 |
| 8.1.4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
| 8.2 发展原则及对策 |
| 8.2.1 发展原则 |
| 8.2.2 发展对策 |
| 9 结论 |
| 9.1 研究总结 |
| 9.2 创新之处 |
| 9.3 研究展望和未尽事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四、全国三年新建600处自然保护区（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D]. 王妍.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2]西安古村落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及其保护传承策略研究[D]. 种岚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3]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山西太行山保护空间优化研究[D]. 牛杨杨. 山西大学, 2021(12)
- [4]我国东北地区自然保护地特征及整合研究[D]. 张芳玲.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5]基于C-Plan技术的贵州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规划研究[D]. 杨朝辉. 贵州大学, 2020(01)
- [6]基于InVEST模型与MaxEnt模型在自然保护区中保护效益的评价[D]. 孙蓉.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7]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 ——以大兴安岭中南段为例[D]. 朱晓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
- [8]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D]. 鱼晓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9]裕固族游牧文化及其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意义研究[D]. 安冬·萨娜. 兰州大学, 2020(01)
- [10]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D]. 尹航.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