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镇干部修养“心”字歌（论文文献综述）
李丽君[1]（2020）在《农村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以四川省三台县小规模学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小规模学校在保障农村尤其是偏远乡村孩子受教育权利,推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各国都高度重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也落实了许多促进其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农村小规模学校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困境。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对于农村小规模学校来说学校的德育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解农村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情况,笔者参考大量文献,以四川省三台县小规模学校为研究对象,从德育管理目标、德育管理组织、德育管理制度、德育管理过程、德育管理队伍、德育管理效果等六个方面对三台县小规模学校校长、德育管理干部、班主任、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访谈。针对德育管理工作情况的调查,探寻德育管理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并找寻其中原因,思考其对策。结合相关实证数据可知,国内农村小规模学校在德育管理方面获得了一些成绩:一是学校德育管理机构健全,学校德育管理制度较为完善;二是比较重视对德育管理队伍的培养;三是越来越注重学校与家庭、社会的联系;四是积极开展多元化的德育评价;五是采用“学校即家”的管理模式。虽然农村小规模学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依旧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笔者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三台县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目标脱离生活实际,德育管理组织不得力,德育管理队伍配备不均衡,德育管理过程不科学,学科教学育人效果不显着等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农村小规模学校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局限性,二是对乡土文化缺乏内在认同,三是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德育资源缺少深入挖掘和利用,四是应试教育观念根深蒂固。针对这些原因,笔者提出以下改进策略:一是各级政府、部门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二是构建全员参与的德育管理系统;三是树立乡土化的德育管理目标;四是因地制宜地开展乡土化的德育活动;五是充分发挥学科教学在德育管理中的作用;六是吸引家庭、社会加入学校德育管理体系。
朱芳燕[2]（2020）在《新乡贤的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发挥研究 ——以浙江省嘉兴市F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列入我国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表现出党和国家对乡村治理和建设的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是系统的、全面的振兴,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既要注重乡村经济的发展,也要重视村民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培育,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推进、齐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新乡贤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具备品行、知识、技能、经验、财富等某方面的优势,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人才。新乡贤具备多元性、乡土性和贤达性的特质,在乡村思想道德建设中展现出维护邻里和谐的矛盾调解功能、守护共同记忆的美德传承功能、引导除旧布新的移风易俗功能和指向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功能。在浙江省嘉兴市F镇的实地调研发现,新乡贤在调解人际矛盾、弘扬优良家风、引导移风易俗、宣传先进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渠道不畅、服务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式单一、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动性不强、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效能不高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新乡贤功能的认识存在误区、乡村基层党政组织的支持力度不高、新乡贤没有形成整体的建设力量、新乡贤组织管理和监督机制缺失。这些问题阻碍着乡风文明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必须从营造新乡贤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氛围、提高对新乡贤的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的认识、提升新乡贤服务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加大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政策支持等四个维度着手,为促进新乡贤思想道德建设功能的发挥创造良好条件,建立有效机制。
邓彪[3]（2020）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村规民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论述,为乡村社会治理中村规民约建设指明了方向。研究“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村规民约建设,不仅有利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也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本文关于村规民约建设研究是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为盘活乡村资源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所作的自治规范,更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全新道路。本文结合国内外有关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建设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三治合一”村规民约建设的内涵与逻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探析祁阳县五塘冲村和龙溪村的具体实践,发现在村规民约的制定、运行和反馈机制中,提高了村民自我管理水平、增强了村民的法制观念和“工作村为主机制”下加强了政府引导与自治培养结合,但是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仍然存在增强村民自治能力不够、村规民约的权威性不足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完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路径,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下开展工作,构建村规民约与现代乡村治理模式的融合机制。村规民约与现代乡村治理模式具有内在契合性,村规民约的建设应将自身融入到“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中来。首先,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应该从村规民约制定、内容和实施方面入手,处理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与村规民约之间的关系。在自治导向下,切实通过提升村规民约制定和实施的规范化水平,把村规民约这种基层自治规范作为村民培养自治能力、实现自治目标和完善自治途径的有效渠道。其次,从中观层面上来说,需要发挥村规民约的价值导向功能。在德治导向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的文本内容,将家训族规与村规民约相协同,依托村规民约形成乡风良俗,逐渐形成传统性和现代性相融合的规则认同。最后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村规民约建设需要以法治中国顶层设计和国家法律作为主导。在法治导向下,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有机链接和良性互动,一方面要明确法律对村规民约的规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村规民约的法律地位。遵守法律法规,确保村规民约的合情、合理、合法。另一方面要深化村规民约对法律的促进作用,丰富国家法在立法、执法和守法领域的内涵。
杨刚[4]（2019）在《大理吉村民族互嵌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民族互嵌作为民族现象内涵属于历史范畴,但在中国,民族互嵌作为政策话语,是为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而被提出来的。民族互嵌关系是新时代民族互嵌政策话语中未言而明的应有内涵,是民族互嵌理论分析的重要视角。基于“民族交往内含于民族关系,而民族互嵌是民族交往的一种存在方式与表现形式,这决定了民族互嵌关系是民族关系的存在方式与表现形式”理论逻辑,本文针对学界民族互嵌研究比较偏重政府主体而对互嵌民族主体关注不足的现实,以互嵌民族主体为主要研究取向,并立足于互嵌民族主体“以生活为面向”的特性,以多民族村落——吉村为个案,深描了村落民族互嵌关系是何以在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中形成与发展。文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国内外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田野经历等。第一章阐述了村落地理环境、村落历史、村落空间结构等村落基本情况及其对村落民族互嵌关系的影响。第二章以村落民族结构形成与变迁为脉络,并把村落民族互嵌关系历史形成投放到云南地缘政治特征及历代中央王朝治滇方略背景下去阐述;对村落民族互嵌关系的时代变迁,则是从过程与阶段之间辩证关系出发,主要选取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村落民族互嵌关系变化较突出的两个阶段来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村落民族互嵌关系的当代发展为重点,以日常生活为分析取向与主线,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从“家庭生活、日常公共生活、宗教与节庆生活”分别讨论了村落民族互嵌关系在村民这三个日常生活层面交往中如何发展。在具体研究中,家庭生活层面的论述主要包括起居生活、多民族家庭及民族身份的选择、人生习俗与红白客事治理等内容;日常公共生活层面从村治与组织、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空间地域网络等方面去分析;宗教与节庆生活层面分析内容包含宗教信仰空间、宗教活动与组织、宗教事务治理、村落公共性传统节庆、家庭性传统节庆等。第六章在回溯村落民族互嵌关系演进历程基础上概括了“吉村经验”的内涵与特征,分析了吉村民族互嵌关系未来发展的现实挑战、时代机遇、发展路径等。民族互嵌关系“吉村经验”的地方知识,它蕴含民族互嵌关系的规律性,体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嫁接”的逻辑,揭示和回应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选题。
陈政[5]（2019）在《精准扶贫中贫困农民内生动力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世界性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旧中国贫困发生的制度基础。但是,由于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建立在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并且我们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贫困现象至今仍然无法根除。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扶贫事业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政府道义式的简单救济阶段（1949-1978）;政府主导的产业开发式扶贫为主而救济式扶贫为辅的阶段（1986-1999）;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以产业开发式扶贫为主、社会保障兜底式扶贫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举（2000-今）等三个阶段;而农村扶贫对象的瞄准和帮扶的单元重心,依次经历了由全国普惠救济阶段（1949-1978）、以贫困县专项划分的县级瞄准为主要标志的区域性瞄准阶段（1986-1999）,再到贫困村划分及村级瞄准的整村推进阶段（2000-2012）,整村推进同针对农户个体的精准瞄准和帮扶相结合的阶段（2013-今）等五个时期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调整扶贫策略,适时提出了精准扶贫方略。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扶贫事业进入了脱贫攻坚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是我党对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进入新时代,我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脑体结合”的趋向愈发显着、进展步伐愈发加快。与此同时,“城乡、区域、群体、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历史难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一些地方,甚至有逐步扩大、延伸的趋势。对此,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减缓和下大力气去解决乃至根治,那么势必影响我国迈向全面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征程,势必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党的执政根基和政府的公信力。在目前举国上下合力克贫攻坚、同心决胜全面小康的“大扶贫”格局下,贫困地区的基层党员和领导干部到底该如何做到——有效激发贫困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打牢贫困农民群众稳定脱贫的基础、改进扶贫开发领域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从而切实提高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确保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进而为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基础,十分迫切。当前,以扶贫干部“嵌入式”帮扶为主导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推进模式中,在一些地方、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干部一头热、群众一头冷”的现象。因此,如何全面和有效激发贫困群众能动、自主、自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的积极参与行为和自食其力的生计方式,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对此,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全面激发贫困农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接着详细分析了其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基本表现和基本成因,最后提出了着力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路径改革的主张和建议。本文认为,贫困农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实践主体,在脱贫致富领域的内生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不愿脱贫”、“不敢脱贫”、“不能脱贫”等三个基本方面;而造成此况的基本要素要从他们所处的地域生存环境、社会发展战略及具体实施的体制机制、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顶层设计层面和基层政府、干部的执行力维度、贫困农民群众主体自身情况等四个方面进行剖析;最后,笔者指出,作为帮扶对象和脱贫主体,贫困农民群众在乡村贫困治理当中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全面有效激发机制的建立健全,需要多举措并举,多管齐下,全面发力,协同共治。具体来说,要着力从转变政府职能、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村民自治和实现基层民主、法制化、协同化治理转型,在重构村社社区共同体进程中强化贫困村民个体和群体的自我教育等四个方面入手,予以相应的变革和改进,从而有效提升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和其他参与扶贫事业的多元主体之间上下同心、共同致力于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冷雪梅[6]（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提出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满建宇[7]（2017）在《校长专业标准视野下校长领导角色研究 ——以K校长为例》文中指出校长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带头人,担负着引领学校和教师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重任。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对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的治学理念和办学行为受制于校长能否准确定位其领导角色,取决于校长专业化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因此,作为学校的领头雁和带头人,在教育内部治理、教育供给侧改革等社会背景下,准确定位校长的领导角色,把握校长领导角色职能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以山东省T市J中学K校长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深入到J中学为期3个多月的调研、走访和座谈,全面了解K校长在J中学的管学治教行为,既研究K校长的教育理念以及在办学过程中学校治理和文化建设中的角色行为,又深入分析善文化在J中学开展的状况以及对J中学教师、学生等产生的影响,同时还通过对J中学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以及与J中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教委办主任、J中学所在的社区和部分学生家长的座谈,了解K校长在管学治教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和扮演的角色以及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等对K校长的校长角色扮演情况所持的态度。本文对国内外校长角色和校长专业标准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借鉴德鲁克关于人与事的经典管理理论、明茨伯格关于经理工作性质对于经理角色的分类以及巴纳德组织要素及其职责任务等理论,提出了校长角色的“理想类型”模型,由“引领者、促进者和协调者”三大类组成,包括目标引领、教学引领、道德引领,促进学校发展、促进教师发展、促进学生发展,关系协调、资源协调和自我协调等九种角色。引领角色是校长“领导之心”的体现,以校长的领导之心塑造学校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促进角色是校长的“领导之脑”的体现,以校长的领导之脑,身体力行,促进学校大局发展并经营学校的事务;协调角色是校长的“领导之手”的体现,以校长的“领导之手”,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协调各种内外部关系。引领者、促进者和协调者三大类角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可能会出现交叉融合或几种角色集于一身的情况,在学校发展的不同时期,校长所扮演的角色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从理想类型的理论角度将校长所承担的角色进行归类分析,有助于促进校长专业化发展,有助于提升校长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也为校长的角色定位和校长培训提供策略参考。其次,结合对K校长及其所在学校的实地调研和访谈,了解J中学的前世今生和K校长在业务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逐渐成长和发展的历程。通过对K校长做校长期间所采取的学校发展、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成长的措施和行为,对K校长领导角色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其校长领导角色履行情况,找出他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帮助其解决角色扮演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通过对K校长在引领者、促进者和协调者三类九种角色履行情况的系统分析,针对J中学在学校发展、教师发展和学生发展中采取的举措,结合J中学教师、学生对K校长的评价以及学校八年来的发展情况,来论证校长角色的理想类型。在引领角色中,校长不仅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愿景,领航学校发展,而且还要做好教学的引领,承担着高质量办学的主体责任,同时还要引领教师和学生的道德发展,促进师生道德素养的提升,实现学校领导方式的转变。在促进者角色中,校长不仅承担着促进学校发展的主导责任,建立起师生向往的精神家园,而且要促进教师发展,强化教师从教意愿,提升教师的师德素养,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以扎实的专业素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同时,学生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校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发展观,为学生提供发展的平台和展示才华的舞台,促进学生多元发展,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个性发展创设有利的条件和氛围。协调则是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创设一个和谐温馨的环境。校长首先要做好关系的协调工作,包括学校内部中校长与领导干部团队之间的关系,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学校发展创设一个风清气正的内部环境,以及学校外部中包括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与社区的关系,与家长的关系等,为学校发展创设有利的外部环境,还要协调好各类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财物资源,充分发挥资源在办学中的作用,放大办学能量。同时校长要做好自我协调,包括不同人群、不同场合、不同时期等角色的协调以及自我身心的协调,以健康的身心来管学治教,充分享受到教育所带来的职业幸福感。最后,针对校长角色存在的定位问题,通过改变校长任命方式、完善校长评价体系建设、提高校长工作待遇等建议,解决制约校长领导角色定位的瓶颈。尤其在当前教育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背景下,科学设计校长专业培训标准,提升校长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提升学校治理能力,提高办学质量。
邓少君[8]（2016）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文中认为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三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易图强[9]（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认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温静[10]（2011）在《十六大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精神教育是党和国家根据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要求和民族成员的个体发展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为内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全体民族成员施加影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成员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促进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实践活动。自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后,民族精神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十六大以来党的民族精神教育既有优势和机遇,也有不足和挑战。一方面,党继承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开展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经验,总结了三代领导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为民族精神教育积累起宝贵财富；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面临着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内外敌对势力活动频繁和自然灾害频发的严峻挑战,给民族精神教育的稳步发展增加了难度。党在继承已有民族精神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现实状况,总结出民族精神教育构筑精神支撑、巩固精神纽带、提供精神动力的价值,概括其对个体、对民族、对世界的三层目标,诠释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战胜灾难中升华的民族精神、事业发展中培育的民族精神,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创作和生产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发展红色旅游、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等多种方法。党采取宣传和培育先进典型、利用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开展活动、组织群众性创建活动、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拓展网络阵地等措施,使普通群众的民族精神教育覆盖各行各业、深入千家万户。同时,党分别对青少年、党员和领导干部等特殊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民族精神教育。党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民族精神教育成果,也积累起丰富的历史经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坚实基础,和谐社会建设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强大动力,群众路线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原则,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鲜明特色。
二、乡镇干部修养“心”字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镇干部修养“心”字歌（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以四川省三台县小规模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基于深化课改的必然要求 |
| 1.1.2 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
| 1.1.3 基于四川省三台县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发展的需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小规模学校研究现状 |
| 1.3.2 学校德育管理研究现状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小规模学校 |
| 1.4.2 德育 |
| 1.4.3 德育管理 |
| 1.5 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方法 |
| 2 三台县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情况的调查 |
| 2.1 三台县小规模学校概况 |
| 2.2 三台县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情况的调查 |
| 2.2.1 问卷设计 |
| 2.2.2 问卷调查 |
| 3 三台县秋林镇J学校德育管理案例分析 |
| 3.1 秋林镇J校德育管理目标分析 |
| 3.2 秋林镇J校德育管理组织机构 |
| 3.3 秋林镇J校德育管理制度建设 |
| 3.4 秋林镇J校德育管理过程 |
| 3.5 秋林镇J校德育管理效果 |
| 4 三台县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三台县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1.1 德育管理目标脱离生活实际 |
| 4.1.2 德育管理组织不得力 |
| 4.1.3 德育管理队伍配备不均衡 |
| 4.1.4 德育管理过程不科学 |
| 4.1.5 学科教学育人效果不显着 |
| 4.2 三台县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农村小规模学校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局限性 |
| 4.2.2 对乡土文化缺乏内在认同 |
| 4.2.3 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德育资源缺少深入挖掘和利用 |
| 4.2.4 应试教育观念根深蒂固 |
| 5 提升农村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水平的策略 |
| 5.1 呼吁各级政府、部门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 |
| 5.1.1 增加教育资源的有效投入 |
| 5.1.2 结合实际进行布局调整 |
| 5.1.3 降低农村学生家庭的教育成本 |
| 5.2 构建全员参与的德育管理系统 |
| 5.3 树立乡土化的德育管理目标 |
| 5.4 因地制宜地开展乡土化的德育活动 |
| 5.5 充分发挥学科教学的育人功能 |
| 5.5.1 建立有效的学科评价体系 |
| 5.5.2 实现学科教学的育人目标 |
| 5.5.3 充分发挥《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作用 |
| 5.6 吸引家庭、社会加入学校德育管理体系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致谢 |
（2）新乡贤的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发挥研究 ——以浙江省嘉兴市F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问题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新乡贤及其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 |
| (一)新乡贤的涵义和特质 |
| 1.新乡贤的涵义 |
| 2.新乡贤的特质 |
| (二)新乡贤的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 |
| 1.维护邻里和谐的矛盾调解功能 |
| 2.守护共同记忆的美德传承功能 |
| 3.引导除旧布新的移风易俗功能 |
| 4.指向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功能 |
| 二、F镇新乡贤及其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发挥现状 |
| (一)F镇及其新乡贤群体的基本状况 |
| 1.F镇概况 |
| 2.F镇新乡贤群体的基本状况 |
| (二)F镇新乡贤的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发挥现状 |
| 1.以“老娘舅”为骨干调解人际矛盾 |
| 2.以弘扬优良家风为渠道传承美德 |
| 3.以自身行动为示范引导移风易俗 |
| 4.以文化礼堂为阵地宣传先进文化 |
| 三、新乡贤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发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存在问题 |
| 1.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渠道不畅 |
| 2.服务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式单一 |
| 3.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动性不强 |
| 4.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效能不高 |
| (二)原因分析 |
| 1.对新乡贤功能的认识存在误区 |
| 2.乡村基层党政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够 |
| 3.新乡贤没有形成整体的建设力量 |
| 4.新乡贤组织管理和监督机制缺失 |
| 四、新乡贤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发挥的优化策略 |
| (一)营造新乡贤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氛围 |
| 1.深化乡村德治实践 |
| 2.弘扬尊贤爱贤文化 |
| (二)提高对新乡贤的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的认识 |
| 1.提高基层党政干部的思想认识 |
| 2.增强新乡贤功能的自我认知 |
| 3.引导乡民正确看待新乡贤的功能 |
| (三)提升新乡贤服务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
| 1.创造条件组织相关培训 |
| 2.加强合作形成群体力量 |
| (四)加大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政策支持 |
| 1.加强组织管理 |
| 2.完善服务平台 |
| 3.提供必要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村规民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内涵与逻辑 |
| 2.1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内涵 |
| 2.1.1 村规民约的概念 |
| 2.1.2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的科学含义 |
| 2.2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理论逻辑 |
| 2.2.1 村规民约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基础规范 |
| 2.2.2 村规民约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法治补充 |
| 2.2.3 村规民约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传统底蕴 |
| 2.3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实践逻辑 |
| 2.3.1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的历史变迁 |
| 2.3.2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的当代形态 |
| 第3章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
| 3.1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现状 |
| 3.1.1 村庄基本概况 |
| 3.1.2 调研情况 |
| 3.2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具体实践 |
| 3.2.1 村规民约制定过程 |
| 3.2.2 村规民约执行过程 |
| 3.2.3 村规民约的反馈机制 |
| 3.3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发挥的成效 |
| 3.3.1 提高村民自我管理水平 |
| 3.3.2 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 |
| 3.3.3 “工作村为主机制”下加强政府引导与自治培养结合 |
| 3.4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当中的问题 |
| 3.4.1 增强村民自治能力不够 |
| 3.4.2 村规民约的权威性不足 |
| 3.4.3 基层体制不健全 |
| 第4章 完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建议 |
| 4.1 提升村规民约制定和实施的规范化水平实现基层自治 |
| 4.1.1 村规民约内容上的调适与更新 |
| 4.1.2 规范村规民约制定和执行程序 |
| 4.2 实现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以实现全面法治 |
| 4.2.1 明确法律对村规民约的规制 |
| 4.2.2 深化村规民约对法律的促进作用 |
| 4.3 深化村规民约的价值导向功能以实现乡村德治 |
| 4.3.1 融入文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表述 |
| 4.3.2 以文育人:德治文化融入村民生活 |
| 4.3.3 以规治家:家训族规与村规相协同 |
| 4.3.4 以德治村:依托村规养成乡风良俗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论文发表情况 |
| 附录A 关于村规民约建设的调查问卷 |
| 附录B 五塘冲村村规民约 |
| 附录C 龙溪村村规民约 |
（4）大理吉村民族互嵌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背景与缘由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民族关系研究综述 |
| (二)民族互嵌研究综述 |
| (三)村落(社区)研究综述 |
| (四)大理吉村的研究综述 |
| 三、民族互嵌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二)民族互嵌的理论基础 |
| (三)民族互嵌关系是民族互嵌研究的重要视角 |
| 四、研究思路、内容、难点和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主要田野经历 |
| 第一章 吉村村落概况 |
| 第一节 吉村的地理环境 |
| 一、县域地理环境 |
| 二、村落自身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吉村的历史 |
| 一、村名的缘起与变化 |
| 二、村落相关史籍记载 |
| 三、村落古迹与传说中的吉村历史 |
| 第三节 吉村的空间分布 |
| 一、民居与土地的分布 |
| 二、公共空间的分布结构 |
| 第四节 吉村的生计方式与村落经济发展 |
| 一、传统生计方式 |
| 二、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 |
| 三、村落精英在生计方式变迁中的作用 |
| 四、村落发展中的自力更生与政府帮扶 |
| 第二章 吉村民族互嵌关系的形成与变迁 |
| 第一节 吉村的民族结构及其变迁 |
| 一、村落的区域民族结构和民族关系基础 |
| 二、“白汉”村落民族结构的形成 |
| 三、“汉藏白傣”等多民族结构的时代变迁 |
| 第二节 吉村民族互嵌关系的历史形成 |
| 一、村落民族互嵌关系的历史形成 |
| 二、历代中央王朝治滇方略对吉村民族互嵌关系历史形成的影响 |
| 第三节 吉村民族互嵌关系的时代发展 |
| 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发展 |
|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 |
| 第三章 吉村家庭生活中的民族互嵌关系 |
| 第一节 吉村的日常起居生活 |
| 一、民居及其结构 |
| 二、居家生活中的饮食 |
| 第二节 吉村的多民族家庭与民族身份选择 |
| 一、族际通婚与多民族家庭 |
| 二、家庭成员的民族身份选择 |
| 三、多民族邻里的居住格局 |
| 第三节 吉村的人生礼仪与民俗 |
| 一、人生礼仪及民俗 |
| 二、红白喜事的改革与治理 |
| 第四节 吉村家庭生活中民族互嵌关系的发展 |
| 一、民族互嵌关系在家庭层面的时代发展 |
| 二、民族互嵌关系发展中的民族认同 |
| 第四章 吉村日常公共生活中的民族互嵌关系 |
| 第一节 吉村的村治与组织 |
| 一、作为共同体的自然村与村民小组 |
| 二、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吉村村治 |
| 三、民间组织与村治 |
| 四、村规民约与村制 |
| 第二节 吉村的公共空间 |
| 一、闲暇公共空间 |
| 二、政策宣传与科普教育公共空间 |
| 三、村民交往和文艺活动公共空间 |
| 第三节 吉村日常公共生活空间的地域网络 |
| 一、行政与地理中的吉村地域关系 |
| 二、地域网络中的交往与地缘关系 |
| 三、地缘交往的公共空间 |
| 四、公共交往中“方言、民族语言和普通话”的多语意境 |
| 第四节 吉村日常公共生活中民族互嵌关系的发展 |
| 一、民族互嵌关系的时代发展 |
| 二、民族互嵌关系发展中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 |
| 第五章 吉村宗教与节庆生活中的民族互嵌关系 |
| 第一节 吉村的多元宗教 |
| 一、村落宗教场所 |
| 二、民间宗教组织与村落宗教活动 |
| 三、村落宗教事务治理 |
| 第二节 吉村传统节庆的传承与发展 |
| 一、春节 |
| 二、火把节 |
| 三、中秋节 |
| 四、其他节庆 |
| 第三节 吉村宗教与节庆生活中民族互嵌关系的发展 |
| 一、宗教生活中的民族互嵌关系的时代发展 |
| 二、节庆生活中的民族互嵌关系的时代发展 |
| 三、宗教与节庆生活共享格局映射的文化交融 |
| 第六章 村落民族互嵌关系和谐的“吉村经验” |
| 第一节 民族互嵌关系的“吉村经验” |
| 一、民族互嵌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吉村经验” |
| 二、民族互嵌关系“吉村经验”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吉村民族互嵌关系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时代机遇 |
| 一、村落民族互嵌关系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二、村落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时代机遇 |
| 第三节 吉村和谐民族互嵌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政策供给与村落发展的路径 |
| 二、村落自治体系完善与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
| 三、个人及家庭素质能力提升的路径 |
| 四、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与村落文化繁荣的路径 |
| 结语 |
| 一、“吉村经验”蕴含民族互嵌关系的规律性 |
| 二、“吉村经验”体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嫁接”的逻辑 |
| 三、“吉村经验”揭示和回应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选题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论文发表 |
| 致谢 |
（5）精准扶贫中贫困农民内生动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精准扶贫 |
| 二、贫困农民 |
| 三、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脱贫攻坚中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理论依据 |
|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
| 二、人民历史主体论 |
| 三、可行能力与权利贫困理论 |
| 四、内源式发展理论 |
| 五、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中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现实依据 |
| 一、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
| 二、它是根本摆脱贫困状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三、它是根本提升农民权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客观要求 |
| 四、它是有力保障农民人权,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
|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农民内生动力不强的主要表现和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贫困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的主要表现 |
| 一、“不愿脱贫”:部分农民依赖政府救济,不愿自食其力 |
| 二、“不敢脱贫”:部分农民发展思路、机会、能力、支持不足 |
| 三、“不能脱贫”:部分农民因病债灾致贫,自救力和信心不足 |
| 第二节 贫困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的基本成因 |
| 一、生存环境方面 |
| 二、社会体制方面 |
| 三、扶贫政策方面 |
| 四、贫困农民自身原因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服务共治型治理体制 |
| 一、改革帮扶管理机制,促进产业脱贫优质可持续 |
| 二、供需有效对接,充分赋权群众引导能动参与 |
| 三、改进动员方式,简政放权第三力量协同参与 |
| 四、大胆赋权村社,合作化联合参与项目实施 |
| 第二节 壮大集体经济,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
| 一、挖掘多元功能,实现农业发展转型 |
| 二、鼓励返乡创业,实现人气旺盛回流 |
| 三、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实现农民职业化转型 |
| 四、挖掘乡村文化价值,实现社区内生源发展 |
| 第三节 完善村民自治,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
| 一、发掘后备人才,党建引领带动 |
| 二、推进协商民主,实现共建共享 |
| 三、引进“乡贤”“回巢”,激发内生活力 |
| 四、推进德法并治,规范参与秩序 |
| 第四节 加强自我教育,构建贫中农互助共同体 |
| 一、抓好典型示范,增进互助和谐 |
| 二、促成协会组织,强化集体行动 |
| 三、传承优良家风,推进家庭互动 |
| 四、养成自我教育,巩固内驱脱贫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切入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使用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上篇 基础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概况及成书原因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
| 一、道德教化 |
| 二、应缘 |
| 三、修炼 |
| 四、精神需求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
| 一、宗教救度 |
| 二、开坛阐教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
|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
| 二、成书“因缘”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渗透的“科学” |
| 第一节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科学”的概念及源头 |
| 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 |
| 第二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的态度 |
| 一、认可和尊重科学 |
| 二、科学不是万能的 |
| 三、“道”高于“技” |
| 第三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态度之原因探析 |
|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
| 二、“天下归仁”的儒家传统 |
|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途径 |
| 第一节 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 |
| 一、自然科学知识 |
|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三、女性的科学启蒙知识 |
| 第二节 大理善书中科学知识的传播途径 |
| 一、善坛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的地方社会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观念的变迁 |
| 一、经济观念 |
| 二、“四民”观念 |
| 三、婚育观念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 |
| 二、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成善宗坛的基本情况 |
| 一、成善宗坛的建坛 |
| 二、成善宗坛的迁移 |
| 第二节 成善宗坛举办的重大法会 |
| 一、学校竣工庆祝大会 |
| 二、圆通斋 |
| 三、葭旁开街大斋 |
| 四、供奉地藏像袪瘟 |
| 五、做家斋 |
| 六、中元普渡大会 |
| 七、吕祖会训斥杨庆昌 |
| 八、沿村宣讲圣谕 |
| 九、为杨宗震送葬 |
| 十、最后的法会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成善宗坛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成善宗坛敦化寺平面图 |
| 附录三 成善宗坛牌位图 |
| 附录四 成善宗坛敬奉的神像牌位图 |
| 附录五 成善宗坛职事人员名单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编目 |
| 凡例 |
| 一、大理士绅撰写的善书编目 |
| 二、大理士绅抄写或刻印的外地善书编目 |
| 致谢 |
（7）校长专业标准视野下校长领导角色研究 ——以K校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置身校长:新角色的迷茫 |
| 二、冷静思考:理想与现实的对照 |
| 三、教育改革:角色冲突与迷茫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 |
| 第—章 标准之内与标准之外:校长领导角色的理想类型 |
| 第一节 《校长专业标准》对校长领导角色的规训 |
| 一、《校长专业标准》出台的背景 |
| 二、《校长专业标准》对校长的专业要求 |
| 第二节 校长领导角色的理想类型 |
| 一、引领者角色,学校精神长相的“设计师” |
| 二、促进者角色,学校健康成长的“项目经理” |
| 三、协调者角色,学校和谐发展的“项目主管” |
| 第三节 校长领导角色之间的关系 |
| 一、引领者与促进者之间的关系 |
| 二、协调者与引领者之间的关系 |
| 三、协调者与促进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章 K校长及J中学 |
| 第一节 K校长的成长史 |
| 一、K校长的成长历程 |
| 二、K校长的工作经历 |
| 三、我与K校长 |
| 第二节 作为K校长工作场域的J中学 |
| 一、作为礼仪之乡的J镇 |
| 二、时代变迁中的J中学 |
| 第三节 K校长的教育领导理念 |
| 一、让每一个孩子都有绽放的理由 |
| 二、让每一位教师都有专业发展的诉求 |
| 三、让学校充满善文化的气息 |
| 第三章 引领者,用“心”把握学校前行的方向 |
| 第一节 目标引领,做学校发展的“领航人” |
| 一、愿景是形象且生动的行动指南 |
| 二、目标是抽象又实际的理念系统 |
| 三、规划是具体且可行的实施方案 |
| 四、文化是稳定且持续的引领力量 |
| 第二节 教学引领,做办学质量的“担当人” |
| 一、教与学的引领是校长的首要职责 |
| 二、教学理念的更新是校长的重要任务 |
| 三、教学过程的管理是教学引领的基本保证 |
| 四、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教学引领的最终目的 |
| 第三节 道德引领,做立德树人的“促进人” |
| 一、道德领导是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 |
| 二、道德引领学生发展,奠基学生幸福人生 |
| 三、以道德领导实现学校领导方式的转变 |
| 第四章 促进者,用“脑”担当学校发展的使命 |
| 第一节 促进学校发展,做学校发展的“明白人” |
| 一、明确发展定位,引领目标方向 |
| 二、确定改革主题,激活内部活力 |
| 三、形成共同愿景,建设精神家园 |
| 第二节 促进教师发展,做教师成长的“引路人” |
| 一、强化从教意愿,提升师德素养 |
| 二、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育水平 |
| 三、巩固专业基础,强化继续教育 |
| 第三节 促进学生发展,做学生成长的“举旗人” |
|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奠基学生终生发展基石 |
| 二、客观对待学习成绩,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
| 三、搭建多种发展平台,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
| 第五章 协调者,创设学校发展的和谐环境 |
| 第一节 协调关系,做运行机制的“活化人” |
| 一、协调与主管部门的关系,寻求政府支持 |
| 二、协调与教师的关系,建立合作竞争机制 |
| 三、协调师与师、师与生、生与生关系,做沟通达人 |
| 四、协调与家长的关系,彰显家庭的教育功能 |
| 五、协调与社区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
| 六、协调与媒体的关系,放大办学能量 |
| 第二节 资源协调,做办学能量的“放大人” |
| 一、政策协调,发挥政策的学校治理改革功能 |
| 二、人力资源协调,激活学校人力潜能 |
| 三、“财”“物”协调,发挥财物的功效 |
| 四、生源协调,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协调自我,做幸福教育的“享受人” |
| 一、不同场合的角色调适 |
| 二、不同人群的角色调适 |
| 三、自我的心理调适 |
| 第六章 校长专业标准视野下的校长领导角色困顿 |
| 第一节 《校长专业标准》修订完善的建议 |
| 一、《校长专业标准》要强化校长的道德领导力 |
| 二、《校长专业标准》要关照校长的自我协调能力 |
| 三、依据《校长专业标准》,亟待制定校长培训标准 |
| 四、《校长专业标准》要进一步明晰校长评价体系 |
| 第二节 K校长的领导角色困顿 |
| 一、教学领导与校长兼课的困惑 |
| 二、引领教师发展与教师职业倦怠的困惑 |
| 三、学生发展与家庭配合、社会影响的困惑 |
| 四、教师发展与“教育政治”的困惑 |
| 五、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的困惑 |
| 第三节 厘清并解决影响校长领导角色定位的制约瓶颈 |
| 一、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
| 二、提升校长的职业幸福感 |
| 三、提升校长专业化发展水平 |
| 第四节 加强校长领导力培训是校长领导角色转化的有效途径 |
| 一、明确定位校长培训内容和要求 |
| 二、关注校长道德领导力培训 |
| 三、活化培训方式,提升培训效果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 |
| 一、研究的基本贡献 |
| (一) 构建校长领导角色的理想类型模型 |
| (二) 明确校长领导角色之间的关系 |
| (三) 提出了校长专业标准修改的建议 |
| (四) 指出校长领导角色定位的路径 |
| 二、持续的追问 |
| (一) 校长究竟是什么 |
| (二) 谁控制了校长的工作 |
| (三) 校长需要什么样的核心素养 |
| (四) 校长亦需要自己的“瓦尔登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
| 附录二、校长领导角色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校长领导角色访谈提纲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8）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中国执政党治国理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三、中国基层矛盾治理需求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风险社会研究 |
| 二、基层矛盾治理 |
| 三、基层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式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厘定 |
|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一、社会风险演变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的基本内涵 |
| 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
| 三、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厘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基层与基层矛盾 |
| 三、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风险形式：基层矛盾表现特征 |
| 第一节 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 |
| 一、从矛盾性质划分 |
| 二、从所涉主体划分 |
| 三、从人员规模划分 |
| 四、从适用法律划分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宏观表征 |
| 一、在数量上：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 |
| 二、在走向上：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 |
| 三、在主体上：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 |
| 四、在形态上：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 |
| 五、在强度上：矛盾张力扩大,社会燃点降低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多发领域 |
| 一、涉农纠纷量大面广 |
| 二、涉土涉房矛盾对抗激烈 |
| 三、劳资纠纷高发多发 |
| 四、医患纠纷日渐严峻 |
| 五、金融纠纷破坏力强 |
| 六、环境纠纷成为焦点 |
| 七、群体纠纷组织化明显 |
| 第四章 风险来源：基层矛盾源头归因 |
| 第一节 经济转型：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 |
| 一、粗放型增长 |
| 二、城市化失序 |
| 三、房地产泡沫 |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 |
| 一、个体分化 |
| 二、群体分化 |
| 三、阶层分化 |
| 第三节 执政效率：政府结构膨胀与服务管理缺失 |
| 一、政府结构臃肿膨化 |
| 二、决策管理时有失控 |
| 三、基本公共服务滞后 |
| 四、维稳模式呆板僵化 |
| 第四节 司法实践：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 |
| 一、地方立法滞后 |
| 二、司法公正有失 |
| 三、基层法治薄弱 |
| 四、法治文化缺失 |
| 第五节 教育文化：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 |
| 一、教育扭曲失范 |
| 二、主体文化受侵 |
| 三、精神信仰丧失 |
| 第六节 基层党建：组织建设弱化与先锋作用淡化 |
| 一、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弱化 |
| 二、基层党的领导干部蜕化 |
| 三、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淡化 |
| 第五章 风险调控：基层矛盾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制度化路径：行政主导 |
| 一、着重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牵引 |
| 二、落实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 |
| 三、构建联调机制,打造综治平台 |
| 四、改革信访机制,畅通诉求渠道 |
| 第二节 社会化路径：人民调解 |
| 一、坚定发展方向 |
| 二、拓展职责内涵 |
| 三、创新组织机制 |
| 第三节 法治化路径：诉前联调 |
| 一、诉前联调的出台背景 |
| 二、诉前联调的基本内涵 |
| 三、诉前联调的运行机制 |
| 四、诉前联调的司法效率 |
| 第四节 复合化路径：多元衔接 |
| 一、历史与现实：多元解纷机制价值判断 |
| 二、主体与特性：多元解纷方式辨析 |
| 三、定位与选择：多元解纷方式的关系 |
| 四、探索与困惑：来自广东的实践经验 |
| 五、讨论与结论：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 |
| 第六章 风险治理：基层矛盾治理创新 |
| 第一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 |
|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二、践行“依法治理”的执政观 |
| 三、推进“利民便民”的服务观 |
| 第二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 |
| 一、党委政府领导：担当主体责任 |
| 二、国家治权主导：发挥职能作用 |
| 三、社会组织担当：激发自治活力 |
| 四、公民广泛参与：加快全民普法 |
| 第三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机制 |
| 一、镇街中心是支撑 |
| 二、村(居)工作站是基础 |
| 三、县级中心是龙头 |
| 第四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 |
| 一、指挥协调扁平化 |
|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 |
| 三、治理手段信息化 |
| 四、治理方式多样化 |
| 第五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 |
| 一、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
| 二、实施综治政策工具 |
| 三、建立考评问责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十六大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界定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思路、创新设想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族精神教育概论 |
| 第一节 民族精神教育的科学内涵 |
| 一、传承优秀精神,摒弃思想糟粕 |
| 二、强化民族认同,批判民族虚无 |
| 三、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
| 第二节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
| 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彼此独立 |
| 二、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互作用 |
| 三、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互相交融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教育的定位 |
| 一、价值定位:以个体发展为基础的国家认同 |
| 二、内容定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稳定系统 |
| 三、方法定位:以隐性渗透为主的实践教育 |
| 第二章 十六大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前民族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二、新中国民族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 |
| 第二节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 |
| 一、毛泽东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 |
| 二、邓小平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 |
| 三、江泽民的民族精神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教育的现实必然 |
| 一、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 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
| 三、凝聚战胜各种灾难的力量 |
|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第三章 十六大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理论架构 |
| 第一节 民族精神教育的价值 |
| 一、构筑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 |
| 二、巩固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 |
| 三、提供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 |
| 第二节 民族精神教育的目标 |
| 一、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
| 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三、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 |
| 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 |
| 二、战胜各种灾难中升华的民族精神 |
| 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培育的民族精神 |
| 第四节 民族精神教育的方法 |
| 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
| 二、创作和生产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
| 三、发展红色旅游 |
| 四、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普通群众的民族精神教育 |
| 一、宣传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先进典型 |
| 二、利用重大节庆日、纪念日弘扬民族精神 |
| 三、组织群众性创建活动 |
| 四、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 |
| 五、拓展民族精神教育的网络阵地 |
| 第二节 青少年民族精神教育 |
| 一、推动民族精神教育课程建设 |
| 二、开展民族精神主题教育活动 |
| 三、强化民族精神教育社会实践 |
|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
| 五、优化民族精神教育的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党员和领导干部民族精神教育 |
| 一、建立健全民族精神教育制度 |
| 二、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活动 |
| 三、坚持经常性教育工作 |
| 第五章 十六大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坚实基础 |
| 一、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领导核心 |
| 二、社会主义制度是民族精神教育的政治优势 |
| 第二节 和谐社会建设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强大动力 |
| 一、和谐社会理念明确民族精神教育的目标和方向 |
| 二、和谐社会建设丰富民族精神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
| 第三节 群众路线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原则 |
| 一、一切为了群众 |
| 二、一切依靠群众 |
| 第四节 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鲜明特色 |
| 一、教育内容的继承与创新 |
| 二、教育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乡镇干部修养“心”字歌（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小规模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以四川省三台县小规模学校为例[D]. 李丽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3)
- [2]新乡贤的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功能发挥研究 ——以浙江省嘉兴市F镇为例[D]. 朱芳燕.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村规民约建设研究[D]. 邓彪. 湘潭大学, 2020(02)
- [4]大理吉村民族互嵌关系研究[D]. 杨刚. 云南民族大学, 2019
- [5]精准扶贫中贫困农民内生动力问题研究[D]. 陈政. 太原科技大学, 2019(04)
- [6]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校长专业标准视野下校长领导角色研究 ——以K校长为例[D]. 满建宇.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8]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06)
- [9]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10]十六大以来民族精神教育的理论与实践[D]. 温静.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