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组稿大纲(论文文献综述)
赵丽艳[1](2020)在《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为中国画现代转型奋斗一生的画家、学者不胜枚举,李伯安是世纪末的一个特例,他与新中国同龄,经历了“文革”的时代影响,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用尽自己毕生心血开辟了一条新的艺术之路,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绘画语言。本文以李伯安的绘画艺术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将其代表作品巨幅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感悟画家的精神世界,通过对李伯安个人性格成因的剖析,分析画家在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其水墨人物的绘画语言形成的过程及思想变化;以探究《走出巴颜喀拉》最终形成极其震撼的、独具特点的中国水墨人物作品之成因,进而分析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中,李伯安的绘画艺术对画坛的重要影响及启示作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社会模式激变、巨变的时代,李伯安师法传统、师法西方造型艺术、师法民间艺术、师法自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面貌。李伯安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绘制了气势撼人的水墨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他的作品在继承传统人物长卷表现手法的基础上,结合画家对传统中国画用线的理解,大胆的融合西方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语言,以坚实有力的团块体量结构、强烈的黑白冲突及画家独有的意象造型语言,创造出中国历代画史到近世画坛不曾有过的大气雄强、现代感十足的绘画巨作,将中国水墨人物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通过李伯安的生活背景、个人性格、艺术经历、自身素养、插图、连环画作品等方面的研究,分析李伯安绘画独特的艺术语言体系下个性化意象造型等绘画语言转变过程及形成的内因与外因,突出《走出巴颜喀拉》特殊的精神价值。李伯安纯粹的艺术精神值得人们永久怀念与崇敬。从绘画风格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其作品藏族题材绘画的图像表意进行转译,研究李伯安作品的章法布局、形式规律、写实技法、造型变化,新笔墨语言等特征,以李伯安不同时期人物画作品为依托,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图像研究,着眼于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剖析艺术家的绘画思想及绘画风格转变的过程以及与时代的关系。梳理李伯安汲取传统绘画营养的内在根基,分析画家融汇西方古典绘画及现代艺术等多种元素和造型理念的开放性视野。得出结论,即李伯安作为现实主义人物画家,实现了中国人物画造型写实的写意化转换,以及在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中笔墨与造型、中与西的冲突问题所做的努力及成效。以此研究《走出巴颜喀拉》从现实主义到写意精神的转变,探析时代背景下中国画现代转型发展轨迹;站在21世纪的视角分析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得与失,以此探析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规律及未来发展方向。
李幸子[2](2020)在《《良友》画报办刊特色研究》文中认为画报是一种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期刊。我国最早的画报出现的时间约在19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共出版了大约800种画报。创刊于1874年的《小孩月报》已经具备了画报所具有的新闻性和图画性,可看作是中国近代画报的萌芽。《良友》画报创刊以后,带动了一大批画报的出现。不仅有《大众》、《北洋画报》这种精品的综合类画报,同时还有像《玲珑》、《电影画报》这些专题性的画报出现。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中国近代画报才进入了发展的低迷期。本文从研究中国近代画报的分期开始,将近代画报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1874——1884)、草创期(1884——1907)、鼎盛期(1907——1937)和低迷期(1937——1949)。本文研究的《良友》画报处于近代画报发展的鼎盛期,也是创办的较成功、规模较大的一家,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良友》画报是伍联德先生在1926年创办,于1945年停刊,一共出版了174期,其中包括两期特刊。创刊号共售出7000册,不仅在国内盛销,也远销国外,有“良友遍天下”的美誉。本文通过对《良友》画报展开个例研究,运用编辑出版学的知识,对《良友》画报的内容特色、编辑特色和经营管理特色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对《良友》的办刊历程进行了梳理,《良友》经历了四次停刊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改版后,使其在近代众多画报中脱颖而出。其次,从《良友》画报的内容特色着手研究,在选材上,《良友》画报选材广泛,角度独特,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而在栏目设置上的与时俱进,使《良友》逐渐摆脱了娱乐的标签,逐步向政治化发展;对社会名人和时尚元素是其关注的热点。再次,《良友》在图片、语言、版面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同时,《良友》画报的经营管理特色是其成功的又一大助力,注重于优秀团队的组建、用人唯才的人才管理模式、树立服务读者的意识、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以及重视营销与广告管理;最后,通过总结《良友》画报在编辑活动中的特色和实践活动,为现代编辑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和理念。
吴利亚[3](2020)在《《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广告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版业的宣传需求遇上广告业的蓬勃发展,为书业广告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良友》画报是伍联德先生于1926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画报,堪称“中国最早出版之图书杂志”,比美国影响深远的《生活》画报都要早十年。因其组稿多元、印刷精良、内容丰富,吸引了大批读者订阅和购买。《良友》画报上的书业广告占比达到《良友》广告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在书业广告方面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较高的广告发展水平,也记录和呈现了当时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面貌。论文立足民国时期画报书业广告发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以《良友》画报为媒介载体,从发展概貌、类型与特点、策略检视和时代价值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和梳理《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及历程;第二章从文本角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所呈现的内容;第三章从创意表现策略和营销传播策略两个维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利用杂志媒体进行推广并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的;第四章则尝试归纳并揭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时期复杂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通过研究,论文认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因其数量比重相对较大、传播范围相对较广、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由此个案窥探民国时期书业广告发展的大致情况。《良友》画报中形式多样且种类多元的千余则书业广告至今品读起来都十分经典,其中饱含当时广告人的巧思与匠心。在深谙目标受众心理的基础上将营销传播和广告学理论灵活运用到广告文案写作和广告画面的美术表现当中,创作出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有效促进书籍报刊销售,还兼具较高文学意蕴和历史价值的广告,实属不易,对当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广告营销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邓小龙[4](2019)在《职业教育精品教材出版工作的标准化实践——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通过确立职业教育精品教材建设原则,实施策划出版工作的标准化,以及制定执行《职业教育精品教材标准及工作规范》,使职业教育教材出版稳步发展。本文系统地介绍了该标准及工作规范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提出了策划编辑综合能力要求、作者团队综合能力要求及以全面质量管理思想执行要求的建议。
陈龙[5](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指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杨莹[6](2019)在《抗战时期福建《现代文艺》月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文艺》月刊是由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主办的一份文艺期刊,期刊自1940年4月25日创办起,一直坚持到1942年12月25日,共出版6卷33期,王西彦、章靳以历任期刊主编。作为战时东南地域最具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现代文艺》的创刊,有赖于福建的抗日历史语境与战时文学生态。其独特风貌与文本特点引人注目,通过对《现代文艺》的生成、架构与特点的探析,揭示文艺期刊于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尽可能地呈现地方抗战文艺期刊于抗战文学史上的潜在价值。
余柏青[7](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程则峰[8](2019)在《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文中提出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知识结构渐趋解体,思想和知识体系发生重大转型,使得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新式出版业成为勾连知识和常识、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重要中介。出版家对于知识内化为常识、思想渗透入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曾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舒新城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典型的五四青年,舒新城素存教育救国之志,随着对国内实际教育情形和近代中国教育史认识的深化,其教育思想由“教育万能论”转向“教育工具论”,并重视出版对于教育普及的作用,最终在友人陆费逵的邀请下,怀着“出版补助教育,出版开通民智”的理想加入中华书局任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教育思想主导了他的出版理念,使他形成了“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的出版方针和服务于中小学生和一般社会人士的读者取向。为落实出版理念,舒新城厉行考试制度,俾为编辑所揽才,并通过开展职业训练、塑造职业风气等方式对编辑所同人进行培育。同时,重视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建设,以丰富的图书参考资料支撑书籍出版。舒新城将书籍作为启迪民智、传播常识的工具,将自身的文化理念融入书中,出版了旨在提供系统知识的百科类书籍和满足学生求知需要的教育类丛书。在国难之际,舒新城还致力于出版普及国难知识和训练应变常识的国防类书籍,以此参与“文化国防”的建设工作。舒新城融教育思想于出版事业,致力于传播基础知识和各类常识,其主持出版的书籍承担着简化改造精英思想并将其向下传递的任务。这些书籍随着中华书局强大的发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潜移默化地形塑着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影响深远而绵长。从这一角度而言,以舒新城为代表的近代出版家所从事的实际上是有别于学者和思想家的另一种形式的启蒙事业,实可谓:传薪翻是出书人!
张家豪[9](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郭沁[10](2019)在《《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指出《现代》杂志作为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尽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因其非同人刊物的性质备受关注,并且对现代文学的倡导使其在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其中的诗歌现象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借用“文学场”介绍《现代》杂志整体情况,阐述《现代》杂志所处的时空语境以及施蛰存个人文学观念对《现代》杂志的影响,用“副文本”理论探求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的版面设计、封面等。第二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31期的《现代》杂志中的诗学现象进行统计,大体确定《现代》杂志的诗歌版图。其次,分析戴望舒、艾青、徐迟和陈江帆四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从而突出《现代》杂志为扶持本土诗人所作出的努力。最后是《现代》杂志中的诗歌翻译部分,以实例探讨其诗歌翻译的特点,进而研究1930年代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现代》杂志的译介与诗歌评论,首先介绍《现代》杂志的译介范围,然后对《现代》杂志诗歌批评个例进行分析,旨在突出中国本土诗人、学者为诗学建设所做的工作。
二、2002年组稿大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组稿大纲(论文提纲范文)
(1)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二、 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内容及价值 |
第一章 《走出巴颜喀拉》的创作语境 |
第一节 写实水墨人物长卷《流民图》的影响 |
第二节 从写实到宣情的启示——人物组画《矿工图》 |
第三节 表现主义人物组画《原爆图》的影响 |
第二章 李伯安与《走出巴颜喀拉》 |
第一节 李伯安的艺术成长背景 |
一、 学艺之初 |
二、 插图对其创作的影响 |
第二节 李伯安的个人性格 |
一、 作为普通人的李伯安 |
二、 作为画家的李伯安 |
(一) 初为画家 |
(二) 结缘《走出巴颜喀拉》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的确定 |
一、 关于《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的不同版本 |
二、 《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考证 |
第三章 《走出巴颜喀拉》的图式研究 |
第一节《走出巴颜喀拉》组画介绍 |
一、 神圣的灵魂诉求 |
二、 虔诚的宗教信仰 |
(一) 《开光大典》 |
(二) 《朝圣》 |
(三) 《哈达》 |
(四)《玛尼堆》 |
三、 丰富的世俗生活 |
(一) 《劳作》 |
(二) 《歇息》 |
(三) 《藏戏》 |
(四) 《赛马》 |
四、 生命意义的追问 |
第二节 对传统长卷结构的借鉴与拓展 |
一、 故事画的叙事方法 |
二、 人物画长卷结构 |
(一) 单景式构图法 |
(二) 连续式构图法 |
三、 《走出巴颜喀拉》的意象时空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形式构成 |
一、 对西方宏大场景人物画的借鉴 |
二、 形式美的个性化表现 |
(一) “点”、“线”、“面”的形式安排 |
(二) 对比与均衡 |
(三) 移动的视点 |
(四) 节奏的运用 |
第四节 连环画场景设计表现语言的运用 |
一、 连环画叙事结构的传承与演变 |
二、 《走出巴颜喀拉》“摄取”场景的特点 |
第四章 《走出巴颜喀拉》绘画语言分析 |
第一节 李伯安水墨人物的造型基础 |
一、 写实水墨人物造型特征 |
二、 “太行系列”人物画造型的意象变化 |
第二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意象造型转化 |
一、 头部造型的意象表现 |
(一) “重意与尚形”的造型特征 |
(二) 眼部的“形”、“神”表达 |
(三) 丑拙的意象变化 |
二、 躯干、四肢及服饰器物的意象特征 |
(一) 躯干、四肢造型的意象转换 |
(二) 服饰从方直到浑圆的团块塑造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笔墨语言的生成与特征 |
一、 李伯安的笔墨源流 |
二、 笔墨题材的丰富多元 |
三、 《走出巴颜喀拉》的笔墨特征 |
(一) “中西融合”的笔墨形态 |
(二) 笔墨运用的精神指向 |
第四节 《走出巴颜喀拉》用线的审美特质 |
一、 寻“形”用线的非传统笔法 |
二、 线条的张力 |
第五章 李伯安绘画思想的形成与艺术价值 |
第一节 李伯安绘画的三个转折 |
一、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绘画语言探索期(1984-1988) |
二、 “见异,唯知音耳”巨幅长卷的磨砺与洗练(1989-1994) |
(一) 跨艺术门类“取法” |
(二) “藏族题材”的时风影响 |
(三) 大气雄强的审美理想与传统用线的溯源 |
三、 “墨韵通达天地宽”超越自我的写意境界(1995-1998) |
第二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艺术价值 |
一、 “崇高”之美 |
二、 时代呼唤的力作——《走出巴颜喀拉》的现实意义 |
三、 “有容乃大”——对中国人物画现代转型的融合之法 |
四、 从写实到写意——李伯安的笔墨与造型观 |
五、 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1 |
附录 2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2)《良友》画报办刊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研究背景与意义 |
研究方法 |
研究现状 |
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近代画报的发展历程与《良友》画报的办刊介绍 |
1.1 近代画报的分期 |
1.1.1 1874——1884 年:中国近代画报的萌芽期 |
1.1.2 1884——1907 年:中国近代画报的草创期 |
1.1.3 1907——1937 年:中国近代画报的鼎盛期 |
1.1.4 1937——1949 年:中国近代画报的低迷期 |
1.2 《良友》画报办刊历程概括 |
1.2.1 《良友》画报基本面貌 |
1.2.2 四次停刊与三次复刊 |
1.3 历任主编简介 |
1.3.1 伍联德:《良友》的创办者 |
1.3.2 周瘦鹃:《良友》短暂的主编 |
1.3.3 梁得所:《良友》成熟的推动者 |
1.3.4 马国亮:《良友》全盛时的见证者 |
1.3.5 张远恒:《良友》最后的主编 |
第二章 《良友》画报的内容特色分析 |
2.1 选材与栏目 |
2.1.1 选材范围广泛 |
2.1.2 独特的选材角度 |
2.1.3 与时俱进的栏目设置 |
2.2 关注热点 |
2.2.1 对社会名人的关注 |
2.2.2 对时尚元素的关注 |
第三章 《良友》画报的编辑特色 |
3.1 图片特色 |
3.1.1 封面具有艺术性 |
3.1.2 图片纪实反映社会现象 |
3.1.3 运用图片的不同表现形式 |
3.2 语言文字特色 |
3.2.1 多种流派共存 |
3.2.2 运用古诗词配以图画 |
3.2.3 语言通俗易懂 |
3.3 版面特色 |
3.3.1 围绕主题,采用“组图”的编辑形式 |
3.3.2 采用先进的印刷方式 |
3.3.3 图片位置编排得当 |
第四章 《良友》画报的经营管理特色 |
4.1 组建优秀的编写队伍 |
4.1.1 用人唯才的人才管理模式 |
4.1.2 组建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 |
4.2 树立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
4.2.1 精确受众的定位 |
4.2.2 重视读者来信与互动 |
4.3 重视营销与广告管理 |
4.3.1 使用不同的营销方式 |
4.3.2 严格的广告管理原则 |
第五章 《良友》画报对当今期刊编辑工作的启示 |
5.1 仍注重期刊内容选材,打造高质量期刊 |
5.2 编辑工作者要不断更新理念和思维 |
5.3 期刊工作者要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的界定 |
第一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概貌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 |
一、社会的开放与民智的开启 |
二、商业的发达与广告的兴盛 |
三、教育的发展与国语的普及 |
四、技术的进步与行业的革新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营脉络 |
一、《良友》画报的发行状况 |
二、《良友》画报的广告受众 |
第三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刊载情况 |
一、《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梳理统计 |
二、《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投放主体 |
第二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与特点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 |
一、图书(丛书)广告 |
二、报刊(画册)广告 |
三、贺卡(海报)广告 |
四、印刷(制版)广告 |
五、书局(书店)广告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特点 |
一、简明扼要的叙事风格 |
二、立足时代的议程设置 |
三、图文并茂的视觉呈现 |
第三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策略检视 |
第一节 创意表现策略 |
一、知情达理的广告诉求策略 |
二、妙笔生花的文案表达策略 |
三、画龙点睛的美术表现策略 |
第二节 营销传播策略 |
一、相时而动的生命周期策略 |
二、顺风张帆的借势营销策略 |
三、家喻户晓的名人代言策略 |
四、恰如其分的产品定位策略 |
五、深入人心的公共关系策略 |
六、物超所值的产品促销策略 |
第四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时代价值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济价值 |
一、促进书报刊物的销售 |
二、塑造书业品牌的形象 |
三、加速书业的良性竞争 |
四、助推广告水平的提升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社会价值 |
一、阅读氛围与休闲空间营造 |
二、舆论动员与民族情感凝聚 |
三、文化传播与现代化的促进 |
四、历史记录与史料价值凸显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职业教育精品教材出版工作的标准化实践——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职业教育精品教材建设原则突出了六项内容。 |
1. 突出职业特色 |
2. 体现“四新”要求 |
3. 适应受众认知水平 |
4. 体现教法和学法 |
5. 体现教材多样化需求特点 |
6. 表现形式为读者喜闻乐见 |
二、《职业教育精品教材标准及工作规范》主要内容 |
1. 精品教材的成品质量标准 |
2. 策划出版与维护过程标准 |
三、《职业教育精品教材标准及工作规范》实施建议 |
1. 策划编辑综合能力要求 |
2. 作者团队综合能力要求 |
3. 策划出版维护执行要求 |
(5)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一)党管党报 |
(二)全党办报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余论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后记 |
(6)抗战时期福建《现代文艺》月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现代文艺》月刊筹办的历史语境 |
第一节 独特的战略位置与地理优势 |
第二节 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庇护 |
第三节 流寓文人对于抗战现实的体认 |
第二章 《现代文艺》月刊的文学生态 |
第一节 文化统治的桎梏 |
第二节 统制经济的制约 |
第三章 《现代文艺》月刊的独特风貌 |
第一节 《现代文艺》月刊的作家构成 |
第三节 《现代文艺》月刊的文学立场 |
第三节 《现代文艺》月刊的编辑艺术 |
第四章 《现代文艺》月刊刊载的文学作品 |
第一节 抗战小说 |
第二节 抗战散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概况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8)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前史 |
三、研究方案 |
第一章 以出版为志业:舒新城入职中华书局 |
第一节 与文化运动相应和:中华书局的前二十年 |
一、与中华民国相伴而生 |
二、承前启后的二十年代 |
三、变动时代中的编辑所 |
第二节 友谊乎?志业乎?:舒新城入职中华书局的因缘经过 |
一、教育家的成长之路 |
二、从教育界转向出版界 |
第三节 早期经历中适于出版的素质 |
一、广博与专精的知识体系 |
二、嗜书如命 |
三、熟于出版流程,敏于读者需求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融教育于出版:舒新城的出版理念 |
第一节 由教育救国到出版救国 |
一、五四青年的“教育万能论” |
二、从“教育万能论”到“教育工具观” |
三、出版是补助教育的利器 |
第二节 融合教育的出版理念 |
一、出版方针:“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 |
二、预设读者:服务于中低文化程度者 |
三、鼓动潮流:出版宜有计划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为出版奠基:中华书局人才网和知识库的建设 |
第一节 练成专业人才:中华书局编辑所的人才引进和培育 |
一、不拘文凭揽人才 |
二、培育编辑英才 |
第二节 打造“知识仓库”:舒新城与中华书局图书馆 |
一、设立图书馆 |
二、改造图书馆 |
三、建设成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出版理念与时代思潮交织下的书籍出版 |
第一节 建构系统知识:以百科类书籍为中心 |
一、“灌输一般知识的读物”:《中华百科丛书》 |
二、“供给人人必备之工具”:《辞海》 |
第二节 “养成新民”:以教育丛书为中心 |
一、“为儿童造福”:《小朋友文库》 |
二、供少年求知:《初中学生文库》 |
三、“提高文化的前途”:《大学用书》 |
第三节 国难之际的文化担当:以国防类书籍为中心 |
一、普及国难真相:以《东北研究丛书》与《淞沪御日战史》为例 |
二、“训练应变常识”:以《国防丛书》与《非常时期丛书》为例 |
本章小结 |
结语:近代出版家的启蒙理想及其践履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中华百科丛书》书目简表 |
附录二 《小朋友文库》书目简表 |
附录三 《初中学生文库》书目简表 |
致谢 |
(9)“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小结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一) 办学方针 |
(二) 营建方面 |
(三) 设备方面 |
(四) 院系建制 |
(五) 师资延聘 |
(六) 校务行政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小结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四) 经济问题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四) 护校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二) 成因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10)《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现代》杂志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思路 |
第一章 切近《现代》杂志的历史原场 |
第一节 《现代》杂志的“文学场” |
第二节 《现代》杂志与“副文本” |
小结 |
第二章 《现代》杂志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 |
第一节 《现代》杂志的诗歌版图 |
第二节 《现代》杂志的诗歌创作 |
第三节 《现代》杂志的诗歌翻译 |
小结 |
第三章 《现代》杂志的译介与诗歌评论 |
第一节 《现代》杂志译介范围的选择 |
第二节 《现代》杂志的诗歌评论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 《现代》杂志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一览表 |
附录二: 《现代》杂志诗人诗作数量一览表 |
附录三: 陈江帆在期刊发表的诗歌创作年表 |
附录四: 《现代》杂志栏目变更一览表 |
附录五: 《现代》杂志诗歌“译者记”一览表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2002年组稿大纲(论文参考文献)
- [1]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D]. 赵丽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7)
- [2]《良友》画报办刊特色研究[D]. 李幸子. 河北大学, 2020(08)
- [3]《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D]. 吴利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职业教育精品教材出版工作的标准化实践——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为例[J]. 邓小龙. 职业, 2019(36)
- [5]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6]抗战时期福建《现代文艺》月刊研究[D]. 杨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传薪翻是出书人 ——舒新城出版理念及其实践研究(1930-1937)[D]. 程则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10]《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D]. 郭沁. 云南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