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企业培训应以培养员工创新能力为核心(论文文献综述)
瞿连贵[1](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田蕊[2](2020)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念的深入贯彻,女性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国内外妇女事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缩小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的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卓越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而在促进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过程中,除了依靠政策、制度等外部社会力量外,作为型塑人格与培养价值理念的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13名企业管理层知识女性深度访谈,一方面,全面、生动地呈现了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态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基于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历,反观她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同时,鉴于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本研究很难割裂地分析某一种教育类型或教育活动对女性某一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不同教育时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将“教育意蕴”解构为三个层面,即教育的动力作用、阻力作用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知识女性自身特质(Attribute),即“双性化”特征、坚韧性、自信心、进取心,和所具备的能力(Ability),即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是她们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的内在保障。在追求职业地位过程中,知识女性会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Action),包括物我互动——从容应对职场环境的“多重约束”、不甘于成为晋升“陪衬”、勇于尝试职场极限环境的挑战;人我互动——与领导之间“学会变通与坚持自我”的互动、与同事之间“获得工具理性与情感支持”的互动以及与下属之间“共促发展与相互支持”的互动;自我互动——冲破“玻璃天花板”、寻找“潜力发展区”与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最终,知识女性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地位目标(Aim),即“小我型”职业地位(物质性和精神性)和“大我型”职业地位(集体性和社会性)。第二,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本研究从动力来源、作用路径及作用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空的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力作用,具体地:(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知识女性通过家庭环境氛围的浸染、父母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训练,知识女性在模仿学习、自我内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独特的性格品质、促进了情感的发展以及形成了基本的性别观念。(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她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获得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避免自己在课堂上被“边缘化”并帮助自己建立强大自信。(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她们通过艰苦工作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通过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促进自我突破与持续前进,通过支持性人脉网络获得经验积累和情感支持。第三,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本研究从教育的负向功能视角,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具体地:(1)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以及建立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女性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性、弱化了独立性。(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中,两性之间“均衡与同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并通过隐性校园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再塑造,同时,导致女性在课堂教学中的边缘化处境。这样的学校教育氛围使得女性忽视了性别不平等、强化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3)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中,企业文化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轻视”,两性员工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女性员工普遍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最终导致女性员工无法充分提升能力水平、难以融入工作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缺乏工作和情感支持。第四,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教育动力和教育阻力,进一步从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两个层面,为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助力知识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在教育理念方面:不同的教育时空应构建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在教育行动方面:(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通过开展基于日常语言与行为互动的“濡化式”教育,促进女性现代社会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的形成。(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基于秩序化学习时空,教师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课程设置,采用以“合作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法,并开展“关系性”教学实践;基于非秩序化学习时空,学校应为女性“参与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参与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组织工作、参加社区和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企业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实现对知识女性性别观念和职业情感的教育;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的考验与磨练,促进知识女性“品格的次级社会化”,并推动她们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持续学习;企业还应促进女性员工与工作导师以及“女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她们不断积累工作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以及持续获得情感支持。总之,知识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她们能够积极适应职场环境、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断寻求突破,这与她们成长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空的教育密不可分。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动力作用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教育提升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邓文勇[3](2020)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举措。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关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核心主体,提升其素质,使其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融入发展,是促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与能力提升的两种重要教育类型,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中协同共力,不仅迎合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也为职成教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本研究立足新型城镇化核心主体“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这一目标与要求,主要从协同的视角,对关涉这一目标任务建设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为何要进行协同、协同实践中面临什么问题、如何推进协同并实现协同发展等进行探索与研究。研究遵循“问题提出——文献述评——理论解析——现实审视——策略建构——总结展望”的基本逻辑与程序,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研究法,在对前置(基础)性理论问题、主体理论问题进行充分分析基础上,深入探究并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进而探建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措施。研究内容共分为“三大模块,六个章节”。第一大模块为前置性理论问题的扫描与审析,即第一章的“绪论”。通过廓清研究背景、核心概念、理论基础等一些前置性理论问题,明确本研究的价值与重点所在。第二大模块为主体理论问题的厘定与澄明,包含第二章“协同发展的基础:职成教逻辑分殊与耦连”、第三章“新型城镇化:职成教共同聚焦的作用目标”等内容。通过分析职成教的本质内涵及逻辑分殊与耦连,识别可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能力及协同发展关系;同时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目标任务与发展现状及与职成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职成教协同辨明方向。第三大模块为“问题、对策及总结与展望”部分,分为第四章“问题”的考察与分析、第五章“对策”的建构和第六章的“总结与展望”。以文献分析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支撑,依据协同共生理论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问题进行探析:在“实然”推进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协同单元异化、协同关系失范、协同环境困扰等生态之殇。因此,培育合格协同单元、建构适切协同关系、创建良好协同环境,是职成教在协同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并走向深层次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措施。
刘奕[4](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5](2020)在《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文中研究表明根据国家对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解读当前"三教"改革对于职教教育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以3D打印技术专业为切入点,深层次分析3D打印技术专业在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对"三教"改革的一些具体方案可行性和实际效果进行了探讨。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苏亚杰[7](2019)在《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当代大学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高校辅导员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肩负着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其基本素养和职业能力直接影响着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近年来,党和国家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把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大力推进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进程。随着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的深入发展,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辅导员工作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基本理论,以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为前提,以辅导员职业能力及其提升为主线,按照“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探索思路,把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实然状态、应然态势、必然走向之间的逻辑联系,确定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及其提升的路径作为研究脉络。全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六个部分。研究内容分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从辅导员职业能力所涉相关概念问题入手,阐述了辅导员职业能力的主要功能及其价值形态,找出辅导员职业能力发挥的特殊功能价值,阐述了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政治属性、教育属性、实践属性以及综合属性等特征。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和学界关于教师专业能力的探讨,剖析了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支撑要素,即情意要素、知识要素和技能要素,并进而阐明了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框架体系。本文认为,辅导员职业能力体系具有多维性,既有平面形态,也有层级形态。在层级形态上体现为,以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为核心,以职业基本能力、职业核心能力和职业拓展能力为主要内涵层次的能力框架体系。叙述了辅导员职业基础能力、职业核心能力、职业拓展能力三种能力类型及其逻辑联系,阐明了辅导员职业能力各要素的内涵与意义指向,在探索构筑辅导员职业能力框架体系中,寻求破解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前提性、实践性困惑,意在从探讨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基本理论范畴中探寻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发展规律,并为研究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作前提性铺垫。第二,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要实现职业能力的提升,必须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本文阐明了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所应具备的思想基础、专业基础、知识基础和实践基础等问题,重在说明: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发展与提升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重在揭示: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提升既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文化积累,也要有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等精神源泉与和谐共进的辅导员共同体的团结协作力量;既要通过实践磨练、实践反思和实践领悟来增长才干,也必须依靠和充分发掘社会给予的条件和环境力量。通过探讨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规律推进辅导员职业能力培养过程与辅导员自我发展过程的有机结合,实现内在的主体性发展与外在的激励性、教育性、约束性的环境氛围和谐统一,推进辅导员能力培养的理论体系创新。第三,研究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提升,需要正确分析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现状与时代要求,从问题的分析中找到职业能力发展的对策,从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中找到前进的方向。本文从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实际出发,以探寻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为目标指向,深入分析总结了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成效,剖析了制约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问题瓶颈,从工作内容缺少具体规定性、培养措施的不完善、制度机制不健全等角度探讨了问题的归因。从价值观、科技发展、新时代能力要求等方面分析了新时期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所面临的新挑战,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地位、辅导员专业化的快速行进、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等角度阐述了时代给予的新机遇,意在说明挑战与机遇并存,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应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第四,推进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需要不断拓宽实践路径。本文首先阐述了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塑造信息时代辅导员新形象等新时代发展理念,然后较为详尽地探讨了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宏观策略、实践路径以及支撑体系。在宏观策略上,提出了完善辅导员工作体系与运行模式、拓宽能力提升的战略视野、筑牢能力发展的理论根基等方面的新见解;在实践路径上提出了完善能力训练体系、提供辅导员能力发展优质服务、提升辅导员学术研究素养等方面的可操作性措施,意在丰富和完善辅导员能力提升的措施体系;在支撑体系上,阐述了完善选聘机制、优化激励机制、改革管理机制、加强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研究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和启示。本文以构建合理的辅导员职业能力结构体系为理论尝试,以拓宽辅导员职业能力培养的实践路径为要点,以帮助辅导员提高职业能力水平并进而提高育人本领为目标,进行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理论以及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实践路径的探讨,以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又红又专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玉静[8](2019)在《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末新世纪初以来,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关注点。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教育传统的国家,新世纪以来,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就把原先的教育与就业部改为教育与技能部,把“技能优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自布莱尔政府之后,英国又经历了布朗、卡梅伦、特蕾莎?梅等几任首相的更替,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一直是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在近20年的时间里,历届英国政府倾其智慧,把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变革,努力为公民提供终身技能培训的机会,提升公民的资格水平及就业能力,增强整个国家的技能基础,以期通过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实现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社会包容和公民个体成长的目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传统的工业化国家,21世纪以来,为什么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变革的动因和特征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以2001年英国建立教育与技能部为研究起点,以执政党和首相的更替为分界线,从教育政策现象——本质的分析视角出发,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价值选择、利益分配、权力运作三个维度,对英国2001-2018年间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产生过程和本质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分析,主要结论如下。从政策变迁角度来看,以对自由主义历史传统的反思和修正作为逻辑起点,从2001到2015年间,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走过了一条渐进主义变迁之路,2016年开始的以重建与学术教育均等认可的、高水平技术教育路径为目标的改革实现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范式变革。从政策本质角度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呈现鲜明的特征:在价值选择上,始终把技能人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杠杆;在利益分配上,力图构建终身学习、服务全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在权力运作上,追求实现政府调控、企业主导、教育机构自主与个人选择间的平衡。从政策变革动因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是其政治经济、历史传统、两党政治以及国际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是英国政府对其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发展薄弱、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以及由此造成的20世纪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下降进行反思和吸取教训。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新科技革命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对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适应和创新。三是执政党基于新的执政理念,为应对生产力水平低、金融危机、产业结构失衡等国内社会经济压力,作出的积极政策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卡梅伦的“大社会”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施成效来看,英国21世纪以来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在提高人口的总体技能和资格水平、建构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提高国家生产力和就业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离预期的政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还有待持续、稳定推进相关改革。尽管如此,从比较教育的视野来看,21世纪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反思,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终身化、全民性、层次完整性的人才培养制度安排;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应采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现代学徒制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有效形式。
潘俊[9](2019)在《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手工艺企业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回归个体经营、家庭作坊、公司制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模式,因其文化产品与服务蕴含深厚传统技艺文化基因,与当下个性化文化需求市场、文化消费理念高度契合,深受消费者市场青睐,是当下深受国家文化产业关注的特色型文化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部分第一代企业主年事已高,企业逐渐迈入交接班时期,然而代际传承面临种种困境与挑战:首先是传统手工艺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问题;其次是基于企业“传统技艺、文化”特征而呈现的技艺型员工的问题;再者是传统手工艺企业永续传承、兴盛发展中的品牌传承问题。现有“代际传承”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基于西方理论体系,缺乏适用于传统手工艺企业规范、系统、扎根本土情景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管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视野出发,以代际传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依托,首先进行文献理论梳理,通过对现阶段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呈现的父子传承、师徒传承以及品牌传承三种传承模式进行传承缘由、传承核心内容以及相契合的传承路径的深入分析,构建基于三种传承模式的代际传承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本土三个特色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到基于案例实证分析的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理论,与本文最初构建的代际传承理论框架进行对比、分析、修正,最终提炼得到基于多案例的父子传承、师徒传承、品牌传承理论模型图,基于多种传承模式的代际传承整合理论模型图以及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图。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父子传承模式是以血缘为传承纽带,以继承者培养、继任为核心的企业家族型传承。传承者“言传身教”,继承者“耳濡目染”“继往开来”,“传”与“承”相互沟通融合的企业家族型传承,是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传承核心之根基。父子传承模式中的关键点在于继承者的继承意愿、继承能力、以及上下两代人“传”与“承”的沟通与契合。(二)师徒传承模式是以技艺、文化为传承纽带,以学徒的选择、培养与任用为核心的企业技艺型传承,是企业技艺传承和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的重要模式,是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协助之策略。师徒传承中的关键点在于:以工匠精神之内涵重塑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的思想导向;将SCEI知识创造理论充分运用于师徒之间技艺、文化传授、习得与交流;应明确企业、师傅、徒弟间的劳动管理机制,对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留任形成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优秀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应适度实行股权激励。(三)品牌传承模式是以品牌无形资产为传承纽带,通过品牌孕育创建、成长创新阶段优势无形资产培育、传承与创新的品牌化系统运作,提升无形资产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资产增值率,最终实现传统手工艺企业永续传承、兴盛发展的传承模式。品牌传承的关键点在于:品牌文化的引领作用;品牌优势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认知以及制度激励;品牌产品、服务与消费者市场相契合;品牌知识产权的形成、维护以及市场化运作。(四)三种传承模式的逻辑关联与理论模型的灵活运用。传统手工艺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以父子血缘传承为传承核心之根基,师徒技艺传承为传承协助之策略,品牌无形资产传承为传承兴盛之目标的三位一体的代际传承有机综合体,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为统领多种传承模式的核心传承基因。(五)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支持。企业内部制度支持包括代际传承过程中渐近性管理理念及制度构建;异质性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实体和网络平台优势互补的营销与推广。企业外部政策环境改善主要包括本国文化层面、教育层面、法律层面制度政策的指导、支持以及他国先进经验借鉴。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与支持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本文聚焦于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模式分析、理论模型图的构建,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提炼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本质内涵:以父子血缘传承为传承核心之根基,师徒技艺传承为传承协助之策略,品牌无形资产传承为传承兴盛之目标的三位一体的代际传承有机综合体。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为统领多种传承模式的核心传承基因,引领并贯穿于多种传承模式过程始终,三位一体传承模式的灵活运用将逐步推动、实现传统手工艺企业的基业长青、永续经营。第二、构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三种传承模式图以及代际传承总体模型图。借鉴上述理论模型图,汇合企业所能聚集的人力资本、技艺知识、资金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力度,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规模、发展阶段以及未来不同的传承目标,选择一种或多种与企业契合的代际传承模式,为传统手工艺企业“小而美”家族作坊或“大而强”公司制企业的传承发展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第三、构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图。基于多重案例类属范畴的共同关键点提炼以及典范模型的逻辑分析,得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并对传承核心要素进行本质内涵、作用机理和延伸意义的详尽论述,实现了对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为现实情境下传统手工艺企业的代际传承提供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指导与支持。
黄晓玲[10](2019)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文中指出课程开发是技术技能积累和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在职业教育担负技能强国历史使命、校企合作亟须根本性突破、职业教育课程范式转型的背景下,针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缺位和浅层参与的问题,探讨企业的角色及其职责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围绕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运用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经验总结、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责任的合理性、责任的现状、责任的内涵、责任的内容和责任的履行等进行研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及其课程开发是由二者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企业技术性和制度性的两重属性以及职业教育职业性和技术性的本质,内在地规定着企业技术技能与职业教育产品的同一性、企业技术技能生成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契合性,以及企业技术技能生产载体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同质性,集中体现在面向工作世界的技术经验及其获得过程上。当前企业虽无法律规定的参与职业教育的强制性义务,但其对职业教育产品的需求决定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利益主体,具体表现在企业作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主体、职业教育混合供给主体以及校企跨界合作育人主体。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协作的建构过程,企业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重要的合作主体,其对职业教育专用技术技能的诉求从根本上决定参与开发的课程集中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理论上企业具有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理性,但事实上企业普遍参与不足,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也处于起步状态,应然与实然的差距显现明确企业责任的迫切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是基于其合作主体角色主观认识和客观能力的,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开发过程或课程产品形成中的回应和实际付出,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的统一性,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道德和利益的内在依从。责任的生成源于政府的权利赋予、企业的经济动力和能力基础,以及职业院校的迫切需求和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作用对象的特定性、责任边界的明晰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又决定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有限性。根据责任内容划分的基本原则和功能导向的划分依据,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主要有导向责任、供给责任和协作责任,三种责任自成一体并形成责任内容的基本框架。导向责任集中体现为培养质量确认及反馈,通过需求导向、标准导向和评价导向实现;供给责任体现为技术技能积累和提供,通过提供智能形态、实体形态和工艺形态技术技能实现;协作责任体现为专业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通过专业理论课程中的辅助性协作、专业实践课程中的主导性协作和理实融合课程中的对等性协作实现。目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履行处于起步阶段,校企合作程度较浅且覆盖面较窄,同时企业内在动力不足、认识及行动存在较大落差。这除了经济区位、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影响外,也受制于企业行业分类、技术类型、所有制形式、所处发展阶段和实际规模等自身因素影响。为推动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有效、有序发展,从企业履责意愿角度,需进一步激发企业内在动力、协同多种外部力量、增强企业自身基础能力;就责任实现机制而言,需进一步构建基于法定性契约的校企合作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连接作用,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走向课程治理,建立有效的企业履责评价与激励制度;对履责环境的优化,需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引领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接纳。
二、21世纪企业培训应以培养员工创新能力为核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企业培训应以培养员工创新能力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反贫困 |
二、职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目标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步骤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一、理论框架 |
二、分析思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一、调查目的 |
二、调查对象 |
三、调查工具 |
四、实施步骤 |
五、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2)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
二、研究问题与内容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职业地位的研究 |
二、关于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 |
三、关于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社会互动理论 |
二、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功能主义视角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抽样 |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
四、研究伦理与效度 |
第三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 |
第一节 目标(Aim):获得多层次的职业地位 |
一、“小我型”职业地位 |
二、“大我型”职业地位 |
三、“小我型”职业地位与“大我型”职业地位的关系 |
第二节 行动(Action):物我互动、人我互动与自我互动 |
一、物我互动:积极应对职场环境的挑战和阻力 |
二、人我互动: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 |
三、自我互动:在突破与超越中前行 |
第三节 能力(Ability):知识女性的核心竞争力 |
一、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 |
二、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 |
三、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 |
四、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 |
第四节 特质(Attribute):知识女性的“魅力人格” |
一、“双性化”特征 |
二、坚韧性 |
三、自信心 |
四、进取心 |
第四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 |
第一节 生活时空:知识女性获得的家庭教育 |
一、父母的“严格训练”塑造独特品格 |
二、父母的“身体力行”胜过一切 |
三、家庭环境氛围:培养独立与提供支持的土壤 |
第二节 学习时空:知识女性接受的学校教育 |
一、掌握生存的基本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 |
二、从零到“零”:能力的全面提升 |
三、积极的师生互动:“老师的关注拉了我一把!” |
第三节 职业时空:知识女性践行的职后教育 |
一、职场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 |
二、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突破与前行并存 |
三、支持性人际网络:经验积累与情感交流 |
第五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 |
第一节 生活时空: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 |
一、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 |
二、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 |
三、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女性发展 |
第二节 学习时空:“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 |
一、“均衡与同一”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
二、隐性校园文化对性别观念的再塑造 |
三、课堂教学中女性的边缘化 |
第三节 职业时空: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 |
一、企业文化中对女性的“轻视” |
二、继续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
三、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 |
第六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 |
第一节 教育观念 |
一、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 |
二、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 |
三、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 |
第二节 教育行动 |
一、生活时空: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初步形成的家庭教育 |
二、学习时空:以“赋能”为基础的学校教育 |
三、职业时空:品格次级社会化与职业地位获得的职后教育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致可能参加此项研究的知识女性的邀请信 |
附录B:个人基本信息调查问卷 |
附录C:个人深度访谈的提纲 |
附录D:访谈协议 |
附录E:非参与式观察记录表 |
附录F:其他人员访谈的提纲 |
附录G:访谈资料一级编码(贴标签)结果汇总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一、时代境域:新型城镇化对职成教协同的实然诉求 |
二、协同发展:关乎职成教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
三、研究现状:丰富职成教发展相关理论的现实需要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
二、关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关系的研究 |
三、关于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发展的研究 |
四、对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的述评与反思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新型城镇化 |
二、职业教育 |
三、成人教育 |
四、协同发展 |
第五节 理论基础阐释 |
一、协同共生理论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第六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内容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 |
第二章 协同发展的基础:职成教逻辑分殊与耦连 |
第一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本质内涵 |
一、职业教育本质内涵的特异性解析 |
二、成人教育本质内涵的特异性解析 |
第二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逻辑分殊 |
一、内涵特质的差异 |
二、外延边界的不同 |
三、实践运行的区别 |
第三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逻辑耦连 |
一、职业性内容:职成教历史发展的逻辑交织 |
二、职后教育域:职成教实践范畴的逻辑交叠 |
三、教育性使命:职成教追求的本真价值选择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职成教共同聚焦的作用目标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渊源与内涵解读 |
一、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渊源简述 |
二、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内涵 |
三、教育学视域中的新型城镇化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一、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二、核心主体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间的关系探析 |
一、新型城镇化对职成教的影响分析 |
二、职成教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审视 |
三、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的关系逻辑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问题 |
第一节 协同单元异化:职成教角色的迷失与错位 |
一、协同单元异化之职业教育维度 |
二、协同单元异化之成人教育维度 |
第二节 协同关系失范:职成教间协同欠缺与不足 |
一、职成教协同合作意识不强 |
二、职成教协同内在机制欠缺 |
三、职成教协同育人平台不足 |
第三节 协同环境困扰:职成教协同保障环境缺失 |
一、物质基础薄弱,“硬性”环境亟待改善 |
二、政策制度缺失,“软性”环境保障不足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推进 |
第一节 培育合格协同单元:明确职成教的角色与定位 |
一、职业教育需巩固“技术培育”之价值基础 |
二、成人教育需强化“生命关怀”之价值立场 |
第二节 建构适切协同关系:推进职成教间的互通对接 |
一、理念支撑:树立协同的思想观念 |
二、机制联接:构建协同的内在机制 |
三、载体助力:搭建协同的育人平台 |
第三节 创建良好协同环境:营建“软硬性”保障环境 |
一、营建“硬性”保障环境:加强物力与财力资本源保障 |
二、营建“软性”保障环境:强化体制、治理与质量建设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总结 |
第二节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非教育行政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附录B:“教育行政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附录C:“职成教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附录D:“农村转移劳动力”访谈卷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4)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1 4G网络现处理办法 |
2 4G网络可应用的5G关键技术 |
2.1 Msssive MIMO技术 |
2.2 极简载波技术 |
2.3 超密集组网 |
2.4 MEC技术 |
3 总结 |
(5)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1 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面临的突出问题 |
1.1 师资团队的教学素养相对偏差 |
1.2 3D打印技术专业教材不成体系,资源匮乏 |
1.3 教法难以提升学生参与的主动性 |
2 3D打印技术应用专业“三教”改革措施 |
2.1 通过“名师引领、双元结构、分工协作”的准则塑造团队 |
2.1.1 依托有较强影响力的带头人,有效开发名师所具备的引领示范效果 |
2.1.2 邀请大师授教,提升人才的技术与技能水准 |
2.2 推进“学生主体、育训结合、因材施教”的教材变革 |
2.2.1 设计活页式3D打印教材 |
2.2.2 灵活使用信息化技术,形成立体化的教学 |
2.3 创新推行“三个课堂”教学模式,推进教法改革 |
2.3.1 采取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法 |
2.3.2 构建与推进更具创新性的“三个课堂”模式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二、政策变迁 |
三、政策场域 |
四、政策学习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一、方法论层面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一、政策场域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二、理论预设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7)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注释 |
第一章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相关问题的阐释 |
一、相关概念的分析与界定 |
(一)高校辅导员概念内涵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价值功能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价值形态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主要功能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主要特征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政治性的本质特征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教育性的基本特征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实践性的职业特征 |
(四)高校辅导职业能力综合性的岗位特征 |
注释 |
第二章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主要内涵 |
(二)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化发展 |
(三)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指导意义 |
二、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涵 |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意义 |
三、职业发展理论借鉴 |
(一)萨柏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 |
(二)帕森斯的人职匹配理论 |
(三)霍兰德的职业兴趣理论 |
(四)职业发展理论的借鉴意义 |
四、国外激励理论的借鉴 |
(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二)麦克莱兰的成就需要理论 |
(三)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
(四)亚当斯的公平理论 |
(五)国外激励理论的借鉴意义 |
注释 |
第三章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结构体系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体系的认知依据 |
(一)国家对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相关要求 |
(二)教师职业能力结构研究的学术启迪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中的实践指向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体系的支撑要素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情意要素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知识要素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技能要素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体系的多维建构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平面样态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层级形态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基础能力的范围 |
(四)高校辅导员职业核心能力的指向 |
(五)高校辅导员职业拓展能力的意义 |
注释 |
第四章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基本条件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思想条件 |
(一)高校辅导员应具有自主奉献精神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自我追求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群体的和谐共进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专业条件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的专业化意蕴 |
(二)高校专业定向是辅导员职业能力形成的基本前提 |
(三)高校职业认同是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基因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知识条件 |
(一)高校辅导员专业知识结构的主要特征 |
(二)高校辅导员专业知识增长的充分条件 |
(三)高校辅导员专业知识发展的自主建构 |
四、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实践条件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使命的实践品性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实践磨练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实践反思 |
注释 |
第五章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现状与时代挑战 |
一、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已有成效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国家战略 |
(二)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发展有序行进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内容不断丰富 |
(四)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成绩 |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现存问题 |
(一)知识自我更新和建构能力不足 |
(二)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能力有欠缺 |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问题归因 |
(一)工作内容缺少具体的规定性 |
(二)提高职业能力的措施不完善 |
(三)能力提升的制度机制不健全 |
四、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新挑战 |
(一)多元多样价值观的挑战 |
(二)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挑战 |
(三)素养和能力要求的挑战 |
五、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的新机遇 |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崭新定位 |
(二)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快速运行 |
(三)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新支撑 |
注释 |
第六章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
一、树立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时代理念 |
(一)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
(三)塑造信息时代高校辅导员形象 |
二、确立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宏观策略 |
(一)完善高校辅导员职业工作体系 |
(二)开阔能力提升的战略视野 |
(三)筑牢能力发展的理论根基 |
三、拓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
(一)完善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培训体系 |
(二)提供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发展优质服务 |
(三)引领高校辅导员大力提升学术研究素养 |
四、构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支撑体系 |
(一)完善选聘机制保证辅导员的入口通畅 |
(二)优化激励机制激发高校辅导员的内在动力 |
(三)改革管理机制推进高校辅导员的能力培养 |
(四)加强保障机制支撑高校辅导员的能力建设 |
注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一)技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 |
(二)制定综合性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21世纪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
(三)以职业教育为主体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
(四)21世纪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变革 |
二、研究问题溯源和阐释 |
(一)研究问题的历史逻辑 |
(二)研究问题提出 |
(三)研究问题分解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一)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发展历程和趋势的研究 |
(二)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特征的研究 |
(三)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现状和问题的研究 |
(四)关于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
(五)总结与评价 |
四、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一章 研究思路和框架设计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一)英国的技能人才 |
(二)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
(三)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
(四)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与资格框架 |
(五)英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 |
二、研究分析框架的选择和构建 |
(一)教育政策现象—本质分析框架的构建 |
(二)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现象分析框架 |
(三)基于价值、利益、权力的政策本质分析框架 |
(四)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现象—本质分析框架 |
(五)政策评估框架的选择 |
三、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访谈法 |
(三)因素分析法 |
四、研究对象和内容 |
(一)研究对象范畴 |
(二)研究阶段划分 |
(三)研究内容结构 |
五、研究难点和局限性 |
(一)研究难点 |
(二)研究局限性 |
第二章 布莱尔政府以《21 世纪的技能》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01-2007) |
一、布莱尔政府以《21世纪的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一)问题源流:生产力提升亟需解决存在多年的“低技能均衡”问题 |
(二)政治源流:新工党“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投资型福利制度 |
(三)政策源流:教育优先战略及研究者对于高技能经济发展模式的倡导 |
(四)政策之窗:以第三条道路执政思想为主的多种因素促进了《21世纪的技能》战略的产生 |
二、布莱尔政府以《21世纪的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一)价值选择:生产力提升和社会包容导向的全面提升人口的技能水平 |
(二)利益分配:构建终身学习导向、覆盖全民的技能培训体系 |
(三)权力运作:基于明确权责的合作治理 |
三、布莱尔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一)生产力提升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取得显着成效 |
(二)确立了终身学习导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发展方向 |
(三)确立了合作性、参与性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治理框架 |
第三章 布朗政府以《世界一流技能》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07-2010) |
一、布朗政府以《世界一流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一)问题源流:金融危机引发的低技能人口失业问题 |
(二)政治源流:偏向社会公平的“第三条道路” |
(三)政策源流:《里奇技能报告》及公平和文化建构导向的经济社会政策 |
(四)政策之窗:《里奇技能报告》的建议促进了《世界一流技能》战略的产生 |
二、布朗政府以《世界一流技能》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一)价值选择:偏向社会公平的培训质量和层次提升 |
(二)利益分配:更加关注重点领域及弱势群体的培训 |
(三)权力运作:通过技能承诺实现雇主、个人和政府之间的责任共担 |
三、布朗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一)建构“世界一流技能”基础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 |
(二)以文化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变革具有一定创新性 |
(三)行业企业参与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治理的制度设计产生良好效果 |
第四章 卡梅伦政府以《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10-2016) |
一、卡梅伦政府以《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一)问题源流:金融危机背景下严重的技能短缺及失业问题 |
(二)政治源流:大社会理念对于自由、公民责任和分权的追求 |
(三)政策源流:《沃尔夫报告》和《理查德报告》的公布 |
(四)政策之窗:经济复苏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的产生 |
二、卡梅伦政府以《可持续增长技能战略》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一)价值选择:基于公平的质量和自由 |
(二)利益分配:全面关照和重点领域相结合 |
(三)权力运作:基于自由、分权和质量的责任共担 |
三、卡梅伦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一)增加学徒制规模、提高学徒制层次取得积极成效 |
(二)进一步强化了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
(三)形成更加明确的行业企业参与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机制 |
第五章 特蕾莎?梅政府以《16 岁后技能计划》为核心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2016—2018) |
一、特蕾莎·梅政府以《16岁后技能计划》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生成过程 |
(一)问题源流:国民劳动生产率低、技能基础薄弱 |
(二)政治源流:由脱欧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
(三)政策源流:《技术教育独立小组报告》等咨询报告的发布 |
(四)政策之窗:再工业化经济政策促进了“重建技术教育”改革的推行 |
二、特蕾莎·梅政府以《16岁后技能计划》为核心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特征 |
(一)价值选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目标的高质量技术教育 |
(二)利益分配:建构与学术教育均等认可的技术教育体系 |
(三)权力运作:以雇主为核心的强有力合作关系 |
三、特蕾莎·梅政府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 |
(一)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成为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核心目标 |
(二)建构起从低级到高级的完整学徒制体系框架 |
(三)从法律上确立了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中的责任并取得成效 |
第六章 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总体评析 |
一、政策轨迹:从渐进主义的路径依赖到政策范式的变革 |
(一)21 世纪初到2015 年: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渐进主义变迁 |
(二)2016 年以来:精英主义导向的技术教育改革实现了政策范式转换 |
(三)未来走向——通过重建技术教育体系解决职业教育弱势的问题 |
二、政策特征:努力实现基于大职业教育观的、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变革 |
(一)价值选择:把技能人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杠杆 |
(二)利益分配:构建终身学习、服务全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
(三)权力运作:追求政府调控、企业主导、机构自主与个人选择的平衡 |
三、政策成效:经济社会成效明显,但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
(一)获得职业资格及学徒制人数持续增长,但技能供需不匹配明显 |
(二)技能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对生产力增长发挥持续促进作用,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
(三)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显着促进了就业率的提升和失业率的降低 |
四、政策动因:对于21世纪英国为什么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回答 |
(一)问题源流:英国21世纪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应对经济社会压力、实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的主动选择 |
(二)政策源流:英国21世纪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超越及国际政策学习的结晶 |
(三)政治源流:英国21世纪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是执政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 |
结语 借鉴与启示 |
一、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 |
二、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终身化、全民性、层次完整性的人才培养制度安排 |
三、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应采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 |
四、现代学徒制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一种有效形式 |
中文参考文献 |
英文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 |
后记 |
(9)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法与设计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工艺、机械工艺与传统手工艺 |
二、传统手工艺企业 |
三、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界定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父子传承及文献综述 |
二、师徒传承及文献综述 |
三、品牌传承及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一、代际传承理论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三、无形资产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理论构建 |
第一节 传统手工艺企业父子传承模式理论构建 |
一、父子传承历史缘由 |
二、父子传承内容 |
三、父子传承路径 |
四、父子传承模型图的构建 |
第二节 传统手工艺企业师徒传承模式理论构建 |
一、师徒传承历史缘由 |
二、现阶段师徒传承困境及问题解决机制 |
三、师徒传承路径 |
四、师徒传承模型图的构建 |
第三节 传统手工艺企业品牌传承模式理论构建 |
一、品牌传承缘由 |
二、品牌传承的核心内容 |
三、品牌传承路径 |
四、品牌传承模型图的构建 |
第四节 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整体模型图构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校企合作类德艺品牌式开拓创新型代际传承 |
第一节 案例企业基本情况 |
第二节 案例数据收集 |
第三节 案例数据编码与分析 |
一、开放性编码 |
二、轴心性编码 |
三、选择性编码 |
第四节 案例企业代际传承特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博物馆依托品牌式渐进引导型代际传承 |
第一节 案例企业基本情况 |
第二节 案例数据收集 |
第三节 案例数据编码与分析 |
一、开放性编码 |
二、轴心性编码 |
三、选择性编码 |
第四节 案例企业代际传承特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少而精”式稳妥传统型代际传承 |
第一节 案例企业基本情况 |
第二节 案例数据收集 |
第三节 案例数据编码与分析 |
一、开放性编码 |
二、轴心性编码 |
三、选择性编码 |
第四节 案例企业代际传承特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多重案例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和整合分析 |
第一节 多重案例代际传承模式梳理及其整合框架模型 |
一、父子传承模式理论梳理与整合 |
二、师徒传承模式理论梳理与整合 |
三、品牌传承模式理论梳理与整合 |
四、基于多种传承模式的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整合理论模型 |
第二节 多重案例类属范畴比较 |
一、基于多重个案范畴归类的共同关键点提炼 |
二、多重案例共同关键点的典范模型与一般规律概念模型 |
第三节 多重案例代际传承核心要素的作用机理和延伸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改善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对策研究 |
第一节 企业内部制度管理的改善 |
一、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渐近性管理理念及制度构建 |
二、异质性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制度构建 |
三、实体与网络平台优势互补的营销与推广 |
第二节 企业外部政策环境的支持 |
一、文化层面的政策支持 |
二、教育层面的政策支持 |
三、法律层面的政策支持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题目解读与研究背景 |
1.1.1 题目解读 |
1.1.2 研究背景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
1.2.1 概念界定 |
1.2.2 研究现状 |
1.3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3.1 问题提出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视角 |
1.5.2 研究思路 |
1.5.3 技术路线 |
1.5.4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理性 |
2.1 企业与职业教育基本属性及内在相关性 |
2.1.1 企业技术性与制度性的两重属性 |
2.1.2 职业教育职业性与技术性的双重属性 |
2.1.3 企业与职业教育及其课程的内在契合 |
2.2 企业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利益主体 |
2.2.1 企业作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主体 |
2.2.2 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混合供给主体 |
2.2.3 企业作为校企跨界合作育人主体 |
2.3 企业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角色 |
2.3.1 职业教育课程本质及开发特点 |
2.3.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多元主体 |
2.3.3 企业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作主体 |
2.4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任务 |
2.4.1 促进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功能实现 |
2.4.2 选择呈现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内容 |
2.4.3 规约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实施过程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实然表征 |
3.1 调查设计与数据来源 |
3.1.1 问卷调查及样本信息 |
3.1.2 文本分析与企业特征 |
3.1.3 质性访谈与信息印证 |
3.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参与不足 |
3.2.1 企业缺位 |
3.2.2 浅层参与 |
3.2.3 差异显着 |
3.3 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处于起步状态 |
3.3.1 教师参与少 |
3.3.2 协作程度浅 |
3.3.3 合作周期短 |
3.4 校企双方主观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
3.4.1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重要性认识不同 |
3.4.2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身份的认识不同 |
3.4.3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作用的认识不同 |
3.5 校企双方合作的需求和意愿不同 |
3.5.1 校企合作培养还未成为企业人才配置主要途径 |
3.5.2 在导向作用发挥上企业意愿不如院校需求迫切 |
3.5.3 在人财物等条件上企业意愿与院校需求不对等 |
3.5.4 在协作作用发挥上企业意愿与院校需求有差异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基本蕴涵 |
4.1 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演化及主要性质 |
4.1.1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单一到多元 |
4.1.2 企业社会责任性质:异质且综合 |
4.1.3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多重分析视角 |
4.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内涵 |
4.2.1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基本要素 |
4.2.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效益和正义的统一 |
4.2.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道德和利益的要求 |
4.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生成 |
4.3.1 权利赋予:政府法律政策推动 |
4.3.2 动力激发:企业经济利益契合 |
4.3.3 能力保证:独特育人资源支持 |
4.3.4 空间拓展:院校育人需求拉动 |
4.3.5 路径保障:校企合作机制建立 |
4.4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内容 |
4.4.1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 |
4.4.2 功能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划分 |
4.4.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内容的三维结构 |
4.4.4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内容的有限性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培养质量确认与反馈的导向责任 |
5.1 需求导向:规约培养目标确定 |
5.1.1 企业需求对课程目标的规定性 |
5.1.2 课程目标确定与企业需求传导 |
5.2 标准导向:影响课程标准制订 |
5.2.1 企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的契合性 |
5.2.2 课程标准制订与企业标准转换 |
5.3 评价导向:促进课程完善创新 |
5.3.1 企业反馈与课程评价的精准性 |
5.3.2 企业评价促进课程的持续改进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技术技能积累与提供的供给责任 |
6.1 智能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内容 |
6.1.1 智能形态技术技能与课程内容的一致性 |
6.1.2 课程内容选择与智能形态技术技能转化 |
6.2 实体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资源 |
6.2.1 实体形态技术技能与课程资源的多样性 |
6.2.2 课程资源建设与实体形态技术技能支持 |
6.3 工艺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实施 |
6.3.1 工艺形态技术技能与教学过程的互补性 |
6.3.2 课程实施过程与工艺形态技术技能嵌入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专业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协作责任 |
7.1 辅助性协作:专业理论课程 |
7.1.1 参与需求调研及分析 |
7.1.2 协助目标确立及细化 |
7.1.3 论证实施方案及条件 |
7.2 主导性协作:专业实践课程 |
7.2.1 工作任务选择与提供 |
7.2.2 实习实训实施与管理 |
7.2.3 技术咨询与产品提供 |
7.3 对等性协作:理实融合课程 |
7.3.1 项目课程设计与实施 |
7.3.2 工学交替实施与管理 |
7.3.3 教材研发与资源建设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履责的主要条件 |
8.1 履责意愿:调动企业参与积极性 |
8.1.1 激发企业履责的内在动力 |
8.1.2 协同企业履责的外部力量 |
8.1.3 增强企业履责的基础能力 |
8.2 履责管理: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 |
8.2.1 构建基于法定性契约的校企合作机制 |
8.2.2 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连接作用 |
8.2.3 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走向课程治理 |
8.2.4 建立有效的责任履行评价与激励制度 |
8.3 履责环境:优化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 |
8.3.1 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优化 |
8.3.2 引导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接纳 |
8.4 本章小结 |
结语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研究存在的不足 |
研究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致谢 |
四、21世纪企业培训应以培养员工创新能力为核心(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2]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D]. 田蕊. 天津大学, 2020(02)
- [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D]. 邓文勇. 天津大学, 2020(01)
- [4]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5]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J].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 数码世界, 2020(04)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研究[D]. 苏亚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8]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D]. 李玉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D]. 潘俊. 云南大学, 2019(09)
- [10]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D]. 黄晓玲. 天津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