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并购更一般的解释——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叶小娇[1]（2021）在《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然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弱、创新力不足、效益差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目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大量并购案例,国有企业的并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成为学术和政策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其中,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对企业的长期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企业的长期投资是企业对实物资本和非实物资本进行的投资期限超过一年的投资,是企业获取长期发展能力的主要方式和保证。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企业的长期投资的对象只有实物资本,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不是企业长期投资的内容。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与成熟,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对企业长期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认识,它们以独立的资本形态成为现代企业长期投资的关键内容,且重要性日益提升。在企业长期资本投资中,实物资本投资是企业生产力扩展的物质载体,人力资本投资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支撑,技术创新成果则可视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创新投入的共同产出,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是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和技术创新投资的现实成果。并购是企业间各种资源的一揽子重组,一方面必然涉及到企业间存量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与重组,另一方面,会对并购后企业长期投资的方向和效果产生影响。国有企业并购一般都可以实现实物资本的扩大,但是,并购后是否能够对企业长期投资中的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产出、乃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提升效应,进而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还有待实证检验。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国有控股企业并购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从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三个视角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上市国有企业并购对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充分运用上市公司微观企业财务数据、专利数据、人力资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主并购方的视角,通过测算获得企业层面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等指标,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与双重差分法（PSM+DID）相结合的微观计量方法,系统地考察分析了样本国有企业并购带来的长期投资效应。本文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国有企业并购显着地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投资,在国有企业并购后,技能劳动力和高学历劳动力的总量和比例均得到了显着增加,而低技能劳动力则有所下降;国有企业并购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在央企和大规模国企中更为显着;从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并购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实物资本—技能互补效应进而对人力资本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2）国有企业并购与技术创新方面,理论推理表明,并购可以显着地提升收购方的技术创新水平,实证研究同样也验证这一结论。国有企业并购后其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专利均得到了大幅增长,而外观设计专利影响不显着,表明国有企业并购后企业的研发质量得到了大幅地提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因国有企业监管改革、企业规模大小和行业研发密集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提升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监管改革后、大规模国有企业和研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中,而对国有企业监管深化改革前、小规模企业以及非研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的影响相对有限。最后,运用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数来替换技术创新指标后,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同样存在,即国有企业并购既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创新产出。（3）国有企业并购显着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且国有企业并购的生产率效应具有动态持续性;影响机制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会通过市场规模扩张、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实现了生产率更进一步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生产率效应因企业规模、监管归属不同具有显着的异质性。上述实证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国有企业并购可以产生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期投资效应的理论命题成立。本文理论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一、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层面,国有企业并购政策的制定,应更多地以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政策目标,弱化对并购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市值提升的关注与考核,进而通过并购促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目标实现。二、企业层面,国有企业决策层应该深刻领会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主要来源于持续的人力资本的升级与积累和技术创新投入,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应更多地考虑并购对象能否带来更多的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能力提升的要素,相应淡化并购对短期财务绩效的改善作用,确立以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能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并购对象选择原则。
张国珍[2]（2021）在《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指明过去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基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迫使21世纪成为经济亟需向绿色化转变的一个全新阶段,与环境有关的基本问题也得到了广泛关注。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命题,促使其生产经营活动摆脱传统业务,尤其对于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典型“三高”类重污染企业而言,想要在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中生存与增长,这种绿色投资将必不可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理想以及经济绿色发展愿景与日趋恶化的环境现实之间的差距亟需弥补,而技术创新是弥补这些差距和实现环境治理的关键和有效途径。从传统的能源生产体系向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转变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作为外部增长方式的并购可以促进这种改变,帮助企业在复杂但至关重要的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以特殊绿色投资模式的绿色并购为代表,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走出困境提供了契机,即创造了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标的方的绿色技术、设备和人才等,大幅提升创新空间,产生技术创新协同效应,克服内部研发长期性和高不确定性等特点,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本文以经济、社会和环境追求和谐、持续和效率的绿色发展为背景,把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2010-2018年的并购交易事项作为样本,主要研究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动态过程中的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两条渠道探讨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而且根据主并方、标的方以及并购双方关联性的不同维度特征做出了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最后对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的转型效果进行了检验。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为绿色并购所蕴含的成功机制提供一个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的解释。研究结论主要包含:第一,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明显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不同于为了分散经营风险以及实现规模扩张等目的的非绿色并购,从技术创新机遇捕获、技术创新动力增强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进行内在机理分析,揭示了“机遇+动力+能力”三大要素在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微观层面的耦合作用。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获取超越组织边界的外部知识和资源,进而在绿色发展环境中发挥竞争优势。而重污染企业在内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以及日趋减少的市场规模情境下,发展日益受阻。因此,借助绿色并购获取标的方的绿色技术、绿色设备和人才以及绿色管理经验等,重污染企业可以快速跨越创新门槛,突破路径依赖,以及弥补自身资源缺口,推动技术创新的开展,进而提升在市场的地位和运作效率。由此,利用技术发展中的机遇捕获、惯性突破后的动力增强和资源寻求下的能力提升,绿色并购成为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有效策略,具有激励技术创新的巨大潜力。第二,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选择二元学习中的探索式方式来实现;绿色并购可以积极获取绿色金融提供的资本支持,从而激励技术创新。鉴于并购和创新并非是重污染企业静态意义上的行为状态,进而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构建起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的中介机制来解析作用路径的黑箱,支持了机遇、动力和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的存在性。基于学习方式选择的背后逻辑是绿色并购开展过程中,发展重点是重污染企业在现有资源库之外寻找全新的绿色技术、理念及解决方案等,选择探索式学习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其活动和系统,从而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基于资本获取的背后机理则是绿色并购事项向金融机构等释放了在抑制环境污染和清洁生产方面的利好消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弱风险感知,为重污染企业投资活动赢得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不断改善其融资困境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第三,当重污染企业处于不同维度特征异质性情境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有所差异。结合绿色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默会知识理论等,分析并购交易涉及单主体和主体间典型特征对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的强化或抑制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体特征异质性对绿色并购和技术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从主并方特征来看,高管绿色经历能够显着强化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了这种特殊经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于正向业绩反馈,负向业绩反馈可以增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反映了处于不利经营状况下企业更愿意进行改变;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则在主并方所在地财政压力大时更为明显,说明了当前政府将环保与经济双手抓的态度。从标的方特征来看,资源存量大在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中产生显着正向调节,说明了资源库规模的重要作用;而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在标的方具有区位优势时大幅增强,显示了区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并购双方关联特征来看,知识相似性弱时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被强化;两者间关系在市场互补性强时更为明显;相比于远地理距离,近地理距离显着正向调节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均显示出主并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特征不容忽视。第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能够显着提升其转型力度,还可以优化提高转型效率以及促使商业模式改变。依托于先发优势理论,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行业内所崛起的一种新兴绿色投资方式,先行进行绿色并购的企业,可以在明显促进其技术创新下,产生积极的转型效果,奠定先发优势。结论充分揭示了技术的积累、突破和创新很难一蹴而就,而绿色并购拥有绿色发展所需技术、知识和资源等,可以从外部获取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成为传统企业快速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最终实现打破原有发展模式和资源积累的局限,获得更为稳定持久的转型发展。该评估过程加深了对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联动效应的理解。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的创新之处有:第一,搭建起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积极扩展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在主流文献中,并购和创新的概念上存在着广泛联系,然而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涉及。一方面,绿色并购作为并购领域一种新兴方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仅存在有限数量的研究涉及到绿色并购和相应绩效。随着绿色并购发展为一种与外部资源连通的重要工具,促使企业创新行为更重视向外的全面开放与整合,不仅可以引入绿色技术和资源,也强调开放式的绿色治理和管理文化,从而避免由于组织边界带来的路径依赖及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本文研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丰富了该领域经济后果的文献。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一直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对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管理、运营领域等进行探索,且越来越多地融入到财会领域以及中介层面等。本文将技术创新与会计学科的并购理论相结合,并且将研究范围拓展至重污染这一传统行业,既降低了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干扰,也是对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有效扩展。最后,本文针对绿色并购对于绿色技术、资源及管理经验等获取的本质特征,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构建起绿色并购捕获技术创新机遇、增强技术创新动力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逻辑架构,合理剖析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综上,本文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清晰地揭示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绿色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第二,基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双重渠道以及三维主体特征异质性调节的解析,充分挖掘了绿色并购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并未局限于研究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在整体层面的简单直接关系上,而是基于内在机理分析所提出的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机遇捕获、动力增强及能力提高的三要素耦合机制之上,充分探索作用路径及异质性情境,即不仅研究绿色并购为什么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应,还有如何产生作用,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强化或抑制作用的发挥,进而试图建立一个详细的理论框架,揭示从绿色并购活动中提升技术创新的复杂挑战。主要是从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的两条渠道解析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即阐明了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在两者间关系中的传导原理,这是从企业学习和融资动态行为过程阐释实现机制的积极探索,也是佐证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存在性的大胆尝试。另外,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及默会知识理论等,依据每一维度从相对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进行典型特征选取的原则,分别加入并购交易双方及两者间关联性三个维度主体特征,细致分析这些因素对于机遇、动力或能力方面的影响,所得结论证实了多个异质性调节效应的存在,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更为广泛的见解,从而认识到预先存在的特征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上述测试内容均极大地丰富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有效加强了关于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等相关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组织整体层面及微观要素层面来阐释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对于重污染企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深化了对于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的认知,并充分揭示了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实证指出通过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孕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也是其摆脱不可持续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数据支持。具体而言,本次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府和组织均需要推动绿色发展的有效信息,以加强企业的绿色实践,而本文及时地提供了关于绿色并购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最新信息。从而提高组织对绿色并购的接受程度,为类似于重污染等处于技术创新发展困境的众多企业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促使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并充分受益于绿色并购,推动“绿色”“清洁”“节能”“环保”的实现,进而最终为解决我国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创新转型问题提供实践思路,对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都具有决策借鉴价值。
李超锋[3]（2021）在《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全球的并购活动日益频繁,并购已成为企业外部发展的重要战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股东的财富和价值。伴随着并购的“高失败率”,并购活动日益活跃,这一悖论已成为并购领域前沿的一个科学问题（Renneboog&Vansteenkiste,2019）,因此,如何正确评价并购绩效也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截至目前,并购前后股票累积异常收益、长期股东价值及财务指标变化的方法是评价并购绩效的主流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会忽略并购动机的“初心”,进而得出不完全正确的结论。明确的并购动机是企业优化配置内外部资源、实现并购目标的关键,因此,评价企业并购绩效应基于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少数学者尝试从并购动机的视角评价并购绩效,但是在衡量并购绩效的时候没有结合各类动机去评价,或者采用问卷调查、指标评议或其他赋权方法对建立的并购动机体系进行评价,这些都不能真实地体现并购活动的绩效。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和企业组织间接触的逐渐频繁,企业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企业间的竞争也已演变为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企业经济网络为基于控制关系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经济网络和企业所嵌入的企业间经济网络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并购活动的实施和进行能够促使并购前后企业经济网络的整体结构、构成发生变化。通过将收购方和目标方各自节点进行结合,并购可以显着重塑组织间网络,使收购方获得目标方节点的控制权,为并购后的公司带来了更有利的结构,从而创造协同效应（Hernandez&Shaver,2019）。因此,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除了已有研究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节约之外,还有网络经济,而网络经济是企业经济网络并购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来源。近年来联盟的不稳定性、企业屡屡商誉“爆雷”、高溢价并购业绩多未达预期、企业并购的高失败率等现象实际上是企业合并的经济性认识不足、网络经济性理论和应用研究不能清晰指导企业合并实践等产生的问题。已有企业经济网络与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通过政治联结、高管、董事、股东、创新等构成的企业间网络以及收购方在网络的位置如何促进收购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改善并购绩效,但这些网络主要聚焦企业间网络,忽略了企业内部网络,而企业内部网络属性优劣往往代表利用企业间网络的能力,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企业并购的网络经济性,也少有研究从并购前后收购方企业经济网络变化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的协同效应。此外,缺少从影响机理的视角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进行探讨。综上,本研究从社会网络、协同效应和资源基础理论出发,构建了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包含网络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节约与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关系的计量模型,基于2007-2019年2201起并购事件,通过构建企业内部上市公司和其子公司之间的股权网络及企业外部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之间的产品网络,利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从上市公司在网络中度和强度变化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并购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并得到如下结论:（1）并购作为两个经济网络的合并和重塑,能够导致企业内外部网络节点度、强度的变化,变化越大,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且内部网络的促进效应显着高于外部网络。（2）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规模经济在网络经济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影响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强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规模经济,变化越大,规模经济越大,但规模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3）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行业数量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节点度、强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收入熵指数变化和赫芬德尔指数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但范围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行业数量变化、收入熵指数变化和赫芬德尔指数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但范围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4）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节点度、强度的变化均能够显着促进交易成本节约,但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交易成本节约,但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明显。本研究将复杂网络拓展应用到并购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网络协同的角度独到解释了并购的“高失败率”与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悖论这一前沿问题。其次,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从企业内、外部网络节点的度、强度的变化出发,构建了企业内部上市公司与其子公司股权网络以及企业外部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的产品网络。最后,本研究丰富了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引入企业经济网络和并购产生的网络经济,并结合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节约从机理上对企业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探讨。本研究有有助于企业并购行为理性,有利于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有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及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企业并购的网络经济性研究也将促进包括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这样的宏观经济网络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并购、重组等活动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王言[4]（2021）在《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素市场化配置在发展中被视为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改革逐步加快,并购重组成为实现国企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但我国国企具有受政府干预的特殊属性,国企并购也同样受到政府推动的影响。经过实践发现,与民企相比,国企并购较多,但并购绩效仍然有待提升,故研究国企并购可能性及效果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国企改革中,越来越需要股东做出科学决策,机构投资者股东作为国企引入的重要股东类型,其对国企并购的影响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只关注机构投资者股东个体,如持股比例高低,不能充分说明机构投资者股东为什么会对国企并购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对机构投资者股东个体研究进行突破,考虑机构投资者股东间的关联关系,认为由同一机构投资者投资不同企业和同一企业受不同机构投资者持股相互交错会逐渐形成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拥有更多的资源,可能会对国企并购产生更强的影响。论文在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复杂网络理论,主要研究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及并购绩效是否发挥了作用、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本文通过归纳总结现有学者对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并购绩效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机构投资者网络类型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和机构投资者股东影响企业并购等相关研究文献,根据复杂网络、委托代理、股东积极主义、信息不对称、资源和要素市场等相关基础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在构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及界定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的基础上,从其参与国企治理的角度,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关系,并找到国企并购动机、并购行为作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影响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作用路径,从融资约束、市场行情、内控有效性、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等视角分析了其对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硏究结论,从机构投资者、其他投资者、上市国企、政策制定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并对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做出阐述。本文从定性方法入手,逐渐展开模型建立、实证分析等步骤,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同花顺i Fin D以及Wind数据库,指标变量经手工整理、计算得到,综合使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倾向值得分匹配（PSM）、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修正、工具变量、替代变量等方法对所要研究的内容进行大样本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降低了国企发生并购的可能性。相比于银行和保险,证券和基金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发生的抑制作用显着;相比国企作为出售方式发起的并购,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更能显着降低国企作为买方发起并购的可能性。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通过减少第一、二类代理成本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从而降低国企并购发生的可能性。融资约束程度越小的国企,越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抑制国企发起并购的可能性;不同市场行情对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降低国企并购可能性的影响较不明显。（2）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提高了国企并购的完成率。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网络中心性都对国企并购完成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且相较于银行和保险,证券和基金网络中心性更有利于提高国企并购完成率;相较于中央国企,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有利于提高地方国企并购完成率。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主要是通过降低并购溢价实施行为从而增加国企并购的完成率,而不能通过减少关联并购决策行为对国企并购完成率的提高发挥作用。在内控存在缺陷的环境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完成率提高作用将受到抑制;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的国企,越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完成率提高作用的发挥。（3）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提高了国企并购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相比于银行和保险,证券和基金网络中心性更有利于提高国企并购财务绩效;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网络中心性都有利于提高国企并购市场绩效;在中央国企样本中,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并购财务绩效的提高作用不再显着。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通过降低国企行业同群并购决策行为和高杠杆并购实施行为,从而增加了国企并购财务绩效,而没有证据表明增加了国企并购市场绩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进一步提高国企并购绩效;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可以更有效的提高金融发展程度低地区的国企并购财务绩效,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可以更有效的提高金融发展程度高地区的国企并购市场绩效。本文的研究意义和贡献在于:（1）理论意义。本文以国企并购和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为切入点,丰富了机构投资者股东参与国企治理、国企并购的相关理论。1)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特征探讨机构投资者股东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关系,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范围。2)以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的中介效应为视角,研究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关系,对现有机构投资者股东参与国企并购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3)围绕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关系的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进行探讨,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内容。（2）现实意义。1)为降低国企盲目并购、提升国企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提供解决路径,从而有助于国企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进一步改革实践;帮助国企高管层判断是否引入机构投资者股东、怎样引入机构投资者股东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2)试图引导广大投资者更好的理解机构投资者股东及其网络位置对国企并购的作用以及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投资者知晓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特征对国企并购动机、并购行为和并购发生及效果的影响,为投资者进行有效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建议。本文创新性在于:（1）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是否影响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并对机构投资者股东异质性进行划分,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研究结论。（2）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的关系,找到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影响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作用路径,解释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为什么能通过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影响国企并购发生及效果的问题。（3）提出融资约束、市场行情、内控有效性、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金融发展程度是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并购绩效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解决了如何通过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进一步降低国企盲目并购、提高国企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问题。（4）系统、全面、有针对性地研究了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分类问题,为今后机构投资者股东参与国企并购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同时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数据支撑。
吴妍[5]（2021）在《基于Super-EBM-DEA模型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的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企业的并购重组作为解决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重要手段,已然成为经济运行机制中自我清洁、自我调整的内涵式进程。同时,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否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竞争力,也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对于企业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对相关机构及企业管理者的工作产生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2010-2019年度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讨论通过筛选得到的330家在2012-2014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并购前后发生的绩效变动,研究阶段跨越并购前两年至并购发生后五年。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本文利用330家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数据,以收入绩效和利润绩效为双视角设计评价体系,运用Super-EBM-DEA模型进行并购绩效测度。之后从模型原理、测算结果等角度出发,对两种评价体系进行比较,最终选择模型设计更合理、测算结果更稳定的收入绩效体系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其次,从全行业及分行业分别对样本企业并购前后的绩效水平进行动态变化和核密度分析,进一步揭示不同行业、不同上市板块的上市公司之间并购绩效的差异性,判断并购行为能否有效推动企业绩效提升。最后,运用tobit回归模型从短期和长期角度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中,短期并购绩效着力从并购活动特征和并购企业各项能力等方面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长期并购绩效着力从并购活动特征及并购后企业的经营整合能力等方面展开。研究发现:从并购时间先后看,并购企业的绩效水平总体上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并购绩效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升,但长期效果不佳。从不同产业并购效率差异看,新兴产业的并购绩效水平显着优于传统产业。从不同上市板块看,主板企业短期和长期并购绩效均最高,中小板和科创板企业短期绩效无明显差异,但中小板企业长期并购绩效远高于科创板。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关联方交易对短期和长期并购绩效均具有显着的削弱影响;现金支付只能在短期内提升企业绩效,而对于长期并购绩效则不具有正向影响;企业并购前的营运、盈利、偿债能力和成长性对于短期绩效影响显着;高管的变动情况和内部控制则通过并购后的经营整合体现其对于长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企业并购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并购企业需要努力提升自身能力,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支付方式、加强并购前的尽职调查及并购后的经营整合来改善并购效果。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规范关联方并购、经理人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并购提供更有利的外在环境。
吴倩[6]（2021）在《政策不确定性、营商环境差异与跨地区并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各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增加,全球政治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重大疫情和气候变化更是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环境看,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进行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政府为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出台或调整一系列政策来规范和引导企业发展,而不同任期官员的执政风格和发展思路差异明显,使用的政策调控手段也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地区政策出现不确定性。政策走向、执行力度以及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经营活动带来一定挑战。尤其是并购活动通常交易体量大,对未来收益是否可预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地区政策不确定性势必成为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表现的重要因素。跨地区并购是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规模化发展以及提升竞争力的手段,也是推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交易过程和并购收益与目标地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和绩效受目标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本文研究政策不确定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和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揭示企业跨地区并购障碍的制度性成因,为企业结合投资目标地政策风险因素调整战略布局提供指引。此外,由于跨地区并购具有属地特征,并购双方所在地的营商环境差异将决定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能否应对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因此有必要探讨营商环境差异情境下政策不确定对跨地区并购决策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跨地区并购事件为样本,结合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官员更替数据,按照“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逻辑思路,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地区并购决策及绩效的影响,系统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并购决策的内在机理以及影响并购绩效的逻辑路径。从政务环境、金融环境、创新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四个维度设计构建了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考察了各维度营商环境差异对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地区并购决策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目标地政策不确定性显着降低企业跨地区并购规模,政策不确定性强度越大,跨地区并购规模下降越明显。考察主并方特征的影响后发现,目标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地区并购规模的抑制作用在主并地未发生官员更替的样本以及民营企业中更为显着。官员更替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规模的政策渠道检验发现,地方官员更替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规模,行政监管政策的影响渠道不显着。第二,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竞争保护机制、低效评估机制和强势议价机制降低企业跨地区并购规模。具体来说,在并购审批环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目标企业被大规模收购的审批通过率影响并购规模;在并购价值评估环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主并企业对目标企业评估的准确性降低并购意愿和规模;在并购价格谈判环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主并企业的相对议价能力降低并购支付金额。第三,主并地区相对目标地区营商环境差异越大,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地区并购规模的抑制作用越弱。具体的,营商环境四个子维度调节作用的检验发现,主并地区相对目标地区的政务环境差异、金融环境差异和基础设施环境差异均会削弱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地区并购规模的抑制作用,创新环境差异的调节作用不显着。第四,目标地政策不确定性显着降低企业跨地区并购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政策不确定性强度越大,跨地区并购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下降越明显。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并购整合过程中的监管治理成本、融资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影响并购绩效;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和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的跨地区并购绩效抑制作用更强;跨地区并购规模在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企业跨地区并购规模降低并购绩效。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目标地政府官员更替角度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地区并购决策和绩效的影响,丰富了企业跨地区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也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范畴。虽然已有少量文献关注跨国并购中的政策不确定性因素,但无法排除国家层面文化、体制等因素差异形成的“噪音”。本文以国内各地区政府官员更替形成的政策不确定性考察对企业国内跨地区并购的影响,有助于在国家因素统一的前提下识别政治因素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净效应。此外,与普遍从主并企业角度考察政策影响不同,本文认为目标地环境对企业并购交易过程以及预期收益的作用更直接,所以选择从目标地角度研究政策不确定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影响,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本文深入阐释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我国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和绩效的内在机理,论证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跨地区并购规模以及长短期并购绩效,证明了政策不确定性是我国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制度障碍因素,为企业结合投资目标地政策风险因素调整战略布局提供了指引。第二,从交易层面探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地区并购决策和绩效的内在机理,打开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地区并购交易的“黑箱”,拓展了官员更替和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机理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对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分析大多基于实物期权机制和金融摩擦机制,虽然这两种机制也能部分解释企业并购策略的选择,但均将并购活动视作一个整体,未能展示政策不确定性在交易层面对并购各环节的影响。本文在细致梳理并购交易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并购交易环节,深入剖析跨地区并购情境下目标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和绩效的影响机理,提出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竞争保护机制、低效评估机制和强势议价机制影响跨地区并购决策,通过提高企业监管治理成本、融资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降低跨地区并购绩效。本文还通过验证跨地区并购规模的中介作用揭示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另一条渠道。此外,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政府官员可操控的政策工具,厘清了“官员更替一政策不确定性一企业并购”的逻辑链条,深入刻画了官员更替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地区并购的具体机理,将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分解到各交易环节,有助于企业在并购各环节有针对性地设计应对方案来降低官员更替诱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第三,构建了地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营商环境差异因素引入跨地区并购决策框架,丰富了营商环境领域的相关研究。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构成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之和,其内涵广泛,评价存在较大难度。现有文献主要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部分城市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或选择部分指标进行替代,针对全部省份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仍较少。研究内容上主要探讨了营商环境对本地企业创新、生产效率、经营活力等的影响,尚未有研究关注地区之间的营商环境差异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作用。营商环境差异提高了企业应对外部负向冲击的能力和动力,有助于企业降低开拓新市场的政策风险。本文结合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原则,从政务、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四个维度构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不同地区营商环境差异,并将营商环境差异纳入跨地区并购研究框架之中,探讨营商环境差异情境下政策不确定对跨地区并购决策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识别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影响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找到克服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跨地区并购障碍的对策并总结行为模式,为各地的营商环境优化以及中国企业的跨地区并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李广兵[7]（2020）在《期权博弈视角下并购动态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枢纽和重要平台,而并购重组则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明显降速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中国监管政策推进和改革深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并购市场。相关研究方面,尽管金融工程领域内关于并购行为研究成果斐然,但尚未以微观主体退出决策为引入视角研究企业并购行为,且鲜有系统深入研究并购意向、并购企业角色定位、合并时机与条件,以及并购前后价值研判。本文以微观主体退出决策问题为基础研究,以最优停时和跨期价值研判为纽带,延伸至企业并购意向、并购企业权属、合并时机与条件等三大关键特征,综合运用期权博弈理论,整合实现企业并购行为系统研究,分析验证市场因素对并购意向影响。首先,为厘清企业并购行为研究路径,研究微观主体退出决策问题。考虑微观主体在跨期退出决策时追求终生福利最大化,引入时间不一致性和恒定存活率,构建退出决策模型,比较分析时间一致行为对微观主体退出时点影响,发现相较于指数型微观主体,双曲型微观主体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退出。进一步,当存活率非恒定时,发现微观主体更倾向于选择继续工作。其次,将微观主体退出意向延伸至企业并购意向,研究并购市场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以质疑企业产出表达式和合并利润表达式为动机,引导相应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产出既与行业生产率水平有关,也与企业特有生产率水平有关。考虑经营协同效应与合并多元化效应,借鉴竞争博弈思路,基于并购市场构建现有企业合并与退出模型和潜在企业进入模型,发现合并企业行业相关性与多元化效应呈负相关关系,绩效不佳的现有企业选择继续留在合并市场且期待合并机会,潜在进入企业盼望早日踏入并购市场,企业价值与企业特有生产率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然后,将微观主体退出权拓展至并购企业权,考虑企业角色定位内生性,研究并购企业权属确定问题。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并购行为对股票价格表现影响,发现短期内并购行为与被并企业股东收益不存在显着相关性现象。假定企业角色定位是外生给定的,将同行业增长率因子引入至金融市场下企业市值,确定合并盈余,构建外生并购模型,发现合并在经济繁荣期与萧条期均可发生,合并盈余规模与并购时机呈负相关关系,主并企业行业前景越好倾向于选择延迟收购或不并购,被并企业行业前景越好则促使主并企业提前收购。假定企业角色定位具有内生性,构建内生并购模型,发现企业提出要约收购是弱占优策略。再者,将微观主体退出时点扩宽至企业合并时机,引入行业冲击弹性因子,结合企业合并条件,研究企业合并时机与合并条件序列重排问题。假定企业并购时机优先于并购条件,引入与谈判导致价值损失有关的威胁因素,以合并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构建合作博弈模型,给出威胁博弈下企业角色定位的纳什均衡。假定企业收购条件优先于收购时机,以主并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构建非合作博弈模型,发现行业冲击弹性与主并企业期权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而与被并企业期权价值呈负相关关系。此外,比较分析发现,如果主并企业不愿承担交易成本,则其倾向于选择优先确定并购时机,然后考虑如何分配合并盈余。最后,分析市场因素对并购意向影响,验证理论发现与实证结论一致性。重点以2015年至2019年中国并购市场数据为样本,分析企业并购现状,佐证部分理论结果,发现企业并购在交易金额和并购事件数量方面均持续回落,协议收购、横向整合和现金支付是并购方案的主流;短期来看,未来两年并购市场将呈现“量、价”双降,中长期来看,并购市场将迎来回暖。
赵玲[8]（2020）在《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在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更是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为近年来金融工作的主题,并指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应该回归本源,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传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托宾Q理论一直被视为连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是资本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但其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股票价格是公司内在价值的真实反映。然而,由于市场摩擦和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干扰,资本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市场价格往往难以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会出现错误定价现象（Baker等,2003;Polk和Sapienza,2009;Dong等,2017）。特别是在相关制度尚不十分健全的新兴转轨经济体中,市场投机氛围浓厚,信息不对称严重,投资者认知偏差较大,错误定价更为严重和频繁（游家兴和吴静,2012;赵玲和黄昊,2019）。因此,在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可能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利”抵制其“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厘清相应微观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作为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组织形式,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和关键载体。从微观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影响有助于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内容,不仅是管理者对融资成本权衡的结果,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同时,杠杆调整也是近年来政府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尤为突出,债务率高达156%。杠杆率的不断攀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重大风险隐患,杠杆调整迫在眉睫。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杠杆调整”列为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要增加权益资本比重,调整企业杠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企业杠杆调整决策取决于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的权衡,股价估值偏误会直接影响企业权益资金融资成本,改变企业权益融资意愿,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此外,资本结构作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管理层也势必会将其作为迎合提升股价的目标。基于这两个方面,本文尝试从资本结构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质量不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难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事实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要求发展模式从更多依靠高投入、低端产业增长向技术驱动、高端产业引领转变。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资源并购整合,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从企业投资的视角来看,研发创新是维持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掌握了创新的主动权也就等于抢占了未来发展的先机;兼并收购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资源整合、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陈仕华等,2015;赖黎等,2017）。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翟进步等,2010;张学勇等,2017）。创新研发和兼并收购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方面必然会引起市场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与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渠道不谋而合。因此,从企业创新和并购投资决策出发,能更好地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作用机理。本文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为切入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围绕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理论,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资源整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具体投融资决策出发,实证检验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共分为七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出了预期创新点,同时对论文写作的结构和整体架构进行了规划和安排。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产错误定价和企业投融资决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来讲,包括资产错误定价的涵义及其测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及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决策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析。第3章,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第4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本章试图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股价高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下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股票流动性较高、企业成长性较好的样本中更为明显。高估的股价为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权益资金支持。（2）在股价高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的关系不显着。（3）在股价低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同时,错误定价的程度与定向增发的概率也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在股价低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法律环境较好地区样本中更为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市场估值偏误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股价高估会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为过度负债公司提供更多股权融资机会。股价低估一方面为大股东定向增发、利益输送提供了机会,从而促使过度负债的公司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股价被低估同时负债不足时,会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以期向市场传递公司盈利质量较高的信号,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拉升股价。第5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发创新是企业的重要投资决策,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话题。本章详细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环境中企业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决策权衡。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显着正相关。即股价越被高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并且这一效果在过度负债、融资约束较高以及拥有股权融资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2）在股价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也显着正相关,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上,专利质量提升并不明显。即股价越被低估,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越多;并且这一效果在负债不足、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投资者短视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这说明股价高估会给企业带来融资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提升创新质量。股价低估时,企业倾向于进行策略式创新以博取市场投资者的关注提升股价,结果导致创新质量不高。第6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并购既是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章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是否热点并购、非相关并购等探究了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并购概率显着正相关,且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较大、银行业竞争较低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此时的并购更倾向于采用股权方式进行对价支付,且在股票流动性较好、企业过度负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高估时企业支付的并购溢价显着较高,降低了企业的并购绩效。（2）当股价被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并购概率也呈现显着正相关,但此时企业更多采用策略性的并购,更倾向于实施多元化并购策略,并购对象也大多为产业政策支持的热门行业;对于支付方式而言,低估时企业并购更多采用现金支付,且在地区银行业竞争较强、企业负债不足的样本中使用现金支付的现象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低估时,由于企业选择并购对象多为政策支持行业,且并没有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最终获得了显着为正的并购绩效。第7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本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根据文章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研究不足之处与后续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资产错误定价的视角,研究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投融资策略之间的关系,拓展了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投融资行为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增值活动,如何提升投融资效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完美市场假说的条件下对此展开研究,在资产错误定价的情境下考察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文献仍较少。本文从资产定价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资产价值高估和低估状态下企业投融资策略的变化,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事实上,在制度转轨的新兴经济体中,各项制度尚不完善,投资者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错误定价现象较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估值偏误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传统的公司治理、高管特征等因素更为深远。（2）基于市场非有效的观点,结合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资产错误定价下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变化,丰富了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错误定价是转型经济体资本市场呈现的常态,现有文献对错误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但关注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文献还相对较少。而且已有研究几乎都指出资产错误定价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决策偏差等不良影响,仅有少数文献从产业结构调整、融资约束缓解等角度出发,发现了资产错误定价带来的有利一面。结合目前正在推进的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本文围绕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投融资决策行为展开研究,以期全面厘清资产错误定价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有助于丰富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研究的相关文献。（3）区别检验了股价高估和低估状态的非对称性影响,从多个维度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已有文献对资产错误定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整体错误定价程度或股价高估状态,忽略了股价低估状态的影响,更鲜有文献从高估和低估两个维度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非对称影响。本文在区分股价高估和股价低估两个层面后,分别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改变、投资者关注、管理层外部压力和迎合等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不同情形下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为后续关于市场估值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相关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很好地参考。此外,本文还从理性迎合渠道和股权融资渠道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现有文献都认为资产定价偏误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但少有文献进一步探讨定价偏误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同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章的研究有助于监管层进一步认识资产定价偏误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为其制定金融市场改革相关政策提供依据。（4）通过对资产错误定价成因的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尝试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现有研究关于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基础、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相对比较零散、片面、缺乏系统性。本文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夯实资本市场运行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芳[9]（2020）在《企业并购、资本结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能过剩行业的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年以来,产能过剩问题是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难以根治的痼疾之一,产能过剩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扭曲资源配置、恶化资源错配状态、提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加剧资源投入扭曲,目前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的发展都被产能过剩所限制。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连续强调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力求割除这一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毒瘤”。在经济新常态和政府推进去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之下,国家高度重视、为有效的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兼并重组政策作为一种能够改善产业结构、化解低端产能过剩、协同产生创新效应的重要手段正在被各个国家的政府所广泛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寻求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优化路径,促进我国产业更好的发展。目前对于钢铁、煤炭、水泥等资本密集型的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治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以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政府在产能过剩行业所实施的兼并重组的并购政策对产能过剩具备何种影响,考量并购重组活动是否能够有效提升产能利用率,能否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用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对2010年以来政府针对我国重点行业实施的兼并重组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价。首先,对国内化解产能过剩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梳理,提出本文研究的背景;其次,将现状研究与相关理论相结合,从并购、资本结构和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沪深两市的钢铁、水泥、煤炭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期间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了企业的产能过剩情况即产能利用率,选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所做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合成控制法对实证结果进行检验,得出结论。在整体数据的研究基础上将数据按企业性质和资本结构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这两个因素对并购效率的影响;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对策性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兼并重组能够有效的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企业兼并重组可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2.34%,且政策效果的显现呈现出约2年的滞后期。企业异质性方面的分析显示,企业性质、企业资本结构对并购的促进作用有显着性差异,非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后产能利用率提升效果明显优于国有企业,低资产负债率企业并购重组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果显着高于较高资产负债率企业。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政府应为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政策支持,建立市场化的去产能和行业整合的长效机制,确实保证并购政策有效实施,有效发挥政策效应化解产能过剩并优化企业产能利用率。
扈梦笛[10]（2020）在《宏观减税背景下企业并购的节税动因研究》文中提出近些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并购浪潮热度不减。然而,并购后实现成功经营的案例并不多见。成功的并购取决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在资源、文化、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有效衔接、洽和与匹配。企业并购决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长期发展战略的考虑、以及短期内实现相应的财务收益。不少并购失败案例都表明,企业若以追求短期财务收益为目标而进行并购将会增加企业并购失败的风险。基于此,本文研究重点实证研究了企业并购的短期财务动因之一,即“节税动因”;更重要地,分析了企业出于“节税”动因而发生的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绩效。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具体分析企业并购的节税动因,进一步讨论了中国近些年推行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对于减少企业因短期节税而进行非效率并购行为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本文通过收集中国2012-2018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并购数据,运用面板OLS回归模型和面板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节税”动因是否存在。研究发现,水平项上,当企业实际税负水平较高（低）时,其进行并购的概率越高（低）;动态项上,当企业实际税负变得更高（低）时,其进行并购的概率越高（低）;即“节税”的确是促进企业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企业出于“节税”动因而进行的并购对于改善企业财务绩效没有显着影响或者呈现显着负向影响。即,企业出于短期财务收益而进行的并购是一项非效率行为。最后,由于企业并购概率会随着实际税负的降低而下降,当国家通过一系列减税政策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时,企业需要支付的税收成本下降,企业从并购中节省下的税收收益显着缩减。从这一角度看,由于大规模减税政策的推行,宏观实际税负下降,弱化了企业出于短期财务因素进行并购的概率。换句话说,国家的减税政策有利于推动企业基于长期财务战略而进行有效并购,通过案例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建议在优化企业并购行为的过程中,第一,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落实中央政府有关减税的各项政策;第二,税收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关于规避企业出于短期财务行为进行并购的制度设计,激励企业基于长期财务规划进行并购;第三,帮助企业及相关人员建立正确的并购观念。
二、企业并购更一般的解释——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并购更一般的解释——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并购的概念与类型 |
| 一、并购的概念 |
| 二、并购类型 |
| 第二节 并购的动因与相关理论 |
| 一、传统并购理论 |
| 二、国有企业并购理论 |
| 第三节 企业长期投资的内涵演变 |
| 一、投资的基本含义与企业长期投资 |
|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企业长期投资内涵的扩展 |
| 三、技术创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企业长期投资内涵的扩展 |
| 四、企业长期投资对象的演变 |
| 第四节 并购与企业长期投资的关系 |
| 一、企业长期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 |
| 二、企业并购与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三、企业并购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
| 四、企业并购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与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 |
| 第四章 并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
| 一、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探索阶段(1978-1992 年) |
| 二、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突破阶段(1992-2002 年) |
| 三、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完善阶段(2002-2011 年) |
| 四、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深化阶段(2012 年至今) |
| 五、国有企业制度特征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并购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企并购对国企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方法 |
| 三、计量模型 |
| 四、人力资本的度量 |
| 五、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国企并购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七、机制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企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模型 |
| 三、创新的度量 |
| 四、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企并购对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模型 |
| 三、生产率的测算 |
| 四、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国企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七、机制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并购样本公司明细 |
| 附录B:生产率逐年匹配结果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2）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并购 |
| 1.2.2 技术创新 |
| 1.2.3 重污染企业 |
| 1.2.4 异质性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 |
| 2.1.2 绿色理论 |
| 2.1.3 资源基础理论 |
| 2.1.4 默会知识理论 |
| 2.1.5 组织学习理论 |
| 2.1.6 先发优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并购相关研究 |
| 2.2.2 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2.3 并购和创新关系研究 |
| 2.2.4 简要述评 |
| 第3章 绿色并购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 实证设计 |
| 3.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 3.2.2 变量说明 |
| 3.2.3 理论模型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1 描述性统计 |
| 3.3.2 相关性检验 |
| 3.3.3 均值T检验 |
| 3.3.4 多元回归结果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5 内生性处理 |
| 3.6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动态过程的作用路径解析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1 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1.2 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来源与数据筛选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理论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4.3.2 多元回归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主体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
| 5.1 单一并购主体特征的影响分析 |
| 5.1.1 主并方特征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5.1.2 标的方特征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5.2 并购双方关联性特征的影响分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和数据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检验 |
| 5.4.3 多元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的转型效果评价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1 组织整体层面解析 |
| 6.1.2 微观要素层面解析 |
| 6.2 实证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
| 6.2.2 变量定义和说明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6.3.2 多元回归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检验 |
| 6.5.1 转型效率的后果检验 |
| 6.5.2 商业模式改变的后果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企业层面 |
| 7.2.2 政府层面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1 并购动机 |
| 1.2.2 企业经济网络的定义 |
| 1.2.3 企业经济网络的类型 |
| 1.2.4 网络经济 |
| 1.3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创新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基于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 |
| 2.2.1 规模经济的解释 |
| 2.2.2 范围经济的解释 |
| 2.2.3 交易成本节约的解释 |
| 2.2.4 网络经济的解释 |
| 2.3 不同网络与企业并购相关的研究 |
| 2.3.1 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 |
| 2.3.2 高管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3 董事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4 股东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5 创新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6 企业集团业务和价值链的联结与企业并购 |
| 2.4 已有研究不足 |
| 3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社会网络理论 |
| 3.1.2 协同效应理论 |
| 3.1.3 资源基础理论 |
| 3.2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基本逻辑 |
| 3.2.1 网络经济与协同效应 |
| 3.2.2 网络经济带来的资源优势 |
| 3.2.3 网络经济与规模经济 |
| 3.2.4 网络经济与范围经济 |
| 3.2.5 网络经济与交易成本节约 |
| 4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检验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实证模型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样本选择 |
| 4.3 基于内部网络的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4.3.2 主回归结果 |
| 4.3.3 异质性检验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进一步分析:对协同效应来源的检验 |
| 4.4 基于外部网络的实证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4.4.2 主回归结果 |
| 4.4.3 异质性检验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4.5 进一步分析:对协同效应来源的检验 |
| 5 规模经济的中介作用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实证模型 |
| 5.2.2 变量定义 |
| 5.3 实证结果 |
| 6 范围经济的中介作用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实证模型 |
| 6.2.2 变量定义 |
| 6.3 实证结果 |
| 7 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作用研究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实证模型 |
| 7.2.2 变量定义 |
| 7.3 实证结果 |
| 8 研究结论及其应用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结论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 |
| 1.2.2 并购可能性、完成率及绩效 |
| 1.2.3 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 |
|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5 文章结构安排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并购可能性、完成率及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1.1 并购可能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1.2 并购完成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1.3 并购绩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2 机构投资者网络类型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 |
| 2.2.1 机构投资者网络类型分析 |
| 2.2.2 机构投资者网络产生的经济后果 |
| 2.3 机构投资者股东与国企并购的相关研究 |
| 2.3.1 机构投资者股东与一般企业并购 |
| 2.3.2 机构投资者股东与国企并购 |
| 2.4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复杂网络理论 |
| 3.2 委托代理理论 |
| 3.3 股东积极主义理论 |
| 3.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5 资源和要素市场理论 |
| 4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的构建及分析 |
| 4.1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形成机制 |
| 4.2 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二模网络构建 |
| 4.3 机构投资者一模网络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可能性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主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4 内生性分析 |
| 5.4 异质性分析 |
| 5.5 机制作用分析 |
| 5.6 拓展性分析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8 本章小结 |
| 6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完成率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说明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主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3.4 内生性分析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5 机制作用分析 |
| 6.6 拓展性分析 |
| 6.7 稳健性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7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说明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主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异质性分析 |
| 7.5 机制作用分析 |
| 7.6 拓展性分析 |
| 7.7 稳健性检验 |
| 7.8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性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基于Super-EBM-DEA模型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技术路线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并购绩效相关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企业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综述 |
| 一、并购有益论 |
| 二、并购无益论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一、企业特征相关影响因素综述 |
| 二、并购活动特征相关影响因素综述 |
| 三、并购双方关联关系影响因素综述 |
| 四、外部环境相关影响因素综述 |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综述 |
| 一、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综述 |
| 二、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综述 |
| 三、不同上市板块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并购绩效相关理论基础与评价方法 |
| 第一节 并购及并购绩效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并购及并购绩效的相关概念 |
| 二、企业并购的类型 |
| 三、并购及并购绩效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并购绩效的评价方法 |
| 一、并购绩效的现有评价方法 |
| (一)事件研究法 |
| (二)财务指标法 |
| (三)数据包络分析法 |
| (四)并购绩效的其他评价方法 |
| 二、利润绩效与收入绩效评价体系 |
| 三、Super-EBM-DEA与其他并购绩效方法的比较 |
| 第四章 基于SUPER-EBM-DEA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并购样本、指标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及原则 |
| 二、并购绩效测度指标的选择及原则 |
| 三、相关数据来源及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并购绩效测度的实证分析 |
| 一、收入绩效与利润绩效比较 |
| 二、并购前后企业绩效的比较 |
| 三、基于二次相对效益模型的并购绩效 |
| 第五章 上市公司长短期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一、短期并购绩效研究假设 |
| 二、长期并购绩效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 |
| 一、变量定义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TOBIT回归分析及结论 |
| 一、短期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 二、长期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相关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基于政府角度的政策建议 |
| 二、基于企业角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一、不足之处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6）政策不确定性、营商环境差异与跨地区并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重要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并购的相关研究 |
| 2.1.1 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 |
| 2.1.2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
| 2.1.3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
| 2.2 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并购的相关研究 |
| 2.2.1 营商环境的概念 |
| 2.2.2 营商环境的评价 |
| 2.2.3 营商环境对企业投资和并购的影响 |
| 2.3 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相关研究 |
| 2.3.1 跨地区并购的影响因素 |
| 2.3.2 跨地区并购的绩效表现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逻辑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政策不确定性、营商环境差异影响跨地区并购的逻辑框架 |
| 3.2.1 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的框架 |
| 3.2.2 营商环境差异影响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地区并购决策关系的框架 |
| 3.2.3 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框架 |
| 第4章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政策不确定性的来源及特征 |
| 4.1.2 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地区并购决策 |
| 4.1.3 政策不确定性强度的影响 |
| 4.1.4 主并方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模型设计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基准回归结果 |
| 4.3.4 政策不确定性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
| 4.3.5 主并方特征影响的回归结果 |
| 4.4 政策工具检验 |
| 4.5 影响机制检验 |
| 4.6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
| 4.6.1 内生性处理 |
| 4.6.2 稳健性检验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营商环境差异的调节作用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营商综合环境差异的调节作用 |
| 5.1.2 营商环境各维度差异的调节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差异测算 |
| 5.2.3 其他变量定义 |
| 5.2.4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营商环境评价结果 |
| 5.3.2 描述性统计 |
| 5.3.3 基准回归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 |
| 6.1.2 政策不确定性强度的影响 |
| 6.1.3 主并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
| 6.1.4 企业跨地区并购决策对并购绩效的中介影响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基准回归结果 |
| 6.3.4 政策不确定性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
| 6.3.5 主并企业特征影响的回归结果 |
| 6.4 并购规模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期权博弈视角下并购动态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与意义 |
| 1.1.2 理论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提出与选题来源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选题来源 |
| 1.3 相关知识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并购类型 |
| 1.3.3 并购动机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微观主体行为研究 |
| 2.1.1 动态不一致研究 |
| 2.1.2 退出决策研究 |
| 2.2 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
| 2.2.1 并购动机理论研究 |
| 2.2.2 期权博弈下并购策略研究 |
| 2.2.3 并购对股价表现影响研究 |
| 2.2.4 并购动向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2.4 微观主体状态与企业并购行为对应关系 |
| 第3章 微观主体状态基础研究 |
| 3.1 微观主体退出基础问题 |
| 3.2 微观主体退出决策基准模型 |
| 3.3 比较动态分析 |
| 3.4 模型延伸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进入与退出意向动态决策 |
| 4.1 企业进入与退出并购市场问题 |
| 4.2 问题引导实证 |
| 4.2.1 企业生产函数表达式 |
| 4.2.2 合并利润函数表达式 |
| 4.3 模型设立 |
| 4.3.1 企业生产与利润 |
| 4.3.2 现有企业合并与退出模型 |
| 4.3.3 潜在企业进入模型 |
| 4.3.4 递归竞争均衡 |
| 4.4 函数形式与变量值选取 |
| 4.4.1 函数形式选取 |
| 4.4.2 参数值选取 |
| 4.5 均衡动态比较 |
| 4.5.1 多元化效应 |
| 4.5.2 合并协同价值 |
| 4.5.3 现有企业价值 |
| 4.5.4 潜在进入企业价值 |
| 4.5.5 企业成长与生存应用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并购企业权属确定 |
| 5.1 并购企业权属问题 |
| 5.2 并购对股价表现影响分析 |
| 5.3 外生并购 |
| 5.3.1 模型设立 |
| 5.3.2 不完全信息和宣告收益 |
| 5.4 内生并购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并购时机与条件研判 |
| 6.1 时机与条件问题 |
| 6.2 博弈模型设定 |
| 6.2.1 合作博弈模型 |
| 6.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6.3 比较静态分析 |
| 6.3.1 威胁博弈下企业角色定位 |
| 6.3.2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比较 |
| 6.3.3 并购时机与收购时机比较 |
| 6.3.4 并购条件与收购条件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市场因素对并购意向影响 |
| 7.1 并购市场不同维度分析 |
| 7.1.1 整体 |
| 7.1.2 行业 |
| 7.1.3 地域 |
| 7.1.4 交易规模 |
| 7.1.5 股权变动 |
| 7.1.6 跨境并购 |
| 7.2 并购方案分析 |
| 7.2.1 并购方式 |
| 7.2.2 并购目的 |
| 7.2.3 支付方式 |
| 7.3 企业并购未来走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B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研究课题概况 |
（8）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预期创新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2.文献综述 |
| 2.1 资产错误定价的含义及其测度 |
| 2.1.1 资产错误定价的概念界定 |
| 2.1.2 资产错误定价的测度方法 |
| 2.2 资产错误定价影响因素 |
| 2.2.1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
| 2.2.2 市场交易制度 |
| 2.2.3 投资者非理性认知 |
| 2.3 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 |
| 2.3.1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
| 2.3.2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 2.4 简要评述 |
| 3.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有效市场理论 |
| 3.1.2 行为金融理论 |
| 3.2 内在机理 |
| 3.2.1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择时 |
| 3.2.2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迎合 |
| 3.3 实现形式 |
| 3.3.1 投融资行为的切入点 |
| 3.3.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3.3.3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3.3.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 |
| 4.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资本结构调整 |
| 4.2.2 资产错误定价 |
| 4.2.3 假设推导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说明 |
| 4.3.3 模型设定 |
| 4.3.4 描述性统计 |
| 4.4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
| 4.4.1 资本结构调整:基准结果 |
| 4.4.2 资产错误定价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 |
| 4.4.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异质性分析以及调整路径选择 |
| 4.5.1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高估&过度负债 |
| 4.5.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过度负债 |
| 4.5.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负债不足 |
| 4.6 本章小结 |
| 5.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5.2.1 企业创新 |
| 5.2.2 资产错误定价 |
| 5.2.3 假设推导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说明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描述性分析 |
| 5.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5.4.1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基本结果 |
| 5.4.2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5.1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5.2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5.3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6 进一步分析: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6.1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6.2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6.3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7 本章小结 |
| 6.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6.2.1 企业并购 |
| 6.2.2 资产错误定价 |
| 6.2.3 假设推导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说明 |
| 6.3.3 模型设定 |
| 6.3.4 描述性统计 |
| 6.4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 |
| 6.4.1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4.2 股价高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4.3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5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 |
| 6.5.1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5.2 股价低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5.3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6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企业并购、资本结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能过剩行业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及背景 |
| 1.1.2 研究价值和意义 |
| 1.2 内容结构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3.1 论文的创新点 |
| 1.3.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产能、产能利用率、产能过剩的界定 |
| 2.1.1 产能涵义 |
| 2.1.2 产能利用率涵义 |
| 2.1.3 产能过剩的界定 |
| 2.2 产能过剩的成因 |
| 2.2.1 从市场失灵角度的解释 |
| 2.2.2 从政府失灵或制度扭曲角度的解释 |
| 2.3 产能利用率的测度 |
| 2.3.1 最优产出的含义 |
| 2.3.2 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 2.4 并购政策的国际经验 |
| 2.5 企业并购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
| 2.6 资本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
| 2.7 文献回顾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兼并重组政策促进企业并购 |
| 3.2 产能视角下企业的并购动因 |
| 3.3 调配过剩产能效应 |
| 3.3.1 调配因不确定需求而产生的过剩产能 |
| 3.3.2 调配因设置阻止障碍而形成的过剩产能 |
| 3.4 优化产能供给效应 |
| 3.4.1 并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
| 3.4.2 并购提升市场集中度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4.1 产能利用率测度 |
| 4.1.1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产能利用率 |
| 4.1.2 DEA方法模型设定 |
| 4.1.3 变量的选取与处理 |
| 4.1.4 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 |
| 4.2 实证检验: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关系研究 |
| 4.2.1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
| 4.2.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2.3 变量的选取及处理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合成控制法检验 |
| 4.3.1 合成控制法 |
| 4.3.2 合成法检验结果分析 |
| 4.3.3 合成控制法的稳健性检验 |
| 4.4 分组回归 |
| 4.4.1 并购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
| 4.4.2 并购对不同资本结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优化制度设计,建立长效机制 |
| 5.2.2 积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市场调节 |
| 5.2.3 鼓励企业实施并购,特别是提高国企的主动性 |
| 5.2.4 建立产能调查和信息发布机制,减少需求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宏观减税背景下企业并购的节税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企业并购的概念界定 |
| 2.1.2 节税动因的概念界定 |
| 2.1.3 宏观减税背景的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 |
| 2.2.2 税收节约理论 |
| 2.2.3 减税激励与企业并购 |
| 2.3 政府宏观减税改变企业并购行为的传导机制 |
| 3 企业并购及税收政策的现状分析 |
| 3.1 企业并购发展现状 |
| 3.1.1 企业并购整体发展情况 |
| 3.1.2 企业并购行业分布情况 |
| 3.2 企业并购涉税税收政策现状 |
| 3.2.1 企业并购涉税税收政策梳理 |
| 3.2.2 企业并购涉税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 政府宏观减税政策现状 |
| 4 企业并购节税动因的实证分析 |
| 4.1 实证研究假设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4.2.2 变量设计及说明 |
| 4.2.3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5 相关性系数矩阵分析 |
| 4.3 企业并购节税动因的实证分析 |
| 4.3.1 基准回归结果 |
| 4.3.2 异质性检验 |
| 4.3.3 内生性检验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企业“节税”并购的财务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异质性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5 企业并购节税动因的案例分析 |
| 5.1 ST高升公司背景介绍 |
| 5.1.1 ST高升的公司概况 |
| 5.1.2 ST高升的发展历程 |
| 5.2 ST高升并购背景 |
| 5.2.1 政策背景 |
| 5.2.2 行业背景 |
| 5.3 ST高升股权并购的节税动因分析 |
| 5.4 宏观减税对降低“节税”非效率并购的具体影响测算 |
| 6 政策建议 |
| 6.1 加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
| 6.1.1 实现企业精准降负 |
| 6.1.2 出台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
| 6.1.3 强化落实成效 |
| 6.2 出台鼓励企业进行有效并购的税收优惠政策 |
| 6.2.1 加大并购税收政策整合力度 |
| 6.2.2 建立并购长效激励机制 |
| 6.2.3 优化并购税收优惠方式 |
| 6.3 提高企业并购效率 |
| 6.3.1 建立正确的并购观念 |
| 6.3.2 提高企业并购决策水平 |
| 6.3.3 充分发挥政策优势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企业并购更一般的解释——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D]. 叶小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
- [2]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张国珍.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D]. 李超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D]. 王言.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5]基于Super-EBM-DEA模型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D]. 吴妍.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6]政策不确定性、营商环境差异与跨地区并购研究[D]. 吴倩. 山东大学, 2021(11)
- [7]期权博弈视角下并购动态策略研究[D]. 李广兵. 湖南大学, 2020
- [8]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D]. 赵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企业并购、资本结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能过剩行业的证据[D]. 周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宏观减税背景下企业并购的节税动因研究[D]. 扈梦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