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粗放型经济导致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熊长均[2](2021)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刘博[3](2021)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世闻名,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生态风险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国家安全构成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实现突破性进展、取得历史性成效,生态环境领域的风险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所好转,但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攻坚时期,成效并不稳固,生态环境类社会风险依然存在,并呈现多发、突发的新特征。是否能对风险做出精准的识别预判和科学的治理化解,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加强生态环境治理,防范化解生态风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谓生态风险,实质是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占有和利用,导致二者关系发生恶化,根源是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人。当前,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资源过度开采、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系统退化等,对自然、国家、社会、个人的生存发展都有很大的危害和影响。生态风险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滞后、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的短板、国际合作的障碍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深入,生态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风险考验。新时代,规避化解生态风险,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加强生态保护领域科技创新,推动全球生态风险治理合作。惟其如此,才能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不断取得新胜利。
董涵铭[4](2021)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本文通过探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梳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必要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思想分析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探寻解决途径,为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南,也为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困境提供了对策。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人类自身对这一问题的反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相关理论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研究热点。因此,笔者将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实践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根据这个研究思路,将本文内容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围绕问题来源和研究思路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目的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阐述;第二章,探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支撑;第三章,分析探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必要性,为本研究提供现实依据;第四章,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五章,探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有针对性地解决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为今后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杜恒义[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逻辑体系研究》文中指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特殊状况,不论是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新的风险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党的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新经济思想以当代中国经济事实为依据,从我国实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对经济改革实践中规律性成果进行了系统深刻地总结提炼,是回应新时代经济发展难题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改革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旨在从逻辑体系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这一最新的经济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面对更大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这一新经济思想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应运而生。同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吸收总结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涵丰富,是主体论、主题论、理念论、动力论和政治保障论的统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目标,新时代经济建设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努力调动广大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高质量物质文化需求新时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中国经济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新发展理念升华了国内外发展经验,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飞速崛起的直接动力,新时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这一新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新时代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不断提升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有效肃清了党内外的政治环境,政商关系更加透明。党中央更加注重经济政策的研究与落实,科学的督办落实机制充分调动了各级党员干部谋事创业的工作热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征,唯物辩证法指引了中国革命、改革以及建设事业取得了成功。新时代在分析经济问题、制定经济政策时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体现了阶段性质变与整体性推进相结合,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以及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方法论特征。这一新经济思想体现了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情怀与世界经济发展繁荣的国际主义原则。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强国以及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努力致力于为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新时代,中国发起建立了多项促进世界经济合作的倡议方案,吸引了多国参与,世界经济因为有了中国的指引,开始焕发出新的面貌。
刘华超[6](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指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陈玲[7](2021)在《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对我国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市场结构作出的重大调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讲话、批示和发表的文章等的总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则是我们党自觉探索和思考这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积极展开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和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自觉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推动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具备坚实的实践基础。从内容来看,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包括高质量发展跨越重大关口论、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论、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论、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论、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开放论以及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论等六个方面主要内容。从理论特征来看,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显着的针对性;全面涵盖五大发展理念,具有显着的综合性;引领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显着的引领性。从时代价值来看,在理论价值上,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人的经济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它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视野,还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局限;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有利于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指引和启示。面对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也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贯彻的指导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践行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过程中仍存在诸如高质量发展相关主体的发展观念有待彻底转变、相关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不足,需要进一步用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武装头脑、转变发展观念以及改革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从而更好的践行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切实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境界。
白雪[8](2021)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矛盾的论述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经验为历史根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定依据及重要意义,深刻分析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理论内涵,正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特征,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路径参考。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等问题。列宁深入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并初步探索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矛盾问题。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关于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历史根据。党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探索和解决各个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回顾和总结我们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过程和总结经验教训,对正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研究的现实起点。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判定根据的前提条件。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还需厘清主要矛盾变化与我国基本国情以及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关系,以及充分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意义。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是研究的重点内容。全面把握人民美好生活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理论内涵,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助于深刻揭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特征。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证分析,能够深入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结合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径是研究的归宿点。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首先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通过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重要发展战略、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系统安排,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应用文献研究方法,借助科学知识图谱快速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总体研究状况,对重点文献以及代表性作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精准分析;利用比较研究法,梳理中国共产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和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党的重要文献关于发展问题的阐述挖掘分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特征;应用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剖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理论内涵,校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以便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原则与重要举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题,从理论基础、历史根据、现实背景、判定依据、重要意义、理论特征、现实表现及解决路径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有助于不断深化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还有助于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来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有助于准确理解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主要发展问题,全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新期待,为更好地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理论支撑。
关帅[9](2021)在《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这一系列的成果皆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是中国经济新高地的见证。但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同步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破解能源资源约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发挥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与经济政策提供参考。1.本文在论述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中国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规制起步阶段(1972—1991)、环境规制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环境规制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总体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6)、产业结构调整阶段(1978—1991)、市场加速改革阶段(1992—2003)、科学发展阶段(2004—2008)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9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向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移。用于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整体素质和效率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2.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联性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显着。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冲击作用的构成,发现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37.75%的变化,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高度化23.5%的变化。说明利用环境规制变化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说服力较强,环境规制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向均衡化发展;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不利影响。3.鉴于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线性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也表现出显着的门限特征;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效应逐渐凸显。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当以人力资本水平为转换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经济与财政自主权,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弹性,为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打开机会之窗。因此,通过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支出、监督和收益执行三个环节出发,研究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意味着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将相应地放松环境管制,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抑制本地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亦未减弱邻地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驱动产业高度化发展,进一步证实“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工具执行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支出执行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监督和收益则略逊一筹。环境规制执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总体而言,并未显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国务院在1998年批准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旨在防治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因此,我们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两控区”政策显着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来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严格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双赢”,这将为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有力证据。其次,我们对“两控区”政策的持续效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长期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再次,“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该结果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各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后,就区域层面而言,“两控区”政策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显着地推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陈晶晶[10](2021)在《生态文明视阈下我国生态文化的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工业文明在带来生产大发展和物质大丰富的同时也日益加深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造成了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为了全面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积极探索与有益实践。生态文明理念作为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指导思想应运而生,旨在进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让人们从思想源头摒弃人与自然彼此对立的世界观,在全社会确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伴随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作为生态文明动力源泉的生态文化的建构迫在眉睫,建构全面系统的生态文化体系是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需要。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说明了文章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这一部分主要为后文叙述的展开进行铺垫。第二部分为生态文化的概念概述,本章主要针对生态文化建构过程中涉及到的基本概念与内涵进行梳理与总结,就学界研究现状与国情现实语境对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梳理,同时论述了当代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第三部分明确了生态文化建构的现实意义。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有其重要意义与必要价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是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第四部分客观描述了我国生态文化建构取得的进展,主要从生态文化建设工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公众生态环境素养三个主要方面再现生态文化建构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效成就。第五部分按照文化三要素,即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理念文化层面理清生态文化建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深入分析了造成我国生态文化建构困境的主要原因,以更有针对性探寻其建构路径。第六部分是全文论述的落脚点,是本文的重中之重,重在阐明生态文明视阈下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具体包括培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加强生态科技创新以及与世界携手进行生态合作。
二、粗放型经济导致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粗放型经济导致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外研究现状 |
2.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1.研究视角创新 |
2.研究内容创新 |
一、生态风险概述 |
(一)风险的内涵 |
1.风险的含义 |
2.风险的特征 |
(二)生态风险的内涵 |
1.生态风险的含义 |
2.生态风险的特征 |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风险表现、特征及危害 |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生态风险的表现 |
1.资源过度开采 |
2.环境质量下降 |
3.生态系统退化 |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生态风险的特征 |
1.风险来源多样性 |
2.危害影响持久性 |
3.风险相互关联性 |
4.化解任务艰巨性 |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生态风险的危害 |
1.威胁国家安全 |
2.影响社会稳定 |
3.引发生存危机 |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风险成因分析 |
(一)传统发展观的桎梏 |
1.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 |
2.功利主义的侵蚀 |
3.唯意志论的藩篱 |
(二)新旧发展方式更替的曲折 |
1.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依赖未完全摆脱 |
2.产业结构和质量不平衡 |
3.城乡发展不够协调 |
(三)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不健全 |
1.环保法律法规存在漏洞 |
2.生态监督机制存在缺陷 |
3.生态风险分配存在不公 |
(四)生态风险化解动力不足 |
1.环境治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充分 |
2.环保领域科技创新应用水平不高 |
(五)全球生态风险治理合作存在障碍 |
1.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分歧 |
2.产业转移转嫁生态风险 |
3.生态治理的文化冲突 |
四、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风险化解 |
(一)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 |
2.践行“两山理念” |
3.树牢正确政绩观 |
(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1.摆脱增长路径依赖 |
2.全面优化产业结构 |
3.统筹城乡一体发展 |
(三)注重制度建设,提升生态风险治理效能 |
1.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
2.强化生态领域政府监管 |
3.健全生态风险分配机制 |
(四)积蓄发展动能,凝聚化解生态风险强大合力 |
1.提高全民化解生态风险意识和能力 |
2.强化生态科技创新和应用 |
(五)推动国际合作,打造生态风险化解命运共同体 |
1.凝聚全球生态文明价值共识 |
2.建设全球生态风险对话平台 |
3.完善全球生态风险治理体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4)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系统分析法 |
1.3.3 研究思路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第2章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依据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观 |
2.1.1 马克思的生态观 |
2.1.2 恩格斯的生态观 |
2.1.3 列宁的生态观 |
2.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
2.2.1 毛泽东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
2.2.2 邓小平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
2.2.3 江泽民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
2.2.4 胡锦涛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
2.2.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第3章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内涵及必要性 |
3.1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 |
3.1.1 生态文明的概念 |
3.1.2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
3.2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3.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客观遵循 |
3.2.2 为有效治理全球生态失衡提供中国方案 |
3.2.3 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正确指引 |
第4章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4.1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 |
4.1.1 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化 |
4.1.2 生态文明状况明显改变 |
4.1.3 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日益完善 |
4.2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
4.2.1 生态系统维护压力叠加 |
4.2.2 重污染天气现象严峻 |
4.2.3 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存在短板 |
4.2.4 生态突出问题影响群众生活 |
4.3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 |
4.3.1 政府自身履职能力不足 |
4.3.2 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方式 |
4.3.3 环保技术条件不够完善 |
4.3.4 国民缺乏生态文明教育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
5.1 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生态发展理念 |
5.1.1 发展循环经济维持生态平衡 |
5.1.2 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
5.1.3 以正确的生态观引导民众理性消费 |
5.2 强化政府职能作用 |
5.2.1 加大对生态保护的政绩考核 |
5.2.2 提高对环境污染的执法力度 |
5.3 完善生态法规落实我国生态政策 |
5.3.1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体系 |
5.3.2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管机制 |
5.3.3 健全生态系统破坏责任追究制 |
5.3.4 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
5.4 加强观念引导提升国民生态文明意识 |
5.4.1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 |
5.4.2 提高公民的环保参与和能力意识 |
5.5 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
5.5.1 深入实施污染防治行动 |
5.5.2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队伍 |
第6章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逻辑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三、拟突破的难题与攻克的难关 |
四、论文研究方法 |
五、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生成逻辑 |
一、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一)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 |
(三)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面临深刻变化 |
二、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 |
(一)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
(二)继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
第二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
一、主体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一)坚持唯物史观,凝聚人民力量 |
(二)注重人民需求,提升供给水平 |
(三)坚持共享发展,保证社会公平 |
二、主题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一)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
(二)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三)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
三、理念论: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
(一)创新发展理念 |
(二)协调发展理念 |
(三)绿色发展理念 |
(四)开放发展理念 |
(五)共享发展理念 |
四、动力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一)改革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二)推进“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 |
五、政治保障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一)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重要性 |
(二)坚持党的领导需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
第三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
一、阶段性质变与整体性推进相统一的方法 |
(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二、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 |
(一)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统一 |
(二)市场起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统一 |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 |
(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
四、内因与外因相统一的方法 |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
(二)统筹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 |
第四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目标指向 |
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
(一)升华发展理念,确保健康发展 |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经济强国 |
(三)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二、为全球发展谋合作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经济全球化新道路 |
(二)传播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 |
(三)促进经济合作,贡献中国力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相关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国内研究动态 |
1.2.2 国外研究动态 |
1.2.3 对国内外研究动态的简要评价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1.3.1 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概念界定 |
1.4.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1.4.2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内涵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点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2.1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
2.1.1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发展思想为根本指导 |
2.1.2 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的经济发展思想 |
2.1.3 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智慧 |
2.1.4 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
2.2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 |
2.2.1 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实践积淀 |
2.2.2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内容与特征 |
3.1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3.1.1 高质量发展跨越重大关口论 |
3.1.2 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论 |
3.1.3 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论 |
3.1.4 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论 |
3.1.5 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开放论 |
3.1.6 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论 |
3.2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 |
3.2.1 针对性: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
3.2.2 综合性:全面涵盖五大发展理念 |
3.2.3 引领性:引领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4.1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
4.1.1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新视野 |
4.1.2 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局限 |
4.2 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
4.2.1 为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
4.2.2 为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行动指南 |
4.2.3 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指引和启示 |
第5章 深入践行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思考 |
5.1 践行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存在的不足 |
5.1.1 高质量发展相关主体的发展观念有待彻底转变 |
5.1.2 相关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
5.2 践行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路径 |
5.2.1 进一步用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武装头脑、转变观念 |
5.2.2 构建和完善践行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体制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情况 |
(8)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可能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矛盾的理论 |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问题 |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矛盾的认识 |
(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与社会主义革命 |
(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问题 |
(三)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 |
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学说 |
(一)详尽阐述主要矛盾理论 |
(二)系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
注释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
一、党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
(一)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 |
(二)党探索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 |
二、党对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
(一)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 |
(二)党探索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 |
三、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曲折发展 |
(二)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 |
四、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形成与发展 |
(二)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 |
注释 |
第三章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定分析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一)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二)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定依据 |
(一)社会生产发生新的阶段性变化 |
(二)人民生活需要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
(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制约因素 |
三、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基本国情的“不变”相统一 |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国际地位的“不变”相统一 |
(三)坚持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
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意义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
(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性发展 |
(三)为解决世界性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注释 |
第四章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 |
一、深刻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内涵 |
(一)美好生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前提 |
(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 |
(三)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人民理想生活的现实写照 |
(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须全社会共同努力 |
二、正确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理论内涵 |
(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对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深刻反思 |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对以往我国发展历程的回顾总结 |
(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对今后我国发展主要问题的集中概括 |
(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关涉人民生活的全局性问题 |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特征 |
(一)坚定的人民立场 |
(二)强烈的问题导向 |
(三)深刻的辩证思维 |
(四)全面的发展要求 |
注释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证分析 |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表现 |
(一)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人民美好物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
(二)民主法治建设不完善与人民美好政治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
(三)精神文化产品服务不足与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
(四)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与人民美好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
(五)环境质量改善不达标与人民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
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 |
(一)公众生态文明观念与实现美好生活要求之间存在差距 |
(二)人民对健康服务的需要与公共健康供给之间存在矛盾 |
(三)农村地区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 |
(四)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有待加强 |
注释 |
第六章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径 |
一、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三)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
(四)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新动力 |
二、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 |
(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物质生活需要 |
(二)民主法治建设稳中求进满足人民美好政治生活需要 |
(三)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 |
(四)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满足人民美好社会生活需要 |
(五)提升生态文明整体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生活需要 |
注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2 环境规制理论 |
2.3 产业结构理论 |
2.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现状 |
3.1 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和现状 |
3.2 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3.3 产业结构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型构建 |
4.3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
5.1 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 |
5.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5.3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
6.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6.2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实证设计 |
6.3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两控区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7.1 “两控区”政策 |
7.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7.3 “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10)生态文明视阈下我国生态文化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选题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创新点 |
2.不足之处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理论综述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1.生态文明 |
2.生态文化 |
3.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关系 |
(二)中国传统生态观是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思想根基 |
1.儒家“天人合一”的本体思想 |
2.道家“道法自然”的伦理价值 |
3.佛家“珍爱生命”的博爱意识 |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理论基础 |
1.人与自然实现本质统一的生态价值观 |
2.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态科技观 |
3.自然资源利用与节约互动的生态消费观 |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科学指南 |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 |
2.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 |
3.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 |
4.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 |
5.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 |
(五)西方生态学理论是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国际借鉴 |
1.生态中心主义思想 |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3.生态现代化理论 |
二、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现实意义 |
(一)生态文化建构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 |
1.建构生态文化有助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
2.建构生态文化有益于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
3.建构生态文化有利于实现美丽中国愿景 |
(二)生态文化建构是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
1.建构生态文化有利于完善国家生态治理体系 |
2.建构生态文化有利于提升国家生态治理能力 |
3.建构生态文化有利于协调国家生态治理运行 |
(三)生态文化建构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
1.生态文化建构是助推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 |
2.生态文化建构是促进资源节约的迫切需要 |
3.生态文化建构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精神保障 |
三、我国生态文化建构取得的重大进展 |
(一)生态文化工程建设有序开展 |
1.重大生态工程贡献突出 |
2.生态扶贫项目成效显着 |
3.国家公园试点统筹推进 |
(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
1.重大基础性生态制度日渐完善 |
2.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共识业已形成 |
3.多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构建 |
(三)公众生态文化素养显着提升 |
1.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
2.公众对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 |
3.公众保护环境的行为取向日益落实为具体行动 |
四、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现存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一)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现存的主要问题 |
1.生态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 |
2.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健全 |
3.生态文明观念意识淡薄 |
4.生态文化建构人才队伍薄弱 |
(二)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现存诸多问题的原因 |
1.政府环境监管责任不到位 |
2.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意识缺失 |
3.公众对生态文化理念认识不深刻 |
4.生态法治文化建设不完善 |
五、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路径选择 |
(一)培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 |
1.确立健康生态伦理观 |
2.秉持合理生态安全观 |
3.树立正确生态消费观 |
4.培育正确生态价值观 |
(二)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
1.加快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
2.构建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制度 |
3.健全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制度 |
4.落实生态文明政绩考核评价制度 |
(三)加强生态科技创新 |
1.加大环境友好型技术研发投入 |
2.营造良好生态科技创新环境 |
3.加强生态科技人才培养力度 |
(四)携手世界生态合作 |
1.扩大生态文化国际交流 |
2.推介国际生态文化优异成果 |
3.开展全方位的国际性生态合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粗放型经济导致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熊长均. 兰州交通大学, 2021
- [3]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风险研究[D]. 刘博. 延安大学, 2021(10)
- [4]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D]. 董涵铭. 长春工业大学, 2021(08)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逻辑体系研究[D]. 杜恒义.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6]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7]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D]. 陈玲.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8]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白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9]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D]. 关帅. 吉林大学, 2021(01)
- [10]生态文明视阈下我国生态文化的建构[D]. 陈晶晶.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