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新解（论文文献综述）
程晓亮,李宣欧,牟欣[1]（2020）在《传统文化视域下数学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数学教育教学改革中,一方面要注重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思想,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文章以传统文化视角阐述数学教学与学习,数学教育中如何教书育人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毕世响[2]（2020）在《“三角形的面积”与“江河之水的意义”——思维形式与教育》文中研究说明引导人的思维,是教育能够涵养人的心智的根本。一般教育所引导的思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对作为思维客体的物形成知识,知识外在于人,且是公有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形成同样的知识,如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另外一种思维形式是,人与物相互渗透,竭力成为物我一体,它形成的是个人的意境,如孔子叹水,别人能够对这样的体认形成共鸣,却不一定能够形成相同的意境。教育者应该知道,不同的科目对应什么样的思维形式。
王宏晨[3]（2019）在《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1537/1538-1612）编注的《欧几里得原本》1574年本前六卷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1562-1633）译成汉语并以《几何原本》为题在1607年出版,是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开端,同时也是明清之际西学典籍传入中国的开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克拉维乌斯《原本》的汉译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文本转化:从语言差异角度来看,拉丁语和古汉语分属不同语系,构词、语法均各成系统;从文化差异角度来看,侧重演绎推理、抽象证明的欧氏几何学与侧重算法、崇尚实用的中国传统数学也是取向各异。这部西方数学典籍怎样跨越语言障碍得以翻译?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能否由古汉语准确表达?中国传统数学乃至传统文化在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西学原典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要回答上述问题,首要之事是要开展克氏《原本》与汉语译本的比较研究。“克拉维乌斯《原本》”是克拉维乌斯编辑注释的欧几里得《原本》的简称,缀以“克拉维乌斯”这一修饰语,意在凸显该版本在卷数、正文、注释乃至性质方面均不同于欧几里得原作,而受编注者的影响甚深。由于克拉维乌斯《原本》之中包含有大量拉丁语版《原本》已有成果,因此在实际讨论中,本论文从现存首部拉丁语版《原本》阿德拉特本开始,对12-16世纪的重要拉丁语版《原本》展开梳理,将克拉维乌斯《原本》置于12-16世纪拉丁语版《原本》流变这一历史脉络之中予以观照,揭示克本与之前版本的异同。本论文还将克拉维乌斯《原本》与利徐汉译《几何原本》进行全面比勘,分别从正文与专论两个层面,探讨古汉语译本与拉丁语底本之间的传承、删减、增补、改易等复杂关系。具体来说,第一章为“绪论”,概述选题缘起、文献综述、研究要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从文化定位与文本形态两个方面对从阿德拉特本到克拉维乌斯本的拉丁语版《原本》的流变情形展开研究,期间包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阶段。文化定位方面,中世纪编者并不重视《原本》的希腊文化属性,《原本》在中世纪以普通数学教材的面貌出现,编者并未公开提及此书与希腊文明的关联。文艺复兴时期则不然,我们分析了其中赞伯蒂、康曼迪诺和克拉维乌斯三个版本的长篇序言,指出其共同结构模仿了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的数学导言,首先论证数学为希腊学术的正统学科、再论证几何学为希腊数学的正统学科、最后指明欧几里得为“几何学家”、《原本》是一部传授几何学原理的着作,以此树立起《原本》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文本形态方面,公设公理、命题与专论的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注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原本》逐渐形成以理论几何学为主的正文与几何-算术-代数的注释之《原本》复合体。克拉维乌斯《原本》在思想倾向、体例结构、论证程式、命题数量与专论内容这五个方面都顺应了拉丁语版《原本》的发展趋势,是注释型《原本》的集大成之作。第三章总结克氏《原本》与欧几里得《原本》有三点不同:一、定位不同。欧几里得《原本》是理论性质的着作,并无多少实用成分,而克氏《原本》则加入了相当数量的实用几何学与实用算术内容。二、卷数不同。欧氏《原本》最初由十三卷构成,公元6世纪以来形成了通行十五卷本,克拉维乌斯将此十五卷统称为“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又续补一卷,形成克本十六卷本。三、正文不同。克氏《原本》在公设、公理、界说、命题四个层面均较欧氏《原本》有所增补,这些均表明克本在全面继承欧几里得《原本》论证结构的同时,大大扩充了欧氏《原本》的注释性内容。第四章重点考察了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分析《几何原本》中“几何”一词的由来,指出该词既有诸如线、面、体等几何量（magnitudo）之意,又有兼包度与数的一般量（quantitas）之意。相关概念“几何之学”乃至“《几何原本》”后面都有Geometria（拉丁语几何学）的影子,确定了“几何”译名与Geometry之间存在的关联。通过考察“几何”译名,将其上升为对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来“几何之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认识。随后分别考察底本与译本在界说、命题以及证明结构方面的异同:界说的翻译总体上与底本原文差别较大:全部4个定义联项esse,dicitur,appellatur,vocatur中,只有esse的主要译词合乎底本原意。全部83个被定义项中,合乎底本原意的低于一半。全部80条界说释义部分中,只有28条完全忠于底本原意。利徐有意识地改造底本原文,使之符合古代汉语的表述习惯,显示出会通中西的实绩。句法是界说翻译中最与底本原文贴近的部分。命题的译文最贴合底本原文,密合程度最高。47条求作命题之中,有32条简单句采用的是保持原文句型的翻译模式,此外还有多条复杂句也是如此,占据绝大多数。五类求证命题中,除简单句之外,其余四类句型命题利徐均基本上选用恰当的古汉语虚词,尽量保持底本拉丁语命题的固有句型,条件句与结论句在译文中清晰可辨。证明结构的翻译受中国传统数学的影响最大。利徐援用中国传统数学语汇,借以构造译本证明结构的提示词,如“解曰”“法曰”,这些都为克本原文所无。克本原文的证明结构承袭自普罗克洛六分法,而利徐则将其改作“解曰”-“论曰”-“法曰”-“注曰”四分法,几乎全部删去原文结论部分,已非底本原貌。利徐又将大量设问句、反问句应用于驳论命题的论证,这些独立于拉丁语原文的辞句,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的驳论有相通之处。以上种种都使得译本的证明结构呈现出中西会通的独特形态。第五章比对了克氏《原本》所载四篇专论,即置于正文之前的《数学学科导言》、第三卷界说16注释中关于切边角的专论、第五卷界说3注释中关于比例分类的专论、以及第六卷界说5注释中关于复合比的专论。通过分析其与译本相应专论之间的异同,结果发现前三组专论的立意、侧重皆不相同,并非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克本《数学学科导言》采用了柏拉图哲学的先验说,利徐本相应专论则采用了儒学的“格物穷理”说。与克本切边角专论相比,利徐本切边角专论的重构有两大特点:一、角概念定义内容大为淡化,与中国传统数学不重视角概念相一致;二、援引《庄子》“尺棰之义”强调切边角可以无限细分。克本比例专论中诸如主谓互换、种加属差这些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内容,利徐均加以改易删削,重点保留了原文的计数法则。前三组专论的对勘表明:《几何原本》专论的具体数学材料取自拉丁文的西学文本,但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加以解读。本章第四组专论的对勘则在韩跋本与克氏1574年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中所含专论、以及初函本与克氏1589年之后所出各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与第六卷第二十三题“后注曰”中的专论之间展开。所得结论为韩跋本系《几何原本》初刻本、因此在年代上早于初函本的论断提供了内容上的支持。第六章是结语。本篇论文所探讨的年代范围上起阿德拉特本诞生的12世纪,下至《几何原本》初函本出版的1629年。跨越六个世纪的宏阔历史背景,贯穿中西两大文明,涉及拉丁语、古汉语等多个重要《原本》版本,综合运用科学史、语言学与翻译史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欧几里得《原本》从阿德拉特本到克拉维乌斯《原本》,再从克拉维乌斯《原本》到利玛窦、徐光启汉译《几何原本》的流变过程。本论文从拉丁语底本比勘利徐译本,对克本前六卷全部80条界说、182条命题及其论证展开全面比对梳理。本论文注重以案例分析辨析历史疑难,如通过“几何”译名翻译再考,阐明“几何”一词并不排斥Geometria的背景;又如以《几何原本》第六卷界说五笺注来源分析,确认韩跋本为1607年初刻本。本论文还通过思想探源的方法,分析了汉译《几何原本》中具体体现的中西会通案例,从而为徐光启的“翻译会通”伟大思想提供了具体例证。这是汉译《几何原本》带给中国最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更是“几何之学”感动中国之真谛所在。
刘书林[4]（2019）在《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形态表现》文中认为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伟大和杰出的人物。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化为新中国以来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研究这一民族魂的内涵、产生的出发点和基本要素,梳理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波[5]（2019）在《《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文中认为《墨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着作,其中蕴含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由《墨子》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组成,为广义《墨经》;前4篇为狭义《墨经》。本论文以《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学术史为研究对象,以1782年毕沅着手撰写《墨子注》、2009年张知寒主编《墨子志》重版为研究的起、止点,将这227年的历史划分为清中期（1782—1839）、晚清、民国、现代（1949—2009）四个时期,对180多位作者的近千篇着述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阐释、分析、评述: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晋朝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对概念“名”进行新的定义和具体说明。傅山在《大取篇释》中阐释是非、名实、同异逻辑思想,尤其重视对“名”概念的分析。清中期汪中研究语义的发展及“异名而同实”的问题。晚清时,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校注《墨经》逻辑文本,挖掘其中逻辑思想的因素;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采用西方逻辑术语来比较分析《墨经》中的逻辑学知识,开创墨经逻辑义理研究和比较研究之先河。民国时西方逻辑学的引入,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杨宽、杜国庠等掀起研究《墨经》逻辑的热潮。胡适重点讨论《墨经》中的“说知”,并通过对中西印逻辑的比较来认识《墨经》的特点和优点;章太炎在论式上首次对中西印三大逻辑体系进行探讨;章士钊采用西方逻辑知识来比较解释《墨经》思维形式理论、思维规律。同时学者围绕旁行句读、名墨关系、牒经字、治墨经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现代研究《墨经》逻辑的学者,大陆有詹剑锋、谭戒甫、伍非百、汪奠基、温公颐、孙中原等,港台有严灵峰、史墨卿等,国外还有末木刚博、李云九、葛瑞汉、李绍昆等,都认可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这一逻辑就是“名学”“辩学”。第二,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数学有什么差异?自从晚清邹伯奇发现《墨经》有中西算法以后,孙诒让等始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墨经》“中”“厚”等数学概念。民国时,章太炎亦分析“平”“圆”等概念,但未涉及三角、勾股等形体,指出中西认识数学时存在差异:中国先应用,后解释原理,而西方与之相反。到现代,詹剑峰认为墨子心目中的点（端）、线（尺）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梅荣照认为释义《墨经》“平”为“同高”,确切;如采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平”为“平行”,不妥。可见,梅荣照认为中国几何学不同于《几何原本》,中国古代算学也异于古希腊数学,即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第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清中期俞樾虽然否定、批判近代重学、光学源于《墨经》的观点,但至少能说明《墨经》有重学、光学萌芽。晚清邹伯奇最早认可《墨经》中有自然科学知识。陈沣用凹透镜、凸透镜等光学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尹桐阳用近代西方科学来阐释《墨经》中“力”“景”等知识。栾调甫从重力、光学等知识来阐释《墨经》中科学。现代学者方孝博、杨向奎、詹剑峰、姜宝昌、金秋鹏、钱临照、洪震寰、戴念祖等都认同《墨经》中有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如方孝博把狭义《墨经》所涉内容分为四类,第四类划归为自然科学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他还阐述《墨经》中的时空等10条物理基本概念、力学、光学各8条等。当今国内学界以至科学史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对此观点,戴念祖等认为,中国古代虽缺乏阿基米德的数学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演,但我国先人经验理论也是科学。另外,为深入分析、印证《墨经》中含有逻辑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本论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别对《墨经》中的“名”“端”“力”等3个概念进行再认识、再研究,从而证实它们实际蕴含着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知识的萌芽。最后,本论文概括、总结出180多位学者在长达227年间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时,所取得的3方面的显着成就,证实中国古代不仅有逻辑和科学,而且也有异于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独特数学体系。同时也指出研究《墨经》时,在校本、方法、主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在研究《墨经》时所得到3个启示:自由度、质疑和创新。本论文分析新时期《墨经》研究概况,展望《墨经》研究的未来远景。
魏东方[6]（2019）在《庄子“知”论新解》文中研究表明庄子"知"论包括庄子对知识的看法和对认识活动的看法。认识活动可以分为理性探究活动和观道体道活动两种。理性探究活动的结果是关于物的知识。庄子批评理性探究活动和关于物的知识,也怀疑关于物的知识的真理性。观道体道活动的主体是真人。真人对道的直观是心观,又是静观。但这种静观不是死寂的,而是不断生成的,也即是体道、游心于道。真人观道体道的结果是真知。真知是不知之知,并相关于人的生命和生存。
陈恒勇[7]（2014）在《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总会遇到一些需要做决策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静态优化问题,也可能是动态优化问题。人们对于静态优化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的成果,但对于动态优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成熟的求解动态优化问题的算法还比较少,而动态优化问题又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基础性问题,解决该类问题,能够加快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所以,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学者对这类问题进行分析和求解。由于动态优化问题中,存在着多个与时间或环境相关的目标向量和决策向量,其最优解集也会随时间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很难设计出一种针对所有问题的通用的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ODMOA）,利用历史信息对新环境下的Pareto最优解集进行快速、有效的预测,并建立一个新的预测种群,以解决连续动态多目标优化问题。本文在最后进行了多组对比试验,并获得了一些试验结果,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论文的主要工作包括:（1）动态优化问题及算法综述。主要对动态优化问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描述了优化问题的相关定义,其中包括对优化算法的研究综述,阐述了一般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的框架。（2）提出了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本文提出的优化算法包含了五个模块:正交多目标优化算法模块,记忆集模块,预测模块,自回归模块和环境检测模块。正交多目标优化算法模块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用来对种群进行进化操作;记忆集模块保存了历史最优解,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就可以利用记忆集中的非支配解来预测新的种群;预测模块负责管理整个算法的运作;自回归模块是本文的预测算子,该算子利用历史的Pareto解集来预测新的Pareto解集的位置;环境检测模块用来检测环境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3）实验分析。本文提出的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在与FPS,DNSGA-Ⅱ-A和RIS进行多组对比实验之后,仿真结果表明,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在整体性能上要优于其他三种算法,解的收敛性更好。
王启发[8]（2018）在《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郭沫若,不仅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着极具影响力的成就和贡献,而且在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也有着丰厚的研究着述和突出的理论贡献。郭沫若的思想史研究,一方面集中考察了中国思想历史源头性的发展与变迁,对上古时代的思想史有着细致的梳理和论述;另一方面对春秋战国时代及后世思想学派、思想人物的学说和主张,则有着或批判或弘扬的研究与论证。这些研究,不仅体现了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和思想贡献,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推进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很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对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学术历程、成就与贡献做学术史的梳理和考察,在今天思想史研究中也就是十分必要和有多重意义的工作。
蔡志栋[9]（2017）在《在“圣人”与公理之间——康有为认识自由思想简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形成的过程中,处于新旧之交的康有为的思想值得高度重视。他一方面以孔子之学说为基本圭臬,另一方面又试图引进现代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成果,发展中国传统思想,后者尤以公理化方法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康有为明确提出,"圣人之师,万物也"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公羊三世说"出发,康有为认为,在据乱世和升平世,君王在真理的判定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唯有在太平世"理"才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在追求认识自由的过程中,在康有为身上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而色彩斑斓的面貌。
梁秀文[10]（2017）在《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传统科学技术曾一度领先于世界。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利于科学精神培育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科学精神培育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的可能。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是文明社会的重要衡量标尺,是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传统文化视阈下培育科学精神,是文化自信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培育科学精神的文化特质,既有利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有利于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文化是人之为人的内在需求,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区别于他者的重要标志。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和历史长河的时间经验,经过大浪淘沙式的择优筛选而保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传承性、民族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文化内容和形式。科学精神作为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以求真精神为核心,是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传统文化视阈下培育科学精神,并不是将两个毫不关联的思想和理念强行凝结在一起,二者在科学与文化、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方面均有交互性,这也成为了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的立论基点和展开依据。改变当前我国科学精神缺失的社会现状,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关系能不能处理得好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问题。传统文化之于科学精神培育,“不利说”认为:中华民族被誉为是一个文明古国,却不完全是一个科技大国,因为“实用理性”致使科学求真精神被遮蔽,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禁锢理性、怀疑精神,致思方式重思辨体悟轻实证精神。“有利说”认为: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华民族的传统科学技术即是在儒学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儒学和科学是必然会发生相互作用的。中华民族一直具有追求真理的历史传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动机,传统文化提供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传统文化的经学研究方法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说,“有利说”符合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时代主题,契合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改变我国科学精神缺失现状的迫切要求,也是迎接世界文化挑战的必然之举。就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之必要性而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锋、思想碰撞、价值观冲突,迫使每个自觉的民族都要了解、学习、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科学精神应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判断,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也是传统文化自觉自为的价值尺度。当今,民主、自由、法治、理性等价值理念,逐渐成为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成为人们认同并践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而这也正是科学精神的主旨。科学精神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促使传统价值观转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保障。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培育科学精神,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是多元文化形式的集大成者,并且能够吸收、改造源于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既然是作为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而存在,那么就并非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所独有,人文社会学家和社会大众也可以具有科学精神。同样,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虽然人文、道德、伦理精神显着,但同样不乏科学精神,以《论语》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能够成为培育科学精神的思想基础。传统文化中的致思方式和研究方法均与科学精神相契合,能够在科学精神培育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渗透和转化作用。传统文化视阈下培育科学精神,必须落实到路径层面,这既可以检验理论研究之不足,也使科学精神培育不流于口头和形式。培育要在一个广阔的领域和多个层面开展,观念层面要正确处理“道”与“艺”的关系,使科学精神成为“安身立命”的第一需要,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实践层面要把传统文化中“形而上”的理念落实到“形而下”的科学事业中,实现科学精神培育的体制化,引导公民参与科学活动,开展科学活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就学术层面而言,以传统文化中丰富的道德意蕴,加强学术道德规范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健全学术规范法律法规,建立学术规范监督机构。制度层面上,要以科学精神推进制度创新,在制度建设中的制定、遵守、执行、监督环节中,“一以贯之”科学精神。传统文化视阈下培育科学精神,融历史视域、时代精神、世界视野于一身,集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于一体,确立了文化理性精神,具有了不卑不亢的文化气度,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显现,也铺垫了增强、实现文化自信的康庄大道。
二、“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新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1）传统文化视域下数学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传统文化中鸟瞰数学教与学 |
| (一)从价值认识出发的数学教与学 |
| (二)从思维相通出发的数学教与学 |
| (三)从方法借鉴的数学教与学 |
| 二、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数学教书育人 |
| (一)正确认识初学的死记硬背与理解上的循序渐进 |
| (二)正确认识学科底蕴与人格魅力的育人价值 |
| (三)正确认识以小见大与思维细腻的品性培育 |
| 三、文化熏陶下的数学全人教育 |
| (一)美观教育 |
| (二)美好教育 |
| (三)美妙教育 |
| (四)完美教育 |
（2）“三角形的面积”与“江河之水的意义”——思维形式与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一、思维引言：“庄子之棰”“芝诺悖论”与占星术 |
| 二、思维的两种范式：个人体认的意境以及移情与共同的知识 |
| 三、体验思维与逻辑思维之互参 |
| 四、教育之两种思维方式：“照着讲”与“接着讲” |
（3）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文献、研究思路与相关术语的界定 |
| 第2章 拉丁语版《原本》的流变:从阿德拉特到克拉维乌斯 |
| 2.1 拉丁语版《原本》版本流传概况 |
| 2.1.1 古代阶段:一些早期尝试 |
| 2.1.2 中世纪时期 |
| 2.1.3 文艺复兴时期 |
| 2.2 《原本》文化定位的回归:赞伯蒂、康曼迪诺与克拉维乌斯三本序言之对照研究 |
| 2.2.1 三篇序言的内容分析 |
| 2.2.2 三篇序言的文化意义 |
| 2.3 《原本》文本形态的深刻变化 |
| 2.3.1 体例结构与证明程式的变化 |
| 2.3.2 命题与专论的内容拓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克拉维乌斯《原本》介绍 |
| 3.1 克拉维乌斯及其六版《原本》概述 |
| 3.1.1 克拉维乌斯的生平及其学术 |
| 3.1.2 克版《原本》的沿革 |
| 3.2 克版《原本》正文之增补 |
| 3.2.1 增补,而非更换——以首卷公理11 的处理为例 |
| 3.2.2 克本公理、公设之增补 |
| 3.2.3 克本界说、命题之增补 |
| 3.3 克本注释内容分析:以第一卷为例 |
| 3.3.1 克本注释的分类及其特点 |
| 3.3.2 克氏注释对利、徐译本正文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几何原本》翻译研究 |
| 4.1 “几何”译名的历史探源与意义分析 |
| 4.1.1 “几何”译名的历史探源 |
| 4.1.2 “几何”译名含义续考 |
| 4.1.3 “几何家”“几何之学”与“几何原本” |
| 4.1.4 沟通数、形、量:“几何”多义性的文艺复兴溯源 |
| 4.2 《几何原本》界说翻译 |
| 4.2.1 定义联项的翻译 |
| 4.2.2 被定义项术语的翻译 |
| 4.2.3 释义部分的翻译 |
| 4.3 《几何原本》命题翻译 |
| 4.3.1 求作命题的翻译方法 |
| 4.3.2 求证命题的翻译模式 |
| 4.4 《几何原本》证明结构的改造 |
| 4.4.1 证明提示词的创造性使用 |
| 4.4.2 命题正论的翻译 |
| 4.4.3 命题驳论的翻译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几何原本》专论研究 |
| 5.1 利玛窦数学观探源 |
| 5.1.1 克拉维乌斯《导言》中的希腊印记与近代特质 |
| 5.1.3 “几何之理”的演变与“易佛补儒”西学观 |
| 5.1.4 “几何之用”的东方色彩 |
| 5.2 佩尔捷与克拉维乌斯切边角之争的重构 |
| 5.2.1 底本中的切边角之争 |
| 5.2.2 译本切边角之争侧重的偏移 |
| 5.2.3 利徐重构的中国色彩 |
| 5.2.4 利徐对平面角概念的简化处理 |
| 5.3 两篇比例专论的比较研究 |
| 5.3.1 译本因循底本“De proportionibus”之处 |
| 5.3.2 简明致用:译本删减原则探究 |
| 5.3.3 译本改易段落分析 |
| 5.4 《几何原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来源探讨 |
| 5.4.1 韩应陛跋文提出的问题 |
| 5.4.2 韩跋本笺注来源考 |
| 5.4.3 初函本笺注增补内容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阿本-克本-《几何原本》:《原本》的时代与文明历程 |
| 6.2 《几何原本》专论研究的成果与意义 |
| 6.3 克本汉译与徐光启的会通思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之学术成果 |
（4）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形态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关于民族精神和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内涵 |
| 二 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出发点 |
| 第一, 毛泽东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是深沉而热烈的。这是他的民族精神的出发点之一。 |
| 第二, 对祖国人民大众无限的热爱也是毛泽东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
| 三 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形成的基本要素 |
| 第一, 毛泽东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尊重、吸收和扬弃, 对外国进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
| 第二,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融会贯通。 |
| 第三, 中国革命实践的历练和激发。 |
| 四 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丰富思想成果 |
| 第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 |
| 第二,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
| 第三,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自主精神。 |
| 第四, 愈挫愈勇、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
（5）《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的选取、分期及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清中期(1782—1839)：阐释《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史 |
| 1.3.2 晚清(1840—1911)：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3 民国(1912-1948)：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4 现代(1949—2009)：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 1.3.5 墨学相关文献分析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墨子和《墨经》 |
| 2.1 墨子其人 |
| 2.1.1 墨子姓名、生卒年 |
| 2.1.2 墨子籍贯、出身 |
| 2.1.3 墨子生平 |
| 2.1.4 《墨子》版本 |
| 2.2 《墨经》其书 |
| 2.2.1 《墨经》着者、成书年代 |
| 2.2.2 《墨经》思想渊源 |
| 2.2.3 《墨经》体例价值 |
| 第3章 清中期(1782—183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3.1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概述 |
| 3.2 傅山、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1 傅山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3.2.2 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3.3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评点 |
| 第4章 晚清(1840—1911)：《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 4.1 晚清《墨经》研究的学术史概述 |
| 4.2 俞樾等人研究《墨经》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 孙诒让、王闿运等校勘、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的学术成果 |
| 4.3.1 孙诒让校勘、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3.2 王闿运等人校勘《墨经》的学术成果 |
| 4.4 晚清《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5章 民国(1912—1948)：《墨经》数理和逻辑学术史研究 |
| 5.1 民国时期《墨经》研究的学术概况 |
| 5.2 吴毓江等学者校注《墨经》的学术成果 |
| 5.3 谭戒甫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 胡适、梁启超、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知识的学术成果 |
| 5.4.1 胡适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2 梁启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4.3 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5.5 20世纪20年代初《墨经》讨论 |
| 5.5.1 《墨经》旁行句读问题 |
| 5.5.2 《墨经》牒经字问题 |
| 5.5.3 名墨关系问题 |
| 5.5.4 治《墨经》的方法问题 |
| 5.6 民国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6章 现代(1949—200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 |
| 6.1 现代《墨经》研究概述 |
| 6.1.1 大陆的《墨经》研究 |
| 6.1.2 港台地区的《墨经》研究 |
| 6.1.3 国外的《墨经》研究 |
| 6.2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 6.2.1 汪奠基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成果 |
| 6.2.2 温公颐等学者研究《墨经》的逻辑成果 |
| 6.3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3.1 方孝博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成果 |
| 6.3.2 钱临照等学者研究《墨经》物理知识的成果 |
| 6.3.3 钱宝琮等学者研究《墨经》数学知识的成果 |
| 6.4 港台地区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 国外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 6.5.1 日本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2 韩国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3 欧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5.4 美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 6.6 现代《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 第7章 《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专题研究 |
| 7.1 《墨经》逻辑知识“名”的再研究 |
| 7.1.1 对“名：达、类、私”的归类 |
| 7.1.2 注释《经上79》及《经说上79》 |
| 7.1.3 《经上79》与《经说上79》中蕴含的科学逻辑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
| 7.2 《墨经》数学知识“端”的再阐释 |
| 7.2.1 《墨经》中涉及“端”字的代表性四条 |
| 7.2.2 《墨经》中“端”的阐释：一词一义与一词多义 |
| 7.2.3 对《墨经》中“端”释义的辨析 |
| 7.2.4 小结 |
| 7.3 对《墨经》物理知识“力”的再认识 |
| 7.3.1 学者对《经上》第廿一条目的阐释 |
| 7.3.2 对学者的解读、观点的分析 |
| 7.3.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所取得的成就 |
| 8.2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存在的不足 |
| 8.3 本文从《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启示 |
| 8.4 新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概况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庄子“知”论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一“知”的含义 |
| 二理性探究活动与关于物的知识 |
| 三观道体道活动与真知 |
| 四结语 |
（7）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4 本文组织结构 |
| 第2章 动态优化问题及相关理论 |
| 2.1 静态优化问题 |
| 2.1.1 静态单目标优化问题 |
| 2.1.2 静态多目标优化问题 |
| 2.2 动态优化问题 |
| 2.2.1 动态单目标优化问题 |
| 2.2.2 动态多目标优化问题 |
| 2.3 小结 |
| 第3章 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 |
| 3.1 ODMOA设计思路与描述 |
| 3.2 ODMOA基本原理 |
| 3.2.1 正交多目标优化算法 |
| 3.2.2 预测机制的相关理论 |
| 3.3 ODMOA算法流程 |
| 3.4 小结 |
| 第4章 算法仿真实验及分析 |
| 4.1 实验环境 |
| 4.2 测试函数 |
| 4.3 对比算法 |
| 4.4 实验结果及分析 |
| 4.4.1 评价指标 |
| 4.4.2 实验参数 |
| 4.4.3 实验结果及分析 |
| 4.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目录) |
| 致谢 |
（8）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术种子的初播及对思想史书写的尝试 |
| 二、古代社会研究与理论基础的奠定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 |
| 三、对先秦诸子研究的细化及对诸家学派思想的评价 |
| (一) 作为观念与思潮史考察的思辨性篇章 |
| 1.《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
| 2.《名辩思潮的批判》 |
| (二) 作为思想人物和学派研究的代表性篇章 |
| 1.屈原研究 |
| 2.墨子研究 |
| 3.孔子研究 |
| 4.对诸家学派及人物的研究 |
| 余论 |
（10）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一）论文结构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概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 |
| （一）“文化”阐释 |
| （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
| （三）传统文化的结构与内容 |
| 二、科学精神 |
| （一）关于“科学” |
| （二）科学精神的核心 |
| （三）科学精神的内容 |
| 三、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 |
| （一）科学与文化 |
| （二）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
| 第二章 传统文化影响科学精神培育的两种界说 |
| 一、传统文化不利于科学精神培育说 |
| （一）“实用理性”致使科学求真精神被遮蔽 |
| （二）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禁锢理性、怀疑精神 |
| （三）致思方式重思辨体悟轻实证精神 |
| 二、传统文化有利于科学精神培育说 |
| （一）中华民族具有追求真理的历史传统 |
| （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动机 |
| （三）传统文化提供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
| （四）传统文化的经学研究方法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
| 三、“有利说”符合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时代主题 |
| （一）契合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要 |
| （二）改变我国科学精神缺失现状的迫切要求 |
| （三）迎接世界文化挑战的必然之举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之必要性 |
| 一、科学精神应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 |
| （一）科学精神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判断 |
| （二）科学精神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
| （三）科学精神是传统文化自觉自为的价值尺度 |
| 二、科学精神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
|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培育全体人民的科学精神 |
| （二）科学精神是促进民族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 |
| （三）科学精神为新时期民族精神的构建营造社会氛围 |
| （四）科学精神是实现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
| 三、科学精神是传统价值观转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保障 |
| （一）科学精神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理性基础 |
| （二）科学精神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基础保障 |
| （三）科学精神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践主体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之可能性 |
|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培育科学精神的前提条件 |
|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 |
| （二）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形式的集大成者 |
| （三）传统文化能够吸收、改造源于西方的科学精神 |
|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培育科学精神的思想基础 |
| （一）“惟道是从”的精神品格培育求真精神 |
| （二）“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传统培育理性精神 |
| （三）“知行合一”的践履精神培育实证精神 |
| （四）“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培育民主精神 |
| （五）“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为学之道培育怀疑精神 |
| （六）“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培育宽容精神 |
| （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传统培育严格精确的分析精神 |
| （八）“以德摄知”的文化传统培育科学伦理精神 |
| 三、传统文化中的致思方式和研究方法与科学精神相契合 |
| （一）自然国学知识与科学理论成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
| （二）传统文化致思方式与科学精神并不违背 |
| （三）传统文化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相契合 |
| 第五章 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路径 |
| 一、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观念层面的培育 |
| （一）“由艺臻道”与视科学精神为“安身立命”的第一需要 |
| （二）“以道统艺”与树立正确的科技观 |
| （三）“内圣外王”与重塑“德”、“知”关系 |
| （四）“道不遁物”与学习古代科学家的科学探究精神 |
| 二、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实践层面的培育 |
| （一）传统文化“形而上”的理念落实到“形而下”的科学事业中 |
| （二）“礼乐教化”与实现科学精神培育的体制化 |
| （三）“格物致知”与引导公民参与科学活动 |
| （四）“经世致用”理念下开展科学活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
| 三、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学术层面的培育 |
| （一）传统文化“以德为先”与加强学术道德规范建设 |
| （二）传统文化“唯才是举”与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 |
| （三）传统文化“礼法并用”与健全学术规范法律法规 |
| （四）传统文化中的“监察制度”与建立学术规范监督机构 |
| 四、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制度层面的培育 |
| （一）“民胞物与”：制度的制定应符合科学精神的“公有性” |
| （二）“尽信书不如无书”：制度的遵守应符合科学精神的“有组织的怀疑” |
| （三）“一断于法”：制度的执行应符合科学精神的“普遍主义” |
| （四）“以道制欲”：制度的监督应符合科学精神的“无私利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新解（论文参考文献）
- [1]传统文化视域下数学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分析[J]. 程晓亮,李宣欧,牟欣.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20(04)
- [2]“三角形的面积”与“江河之水的意义”——思维形式与教育[J]. 毕世响. 上海教育科研, 2020(07)
- [3]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D]. 王宏晨.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形态表现[J]. 刘书林. 毛泽东研究, 2019(04)
- [5]《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D]. 张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6]庄子“知”论新解[J]. 魏东方.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9(01)
- [7]基于正交设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D]. 陈恒勇. 湖南大学, 2014(03)
- [8]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J]. 王启发. 晋阳学刊, 2018(05)
- [9]在“圣人”与公理之间——康有为认识自由思想简论[J]. 蔡志栋. 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 2017(02)
- [10]传统文化视阈下科学精神培育研究[D]. 梁秀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