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论文文献综述)
郭怡君[1](2021)在《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发展之关系 ——以六位文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交游是文人之间一种普遍的活动,不仅增加了他们彼此间的情谊,也能够激发他们思维碰撞的火花,在切磋与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促进文学团体的形成。中唐文人集团主要由元白、韩孟、刘柳主导;中唐文人的交游活动主要因科举、入幕、入仕促成。文人交游促进文学理论的成型。文人在交游过程能够传递、交流对于文学的思绪与感悟,在这个过程中,思维的产物由零散而融合、丰富,最终成为可以被称作理论的沉积物。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的文学理论都是在交游中逐渐成型的。文人交游过程中,个人的文风与团体的文风会相互影响。已经形成稳定风格的文人会对尚未形成个人风格的文人造成一种道夫先路的影响,后者在学习、借鉴中,会向前者自觉靠拢,这时,交游团体会形成一种相近的趣好,其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又会吸引更多文人进行学习,从而影响他们的文风。文人的交游会对文体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第一,文人唱和活动往往表现出对某种文体的偏好,例如韩孟交游喜作联句诗、元白唱和喜作长短排律等,唱和过程中的大量创作会对这种文体有所发展,乃至使其在中唐时期达到高峰。第二,文人共同致力于对某种文体的改革,如韩柳共推古文运动、元白共倡新乐府运动和制诰改革等现象,也使各种文体在中唐时期呈现出新面貌。文人的交游有利于文人作品的留存与传播,友人之间感情亲厚,自然使他们同样珍视友人留下的作品,许多作家的作品最终通过朋友、后学的整理而得以保存、传播。
虞越溪[2](2021)在《考古发现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所研究的唐代西陲边塞诗,特指创作于唐代西陲地区或由当地本土人士创作的描绘风光景物、征战闺怨、政治世情等的诗歌。在考证梳理出土文献中符合本文定义的边塞诗歌的基础上,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描摹诗歌创作和诗集编纂的时代背景,勾勒边塞诗人的创作历程。尝试突破以中原文化和传世文献为中心的研究禁锢,构建新的研究框架,开拓唐代边塞诗研究新的空间。本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总论,后五章以地域为专题进行研究。第一章,考古发现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研究总论。罗列梳理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中的西陲边塞诗作,以及能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相互印证的出土文献和墓志碑刻。考察分析敦煌汉简、五凉时期、南北朝至隋的西陲边塞诗,探究其与中原诗歌创作的异同以及对后世边塞诗发展的影响。总结归纳唐代西陲边塞诗所拥有的总体特征。第二章,唐代河西边塞诗之酒泉与凉州诗。勾勒敦煌文献中酒泉边塞诗所展现出的河西局势与唐归交往,分析悬泉置遗址与酒泉边塞诗的关系。在综合考察传世与敦煌文献所载凉州边塞诗的基础上,探讨不同时期凉州边塞诗所呈现的时代特征。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活动为中心,将唐诗和碑文对于哥舒翰的表现相互印证,探索哥舒翰在盛唐诗坛上的作用。第三章,唐代敦煌边塞诗之陷蕃诗。在逐一梳理统计敦煌文献所载陷蕃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敦煌僧官的陷蕃诗作,揭示此期僧官宗教活动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与功利化倾向。探讨Дx.3871+P.2555敦煌写卷所载陷蕃组诗的作者构成和创作年代,对以往学者一些不合史实的假说提出质疑,并尝试勾勒该写卷的编纂形态和成集背景。第四章,唐代敦煌边塞诗之归义军诗。以悟真出使长安的酬答诗作、《沙洲敦煌二十咏》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僧人诗为研究对象,考察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唐朝和归义军的交往、中原赴边人士的境遇,以及曹氏归义军时期僧诗的世俗化发展进程和原因。第五章,唐代西州边塞诗。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唐前期诗歌写卷的研究,探讨西州地区所呈现出的诗歌南朝化风尚以及这种风尚的形成原因。梳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记载的途经交河的交通要道,并与岑参创作的纪行诗和送别诗相印证。分析敦煌文献中的交河诗歌,考察晚唐时期的西州政治局势。第六章,唐代安西边塞诗。通过分析骆宾王从军西域所作诗歌,结合史籍与出土文献,勾勒其行军路线及与疏勒、碎叶的关系;指出前辈学者根据元稹、白居易《缚戎人》诗推断龟兹陷蕃时间的谬误,通过对出土文献和相关碑文的分析判断龟兹从未陷蕃,最终被回鹘控制;考察《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时间以及此期于阗与归义军的交往;分析敦煌文献所载与焉耆有关的诗歌,探究陷蕃后焉耆王室的生活境况与晚唐高昌回鹘管辖下的焉耆形势。
李江才[3](2021)在《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文中提出
池茗,高文韬[4](2020)在《2016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研究表明*本索引收录2016年中国古代诗歌相关论文目录,收录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期刊、报纸。整理参考《中国知网》《全国报刊索引》等相关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一致,故不做修改。*目录按时代编排大类,重要体裁、作家再细分小类。*每条所列内容及格式为:作者:题目,《刊物》(出版地),期数,页码。
柯增玮[5](2020)在《唐代官吏犯赃防治研究 ——以赃罪连坐及舆论约束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唐代官吏犯赃是吏治的重要问题,如何防治值得探讨。唐代赃罪连坐制度作为“从重”惩处原则的集中体现,有必要探讨其制度设计及实际运行。而舆论约束作为防治犯赃的非强制手段,其具体施行及效用的探讨亦为唐代赃罪防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本文欲通过整理唐代赃罪连坐的诏敕及案例,探讨唐代赃罪连坐制度及其实际运行。并选取唐代官吏犯赃具有特殊性的岭南、江南、关中及剑南四个地区,以岭南为例对比探讨唐代特殊地区赃吏特点及廉吏作为。以及从唐代官厅壁记、民众乞留及德政碑三方面出发,探讨官吏、民众及政府共同构成的舆论约束,由此探究唐代关于官吏犯赃防治的理念设计及实际效果。本文通过三章集中探讨,得出唐代赃罪连坐从制度设计来看,该制度反映出唐政府对于官吏犯赃的认知态度及以惩戒贪的中心意图;从实际运行来看,该制度在实际应用中,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官吏内部积极发举犯赃官吏,但有时会因帝王态度、官吏身份门第及政治斗争等因素出现偏差,背离制度设计本意。而唐代官吏犯赃特殊地区各有特点,如岭南地区官吏犯赃与海外贸易存在密切联系,江南地区官吏犯赃与江南经济开发、唐后期京官外官俸料钱的变化有关,关内、京畿道对比剑南道呈现出职官位卑赃多的特点,与京畿职官的特殊地位及职掌有关。地方官吏犯赃原因复杂,官吏群体内部的少数廉吏作为虽有短期防治效果,但仍显不足。另外唐代官吏犯赃的舆论约束是官吏、民众及政府共同构成的,具有统一性。唐代官厅壁记虽然理论上有助于劝廉戒贪,但官吏内部实际存在包容性,真实效果有限。民众乞留与德政碑在民意真实及德政碑文真实的基础上,有利于防治赃吏,反之则不然。这种三方共同构成的舆论约束背后隐藏着唐代地方考课、任期制及上情下达等制度痕迹及问题。概言之,唐代持续重视官吏犯赃的防治,政府、官吏、民众三方均有所作为,实际效果以官吏内部的自我约束最为薄弱,究其缘由在于官吏群体秉持的“中庸”之道。
颜程龙[6](2020)在《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唐代作为中古时期士族文学的典型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掌握的文化的武器,在参与政治的变革当中,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仕途,进而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心态。本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唐代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当中认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本文在详细考察唐代郎官基本制度基础之上,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士人群体任职郎官的具体活动,以及相关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典型代表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受郎官职任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评判郎官制度对唐代文人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具体影响,并依托郎官制度的演变,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唐代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传播。第一章对唐代郎官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认识郎官“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把握郎官制度在唐代之前与取士制度的关系,分析郎官作为唐王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正副长官的具体职掌,理解“前后行”郎官的高低不一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认识郎官群体“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和“颁令节制”的政务运行机制。同时,尝试运用动态分析认识唐代中后期郎官逐渐明晰的使职化特征及其文人属性。第二章从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入手,分析作为重要中央官僚群体的郎官,其职任和迁转特点,梳理其制授和敕授的历史脉络,探究郎官职任的过渡性、多次性、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探究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要求,以及这种文学素养要求的原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郎官的文学素养,是一个集合儒家经学、吏能之才、人文品格、文辞修养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素养,这是郎官群体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体制因素。此章,着重探讨了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郎官的才具意识,“赤墀”意识,迁转要津的意识,不仅令郎官群体有一种文人的骄傲,同时也促使郎官群体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郎官知制诰所要求的的文学修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起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郎官群体职司活动与文学的关系。郎官作为“清要”之位的中央重要文官群体,在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地位中,其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对文学创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郎官群体在尚书省六部的具体职司当中,与唐代科举、吏部铨选等职司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考功员外郎在初盛唐时期知贡举之权,对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多有改革,加试杂文和帖经,其中杂文含有诗赋,促使了民间对诗赋的重视,营造了唐人诗的氛围。同时,郎官也利用其职务之便,对其时代的文风革新施加影响,对诗风的变化也多有助益。郎官群体在中唐以后经常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尤其是元、白二人的郎官经历与制诰文体的改革,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对研究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开拓了思路。第四章在前三章的梳理之上,分析郎官群体诗歌创作的具体分类。一是由于“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及在尚书省处理政务的特点,在唐王朝重要的中央政务活动当中,郎官创作的诗歌,典型之作乃是应制奉和类型的诗歌。初盛唐时期应制奉和诗歌的流变,离不开郎官诗人的努力,其中以沈、宋和张九龄为代表。但应制奉和诗歌也有变化。初唐时期的应制奉和诗是典型的宫体诗,辞采华丽,诗境促狭;盛唐时期张九龄之后有所变化,加入了气象宏阔、天然壮丽的作品;中晚唐时期由于郎官参政力度的消减,其应制奉和诗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题材狭隘,风格呆板滞重。二是由于郎官作为生活在朝廷左近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其在彼此交往之间,或者与其他文士唱和之间,酬答唱和类型的诗歌屡见不鲜,他们在有所归属的地位中展示着自己风流儒雅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士人责任感意识很强的诗人如做过郎官之位的张籍与元白之间的酬答唱和,实乃继承了现实主义体裁类型的诗歌,同时推动了新乐府诗歌的发展。其唱和之作,不仅促进了中唐时期诗文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郎官诗人的诗歌在士人群体当中的传播。三是郎官由于宿直禁中的特有生活,创作了富有鲜明职务特色的“寓直”类型的诗歌。探讨其寓直诗歌的环境描写、生活描写、心态描写、风格特征,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郎官诗人职任环境和创作心态多有助益。第五章从宏观层面论析唐代郎官制度以及郎官群体对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代郎官诗歌对唐诗意象的丰富,如郎官“上应列宿”的意识,对职任周边事物的意象化描述、对未来人生期望的意象,都对整个唐诗意象的丰富。二是郎官群体的创作对唐代诗歌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对诗风演变的推动,主要是诗歌技艺的磨练和对诗歌风格的引领。三是发掘和提举唐诗创作新人。因郎官在其处理政务的职司时多有知贡举机会,即使不知贡举,其“清要”的社会地位也令这一群体在“通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有对唐代诗歌创作新人的提拔和推荐。无论是职司之内利用科举通榜提拔新人,还是在职司之外利用郎官的声望提携后进,都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后继力量。
张悦[7](2020)在《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是唐代文学繁盛的最突出代表。唐朝建国至五代,不过三百年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成气候,五言、七言齐头并进,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诗风逐渐摆脱浮靡而追求风骨与雅正,唐诗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了其盛世帝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唐人对于自身所处时代是满足而骄傲的,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在诗歌方面,唐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编选同时代人的诗歌集子。这种现象到了元代被称作“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在当时的数量应该是很多的,迄今我们可以考察到的就有一百几十种。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涉猎唐五代的唐诗选本就有三十九种之多,但很多都已经散佚了,难以得见全貌。据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整理辑校,现存唐人选唐诗共十七种。长久以来,在唐诗研究的领域中,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或是出现在唐代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诗选现象,并没有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对象,他们更喜欢从唐以后的诗话和笔记中去寻找线索。自唐以降,历代都不乏唐诗选本,宋、元、明、清都在不同程度上宗唐和崇唐,与之相适应的,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目可观的唐诗选本,体现了各自历史时期文学的特点与倾向。而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子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唐人选唐诗不仅展现了盛世大唐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唐代诗歌审美趣味与诗歌特点,更可以观测出唐人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人选唐诗的溯源和述评,从最早的有关唐人选唐诗的资料入手,追溯唐代唐诗选本的源流与各个选本在唐代的发展和研究。从宏观上梳理选本自唐代出现以来,经过宋、元、明、清、民国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贡献,以及存在的研究不足之处。通过对清代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现状的分析、整理和评述,更加精准地掌握唐人选唐诗的研究现状以及薄弱部分,从而更好地指导接下来的研究。第二部分通过几种重要的唐代唐诗选本梳理唐代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探讨唐诗内部发展演变过程。第三部分研究受关注相对较少的新增的三种唐人选唐诗,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和徐俊先生等在既往编纂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增订而出版的。其中新增三种唐诗选本即《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和《瑶池新咏集》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第四部分通过对几种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诗选本的分析,探究唐人选唐诗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原因及意义。第五部分通过对诗僧这一特殊群体的诗歌收录情况以及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酬和情况进行阐释和分析,探讨唐人选唐诗中收录僧诗的积极意义。第六部分是诗人个案分析。通过对几位唐代着名诗人在唐人选唐诗诸本中的收录情况进行统计,并以诗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仕宦经历相结合进行考察分析,还原诗人的诗歌作品在唐代被接受的真实情况,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张九龄和孟浩然等。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首先,第一次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评述,总结已有取得的成就,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对于前人较少涉猎的女诗人群体及诗僧群体的观照和研究。分别列两章内容进行论述和分析,探寻女诗人和诗僧这两类特殊群体在唐代唐诗选本出现的原因和价值意义,既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体现了唐人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雅正的思想文化审美趣味。
罗浩春[8](2020)在《白居易诗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学界一般将诗序定义为处于诗题后和诗正文前的一段文字,然而这样的划分忽视了从魏晋就开始的题序合一、诗题序化现象以及一些虽没有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等字样而与诗序作用、内容一致的题注,尤其是在对个体诗人的诗序研究时,长题、题注中的“序”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白居易诗序研究》是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题、诗序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诗序及白居易诗序研究概述”。由两汉至唐代,单个“序”字发展为“序体”,再进一步发展为“诗序”,诗序这一文体经历了由简至繁的漫长发展演变历程。本文所说的“诗序”,是指包括长题、题注和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前序文。长题是11字以上的诗题;后两者是诗题与诗作间的一段说明性文字,具体来说,包括诗人在诗题中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序,以及诗人未明确标明诗序字样的内容,也即题注。白居易诗歌中诗序共719篇,数量居唐朝首位,其中长题398篇,题注289篇,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的诗序有32篇。这些诗序有长篇亦有短制,形式不一,题材多样。散落在诗人人生各个时期的题序,很好地记录了诗人的人生经历、仕宦沉浮。白居易诗序创作风格往往随着诗人的仕途沉浮和人生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笔者以白居易仕宦经历的起伏为依据,将诗人诗序创作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追寻仕途时期的诗序,袭官显赫时期的诗序,贬谪外放时期的诗序,自求外任时期的诗序,晚年独善时期的诗序。第二章为“白居易诗序主旨分类”。根据白居易诗序所表现的主旨差别,可将其分为五类:一是酬唱赠答类诗序。这类诗序在写作程式上大多表现为:赠/送/寄+人或是来诗云、同用某字、和某人、用次韵或本韵等;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宴饮唱和,一是日常唱和,还有异时唱和,反映了诗人的社交风向。二是史实载记类诗序。史实记载类主要存在于题注与长题中,其在题注中最明显的标志为“时……”;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记述诗人个人历史,记述社会时代背景,记述生活实事。史实载记类诗序分散在诗人人生的各个时期,对了解诗人的人生轨迹具有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还起一定补史作用。三是咏怀类诗序。诗人在诗序中呈现出的情感抒发方式主要包括因物感怀、因人伤怀、游历有感三种,情感上则分为怀人、感旧、悲己三种情绪,它们展现了对外物的审美与选择以及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四是效体类诗序。这类诗序共展示了对四种已有文学风格的仿效,表现了诗人对仿效对象的认同和追拟,在情感表现上趋向一致。五是杂体类诗序。诗序虽然很难进行名目清晰的划分,但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记创作地点,二是明一篇之旨,三是解题中之意。此类诗序对读者解读诗歌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同时,诗人在总结某一时段诗歌创作地点时常有重复的“差错”现象,这是诗人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分别划分,体现后世留名的思想。第三章为“白居易诗序的特征”。白居易诗序的特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文体特征。诗人一方面极力表现对序体和诗体要求的遵循,即“尊体”;一方面又追求文体间的融合、序体范围的扩大,且诗序凸显的文学成就也表现出诗文本主体位置的挑战,表现“破体”特征。二是语言特征。谏诤语“不识时忌讳”,日常语追求“老妪能解”,诗语中既有诗意的语言表达又有理论建构的论诗语,然白氏语言中词犯文繁的弊病又呈现理论建构的不完善。三是文学特征,体现在时空内蕴、视觉转换和文化承袭三方面。第四章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为了突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和中唐诗人“各竭才智竞求超胜”的创作风气,选取与白居易唱和最为频繁的元稹、刘禹锡诗序与白居易诗序进行比较研究。在元白诗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白居易与元稹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元性与二元性的差别。白氏一路贯彻的现实主义风格,我们称为风格的一元性,对于元稹既关注社会又重视自我感官体验的表现,可称为二元性。这种风格的一元性与二元性区别在二人诗序中体现为:题材选择上,白氏选材注重关注现实,元稹则在关注社会的同时展现尚奇趋新的特征;语言上,白氏以俗为美,元稹雅俗兼具;形式上,白居易以散体诗序为主,元稹则韵散互用。通过划分和对比刘禹锡与白居易不同仕宦时期的诗序,可以发现,刘白不同的生命姿态:前者显示了生命的倔强与斗争,后者在蜕变中彰显了人格的成熟。第五章为“白居易诗序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结合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等分析诗序为白居易大量创作的原因,可以发现,党争迭起、变动不居的政治局势,尚俗趋易、平民风尚的社会风习,古文运动、诗序散文化的文化变革是导致白居易诗歌中序体文化范围扩大,出现大量长题、题注,诗序数量达到高潮的主要原因。其中,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明道、文从字顺、气盛言宜的主张与白居易诗序中提倡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以及辞质而径、直歌其事的理念存在关联性。同时,白居易诗序体现的平易文风与古文运动也相互呼应,诗序形式上的散文化、内容上的充实化、创作本质上的实用性都与古文运动在文学创作上的要求相符合。
张裕涵[9](2020)在《唐代百戏演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百戏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数千年变迁,及至唐时,由分化走向繁荣,演出内容不断增修扩充,举凡俳优、俗乐乐舞、杂技幻术皆被划归其范畴之内,在唐代的文艺娱乐活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唐人的影响跨越阶层,是中国演剧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唐代百戏作为一种“俗”的文艺样式而存在,相关资料并未被系统地辑录梳理,而是散落于两唐书、《全唐诗》《全唐文》、敦煌文书、各类笔记小说以及敦煌壁画、墓葬乐俑等百戏文物之中,这些散见史料是百戏在唐代发展的重要史证。因此,通过对散见文献、文物资料的系统梳理整合,还原唐代百戏演出的整体情貌是本文的研究重心。唐代,是百戏疾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此间百戏在多重外力与内因互相作用下迈向巅峰。本文首先论述唐代百戏繁荣的外部因素,唐代百戏的繁盛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先秦至隋代多朝的繁衍积淀过程。唐时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对百戏的发展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三种因素看似老生常谈,空洞宽泛,实则不然。唐时的社会大背景与它朝相较,在诸多共性之下又极具迥异的时代特色,统治者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市坊制崩溃导致商品经济的兴起、频繁的对外交往——胡乐入华等,皆对百戏的发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推动它向前迈进。继而采用文物与文献相互结合印证的方式,将涉及到唐代百戏内容的近百件墓葬文物(百戏乐俑或壁画)悉数辑录,并结合文献史料将其分门别类为歌舞戏、俳优杂戏类、乐舞类、幻术杂技类等四种类型,并对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进行述评。百戏文物非常具象地还原了唐时踏摇娘、参军戏、乐舞杂技等百戏演出的生动场景,让我们对唐代百戏的演出形态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与了解,如此甚多的百戏文物也印证了唐代百戏演出的繁盛。唐代百戏的社会大环境与演出类型交代清楚之后,再从管理机构、民俗、宗教、观演关系的视角对唐代百戏演出生态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剖析。百戏诸伎作为唐代游艺活动的中流砥柱,除去外部大环境的影响,还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内部构建,官方力量的介入将百戏纳入职能部门的管辖之下,为其提供了相对系统规范的指导,为百戏的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民俗视域下中的婚丧嫁娶、生诞节日以及宗教信仰视域下的迎神赛社、宗教祭祀等与百戏存在着深广交错的因缘,这些绵长悠久的世俗活动共同建构起唐代百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是推进唐代百戏葆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内在动因,唐代百戏与民俗宗教文化熔于一炉的紧密连缀,为后学打开了一扇透视唐代百戏的精神文化之窗。唐代多重繁兴的百戏演出空间与百戏的生产、消费对百戏艺术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也折射出唐代百戏由“贵族化”向“平民化”下移的发展轨迹。总之,上述各个要素皆是勾勒串联起唐代百戏整体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切入,辑录整理相关资料,以期探究唐代百戏在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并厘清其发展脉络。
陈瑜[10](2019)在《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文中研究表明“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唐代商业题材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唐诗史料为文本支撑,围绕商业——商人——士人——诗歌这一主线,系统分析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商业与诗歌间的深层关联,综合呈现多元立体的文学生态,重新定位其在唐代诗歌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缘起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再从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两方面论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考论了关涉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分析和肯定的基础上,亦对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论析;最后根据研究目的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考察范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考察了唐代商业与诗歌的内在联系,对唐代国内商业的发展轨迹予以了动态呈现。本章辐射商业中商业店铺和商业市场两个核心要素,择取最具时代新变和商业特色的代表性内容,以唐诗作品为切入点开展镜像分析,一是以“酒肆”一隅管窥唐代的商业店铺全貌,审视与探讨了诗歌的气质风貌与诗歌意象;二是以“坊市”“夜市”“草市”“花市”为例,对唐代商业市场的发展轨迹予以剖析,并深入挖掘诗中展现的时代特色与社会风尚。通过点面结合地论述,将商业题材诗歌的研究从经济考略纵深到人文视野。第三章聚焦于反映唐代国际商贸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商胡”主题,从诗歌入手考述“商胡”的族属来源及来华路线,探寻“商胡”在华的行动轨迹与聚居之地,展现了唐朝国际贸易兴盛发达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共融的景象。本章还着重对唐诗中的“商胡”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阐述,唐代诗人以局部侧写和全景素描的方式诗意渲染了“商胡”的诡谲体貌,新颖艺术的书写模式有助于唐诗题材、内容和技巧的拓展;对“商胡”重利轻身的冒险精神、慧眼识宝的超凡能力、重义好德的美好品德的多角度观照丰富了“商胡”的立体形象;对乡国梦遥的愁闷“商胡”的形象刻画则以思乡为契合点,通过“同化”体验的建构寻求彼此情感上的“同”以弥补胡汉间文化上的“异”,表现了唐人进步的民族观。唐诗中的“商胡”形象书写蕴含对异质文明的诗意呈现、审美体验、文化反思和历史回溯,视角独特,意蕴丰赡。第四章对唐诗中的“士”“商”关系予以重点阐发,通过深入剖析士商关系的嬗变轨迹和心态成因,论述士人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与情感。综观整个唐代社会,“士”对“商”的非难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根源有四:一是义利观下的“士志于道”与“逐利惟是”的价值取向差异;二是士人视角下的“贾雄农伤”的政治忧思;三是封建伦理家庭观标准下的情感批判;四是官商勾连背景下士不如商的激愤。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涨和身迹相合的心路发展,“士”与“商”的联系日渐加强,二者关系有所缓和与松动,“士”能对“商”的生活处境做出复杂多面的反映,“士”关注到“商”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与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在诗歌中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仕宦类商贾”的感叹中又抒发出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与赞扬。第五章着眼于商业发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第一节总结了商业发展对诗歌艺术风貌的影响,一是创作突破得益于关注重点的变换与文风倾向的转变;二是创作群体中妓女与商人成为新兴创作力量;三是创作体式的选择深受歌诗传唱审美导向的影响;四是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第二节以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为例探讨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作为潮流观察员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唐诗中出现的花卉种植新变,深入剖析了唐代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的时人心态,将这些新兴现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表现内容。第三节以“瑟瑟”的色彩转喻为例探讨外来商品对唐诗语汇的影响。“瑟瑟”是波斯、南诏和西域诸国官方进贡与贸易交流的珍稀商品,随着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广泛应用,逐渐被文人纳入到诗歌语汇之中。唐代诗人自白居易而降,有意识地将“瑟瑟”进行色彩转喻,用以代替“碧”所涵盖的青、绿、蓝等不同层次的颜色,将其转喻为江水碧色、茶末鲜色、衣饰丽色、松竹青色等色相,为诗歌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层次和新鲜个性的艺术境界,更创造性地将其与“猩猩红”对比,形成一对特定的意象组合,固化为诗歌中色彩对仗的修辞格式。唐代外来商品凭借诗人敏锐的审美体验、大胆新奇的意象转喻和生动夸张的艺术表现,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接受广泛。
二、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论文提纲范文)
(1)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发展之关系 ——以六位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团体的形成 |
1.1 科举交游与文学团体的形成 |
1.1.1 科举交游与古文团体的形成 |
1.1.2 科举交游与韩孟诗派的创立 |
1.2 文人入幕与文学团体的形成 |
1.2.1 幕府唱和团体 |
1.2.2 韩愈的幕府时期与两大文学团体 |
1.3 政治交往与文学团体 |
1.3.1 韩、刘、柳三人的交游 |
1.3.2 刘、柳及与永贞革新其他领袖的交游 |
1.4 贬谪寄答与文学团体 |
1.4.1 刘、柳——从政治同僚变为诗友 |
1.4.2 元、白——愈加亲密的诗友 |
1.5 集会游赏与文学团体 |
1.5.1 洛阳诗人群 |
1.5.2 长安交游群 |
第二章 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理论的建立 |
2.1 文人交游与古文理论的形成 |
2.1.1 交游与古文理论的交互影响 |
2.1.2 交游与古文理论的内涵指向 |
2.2 韩孟险怪诗派的交游与诗学理论 |
2.2.1 交游与诗歌理论的传承 |
2.2.2 交游与诗歌理论的发展 |
2.3 元、白交游与新乐府理论和尚俗理论的成型 |
2.3.1 元、白交游与其文学理论的互动 |
2.3.2 新乐府理论由白居易主导元稹附翼 |
2.3.3 尚俗的元和体由白居易主导元稹张扬 |
第三章 中唐文人交游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
3.1 韩、孟交游与险怪诗风的形成 |
3.2 元、白交游与重实尚俗诗风 |
3.3 刘、白交游与闲适诗风 |
第四章 中唐文人交游对文体的影响 |
4.1 韩孟诗派的交游与古体诗 |
4.1.1 古体诗的新风 |
4.1.2 联句诗的高峰 |
4.2 元、白交游与新乐府、排律、制诰 |
4.2.1 新乐府诗创制 |
4.2.2 长、短排律高峰 |
4.2.3 制诰的改革 |
4.3 韩、柳交游与古文 |
4.3.1 韩、柳与政治论文 |
4.3.2 韩、柳与史传文 |
4.3.3 韩、柳与寓言文/杂文 |
4.4 刘、白交游与律诗、民歌体诗歌 |
4.4.1 交游与律诗的写作 |
4.4.2 交游与对民歌体的重视 |
4.4.3 交游与同仁联句 |
第五章 中唐文人交游对文学作品保存与传播的影响 |
5.1 作品的保存 |
5.1.1 唱和集的编纂 |
5.1.2 对友人文学作品的整理 |
5.2 作品的传播 |
5.2.1 关注对方作品传播 |
5.2.2 推动对方作品传播与接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考古发现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唐代西陲”与“边塞诗”的概念界定 |
二、考古发现相关唐代边塞诗的研究现状 |
三、考古发现与唐代边塞诗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空间开拓 |
第一章 考古发现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研究总论 |
第一节 考古发现有关唐代西陲边塞诗 |
一、敦煌文献中的唐代西陲边塞诗 |
二、吐鲁番文献中的唐代西陲边塞诗 |
三、唐代西陲边塞诗相关的考古发现 |
第二节 唐代西陲边塞诗的诗学渊源 |
一、敦煌汉简中的西陲边塞诗 |
二、五凉时期的西陲边塞诗 |
三、南北朝至隋的西陲边塞诗 |
第三节 唐代西陲边塞诗的总体特征 |
一、特殊的时代划分 |
二、浓郁的佛教色彩 |
三、独立的创作轨迹 |
第二章 唐代河西边塞诗:酒泉与凉州 |
第一节 考古发现与酒泉边塞诗 |
一、敦煌文献所载唐蕃战争中的酒泉诗 |
二、《唐佚名诗集》所载归义军治下的酒泉诗 |
三、丝绸之路上的悬泉驿遗址 |
第二节 传世与敦煌文献中的凉州边塞诗 |
一、凉州边塞诗的开端与奠基 |
二、敦煌文献中的高适凉州边塞诗佚作 |
三、中晚唐西陲与中原文士所写凉州边塞诗比较 |
第三节 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与盛唐诗坛 |
一、陇右诸役:麦庄、石堡城与九曲 |
二、勋业千秋:《哥舒翰纪功碑》释读 |
三、良将情怀:哥舒翰与盛唐诗歌 |
四、幕府才子:高适与哥舒翰 |
五、临危受命:悲壮结局的咏叹 |
六、结语 |
第三章 唐代敦煌边塞诗(上):陷蕃诗 |
第一节 敦煌文献中的陷蕃诗作概况 |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中的僧官陷蕃诗研究 |
一、敦煌陷蕃文人与僧官赠答诗 |
二、敦煌陷蕃僧官的同题诗 |
三、敦煌陷蕃僧官的送别诗 |
第三节 Дx.3871+P.2555 陷蕃组诗再探 |
一、Дx.3871+P.2555 正背面陷蕃组诗的作者及其联系 |
二、Дx.3871+P.2555 正面陷蕃组诗的创作年代再探 |
三、Дx.3871+P.2555 写卷的编纂形态与成集背景 |
第四章 唐代敦煌边塞诗(下):归义军诗 |
第一节 张氏归义军时期悟真的酬答诗作与宗教交往 |
一、《阙题四首》所见张氏政权的三次遣使入京 |
二、赠答诗与悟真使团进贡行为的考察 |
三、唐张关系影响下的赠答诗创作 |
四、悟真使团及其后的唐归宗教交往 |
第二节 纪景组诗《沙洲敦煌二十咏》新探 |
一、《沙洲敦煌二十咏》创作时代考证 |
二、《沙洲敦煌二十咏》政治内涵发微 |
三、《沙洲敦煌二十咏》作者境遇探察 |
四、《沙洲敦煌二十咏》的渊源与创变 |
第三节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僧诗的世俗化倾向 |
一、道真诗歌中的世俗生活 |
二、俗讲僧诗的世俗化表现 |
三、僧人诗歌世俗化的原因 |
第五章 唐代西州边塞诗 |
第一节 唐代前期西州诗歌南朝化风尚 |
一、高昌国至唐前期南朝诗歌在西州的流传 |
二、吐鲁番出土初盛唐诗歌写卷的南朝化倾向 |
三、初盛唐时期西州诗坛南朝化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交河:战争、交通与诗歌的集结地 |
一、战争与交通枢纽 |
二、马料文卷中交河郡腾过人物与岑参诗考论 |
三、《唐佚名诗集》所见晚唐交河景况 |
第六章 唐代安西边塞诗 |
第一节 考古发现与唐诗镜像中的安西四镇 |
一、骆宾王诗中的疏勒、碎叶与从军西域路线考 |
二、元白《缚戎人》与龟兹陷蕃 |
三、敦煌曲子词所见于阗与归义军的交往 |
第二节 敦煌出土诗歌所见中晚唐的焉耆 |
一、《上焉只王诗》的创作年代 |
二、《上焉只王诗》的创作缘由 |
三、《焉耆》诗所见晚唐归义军与高昌回鹘的关系 |
第三节 安西陷落与唐廷联回抗蕃 |
一、西州陷蕃时间考 |
二、安西陷落的历史轨迹 |
三、唐廷的联回抗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唐代边塞诗研究综述 |
作者简历 |
(5)唐代官吏犯赃防治研究 ——以赃罪连坐及舆论约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范围 |
二、研究现状 |
(一)唐代官吏赃罪问题 |
(二)唐代连坐制度研究 |
三、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唐代不同地区赃吏特点 |
第一节 岭南吏风贪渎问题 |
一、岭南赃吏特点及成因 |
二、岭南廉吏作为及成效 |
第二节 江南赃吏特点及成因 |
第三节 关内道及京畿道与剑南道赃吏特点对比 |
一、关内道及京畿道赃吏特点 |
二、与剑南道赃吏特点的对比 |
小结 |
第二章 唐代赃罪连坐制度与实际运行 |
第一节 律法所见唐代官吏赃罪连坐 |
一、举主与被荐举人之间的连带责任 |
二、地方官吏之间的连带责任 |
三、官吏与其家人之间的连带责任 |
第二节 唐代官吏赃罪连坐制度的实际运行 |
一、举主连坐律法与实际的偏差 |
二、同职官赃罪连坐处罚的偏差 |
三、朋党斗争对于官吏赃罪连坐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官吏、民众及政府对官吏犯赃的舆论约束 |
第一节 唐代官厅壁记的劝廉宣传效用 |
一、地方官署厅壁记所见官吏内部对于犯赃的规箴 |
二、官厅壁记在防治赃吏方面的真实成效 |
第二节 唐代地方民众请留官吏的劝廉宣传效用 |
一、唐代民众乞留地方官吏的申奏程序 |
二、帝王与被乞留官员对于民众乞留请求的态度差异 |
三、民众乞留及其中的作伪行为对于防治赃吏的影响 |
第三节 唐代民众与政府联动德政碑的劝廉宣传作用 |
一、唐代民众乞留与德政碑之间的差异 |
二、德政碑作伪情况中的律法与现实偏差 |
三、从一人多德政碑的现象看德政碑的宣传效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郎官的界定及本文的研究对象 |
二、选题依据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四、研究方法和思路 |
第一章 唐代郎官制度及其政治地位 |
1.1 唐代郎官制度的沿革 |
1.1.1 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 |
1.1.2 郎官与选举制度 |
1.2 唐代郎官的职掌与演变 |
1.2.1 唐代郎官的职掌 |
1.2.2 “前后行”郎官秩序的演变 |
1.2.3 唐后期郎官的使职化 |
1.3 唐代郎官的政治地位与行政特色 |
1.3.1 “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 |
1.3.2 “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 |
第二章 唐代郎官职任和迁转的文学素养 |
2.1 郎官职任和迁转情况分析 |
2.1.1 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分析 |
2.1.2 郎官的制授与敕授 |
2.2 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 |
2.2.1 唐代郎官的才具意识 |
2.2.2 唐代郎官的“赤墀”意识 |
2.2.3 唐代郎官乃迁转要津 |
2.3 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 |
2.3.1 唐代制诰中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 |
2.3.2 郎官职任注重文学素养原因分析 |
2.3.3 “尚文”传统与郎官群体的人文品格 |
第三章 唐代郎官的职司与文学活动 |
3.1 郎官与科举 |
3.1.1 初盛唐郎官知贡举与进士科改革 |
3.1.2 初盛唐郎官知贡举与文学风气 |
3.1.3 中晚唐郎官通榜与进士行卷的盛行 |
3.1.4 中晚唐郎官通榜与文学革新 |
3.2 郎官参与铨选中的文学活动 |
3.2.1 郎官参与考课的文学功底 |
3.2.2 郎官与铨选中的“藻鉴”之能 |
3.2.3 郎官知南选对郎官诗歌的影响 |
3.3 郎官知制诰中的文学 |
3.3.1 郎官知制诰辨析 |
3.3.2 郎官知制诰的文学素养分析 |
3.3.3 元、白郎官经历对制诰文体的改革 |
第四章 唐代郎官活动与诗歌创作 |
4.1 唐代郎官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4.1.1 初唐郎官诗人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4.1.2 盛唐郎官诗人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4.1.3 中晚唐郎官诗人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4.2 郎官的寓直与诗歌创作 |
4.2.1 描写寓直环境 |
4.2.2 描写寓直生活 |
4.2.3 反映寓直心态 |
4.2.4 寓直诗的风格 |
4.3 郎官与赠答唱和诗 |
4.3.1 郎官群体的赠答唱和诗歌探析 |
4.3.2 郎官唱和的典范案例:张籍与元、白等人的唱和 |
4.3.3 郎官群体赠答唱和诗的突出意义 |
第五章 唐代郎官对唐诗的影响 |
5.1 唐代郎官诗对唐诗意象的丰富 |
5.1.1 命归列宿类 |
5.1.2 职任所感类 |
5.1.3 人生期望类 |
5.2 促进唐代诗歌的变化 |
5.2.1 郎官应制诗对诗艺的锻炼 |
5.2.2 重要郎官诗人对诗风的引领 |
5.3 发掘唐诗创作新人 |
5.3.1 职任之内提携唐诗新人 |
5.3.2 职任之外提携唐诗新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唐人选唐诗研究述评 |
第一节 唐代唐诗选本的陆续出现 |
第二节 宋代笔记与诗话中的唐代唐诗选本 |
第三节 元代文人与唐代唐诗选本 |
第四节 明代“唐人选唐诗”研究 |
第五节 清代至1949年间的“唐人选唐诗”研究评述 |
第六节 1949年至2000年的“唐人选唐诗”研究评述 |
第七节 新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评述 |
第二章 唐人选唐诗诸本与唐诗的发展 |
第一节 唐人选唐诗的发展历程 |
一、特殊阅读对象:初唐《翰林学士集》与中唐《御览诗》 |
二、“声律风骨始备”之盛唐气象——殷璠《河岳英灵集》 |
三、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类相感——元结《箧中集》 |
四、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诗特色 |
五、沧海遗珠——唐写本《唐人选唐诗》的重要价值 |
六、慧眼识老杜,广选唐英才——韦庄《又玄集》 |
第二节 “雅正”的基本原则 |
第三节 题材广泛,众体皆备 |
第三章 新增三种唐人选唐诗 |
第一节 《元和三舍人集》 |
一、同题而作,超群异彩——令狐楚出色的边塞诗 |
二、文人团体酬唱合集的现象叙述与意义评定 |
第二节 褚藏言《窦氏联珠集》 |
第三节 蔡省风《瑶池新咏集》 |
第四章 唐人选唐诗中的女诗人诗歌 |
第一节 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代唐诗选本 |
第二节 不同阶层的女诗人 |
一、帝王和女官 |
二、女道士 |
三、文士之妻妾 |
四、倡伎 |
五、女郎 |
六、其他女性 |
第三节 女诗人的诗歌题材 |
一、交友酬赠诗 |
二、闺情诗 |
三、应制宴和诗 |
四、写景咏物诗 |
五、寓言诗 |
六、边塞诗 |
七、感兴诗 |
第四节 女性诗人入选唐人选唐诗的意义与价值 |
一、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女性文化圈的形成 |
二、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参与文学活动的接受和肯定 |
第五章 唐人选唐诗中的僧诗 |
第一节 僧诗的出现与繁荣 |
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僧诗的产生 |
二、僧诗繁荣的原因 |
第二节 僧诗的题材与风格特色 |
一、僧诗的题材 |
二、僧诗的风格特色 |
第三节 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及士僧酬赠诗 |
一、唐代文人与佛教 |
二、唐代文人与僧侣的交往 |
三、唐人选唐诗中的士僧酬赠诗 |
第四节 僧诗的繁盛在唐人选唐诗中的重要意义 |
一、僧诗在中晚唐唐人选唐诗中繁盛的原因 |
二、僧诗在诗歌发展中的贡献及意义 |
第六章 唐人选唐诗与诗人个案研究 |
第一节 唐人选唐诗对李、杜、白诗歌的品评 |
一、壮美飘逸,“嚷出来”的诗歌代表——李白 |
二、仕途偃蹇,沉郁顿挫的“未来的开始”——杜甫 |
三、《又玄集》与《才调集》对白居易的诗歌品评 |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对张九龄的诗歌接受研究 |
一、“九龄文雅” |
二、张九龄未入辛文房《唐才子传》 |
三、唐人选唐诗对张九龄的诗歌收录及品评 |
第三节 唐人选唐诗对孟浩然的诗歌接受 |
一、“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
二、纵情山水 |
三、唐人选唐诗对孟浩然的诗歌收录及品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8)白居易诗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诗序及白居易诗序概述 |
第一节 “序”、序体及诗序的承接 |
一、“序”及序体的概念 |
二、序体与诗序 |
三、诗序概念界说 |
第二节 诗序流变 |
一、两汉诗序 |
二、魏晋诗序 |
三、唐代诗序 |
第三节 白居易诗序概貌 |
一、白居易诗序的宏观把握 |
二、白居易诗序分期 |
第二章 白居易诗序主旨分类 |
第一节 酬唱赠答类 |
一、宴饮唱和 |
二、日常唱和 |
三、异时唱和 |
第二节 史实载记类 |
一、记述个人历史 |
二、记述社会背景 |
三、记述生活实事 |
第三节 咏怀类 |
一、因物感怀 |
二、因人伤怀 |
三、游历抒怀 |
第四节 效体类 |
一、乐府体 |
二、陶潜体 |
三、寓言体 |
四、座右陋室铭体 |
第五节 杂体类 |
一、叙行藏出处 |
二、明一篇之旨 |
三、解题中之意 |
第三章 白居易诗序的特征 |
第一节 白居易诗序的文体特征 |
一、诗序的“尊体” |
二、诗序的“破体” |
第二节 白居易诗序的语言特征 |
一、谏诤语 |
二、日常语 |
三、诗语 |
第三节 白居易诗序的文学特征 |
一、时空内蕴 |
二、视角转换 |
三、文化承袭 |
第四章 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 |
第一节 一元性与二元性:白居易诗序与元稹诗序之比较 |
一、题材:现实性与现实性、趣味性共赏 |
二、语言:以俗为美与雅俗同体 |
三、形式:以散为主与韵散互用 |
第二节 妥协性与斗争性:白居易诗序与刘禹锡诗序之比较 |
一、上升期诗序之比较 |
二、转折期诗序之比较 |
三、低谷期诗序之比较 |
四、晚年回升期诗序之比较 |
第五章 白居易诗序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 |
第一节 白居易诗序兴盛的背景 |
一、政治局势与文人心态的变化 |
二、社会风习与文人创作倾向的变化 |
三、文化变革与文人创作方式的变化 |
第二节 白居易诗序中的诗歌理论主张与古文运动的呼应 |
一、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与文者明道 |
二、辞质而径与文从字顺 |
三、直歌其事与气盛言宜 |
第三节 白居易诗序体现的平易文风与古文运动的呼应 |
一、形式上的散文化 |
二、内容上的充实化 |
三、创作本质的实用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唐代百戏演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一、涉及唐代百戏的综合性研究 |
二、对唐代百戏的专题研究 |
三、对唐代百戏特定形态或分支的研究 |
四、对唐代百戏的考古图像学研究 |
五、对唐代百戏演出场所的研究 |
六、对唐代百戏演出主体及相关管理机构的研究 |
第一章 百戏的沿革与繁荣背景 |
第一节 百戏溯源 |
一、先秦:百戏的发端期 |
二、秦汉:百戏的发展期 |
三、魏晋南北朝:百戏的铺垫期 |
四、隋朝:百戏的过渡期 |
第二节 唐代百戏繁盛背景 |
一、政治开明:百戏兴盛之源泉 |
二、经济繁荣:百戏发展之基石 |
三、文化交流:百戏兴盛之助力 |
第二章 唐代百戏演出类型 |
第一节 歌舞戏类 |
一、踏摇娘 |
二、大面 |
三、傀儡戏 |
第二节 俳优杂戏类 |
一、参军戏的演出形态 |
二、参军戏的社会功能 |
第三节 乐舞类百戏 |
一、唐代乐舞类型 |
二、乐舞文物展现的演出情态 |
第四节 幻术杂技类 |
一、幻术 |
二、杂技 |
第五节 个案研究: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考辩 |
一、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诸说 |
二、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探析 |
第三章 唐代百戏管理机构 |
第一节 初盛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太常寺 |
一、太常寺管理百戏之沿革 |
二、太常寺对百戏的管理 |
第二节 中晚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教坊 |
一、教坊的设立背景 |
二、教坊的建制与构成 |
第三节 教坊的演出形态与演出场合 |
一、教坊四部乐及新制乐舞 |
二、教坊百戏演出场合的迁移 |
第四节 梨园 |
一、梨园的设立与构成 |
二、梨园的演出盛景与衰落 |
第四章 礼俗活动与百戏演出 |
第一节 丧葬仪式与百戏演出 |
一、丧葬用乐制度与官方演出情况 |
二、官方丧仪用乐 |
三、民间丧仪中的百戏演出与禁断 |
四、丧葬百戏的演出功能 |
第二节 婚嫁寿诞中的百戏演出 |
一、婚嫁与百戏 |
二、寿诞与百戏 |
第三节 岁时节日民俗中的百戏演出 |
一、唐代岁时节日 |
二、岁时节日之百戏观演 |
第五章 宗教信仰活动下的百戏演出 |
第一节 混合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一、唐代混合型宗教信仰的特征 |
二、混合型宗教信仰中的百戏活动 |
第二节 制度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一、佛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二、道教、祆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三、制度型宗教信仰对百戏的构建与影响 |
第六章 观演关系 |
第一节 百戏演出场所流变 |
第二节 百戏观演空间 |
一、宗教活动观演空间 |
二、城市商业观演空间 |
三、皇家殿庭及水上观演空间 |
四、军营观演空间 |
第三节 百戏观演活动之运作 |
一、宫廷百戏观演 |
二、营利性的民间百戏演出 |
第四节 百戏观演商业化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文献 |
二、今人着作 |
三、学位论文 |
四、期刊论文 |
附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发表论文 |
致谢 |
(10)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评述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第二章 唐诗中的商业镜像 |
第一节 “笑入胡姬酒肆中”之店铺 |
一、空前兴盛的“酒家楼” |
二、异域风情的“春酒店” |
三、“胡姬当垆”与“青门送别” |
第二节 “花市香飘漠漠尘”之市场 |
一、城邑“坊市”的变迁 |
二、乡村“草市”的繁盛 |
三、专营“花市”的勃兴 |
第三章 唐诗中的“商胡”印记 |
第一节 “商胡”的族属来源 |
一、西域昭武九姓商人 |
二、周边少数民族商人 |
三、其他海外诸国商人 |
第二节 “商胡”的行迹探寻 |
一、“商胡”的北上行迹 |
二、“商胡”的南地留痕 |
第三节 “商胡”的形象书写与文化意蕴 |
一、“商胡”体貌的诗意渲染 |
二、“商胡”品性的多重观照 |
三、“商胡”情感的同化体验 |
四、“商胡”书写的文化意蕴 |
第四章 唐诗中的“士”“商”关系 |
第一节 “士”对“商”的非难 |
一、义利观念下价值取向的批判 |
二、士人视角下贾雄农伤的忧思 |
三、伦理精神下家庭情感的背离 |
四、官商勾连下士不如商的激愤 |
第二节 “士”对“商”的同情 |
一、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的关注 |
二、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的感慨 |
三、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的叹息 |
四、形迹相合的同情之源的剖析 |
第三节 “士”对“商”的羡慕与赞扬 |
一、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 |
二、对“商”爱国热情与诚信经营的赞扬 |
第五章 唐代商业对诗歌的影响 |
第一节 商业发展对诗歌风貌的影响 |
一、诗歌创作的动态演变与特色分析 |
二、创作队伍中孕育出新兴创作力量 |
三、创作体式取决于传唱的审美导向 |
四、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 |
第二节 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以“花卉新变”为例 |
一、花卉诗歌蕴含的时代新变 |
二、花卉诗歌展现的社会生活 |
三、花卉诗歌书写的价值内涵 |
第三节 外来商品对诗歌语汇的影响——以“瑟瑟”诗为例 |
一、“瑟瑟”本源考述 |
二、“瑟瑟”释义辨正 |
三、“瑟瑟”在唐诗中的色彩转喻及意象构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发展之关系 ——以六位文人为中心[D]. 郭怡君. 河北大学, 2021(02)
- [2]考古发现与唐代西陲边塞诗研究[D]. 虞越溪. 浙江大学, 2021
- [3]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D]. 李江才.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2016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池茗,高文韬.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20(02)
- [5]唐代官吏犯赃防治研究 ——以赃罪连坐及舆论约束为中心[D]. 柯增玮. 西北大学, 2020(08)
- [6]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D]. 颜程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7]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D]. 张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白居易诗序研究[D]. 罗浩春.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9]唐代百戏演艺研究[D]. 张裕涵.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10]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D]. 陈瑜.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