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族改称眭族最为适宜（论文文献综述）
孙海燕[1]（2020）在《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周时期,在黄河淮水之间,存在着许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国。本文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比较活跃的十个国家的铜器铭文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十个国家分别是:卫、许、陈、应、胡、郑、蔡、宋、凡、虢,後文简称为中原十国。黄淮间中原十国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铜器铭文的典型代表,是两周铜器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十国的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着显着的变化,这和两周时期的历史演变有着明显的关系。对位於黄淮间的中原十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对了解和探讨这一地区的历史变革状况,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兴衰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文分域研究是当前金文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学界对中原地区金文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进行全面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人所搜集到的铜器国别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对最近几十年来公布的新见铜器进行收录,对国别有异议者进行辨别。如王子婴次炉、京叔盨、京叔盘等器,有学者认为是郑国之器。经本文研究,这几件器并非郑器。王子婴次炉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并非是郑庄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旧以为其为沈国之器,经学者们的研究,“沈子”是“冲子”之义,此器应是凡国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旧研究者多以此器为江国之器,经本文研究,此器应为郑器,是春秋早期郑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补正诸家释文之不足。在校订释文後,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点字词进行校注,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进行研究。前代学者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难点字词,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不便於当代学者的研究。本文将诸家意见进行汇总,比较得失,观其正确与否。如:根据王子扬先生对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对西周凡国铜器进行仔细辨别;综合学者们对沈子它簋铭文的各种意见,重新对其铭文进行句读等。三、对中原十国金文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些疑难问题中,既包括对疑难字词的考释、铜器的断代,也包括对铜器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与中原十国相关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对胡应姬鼎、凡伯怡父鼎、卫夫人鬲、郑子耳鼎、郑宝皿鼎等器的铭文进行研究,并提出己说。如胡应姬鼎旧释为“辞”之字应释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读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国之器;金文中常见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来表示“重复”“重叠”义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义和殷周时代“士”的丧葬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卫夫人鬲中的“卫夫人”应是卫惠公的夫人;郑伯匜中的“郑伯”应是郑武公。在综合研究方面,本文结合新出简帛材料,对许、陈、应、蔡、宋的历史地理中存有异议的地方进行研究,对西周末年郑国的东迁问题提出己见,并对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录的513件铜器铭文的基础上,编纂出《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职官索引和铜器自名索引,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个方面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於本人学识尚浅,行文论述中或有许多不当之处,所提新说亦或有资料不足之缺,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教後学!
黄若然[2]（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研究说明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田文[3]（2019）在《镇远县辽家坳村历史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位于黔东南州镇远县金堡镇的辽家坳村及周边区域,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明以来历史线索极为清晰。笔者在该地进行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村域内的诸多历史文化要素的现状与历史作出了探讨性思考。文章主要内容包括辽家坳各家族的迁入及村落的形成与变迁、农耕生计方式的变迁、典型建筑样式的变迁、清明节祭祖活动的传承与变迁、墓葬习俗的变迁、多神信仰互动下的社会变迁等几项重要内容。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变迁要素的罗列、分析和思考,窥探辽家坳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社会变迁逻辑。绪论部分以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为基础,对涉及辽家坳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类,对相关期刊论文的研究作了综述。主要从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目标及意义等几方面展开。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对辽家坳村落社会的基本概况作了叙述。家族迁入史的研究是历史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内容,自然也是文章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墓碑和文献资料的结合,对当地梁氏、杨氏、王氏、罗氏、潘氏等家族迁入辽家坳的历史作出考证,探讨当地家族迁入的时间节点,得出“至迟在清乾隆年间便已有人在当地居住”的史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家族迁入的原因和特征。当地家族多在“反苗”战争过程中由天柱等地迁来,即顺着?阳河流域从东向西的迁徙。文章在口述史的基础上,对当地地名的来历与变迁和村落的形成也作出探讨,认为地名的形成和变迁以及村落的形成都是家族互动的产物,是历史演化的产物。集市作为生计方式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辽家坳区域内表现得极为明显。集市等因素使得稻耕、玉米种植等在生产过程和工具应用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劳动力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整合。笔者在这一章节中阐明了当地农耕生计方式诸多因素的发展变化序列,认为人口流动、集市与交通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农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进辽家坳区域社会农耕生计方式的变迁。楼居建筑作为人们衣食住行等各种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域适应性的文化要素。文章通过对典型的建筑样式和室内居住空间变迁的叙述,得出“楼居结构的变迁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当地人生活需求改变的结果”的认识。四、五、六三个章节从典型的民俗事项着手,对当地包括“清明祭祖”“指路碑”等在内的文化事项进行探讨,认识到“清明祭祖”从家族凝聚到社会治理的功能转型。指路碑的作用已然不在于“指路”,而是立碑人对于子女平安成长的心理诉求,具有神灵信仰的性质。以葛藤坪梁氏墓地为个案,分析当地的墓葬文化习俗及其变迁,力图从侧面反映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家族互动的历史变迁过程。在多神信仰体系下建构起来的神只信仰体系,成为反映当地社会多元性的一面镜子。指路碑、观音信仰、飞山信仰、土地神信仰及其他诸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和认知理念。通过三个章节不同文化事项的提炼不难看出:辽家坳这种介于汉、苗、侗等多民族文化间的互动的地理空间,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多元文化并存与融合特征的村落社会。文章最后通过对这样的地理空间及相关文化类型进行总结,以求窥探多元文化互动作用的下当地社会的运行逻辑。
张鹏[4]（2018）在《当代美孚方言黎族经济变迁研究 ——基于海南西方村的田野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中,西方村的经济生产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转变。计划经济时期,西方村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集体化生产,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建设了农业水利设施,从而解决了温饱问题;市场经济时期,西方村发展林业、热带经济作物、畜牧养殖,第一产业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修理店、小卖店、个体户等纷纷涌现,特别是打工成为西方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西方村经济生产的发展得益于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得益于市场化改革释放的生产活力;西方村经济交换的重心从“内部”转向“外部”,虽然互惠、再分配等发生在村落内部的传统经济交换形式仍然在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但是外部的市场交换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主要的经济交换形式,并带来了消费结构的改变;西方村的经济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分化为“生产者”、“中间人”和“经济人”三种类型。普通村民作为生产者,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中建立了市场意识、产权意识和技术意识。道公利用自身宗教身份的优势从事土地租赁代理,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经济生产的“中间人”。极少数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顺应形势开展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实现了资本化经营,成为“经济人”;西方村的经济生活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其中不仅包括了形式、内容等物质文化方面的变迁,还包括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变迁。分析西方村经济变迁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制度因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环境因素制约了经济发展,教育因素限制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在这些具体因素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不同时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助推经济变迁的主要因素,教育水平和教育观念的落后则成为制约提升劳动力素质的负面因素;有的因素是双重的,例如农垦制度一方面是村民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源地,一方面则挤占了大量土地资源,造成现今人多地少的局面。西方村经济变迁过程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变迁符合海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变迁的一般规律,二是变迁主要源自外部政策推动,三是变迁体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适应。西方村经济变迁的启示:一是经济发展既需要外源推动也需要内源自觉,二是经济发展需要发挥生产组织的作用,三是经济发展需要重视村落人际关系的重构。针对西方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加强民生工程的监督和落实,二是切实解决村落土地权属纠纷,三是加大金融惠民政策支持,四是引导村民克服经济生产的依赖心理。
罗玉洁[5]（2016）在《族群关系的节日表达 ——以云南省金平县大寨乡汉族“三月三祭龙”节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发展,族群间的交流与联系不断增加,族群与族群关系成为了当代的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重要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云南多民族杂居区的汉人社会为研究对象,以汉族独特的“三月三祭龙”文化事项作为切入点,通过与同一坝区内不同族群的“祭龙”节日的比较,以及对坝子内族群历史的梳理,运用族群边界与族群关系的相关理论,力图呈现出族群关系在节日演化中的表达。“三月三祭龙”节作为边缘地区汉族特有的文化事项,其出现与汉族移民社区的生存竞争有关,即这一节日呈现出的拼接特性,是对大寨坝区早期族群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反映。随着哈尼族作为第三族群加入到这一区域族群关系图式中,汉族与哈尼族之间的关系也因国家政策的导向而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汉族“三月三祭龙”复办动因及呈现出的对哈尼族“祭龙”节日的“效仿”便是对族群地位关系变化的表达。而近年来,汉族“三月三祭龙”节日中对村落共同体和族群性的强化,则体现出了汉族运用这一节日与周边族群及国家“优惠政策”的博弈。族群本身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其所强调的重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大寨坝区的汉族社会在与他族相处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对“三月三祭龙”节呈现出的文化相似性的运用,在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下,努力寻求与其他族群符号上的一致性,建构和谐共处的族群关系。本文通过对族群互动与族群关系的关注,试图为汉人文化在移民社会中呈现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朱语涵[6]（2016）在《《百苗图》中所载乐器及音乐文化事象辨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苗图》是在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抄本总称,属区域民族志。全书共载有82个条目,均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介绍了清代时期贵州民族构成、地理分布及民情风俗,是珍贵的民族画卷。其中载有乐器图像的条目共24条,涉及苗、侗、布依和土家四个民族,包括苗族芦笙、响铃；侗族琵琶、芦笙、木鼓；布依族铜鼓、巴槽；土家族马锣等15件乐器,以及跳月、吃鼓藏、行歌坐月、鼓楼文化、铜鼓文化和土家族傩堂戏六种相关音乐文化事象,是研究清代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资料。但目前学界对《百苗图》中音乐文化研究几乎为空白,仅有的几篇论文,也仅是简要介绍,未有深入探讨,因此,本论文以《<百苗图>抄本汇编》为研究底本,将图中所描绘的乐器作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民俗文化以及当下发展现状,来管窥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变化发展。《百苗图》各抄本的传抄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不同时代的抄绘者由于时代和个人素养的差异误解原作本意,造成错画,亦会随时间的变迁,在原作基础上增添新的时代内容。凭借不同版本的图像和文字,可以看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演化历程,为研究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参考资料。本文将以民族为章节划分标准,以相关支系、乐器和民俗的横纵对比与考证,来展示《百苗图》中所蕴含的音乐文化资料,梳理出清代至今,乐器、民俗在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和发展。
何颖[7]（2015）在《云南漆艺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云南漆艺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其出现时间可追溯到战国中期。至西汉,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云南漆艺迎来了发展繁荣期,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成熟艺术形态。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云南漆艺兼收并蓄,发展从未间断,并在中国漆艺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以云南漆艺为研究对象,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大量田野调查,梳理发展历史,勾勒艺术流变脉络,借用图表演示呈现不同时期的艺术特征,并据此剖析其中的艺术设计思想内蕴和民族文化审美内涵。全文从四个层面对云南漆艺展开研究：1、历史层面,即云南漆艺的发展历史,包括1、2两章,第2章是全文基础,也是本文研究成果之一。文章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以及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得出以下结论：云南漆艺出现于战国中期,西汉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形成滇文化特色。东汉以后,漆器艺术形态单一,但发展稳定。经历了魏晋至唐宋的发展,明代迎来第二个高峰,云南雕漆特色鲜明,入主宫廷。清后开始出现转型,逐渐发展出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地方漆艺,但总体呈现衰微之势。近代以后,少数民族漆艺发展成熟,以彝族、藏族、傣族漆艺为代表的民族漆艺成为云南现代漆艺代表。在本部分中,文章对漆艺发展历史划出分期,并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史料中记载的“滇盾”源自云南,非蜀地首产；第二,明代兴盛一时的云南雕漆发展受到当时业已成熟的木雕工艺影响。2、器物层面,即云南漆艺特征,包括3、4两章。通过对漆器胎骨、器型、纹饰、装饰手法等内容的分析与归纳,总结艺术特征,发掘艺术规律。第3章侧重古代,突出云南古代漆艺艺术发展规律；第4章侧重现代,突出以彝族、藏族、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漆艺艺术特征,通过对现存工艺作坊的调查,强调现代工艺流程。文字阐述与图表演示是此部分的叙述特点。3、文化层面,即云南漆艺的审美设计内涵。第5章是全文的理论组成部分,从分析多元的文化组成入手,着重探讨云南漆艺艺术样态所体现出的设计思想,深入剖析了其中的雅俗、巧拙、文质并举的美学内涵。本章认为：云南漆艺蕴藉着丰富的设计思想,造型设计以实用为先,纹饰设计突出意义象征,色彩设计表现对自然的审美判断。基于此,云南漆艺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方漆艺的美学意蕴：在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上,云南漆艺不循正统,以俗为美；在艺术创造和审美表现上,云南漆艺自然神妙,技拙意巧；在艺术内容与表现形式上,云南漆艺呈现适均之貌,文质相宜。4、现实层面,即云南漆艺的发展定位。第6章紧扣现实,讨论云南漆艺发展的现代性问题。总结漆艺作为艺术活动所具有的规律,分析造成其瓶颈发展的原因,在重新审视发展价值的基础上,给云南漆艺做出定位。本章认为,漆艺作为一种造物活动,由世界、创作者、使用者和作品四要素组成,四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影响漆艺发展的根本。现代漆艺发展可定位为产业发展和艺术发展两种形态,云南漆艺应以少数民族漆艺发展为主,以纯艺术漆艺发展为辅。通过对云南漆艺的全面研究,在以上四个层面逐层阐述的基础上,本论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云南漆艺历史完整,从未出现过断裂发展、停滞不前时期；2、云南漆艺文化源头在蜀文化,随后才受到滇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3、云南漆艺的发展历史与彝族发展历史紧密关联。
张玉[8]（2015）在《神话历史与神圣王权的建构 ——《吕氏春秋》的文化阐释》文中指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论述颇多,然大多独倚传世文献,从《吕氏春秋》的作者、成书年代、性质、语言、思想、结构等角度出发,难以脱离学科本位的影响。本论文则以“四重证据法”（即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活态文化、传世及出土的器物等四种材料研究古代历史的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从《吕氏春秋》所赖以产生的文化生态系统出发,考察先秦神话观念是如何影响《吕氏春秋》的成书以及秦王族又如何利用这些神话观念来为其王权的统治服务的。第一章为序论,在分析《吕氏春秋》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角度、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第二章是神话历史理论概述,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梳理西方史学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历史研究具有两个基本层次及历史存在有着四种表现形态。历史研究具有两个基本层次:“物”与“事”。考古学强调“物”本身的研究,而传统历史学则侧重于对“事”的研究整理。历史存在则有四种表现形态:过去真实客观地发生过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精神观念中的历史和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文本中的历史。其中,“精神观念中的历史”完成了由“客观”的“史料”向带有“主观”色彩的“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文本中的历史”的转变。表现在《吕氏春秋》这个被吕不韦等人研究整理成的文本中,则是其对先秦历史事实的记述往往也加入了编纂者的主观臆想成分。第二部分则在冯友兰提出的中国传统考据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信古、疑古、释古）的基础上,梳理了“释古”的几种证据方法,并认为“四重证据法”用证据所构建出的“事实”与“事件”之间具有两种关系:同一与相似。第三节主要论述神话与历史的区别与联系,认为早期历史中神话与历史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由此也被称为“神话历史”。而神话历史也更多是一种认识论,而不是方法论。第三章为《吕氏春秋》的文本阐释,主要分为八个部分:第一节论述《吕氏春秋》为什么以“春秋”定名并借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认为《吕氏春秋》潜在的“首要读者”为“始皇帝”且《吕氏春秋》主要是一本讲述“帝王之术”的书。第二节则是对《吕氏春秋》文本结构特征的分析,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八览”、“六论”这三个部分分别对应着“天”、“人”、“地”三者,总体上体现出“法天地”的思想倾向。第三节则是对“十二纪”中“五行”思想的考察,认为《吕氏春秋》中对“邹衍”五行思想的改造主要为了突出中央土的独尊地位。第四节则以《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为考察点,认为“十二纪”以“春、夏、秋、冬”这样的时间顺序编排章节,其实质是对“植物”（主要是谷物）生长周期的模仿。与“植物”相似的是,《吕氏春秋》中的“人”也受到了这样的神话思维支配,他们的行为习俗往往呈现出与植物生长周期同步的季节性变化。第五节则以《吕氏春秋》中的丧葬制度为考察对象,发现帝王们的陵墓布局模仿其生前的都邑,而其都邑又模仿天上的建筑。帝王们努力建立自身与上天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第六节则以《吕氏春秋》中的帝王世系为关注点,通过对《吕氏春秋》中表现出的三种不同帝王世系的考察,认为这种同源的帝王谱系为秦的统一提供了广泛的心理认同基础。第七节则将《吕氏春秋》与秦简《日书》相比较,在鉴定两者都是“太阳神话”编码的基础上并比较其差异,说明《吕氏春秋》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方面”的宏大问题。第八节则认为《吕氏春秋》是受神话思维的影响而完成的,其神话思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天象与对物候的模仿。而与早期神话思维完全“自我中心化”不同的是,《吕氏春秋》中的神话思维具有“法天地”的倾向。第四章则从《吕氏春秋》文本的细节入手,讲述秦王族对物的神化。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节以《吕氏春秋》中的“天子”在不同季节佩戴不同颜色的玉器为切入点,进而联系和氏璧、传国玉玺及秦式玉器等,考察秦王族尊崇玉器的深层原因,即“玉”代表着“天”与“神”,代表着掌握了“神授”的政权。第二节则以“昆山之玉”如何被运送到秦王朝的都城为主要关注点,并考察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信息,即在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之前,“玉石信仰”观念是通过哪些途径先统一了中国。第五章则讲述秦王族如何通过自我及社会而完成神化。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节联系《吕氏春秋》中的“天子”称谓,探索皇帝为什么被称为“天子”,以及当时的皇帝“秦始皇”为什么抛弃了祖先的“玄鸟”崇拜而自称为“祖龙”。按照“五德终始说”秦以“水德”取代了周的“火德”;而与“水”相关的最吉祥的神物是龙,由此秦始皇也被称为“祖龙”。第二节则以当代“神话历史”的发生空间即“神庙”与“祠堂”为切入点,考察“历史”衍变为“神话历史”的潜在动因,以此作为古代“神话”发生的“活态文化”参考。具体以陕西、山西两地现存的扶苏“信仰”及其“故事”为考察点,认为民间将历史人物“神化”往往有其潜在的目的,即宣扬“忠”、“孝”等思想,进而为王权的统治服务。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以“四重证据法”即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活态文化、传世及出土的器物等四方面的史料来阐释《吕氏春秋》,以精神观念中的“神话信仰”为主要切入点,多角度地探析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信仰及相关的行为方式,为理解《吕氏春秋》及整个传统文化提供更广泛的背景信息。
薛亚飞[9]（2015）在《《中国文化学》第十五、十六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报告基于译者的翻译实践,实践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学》（覃德清,2015）的第四编“中国民族文化系统”第十五章“中南东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源流”、第十六章“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源流”的英译,文本主要包括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畲族土家族京族高山族文化,西南民族、藏族文化与藏传佛教、彝语支诸民族以及西南其他民族的文化。本篇翻译报告基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结合笔者翻译实践文本,通过具体实例,分析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以及如何运用各种翻译方法进行处理。本报告首先简单介绍了文本来源,文体特征,文本主要内容及翻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根据文本的内容和特征,笔者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探讨其对笔者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继而笔者叙述了如何对文本进行译前分析和准备工作,包括大量介绍中国文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中英文平行文本及字典的查阅和使用。翻译案例分析是本报告的核心章节,笔者着重从词汇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在翻译过程中总结同类词汇如文化负载词、词义空缺词,参照译前搜集的平行文本对所选材料的译文进行修改、对比和分析。最后笔者进行翻译实践总结,总结本次翻译实践的经验及收获,探讨其中的问题和不足。本报告运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分析、总结翻译实践。鉴于原文叙事的文体特征,总体采用直译的方法。针对具体的难点词语和特殊句式如文化负载词、词义空缺词、民族特色词及古文英译可结合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其他多种翻译方法如增译、减译、释义、音译加注释、改编和加注进行灵活翻译。从而让外国读者能够提高对中国多民族的认识,开拓文化视野,促进我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提高文化软实力、国家竞争力、促进世界文化交流,这也是本次翻译实践最具价值之处。
康向荣[10]（2014）在《闽东畲族剪纸研究 ——福湖村和半月里村剪纸习俗的调查与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福建省罗源县霍口畲族乡福湖村和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半月里村的畲族剪纸为研究对象，通过小范围的深入调查，对村庄、民俗与剪纸进行了综合研究，目的是寻找畲族剪纸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并探求剪纸、人和村落三者之间的关系，希望能以个案的方式把畲族剪纸在村落中的活态存在基本梳理清楚。福湖村和半月里村都是典型的畲族聚居村，在传统婚礼、请祖、入宅和三月三等生活和节日习俗中，妇女们穿着手工制作的凤凰装，作为刺绣底样的剪纸俗称“花种”；在信仰习俗中，“手捧莲花，脚穿靴子”的红色人形剪纸，称为“haiyi”，代表仪式对象，有通神通灵的民俗文化功能；在礼仪民俗中，礼花、寿花和引魂幡等，是红白喜事、喜庆寿宴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本文对畲族村落剪纸习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初步的研究。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综述及本文研究的方法、目的和意义。正文开始，第一章首先对畲族概况、福湖村和半月里村村落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等进行介绍；第二章介绍和分析福湖村和半月里村中三种剪纸类型及其文化空间和文化内涵；第三章介绍剪纸的工具材料及制作技艺、传承人及其代表作品、剪纸的流变；第四章分析村落文化现状及剪纸传承；第五章为结语。笔者希望以村落为基本单位，通过对畲族剪纸艺术的调查研究，记录下其在畲族活态的生活和信仰中掌握和使用情况，为记录和传承活态的畲族传统剪纸提供详实可靠的文本。
二、水族改称眭族最为适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水族改称眭族最为适宜（论文提纲范文）
（1）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空间、时间范围和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原十国金文研究现状简述 |
|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上编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汇编与校注 |
| 第一章 卫国 |
| 第一节 卫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卫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25件) |
| 一、(?)伯(?)组 |
| 二、卫侯组 |
| 三、夫人组 |
| 四、其它 |
| 第二章 许国 |
| 第一节 许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许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27件) |
| 第三章 陈国 |
| 第一节 陈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陈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37件) |
| 第四章 应国 |
| 第一节 应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应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81件) |
| 第五章 胡国 |
| 第一节 胡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胡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10件) |
| 第六章 郑国 |
| 第一节 郑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郑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27件) |
| 第七章 蔡国 |
| 第一节 蔡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蔡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131件) |
| 第八章 宋国 |
| 第一节 宋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宋国铜器铭文风格简议 |
| 第三节 宋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30件) |
| 第九章 凡国 |
|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凡国 |
| 第二节 凡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7件) |
| 第十章 虢国 |
| 第一节 虢国具铭铜器情况简介 |
| 第二节 虢国具铭铜器汇编与校注(共139件) |
| 一、虢季组 |
| 二、虢仲组 |
| 三、虢叔组 |
| 四、虢伯组 |
| 五、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01及其附近墓葬所出铜器 |
| 六、虢姜组 |
| 七、城虢组 |
| 八、郑虢组 |
| 下编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相关问题综合研究 |
| 第十一章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胡应姬鼎铭文补释 |
| 第二节 (?)凡伯怡父鼎铭文新释 |
| 第三节 卫夫人鬲人名研究 |
| 第四节 宝皿鼎的中的人名和作器时代讨论 |
| 第五节 商周青铜盉为“水器”说补证 |
| 第六节 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01墓主身份献疑 |
| 第十二章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相关历史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西周末年郑国东迁路线试探 |
| 第二节 西周早期许国历史地理问题补说 |
| 第三节 西周陈国历史地理问题研究 |
| 第四节 西周应国历史地理问题研究 |
| 第五节 西周胡国姓氏问题研究 |
| 第六节 西周蔡国始封地问题考辨 |
| 第七节 西周宋国历史地理问题研究 |
| 第八节 由蔡侯申缶论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现象 |
| 附录 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 |
| 一、卫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卫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卫国金文地名索引 |
| (三)卫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二、许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许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许国金文地名索引 |
| (三)许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许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陈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陈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陈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陈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四)陈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应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应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应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应国金文地名索引 |
| (四)应国金文名物索引 |
| (五)应国金文职官索引 |
| 五、胡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胡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胡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胡国金文名物索引 |
| (四)胡国金文国名索引 |
| (五)胡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六、郑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郑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郑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郑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郑国金文通婚索引 |
| 七、蔡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蔡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蔡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蔡国金文职官索引 |
| (四)蔡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八、宋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宋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宋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三)宋国金文地名索引 |
| (四)宋国金文名物索引 |
| (五)宋国金文职官索引 |
| 九、凡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凡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凡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十、虢国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虢国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虢国金文名物索引 |
| (三)虢国金文铜器自名索引 |
| (四)虢国金文职官名索引 |
| (五)虢国金文地名索引 |
| (六)虢国金文族名索引 |
| (七)虢国金文通婚索引 |
| 引书简称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2）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和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及目的 |
| 第一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概况 |
| 第一节 音乐故事的类型简目 |
| 一、音乐创制类 |
| 二、音乐传承类 |
| 三、音乐表演类 |
| 四、音乐风俗类 |
| 第二节 复合类型的连缀规则 |
| 一、连缀结构的四种形态 |
| 二、连缀形态的逻辑关系 |
| 三、连缀组频和类型属性 |
| 第三节 叙事母题的异类融合 |
| 一、宝物与妙音 |
| 二、禁忌与沉默 |
| 三、乐人与智者 |
| 第四节 故事类型的三维结构 |
| 一、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 |
| 二、212个型式结构 |
| 三、结构的意义 |
| 第二章 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 |
| 第一节 音乐认知:乐感的要素 |
| 一、时空:感官的形式 |
| 二、数字:有限代无限 |
| 三、联觉:五感的相通 |
| 第二节 音乐审美:情感的复调 |
| 一、心象:人化的自然 |
| 二、悲欢:合情的奏听 |
| 三、共鸣:主体间对话 |
| 第三节 音乐伦理:理欲的扬弃 |
| 一、自发:为人欲而音乐 |
| 二、自觉:为社会而音乐 |
| 三、自由:为音乐而音乐 |
| 第四节 音乐信仰:神圣的话语 |
| 一、孕世:乐风贯生息 |
| 二、通天:天道和天意 |
| 三、升仙:乘乐往永生 |
| 第三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音乐创制:多维的融通 |
| 一、创制环境:农耕与游牧 |
| 二、创制人物:乐者无贵贱 |
| 三、创制动机:生存与生活 |
| 四、创制结果:乐归于民众 |
| 第二节 音乐传承:变动的秩序 |
| 一、行业秩序:师徒义与同行利 |
| 二、表演秩序:守正统和翻花样 |
| 三、社会秩序:天下平与美名扬 |
| 第三节 音乐表演:真与善归美 |
| 一、真:以情达意 |
| 二、善:由情生益 |
| 三、美:唯情而已 |
| 第四节 音乐风俗:权力的声麦 |
| 一、认同:权力的话语 |
| 二、权力:歌颂的对象 |
| 三、音乐:至高的权柄 |
| 第四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 |
| 第一节 乐人形象的互文层累 |
| 一、乐人形象的四重阶段 |
| 二、乐人形象的互文叙事 |
| 三、乐人形象的历时层累 |
| 第二节 空间区隔与地方认同 |
| 一、故事类型的分布圈层 |
| 二、故事异文的空间弥散 |
| 三、故事情节的地方想象 |
| 第三节 英雄制乐与族群塑形 |
| 一、族群英雄的分工制乐 |
| 二、族群分界与英雄选择 |
| 三、族群形象的音乐基调 |
| 第四节 口承主体的表演视域 |
| 一、讲述者的性别分界 |
| 二、讲述者的个人阅历 |
| 三、讲述者的地域视角 |
| 第五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转化应用 |
| 第一节 知音名片:故里之争与记忆重构 |
| 一、知音景观的记忆再造 |
| 二、品牌博弈的记忆分据 |
| 三、制衡发展与记忆共建 |
| 第二节 乡愁作曲:齐·宝力高与《苏和的白马》 |
| 一、草原家国:乡愁的过去式 |
| 二、曲式结构:乡愁的现在式 |
| 三、现场互动:乡愁的进行式 |
| 四、传统再造:乡愁的未来式 |
| 第三节 寓教于乐:《伯牙鼓琴》和《月光曲》的教学实践 |
| 一、民与士:课文的来源 |
| 二、古和今:教学的策略 |
| 三、学与乐:问卷的分析 |
| 四、伪与诚:社会的反响 |
| 第四节 行会凝聚:闽西傀儡戏的田公信俗 |
| 一、两派唱腔的田公传说 |
| 二、庙宇戏偶的互文叙事 |
| 三、田公会及行业规约 |
| 四、诞辰仪式与行会共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民间音乐故事类型(212个) |
| 一、音乐创制类(1-4系列) |
| 二、音乐传承类(5-8系列) |
| 三、音乐表演类(9-17系列) |
| 四、音乐风俗类(18-20系列) |
| 附录二 《伯牙鼓琴》和《月光曲》教学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3）镇远县辽家坳村历史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Introduction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田野调查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目标及意义 |
| 第一章 家族的迁入及村落的形成与变迁 |
| 第一节 辽家坳村历史沿革及概况 |
| 一、辽家坳村历史沿革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三、社会人文环境 |
| 四、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辽家坳村各家族的迁入与互动 |
| 一、辽家坳村域内家族的迁入 |
| 二、家族迁入的特征及原因 |
| 三、村域内的家族互动 |
| 第三节 村落的形成与地名的变迁 |
| 一、村落的形成 |
| 二、辽家坳村域内自然寨地名形成与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农耕生计方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稻耕各环节的变迁 |
| 一、稻耕程序中各文化事项的变迁 |
| 二、稻作免耕法的变迁 |
| 第二节 旱地作物种植环节的变迁及功能的转型 |
| 一、玉米种植环节的变迁 |
| 二、玉米种植的政策性引导与转型 |
| 三、土豆等旱地作物功能的变迁 |
| 四、野菜地位的变迁 |
| 第三节 辽家坳村农耕生计方式变迁的原因 |
| 一、人口减少导致耕作主体地位的下降 |
| 二、市场和交通的发展导致耕作主体地位的下降 |
| 三、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
| 小结 |
| 第三章 典型建筑样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典型建筑样式功能的变迁 |
| 一、从高脚楼到平地楼 |
| 二、生活空间下移 |
| 三、腰门功能的双重属性 |
| 四、“美人靠”及宽廊样式的变迁 |
| 第二节 室内空间的变迁 |
| 一、楼居建材、密集程度及室内空间概述 |
| 二、板凳高度的选择及变迁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明节祭祖活动的传承与变迁 |
| 第一节 辽家坳清明节祭祖活动概述 |
| 第二节 祭祖仪式过程的在传承中变迁 |
| 一、传达讯息的方式已经改变 |
| 二、杀猪宰羊祭祖的传统延续 |
| 三、参与成员的扩大化 |
| 四、“挂亲”的组织方式演变 |
| 五、坟山聚餐习惯的传承 |
| 第三节 祭祖活动意义的变迁 |
| 一、从家族人力认同到家族经济认同 |
| 二、从家族治理到社会治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以梁氏墓地为例看当地墓葬习俗的变迁 |
| 第一节 葛藤坪梁氏墓地文化解读 |
| 一、梁氏墓地的分布 |
| 二、梁氏墓地的形制与碑文内容的变迁 |
| 三、对联、纹饰显示的地方社会发展变迁 |
| 第二节 梁氏墓地中诸问题探析 |
| 一、女儿作为孝名的出现 |
| 二、“恩妻”作为“孝名”的出现 |
| 三、中榜信息中女性墓主名讳的书写 |
| 四、“民国四十年”的写法 |
| 第三节 换碑习俗的文化内涵解读 |
| 一、梁氏墓地中关于换碑的记载 |
| 二、换碑习俗在当地的传承 |
| 三、换碑显示的家族互动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神信仰的变迁 |
| 第一节 指路碑刊立及其功能变迁 |
| 一、指路碑概述 |
| 二、历史上指路碑刊立的原因 |
| 三、从木质到石质 |
| 四、从指路功能到功德诉求 |
| 第二节 土地神信仰及其变迁 |
| 一、村域内土地神的置放空间和祭祀时间 |
| 二、土地神信仰的多元化变迁 |
| 三、土地神信仰的再认识 |
| 第三节 飞山信仰、观音及诸神信仰 |
| 一、飞山信仰及其形成 |
| 二、观音及诸神信仰的融合 |
| 三、从“飞山公与观音的关系”看多元文化融合 |
| 小结 |
| 第七章 辽家坳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特征 |
| 一、全面的融合：从物质到精神 |
| 二、势力的角逐：具有“边地属性”的辽家坳区域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辽家坳调查后记 |
（4）当代美孚方言黎族经济变迁研究 ——基于海南西方村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少数民族村落经济变迁研究 |
| (二)黎族经济研究 |
| (三)理论范式 |
| 1.文化变迁理论 |
| 2.现代化理论 |
| 3.市场过渡(转型)理论 |
| 三、研究内容及基本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1.概念释义 |
| 2.“变迁时间”界定 |
| 3.论文章节 |
| (二)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五、田野调查情况 |
| 第一章 西方村美孚方言黎族 |
| 一、黎族历史与文化 |
| (一)族源族称 |
| (二)支系与分布 |
| (三)建制沿革 |
| 二、美孚方言黎族 |
| (一)称谓及由来 |
| (二)体质特征 |
| (三)民族服饰 |
| (四)民风民俗 |
| 三、西方村介绍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人口状况 |
| (三)生计方式 |
| (四)生活状况 |
| (五)教育状况 |
| (六)社区组织 |
| 第二章 经济生产：从“计划”走向“市场” |
| 一、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经济初步发展 |
| (一)黎族传统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 |
| (二)计划经济时期解决了温饱问题 |
| (三)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集体化生产 |
| (四)生产技术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
| (五)水利设施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
| 二、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结构实现调整 |
| (一)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第一产业多元化 |
| 1.发展特色林业谋求长期受益 |
| 2.种植热带经济作物紧跟市场需求 |
| 3.开展畜牧养殖实现多种经营 |
| (二)市场化改革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 |
| 1.学习技术开办修理店 |
| 2.考察市场经营卖肉生意 |
| 3.兼顾家庭开办小卖店 |
| (三)市场化改革催生了打工经济 |
| 1.打工经济的发展历程 |
| 2.打工经济的特点 |
| 3.打工经济的个案调查 |
| 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交换：从“内”走向“外” |
| 一、经济内部交换发挥了整合作用 |
| (一)互惠 |
| 1.分享型的互惠 |
| 2.劳务型的互惠 |
| 3.社交型的互惠 |
| (二)互惠对个体整合的作用 |
| 1.互惠整合了个体的经济资源 |
| 2.互惠维系了个体的情感认同 |
| 3.互惠赢得了个体的道德声望 |
| (三)再分配 |
| 1.禳灾仪式中的再分配 |
| 2.宗族祭祀中的再分配 |
| (四)再分配对群体整合的作用 |
| 1.禳灾仪式再分配整合了家族群体 |
| 2.宗族祭祀再分配整合了同宗群体 |
| 二、经济外部交换改变了消费结构 |
| (一)市场交换增加了生产、生活消费支出 |
| 1.市场交换增加生产投入 |
| 2.市场交换提高了日常生活消费 |
| (二)市场交换丰富了娱乐消费 |
| 1.市场交换带来娱乐消费多样化 |
| 2.市场交换带来时尚消费 |
| (三)市场交换改变了仪式消费方式 |
| 1.传统仪式消费以物为主 |
| 2.现代仪式消费以钱为主 |
| (四)市场交换对消费观念产生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角色：从“生产者”走向“经济人” |
| 一、“生产者”适应了市场体制 |
| (一)市场意识增强 |
| (二)产权意识提高 |
| (三)重视生产技术应用 |
| 二、“中间人”发现了生财之道 |
| (一)道公原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代言人 |
| (二)道公成为土地租赁的代理人 |
| 三、“经济人”实现了价值投资 |
| (一)政治(宗族)背景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便利 |
| (二)合伙人为资本发展提供了帮助 |
| (三)市场历练为投资方向提供了经验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生活：从“传统”走向“现代” |
| 一、衣着服饰在模仿借鉴中变革、传承 |
| (一)衣着方式普通化 |
| (二)文身习俗基本摒弃 |
| (三)黎锦技艺继续传承 |
| 1.传统扎染技艺受到关注 |
| 2.传统织造技艺继续传承 |
| 3.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推动黎锦技艺传承 |
| 二、饮食方式传统与现代结合 |
| (一)饮食结构多样化 |
| 1.饮食仍然以粥和酸菜为主 |
| 2.商品市场为饮食多样化提供了便利 |
| (二)饮食器具现代化 |
| (三)饮食习俗变迁体现的观念变化 |
| 1.聚餐习俗的变化反映出经济观念增强 |
| 2..待客习俗的变化反映出男女地位平等 |
| 3.饮酒习俗的变化反映出集体观念弱化 |
| 三、居住方式以现代建筑为主 |
| (一)传统建筑方式逐渐成为历史 |
| 1.“半船形屋”建筑已经消失 |
| 2.“金字形”屋建筑基本废弃 |
| (二)砖瓦房、楼房成为主要建筑方式 |
| 1.砖瓦房、楼房的建筑结构逐步现代化 |
| 2.茅草房改造工程是砖瓦房建设的政策动力 |
| 3.收入增加是村民自建房屋的经济动力 |
| (三)附属建筑结构变迁中的观念变化 |
| 1.简易粮仓代替传统谷仓反映了生产观念的变化 |
| 2.猪圈和厕所的建设反映了卫生观念的增强 |
| 3.围墙和院门的建设反映了私有观念的增强 |
| 四、交通与通讯方式基本现代化 |
| (一)外部交通环境的改善带来更大便利 |
| (二)内部交通环境的建设仍然需要努力 |
| (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成为生活必备品 |
| 小结 |
| 第六章 西方村经济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因素主导了经济变迁 |
| (一)土地制度改革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
| 1.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
| 2.社会主义改造开启了经济的计划生产 |
|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
| 4.土地流转制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 |
| (二)农垦制度为经济发展带来双重影响 |
| 1.农垦用地挤占了土地资源 |
| 2.农垦生产传播了先进技术 |
| 二、环境因素制约了经济发展 |
| (一)自然生态不利于农业生产 |
| (二)宗族社会限制了对外交往 |
| (三)人口增长过快造成资源匮乏 |
| 三、教育因素限制了劳动力素质提升 |
| (一)教育基础薄弱 |
| (二)学生受教育意识不强 |
| (三)家庭对待子女受教育持放任自流的态度 |
| 小结 |
| 总结与讨论 |
| 一、西方村经济变迁的特征 |
| (一)变迁过程符合海南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变迁的一般规律 |
| (二)变迁过程主要源自外部政策推动 |
| (三)变迁过程体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适应 |
| 二、西方村经济变迁的启示 |
| (一)经济发展既需要外源推动也需要内源自觉 |
| (二)经济发展需要发挥生产组织的作用 |
| (三)经济发展需要重视村落人际关系的重构 |
| 三、西方村经济变迁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民生工程项目的监督和落实 |
| (二)切实解决村落土地权属纠纷 |
| (三)加大金融惠民政策支持力度 |
| (四)引导村民克服经济生产的依赖心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 附录A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录B 调查问卷 |
（5）族群关系的节日表达 ——以云南省金平县大寨乡汉族“三月三祭龙”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国内外族群研究综述 |
| (二) 西南地区汉人社会与“祭龙” |
| (三) 小结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田野概况 |
| 一、大寨乡简介：多族群杂居的山坝 |
| (一) 大寨乡的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划 |
| (二) 民族构成与迁移历史 |
| (三) 居住格局 |
| 二、大寨坝区不同族群的“祭龙”节 |
| (一) 大寨坝区汉族“三月三祭龙”节的现状与节日内涵 |
| (二) 大寨坝区彝族“屋低碑”的内涵与节日过程 |
| (三) 大寨坝区哈尼族“昂玛熬”的内涵与节日过程 |
| 第二章 族群竞争与合作：汉族三月三祭龙的早期建构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三月三祭龙 |
| (一) 背景：庙会 |
| (二) 节日过程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三月三祭龙的节日特征 |
| (一) 节日的社会凝聚性 |
| (二) 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 |
| (三) 节日名称的拼接性 |
| 三、族群的竞争与合作：三月三祭龙的拼接性 |
| (一) 节日建构：早期族群竞争的手段 |
| (二) 节日拼接：权力主导下的族群互动策略 |
| 第三章 族群地位的变化：汉族三月三祭龙节日的复办 |
| 一、复办：“体制下放”之后的汉族三月三祭龙 |
| (一) “与哈尼族一样”：1980年的节日复办 |
| (二) 复办后的“三月三祭龙”节日过程 |
| 二、复办后“三月三祭龙”的特征 |
| (一) 时间缩短,内容简化 |
| (二) 较强的社会治理 |
| (三) 强调“三月三祭龙”的象征意义 |
| 三、族群地位变化下的“认同”表达：节日形式上的效仿 |
| (一) 族群地位的变化过程 |
| (二) “认同”表达：“三月三祭龙”节日的效仿 |
| 第四章 族群博弈：汉族三月三祭龙节日的再生产 |
| 一、节日再生产：大寨村汉族“三月三祭龙”的现状 |
| (一) 前期准备 |
| (二) 节日当天 |
| 二、村落的分化、整合与分隔：三月三祭龙的文化内涵 |
| (一) 龙树的变迁与村落的分化 |
| (二) “团圆饭”：三月三祭龙的社会整合 |
| (二) “队内”与“村外”：三月三祭龙的区隔 |
| 三、族群博弈：节日的村落整合与族性强化 |
| (一) 作为利益共同体身份认同表达的“三月三祭龙” |
| (二) 族性强化：“三月三祭龙”的族群身份表达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大寨坝区彝族“屋低碑”(祭龙)节 |
| 附录二 大寨坝区的哈尼族“昂玛熬”和“咪母突” |
| 附录三 大寨坝区2015年汉族“三月三祭龙”节选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百苗图》中所载乐器及音乐文化事象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百苗图”溯源及版本 |
| 二、释“苗、生苗、熟苗”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苗族乐器考 |
| 第一节 支系概况 |
| 一、黔中南支系 |
| 二、黔东南支系 |
| 第二节 乐器考辨 |
| 一、芦笙 |
| 二、响铃 |
| 三、锣 |
| 第三节 跳月择偶、杀牛祭祖 |
| 一、跳月择偶 |
| 二、吃鼓藏 |
| 第二章 侗族乐器考 |
| 第一节 支系概况 |
| 一、车寨苗 |
| 二、黑楼苗 |
| 第二节 乐器考辨 |
| 一、琵琶 |
| 二、芦笙 |
| 三、木鼓 |
| 第三节 月的浪漫,楼的威严 |
| 一、行歌坐月 |
| 二、鼓楼文化象征 |
| 第三章 布依族、土家族乐器考 |
| 第一节 支系概况 |
| 一、布依族支系概况 |
| 二、土家族支系概况 |
| 第二节 乐器考辨 |
| 一、布依族乐器考辨 |
| 二、土家族乐器考辨 |
| 第三节 鼓声萦绕、歌舞祭神 |
| 一、铜鼓文化考略 |
| 二、土家族傩堂戏 |
| 第四章 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
| 第一节 乐器和民俗变迁 |
| 一、乐器功能的变迁 |
| 二、民俗的变迁 |
| 第二节 变迁缘由 |
| 第三节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现状和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 附录 |
| 一、苗族图像 |
| 二、侗族图像 |
| 三、布依族图像 |
| 四、土家族图像 |
（7）云南漆艺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关键词的厘定——释“漆艺” |
| 1.3.1 “漆艺”之“漆” |
| 1.3.2 “漆艺”之“艺” |
| 1.4 篇章结构与主要观点 |
| 1.5 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
| 第2章 云南漆艺的发展历史 |
| 2.1 云南漆艺发展基础 |
| 2.1.1 自然条件优越 |
| 2.1.2 多元文化形成 |
| 2.1.3 原始艺术丰富 |
| 2.2 战国至两汉时期的云南漆艺 |
| 2.2.1 考古发掘成果 |
| 2.2.2 发展分期 |
| 2.3 魏晋至唐宋时期的云南漆艺 |
| 2.3.1 魏晋南北朝时期 |
| 2.3.2 唐宋时期 |
| 2.4 元明清时期的云南漆艺 |
| 2.4.1 元代 |
| 2.4.2 明代 |
| 2.4.3 清代 |
| 2.5 近现代时期的云南漆艺 |
| 第3章 云南古代漆器的艺术特征 |
| 3.1 制作工艺 |
| 3.1.1 胎骨种类 |
| 3.1.2 制作工序 |
| 3.2 器型种类 |
| 3.2.1 生活器 |
| 3.2.2 兵器 |
| 3.2.3 乐器 |
| 3.2.4 家具 |
| 3.2.5 丧葬器 |
| 3.3 纹样艺术 |
| 3.3.1 纹样类别 |
| 3.3.2 组合形式 |
| 3.4 髹饰技法 |
| 3.4.1 髹涂 |
| 3.4.2 描绘 |
| 3.4.3 填嵌 |
| 3.4.4 雕漆 |
| 3.5 髹饰用色 |
| 第4章 云南现代民族漆器艺术特征 |
| 4.1 云南现代民族漆艺分布情况 |
| 4.1.1 分布情况 |
| 4.1.2 分布特点 |
| 4.2 云南彝族漆器艺术特色 |
| 4.2.1 漆器类型 |
| 4.2.2 胎骨形态 |
| 4.2.3 纹样种类 |
| 4.2.4 组合形式 |
| 4.2.5 髹饰技法 |
| 4.2.6 制作工序 |
| 4.3 云南傣族漆器艺术特色 |
| 4.3.1 竹胎漆器 |
| 4.3.2 木胎和马毛竹胎漆器 |
| 4.4 云南藏族漆器艺术特色 |
| 4.4.1 胎骨及器型种类 |
| 4.4.2 纹样及组合形式 |
| 4.4.3 髹饰技法及用色 |
| 4.4.4 制作工序 |
| 4.5 其他漆艺 |
| 4.5.1 其他少数民族漆艺 |
| 4.5.2 面具中的漆艺 |
| 第5章 云南漆艺的美学阐释 |
| 5.1 云南漆艺的文化艺术渊流 |
| 5.1.1 源：巴蜀漆艺 |
| 5.1.2 流：古滇漆艺、荆楚漆艺、中原漆艺、少数民族漆艺 |
| 5.2 云南漆艺的思想内蕴 |
| 5.2.1 造型设计思想——实用为先 |
| 5.2.2 纹饰象征思想——器以载道 |
| 5.2.3 色彩表征思想——观色悟美 |
| 5.3 云南漆艺的美学表征 |
| 5.3.1 不循正统,以俗为美 |
| 5.3.2 使物自然,技拙而意巧 |
| 5.3.3 适均之貌,重质亦重文 |
| 第6章 云南现代漆艺的发展困境与思考 |
| 6.1 云南现代漆艺发展困境 |
| 6.1.1 漆艺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1.2 云南漆艺在现代发展中的尴尬境地 |
| 6.2 云南现代漆艺的价值重构 |
| 6.2.1 云南漆艺发展规律 |
| 6.2.2 云南漆艺价值的现代审视 |
| 6.3 现代语境中的云南漆艺发展前瞻 |
| 6.3.1 现代漆艺发展的成功案例及启示 |
| 6.3.2 云南现代漆艺的发展定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神话历史与神圣王权的建构 ——《吕氏春秋》的文化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历史与神话 |
| 第一节 物与事: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层次 |
| 第二节 释古与证据法 |
| 第三节 神话历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吕氏春秋》中的神话元素 |
| 第一节 “尊王攘夷”的帝王之书 |
| 第二节 “法天则地”的结构体系 |
| 第三节 “独尊中央”的五行新说 |
| 第四节 “根深蒂固”的农耕记忆 |
| 第五节 “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 |
| 第六节 “愈演愈古”的帝王世系 |
| 第七节 “源远流长”的太阳神话 |
| 第八节 “物我混同”的神话思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物的神化 |
| 第一节 “沟通神人”的玉石信仰 |
| 第二节 “一统华夏”的昆山玉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的神化 |
| 第一节 “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 |
| 第二节 神话历史:在祠堂与神庙之间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9）《中国文化学》第十五、十六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项目来源 |
| 1.2 文本简介 |
| 1.3 文献综述 |
| 2 理论基础 |
| 2.1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
| 2.2 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意义 |
| 3 译前准备 |
| 3.1 语言特点 |
| 3.2 平行文本 |
| 3.3 词典和网上资源 |
| 3.4 团队合作 |
| 4 案例分析 |
| 4.1 文化负载英译 |
| 4.1.1 直译 |
| 4.1.2 意译 |
| 4.1.3 音译加注释 |
| 4.1.4 直译加注释 |
| 4.1.5 音译、直译、意译、注释等多种翻译策略结合使用 |
| 4.2 民族名称的英译 |
| 4.2.1 直译 |
| 4.2.2 音译加中文注释 |
| 4.3 古典书名及古文英译 |
| 4.3.1 音译加注释 |
| 4.3.2 直译 |
| 4.4 难句翻译 |
| 4.4.1 省译 |
| 4.4.2 增译 |
| 4.4.3 拆译 |
| 4.4.4 合译 |
| 4.4.5 重组 |
| 5 总结 |
| 5.1 经验及收获 |
| 5.2 不足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文化学》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后记 |
| 索引 |
| 致谢 |
（10）闽东畲族剪纸研究 ——福湖村和半月里村剪纸习俗的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方法、目的及意义 |
| 三、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闽东畲族村落选择 |
| 第一节 罗源县福湖村 |
| 一、 福湖村村落 |
| 二、 福湖村村落文化 |
| 第二节 霞浦县半月里村 |
| 一、 半月里村村落 |
| 二、 半月里村村落文化 |
| 第二章 畲族剪纸的类型与纹样 |
| 第一节 剪纸类型及其文化空间 |
| 一、 服饰文化中的剪纸 |
| 二、 信仰习俗中的剪纸 |
| 三、 礼仪民俗中的剪纸 |
| 第二节 剪纸纹样 |
| 一、 代表性纹样 |
| 二、 村落习俗剪纸纹样的分类 |
| 第三章 剪纸的制作、传承人与流变 |
| 第一节 材料工具与制作技艺 |
| 第二节 传承人及其代表作品 |
| 一、 服饰习俗剪纸传承人及代表作品 |
| 二、 巫俗礼俗剪纸传承人及代表作品 |
| 第三节 剪纸的流变 |
| 第四章 剪纸与村落文化 |
| 第一节 福湖村和半月里村文化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福湖村和半月里村剪纸传承的问题及思考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水族改称眭族最为适宜（论文参考文献）
- [1]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D]. 孙海燕. 西南大学, 2020(01)
- [2]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镇远县辽家坳村历史文化变迁研究[D]. 田文. 贵州民族大学, 2019(09)
- [4]当代美孚方言黎族经济变迁研究 ——基于海南西方村的田野调查[D]. 张鹏.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5]族群关系的节日表达 ——以云南省金平县大寨乡汉族“三月三祭龙”节为例[D]. 罗玉洁. 云南大学, 2016(02)
- [6]《百苗图》中所载乐器及音乐文化事象辨析[D]. 朱语涵.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6(11)
- [7]云南漆艺史研究[D]. 何颖.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2)
- [8]神话历史与神圣王权的建构 ——《吕氏春秋》的文化阐释[D]. 张玉.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5)
- [9]《中国文化学》第十五、十六章翻译实践报告[D]. 薛亚飞.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10]闽东畲族剪纸研究 ——福湖村和半月里村剪纸习俗的调查与研究[D]. 康向荣. 中央美术学院, 2014(08)